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云云村村民证文章列表:

• 1、内江嬢嬢椒盐川普播报洪水情况火了：我站在桥上，脑壳云云的！
• 2、孤独的幸存者的真相1：德州红脖的万年吹逼小故事
• 3、龙岩3岁男孩失踪3天找回，63个小时孩子经历了什么？这个教训留守儿童父母必看！
• 4、回不了家的除夕, 我重新思考了与父亲水火不容的30年: 一位80后亲述
• 5、这个世界是我们向后代借来的

内江嬢嬢椒盐川普播报洪水情况火了：我站在桥上，脑壳云云的！

记者 马梦飞 编辑 石章颖

7月11日中午，内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的通知。

7月12日14时52分，内江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12日下午，记者从内江市应急办获悉，受上游来水和区间降雨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沱江内江段将发生超警戒水位2米左右的洪水。

就在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开展防汛工作时，内江天宫堂水电站附近的一位村民却意外走红。在水位迅速攀升的情况下，她用地道的内江版“椒盐川普”讲解了内江目前涨水情况，并将视频上传网络。

随后，视频迅速在网络传播，成功刷屏内江人的朋友圈，有网友表示：“听完以后，我的脑壳也云云的。”大家来随意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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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幸存者的真相1：德州红脖的万年吹逼小故事

作者：王牌自行车驾驶员 来源: SOFREP

写在美国人拍拍屁股离开阿富汗之后

自从红翼行动因为搞砸而被大众熟知（个中当然有美军传统艺能丧事喜办）以来，在军界和媒体中就有一种声音不绝于耳：大家都或多或少地猜测着海军上士（退役）马库斯·鲁特尔信誓旦旦地讲述的英雄事迹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所以，真相是什么？

牧羊人，真的存在吗？

这些年来，我最近以更加详尽细致的方式，收集了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并反复分析数据。来源包括可通过公共媒体的记录获得的信息;在马库斯的书《孤独的幸存者：红翼行动和海豹10队失去的英雄的目击报告》中发现的情报文件，以及马库斯·鲁特尔关于红翼行动的记录版本。

注意：马库斯这个红脖其实无数次地写错了红翼行动的名称——包括他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的大作《孤独的幸存者》的标题。大家要注意，是“Operation Red Wings”（复数），而不是“Operation Redwing”。

这里肯定有人要喷：人家枪林弹雨里混过来的真英雄亲自参与过行动写错个拼写怎么了云云。

首先他是不是真英雄另说，但这是能确定的他参与过行动，写在红头文件里的名字怎么写不对？另外红翼行动里还有十几号人阵亡——这是他们写在墓碑上的人生最后一刻的记录，凭什么就不能让马库斯把字写对咯？

（丹尼·戴茨是真的惨，他是临时被叫过来帮忙的）

注意，我要谈到的细节并不包括电影，只是在文中会以其中的情节来串联上下文，这与行动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跟该次任务中涉及到的技术、战术和程序(TTPs)或马库斯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一员在战斗中的表现也无关。

我关注的是公开的信息，主要关注的是马库斯自己写的文章和公开说的话之间的若干自相矛盾的点。

也会直接引用普什图平民穆罕默德·古拉布(Mohammad Gulab)的话，就是这位阿富汗农民冒着极大的危险，以非凡的勇气拯救了马库斯的生命，也因此让他自己和他的大家庭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大家想想最近美国佬是怎么把阿富汗人当擦屁股的纸）。

埃德·达克（Ed Darack）在《胜利点》（Victory Point）中的纪实性文学也讲述了“红翼行动”（Operation Red Wings）和后续任务“捕鲸行动”（Operation Whalers）的故事。

在两次行动后不久，达克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第三团第二营，并直接与该次行动的许多参与者交谈。他最近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库斯·鲁特尔的救世主穆罕默德·古拉布声称《孤独的幸存者》搞错了》，里面也提到了一些独家的新信息。

迈克尔·卡明斯（Michael Cummings）为《石板》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孤独的幸存者有多准确？》的文章。此人是一名退役的步兵军官，曾在第五空降特战群服役，并曾在红翼行动发生的地区执行任务。

约翰·伊斯梅（John Ismay）是退役的海军特种作战军官，他与美国海豹突击队（Navy SEAL）和快速反应部队（QRF）的指挥官埃里克·克里斯滕森（Erik Kristensen）是生死之交。而克里斯滕森少校正好是和其他15名作战人员在试图营救马库斯时随着直升机被一起击落，当时他们当场阵亡。

他还采访了演员埃里克·巴纳（Eric Bana），巴纳在《孤独的幸存者》（Lone Survivor）电影中饰演约翰的朋友克里斯滕森。此前，巴纳还曾扮演黑鹰坠落里的三角洲特种部队成员胡特。

此外，约翰提供了关于克里斯滕森的独家信息和他与巴纳的整个采访的未发布版本，以及无法公开获得的有关红翼行动的活动和结果的信息。这些人是各自为战的，但他们的目标都是查明2005年6月27日晚上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当时海豹的这个四人小组被派去执行一项特别侦察任务。

小组成员包括：

带队队长是海豹突击队第一运输载具队(SDVT-1)的海军上尉迈克尔·P·墨菲（Michael P. Murphy），驻地是夏威夷珍珠港

中士丹尼·戴茨（Danny P. Dietz）来自海豹突击队第二运输载具队(SDVT-2)，驻地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海滩

海豹突击队第一运输载具队(SDVT-1)上士马修·G·阿克塞尔森

海军医护兵上士马库斯·鲁特尔，来自海豹突击队第一运输载具队(SDV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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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和以下详细的公开数据，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部门已经记录了召回马库斯的原因，以进行对马库斯潜在的多项犯罪行为的调查，包括违反第99条法令和其他潜在违反军事司法统一法典（UCMJ）的行为。

请注意这是美国人自己发起的调查，可不是我给马库斯罗织罪名。我在此摘录了第99条款，根据公开的记录信息，详细概述了马库斯可能违反第99条款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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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文中记录的内容外，还提供了大量的附加支持信息。我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军事司法统一法典第99条：在敌人面前行为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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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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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有组织的部队或任何可能反对美军的敌对组织，包括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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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面前”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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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战术关系的问题，而不是距离的问题。采取行动的合理可能性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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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种犯罪行为：

逃跑

可耻地放弃、投降或交出指挥权、部队、据点、船只或军事财产。

危及安全

扔掉武器或弹药

懦弱的行为。

辞去职务而抢掠或掠夺的。

造成假警报。

故意不尽力与敌人交战。

未能提供救济和援助。

新闻记录：

阿富汗喀布尔的联军部队证实，6月28日坠毁的MH-47直升机上的16名服役人员全部遇难。此前有报道称，机上共有17人。遗体的身份正在确认中，受害者的名字将在通知他们的近亲后公布。这架MH-47直升机坠毁时正在运送支援人员，以支援与敌人交战的美军。这支部队参与了打击库纳尔省恐怖分子的红翼行动。

目前，阿富汗国民军和联军仍在积极参与红翼行动。

“恐惧是一种让你感觉敏锐的力量。而害怕则不同，那是一种麻痹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什么都做不了。”马库斯·鲁特尔说道。

“他开始尖叫，呼喊我的名字……‘救救我，马库斯。“气氛变得如此紧张，我只好放下武器，捂住耳朵。——在2013年12月9日的《60分钟》节目中，“孤独的幸存者”向安德森·库珀讲述了这场致命的战斗。

（现场实录）

红翼行动的现实

当《新闻周刊》的罗斯·施奈德曼联系马库斯询问有关行动的问题时，马库斯没有回应，而是选择通过律师传达了自己的态度。

红翼行动开始于2005年6月27日深夜。一支由四人组成的海军特种侦察队（NAVSOF 特种侦察）在萨瓦塔罗（Sawtalo Sar）山顶附近机降。

在这一阶段的具体规划中，作为预备队的海军陆战队员没有被直接纳入到指挥链里，他们只负责万一海豹搞砸之后前往战区捞人的部分。这个侦察小组被直升机投送到目的地，不过着陆点选得非常奇怪，一英里内就有一个人口密集区——人不算多，但人口稠密。

要注意这可是MH-47支奴干，它在山谷里的回音之大简直算得上明火执仗，我奶奶今年高寿95了都能听得见。此时山脚的武装分子享受了杜比5.1声道家庭影院环绕声之后就已经有所警觉。

（说句不谦虚的话，因为某些原因，我头顶上最起码飞过一千五百以上架次的各型直升机，包括黑鹰，休伊，支奴干，卡28，我太知道它们在山谷里能鼓捣出多少动静了）

2005年6月28日上午晚些时候，手无寸铁的当地人与小队发生无交火接触，特种侦察小队是被一群驱赶山羊的牧民发现的。至于到底有没有被马库斯津津乐道的投票环节，官方未予证实。

（这是一张向西的斜视图，标示出了东北走向的峡谷和支点，大家可以看到上游的情况和两个指定的观察点。在伏击期间，沙阿和他的手下把海豹突击队的特种侦察小队引进了东北峡谷。）

在无交火接触之后不到一小时，沙阿手下一支大约8到10人的游击队就伏击了特种侦察小队（请注意不是追上，这点很重要）。伏击时这支部队用上了AK47, PKM轻机枪、火箭推进榴弹(RPG)，这些人可能还有一门82毫米迫击炮。

当特种侦察小队在伏击的压力下不得不下到东北峡谷（在Shuryek山谷的一侧）时，沙阿的人从多个优势地形位置以协调的抵近节奏和相互掩护的火力配合与小队激烈交战。

（参与红翼行动的海豹，图中的人要么在侦察小队里，要么在被击落的直升机上）

特种侦察小组试图通过PRC-148无线电台通过卫星与作战指挥中心建立联系，但因为山区信号不好失败了，然后又试图通过铱星卫星电话进行联系，但也没有成功。带队的中尉迈克·墨菲（Mike Murphy）堪称英勇地移动到更高地势的开阔地，使用铱星手机与基地取得联系，但这也让他暴露在敌人的直射火力之下致其身中数弹。

沙阿的人在一小时内杀死了三名海豹队员。

（图片里演示了沙阿的人是如何在峡谷中伏击特种侦察小队的。红色箭头为沙阿方的火力，蓝色箭头为特种侦察小队撤退的方向。从这个布置就能够看出来这是一种具备压倒性优势并且十分有效的伏击策略，以及海豹选了一条多么不合适的撤退路线）

几小时后，一支由海军特战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QRF）出动，分乘几架直升机去支援受困的海豹。

海军陆战队里负责空中管制的军官则下达指令，要求快速反应部队的成员必须通过目视或无线电通讯的方式确认侦察小组成员的位置与身份，飞行单位才能够出动到战区。尽管当时还无法确定侦察小队的情况，飞行员还是同意了。

但其他人则未必如此谨慎，第160特种航空团的一架MH47支奴干直升机还是试图将8名海豹队员投送到山顶附近来支援地面作战。

在这次行动中，沙阿的一名手下用火箭弹将MH-47支奴干直升机从空中击落，机上16名人员全部遇难。

（坠机现场一片凄惨）

（光是160特战航空团就阵亡了8人，飞机上的其余八名遇难者全部都是海豹突击队员）

沙阿的人则缴获了了侦察小队几乎所有的装备，包括：三支装有M203式40毫米榴弹发射器的M4A1突击步枪，以及相应的弹药与榴弹，低可视度设备，一个完整的PRC148电台，狙击手望远镜，以及许多其他的设备，包括一个完整的笔记本电脑——硬盘里包含机密材料，包括美国和英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详细地图。

（用张比较损的图来解释武装分子缴获了些什么东西，具体可查DAMTOYS 78084，DAMTOYS 78085，DAMTOYS 78069，DAMTOYS 78081，不过都是影视造型，大妈的东西看个乐就行，想要复刻造型的话，可以看我之前发的红翼行动造型指南）

联军只能推测沙阿会利用从海豹突击队那里缴获到的东西，在未来袭击美国、联军和阿富汗的人员和设施。在沙阿成功伏击侦察小队和并在随后击落MH47之后，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工作。

一个当地的村民和驻扎当地的海军陆战队员相处的不错，所以在发现了特种侦察队唯一的幸存者马库斯之后给予了保护，并且让另一个村民带着马库斯的字条去了美军营地寻求支援。

（参与救援的游骑兵）

美军接到消息后立刻出动游骑兵去搜救，二话不说先把村子周围的林场给炸了，结果什么也没打到。更蛋疼的是，这时出动去搜救幸存人员的游骑兵开始发现不对劲了。

坑爹的马库斯一问三不知，救援部队被迫在山里瞎转悠。问他哪里交火？不知道。问战友在哪里阵亡？不知道。问敌军火力点在哪里？不知道。结果兜兜转转的游骑兵在山里走了46个小时，一票精壮小伙子在阿富汗大太阳的山里走到中暑，不得不躺下打点滴。

但凡马库斯要是靠点谱，其余三名阵亡的海豹都能够早点入土为安。最后还是空军出动的预备役920 RQW的308 RQS搜救才把遗体给找着。

（游骑兵们在山里转到中暑，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马库斯瞎指路啊）

艾哈迈德·沙阿和他的部队

根据最初的情报，在美军策划红翼行动之前，沙阿的部队麾下有20个反联盟民兵（ACM），相当于两个步兵班级别的武装。所以美军给沙阿戴的这个“军阀”的高帽还是稍微有点冤枉人。但苍蝇再小也是肉，艾哈迈德·沙阿好歹是个阿富汗的叛军头目，这就是为什么美军要发动红翼行动来铲除这个眼中钉。

然而，我们要注意，阿富汗当地的泥腿子小军阀和基地组织成员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红翼行动之前，艾哈迈德·沙阿并不是基地组织成员，也从未见过奥萨马·本·拉登。这条关键情报不仅仅是被一个来源证实，而是来自多个可以相互参照的情报渠道。尽管如此，马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严肃的塔利班武装领导人(第178页)……他也被认为是奥萨马·本·拉登最亲密的伙伴之一”(第179页)。

虽然马库斯这顶高帽可能戴得沙阿非常受用，但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毗邻山谷地区的小村庄，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里其实根本无法维持超过20人的队伍驻扎很长时间——这在后勤上就根本说不通。

那里的当地人穷得叮当响，几乎无法维持生计，更不用说给一支小军队提供食物和住房了，而且沙阿手底下的人也不是什么会给房东挑水劈柴的革命军队，更别提组织生产了。

（一张图证明那里有多么荒郊野岭：游骑兵需要把反步兵地雷帮在几人合抱粗的树上来爆破开路）

通过多番比对，我可以确认，沙阿的小队中有两名男子算得上“技术士官”——他俩除了武器，都带着一台摄像机。

目前找到的两个视频都是关于伏击的：一个被剪出来作为宣传视频,都是些展示伏击和缴获海豹的武器装备的画面，而另一个则从来没有公开流出，或者至少不是广泛传播（至少我知道在互联网上没有）。机缘巧合之下。我得到了第二个视频。

两个视频都是经过美国军方鉴定的。即使没有军方扒马库斯底裤式的背书，这些录像的真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阿富汗的军阀圈子里，沙阿的指挥下的人数相当于恐怖分子牌桌上的“货币”。吃沙阿粮饷的兵越多，沙大帅就越“富有”。特别是，当这些“兵强马壮虎狼之师”的影响如果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上传播开的话，大帅们就更有牌面了。

就比如大家都很熟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拍摄他的季播演讲视频那会儿，就曾花钱雇佣“临时演员”四处走动，向美国人表明他手底下控制的人可远远比你们这些外国来阿富汗臭要饭的想象得多。

当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沙阿的视频里是临时雇人来充门面的。这毕竟是一次各种意义上成功的伏击，歼灭的还是美国海军的脸面海豹突击队，但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数出来的最高人数上限（包括摄像师）只有6人。

艾哈迈德·沙阿身边有两个摄像师，这是有原因的，大家不要以为他在摆阔：这是为了展示他作为“一方雄主”的实力，以确保他的小队中所有人的精彩瞬间都被记录下来。但即使没有视频，美国军方也将敌军数字确定为8到10人之间。这个数字是美军调查组根据伏击之后收集的情报以及在巴基斯坦收集的信息归总得出的。

好莱坞偏爱的题材显而易见：为了对付世界头号通缉犯的得力助手，一支四人的海军海豹突击队被派去对付数百人的恐怖分子。悲壮的交战之后，最后的幸存者逃出生天，从设定上来讲这肯定是一部惊险刺激的军事动作片。

但这套英雄叙事在现实中根本不会发生——那是恐怖分子，不是地摊上的气球，是会开枪反击的活人，而且火力还很强大。红翼的情况显然不是马库斯在书里讲的那样。

（就是这个小地头蛇给予了美军极大杀伤）

事实是：在马库斯的回忆录中，他和海豹突击队的同伴们从未见过艾哈迈德·沙阿。

我把时间线大致梳理了一下，从189到200页的内容如下：海豹突击队着陆（189页），然后夜间行进。

这里出现了明显的疏漏，他们把滑降绳扔在草丛里，根本没有按照标准作业流程将其掩埋或隐藏起来。后来在贾拉拉巴德，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克里斯滕森在指挥行动中心接洽了飞行员，询问飞行员是否决定在着陆地点割断绳子，并问160特航团是否会回去回收这个很显眼的证据。沙阿的人在发现滑降绳之后，只通过追踪海豹们在泥地里留下的脚印就轻而易举的确定了他们的行踪。

（160特航团在执行吊运营救任务）

在第197页，黎明来临。在198页，他们还没看到沙阿。“丹尼和我不得不一直朝村子的方向看，试图用瞄准镜来盯着能看到的任何东西，尽管什么都没看见。”

因为有雾阻挡视野，他们不得不更换侦察点。在第199页，他们找到了监视村庄的最佳地点：“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为监视望远镜、瞄准镜和子弹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角度。这里有着惊人的全方位视野。如果沙阿和他那帮恶棍在那里，我们就能够找到他。”(199页)。

但他们没能抓到沙阿。在第200页，海豹们还在伸长脖子观察，但牧羊人已经“偶然”发现了他们的位置。

无论人数多少，沙阿和他的手下们都将海豹突击队团团包围（包围圈最多可达180度），并从更高的位置用比海豹突击队更大口径的武器向他们开火。

沙阿本人亲自用PKM机枪向海豹们射击。

该机枪发射7.62x54R子弹。PKM与M240大致相似，M240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步兵使用的一种发射7.62x51毫米子弹的中型机枪（取代了越战经典/训练有素的查理收割机/屠杀平民的屑美军的最爱——M60机枪）。

沙阿的队伍里也有至少一名RPG炮手，其他的一些人使用AK47 (7.62x39毫米弹药)，可能还有一名82毫米迫击炮操作手。单是82毫米迫击炮弹（高爆弹）就能消灭一个四人以上的小队，哪怕当时他们已经被打散了。

（伏击期间东北峡谷的影像。这是伏击期间摄像师与沙阿拍摄的视频片段。虽然在这个视频中无法识别具体的地形特征，但坡度和地貌与地形图和地形数字高程模型相匹配）

四人小组中唯一幸存的成员马库斯写了一份简短（两页半）的复盘报告(AAR)。根据达克和其他人（具体是谁不能正式去记录）的消息，马库斯在报告中声明，他估计他们这个特种侦察小队被20到35名敌军伏击。

20是调查组CJTF-76公共事务部门最初公布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媒体报道中使用了20这个数字。《时代》杂志的文章中说的“……可能是五比一”，就是根据这个20人数，即他们是4人小组对抗20个敌军。

尽管根据军内调查组事无巨细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敌军数字在8到10之间，但其这个结论从未被媒体报道过——这个结论来自于调查组对伏击期间收集的信号情报，和伏击后在巴基斯坦获得的情报以及实际伏击的视频进行了专业分析。

然而，在马库斯的书中，这位“战神”面对的敌军猛增到140-200人。

在红翼行动中，美军到底击毙了多少名敌军?

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称，在海豹突击队和沙阿的士兵之间的战斗中，敌方伤亡人数极高。这里的关键是，美国海军和马库斯都声称海豹突击队杀死了35名敌方ACM，而不是造成35人伤亡（意思是敌军的伤亡可能更多），这就很有丧事喜办那味了。

但很可惜阿富汗政府（含2021年8月19日成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政府当局）没有户口档案，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那天有多少阿富汗武装分子死亡。

但无论如何，伤亡人数至少不可能超过参与战斗的人数。如果有50名武装分子发动了袭击，那么如果海豹真的击毙了35名叛乱分子，这就意味着海豹突击队在几乎被全歼的情况下仍对敌方部队给予了70%的重创（还不是杀伤），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中几乎是前所未闻的。

尽管如此，马库斯还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我们一定杀死了他们中的50人，或者更多”（第221页）。

《孤独的幸存者》一书发行

2007年6月初，《孤独的幸存者:红翼行动和海豹10队失踪英雄的目击报告》一书出版。马库斯·鲁特尔被列为作者，帕特里克·罗宾森被列为贡献者。书中写到：“美国情报官员相信沙阿与奥萨马·本·拉登关系密切”。

此外，书中还提到，是马库斯所在的海军特种行动四人侦察监视小组的带队军官迈克尔·墨菲中尉提议，投票决定是否杀死手无寸铁的平民。但马库斯的军队内部的报告中从未提到过“投票”这个情节。

艾德·达克说：“我立刻订购了《孤独的幸存者》，以为这本书会比《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提供更多的细节。我还联系了在红翼行动中出动的陆战队成员，询问他们是否被联系过，是不是有人让他们为《孤独的幸存者》提供事后报告或采访。但是并没有。我读了这本书，想着我可能会把其中的信息作为串联整个事件的原始材料。然而，《孤独的幸存者》中的信息与马库斯的事后报告有很大的出入，其中有太多的基本信息是如此不准确，以至于我无法将其作为消息来源。例如，书中描述了‘数百名’塔利班，而在马库斯的行动后报告中，他说有20至35名。虽然后来调查组提供的情报分析给出了一个介于8到10之间的数字，但海军对外使用了一个更符合马库斯描述的数字——在追授给墨菲中尉的荣誉勋章的官方奖词里也提到‘30到40名敌军人员……’。”

海军特种部队选择帕特里克·罗宾森当代笔作家，而这个人选是在“红翼”行动结束几周后就定下来的。据罗宾森说，海军特种作战部之所以选择罗宾森代写《孤独的幸存者》，是因为他们认为罗宾森的小说展示了他对海豹突击队的“透彻理解”，换句话说就是比较符合官方丧事喜办的惯例。

罗宾森和马库斯随后达成了一条龙出书和拍电影的协议。这本书在马库斯从海军退役几天后就出版了。《孤独的幸存者》经过海军特种作战公共事务部门的审核，获得了出版批准。在这本书获得巨大成功后，二次入伍的海军英豪马库斯终于可以彻底退休了。

关于“投票”的说明：

在《孤独的幸存者》(Lone Survivor)和无数关于红翼的文章中都一再提到，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中尉据说要投票决定是否要杀死手无寸铁的阿富汗牧羊人，因为这些平民可能会把他的小队暴露给塔利班。这个关键情节最终成为整个故事的中心支柱，因此，无数的博客和网络文章（以及印刷制品和在线文章）都是讨论关于交战规则和战争道德的。

但根据官方文件可以肯定的是，墨菲中尉根本没有拿这样生死攸关的事情来投过票——这也是许多军队内部人士一直不解的一个问题。墨菲的亲人，包括他的父亲，也一再提出质疑。事实上，当时绿色贝雷帽的人听到马库斯的投票说法时居然忍不住笑了出来，纷纷表示这个情节太荒唐虚假。

（有一说一，麦克·墨菲真男人）

尽管如此，马库斯的回忆录里却不无伤感地写道：“决定性的一票是我的，它将萦绕着我，直到他们把我埋葬在东德克萨斯的坟墓里.........墨菲点点头：‘我想是两票对一票....吧。’”(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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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Rich, Mokoto “He Lived to Tell the Tale (and Write a Best Seller” New York Times Aug 9, 2007

McGirk, Tim. “How the Shepherd Saved the SEAL.” Time Magazine, July 11, 2005. Naylor, Sean D. “Surviving SEAL tells Story of deadly mission.” Army Times. June 18, 2007.

Naylor, Sean D. “Surviving SEAL tells Story of deadly mission.” Army Times. June 18, 2007.

Robinson, Patrick. “Writing Lone Survivor: The Honor and the Anguish.” The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 2010.

Darack, Ed. “Victory Point: Operations Red Wings and Whalers – the Marine Corps’ Battle for Freedom in Afghanistan”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2009

Ismay, John. “Seeing my friend depicted in ‘Lone Survivor’” Jan, 2014

Aly Weisman. “One Man 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rols All Of Hollywood’s Access To The Military” Mar, 2016

Cummings, Michael “Multiple Blogs on Operation Red Wings” http://onviolence.com/?e=230 May, 2016

Schneiderman, Ross. “Marcus 鲁特尔’s Savior, Mohammad Gulab, Claims ‘Lone Survivor’ Got It Wrong” May 11, 2016

Note: Ed Darack specifically requested I include the following: “One thing I’d like to ask, since you’re calling for an Article 32, and I know nothing about such an action, is that you note that I can’t endorse such a call personally. I only make this request because there is a bit in the article based on my past work. John Ismay is also not making any recommendation as to disciplinary action / recall to active duty and court martial.

龙岩3岁男孩失踪3天找回，63个小时孩子经历了什么？这个教训留守儿童父母必看！

最近，龙岩本地的微信朋友圈、网站头条被小孩失踪的消息刷爆了……

武平小云凯的经历：失踪3天后被找回

9月21日下午3点半，龙岩市武平县大禾乡山头村村民潘观荣拎着工具去偏远的农田里挑谷子。正在家门口玩耍的潘云凯也嚷着去，而妈妈则不让。

于是，小云凯便想偷偷地在后面跟着。不料，在离家2公里一个分岔路口时，小云凯跟丢了妈妈。

9月22日上午10时，在接到小云凯失踪的消息以后，武平县网络新闻中心立即进行核实，发布紧急寻人！随后，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平台、人民日报、人民网、国家应急广播、龙岩网等近百家媒体相继发布了小云凯的失踪信息，事发两天内，当地警民近千人加入搜寻，引发了超千万人次的浏览与关注。

9月24日6时30分左右，走失2天3夜的小云凯终于在武平县大禾乡山头村山阳坑自然村的一座半山腰上找到，父亲潘选冲、母亲潘观荣紧紧地抱着孩子喜极而泣。

63个小时孩子经历了什么？

“孩子一直哭闹着，偶尔睡着，也会被吓醒。”父亲潘选冲说，小云凯断断续续说了一两句话：一个有石头、有水的地方，他睡在地上。

村民猜测，事发当天，小云凯跟在妈妈后面，可能在离家2公里的岔路口跟丢了。由于不识路，“孩子往北边走，是通往山阳坑的老路（黄泥路）。”山头村支部书记潘选路说，岔口另一条，则是新开的水泥路，也能到山阳坑。

走老路，差不多得翻5个山头，这些山头不高，但都是茂密的森林。翻过一些山头后，有村里抛荒的田地。“小云凯可能喝了田间的水源，不然不可能撑那么多天。”潘选路猜测。

此后，孩子可能又沿着荒田，继续往下走，走入了茂密的森林，直到被村民救回。

这并不是农村留守儿童失踪的个例，

就在不远的龙岩市连城县罗坊乡

连城云云的经历：失踪4天后被找回

云云（化名）的爸妈在厦门打工，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9月11日早上6点半左右，爷爷清早起床后和老伴出门找未归笼的鸡，孙女云云也跟了出来，他担心小孩乱走不安全，特意嘱咐云云别跟着。

十多分钟后，老人回家后发现云云不见踪影，家人迅速报警。2岁小女孩家门口走失的消息在当地传开，一时间许多人在网络上接力寻人，转发寻人信息。

9月15日，云云失踪五天四夜后，5名劈草工人，在距离走失位置6公里外的高压铁塔附近找到了女孩，被找到时，全身湿透，嘴角还有泥巴。

村民介绍，发现云云的地点距离罗家有近6公里，而平时那座山上人迹罕至，且道路难走，“这么小的孩子有伴也不可能去那，也走不到那么远的地方。”

巡线的工人说，坪上村到25号铁塔的位置，附近有一条水泥路，但要到达铁塔，要走一段泥巴路，路旁边都是树林，小孩子很难上去。

云云的爷爷也一脸疑云，他和老伴从来没带小孩去过那地方。

“能找到孩子已经是最好的了”，云云的叔叔罗灿谟说，“接下去的事情就交给公安部门，相信能水落石出！”目前，当地警方已对此事着手调查。

发现孩子失踪，他们父母和亲人万分焦急：

小云凯父亲潘选冲：多年来一直在安徽务工，21日晚上得到消息后，23日中午才赶到家里。“一到家，我就到处疯找，但没有任何消息。”

小云凯母亲潘观荣：孩子走失后，她这几天没有睡过觉，“快急疯了！特别是23日后，快两天不见孩子的踪迹，一想到最坏的结果，就几乎会晕过去！”

云云失踪后，一家人天天外出寻找，担心的饭都吃不下，眼看着中秋节到了，“哪里想过什么节！一刻都不想放弃。”罗灿谟说

这两个小孩是幸运的，在失踪多日后能被找回，

期间他们的家人、热心群众、乡镇干部、公安部门、社会救援力量都不分昼夜地积极寻找，只要有一线生机，就绝不放弃！

在农村，留守儿童走失的例子绝不是个案，

家里有小孩在农村，跟长辈生活的外出务工家长千万要记住：

1、农村地广人稀，森林植被茂密，一定要让看管小孩的长辈，叮嘱孩子千万不要独自出门，或者和小伙伴贪玩，导致迷路或者忘记时间发生危险；

2、乡村监控设施不完善，道路错综复杂，不利于小孩失踪后的寻找和调查，一定要提醒看管小孩的长辈，不要让年幼的小孩离开视线，甚至独自在家；

3、当小孩不幸走失或失踪，保持冷静，一定要让家人及时报警，并通知亲戚、乡镇干部，组织人力搜寻，以小孩最后走失地点为中心，小孩喜欢玩耍的地方、居住地附近、沿着乡镇道路为重点，开展搜寻。

4、最有效的“十人四追法”

走丢的24小时内是关键时期，不要放弃寻找，可采用“十人四追法”。安排4个人从失踪地点沿4个方向，在2公里以内寻找；4个人前往附近的汽车站、火车站寻找，范围同是2公里以内；一个人报警，一个人留在家中等待，以备孩子自己找回家。

防止儿童走失的正确姿势：

作者：雪檐

部分来源： 人民日报 腾讯网 福建武平网 连城网 闽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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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往期，不容错过

回不了家的除夕, 我重新思考了与父亲水火不容的30年: 一位80后亲述

✪ 白先生 | 资深评论人

【导读】疫情反复之际，今年春节，又有很多在外的人们无法回家过年。时空的阻隔，不仅增进了家人之间的思念，而且也可能在某种“距离感”中，促使人们重新忆起那地方、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与那些纠缠的过去和解。

这其中，今天的青年一代，与其上一辈人之间难言的种种心绪，无疑凝结着中国人最为显著而敏感的情愫。

本文作者是一位从小县城考进北京名牌大学的80后。在外追寻多年的他，回想起自己与父亲的30年，想起当年面对父亲的阴郁，打算闯荡世界，不鱼死网破不足以明志，想起自己曾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家庭束缚，进入一片广阔的天地。然而大城市带来的，却是另一种撕扯。不仅如此，过去数十年代际变迁的结果，并不完全是进步话语中的解放与幸福，也不是一路奔跑无碍的狂欢，而是无形中带有一丝俄狄浦斯式的命运感和悲剧感。

转眼间，作者自己也已身为人父，也会想，该不该像父亲当年要求自己一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命运的局限，为了一个缥缈的人生理想，忍受挣扎的少年时光？80后这代人一起见证了父辈肩扛重担、解放自己的孩子，也一起见证了父辈的衰落，这是时代的宿命。那么，面向未来的人们，又如何挑过这“因袭的重担”、打开新的宽阔和光明？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今日除夕，祝各位读者朋友虎年吉祥、幸福安康！

父亲与我三十年

“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一

“火车上小心，到了武汉给我电话。”

父亲站在春运的绿皮车厢外，车门像一个巨大的鼻孔，把黏稠的人群吸进去。

衰败的县城火车站有如一道布景，映衬出父亲起于青萍之末的衰老。

他从肩上把沉重的行李从窗口递给我，“响两声就行了，我给你打过去。”

我大学毕业之后的半年，工作和读书都没有着落。在河南老家过了一个愁云惨淡的春节之后，我给一位平素待我不薄的大学老师打电话，问问有没有可能在他的研究所谋一个秘书之类的职位，他答应试试看。带着决绝的信念，我收拾好行装，打算从此闯荡世界，把这个令我纠结的家庭抛在脑后。

现在回想起那段曾经令我压抑、愤怒的青涩时光，竟有一丝无关痛痒的恍惚。想要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居然如此艰难。 而当时父母的阴郁和亲戚的奚落，让一个二十出头、满脑子被形而上的问题填满的小青年觉得有如世界末日，不鱼死网破不足以明志。所有问题的核心，现在看来，无非是一个80后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不被父母承认而已。

我到武汉上大学的1998年，一些人文书店还能看到1980年代“文化热”之后的出版遗骸，比如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美学四讲》，王小波的小说，海德格尔等等。对于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思想教育”满腹狐疑的文科生来说，这些东西远比大学课堂里的“九五规划教材”有意思得多，而当时流行的哈耶克，简直让我陡然觉得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带着青春期的叛逆，我像上足了发条一样和这个世界较劲。经常像个哲人一样，抽着一块钱三根买来的“白云”，皱着眉头在宿舍楼顶平台俯瞰着脚下芸芸众生。我由衷地鄙夷那些中规中矩，英语和法学理论都能考98分的同学，以谈论科斯、布迪厄等生僻的学术大师为能事，以 “三农问题”、“左右之争”为挂怀。1999年之后，大学扩招，学费陡涨，身边那些“98分同学”也渐成异类，很多人谋划着做点生意，或者准备出国，我这样不务正业的学生就更加边缘。

每个学年的寒暑假，是我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只有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朝夕相处，彼此口诛笔伐。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水火不容，一言不合我就摔门而去。我像个愣头青一样冲决家庭的罗网，认为个体意识的成长一定伴随着精神上的“弑父”，而父亲完全是专制主义的金牌代言人。我捧着《拯救与逍遥》之类的书，幻想着自己像舍斯托夫一样去撞那道无形的墙。

在我眼里，父亲无法容忍任何异端，连我的发型、服饰都要无端指责，更不要说我那夜读昼伏的作息时间以及各种奇谈怪论。而大学毕业之后的考研失利、工作无着，更被他看作是我多年来“懒惰、不务正业”种下的恶果。至于我那段时间灰色的心情和郁结，父亲好像根本就未加留意，我被这种十分功利的“唯目的论”伤透了心。我像个激进的左翼文人一样，认为“家”是一切专制和不平等的渊薮，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充满了丛林法则，一天都呆不下去了。

我在潮水般南下打工的兄弟姐妹们的缝隙中挤上火车，数九寒天出了一身大汗。身边染黄头发的小妹正连拖带拽把没挤上车的同伴从窗口拉进来，交错中看到父亲闪烁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嘴唇，我低下头不去看他。

火车开动了，黄发小妹和同伴大声和窗外亲友挥手告别，站台渐行渐远。父亲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条毛巾，抽打混乱中蹭在衣服上的灰尘，接着是鞋子。我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眼圈有点胀。

▍二

我家祖上是地主，其实也仅比贫穷人家多了几亩薄田，并无雇工，但也算是耕读传家。祖父兄弟几个都上过私塾，祖父写一手好毛笔字，多年后我在老家的后墙上看到他几十年前写的村名，颇有颜氏风骨；五爷善国画，幼时见过他的虎啸山林图，呼之欲出，令我惊骇。

父亲出生于1950年代，兄妹五个。父亲年幼时，祖父作为地主已经被打倒，整日批斗，加上祖母去世早，无人看管，常年在惊恐不安中度日，很早就开始了少年樵夫生涯，捡柴到集市卖，编草帽、藤筐换点盐，据伯父讲，还常遭村中恶童追打。父亲很少向我提及这段历史，我只在他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读到一节，说有天晚上卖柴回家，祖父刚结束一天的批斗，耳根处不知被谁刺了一刀，鲜血淋淋，兄弟姊妹不敢多言，低头默默吃饭。我懂事后，似乎听母亲提起过当年殴打祖父的凶手，父亲回报的还是默默。

小学毕业后，村革委会主任拒绝让父亲升初中，挨了一年还复如此。大姑带着腼腆的父亲到主任那里求情，当时的忍辱负重、低声下气已无法追述，可以想见一个狂乱的年代和乖戾的人性，给生性懦弱的父亲造成怎样的烙印。费尽周折读完中学后，父亲当然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在一所乡中学当语文老师，暮鼓晨钟，如履薄冰。我认识几个父亲当年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地向我描述当年的父亲是如何勤勉，如何五更即起夤夜不眠，一心扑在教学第一线。我猜想，父亲应该是怀着一颗“黑五类”报恩的心，竭力赎掉出身带给他的原罪。

进入1980年代，随着我的降生和生活的渐趋平稳，父亲开始写作，给一些报刊当通讯员。大约1984年前后，父亲的一篇通讯作品获得了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还在思想道德教材中学到这篇作品。这次获奖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当年30岁左右的他被拔擢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此步入仕途。

我上初中时，父亲到乡镇当党委书记锻炼。我老家在黄河故道，有治水的传统。那年春天，黄土地刚刚解冻，父亲带领全乡的青壮年劳动力疏浚河道，身先士卒，不舍昼夜地赶工，落下了腰疼的毛病。1990年代，乡村乱象已呈，追缴超生罚款，动辄扒房掀屋；各种摊派，“层峦叠嶂”。个中情景，李昌平后来都报告总理了。父亲天性善良，我曾跟他下乡，田间地头，随处和老农攀谈，绝无一点“干部”的架子，但各种摊派收不上来，乡财政自然吃紧，下属多有怨言。于上级，他也不予打点，像一个农民，宁愿把余粮给儿女吃了，也不愿进行一种投入产出式的官场博弈。对他而言，最大的成就，就是看着他的产品——我，能好学上进，出人头地，突破他因为出身带来的局限。而当时的我，说来惭愧，正在各种港片的刺激下，过着一种牯岭街少年般的生活，和一帮不良少年啸聚街头，在校园内横冲直撞。

好几年前，我在一篇写父亲的文章里说，父亲以一种清教徒式的禁欲苦行，和近乎自虐的奋斗理念，走过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现在看来，似乎还不仅是这样。

人是时代的儿子。

他由衷地认同现在的时代，却从未想过记恨过往。一些时代的弊病，他当然看在眼里，却以清者自清的姿态置身事外。也就是说，他自动过滤掉了三十年来的另一种无序，而把艰苦奋斗当作最高的人生准则。

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他以没有上大学为憾（1980年代上了一个大专），便在四十多岁时自修了一个成人自考本科。考试前的数月，他每天5点多起床温习功课。我告诉他自考监考很松，他不以为然，非要亲力亲为考出将近满分的成绩。他半生清廉自守，却也无缘青云直上，最后在1990年代末一次全省公开招聘中，考到异地为官，并以此证明“这个时代还是相信真才实学的”。

我们举家迁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城市，父亲像头老牛一样躬耕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报答这个时代给他的另一份恩情。我第一次踏进那个举目无亲的城市和父母布置简陋的居所时，酸楚无端。他们和千百万被时代挟裹着涌往各地的打工者一样，自食其力、朴实勤劳，却又无法改变冥冥之中的宿命。

▍ 三

几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父母把人事不省的我拖回家中治疗。转了几次院后，我的肚子像个吹足了气的气球，一戳就爆，身上插了三根输液管。主治医生说再观察一会儿，不行就开刀。我听他在门外和父亲耳语，好像是说你这孩子要是熬不过今晚的话，说不准就完蛋了。说完又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要坚强一点，以后还有大好的前途云云，让我感觉像在安慰一个要枪决的犯人。父亲愁眉苦脸地蹲在病房门口抽烟，我虚弱地央求他别抽了，呛得慌。他像扔掉一团火一样把烟甩了，狠狠踩熄，我从未见他动作如此利索过。他双手撑在床边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睛由于几天不睡而充斥着血丝，胡茬像冬天的残草般布满又黄又黑的脸。在那个无边的黑夜，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家族血脉的绵延，自己身上承载着父亲毕生的重托。

命运兜兜转转。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考进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到“体制内”就业、成家，一切显得顺风顺水。少年时的种种乖张也似乎渐渐消退，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好像变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类似客套的东西。父亲已经习惯抽烟时给我一根，我也习惯了父亲打电话问完我的近况后，貌似不经意地提起某个亲戚朋友遇到的麻烦，问我“能不能尽可能帮助解决一下”。

我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家庭的束缚，进入到一片广阔的天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然而大城市带给我的，却是另一种撕扯。

在这个急速现代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块化石，层层叠叠，积淀了太多变迁。想想父母的背井离乡，和自己十多年来的漂泊，常常让我不知身在何处，又去往何方。社会学家说，这是一个无根的现代性，我却感受到了作为个体的无根感。弗洛伊德教会了我们“弑父情结”，时代也不断地“弑父”，问题是，“弑父”之后怎么办？

所以，我常想起鲁迅所说的“因袭的重担”。我们如何背负这因袭的重担，又如何肩住黑暗的闸门？我又回想起当年，说起文革时殴打我祖父的凶手时，父亲的默默。和家族史一样，时代如何让仇恨及身而止，让一切痛楚、怨毒，停留在自己的肩头？

想起当年姜文导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上映时，我读到一个朋友的影评，“爸爸的爸爸死了，儿子的儿子生了。一辈子接着一辈子，总有枪声响起，也总会有安息。家族的理想，和族群的理想一样，都经过死亡，也经过新生”。

转眼间，我也身为人父。深夜不寐时，我也会想，我会不会因袭父亲“严于律己，亦严于律人”的苛刻？会不会像父亲要求自己一样，要求自己的孩子如何克服我命运的局限，为了一个缥缈的人生理想，忍受挣扎的少年时光？我和这代人一起见证了父权的衰落，父亲的背影从高大走向衰老，这是家族史的宿命，也是时代的宿命。而我要做的，只是肩住自己的闸门而已。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 ，原题为《父亲与我三十年》。 图片 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这个世界是我们向后代借来的

　一

　　在南非，做客格鲁特博斯私人自然保护区。进客房便看到一封简朴的“欢迎函”，卷首语堪称箴言：“我们没有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这个世界，而是从我们的孩子那里借来的……”读罢顿时对这里的主人肃然起敬。据介绍，这个自然保护区曾是南非一家被废弃的奶牛场，被一个家族收购后，耗时20年打造成一个闻名遐迩的植物天堂，拥有近800种植物种类，其中100多种为世界珍稀品种。或许就是因了这个“借来”的理念，他们在面积2500公顷近乎原生态的郊野上，不懈地倾情倾力，呵护“绿色”，创造“绿色”。

　　平心而论，“这个世界是我们向后代借来的”的道理浅显得很，换言之，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为了子孙后代”“追求永续发展”云云？然而真要付诸实践，尤其是地球村所有村民都有自觉行动，谈何容易啊！

　　二

　　新冠病毒肆虐，地球村奋起抗“疫”，人类社会被迫大范围停摆，闭门封城锁国，人们足不出户，游客杳无踪影，闹市歇搁，百业消停，喧嚣不再，前所未有地宁静，一幅幅始料未及的稀罕图景却蓦然出现：一些地方空气纯净了，河水清澈了，平日鲜见的动物斗胆“入侵”都市，西班牙巴塞罗那野猪下山，智利圣地亚哥1岁美洲狮上街，美国奥克兰野火鸡在学校操场闲逛，日本奈良小鹿频频亮相居民区……这些趣闻当然让人欣喜，却又不得不正视其反衬的一个严酷现实：正是人类透支了有限的自然资源，搅乱了地球的生态平衡。

　　诚如有识之士所言，地球上每一次灾难和疫情，都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警告。眼下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暴发，何尝不是再一次严厉的警告？

　　三

　　10年多前曾读到一则新闻：2009年10月17日,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总统和全体内阁成员，都佩戴着潜水设备潜入印度洋，召开“水下内阁会议”，并在水下签署倡议书，以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警示世人：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冰川消失，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将被淹没，成为水面下的国家。坦白地说，当时读罢只是觉得这确有创意，却并未太当真。

　　而事实上，地球真是在不断“发烧”。就在今年2月9日，巴西科学家在南极测得的气温高达20.75℃，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南极洲首次测得超过20℃的气温值；而且，今年1月也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暖的1月，破了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141年的气温纪录。科学家告诉我们，冰川融化、气候变暖会让大量病毒“重见天日”。英国《科学报告》杂志指出，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之下，北极海冰的消融或加速海豹瘟病毒（PDV）传播，这种病毒对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可能巨大。而不久前俄亥俄州立大学科学家又在青藏高原冰核样本中发现古老病毒存在的证据。读来生畏，细思极恐！

　　几乎同时，生物学家则指出，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新疾病的出现之间存在已被科学证明的联系。具体而言，“人类活动简化了生态系统,减少了物种数量并损失了生物多样性。这导致一些中间物种消失灭绝，而它们曾是阻挡人类与一些物种接触的屏障，于是我们开始接触到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物种,这导致感染的风险增大。”

　　委实可怕呀！无论新冠病毒的罪魁祸首是穿山甲还是蝙蝠，抑或别的什么怪兽，但肆意砍伐森林、破坏植被，以及滥捕乱吃野生动物之类的野蛮行径，无疑促使人类感染已知未知病毒的概率陡增！

　　四

　　看到网友的一句评论：“我时常在想，这些病毒会不会其实就是地球自身的一种防疫因子，而我们人类就是地球的病菌。地球不得不释放它的免疫因子对付人类这种病菌？”此论未必有科学依据，且有过度夸张之嫌，然而这样的“形象思维”对于人类的自我反省、痛改前非，应该不无启迪吧！

　　“这个世界是我们向后代借来的”，敬畏自然，善待地球，就能让我们自己和子子孙孙少一点劫难，多一点安康。山河若无恙，人类方无恙！（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