牧场物语贤者之石文章列表:

• 1、欧宁：乌托邦乡愁——社群实验与乡村建设
• 2、猎魂觉醒游戏
• 3、又一高铁通车！现在去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超方便，还限时免门票
• 4、吐蕃权臣录：跨越两个时代的权相——奇功盖世，权半其国
• 5、重读平凡的世界：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

欧宁：乌托邦乡愁——社群实验与乡村建设

2016年，在美国有三本相似题材的新书出版：《乌托邦自驾游：穿越美国最激进思想的公路之旅》（埃里克·雷切）、《此在的天堂：美国乌托邦主义的故事》（克里斯·詹宁斯）和《奥奈达：从自由性爱乌托邦到精致摆设的餐桌》（艾伦·韦兰-史密斯）。在《纽约客》发表的长篇书评中，阿卡什·卡普尔（编者按：印度作家）把它们的同时涌现称为“乌托邦的回归”。与这些新书“热情，甚至赞美”的笔调相比，卡普尔对它们所写的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实验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乌托邦所探索的社会“不可能更美好”。然而，在《金融时报》上评论其他两本新书——《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全民基本收入、开放边界和每周15小时工作制方案》（罗格·布雷格曼）和《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提案》（菲利普·范·帕雷斯与杨尼克·范德波特）——时，他对乌托邦思想作为诊断社会弊病的方式毫无怀疑：“它迫使我们面对现在，至少承认需要一个非常不同的未来。”无论卡普尔的态度如何，“乌托邦的回归”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揭示了当前社会的不满。

自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启动让流动资本可以跨越国界，美国制造业开始向廉价劳动力集中的国家转移，金融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力，它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不仅导致财富高度集中，拉大贫富差距，还因过于放任自由、缺乏监管，先后酿成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政府职能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下进一步收缩，它不仅无力挽救金融危机，也无法让长期停滞的“锈带”复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上政府把公共服务“外包”给市场化的公司的政策，让两个多世纪以来苦心建设的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自动化生产、人工智能对工作机会的剥夺，至今仍未有相应的伦理主张和制度设计来抚平人们的忧虑。对世界霸主角色的执着，为满足军工企业的利益而发动的过多的对外战争，让美国深陷恐怖主义的泥沼，大大降低了社会的安全感；而与崛起中的中国的竞争，更酿成有可能两败俱商的贸易战。特朗普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正从一个全球化的领导者身份向过去的民族主义的撤退。

在这样的时代谈论十九世纪美国乌托邦，无疑也是一种撤退。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用了一个新词“逆托邦”（retrotopia）来描述这种不仅发生在美国同时也发生在欧洲及其它地方的趋势：“各种‘逆托邦’正在从莫尔式的乌托邦的双重否定——被拒绝之后的复活——中出现。前两次人们都是去那尚未诞生、因此尚不存在的未来中寻找人类的幸福，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那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自从托马斯·莫尔在五百年前发明了乌托邦这个词，人们就相信一个更好的社会存在于未来某处；但经历了许多乌托邦实验的失败后，人们否定了乌托邦；当置身于今日世界的混乱不安，人们看不到美好的未来，于是又否定了对乌托邦的否定，选择了回归过去。鲍曼进一步引用德里达的名词来说明，这种回归不是对过去的“重复”（reiteration），而是选优汰劣的“迭代”（iteration）。这意味着，人们有可能对历史上的乌托邦经验进行遴选，剔除一些过于激进暴虐的选项，在美国震教村（Shaker Villages）、新和谐公社（New Harmony）、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奥内达公社（Oneida）这样小范围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历史经验中去芜存精，重新发掘、更新它们对抵御社会危机、重建今日生活的意义。

鲍曼的“逆托邦”概念深刻地概括了此时此刻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倒退——例如因为国家和政权的失效而回到利维坦出现之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因为全球化的弊端而回到民族主义、部落主义、社群主义，因为大国竞争加剧、边界和壁垒的加强而回到冷战，因为“有者”（the haves）与“无者”（the have nots）之间不断扩大化的差距而回到不平等，因为极端的不安全感而回到个人自闭状态，如果有可能，甚至还希望回到类子宫环境，也就是不用与外界发生联系的生命前期体验。这一“逆托邦”概念也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乌托邦议题会在今天卷土重来，为什么有相关新书密集出版。这些新书的作者们不仅研究历史，例如雷切、詹宁斯和韦兰-史密斯对美国社群主义乌托邦运动的回顾；有的还大胆写出新的“迭代”方案，例如布雷格曼、范·帕雷斯与范德波特向欧洲推介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制度。

历史上所有的乌托邦思想无一例外地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其次是设计出替代的方案。在轴心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文明衰败的不满，他希望用“哲人王”的贤人政治来替代失败的民主；老子“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的“小国寡民”社会，庄子“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孟子“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井田制”，均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乱世的建言。尽管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西方的乌托邦概念，也没有西方那样的乌托邦叙事文学的传统，但它一直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有相似的强大论述。比照西方的乌托邦概念，老子、庄子的思想可以称为道家乌托邦主义，孔子、孟子的思想可以称为儒家乌托邦主义。中国最有名的乌托邦文学作品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由逃避秦帝国暴政（“避秦”）的人们建立，是道家乌托邦的完美样本。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可以称为墨家社会主义，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思想代表农家学派，被大卫·格雷伯称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莫尔的《乌托邦》（1515年）写于英国新教开始脱离罗马天主教、圈地运动出现、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十六世纪，他敏感地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时代恶疾，在工业革命前的长夜里开出了第一份诊治方案。自此，幻想地理学、游记、问答录、公有制、平等、教育等等就成了一个新创文学类型的标准配置。乌托邦叙事文学有一长串的书单，有的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成为实践指南。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1623年）提到的博物学机构“所罗门之宫”（Soloman’s House）影响了罗伯特·欧文邀请费城的知识分子到新和谐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创新；蒂耶纳·卡贝（étienne 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1839年）成为他自己在美国创建的一系列伊加利亚社区（Icarian Communities，1848年开始）的蓝本；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年）同时影响了英国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花园城市》（1898年）和晚清中国儒者康有为的乌托邦理论著作《大同书》（1902年）的写作；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0年）影响了费边社的新生活实验；B.F.斯金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年，编者按：又译作《瓦尔登湖第二》）则是弗吉尼亚州双橡社区（Twin Oaks，1967年成立）的行动圣经。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Gilman）的《她乡》（Herland，1915年）是罕见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里面女人国的国民只有名，没有姓，因为她们都是自体繁殖，没有父系来源，这注定了它不能从虚构变成现实。

震教创始人安·李（Mother Ann Lee,1736-1784） ©The Shakers Timeline

十九世纪的震教徒。取自Charles Nordhoff出版于1875年的调查报告The Communistic Socie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Schocken Books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把大量农民赶进了工厂，把英国变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人间地狱”，同时也点燃了这块土地上的乌托邦行动。1774年，曼彻斯特妇女安·李（Ann Lee）不堪忍受英国国教的迫害和恶劣的生存条件，远渡重洋到新大陆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锡安王国，次年在纽约上州建立了第一个震教定居点。欧文是新兴的纺织行业中的翘楚，他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1880年在苏格兰开始了新拉纳克（New Lanark）实验。在遭遇英国保守宗教势力的围剿后，他1824年也转到美国去，在印第安纳州接手德国分离教派和谐教会（Harmony Society，1805年成立）的一块土地，在那里继续他的世俗乌托邦建设。在欧文宣布要用新和谐公社的“新道德世界”冲击美国的国家价值体系时，傅立叶给他寄去了自己的新书《论内部农业协作》（Traité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agricole，1822年出版），毛遂自荐说可以低薪出任新和谐公社的管理者。经历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洗礼的傅立叶，在1808年出版了他的天才著作《四种运动的理论》，此书在今天读来仍能令人脑洞大开，他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力远胜其他乌托邦作家，但在当时少有人知。傅立叶每天中午都在巴黎的小公寓翘首等待，然而没有开明君主或百万富翁前来敲门，他自信自己要建造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1]比欧文的“平行四边形”（Parallelogram）[2]更完美，但他伸给欧文的橄榄枝没有引起重视并遭到了拒绝。令人意料不及的是，在1827年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失败后，傅立叶的思想经由艾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和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助推，在1840年后的美国点起了“弗朗吉”（Phalanx）运动的熊熊烈火，并直接影响了后来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的布鲁克农场（1841年成立）和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的奥内达公社（1848年成立）。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 ©Britannica

欧文在苏格兰创办的新拉纳克聚落，由W.Davidson绘制于1828年 ©The British Library

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计划建造的新和谐公社建筑，被称为“平行四边形”，鸟瞰图由伦敦艺术家F.Bate绘制于1838年 ©Alamy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 ©Alamy

傅立叶设想的乌托邦建筑“法兰斯泰尔”，由巴比松画派艺术家Charles-François Daubign绘制于十九世纪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产物。无论是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率领的“五月花号”移民先驱还是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率领的清教徒移民团体，他们来到北美的蛮荒之地都是为了摆脱英国国教的羁绊，寻找他们的新耶路撒冷，在此地建立“山巅之城”。1776年独立后的美国正是这种长期的乌托邦努力的成果，在立国过程中，宗教上的“第一次大觉醒”（First Great Awakening，1730s-1740s）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等公理教的牧师通过巡回宣教活动猛烈抨击英国社会的道德和政治腐败对殖民地的侵蚀，试图复兴他们的清教徒祖先的信仰。震教徒早期的生存空间也得益于这种信仰奋兴运动的后续影响，但他们从新英格兰地区向中西部的拓展却要等到“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1790s-1840s）才达到高峰。

“第二次大觉醒”起自1790年代，但到1800年著名的“肯塔基奋兴”（Kentucky Revival）才出现澎湃的动能，它在中西部的大型巡回户外宣教营的狂热情度堪比今天的摇滚音乐节，其主要诉求是对基督重临和千禧至福（Millenium）[3]的信仰，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建立人间天国。它在高潮时期导致了完全主义（Perfectionism）的出现，即通过现实修为达至“脱罪”的完全境界（Perfection）、反对加尔文主义有罪论的神学主张，其实践果实的代表便是位于被奋兴派（Revivalist）领袖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称之为“尽燃地区”（Burned-over District）[4]的纽约州的奥内达公社。美国的社群主义乌托邦实验在1840年后的密集爆发，除了出现奥内达这样试验“圣经共产主义”（Bible Communism）的宗教社区，还包括以布鲁克农场为代表的试验傅立叶主义的世俗社区。它们的繁盛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经济危机——“1837年大恐慌”。

布鲁克农场创始人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1802-1880，右一）和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右三）在《纽约论坛报》编辑部。照片摄于布鲁克农场解散后不久 ©U.S.Library of Congress

艺术家Josiah Wolcott笔下的布鲁克农场，1845年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晚年乔治 ·里普利 ©U.S.Library of Congress

这一经济危机是因为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于1833年解散中央银行，导致各州立银行超发纸币贷款，造成西部土地交易泡沫，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土地投机，杰克逊又于1836年签署了《铸币流通令》，在贵金属紧缺、英国控制黄金外流且减少农业进口的情况下，引发了美国棉花市场崩溃、银行信贷枯竭、公司破产、工厂倒闭等一系列连锁反应。“1837年大恐慌”在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致命病毒的同时，也打开了民间自救和另类社会实验的闸口，让各种力量奔涌而出。在一封1840年的信中，一向沉迷于自然、隐居的超验主义者爱默生写道：“我们这儿有点疯狂，产生了无数的社会改良项目，就算不是一个读书人，马甲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创办新社区的草图。”这场经济危机直到1848年旧金山发现金矿，淘金热兴起，才慢慢平复。与爱默生关系密切但他始终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的布鲁克农场因为1846年一场意外的大火而灰飞烟灭，奥内达公社则经历相当长的一段繁荣时期，最后因为“自由性爱”而被“美国历史上最可畏的审查官”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和当地的保守派神职人员围剿，而不得不于1881年解体。而下一波的美国乌托邦浪潮，则要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危机的出现和民权运动的爆发，才以嬉皮公社和回归土地运动的形式再次回到历史舞台。

奥内达公社创始人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1811-1886） ©Syracuse University Library

奥内达公社的社员们，十九世纪 ©Syracuse University Library

奥内达公社的社员们，1870年 ©Syracuse University Library

十九世纪的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为激进的乌托邦实践，震教徒和和谐教徒（Harmonists）的独身主义，奥内达公社的“自由性爱”和“复合婚姻”（Complex Marriage），分别代表了两种相反的两性关系，但最终的结果都是通过否定传统婚姻和家庭来维护财产公有制。在今天看来，这种实践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时之所以能变成现实，一方面有赖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对激进思想的开放与包容，另一方面则依靠宗教信仰的强大聚合作用。从《圣经》文本演绎出来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又译锡安主义）和千禧至福主义（Millennialism）为人们探索人间天堂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精神驱动力，震教徒、和谐教徒和奥内达公社的完全主义者虽然不是犹太人，但他们把自己视为广义上的上帝子民，把自己的聚落视为美国这块土地上的新锡安或新耶路撒冷，他们按照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发明了与世俗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真正的犹太人回归上帝“应许之地”的行动发生在1910年，奥斯曼土耳其的锡安主义者在以色列北部的沼泽地德加尼亚（Degania）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过起了集体生活，并把这种公社命名为“基布兹”（Kibbutz）。从此，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断回到巴勒斯坦，他们购买土地，共同耕作，实行公有制，建立了更多的“基布兹”，令这个运动历百年而不衰。直到2010年，以色列仍有270个基布兹，他们的工厂和农场占以色列工业总产值的9%，价值80亿美元，占其农业产值的40%，价值超过17亿美元。

以上所提到的乌托邦想象或乌托邦实践，大多数都把地理范围设置于孤岛、荒野或乡村地区。中国的道家乌托邦要回归自然和初民社会，儒家乌托邦则要扎根于大一统帝国的财政税收所依赖的广阔农业疆域；莫尔的乌托邦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他之后的乌托邦叙事多数遵循相似的地理定位；震教徒的定居点几乎全是穷乡僻壤，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奋和经济头脑把它们变成了“流奶与蜜之地”；欧文的新拉纳克工厂因为动力来源的依赖必须靠近山野瀑布，新和谐的选址则是因为上一任主人乔治·拉普（George Rapp，和谐教会创始人）已经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了一个收入颇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基地；布鲁克农场和奥内达公社的所在地在他们入驻之前就已经是农场；以色列的基布兹多集中于无主的荒漠和沼泽地或地价便宜的偏远地区。乌托邦需要荒野，因为要把过去清零，一切从头开始；它偏爱孤岛，因为要杜绝外面现实世界的影响；它走向乡村，因为自工业革命以降，乌托邦的努力便是要反工业、逆城市，远离这些“罪恶之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受到托尔斯泰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与他的“白桦派”同仁一起发起新村运动，先后到宫崎县木城町（1918年）和埼玉县毛吕山町（1939年）这两个日本村庄去实验耕读生活，建立无阶级、无压迫、无剥削的平等社区，以世界主义去否定刚刚结束的国族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前辈、十八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哲学家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思想是血脉相通的。安藤昌益坚信人的能量来自稻米，以“直耕”、“互织”的理想农业社会“自然世”去否定战祸频仍的“法世”，其反儒家、顺“转定”（天地）的倾向又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先秦时代农家学派和道家自然主义的影响。比“白桦派”晚出的诗人宫泽贤治也是一个沉醉农业的乌托邦主义者，他的罗须地人协会（Rasuchijin Association，1926年成立）是一个爱农学农、并耕而食的实验社群。这些日本知识分子共享了东亚社会的农本主义和乡土主义的思想资源，为了标识这种由稻作文化孕育的乌托邦思想，我把他们称之为“农托邦主义者”（Agritopianist）。

白桦派同仁，摄于大正八年（1919年），《白桦》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前排坐者右二为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

宫崎县木城町新村成员合影，大正八年（1919年）。后排左六为武者小路实笃 ©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

埼玉县毛吕山町新村成员合影，昭和十四年（1939年）。持斧者为武者小路实笃 ©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

宫泽贤治（1896-1933）在花卷农校讲授地质学，大正十四年（1925年） ©花卷市宫泽贤治纪念馆

宫泽贤治在花卷农校，大正十五年（1926年）。这一年他创办了罗须地人协会，写作了《农民艺术概论纲要》 ©花卷市宫泽贤治纪念馆

安藤昌益（1703-1762）写于江户中期的《自然真营道》稿本，1923年被东京帝国大学收藏，但部分毁于关东大地震 ©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

以现代的目光来看，农托邦主义者身上都带有强烈浓厚的“田园想象”。这种田园想象并非特例，在世界文学史上不可胜数。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罗列了英国文学的例子，指出乡村并非诗人和作家们想象的那样美好，而是充满了苦难；城市也不必然是进步的象征，也有无穷的问题。当现实农村的残酷推至眼前，知识分子便不忍继续自己诗意的凝视，开始自觉地走出文人雅士的小共同体，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救助或改造沉疴遍地的乡土社会，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1922年，泰戈尔在他的家族属地圣迪尼克坦（Santiniketan）附近的苏鲁（Surul）村成立了一所乡村建设学院，由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的英国人李奥纳多·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 Elmhirst）担任院长，后者从美国富有的继承人多萝西·惠特尼（Dorothy Whitney）那里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资助。泰戈尔的目的，是通过与劳动实践紧密结合的实验教育项目，把他的乡人带离贫穷。他在圣迪尼克坦的乡村教育实验，在甘地的加持和推动下，后来帮助形成了印度的基本教育制度。

1924年，埃尔姆赫斯特陪同泰戈尔访问中国，作为后者的英文秘书，他被中国的联络人、诗人徐志摩以中文姓名恩厚之相称。这两位来自印度的乡村建设者除了拜会中国的各类知识精英，还到当时的“模范省”山西去见了当地的主政者阎锡山，有意把印度的经验引入中国。但在中国军阀持续混战的乱世中，这个计划无声无息地搁浅了。1925年，埃尔姆赫斯特和惠特尼结婚，后者买下了英格兰西南部乡村地区的达廷顿庄园（Dartington Hall），决定由埃尔姆赫斯特在此继续与印度相似的工作，他们将之称为“达廷顿实验”（Dartington Experiment）。在对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庄园进行保护性修复后，埃尔姆赫斯特和惠特尼创办了混合杜威的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理论和泰戈尔理念的学校，把大量的国际文化艺术资源带入英格兰农村，同时通过农场的经营激活当地的经济。在印度，埃尔姆赫斯特面对的是一个被作为宗主国的英国进行资源掠夺并倾销工业产品而濒临破产的农业社会；但在英国，他面对的则是高度工业化之后人口空心化的保守乡村绅民（landed gentry）社会，虽然有惠特尼的宏厚财力支持，但推进新实验的难度并不比印度低多少。与当时英国流行的“花园城市”理论把城市乡村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廷顿实验致力于把乡村城市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变当地的乡村地景，而是在工作机会、收入水平、教育和文化资源等方面与城市齐平。

泰戈尔（1861-1941）在圣迪尼克坦给学生讲课 ©Visva Bharati

李奥纳多·埃尔姆赫斯特（Leonard Elmhirst,1893-1974）与泰戈尔在达廷顿庄园，1926年 ©Dartington Hall Trust

多萝西·惠特尼（Dorothy Whitney,1887-1968）在达廷顿庄园劳动 ©Dartington Hall Trust

达廷顿庄园，1930年代 ©Aerofilms

在埃尔姆赫斯和泰戈尔到访之前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就已经在不同地方萌芽。在1911年帝制崩塌之后，各种军事力量开始分权割据，他们的给养不是靠国际借款就是有赖于不同地方的乡绅支持，作为一种交换，军阀与地方乡绅结成军绅政权（The Military-Gentry Coalition），让后者参与所谓的“地方自治”，而对于债权国，则会让渡一部分地方经济或政治利益。在民族工业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这种军绅政权对社会财富的汲取只能下沉到底层的乡村农业，而债权国也会像殖民地宗主国一样，把中国农村变成他们资源掠夺的目的地和倾销工业产品的市场。中国和印度一样，农村地区在二十世纪早期可以说哀鸿遍地。一些从日本、美国和欧洲游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困境，在无力达成政治解决的条件下，开始自发投身于民间社会的改良，零星的努力起于青萍之末，经过历年积累，而终于在1937年中日战争烽起之前衍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高潮。

晏阳初和埃尔姆赫斯都是1893年出生，都是在少年时代就成了基督徒，都曾在美国求学（晏阳初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埃尔姆赫斯在康奈尔大学），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参加海外志愿工作（晏阳初在法国，属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埃尔姆赫斯在印度，属于英国基督教青年会），后来都投身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各自都创办了乡村建设学院（相同的英文名称），都依靠来自美国的资助，但他们却从未相遇。1935年，晏阳初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募得一百万美元的资助；1948年，他成功游说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China Aid Act, Jimmy Yen Provision），规定“在2.75亿美元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10%的额度，用于中国的乡村建设”。他在1926年开始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名义在河北开展的“定县实验”，不仅让当地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识字教育脱盲，通过引入优良品种和组织合作社提高了农业的收入，更改善了每个村庄的公共卫生，提高了村民的政治参与，让草根社会出现了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是以现代民权标准定义的自治，而不是军阀时期所谓的“地方自治”，后者只是乡绅与军阀的权力交易，而无普通农民的参与。相比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巴西的扫盲工作所发展出来的“压迫者教育学”，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所采用的方法更倾向于对农民的温和滋润，而没有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晏阳初（1893-1990）和他的同仁在定县。前排左起：陈筑山，晏阳初，瞿世英；后排左起：陈行可，陈志潜，姚石庵 ©IIRR Archive,Columbia University

晏阳初一家在定县 ©IIRR Archive,Columbia University

定县一所采用传习制教学的平民学校的女学生 ©IIRR Archive,Columbia University

晚年晏阳初 ©IIRR Archive,Columbia University

晏阳初和埃尔姆赫斯相似的早期人生轨迹，似乎揭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某些共性。中华民国时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梁漱溟，履历则与他们极为不同。他一生很少踏出中国（只去过一次日本），被艾恺（编者注：Guy Salvatore Alitto，美国汉学家）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者”，从他投湖殉国的父亲梁济那里继承了忧国伤民的士人气质，不过他父亲殉的是大清崩溃后没有出路的政治中国，而他本人关怀的却是绵续数千年的文化中国。他见证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在不同政权下，他最牵挂的都是农民和他们安身立命的乡土社会。1931年他在军阀韩复渠的支持下，开始在山东展开“邹平实验”，他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统筹改革县政，以“乡学”、“村学”形成行政梯级，实行“政教合一”，以研究和教育培养当地的乡村建设人才，再由这些人才担当农业、经济、文化、地方安保等工作。1938年他在延安曾与毛泽东就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改良与革命的激辩，1953年，他又在北京的公开会议上冒犯毛泽东，批评当时的农村政策。梁漱溟和晏阳初在乡村建设运动的高潮时期有过交集，但在1949年后，他留在大陆，而晏阳初则远走菲律宾去创建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培养农村人才。

梁漱溟（1893-1988，坐者）与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同仁 ©山东梁漱溟村建设研究院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同仁庆祝梁漱溟四秩寿辰合影，1933年 ©山东梁漱溟村建设研究院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对学生进行自行车野外训练 ©山东梁漱溟村建设研究院

晚年梁漱溟。李卫摄于其北京寓所，1986年 ©Li Wei

跨国联结的特点典型地体现在晏阳初和埃尔姆赫斯这两位乡村建设者身上。在1932年至1940年，埃尔姆赫斯曾邀请英国陶艺家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到达廷顿的学校任教，利奇1909年至1920年曾在日本生活工作，是“白桦派”唯一的外籍成员，与武者小路实笃和柳宗悦往来甚密。日本乐烧开启了他对陶艺的兴趣，他的持续创作使他日后成了“英国工作室陶器之父”。1925年，柳宗悦脱离了“白桦派”的新村运动，与滨田庄司等发起了堪与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比拟的日本民艺运动，和利奇的持续交往促成了他们三位1952年在达廷顿的聚会。通过埃尔姆赫斯的中介，日本新村运动、英国达廷顿实验和日本民艺运动不仅在精神上产生了接驳，更出现了神奇的时空交集。在1958年一本非常流行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宣传小册子上，出现了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的草图，还有一行中文标题：“傅立叶主义者在美洲的勃鲁克农场”。而“人民公社”的构思，是青年毛泽东1919年在湖南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的变异，当时他通过作家周作人的译介了解到武者小路实笃和新村运动，于是开始在岳麓山附近的村庄寻觅合适地点，并发表了计划书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当年的新村梦未及实施，到了1958年时时，他重拾旧梦，于是便有了现实版的“人民公社”。就像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援引俄罗斯帝国时代的米尔公社（mir）作为历史依据一样，毛泽东也从他的阅读资源中找到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所谓“起义舍、置米肉”的“大锅饭”灵感，“人民公社”变成了他的经验和想法的大熔炉。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思想不仅在欧洲左派中盛行，也被美国的边缘少数族裔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s）吸纳，更不说它对秘鲁、印度尼西亚、非洲、东南亚、印度与尼泊尔的广泛影响。在毛泽东帮助越南打败了美国的时代，美国本土爆发了大规模的回归土地运动，出现了大量的嬉皮公社，斯图尔特·布兰特（Stewart Brand）创办于1968年的《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成了这一运动的圣经。这不仅是对越战危机的回应，也是对当时过度的消费、能源的衰竭、崩坏的环境、工作机会的减少、不平等的加剧等问题的抗议。这一运动也波及到世界其它地方，在新西兰，出现了《全球目录》的本地版本，人们发出“到荒野去”（Go bush!）的呼喊，到远离都市的山谷原野去创办理想社区；在澳大利亚的宁宾（Nimbin），出现了生态村密集的“彩虹区”；在印度，出现了吸引众多国际成员的阿罗新村（Auroville）；在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占屋运动在哥本哈根诞生了克里斯钦自由城这样的传奇社区，它可以说是约书亚·沃伦（Josiah Warren）1851年在纽约长岛创办的无政府主义社区“现代时间”（Modern Times）的升级版，他们发行像沃伦早期发明的“辛辛那提时分券”（Cincinnati Labor Note）一样的社区货币，拒绝把社区归属于丹麦政府或欧盟。这些社区有的目前仍在保持运转，但很多都变成了旅游目的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浪潮中，它们面对各种困难，但仍保存着社群主义实验的火种。

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历史时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接连崩溃解除了这些国家的铁幕，让流动资本可以长驱直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欠发达国家的激烈城市化，在中国，1992年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出口加工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的暴增让城市不断扩张，不仅把把大量非城市土地纳入新发展计划，更把大量农村劳动力吸入城市，中国农村也出现了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的问题。在2005年前后，温铁军和李昌平等发起了“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接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者的思想和行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这个问题迄今不仅仍未被解决反而出现了新的困境。新乡村建设者到农村去动员农民重组合作社，发明“内置金融”的新方法，帮助农民自投资金池进行自力更生，更因应现实的新情况，把部分焦点转到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身上。他们继承了前辈乡建者的情怀，但在当代条件下，更新了学术工具和工作方法，在不能更改的政治框架下，做了不少政府无暇关注或力不能及的事情，为农村社会的改变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和过去的乡村建设者一样，新乡村建设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帮助更广阔的农村人群，是务实的改良，而不是到农村去建立小众乌托邦，但从谋求一个更好的农村社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们的努力仍可划入乌托邦实践的序列。受到他们的感召，我在2011年也发起了“碧山计划”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尝试以艺术介入和文化建设作为不同的路径。我曾到泰国清迈去访问艺术家里尔克里特·蒂拉凡尼亚（Rirkrit Tiravanija）和卡明·勒猜巴硕（Kamin Lertchaiprasert）的“土地计划”，到日本去访问北川富朗及他创办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后者的节庆主义（Festivalism）在激活空心化的日本农村方面收效非常显著。但面对中国农村的复杂问题，艺术和文化显然还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于是我继而去搜索不同国家和地区更多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从而发展出了一个我称之为“乌托邦田野”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包括了本文提及的各种乌托邦理论和叙事文学的研读，还有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群主义实验和乡村建设实践的田野考察，它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给“碧山计划”提供借鉴，经过近十年的累积，我决定把它变成一个写作计划，最后的工作结果将变成一本书。

回看这些乌托邦文本和实践，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们的精神遗产的话，那就是对平等主义的追求和建设。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美好理念，但它并不意味着要抹平人的基因差异，而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条件平等。对人类平等的追求曾经作为鉴别意识形态分歧的标尺，但实际上它并不反映历史的真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政策曾经造成不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福利建设却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平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曾从四次宗教“大觉醒”的角度来研究美国两百多年来对平等主义的追求，他虽然只注意到各种全国性的大型福音派教团的努力，而忽略了第一、第二次“大觉醒”激活的社群主义乌托邦实验对美国的政治成长和福利制度的贡献，但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研究却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

位于纽约上州的奥内达公社遗址，至今仍住着实行群婚制的公社成员的后代。欧宁摄，2016年 ©Ou Ning

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公社遗址，如今是退休老人的天堂。当年的工人学院如今是一个收藏丰富的乌托邦历史实验的博物馆。欧宁摄，2016年 ©Ou Ning

恩格斯把欧文、傅立叶、圣西门批作“空想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秘密武器，他们的努力只能是改良，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社群乌托邦主义者无法承受革命的代价，他们只是在小尺度的“固定之地”（topos）上循序渐进地建设理想社群，在大社会中发展小社会，在现实世界的肌体内寻找修复和治愈的可能，而不是“废除一个旧国家”、“砸碎一个旧世界”的即时革命。每个乌托邦主义者其实都像欧文一样，幻想自己的改良方案能“从社区到社区，从州到州，从大陆到大陆”广为传播，在最后“覆盖全球”，但只要他们不是通过革命夺权，就无法获得全民政治动员的能力，就不可能颠覆整个世界。这反而为乌托邦的激进危险设置了一个安全阀。我的意外发现是，奥内达公社创始人诺伊斯撰写的《圣经共产主义》一书的首次出版，和中国“太平天国”的创始人洪秀全发布《天朝田亩制度》竟然都在1853年，前者比后者早三年出生，他们都是因为受了《圣经》启发而要实施财产公有制度，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小范围的社群实验，后者则是大规模的革命，让中国损失了上千万的人口，并差点颠覆了当时的大清政权。

事实上欧文的新和谐公社虽然惨败，但他催生了美国最早的公共教育运动和最早的免费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今日美国的公立学校和公立图书馆制度。在他影响下的女性主义者弗朗西斯·赖特(Frances Wright)曾在田纳西州创办了“那索巴”(Nashoba) 社区，以解放黑奴著称，是美国最早的性别和种族平权实践之一。女性平等地位在震教村和奥内达公社的实现程度，让同时代的伊丽莎白·斯坦顿 （Elizabeth Stanton）和苏珊·安东尼（Susan Anthony）这些女权先驱也望尘莫及。布鲁克农场的超验主义知识分子（霍桑除外！），通过合作劳动不仅改造了自己“不事稼樯”的习性，还解放了农民与手工业工人成员的闲暇，让他们也有机会学习文化，进行精神提升，真正做到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破除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线。

位于苏格兰的新拉纳克村遗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文化遗产，如今也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欧宁摄，2017年 ©Ou Ning

埼玉县毛吕山町新村仍有成员在此生活，它刚刚举办了新村运动一百周年的活动。欧宁摄，2019年 ©Ou Ning

在教育平权方面，不得不提晏阳初和陶行知这些中国平民教育者和乡村建设者的成就，他们创造性地把英国十九世纪初期的贝尔—兰卡斯特教学法（Bell-Lancaster Method，又称“导生制”）转化为中国农村扫盲教育的“传习制”和“小先生制”，让年纪小但学习出色的学生教年纪大的农民学生，这种涟漪式的自我教学大大开发了农民的“脑矿”。教育是各种乌托邦实验中最为成功的部分，因为他们深信教育是改造社会最有效的途径，除了晏阳初和陶行知外，欧文在新拉纳克创办的世界第一个幼儿园、威廉·麦克鲁尔（William Maclure）在新和谐公社创办的工人学院（Workingmen’s Institute）、布鲁克农场的实验学校、泰戈尔和埃尔姆赫斯的进步教育探索都为今日的教育学留下了大量值得学习的遗产。在社区经济的经营方面，震教徒、和谐教徒、奥内达公社、约书亚·沃伦、基布兹、达廷顿实验等都曾获得惊人的成就，他们靠的不是外面世界的竞争法则，而是以合作、互助、勤勉、自愿劳动、社群认同感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创造了大量的集体财富，奥内达公社在解体后还转型成为北美最大的餐具品牌集团，一直到今天还在运营。

当然所有乌托邦都有它们的致命缺陷，不然它们也不会一个接一个失败。失败似乎是乌托邦的共同命运，这涉及到它与所要反抗的事物的摩擦程度和力量对比，它所主张的替代方案的可持续性，还有乌托邦实践主导者的个人性格和能量。奥内达公社终结于传统社会强大的反对力量，震教徒和和谐教徒聚落的式微是由于他们坚守的独身主义无法长期维持社区人口；欧文的失败是因为他过于热衷追求理论传播和个人影响力而疏于社区的实务，他仰仗个人财富的投入来运作新和谐公社却不放弃自己的私有产权，结果导致所谓的公有制只是徒具虚名，成员们没有投入股本的风险而变成了坐等分切慈善家免费大蛋糕的懒人，而欧文的专断作风更使社区的秩序一遍混乱。在各种失败中，不可抗力导致的因素也要计算在内，例如布鲁克农场因为它投入巨资和人力建设的“法伦斯泰尔”意外失火，导致债务高筑而解体；中华民国时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在到达高潮的时刻嘎然而止，是社会改良让位于救亡图存的典型例子。

尽管如此，“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根本不值一顾的，”这是今天所有研究乌托邦的著作都必定会引用的一段王尔德的话，“因为它遗漏了一个人性永驻的国度。当人性降临于斯，它便眺望远方，向着更加美好的国度扬帆启航。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王尔德给出的这个理由让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无法去拒绝对乌托邦的回望和远眺。在2000年，大卫·哈维出版了一本著作《希望的空间》，在后冷战时代所谓历史终结、学术话语急遽转向的时刻，他仍然执着地重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试图以新的“成形之火”淬炼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当下现实的批判力。他以生活工作多年的城市巴尔的摩作为解剖样本，涉入了对当代全球化、时空压缩、不平衡的地理发展、“退化乌托邦”（degenerate utopia）、“私托邦”（privatopia）、身体政治等新议题的分析，并毫不掩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欲望，不耻于在一个貌似是自由市场的凯旋时代提出了一个认真、严肃的替代方案。尽管我认为今天对乌托邦的研究应该去意识形态化，应客观面对不同制度对平等主义的追求，不应执着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抗，但当我读到最后，发现哈维真的用传统乌托邦类型文学的形式，写了一篇“埃迪里亚”（Edilia），用来命名他提议的新世界并具体化他的政治替代计划时，我觉得他比大多数自称理智和克制的左派知识分子都显得可爱。

撒切尔夫人的口头禅“别无选择”论（There is no alternative，简称TINA）曾遭到不少激进知分子的抵制。就在两三年前，关于平等主义的最新提案或者说是被“迭代”的旧提案——“全民基本收入”——据说这种想法的先驱是受到傅立叶影响的马克思和比利时律师约瑟夫沙利叶（Joseph Charlier），又被人大胆向这个世界提了出来。布雷格曼、范·帕雷斯与范德波特这三位梦想者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新书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被鲍曼在他的《逆托邦》里大篇幅引用。“逆托邦”，或乌托邦乡愁，表面上是身处现在的人们在回望过去，但只要存在着“迭代”的欲望，所谓对未来的绝望就不会彻底。未来，乌托邦一直以来顽强的指向，总是颠扑不灭的。

注释：

1.法文为Phalanstère，由Phalange（希腊步兵方阵，中文习惯译为“法郎吉”）和Monastère（修道院）两个词合成而来，是傅立叶对他设计的乌托邦社会基本单位“法郎吉”里的主体建筑的命名。

2.欧文邀请英国建筑师托马斯·斯泰德文·维特维尔（Thomas Stedman Whitwell）为新和谐公社设计的主体建筑，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围合布局，后来“平行四边形”就成了欧文式乌托邦社区的代名词。

3.又被译为千年王国，指耶稣在受难后将会重临人间再作王一千年，见《圣经》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至五节。

4.这个词被用来极言信仰奋兴全境覆盖的狂热程度。

猎魂觉醒游戏

猎魂觉醒是一款由网易所打造的3D狩猎题材的魔幻冒险手游，在游戏中，高墙外的荒野中遍布上百种巨兽，甚至巨龙，而幸存的人类龟缩在高墙内，毫无自由可言，玩家将加入专门狩猎这些巨兽的游骑兵组织，和战友合力狩猎，经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史诗冒险，并在战斗中汲取强大的猎魂为己所用。游戏开创了锁链，真视之眼，巨兽弱点，及斩断肢体等动作性开创式玩法，通过其顶尖的画面品质和丰富逼真的场景塑造，让玩家沉浸于游戏为其打造的以中世纪魔幻背景的狩猎世界。另外，在猎魂觉醒手游中没有职业限定玩法，玩家可以在重剑，盾枪，拳套，法杖，弓箭，双剑这6种各具特色的武器中自由选择武器，然后进行自由改造，非常的自由，玩法也非常的多样。
ps：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猎魂觉醒折扣平台，在此版本中，能够以最大得优惠价呈现给广大氪金玩家，给予给出最大得折扣帮助玩家获取游戏资源与装备，无需充值过多就能体验到巅峰状态。

游戏特色

1、超真实3D团队狩猎
打造手机端极致共斗体验，和你的好友一起前往风貌各异的荒野区域，对抗百余种各具特色的巨兽。难度不同的挑战，方便快捷的组队，快和您的好友一起，体验超真实团队狩猎的无穷乐趣。
2、全方位自由战斗
360度自由无锁视角，感受近在咫尺的紧张战斗。重剑，长枪，双剑，拳甲，长弓，法杖，6种武器随意切换，数十种武器盔甲自由打造，你的战斗风格由你自己做主。
3、极致次时代画面
高清次时代游戏画面，真实生态化荒野，打造细致入微的中世纪魔幻世界。从风雪交加的夜望堡，到潮起潮落的落帆港，一草一木，昼夜变换，让你尽享次时代3D画面的震撼体验。
4、创新型战斗机制
合理使用各类武器攻击巨兽肢体，觉醒猎魂之力抓住时机束缚巨兽，一击断肢让巨兽倒地不起。从此刻开始，你才是狩猎场上的主宰。
5、沉浸式游戏世界
感受艾兰特王国的宏大背景，体验作为游骑兵的爱恨情仇。与游戏中的角色培养好感，建立羁绊，成为生死相依的伙伴。捕捉战马，制作美食，探寻秘宝…体验战斗之外的人生百态，感受游戏世界的别样魅力。
下载地址：http://www.ddooo.com/softdown/205929.htm

猎魂觉醒新手攻略

作为一款3D动作狩猎类手游，该怎么玩？相信很多萌新玩家都不知道？也没怎么玩过这一类型的游戏，今天多多小编给大家带来了新手攻略，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1、任务推进
选好职业后正常推进主线任务可到36级。期间要做一个给全身打造30级装备的任务。这个时候推荐玩家打造巨蛙套装。刷几只巨蛙后就做好了，很容易。而且巨蛙装伤害不俗。之后在落帆港会有一个猎捕灰王的支线任务。在这个支线中，我们会遇到一位身着铠甲的骑士，自称要追捕一位名为灰王的诈骗犯。但其实这位骑士才是真正的灰王。牢记这一点就可以成功完成这个任务。

2、资源采集与怨念物
本作中在荒野地图上有四种类型的采集点：分别是紫色与金色的矿石，蜜蜂巢，地上的闪光点与紫色草。紫色与金色的矿石产各种金属材料，用以制造装备与给伙伴升级。其中秘银矿，泰坦陨铁都是游戏中需求量很大的素材。黑曜石，贤者之石是赚金币的好材料，同时后期需求巨大。蜜蜂巢只产蜂蜜与蜂窝，两者在前期基本没用。而40级以后可以通过伙伴派遣轻松获取很多，可以不采。地上的闪光点主要产兽骨和龙骨，巨兽粪便（用来做农场肥料），前期打造初等装备时需要采集，其中以中兽骨需求量最大。40级后可以不采。紫色草必须采，紫色草产薰衣草，灯芯草（制作蜡烛的核心材料。而蜡烛又是刷怨念物的核心材料，因而灯芯草对打造高阶装备的作用巨大），觉醒果实，稀有食材等。
本作中打造后期装备需要各种巨兽的魂石。这个魂石相当于MH系列的怨念物，龙玉。魂石只在挑战难度下才可获得，且爆率低下。前期提升爆率的主要办法就是在出发狩猎前在蜡烛台消耗蜡烛进行祈祷，祈祷后可以在接下来的五场战斗中提高怨念物的爆率，并且获得更多素材。这个爆率提升十分明显，在刷荒漠猛犸魂石时，在不烧蜡烛的条件下，五场狩猎一个魂石都没给，在烧蜡烛之后，2场战斗获得了4个龙魂石。

3、武器属性的选择
初期一定要选纯物理攻击并带暴击的武器，初期属性伤害不明显。50级后我建议主培养冰属性暴击武器，因为本作最后的四大巨龙主宰boss有3只都是弱冰属性。中期的野队翻车王雷霆巨像，青铜傀儡也是弱冰属性的。50级制作武器装备所要刷的主怪荒漠猛犸也是弱冰属性，此怪血量极厚，还会免疫物理伤害，冰属性武器能高效地刷这只怪。
目前最强的四大巨龙主宰，除苍龙外都弱冰属性。

4、套装打造
在玩家40级时，要从凯骨魔套装、雷霆石像套装与人马套装中选择一套来长期培养，直到60级可以制作巨龙套装来替换。考虑到这个阶段玩家野队匹配容易翻车，怪的血量少不容易打出全部位破坏。我最后觉得雷霆石像套装最百搭通用。配合50级武器自带的魂锁充能加速特性，雷霆套装可以迅速恢复玩家的魂锁能量，一场战斗可以放三次锁链来破坏巨兽部位，牵制巨兽行动。同时满足了破坏、牵制、救援队友的需要。

5、装备差怎么办？做料理吃饭
在我们40级左右的时候，巨兽的伤害会大幅上升，而我们的装备会有一段时间的断层，此时就要靠吃饭了。作为一个从MHG玩到MHXX的老猛汉，多年的开荒生涯已经让我习惯了不吃猫饭，直接出击。MH系列的猫饭效果远不及本作中的料理。在刚习得烹饪技能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出加15%攻击的蒸扇贝，或者加500血的XXX（原谅我忘记了那道菜叫什么）。我比较推荐加血的料理，可以在装备跟不上的情况下抗下巨兽的灭团大招，比如雷霆石像的范围雷击，奇美拉的大闪电，赤峰螳螂的三段飞斩。

6、好感度怎么刷？
在50级前，一定要将洛琳，克里斯的好感度刷到250，这样你就可以有足够人手进行伙伴派遣。伙伴派遣相当于MH系列的龙人商人 猎猫派遣，让你不需要打怪就可以获得各种珍稀素材，包括巨兽身上的素材。50级可以进行2队派遣了，每队最多3人，所以此时6个伙伴就够了。过剧情会自动获得伙伴胡林，哈奇，伊迪斯，首冲会获得卫队长阿瑟。再加上克里斯和洛琳，正好6个伙伴。因为有剧情任务自动增加的好感度，所以克里斯和洛琳只要刷一百多点好感度就可以把他们纳入麾下了。之后刷塞莱纳夫人和莱茵哈特王。每获得塞斯纳夫人250点的好感度就可以让阵营商店的贩卖的巨兽魂石（怨念物）降价3%，1000好感度时降价12%。每获得莱茵哈特王250点的好感度可以让你所有阵营的阵营币获得速度增加2%，1000好感度时增速8%。阵营商店买的怨念物优先打造装备，还可以晋升伙伴。晋升伙伴可以大大增加伙伴派遣的收益。
另外哈奇、阿斯绨、卡桑德拉也是要尽早刷好感度的。三个人中哈奇尤为重要，当获得哈奇1000好感时，挖宝获得稀有首饰的概率将大大提升。稀有首饰可以在市场上买上万金币。阿斯绨的好感度主要用来在伙伴派遣中刷银币。游戏中期不少玩家会感觉银币不够，这个时候通过伙伴派遣中的护送任务能一局获得5000银币。配合阿斯绨的20%加成后是7000银币。50级可以排2队，这样就是14000银币了。刷好感度最快捷的办法是钓鱼来获得各种观赏鱼。大家可以在贝尔处花60金币买蚯蚓鱼饵，然后去钓橙色观赏鱼。钓鱼有一个小技巧，当鱼咬钩后，画面上方会有一个滚动条，这个滚动条在最窄的时候才可能钓上来观赏鱼。如果滚动条不是最窄，果断退出钓鱼画面，然后重新钓。这样只会消耗活力与鱼竿耐久，而60金币的鱼饵可以不被消耗。这样就可以钓出各种观赏鱼了。

7、战团贡献
战团任务是获得战团贡献最低效的方法，几乎可以不做。比如这个任务，玩家要打好几只雷霆石像才能凑够素材。实际上通过给战团缴纳食材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战团贡献。农场中种植的蔬菜水果一个就是20贡献。一天玩家可以轻松40 个的蔬菜水果（农场种植2轮获得24个，偷菜12个，伙伴派遣，任务中采集）。这样就可以满足大部分战团要求的每天1000点的贡献了。

技能符文学习方法

1、技能符文系统是游戏中对于玩家技能的一种独有强化手段
2、玩家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符文来调整自己的技能，改变技能的效果从而适应不同作战方式的需求
3、玩家可以在【技能】→【技能符文】界面中查看自己已有的技能符文，并进行更换

4、但是这些技能符文并不是玩家一开始就学会的
5、它们需要玩家从游骑兵前辈或者经验丰富的战士们身上进行学习
6、至于这些前辈是不是愿意教导你，就要看玩家和他们的关系了
7、当玩家和具有武器符文教学的NPC好感度提升到一定阶段后，就可以通过符文学习学会对应的武器符文，并通过符文进阶提升现有武器符文的效果

8、总而言之，就是需要玩家找到想要学习的武器符文对应的符文导师NPC
9、打开【日志】——【人物】，在伙伴界面点击定位标签可自动寻路
10、通过赠送礼物提升好感度，达到一定好感度阶段后就可以从导师处学习新的符文了
11、至于赠送这些导师什么礼物他们最喜欢呢？打开日志，看看他们的喜好信息就知道了
12、同时，记得时刻注意最近关于各种NPC的流言(玩家可以在酒馆的吟游诗人处打听到最新的流言)

游戏亮点

1、游戏中无职业限定，玩家可以在多种武器种中自由选择趁手的武器进行狩猎，同时可以使用狩猎获得的素材打造各式装备
2、玩家还可以掌握独特的真视之眼，观察巨兽的弱点，击破巨兽的肢体，甚至可以和战友合作使用锁链束缚巨龙
3、游戏中也没有枯燥而重复的日常任务，取而代之的是以玩家的个人意志为核心的超自由的狩猎
4、游戏开发了大量的趣味休闲玩法，如寻找宝藏，钓鱼，参加王国举办的骑士角斗大赛等等，带给玩家足够自由的游戏体验

又一高铁通车！现在去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超方便，还限时免门票

神农架云海;©艺风印象/图虫创意

最近铁路基建捷报频传，继6月16日南疆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全线贯通后，6月20日郑渝高铁也宣告全线通车！

郑渝高铁全长1068公里，途经河南、湖北、重庆三省市，贯通后从重庆到郑州，最快只需要4小时23分钟。至于沿线站点，光听名字就已经很吸引人：嵩山少林寺、襄阳古城、神农架原始森林、奉节白帝城、巫山小三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首次通高铁的神农架。今天LP就为你带来鄂西北两大世界遗产——神农架、武当山的攻略，告诉你如何坐着高铁打卡昔日难以抵达的原始森林！

# 神秘鄂西北 #

与浩荡无边的江汉平原相比，埋伏在群山之巅的鄂西北一直是一处神秘的所在。

由Lonely Planet《湖北》指南提供

3106.2米高的神农顶是中国中东部大陆的最高峰，在云梦泽肆虐的大水年代，它可能是唯一的先人乐园，以至于“野人出没”的话题能一度被人们津津乐道。当然，野人的传说早已远去，但在莽莽林海、古木参天的高山深处，金丝猴和各种野兽们依然在山林中享有它们自己的家园。

神农架秋色;©杨翊/图虫创意

重重山峦使得这一区域人居疏散，但它却偏偏引来了八方来客。早在两千年前，秦楚巴豫乃至整片华夏土地上的高人们，就开始在这些云雾缭绕的悬崖山涧里探寻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之道。之后，无数贤者将“道”与“术”传承发展，让武当山不仅被视为道教圣地，也被视为中国武术的根基来源之一。

武当山下玉虚宫;©不会摄影的伪rapper/图虫创意

近年来随着高铁贯通，这一地区的交通状况大有改善。2019年武当山西站正式运营，6月20日通车的郑渝高铁则终结了神农架没有高铁的历史。为了庆祝，当地宣布郑渝高铁开通1个月之内，持车票可免费游览神农架六大景区（即下文介绍的6个景区）！这个时间点可谓绝妙，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月长江沿岸平原即将开启蒸笼模式，但神农架和武当山算得上最好的避暑胜地，即使在8月，大九湖和金顶也清凉宜人。所以，你心动了吗？

神 农 架

名列世界自然遗产的原始森林

神农架原始森林;©Evilbish, CC BY-SA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2016年成为世界自然遗产之前，国人听闻神农架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野人”传说开始的。在这一系列的报告和故事中人们目睹“能直立行走的高级灵长类生物出没”，引发了几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

神农架或许没有野人，但有金丝猴;©宝玉w/图虫创意

神农架提供着整个华中地区最与众不同的小气候和最丰富的自然景观，但事实上，普通游人能游览的区域只是严格挑选出的一部分，保护区的大部分森林是不对游客开放的。好处是成熟的景区都已配备了完好的旅游设施，在你穿梭在这些景点间的公路上，也可以瞥见远处葱葱郁郁的原始森林一角。

神农顶

门票130元，景交车60元

©白色瑰宝,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金字塔般的神农顶高达3106.2米，是大巴山的最高峰，所谓的“华中屋脊”就在这里。从景区入口驰车而入，会依次到达大龙潭、小龙潭、金猴岭、神农营、神农谷、板壁岩、太子垭，每个景点之间都有景交车代步。

神农顶5月杜鹃花盛开;©Z Zzl, CC BY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大龙潭是动物保护科研基地，不对游客开放。小龙潭则是“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生活在这里的都是老、弱、病、残，或被群体驱逐的金丝猴，他们因为失去自我生存能力被巡护人员救助在此。

©foblss/图虫创意

景色秀丽的森林峡谷神农谷，有一条长达5000米的环形栈道在此悬空搭建而成，你可以步行在栈道中，尽享神农架重重绝壁峻岭和无穷无尽的原始森林。完成全程约需要3个小时。

©craigiehill/图虫创意

把整个神农顶景区粗略游览一遍，需要一个白天，如果打算漫步神农谷则最好预留一天。景区班车通常每20分钟一班，在景区内游客可以凭乘车卡多次上下车，但发车频率和时间随季节变化较大，建议当日向景区或司机确认。

大九湖

门票100元，交通车70元

©付小鸢Amber/图虫创意

有着梦幻山水景象的大九湖，在电影《刺客聂隐娘》里是唐人侠客归隐的桃花源，在传说中，是唐中宗李显被贬房州（今房县）时练兵的基地。这片风吹草动的高山牧场，似乎天生就是天高皇帝远、云深不知归的隐秘胜地。

©Z Zzl, CC BY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这里是神农架极其罕见的一块平地，被称为九湖坪，也是华中规模最大的高山湿地。一、二号湖面积较小，通常人们从三号天语湖开始漫步，直到最受欢迎也是面积最大的五号地脉湖。水域间基本都修成了完好的栈道，行走其间，草原渐渐变作隐秘的森林，各种水鸟在湖面上嬉戏，侠隐之地意味十足。

©Z Zzl, CC BY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游览大九湖的所有游客必须在坪阡镇换乘景交车进入，旺季需要在湖边再换乘观光无轨“小火车”游览。去大九湖的景交车都在坪阡镇停靠，如果先游览神农顶则在此换乘，自驾车一律不得驶入大九湖景区，需停靠在坪阡镇换乘景区统一班车进出。

官门山

门票95元

官门山最吸引人的是它建在群山中的几个展馆。山谷沿途上，整面崖壁之上悬挂着众多木制蜂箱，黑压压地装点着石壁，这便是“神农架蜂蜜”的最主要产区。

生物馆;©Fragranceyu/图虫创意

博物馆区称得上庞大。地质博物馆科普了神农架作为世界地质公园的价值，生物馆则把珍稀绿植都精心保存在透明的玻璃器皿之中，珙桐、红豆杉、叉叶蓝、巴东木莲、银杏、崖白菜、白辛树、连香树、巴山冷杉等都让人大开眼界。

官门山的红腹锦鸡;©Fragranceyu/图虫创意

景区门口到博物馆区有电瓶车通行，你也可以沿着溪流旁漂亮的栈道漫步来回。从木鱼镇出发向东南约2公里便可达到景区。打车约20元，但通常会同神农坛和天生桥一起打包游览（300元/车），半天即可。

神农坛

门票55元

©归去来兮484/图虫创意

官门山继续往宜昌方向南下三公里即可到达神农坛。这是国内目前最大的祭祀炎帝神农氏的祭坛，依山就势，气势恢宏，但基本是人工造景，并无太大趣味。坛下有一棵树龄1200多年的铁坚杉，旁边的植物园倒是可做科普学习之用，你能见到珙桐、鹅掌楸、银杏和几十种中药植物的活体。

天燕

门票45元

天燕景区主要得名于燕子垭山口。那里海拔2200米，209国道穿崖而过，崖上松杉吐翠，红桦披锦，有着一望无际的山景。

彩虹桥;©宝玉w/图虫创意

景区修筑了连接燕径与云栈的环行步道，不少路段可以称得上悬崖徒步。走完约需1个半小时。两条路径的连接点是被称为“云天飞渡”的会仙桥，也被称为彩虹桥，它连接了两座山头，是观赏天燕云海和晚霞的绝佳处。

云海和晚霞;©龍视界/图虫创意

虽然天燕的入口在红坪镇旁的209国道上，但真正抵达景区还有十来公里的山路，景区没有班车，你只能包车往来，从木鱼镇往返300元，旺季很容易找到拼车。

天生桥

门票55元

©B52209/图虫创意

号为天生桥，实际是一条蜿蜒曲折，秀丽婉转的峡谷，与神农坛隔着溪水和窄窄的小山。景区里飞瀑自峭壁倾盆而下，溪边野花绿树，兰草幽香。树上挂着一些竹筒，是喂养鸟儿的食物，所以你在这里很有机会遇见神农架多彩斑斓的200多种鸟类。

神农架里的红嘴蓝鹊;©virginia-傅/图虫创意

神农架游览贴士

广阔的神农架林区面积超过三千平方公里，游客聚集的木鱼镇位于西南角，这是因为神农架的两个最重要的景点：最高峰神农顶和大九湖湿地公园都在西南部，你能游览的大部分景点也与木鱼镇接近。

神农架风景区共有六个景点：神农顶、大九湖、天燕红坪、神农坛、官门山和天生桥。每个景点都可以单独买门票，也可以购买神农架景区通票（269元）。单个景点门票当天有效，通票五日内有效。

神农架的游览受季节影响很大，通常来说7、8、9月是旅游旺季，此时不论是镇上还是景区内都班车频繁，出行十分便利。

武 当 山

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遗产

©杨东/图虫创意

武当山是道教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的发迹圣地。自老子的学生尹喜在此修炼开始，就成为人们向往的仙山福地。1994年，这座内涵极其丰富的，与自然天地紧密联系的人类文化宝库，荣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嘿_文兴/图虫创意

- 如何与道人打交道 -

遇见道人，应尊称其为“道长”“师父”等，忌直称为“出家人”“道士”等。对年长坤道，不能称为“大妈”“奶奶”等，同样应称为“道长”“师父”。与道人交谈时，应口称“道长慈悲”或“师父慈悲”再行请教。

©myshiyan/图虫创意

与道人见面常见的行礼方式为拱手礼，两手相抱，左手抱住右手举至胸前，微微低头。不要握手和拥抱，更不要闹出双手合十的笑话。

- 推荐游览路线 -

武当山风景区门票（不含金顶、紫霄）加景交车235元，基本涵盖了武当山的精华古迹。你可以选择留宿在山上。如果住在景区外，二次进山需要再付20元，住在山上则不限制停留时间。

武当山风景区地图，由Lonely Planet《湖北》指南提供

如果只有一天时间，建议一早乘车直奔琼台，坐索道（上行90元）上金顶，之后沿古神道下坡步行至南岩，乘车走马观花地游览南岩宫和紫霄宫后下山。

如果有两天，则可以选择先坐南岩方向的车一路悠闲地游览沿途景点，到南岩时住下；第二天走一段与古人相同的神道，抵达金顶。然后坐索道下山（下行80元）到中观，再乘车下山。

太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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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坡之名，来源于这里被指认是真武太子年幼时修炼的地方。又名“复真观”，整座宫观依山形而设，是武当山唯一打破中轴线对称的建筑，向来被认为是利用自然地形展开建筑的经典之作。

九曲黄河墙;©videobuzzing/Adobe Stock/图虫创意

龙虎殿是道教的第一重殿，大殿前的匾额上写着“云岩初步”四个大字，意为太子武当修真的开始，殿内供奉着明代楠木雕刻的真武像，是武当山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尊真武神像。

©风起869/图虫创意

不要错过殿后的五云楼。一幢让人称奇的“一柱十二梁”式建筑。五云楼高15.8米，是现存武当山最高的木构建筑。它所处的位置正是一个斜坡，施工人员设法将十二根梁枋穿凿在一根主体立柱上，交叉叠搁，计算周密，堪称奇构。

五云楼内部梁架;©健忘的行摄世界/图虫创意

紫霄宫

门票15元

紫霄宫三清阁;©健忘的行摄世界/图虫创意

创建于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是武当山额外收费的两个景点之一，同时也是武当山建筑群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建筑，基本保持了永乐十年（1412年）扩建时的格局和模样。

©Katoosha/Shutterstock

朝拜殿后是武当山最具代表性的大木建筑紫霄殿。重檐歇山顶，为明永乐十年重建后的原貌，也是明代大木结构的珍品，殿内可以看到繁复的斗拱和较为少见的上昂。殿中神龛内供奉着明代御制铜铸鎏金真武圣像，两旁神龛内为真武大帝不同时期的鎏金塑像，皆为稀世珍品。

©健忘的行摄世界/图虫创意

紫霄宫是武当山道教徒诵经礼仪的圣殿，每天早晨六点、晚上五点，道人们都要在此做早晚功课，初一、十五要举行大型道场，拜诰祭天。

南岩-金顶神道

©videobuzzing/Adobe Stock/图虫创意

南岩是景交车的终点。沿山势往上，拐入右边的小道，前行约800米便是武当36岩中最美的南岩了。南岩-金顶神道几百年来无数朝圣者走过，是武当山的精华地段之一。整条神道全长约5公里，正常体力的旅行者一般3小时可以完成，抵达雄伟的紫金城，也就是武当山之巅的金顶了。

金顶

航拍金顶;©张景辉/图虫创意

天柱峰山顶周围的建筑群被称为大岳太和宫。宫城中的亮点，自然是群山之巅的金殿（门票27元），又称金顶。巍然屹立在天柱峰之巅，通体鎏金的金殿在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建成，它的构件在南京铸造完成，经长江入汉水运至均州，以人力攀山越岭，运至1612米的顶峰。按照木结构的榫卯拼接而成，用金片和水银熔炼成的金泥涂在构件接缝上，并用炭火烘烤，使得水银蒸发，只留下纯金。

©Gisling, CC BY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金殿坐西朝东，正中供奉真武大帝。殿内金匾上书“金光妙相”，是清代康熙皇帝的御笔，字迹已经漫漶不清。在这群山之巅，明朝的工匠做到了密不透风，神灯已长明不灭数百年。

实用信息：如何安排高铁之旅

神农架站位于林区东部的新华镇，距离木鱼镇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可在站台旁的综合客运枢纽乘车直达木鱼景区。

武当山西站每天有多班发往武汉汉口的过路车，沿途停靠丹江口、襄阳、随州等地。站前有班车直达武当山景区。

从武当山西站暂时没有直达神农架站的高铁，但很方便去襄阳周转。襄阳古城本身也值得停留，古城墙是国内保留最完好、最值得观赏的明清城墙之一，文博爱好者不可错过昭明台（襄阳博物馆），位于襄城区的卫东机械厂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取景地，也是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你去过神秘的鄂西北吗？

打算何时踏上旅途，

坐高铁去一次呢？

快来评论区说说吧~

吐蕃权臣录：跨越两个时代的权相——奇功盖世，权半其国

本系列前两篇：

《吐蕃权臣录：如何跟有能力的领导混，禄东赞来告诉你答案》

《吐蕃权臣录：禄东赞父子专权时期，对吐蕃王朝政治、军事的贡献》

按时间来说顺序来说，琼保·邦色才是吐蕃第一代权相，但禄东赞及二子对吐蕃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不得不写在前面聊表敬意。

作为横跨吐蕃王国、吐蕃王朝两个历史时期的权相，琼保·邦色（也译作“琼布·本松孜”、“琼保·邦色苏孜”、“琼布·崩色苏则”、“琼布·邦赛色则”，本文简称为琼保·邦色）之名屡见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可见其政治地位非同凡响。

纵观琼保·邦色的一生，以奇功成名，靠诡计拜相，飞扬跋扈，权倾朝野，最终却落得叛臣之名自杀谢罪，保全家室。

本文将结合敦煌藏文文献的零星记载，讲述这位吐蕃权相的双重性格及双面人生。

吐蕃、苏毗、象雄的位置关系

一、奇功盖世，权半其国

吐蕃王室悉卜野家族自第一代赞普聂赤开始，便在西藏山南地区辛苦经营。

经过漫长而惨烈的互相兼并，至南日伦赞（松赞干布的父亲）时期，吐蕃王国已逐渐从诸小邦国中脱颖而出。

虽其国力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苏毗（孙波）女国、盘踞于阿里的象雄王国相比尚有不足，但其勃勃而起的雄心，却远超后者。

而此时，苏毗国内的政局却暗流涌动。因不满女王的施政，娘氏、韦氏、农氏、蔡邦氏等世家大族，开始联系吐蕃王室，准备里应外合颠覆苏毗国。

就在此时，琼保·邦色给南日伦赞献上了一份惊世大礼。

琼保家族作为西藏古代豪门之一，在后藏及阿里地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著名象雄文化专家南喀诺布先生在《古代象雄与吐蕃史》一书中写道：“象雄人主要源自琼布姓氏，故而其领地也称之为琼布。”

而“琼保”姓氏中的“琼”本意为大鹏鸟，“保”为称谓介词，无明确词义。

因此，琼保一族的姓氏起源，估计与原始神话或苯教图腾崇拜中的鹏有关，属于藏族四大远古姓氏（塞、穆、敦、党）中敦氏的分支。

另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象雄王为李聂秀，论为琼保·热桑杰和党卢玛泽二人”，可见琼保一族在象雄的尊贵地位。

而与象雄琼保氏同族的琼保·邦色，在后藏也是跺一脚地动山摇的角色。

就在吐蕃赞普南日伦赞，积极谋划进攻苏毗时，身居后藏小邦藏蕃大相的他，发动政变手刃藏蕃国王马尔门，以国王的脑袋和藏蕃国两万户属民为投名状，归附吐蕃王国。

面对这份惊世厚礼，南日伦赞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非常大度的将藏蕃两万户属民，全部封给琼保·邦色作为奖赏。

敦煌藏文文献记述，“在此赞普(南日伦赞)时期，琼保·邦色斩首藏蕃首领马尔门，将藏蕃庶民两万户献与赞普，邦色忠心耿耿。于是，赞普将两万户藏蕃赐予邦色，以彰其忠。”

南日伦赞所以如此好爽，主要因为跨越雅江征服苏毗，才是吐蕃王国的发展方面。

既然短时间难以对藏蕃细嚼慢咽，还不如干脆借助琼保家族的影响力，暂时稳住此地。

但如此一来，琼保·邦色治下属民的数量已达10万之众，而按学者估算，当时整个吐蕃王国的民众总数，也不过10万人的数量级。

换言之，琼保·邦色的权利之大，堪称“半其国”。

南日伦赞

二、飞扬跋扈，争权逐利

南日伦赞稳住藏蕃后，倾全国之兵北渡雅江，在卧底娘氏等族的配合下，迅速攻克了苏毗王都宇那城堡（林周县江热夏乡附近）。

苏毗女王赤邦松仓皇北逃，吐蕃王国的版图扩大了数倍之多。

鲸吞苏毗之后，吐蕃终于拥有的面积广阔的草原牧场，从一个山南地区的农业国度，转为农牧结合，更倾向于牧业的国家。

同时，控制了苏毗境内的大面积牧场，使吐蕃拥有了组建骑兵部队基础，而历代赞普垂涎已旧的食盐产地，也成了吐蕃王国的聚宝盆。

征服苏毗后，南日伦赞对居功至伟的娘氏、韦氏等族赏赐了大量的庄园和属民。

由此，吐蕃王国的政治版图里，出现了三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王室的山南老班底（雅砻系）、雅江北岸的苏毗旧臣（苏毗系）和以琼保· 邦色为代表的后藏势力（后藏系）。

这三方势力以各自地域为藩篱，为争夺朝政的主导权，进行了惨烈的政治博弈。

就在吐蕃征服苏毗不久，东部一个久以臣服的小邦——波塔，居然扯旗造反。

波塔小邦在南日伦赞祖父（仲念德如赞普）时期，便已和吐蕃结成政治联盟，将族长的女儿相嫁。

而这次，两个多次联姻的邦国反目成仇，让尚在享受征服快感的南日伦赞恼火不已。

就在君臣商讨出兵事宜时，后藏系与雅砻系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出身微末的官员僧果米钦，自告奋勇请求领军讨逆，却遭到了跋扈的琼波·邦色羞辱。

他在庭上傲慢的对僧果米钦说：“你以前干过将军吗？我听说牛人就像是放在袋子里面的锥子，锋芒毕现！你做个小官都好几年了，也没看出有过人的能力，先一边凉快会儿！。”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尔往昔曾担任将军之职乎？吾闻英雄贤明之辈，如毛锥至于皮囊中，则锥芒毕现，今汝位于悉囊纰巴一职多年，未闻赞汝能胜将军之任者也，尔必不能堪此大任，尚喋喋不休何也？”

没想到，僧果米钦毫不畏惧琼保·邦色的权势，昂然以对：“之前大家确实没称颂过我，但那是因为我没有表现的机会。现在，给我这个机会，别说是锥芒，就是锥柄都能露出来。”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众人未曾称美于不才，信然！往昔未尝于见锋芒于囊中，亦信然！然若往昔，置吾于囊中，则早已锥柄毕现，何言锥芒乎？！”

这段对话几乎就是《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毛遂自荐的藏地翻版，连说话的语气和用词，都极其类似。

我甚至怀疑，这段敦煌藏文写卷的作者，可能阅读过司马迁的《史记》。

最终，可能是琼波·邦色的跋扈态度，引起了赞普的反感，南日伦赞将领兵讨逆的任务交给了僧果米钦。

此事之后不久，在一次君臣宴会上，琼波·邦色又故态重萌高歌一曲，

“门尕有一只虎，杀虎者是我苏孜(琼波·邦色)，虎皮献于赞普之手，内脏被赐给洛、额。藏王府的上空，大雕鹰在盘旋，杀鹰者是我苏孜；鹰翅奉献于赞普，羽毛被赐给洛、额……洛、额增添了澎域，塞、琼以澎域拓宽，从前就很广阔，如今更望不到边。头部琼瓦如黑白花马，尾部有众耗牛相围。

这一切难道不是苏孜使然？！”

南日伦赞听到琼波·邦色表功的歌曲，心中不爽。

他以目示娘氏大臣，娘·芒布杰尚囊站起来唱歌回怼道：“赞普最大的敌人是苏毗，此战娘氏、韦氏功劳最大。降服了苏毗，我们才有今天的繁盛。说到功劳，哪有你苏孜邀功的道理？！”

听到娘氏的歌曲，南日伦赞心情大悦，将娘·芒布杰尚囊任命为大相，以扶持苏毗系大臣为手段，平衡后藏系的势力。

两个相距不远的案例，一方面说明琼保·邦色跋扈的态度；同时也可看出，南日伦赞时期各势力互相倾轧的政治状态。

此时的吐蕃，正处在从王国的部落联盟制，向王朝的中央集权制转型期，在尚未达到权利平衡前，各方都在争取获得更大的权利份额。

但相比于苏毗系和后藏系的博弈，由赞普老臣组成的雅砻系，却显得异常沉默。

之前波塔小邦的异动，并没有引起南日伦赞足够的重视。

在他心里，已跟随王室数十代之久的山南老臣们，是最忠心，也最可靠的拥趸，不用特别费心神来进行经营。

但雅砻系异常的沉默，却是最危险的征兆，阴谋有如冰川下的暗流，正在无声的聚集。

雅砻系旧臣在征服苏毗（孙波）的战争中，不但功劳远不及娘氏等族，甚至也比不过投附不久的琼波·邦色。

（敦煌藏文文献中，有“苏孜之忠心可见也，曾参与了消灭森布杰政权的策划”的记述。）

因此，南日伦赞在论功行赏时，苏毗系和后藏系都到了照顾，这让自诩为王室老臣的雅砻系极为不满。

甚至，南日伦赞用以抑制后藏系的政治手段，也被山南旧臣认为是偏袒娘氏等族。

当嫉妒之火焚尽智商后，山南地区突然爆发了大面积的反叛。

猝不及防的南日抡赞亲自带兵平叛，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旧日忠心耿耿的臣属，早已准备对他下手了。

就在南日抡赞奔赴山南的路上，他被侍卫下毒杀害。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松赞干布赞普之时，父系臣民生怨，母系臣民叛乱，姻戚象雄、犏牛产地孙波、涅尼、达布、娘布等也全面叛离，父王南日伦赞被进毒遭害。”

南日抡赞猝然被害，导致刚刚臣服不久的苏毗、象雄，也掀起了暴乱的风潮。

一时间，吐蕃王国内部烽烟四起，这个曾充满希望的国家，瞬间陷入即将崩盘的境地。

就在此种危局之下，一个13岁的少年走上了吐蕃政治舞台的中央，他的名字叫松赞干布！

琼波·邦色将如何处理与松赞干布的关系呢？

他还会那么飞扬跋扈吗？

请看下一篇《吐蕃权臣录：敢和松赞干布叫板的大相——诡杀同僚，征服象雄！》

参考书目：

《吐蕃史稿》_才让；

《古代象雄与吐蕃史》_南喀诺布；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_王尧，陈践；

《贤者喜宴》_巴代·祖拉陈瓦，黄颢译；

《吐蕃大论琼布_邦赛色则考述》_扎西当知；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_黄布凡，马德；

《敦煌P . T . 1047写卷卜辞与吐蕃相关史事考释》_陈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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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平凡的世界：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

《平凡的世界》已然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难题，它一度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业文学研究者与普通读者文学趣味撕裂的一个伤口，如何弥补这一历史缺憾，未必是要评论家集体检讨才能奏效，不如去探讨一下这部作品本身的文学能量，何以能让那么多的读者顶礼膜拜。很显然，今天如果把《平凡的世界》比作基层读者、平民读者的“励志书”并不为过，尽管“基层”“平民”这种说法存在“等级制”的风险，但在当今中国，文学趣味分层、分化极其严重的境况中，它又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确实，我们需要去探究，何以那么多的普通读者如此喜欢这部小说？固然，这部作品产生影响的契机与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播送节目有关，这个节目捧红了不少当代小说，但它本身的内容和品质也是要起作用的。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它的故事、人物形象，它的精神内涵无疑起了基础作用。

很长时间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凡的世界》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能有失偏颇。与后来的《废都》和《白鹿原》相比，《平凡的世界》确实没有那么大的动静，但出版后获得的评论并不算少数。出版后的四五年就有近二十篇论文，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学影响式微的特殊时期并不算少。这些评论当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不只是在创作论的意义上，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更是如此。《平凡的世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根本缘由还在于它投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它抓住了当时社会的心理、情绪和渴望。《平凡的世界》不合的是文学变化革新潮流的时宜，合的是当时社会变革现实的契机。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在古典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的统一性形势中可以取得的理想结果。在198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处于急剧的变革中，文学创新的渴求牵引了文学共同体的注意力，文学自主性思想也影响了文学在创新性上的任性发展，文学探索促进中国文学艺术水准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创作与阅读产生分离。当然，思想意识、时代感、价值观方面的深刻变化，也使中国社会的思想及认知方式处于调整之中。事实上，1980年代后期直至19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与普通大众文化就处于严重的分离状态。那时在文学接受方面的普遍焦虑，就是无法统合“雅俗共享”的矛盾——这不过是文化困局小小的表征而已。这并非说《平凡的世界》属于俗文学系统，而是在被认为高品质的文学作品与广大读者欢迎的作品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直至十多年后，余华的《活着》解决了这一难题，但它的成功也是依靠大学招生量的剧增（大学生阅读群体的爆发性增长和阅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学课本的引导作用。《平凡的世界》在艺术手法方面平易简洁，语言通俗晓畅，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明确清楚，主题含义浅显易懂，所有这些都是它可能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基本要素。显然，这只是就接受障碍的拆除而言。艺术的复杂性解除之后，重要的就在于它是否抓住时代心理，抓住受众的情绪和愿望。而在这一点上，《平凡的世界》做到了，它恰恰是去除掉1980年代热衷的艺术探索，而专注于写乡村青年的个人觉醒、追求和命运，这就直接切合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初的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群的需要。普实克曾指出：艺术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一代新人与他们的艺术所表现的革命特征是伴随着对存在的唯一性的感受同时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乡村青年个体精神的觉醒——这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青年对他们存在的唯一性的感受——他们要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立于这个社会，打开自己的生活之路。[2]很显然，评价《平凡的世界》并不能单纯从文本本身的艺术创新性，也不能只是从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潮流中去给出定位，更为恰当的阐释方法，应该是从这部作品和时代的契合方式，和社会意识的互动关系中去建立起有效的语境。

一 20世纪的土地问题与中国乡村变革

《平凡的世界》能获得如此多的来自乡村的青年的热爱，这根源于他们与农村复杂的情感关系。不管他们后来是否上了大学，或者是到了城市有一份事业，或者是以农民工的身份做着城市最艰苦的工作，或者是还在乡村基层苦苦拼搏，还在企盼走出乡村——他们都有着对土地的矛盾心结。“离开乡村到城市去”，这仿佛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乡村青年的普遍追求。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有一个急剧城市化的阶段，这是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岗再就业的改革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也引发“三农”问题更加突出。[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农村也呈现出新的气象。1982年，中央正式确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因此就成为农村人口是否获得集体土地经营权的一个标志性时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加突出。农村有“三个月种田，九个月过年（赋闲）”之说，据温铁军在1996年的研究：“农村人口过剩压力很大。按现行人地比例，到本世纪末农业劳动力将过剩2.4亿多，农村人口过剩5亿多。另有研究报告显示，到下世纪初，即使决策足够理性并且不出大的反复，城市化率能达到60%，在人口增长到16亿时仍将有6亿人口留在农村。因此，人地关系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观，更何况假设条件很难满足，人地关系将会更趋恶化。”[4]农民进城打工必然成为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途径，事实上，农民工进城在198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浩瀚之势。任贤良在1989年的一篇论文《盲流还是潮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思考》里非常具体地描写了该年早春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情形：龙年（1988年）刚过，“从湖南、湖北、四川，从全国四面八方的村寨田野汇出的数百万农民，背包扛裹、操着不同的方言，如同解冻的潮水铺天盖地般拥向铁路，冲向城市”。于是广东、郑州、北京纷纷告急。北上旅客骤增，郑州站始发的四五个车次竟然超载100%，车簧压死，列车不能开出。[5]

外面的城市世界正在轰轰烈烈改革开放，农村改革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基本完成了。但农村的相对贫困依然普遍，尤其是由于种子和化肥的涨价，加上交税，农民种一年的地不仅不赚钱，还要赔钱，青年一代农民怎么甘心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们要走向外面的世界。于是出现了上面任贤良所描绘的景象。直到2000年，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才成为热点话题，文学作品出现颇成气候的“底层写作”现象。但是，路遥在1980年代初期动笔写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时，就倾心关注新一代青年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乃是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革命的关键问题。土地是中国乡村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生存之本。千百年来，农村的贫富差异就是以占有土地资源来衡量。进入现代社会，中国农村面临的挑战就是土地革命问题。现代中国革命最为剧烈的冲突也是在土地改革方面。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6]，农民问题的核心当然也就是土地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7]

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于同年10月10日公布这项法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声中，1947年11月至12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江汉、桐柏等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共产党把土地分给翻身求解放的穷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新中国得以实现。正是因为消灭了农村中的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村中以地主为核心的土地依附关系，农民拥有了土地并获得了人身自由。

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结论中，对土地改革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过去这一年（从五四到现在）的土地改革要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毛泽东要全党认识到土改的意义：“要肯定这个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8]

全国解放后，农民有了土地，一部分勤劳能干的农民又产生了发家致富的梦想，农村重新出现贫富分化。另外，国家要实施工业化建设，需要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持城市。毛泽东再次看到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矛盾，他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9]很显然，只有破除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才能进行下去。[10]现在，土地收归国有，属于集体财产，理论上每个农民都有份，但又没有任何一块土地属于农民私有，农民对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土地没有支配权。柳青的《创业史》、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等作品，就是反映土地从农民私有再次集中到集体／国家所有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进程。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探索中前进，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一间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也是关涉中国农村又一次大变迁的一次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份后来影响中国农村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实行了20多年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来年秋天，也就是1979年10月，小岗村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5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并作为经验推广开来。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国农村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异，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差别，使农民与城市人相比严重地低了一等。敏感的作家总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路遥就是这样的作家。农民热爱土地，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只有在地里种好粮食，农民才有饭吃，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中国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容纳不了已经爆发出自觉生产力的青年农民，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要离开土地。1982年，路遥发表《人生》，反映农村青年与土地的复杂关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小说的结尾写道：“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从城里失败了的高加林，回到了农村。何以说这是失败？因为这失败透示出城乡的巨大落差。这黄土地养育了他，还将不得不养育他。高加林对土地的爱与恨，内里隐藏的是现代化进程以及旧有农村体制在高加林身上的撕裂。

不管我们怎么概括《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有一点不容回避，《平凡的世界》在孙少平身上注入的是青年农民摆脱土地的自我独立的精神——在这一意义上，《平凡的世界》化解了高加林的难题，孙少平已经完成了高加林无法抵达的精神超越。虽然孙少平的社会角色变化不如高加林那样一步登天，锄头换成笔杆子；孙少平一直属于劳苦阶层，从打零工到矿工，但孙少平的精神自信却是牢牢地立足于大地上。显然，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离开土地的青年农民将占据多数，他们如何建立自我意识，如何在城乡鸿沟裂痕中确立自我立足的根基，他们脚底下不再有坚实的土地，而只有依靠强大的自我意识的精神。孙少平正是如此站立起来的。自我的内省意识——对苦难的反复体验；温情的抚摸——人性的美好希望；爱情的召唤——超越现实的想象；这三大要素是支撑孙少平脱离土地在城市立足的精神依据。它们都不具有土地一样的实在性，都属于精神性的自我意识。然而，离开了土地的青年农民孙少平只有依靠精神生长，路遥也不断地开掘其精神性存在——因为无法为他安置现实性的坚实处所。也正因为此，那么多来自乡村的青年，受到《平凡的世界》巨大的“精神”鼓舞。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平凡的世界》表现的是中国的千年之变，整整一代青年农民摆脱土地重新构想自己命运的当代史诗。此前当然有农民离开故土流落他乡的各种文学叙事——它们多半是失败的、凄凉的故事；但只有《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历史性的整体性改变，是整整一代人的自觉选择和感受。它发生在20世纪，恰恰是这个世纪，农民与土地关系演绎了这个民族最伤痛的也是最为壮丽的传奇。

二 在百年变局中重写乡村中国

据路遥自己的叙述，《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开始构思于1975年，小说要讲述的故事也是自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的深刻变迁。路遥后来写道：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最后，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的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们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且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11]

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描写了1970年代末公社集体制解体的过程，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主分子摘帽，农村的个人开始有了人身自由，并且可以自由地从农村到城市务工——这一历史巨变对于20世纪的中国农村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历史翻转。小说表现的时间虽然只有10年，但这却是百年中国——现代激进变革的中国乡村真正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节点——它预示了进入现代的中国乡村及其新一代的乡村青年开辟出正确而永久的道路。

小说其实设置了两条主线，一条是以田福军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及官僚主义作风的人群）进行的斗争，由此展现出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也部分涉及城市改革的状况。另一条主线是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俩及双水村金家湾村民们在农村改革进程中的种种表现。一方面是实行土地联包制之后农村脱贫致富重新创业的种种情形；另一方面是离开家乡土地的孙少平和他的同学、朋友、亲人们各种奋斗挣扎的故事。改革的篇幅虽然占比很大，但并无多少出彩之处，也未能超过柯云路的《新星》一类的作品；事过境迁，这些带有时效性的社会化表现已经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在路遥写作当时，无疑是社会现实极其重要的重大事件，它构成了小说整体叙事不可或缺的历史语境和社会化的广阔画卷。尽管如此，本文篇幅所限，不论及这方面的内容。本文更看重的是乡村土地上发生变革，青年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既是实际生活意义上的，也是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因此，本文着重探究《平凡的世界》对孙少平、孙少安形象的塑造。这是《平凡的世界》最为成功之处，也是《平凡的世界》引起基层青年和打工青年强烈反响的根本缘由。

事实上，孙少平的形象在相当程度上糅合进路遥的自我写照，尤其是其精神、性格和追求。小说开篇就描写孙少平中学生活的穷困，孙少平的出场模样是瘦高个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孙少平营养不良，但气质不凡，“像希腊人一样”，路遥显然要让他的主人公具有“高贵的”气质——并且是欧洲“贵族”气质，这并非路遥有何崇洋的思想，那是1980年代的流行美学，路遥的描写显然带有乡村的怨恨，为什么只有城里人才高贵？乡村青年的鼻子为什么不能像希腊人一样呢？那个掷铁饼的大卫雕像，想必路遥一定是熟知的。但穷困还是路遥要描写的乡村青年的生命本质，这里的贫困从饥饿这个生存底线开始表现。孙少平不好意思与同学们同一时间就餐，虽说大家都穷，但孙少平显然是最穷的那类人。他只能吃黑馍馍，连五分钱一份的丙菜也吃不起。小说很具体地描写道：

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象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12]

高考落榜后，孙少平执意要离开家乡摆脱土地进城打工。先是打零工，东家三天，西家四五天，或扛沙袋，或背石头。其中所受的苦和屈辱，当是难以言表。后来到煤矿当工人，总算是摆脱土地，成为一名工人。何以如此艰险的煤矿工人，还要胜过在家乡做农民？孙少平的选择，反映出20世纪乡土中国怎样的遭遇？《平凡的世界》带出的问题，牵涉20世纪中国革命与变革引发的诸多难题，例如，进入现代给乡村中国带来的冲击；乡村的土地所有制以及体制与文化的不断变更；现代化带来的工业与农业，农村与城市的深刻裂痕；乡村青年如何成就自我？是在乡村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还是离开土地在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发展？这些问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露出端倪，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变得十分激烈，在21世纪初期依然突出。所有这些，都使我们今天在反观《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背景，即“漫长的20世纪”——也就是说，20世纪剧烈变革对乡村中国的冲击引发的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还将断续存在。我们要不断地返回到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理解《平凡的世界》，理解《平凡的世界》在今天的意义。

这个概念的提出，固然有已然的理论资源，但重要的是中国20世纪的农村经验，中国乡村青年的命运变化以及文学作品对他们的重写。路遥说，他读得最多遍的名著是《红楼梦》和《创业史》，特别是后者，他读了七遍之多[13]。小说开篇孙少平出场，就牵引出郝红梅这个地主的孙女儿，孙少平和她惺惺相惜，因为他们是班上最穷的两位，总是最后两个到食堂打饭。孙少平却发现，她虽然是班上穿着最破烂的女生，但仔细看，却是最漂亮的。只是破烂的衣裳和面有菜色让她不引人注目。但四目相对，使青春期的孙少平心里有无限的温暖。她和孙少平因为《红岩》这本书第一次有了共同话题，让孙少平大感意外的是，郝红梅竟然知道《红岩》这本书，会唱歌剧里面的歌，她的名字“红梅”就是出自歌剧里的“红梅赞”，这是父亲给她取的名字。父亲作为地主的儿子，虽然没有读过书，但红梅的地主爷爷识字。红梅的父亲想必是非常向往革命正义，否则不会从“红梅赞”里给女儿取名字。但是，蹊跷的是，红梅有《红岩》这本书，但她却没有读，只是听父亲说过。孙少平向她借了《红岩》这本书，反过来，孙少平借给她读的书是《创业史》，郝红梅却迟迟没有归还。究竟为什么，小说始终语焉不详。直至有一天少平看到郝红梅在前面走：

他这时看见前面走着的郝红梅，弯下腰把一个什么东西放在了路边的一个土台子上，仍然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影即刻就消失在女生宿舍的拐弯处。

孙少平感到有点惊奇。在走过她刚才弯腰的地方，他眼睛猛地一亮：这不正是他那本《创业史》吗？好，你还记得这件事！唉，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我，何必用这种办法……他拿起那本书，却在暮黑中感觉一些什么东西从书页中掉在了地上。

他一惊，赶忙低头到地上去摸。他抬起了一块软软的东西，凑到眼前一看：天啊，原来是块白面饼！[14]

郝红梅还书给孙少平是放在路边——这显然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细节，既是向柳青致敬，也是暗示了一种矛盾和历史隐含的错位。用这本书来填平纯朴的少男少女的爱情的鸿沟显得多么的不恰当！如果不是路遥的粗心，那就是他精心营造的历史性的反讽。彼时郝红梅还是地主的孙女，同样极其贫穷的她回馈孙少平的是一块“白面饼”。土地上生长的人们，最为朴素的情感莫过于吃饱饭。路遥读《创业史》并不只是琢磨柳青的小说写法，梁生宝这样的农村青年带头人的形象也一定是他思考的参照。柳青的《创业史》汇聚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历史传统与革命剧变，它是20世纪的巅峰之作——并不是指它在艺术上达到何等高度，而是它作为一种对20世纪历史的象征性书写，或者说理想化和想象性的书写，它具有极端性。而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乡村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农村青年已经可以到城市打工。路遥已经无法单纯向柳青《创业史》致敬，他一定也是带着反思，带着他的思考来构思和写作《平凡的世界》。尽管路遥并未公开表示过对柳青反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反思，他一定是把他的精神导师的这种历史选项看成是历史情势的必然，作家不可能逃脱历史给定的命运。当历史给予了路遥另一种命运时，他昂然地迎接了命运。就《平凡的世界》对中国乡村历史抉择和变化的表现而言，《平凡的世界》几乎就是《创业史》不折不扣的翻转。后者是在中国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立论，是在两条路线、阶级斗争的模式中展开历史冲突；前者则是描写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中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农民和土地都获得了新生的活力，家庭联产承包制否决了集体化的选项。孤独而渴望掌控自己个人命运的孙少平、孙少安替代了集体化领头人梁生宝，这一改变将是无比深刻且深远的。

历史的变化是如此惊人，路遥却用“感受生活”的时代要求把他与精神导师做了简要区别。他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责任制，他完全蹲在黄埔村一个地方就远远不够了，因为其他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黄埔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是的，从1975年到1985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15]路遥和柳青的区别，显然不是观察生活的广度和复杂性的创作手法问题，而是中国农村实际发生的根本性变革的现实问题。

在路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柳青的《创业史》时，他的感受无疑会一次比一次强烈。从表面上看，这或许是一次反转；从深层次看，柳青让路遥去体会他身处其中的历史趋势。显然，路遥深信对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个人不可能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他对柳青的理解，也是对自己的赦免。[16]他认为作品中人物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态度不会强有力地贯注进人物的态度。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只是一项托词，若是如此，人人都可成为伟大的作家。路遥显然是一个强调主观态度的作家，他明确表示，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不可能中立，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显然，他所处的历史情势与柳青的历史情势已经迥然不同，事实上历史正在改弦易辙，它们构成了实质性不同的方向。素有叛逆精神的路遥对历史有着惊人的敏感，他读了七遍《创业史》[17]，就是在方方面面读透柳青，读透那个时代，当然也是读透路遥身处的时代，只有读透柳青的时代，路遥才能写透自己的时代。

因此，《平凡的世界》书写的重大主题是伟大时代的主题，即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历史变迁。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梦想，“耕者有其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在迈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真正实现了。对于农民出身的路遥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他选择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间的历史，正是中国乡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这段历史迥然不同于柳青笔下《创业史》的历史；他的人物孙少平、孙少安也根本不同于梁生宝。路遥之所以反复诵读《创业史》，就在于他深知改革开放的现实带来的变化之所以震撼人心，在于它处于20世纪中国大历史的环节中，它意味着变化，可能又没有变化；它意味着百年之变、千年之变，可能又只是数十年的变化。普实克曾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及对生活悲剧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反抗的要求，甚至自我毁灭的倾向，就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最突出的特点。”[18]确实，普实克对20世纪早期启蒙文学的概括是准确的，但这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在1950—1970年代被彻底压抑下去了。作为历史螺旋式前进的必然性，或者说作为历史再现的一种形式，20世纪早期启蒙现代性未竟的事业，在1980年代重新出场。这次重新出场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知识分子层面如何追随“思想解放”，而是乡村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他们无师自通地用自己的劳动实干体悟到个体生命自觉的意义，他们用生命个体确证的行动完成了自我启蒙。事过境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青年命运的变化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20年间凸显出来，它们与土地的关系，它们意欲掌控自己命运的渴望和努力，它们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那种自觉——在不完全的主体性条件下，他们创造自己有限的历史，这是20世纪新的经验，20世纪撕裂的历史垛口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人”。只是这个“新人”有着非常不同的“自我意识”——民工、外流人口、打工仔、乡下人……这并非他们敏感的“自卑”，而是他们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现实经验。对于孙少平来说，他的典型意义恰恰体现在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存在的本质意义——这里再没有普遍理性作为他们建构历史主体的依据——事实上，1980年代这个来自康德的理性自觉的“人是主体”的观念，并没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中国20世纪的历史，恰恰是在1980年代最需要形成普遍理性的时期，却为历史本身多重分离所瓦解。普遍理性的初始蓝图在社会多重矛盾冲击下分崩离析，“人是主体”的观念也只能无声无息地坍塌。这反证了孙少平们只能是且必然是生命自觉的个体——他们不是普遍理性建构起来的历史主体。这是理解孙少平究竟是怎样一个文学典型的问题关键所在。

固然，孙少平属于“我们”的群体——经受了许多困苦的乡村青年，但是他们并非一个“受苦受难的共同体”——作为经济蓬勃发展的“劳动力”，他们有着旺盛顽强的生命意志，他们相信自己，他们只能相信自己。1980年代的中国人的生存意志是这样聚焦起来，虽然没有康德式的“普遍理性”为基础，但有着“奔小康”的共同目标，每个人以自己个体的生活成功为规划，去实践、去拼搏，去夺取属于自己的未来。因为从个人利益驱动去召唤的社会实践，并不需要从精神上以某种理性原则去启蒙，这是每个人、每个家庭从自己的生活利益出发都能体会的道理，也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生活的常识。只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超离了老百姓日常经验的口号，才需要建构强大的“普遍理性”，促使其具有可理解性和可实践性。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奉行“先干再说”的原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生存智慧，因为人们意识到，要先行就建构“普遍理性”达成共识，与历史紧迫性、与既有的规范、与当下的任务都无法协调起来。当然，我需要强调的是，甚至是有些矛盾性的表达是：虽然没有“普遍理性”作为基础，但离开土地的孙少平们寻求独立的个体精神未尝不是另一种“历史与阶级的意识”[19]。

1980年代的中国，为民众准备的启蒙哲学或其他哲学都失效了。尤其是农村青年，他们凭着自身的生命强力，抗拒着所有的挫败，去闯荡自己的道路。路遥在描写孙少平的形象时，赋予他与梁生宝完全不同的性格和奋斗足迹。他那一出场就有着“希腊人的鼻子”的形象（哥哥孙少安也同样“高鼻梁直直的，也像希腊人一样”），决不是崇尚洋人的心理在作祟，而是孙少平决不屈服于命运的一个标志——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路遥说过，他动笔前就阅读了大量的报刊资料，为的是了解这10年间（1975—1985）中国乃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世界的眼光是路遥自觉的创作意识。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能准确描写这些背景下的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雄心勃勃的路遥，想要有一个世界的背景来表现他笔下的乡村中国青年。因此，当在昏暗的矿井下，艰苦劳动的间隙，孙少平在读《红与黑》（而不是《创业史》），并且和矿工们讲述《红与黑》的故事，矿工们也听得入神。这并非不好理解，孙少平预示着20世纪乡村中国青年强大的自我意识，他决不屈服于当下，决不屈服于命运，他胸中装着世界（或者说世界文化）。尽管索黑尔·于连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失败的典型，但是，他不听从命运的安排，不服输的精神，这让20世纪身处矿井中的孙少平有着强烈的精神共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场景中，孙少平的阅读与周围环境并不协调，周围的矿工也并不理解孙少平的阅读，他们只是把孙少平讲述的《红与黑》的故事当作一个通奸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得益于农村改革开放的政策，孙少平离开家乡故土，他终于摆脱了那让他爱又束缚他的土地，他成为自由个体，他依靠生命个体的顽强坚韧去承受自己的命运。在《平凡的世界》里出现了那么多农村青年的形象，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个性经历而存在，他们总是为农村人给定的命运所苦，他们并非受惠于历史的时代主体，但他们是承担自己命运的个体。孙少安、金波、润生、润叶、田晓霞、孙兰香、郝红梅……他们同出于土地，或依然依附于土地，或离开土地，他们有着自己平凡的经历，但命运迥然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平凡的世界》写的多数乡村青年，都是离开土地的青年。孙少安在土地上建起了小企业，另外就是昔日地主的后代郝红梅还部分地靠土地谋生（她的生活最为贫困不幸），其他青年都离开了土地，演绎着他们在城市或城乡交界地带的故事。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一个到外面世界闯荡，一个守住家乡的土地。内与外，如同一个人的两面性，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使人物形象变得饱满。这也是小说写人物的成功之处，如此相近两个人，既重合，又分开，可分可合。改革开放使青年一代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他们对待家乡和土地的双重态度在这哥俩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了——既要摆脱土地，又终究离不开土地。但是孙少平离开了，谈不上成功，路遥给予他的命运最终还是矿工，也恰在于此，孙少平还是光荣的艰苦的体力劳动者，但是，他的精神却无比强大，他的精神自我表明他离开土地完全可以站立起来，他以一己之力去改写自己的命运；对于路遥来说，他何尝不是以一己之力改写了百年变局中的乡村中国的精神呢？

三 对20世纪本质性的超离：生命个体的崛起

在20世纪的文学叙事中，所有关于乡村的叙事，一直都隐含着阶级叙事和阶级对立，在启蒙叙事中，地主阶级是没落的封建主义的代表；在左翼文学叙事中，地主阶级是剥削压迫阶级；在1949年以后的叙事中，地主阶级不仅具有剥削的原罪，而且是随时准备变天的反革命分子。直至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才不作为一个家庭和个人的政治归属的根本依据。从农村到城市，阶级身份体系也逐渐开始消失，人群不再以阶级成分来划分政治地位。[20]如果说20世纪文学叙事具有某种不可违抗的本质性的话，那就是“阶级论”。在“短20世纪”的历史冲突中，“阶级斗争”无疑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演化到20世纪中期以后，成为唯一性的叙事。写作于1980年代初期的《平凡的世界》意识到根本性的“历史深度”，这就是阶级论的塌陷，个体性的崛起。它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经典叙事模式，率先建构起“历史与个体意识”。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一直要着力表达的是“平等”的观念，在平等观念的烛照下，路遥如此用心用力地去描写乡村青年的贫穷和苦难。

事实上，挣脱了土地羁绊的乡村青年的生存并不容易，路遥着力描写了少安、少平兄弟俩生存的贫苦与艰辛。少安在家乡建砖窑，遭遇多次挫败，费尽周折，算是起死回生，结果善良的妻子秀莲却又得了癌症。润叶与李向前成婚，却放不下与少安的旧情，与向前一直感情不和。直到向前出车祸双腿残疾，润叶这才悔悟。王世才死在井下，其妻惠英也陷入痛苦无助的生活。孙玉厚几个兄弟，无一不是过苦日子。甚至要到孙少安的窑厂打工也被拒。似乎这些人物都只有在充分的受苦中才能体会生活的实在本质，幸福对于乡村人或者对于路遥来说，仿佛是奢侈品，不可靠的身外之物。只有受够了苦，才有资格体会到生活真谛。郝红梅这个昔日地主的孙女儿也是历经千辛万苦，最终与润生成婚，才为公公田福堂所接受，到小学担任民办教师。

描写农村青年经历的苦难是《平凡的世界》的显著特点，不少论者都注意到这一主题。但是，路遥书写苦难的本质意义、历史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或深刻的揭示。路遥对苦难的书写非常强调个体的感受，这虽然是群体性的苦难或痛苦，但路遥却把它紧紧困囿在个人的躯体和心灵上。

固然，“受苦”这一主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普遍特色，“文革”后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都在这一主题上下功夫。卢新华的《伤痕》不用说，那是印在母亲额头上也是心灵上的痛苦；古华的《芙蓉镇》里的胡玉音、秦书田历经磨难，结为“黑鬼夫妻”；叶辛的《蹉跎岁月》写的是一对落难的青年的爱情；张贤亮的《绿化树》中知识分子的苦难转化为精神自我完善的依据。这些对个人遭受苦难的表现，都指向历史批判和反思。《绿化树》是新时期文学中第一次把个人经历的苦难视为精神自我强大的证明，就这一意义而言，路遥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张贤亮的影响，所不同的在于，张贤亮笔下的人物是知识分子，且苦难与忏悔相联。虽然章永璘在劳改农场读《资本论》，但张贤亮写作小说时内心或许在默诵卢梭的《忏悔录》；孙少平却是在昏暗的矿道里读司汤达的《红与黑》，路遥在写作小说时与孙少平的阅读境况和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是说张贤亮的《绿化树》虚伪矫饰，这部作品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当代思想史的意义。路遥立足于乡土中国的大地上，他要为乡村青年的自我觉醒立传，要为彼时荒蛮的乡村大地规划出一条属于他们的赛道。张贤亮象征性地为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历史定格，尽管它是毫无批判性地——相反是自我欣赏地——却是最为本能自觉和真实地完成了随后20年、3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画像。但路遥不同，他以直觉和激情，关注到乡村青年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将要发生生命更新，这并非说他们将要成为历史的主体——这要有无比漫长的道路要走，而是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获得了自我的肯定性，他们有权利通过自己的行动选择自己的命运。尽管这样的命运依然摆脱不了泥土打上的烙印，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使生命获得坚实性，在荒蛮的大地上踩出一条自己的路。

路遥把孙少平作为个人来写，他所有的受苦受难都属于生命个体经受的考验，在受苦的生命历程中，孙少平的成长才具有坚实性，才具有乡村的本性。这是生命个体与乡村大地联系的苦难，并不是理性自觉抵达的阶级整体意识。孙少平经历的磨砺，只是还原于乡村的土地，他离开乡村的土地，但苦难使之有一种精神上的永久性牵连。少平在给妹妹香兰的信中说：“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少平教导妹妹的言辞，也是他的内心表白：“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21]

苦难现在不是作为历史和阶级正义的基础，而只是作为个人生命经验的坚实性本质，它使生命拥有了自我生成的力量——这种生命的自由意志在个体论的场域内是自足有效的，这也反证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哲学基础就是生命个体论。如果按照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地位的意识，这里显然出现较大的裂罅。但是，放在“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中，就可以理解作为青年农民的孙少平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何以能有这种惊人之见。而这种生命个体论是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中国农村青年自我生长、自我确证、自我救赎的真理。他们必须信奉这样的真理，也只有信奉这一真理。它从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摆脱出来，它去除掉所有的历史修辞，也不需要现实的注脚，它以自身的生命存在蔑视了所有的话语逻辑。苦难——只要正视这一点乡村本质就足够了，这是“漫长的20世纪”的剩余，正视尊重这一点是乡村青年的祈求，这是他们保持自信和尊严的唯一依据。

乡村青年的“苦难”纠缠住20世纪所有的说辞，它已经具有20世纪“幽灵学”的意味，它已经不需要在拆解、颠覆、反讽等叙述学的诡计中来运用，它具有历史的坚实性和生命个体的经验的实在性，它足以越过话语的操作性层面，它和乡村大地连接在一起，它是大地本身的一部分——路遥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如此放开手脚甚至是迷恋般地书写那些苦难，那么多的苦难，那甚至是引人骄傲的、美丽的苦难！

当然，路遥有资格，不只是“资格”的问题，路遥实际上就是在写作他本人的“苦难”，孙少平就是精神性的或文学性的路遥。路遥兄弟姐妹九个，父亲王玉宽身高150厘米左右，他要用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22]1957年，路遥虚岁九岁，父亲王玉宽带着他一路饥饿，时常乞讨，翻山越岭160多里路，到延川大伯家顶门。[23]大伯家稍微宽裕，也只供得起路遥上小学，路遥上中学则是靠同学凑点钱勉强读完。据梁向阳研究，《在困难的日子里》可以视为路遥“准自传体”小说，小说讲述了“我”当年艰难上学的情形，东借西凑，乡亲们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给“我”带上。这使“我”猛然间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能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作为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起来的贫困的青年人，“我”知道：“正是这贫瘠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瘠的父老乡亲们，已经交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24]虽然说这是小说的叙事，但据路遥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披露的生平经历，确实可以看成是他青少年经历的写照。

路遥对苦难的书写迫使20世纪的思想史重新定位，不再是启蒙自觉的普遍理性，而是生命自觉的个体意识——由此路遥抓住了在20世纪变革中发生的不可弥合的城乡断裂的另一历史起源。在这个起源中，乡土中国的青年从自身经历的苦难中领悟到自身命运的全部意义，它的未来指向——他们的个体生命能量和自我肯定性，可以而且更倾向于从自我的受苦受难中成长起来，他们不需要结成广泛的普遍性，他们自觉地定位于生命自足的他者——他们各自的苦难是如此不同，苦难具有自身的唯一性，只有在自我生命的内化中获得炙烤。他们不需要重构社会的大逻辑，他们只需要自身命运的小逻辑，支撑着他们的生活延伸。黑格尔曾说过：“痛苦化或陷于痛苦，这是雅布·柏麦哲学所用的名词。这是一种深入的哲学，但只是深入到昏暗中的哲学。这个名词是指一种质（辛酸、苦涩、火辣，等等）在自身中的运动，因为质在自己的否定性中（在它的痛苦中），从他物建立并巩固了自己，总之，那是它自身的骚动不宁，就这种不宁静而言，质只有在斗争中才会发生并保持自己。”[25]在某种意义上，孙少平对痛苦所做的精神性理解，他克服扬弃痛苦的精神路程，颇有遵行黑格尔辩证法轨迹意味。

赵学勇在《生命从中午消失》中写道：“路遥在创造孙少安、孙少平等农村青年形象时，将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和个人选择的能动性统一起来，使人们看到人物命运的时代影响，也看到时代背景中人物自身的可贵努力。也正是从孙少安、孙少平们在创造、追索着的新的人生道路中，人们看到了他们与高加林不同的奋斗面影，他们已和整个时代的巨流紧紧融汇在一起了。这是路遥笔下人物形象的又一次超越。”[26]这一评价可谓准确深刻。小说里的每个人都经受着苦痛，但每个人都要争取自己的生存自由。甚至李向前因为润叶不爱他，只有借酒消愁，最终酿成车祸失去了双腿。但是李向前终究自立，要以残障之躯补鞋自谋生活。这当然不是英雄主义掩盖下的犬儒主义，这是“对必然的认识”建构起来的个体意识。与其说它是中国文化“认命”的天性所致，不如说是中国百姓勤恳厚道的传统使然。对于路遥本人来说，或许还多了一层经历了1970年代激进革命自毁后的凤凰涅槃，以及随后持续多年的痛悔、救赎和大彻大悟。

四 漫长的20世纪与苦难主题的个体化

很显然，这样一种生命个体的自我重建一直在摆脱20世纪幽灵学的纠缠，唯其如此，我们需要用“漫长的20世纪”这种理论视野来阐释其本质要义。20世纪的基本叙事，如李泽厚概括的“启蒙与救亡”或者“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变奏，总是以历史潜文本的方式起决定作用，使任何新的理论企图都失效，因为它确实有效地概括了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叙事。但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分离，则始终没有直面这样的现实去做新的阐释。在回避和遗忘的漠视中，当代思想文化并没有得到真实的揭示，以至于对文学作品的解释也无法触及思想深度。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和思想深度是阐释出来的。在1990年代初，有多位研究者试图用“短20世纪”来解释20世纪的历史特征，也确实在相当的程度上解释了20世纪的历史本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提出，从1914—1991年的77年，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称为“短20世纪”。这77年填满了战争、革命、暴力、冷战恐怖。1991年后虽然还有地缘冲突，但不像此前的历史中充斥如此大规模的和剧烈的人类灾难。后来阿兰·巴迪欧在《世纪》中将1914—1989年这75年称为“短20世纪”，其观点基本上与霍布斯鲍姆相同。与霍布斯鲍姆和巴迪欧不同，汪晖也提出“短20世纪”的概念。他的“短20世纪”核心部分不是指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为止，而是指自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后至19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后这一时段。显然，汪晖的“短20世纪”是着眼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道路”所做的概括。

这些“短20世纪”的概念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历史评判。某种历史到某一个时刻那种境况和经验就终结了，随后的历史则是开启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势[27]。但对于中国1990年代以后乃至21世纪初的解释效应却有欠缺。1990年代以后以及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思想意识不断地返回到20世纪中去寻求依据。不管是“左”或“右”；不管是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不管是国际局势、国际政治，还是中国现实，都是如此深陷于20世纪的经验，以各种方式重新运用20世纪的思想资源。“短20世纪”概念试图宣示的20世纪终结的现实并未到来，而是20世纪如此轻易地重现再临。很显然，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变成了它的现代“元世纪”，仿佛是取之不尽的源泉。也正因为如此，路遥《平凡的世界》所揭示的问、所引申的问题直至今天还发人深省。一方面，是20世纪那些问题远没有解决——它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问题，这片土地还在滋生这些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的经验是如此迷人，如此富有魅力，它让人熟络，得心应手，它仿佛是我们骨子里的本能，20世纪的经验是我们的下意识，几乎要形成荣格式的原型意识。

在这一意义上，借用杰奥瓦尼·阿瑞基的“漫长的20世纪”的概念就显得十分恰当，也十分迫切。1995年，意大利学者杰奥瓦尼·阿瑞基著《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分析资本主义起源及发展进程中的中心的转移，其历史分析落脚于20世纪金融资本中心转移至美国，美国通过美元资本和军事力量称霸世界。作为左派学者，阿瑞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刻有力，对美国的世界霸权的批判也可谓击中要害。该作受写作时间局限，对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及其发展中面临的复杂情况未能涉及，但他多处简略提到并预测中国的变化和崛起，堪称点睛之笔。本文并不想过多地介绍阿瑞基的观点，对“漫长的20世纪”的体会来自笔者自己深切的感受，只是阿瑞基理论在前，不得不提到其观点。实际上，本文运用的“漫长的20世纪”更主要的是与“短20世纪”观点对话。

“漫长的20世纪”表明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基础性话语还不能脱离其基本范式。亦即：其一，今天的难题还是在这个基本范式下，即“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关系。其二，所有的逃逸或超越性的话语，以及以虚构形式出现的文本，或以审美形式出现的文本都与“漫长的20世纪”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三，因为其漫长，它变成了“潜文本”的形式。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如此用心用力书写苦难，并且骄傲地以苦难为其个体生命存在的依据，它并不用于向外部世界抗争的依据，也不与其他个体结成痛苦的联盟，它只是他们兄弟自我体认并获得自我肯定的依据。如此看来，似乎它的意义有严重局限，然而，恰恰是这一局限，上承了传统中国农民乐天知命、逆来顺受的本分本性；往下开启了现代中国特有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正是这种以痛苦为生命底蕴的个体意志，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启蒙与革命”的二元叙事中，路遥开辟出第三种叙事：个体苦难的自足精神。它不再诉诸历史与阶级意识，不再建构社会普遍理性，它只是个体生命自我意识的依据。它深深地植根于20世纪的经验中——例如，柳青的文学叙事；但它完全改变了其深化的意义指向——它不是向着阶级／普遍理性深化，而是向着个体生命坚实性立足。比如，个人／家庭的脱贫致富的奋斗追求。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它只相信个体的此在的成功和利益。20世纪的普遍理性解体后，中国社会实际上重回传统家族社会，只是家族进一步缩小为家庭，家族以变相的社会关系重构。对于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村青年，以地方为根基建立利益关系，但并没有现代理性（启蒙的或阶级的）作为基础，个体在生命自我的经验和利益中获得全部依据。一方面，个体必须有强大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社会的普遍共同体连接很脆弱。

小说费不少笔墨描写少安、少平兄弟俩的贫穷困苦。少平每日饿着肚子读书，吃的是黄菜叶和盐水汤。小时候不只是忍饥挨饿，兄弟俩都衣衫褴褛，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小说描写8岁的少安被同学嘲笑后的委屈状态：少安一个人转到一个土圪崂里，睡在地上哭了一鼻子。他想起了那个下凡的仙女；也想起了那个痛哭而死的男人——那男人的眼泪就流成了脚下的哭咽河。啥叫“哭咽河”呢？那是“男人的眼泪流成的河”。路遥赋予乡村的本质就是“苦难”，这苦难甚至具有了自然史的属性。当然，在这样的时刻，路遥总会让“爱”或同情如期而至。10岁的润叶果然如仙女下凡一般来到少安身边，替少安缝补裤子的破洞，痛苦迅速化解为童趣的欢乐与美好。[28]

当然，路遥在整部作品中，不管是描写少安还是少平，都不是单纯宣示他们的贫苦，他总是恰到好处地给予这些贫苦以另外的内涵，或者爱情，或者同情。少平到书记家打工，书记的老婆就给予少平特殊的关怀，让少平打炮眼。她看出少平是有文化的乡下青年，还琢磨着让少平给女儿补课，想招赘少平当上门女婿。很显然，新型的雇佣关系是人世间的劳作与交换，这里面不乏剥削，但也不时闪现出关爱的些许亮光。

几乎须臾也不离开“苦难”，路遥的叙事就找到感觉，就抓住他理解的生活本质，能看到这些人在苦难中依然要生活下去。就能准确有力地刻画人物形象。但只有少安、少平兄弟俩，他们顽强改变命运的愿望最为强烈，他们的行动和透示出来的信念体现了个体意识到自身的生命使命和担当的意志。很显然，路遥是把“痛苦”“受难”“苦难”理解为生活的本质，永不屈服，顽强拼搏。这很容易引起生活于底层的青年的共鸣。

贫苦显然不只是少安、少平兄弟俩的生存状况，其他农民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路遥笔法精细，写出了农村“市场经济”初始时期的艰难和无情。这种以个人为主体的经济并非传统小农经济的重复，路遥表现了新型经济对乡村传统伦理和社会关系的冲击，甚至价值观念的颠覆。

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农村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艰难过程，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心理变化和价值观的挑战。田海民建渔场，田四、田五来求情想参与，遭到海民媳妇银花拒绝。当海民告诉父亲田五时，“田五发了半天呆，长叹一口气说：‘我和你四爸等于去给你们揽工，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残酷！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行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也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骂归骂，田四、田五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或者“不能走那条路”；或者不得不走“这条路”。田海民刚创业，是否能成功还不知道，他经不起失败，农民创业失败就是倾家荡产。农民的原始积累残酷无情，根本就在于他们是在极度贫困中走上这条路。渴望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如此朴素的愿望，对于西北农村的农民来说，要付出更为艰巨的代价。乡村伦理关系和价值观的改变，这是基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历史正义；遑论“市场无情”“资本罪恶”，根本在于中国乡村的绝对贫困。路遥的笔触深刻有力地写出了农民要走出贫困的渴望和决心，他们也不得不和农村的某些传统“决裂”——这不是基于历史理性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出于个人本位利益的命运抉择。

路遥的笔触有着坚实的生活体验为基础，他能通过劳作体会西北大地上对苦难的忍耐。过去，文学叙事固然可以在文化上予以反思批判，例如“落后”意义上的批判；但路遥却表现出生命在贫瘠困苦中的坚忍，个体生命如何与乡村艰难生活融为一体的那种归属性，这也是乡土中国生生不息的传统。很显然，柳青当年描写的“路线”“阶级”在路遥的笔下已经完全失效，但读了七遍《创业史》的路遥显然知道改革开放的中国农村开启了新的道路，恰恰是在《创业史》的映衬下，他笔力刚健，饱含泪水去书写乡村农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艰难困苦。这一切不是因为摆脱了20世纪的经验，而是因为在20世纪的经验的映照下，其意义才显现出非凡与深远。这显然也不能归于“后革命”的逻辑，但或许具有“非—后革命”的意味——它还是与20世纪的“革命”有所纠缠，因为那个前缀“非”，确实很容易被涨破。

有多位学者注意到小说中作为反面人物的“二流子”王满银形象，对王满银的否定，当然有中国乡村传统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东流西窜那类人的摒弃，但是在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王满银不踏踏实实劳动，梦想靠做小生意赚钱，不切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路遥对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参与市场经济的进程，还是有所隔膜。多数论者试图肯定路遥塑造这一形象的意义，但并不等于路遥塑造王满银形象所折射出的意义不具有局限性。事实上，除了在土地上或通过劳动来致富和肯定自己的人物，仅有的两个在外面世界闯荡的人物（或许还可包括那个忽悠孙少安投资电视剧的“导演”），不是骗子就是小偷。市场经济由乡村向城市开发的路径，本来是这个时代最具开创性的事件，但路遥却只给予了这些人物滑稽无耻的特征。例如，杨丹丹指出：“路遥的部分反思意识集中在王满银身上，在批判王满银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同时，他的‘小生意人’身份背后隐藏的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失衡现象，也成为反思的对象。或者说，路遥没有让王满银完全失去自主意识、独立行动能力和生活真实性，而是让他在真实的客观语境中，凭借自己对农村经济改革的认识和理解，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结局。”[29]这里的阐释有精辟之处，但也有一点偏向论者的善良愿望。路遥在切开乡村向“外面世界”的市场经济生活面时，还是有所欠缺。这一点并不会降低路遥的意义，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当然，王满银的形象却是颇为饱满的，特别是大姐与他的婚姻关系让人欲哭无泪，哭笑不得。当孙少平通过关系把姐夫王满银从看守所中弄出来后，大姐去接王满银，王满银马上“化悲痛为力量”，又神气活现，唱起了信天游。这是多么可爱的形象！这是小说的神来之笔，没有因为他是二流子就把这个形象描写得彻头彻尾的可恶。这种人可恨、可怜又有可爱之处。这就是小说笔法的高妙之处。但这并不等于路遥对农民参与“外面世界”的市场经济的表现是成功的。《平凡的世界》的可贵之处在别处，在路遥可以抵达精神大地上。

归根结底，就在于《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对生命个体肯定性的价值理念，其内化为个体生命本位，其外化为个人勤劳致富的实践。1980年代后期，文学业已“失却轰动效应”，根本缘由在于，文学界一时无法为社会找到共振的方式。彼时中国社会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反思之后，急需一种肯定性的精神；尤其是乡村青年，谁来肯定他们？谁来肯定那些企图挣脱贫困环境、渴望命运更新的乡村青年的价值？当时影响较大的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梁晓声的知青叙事，就是因为内里包含着一种肯定性而重燃时代激情。路遥的《人生》提出了问题，但未能解决问题，只能告一段落。但是，《平凡的世界》悄然兴起，给当时必然要重新选择人生的乡村青年提供了精神召唤与抚慰。《平凡的世界》第一卷出版于1986年12月，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革”后的文学潮起潮落，几经变革，已经过去近10年，批判性和反思性占据时代主导地位，固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肯定性”的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缘由。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学的批判性以运动的现实性形式展开，而在文学作品的虚构中则寻求肯定性，肯定工农兵的历史主体地位。乡土中国叙事，从《小二黑结婚》到《创业史》，从《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到《艳阳天》，都可以看到以理想化的形式创建起来的正面的、积极的引领历史前行的乡村人物形象。事实上，当代文学的这一脉，在1980年代的反思语境中被悬置起来了。考虑到《平凡的世界》开始创作于1975年，1982年至1985年是其准备时期，第一部完成于1986年，前后历时十年之久。其主导的文学观念无疑秉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理想化的乡村青年带头人的形象，当然也概括了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知青叙事、改革文学等多种主题及方法。来自西北的几位作家，都因为与文学潮流有时差并有所迟滞而能涵盖更大的当代时段，能容纳多种文学追求，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涵盖了“人性论”“寻根文学”“历史反思”等；贾平凹的《废都》等作品同样如此。在历史回撤的时期，这些滞后的作品就以其涵盖更长时段而显现出它的宽广深厚。《平凡的世界》虽然不在1980年代文学创新的潮流前列，但它却是以其素朴性切近时代心理，以更长时段的包容性而获得更广泛的呼应。《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废都》以及同时代多数影响显著的作品不同之处还在于，它延续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叙事的那种理想性，因而它创造出1980年代所没有的肯定性人物形象，孙少平、孙少安就是这样的人物形象。而这样的形象，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量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青年所需要的精神镜像——其根本底蕴是乡村生长起来的现代性怨恨与个体觉醒之间的辩证关系，《平凡的世界》强有力地表现了这种关系。

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平凡的世界》重写了20世纪的主题，只有在“漫长的20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看透它的主题意义，它对于20世纪后期乃至21世纪初期的乡村青年的非凡意义。关于乡村中国的觉醒，《平凡的世界》是在长时段里赓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看上去是走向其反面，而实质上在与它紧密对话——它把前置的小二黑、梁生宝、萧长春们放在自己的身后，让他们看看孙少平们是如何奋斗、如何受苦、如何献身的。固然，《平凡的世界》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困苦、贫穷、艰难和挫败——这些描写本身内含着乡村的不平等所折射出的“现代性怨恨”；但正是这样的境遇中，孙家兄弟始终坚持不懈，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始终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信念。这部作品的精神本质就在于它表现了这种辩证关系及其肯定性，而在挫败中依然要（并且可以）凭借个体意志顽强改变命运，这或许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有乡村背景的中国青年的根本精神。它解决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青年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是“短20世纪”中国乡村没有解决的难题——离开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强力，穷苦的乡村青年依然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孙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响应了战胜命运的精神召唤，而《平凡的世界》就是他们共同命运的启示录。

五 个体性难题与爱的救赎意义

新时期的“受难”主题是控诉性的——在这一意义上，它的文学本性承续了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叙事；路遥的“困苦”主题是乡村精神的现代觉醒，内含着个体要成长为自由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意志），路遥的现实主义有更坚实的当代性——它是从他体验的中国当代社会获得写作的依据。受苦和战胜苦难并成长为能人，这是要摆脱土地的（也是必然不得不摆脱土地的）年轻一代农民的楷模。他们以个体的内省性精神重写了梁生宝、萧长春们的英雄形象。[30]孙少安、孙少平都体会到“贫穷”“困苦”里包含着的意义，它们是具有内省性的——在对自我生命意义的体验中升华为自强不息的英雄意志——这造就了改革开放千千万万个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生活的新时代的青年英雄，他们都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勤勉奋斗。尽管他们并非依据“普遍理性”行动，但他们直接朴素领会了“生活的道义”，在改变命运的进程中开启困难的然而也是新的人生道路。

路遥并不是要写超出环境和人群的个人主义，更不是那种超人的无根的个体，少安、少平来自乡村，始终在乡村的艰苦生活中经受磨砺。正是生活的点点滴滴，人情的冷暖，使得个体的生命那么饱满充实。这使他们的选择始终是“现实主义式”的选择，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承担家庭责任。既摆脱命运的束缚，又有勇气承担责任。

这里讨论的个体精神，并非“个人主义”，严格地说，1980年代中国社会也没有形成“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理论争论中或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个体意识，其实不过是强调追求个性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诗人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诗人以做普通人，离开某种集体意识的个人为一种可能性。哈耶克在其影响卓著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开篇就驳斥过那些“最愚蠢的一般误解，即认为个人主义当然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或把其观点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之上），而不是从人们的全部性质和特征都是由其在社会中的存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出发”。哈耶克赞同并引述艾伯特·莎茨在他的有关个人主义理论史中所做的总结：“我们看到个人主义显然没有（但人们却普遍地觉得不理所当然）这种情况：对孤独的生存方式这一制度和自我主义作辩解。”[31]

但是，普遍理性塌陷之后，这些从个人和家庭的苦难中获得生命自觉的个体，以什么来坚固他们存在的根基呢？显然，他们不是强大的历史理性支持的某种共同体的“英雄”，他们只是个体化的“自以为是”的生命个体。城乡差异、贫富分殊、以苦难为生命根基……这些都可能构成社会性的共同体的障碍。霍布斯曾经在《利维坦》里写道：“群体纵使再大，如果大家的行动都根据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欲望来指导，那就不能期待这种群体能对外抵御共同的敌人和对内制止人们之间的侵害。”[32]当然，小说并非理性的规划，但路遥显然是以他的艺术直觉领悟到孙少安、孙少平们如何在这个社会上“平安”立足，不带怨恨地融入社会群体，在城市、乡村、厂矿创建自己的生活。其根基在于：《平凡的世界》描写了友情、同情和爱情——这是乡村青年相互联系的纽带，也是他们与社会结成关系的基础。也可以说，爱情、友情也是乡村青年个体自由意识觉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部作品的爱情描写非常活跃，几乎写到的青年男女全部卷入了爱情、婚姻的纠葛。少安、少平兄弟俩的爱情经历也颇为丰富。少安与润叶是青梅竹马，后来却别有选择，润叶为爱所苦。少安与贤惠的秀莲成婚，不想秀莲后来得癌症；润叶依父母之命与李向前成婚，婚后念念不忘少安，李向前痛苦不堪，借酒浇愁，车祸截断双腿。他们在爱中体味幸福，也领教痛苦。武惠良与杜丽丽，杜丽丽与古风铃，这些爱情反映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情感生活大门，时尚和混乱也开始出现。在所有的爱情故事中，郝红梅的故事被表现得最为细致深入。与少平有过青春的萌动之后，红梅受到顾养民的追求，结果却遭到抛弃。不幸的郝红梅另嫁他人，丈夫又早死。后来田润生对郝红梅关爱有加，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最后生活在一起。另外，金强（小偷金俊文的二儿子）和卫红（孙玉亭的女儿）他们重演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所有的爱情故事中，孙少平的爱情故事被注入了更多的精神内容。他与郝红梅算是初恋，后来各奔东西。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超出当时的社会逻辑，矿工和市长（后来是省长）的女儿恋爱，这场轰轰烈烈的爱，与其说是给予少平以情感的慰藉，不如说是在精神上促使其强大。后来孙少平与大学生金秀还有一段感情纠葛。当然，后来金秀与顾养民（研究生）走在一起。小说最后的落点，田晓霞去世后，孙少平回到矿上，远远地看到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这隐喻着最后在爱中，少平不只是单纯地回到矿上，他回到了劳动中，他很可能在爱中承担起了责任。这既是感恩师傅和惠英当年对他的关爱，更重要的是他成长为一个有担当、有容纳能力的男子汉。也因为此，少平在爱中完成了自我救赎。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转向关注农村青年个体独立精神的表现，为改革开放时代乡村青年的精神自立做传，其功莫大焉。他把集体性改变为个人性；把阶级斗争的“恨”，改变为青年之间广泛联系的“爱”；但是，在美学精神上，他依然承续了革命文学的观念性、想象性和浪漫主义的特点。在这部作品中，苦难、个体与爱，建立起稳固的三角结构。生命个体以苦难为底蕴，这既是其真实的本质，也是社会历史的背景，个体生命以它为基础，不得不从中获得生命依据，但也是个体要摆脱的历史背景，例如，“脱贫致富”，这就是要告别苦难的历史。如果这苦难是个体生命自足的本质内涵，摆脱了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个体以什么立足呢？也正是在摆脱的进程中，个体自觉地完成转化——在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俩对苦难的意识中完成了自我独立的创造。这无疑也是浪漫性的转化，这与小说广泛描写的爱情的浪漫性相得益彰，它们共同创建了小说的美学氛围。《平凡的世界》的主导叙事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但就路遥对个体精神加以肯定的那种理想性，他在情感生活方面浸染的感伤诗意，也可以说这部小说不无浪漫主义气质。雨果说过：“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33]动手写作《平凡的世界》之前，广泛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路遥显然深受其影响，既有现实主义文学，无疑也有浪漫主义文学，路遥不拘囿于一种创作方法。只有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到路遥的浪漫主义气质，才能理解孙少平这样一个矿工，可以与田晓霞保持爱情关系。或许更重要的是整部作品所具有的那种超越现实的信念，它骨子里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才有如此宽广、蔑视现实并且无限相信未来的那种渴望。

《平凡的世界》作为时代画卷的展开，需要强大的观念性力量，同时也需要激情，事实上，路遥在这两方面都下足了功夫。读一读《早晨从中午开始》就知道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是如何投入生命的全部能量，最后为此献出了生命，他用全部生命完成了这部作品。这也注定了他这部作品在观念性和情感两方面的能量之充足。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解体后，路遥也在改革与保守的斗争之间找到新的冲突模式，这主要体现在田福军这条主线上。但是，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主线完全压倒了田福军的这条主线，前者也实际上构成了这部作品成功的主导内容。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主线没有斗争的套路，只有成功／挫败的情节起伏，因此，构成小说内在肌理的情绪力量就依靠“苦难”与“爱情”浪漫化的支撑。“爱情”在这部作品中，并不仅仅是孙少平最后精神的归宿和完成自我救赎的行动，而是具有整体性的救赎意义，几乎所有沉浸在“苦难”中的人们，最终都在爱中获得了赦免和“救赎”。苦难在“爱”中获得拯救。小说也因此为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青年的自我独立和奋斗提供了精神抚慰，给予了一次想象性的自我超越。

苦难与“爱”相互支撑着乡土中国青年的个体生命自觉，他们中的一部分（大部分）虽然离开了土地，但《平凡的世界》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如此富有激情地想象苦难与“爱”重构了他们生存的大地。不仅沉浸于其中汲取能量，而且获得升华与超越的力量。说到大地，海德格尔曾写道：“大地离不开世界之敞开领域，因为大地本身是在其自行锁闭的被解放的涌动中显现的。而世界不能飘然飞离大地，因为世界是一切根本性命运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境地和道路，它把自身建基于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34]确实，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以苦难与爱作为被土地抛离的一代乡土青年的精神支撑，它解放了乡土中国青年的个体生命意识——它用精神性替换了土地实在性；反过来也可以说，他赋予土地以精神性。这样，离开土地的乡村青年仿佛永远地享有他们坚实的大地，而维系这大地般存在的精神，乃是20世纪经验的不断再现——它属于漫长的20世纪。我们不能说因为是文学虚构就说它不真实，如果如拉库-拉巴特和吕克·南希在《文学的绝对》里所总结的那样，文学揭示的这种绝对，或许是时代存在的最真实甚至最实在的精神底蕴——我知道这是在为20世纪的经验和《平凡的世界》寻求一种肯定性的说辞，然而，没有这种貌似的“绝对”，我们（和他者）如何度过本来就危机四伏的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呢？当然，历史终归会面向21世纪，《平凡的世界》在21世纪真实到来的场域中，它会失效吗？也就是说，“苦难”与“爱”还能构建21世纪的乡土中国的大地吗？

注释：

[1]本人查找“中国知网”所得出的结论。例如，曾镇南先生的评论《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蔡葵、朱寨、曾镇南几位先生对《平凡的世界》率先做出的反应表示了肯定和感激。尤其对曾镇南先生的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几位正好是我青年时代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前辈同仁，彼时朱寨先生是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事实上，据笔者当时所知，整个当代文学研究室对《平凡的世界》评价甚高。

[2]参见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3]2000年3月，中国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面临的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4]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5期。

[5]任贤良：《盲流还是潮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思考》，《农村经济》1989年第6期。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3、639页。

[8]转引自金冲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9页。

[10]有关论述可参见郭学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山西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典藏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57~358页。

[1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路遥全集》（典藏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13]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57页。

[14]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137页。

[15]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60页。

[16]“文革”时期，路遥卷入造反运动，成为延川县“红四野”的军长，后来结合进县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他对个人与到来的政治事件的关系，想必有深刻的体会。有关路遥在“文革”时期的遭遇，可参见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64页。

[17]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57页。

[18]参见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第4页。

[19]卢卡奇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两者实际上是统一的，阶级意识是“被赋予的阶级意识”（Zugerechnetes Bewusstsein），他定义阶级意识说：它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3页。

[20]但是，在“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和代码”里，依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代码》有45项之多，直到2002年才取消了这两项指标。2004年，因为基本上没有单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被废止。

[2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路遥全集》（典藏版），北京十月出版社2019年版，第360页。

[22][23][24]参见梁向阳《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1~25、33~34页。

[25]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7页。有关黑格尔关于“痛苦”的论述，可参见田义勇《黑格尔辩证法的生命意蕴——以黑格尔论“痛苦”为例》，《武陵学刊》2020年第9期。

[26]赵学勇：《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增订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27]实际上也就是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里提出来的观点，即资本、科学技术和所谓自由民主主导人类的思想意识，随后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德里达发表《马克思的幽灵》都直接或间接批驳了福山的观点，现实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件都表明历史走向并非如福山所愿。

[28]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89~90页。

[29]参见杨丹丹《〈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满银形象重释》，《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30]这里的“内省”是让意识回到生命自身的意思，并非思辨哲学意义上的“内省”。只是为了与外化诉诸为社会行动的“反抗”实践相区别，意识到“苦难”——只是回到生命个体自身使之“和谐”并自我肯定。

[31]参见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32]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9页。

[33]参见《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34]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8页。

文/陈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