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开头的成语有哪些(唯有友谊,才是世界的珍宝)
俩开头的成语有哪些文章列表:
- 1、唯有友谊,才是世界的珍宝
- 2、杨新鸣:没成什么大器,踏实演戏就挺好丨人物
- 3、如今打开一本书,有的注释篇幅甚至超过了正文
- 4、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2课丁香结教师笔记
- 5、柳亸花娇、柳亸莺娇两个很美的成语,一起来学习
唯有友谊,才是世界的珍宝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薛庆国选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桂花》:薛庆国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风的作品之目录》:薛庆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和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神交,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我在中国驻叙利亚使馆工作,常常从阿拉伯文主流纸媒《生活报》读到署名为“阿多尼斯”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思想深刻,境界高远,文笔酣畅而富有诗意,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阿多尼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并非阿拉伯人常用名,我便向一位叙利亚作家打听作者是何许人。他告诉我,这是一位旅居法国的叙利亚著名诗人,但他的诗作比较晦涩。
从使馆回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后不久,一名从叙利亚回国的留学生来看望我,赠我一本阿多尼斯的诗集《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我在工作之余随手翻翻,很喜欢其中清新隽永、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歌短章,便试译了一些寄给《译林》杂志,很快就被刊发。编辑还主动联系我,希望我多关注这位诗人,并考虑是否可出版一本他的中文版诗集。此后不久,新创刊的《当代国际诗坛》在讨论选题时,诗人树才介绍了一个情况:他曾请法国著名诗人博纳富瓦推荐几位当下法国的重要诗人,博纳富瓦只提及阿多尼斯一人,并说这是一位阿拉伯诗人,希望他的作品能被译介成中文。于是,《当代国际诗坛》编委们决定设立一期阿多尼斯特辑,并让同在北外任教的俄语翻译家、诗人汪剑钊联系我翻译。我遂委托在国外的朋友购买了阿多尼斯的大部分诗集,从中选译了部分在《当代国际诗坛》发表。后又增译了大半篇幅,于200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本诗集出版后深受读者的欢迎,迄今已重印30余次,成为我国诗坛多年不见的一个现象。此后,我又翻译出版了6本阿多尼斯的诗文作品,都引起了良好反响。
译诗兼具中文之“形”与阿拉伯文化之“魂”
我虽然并非诗人,但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受过朦胧诗的启蒙,平时也喜爱读诗,主要工作又与文学研究有关。因此,我自认为对诗歌并非完全外行。在诗歌翻译中,我力图让译诗既“像中文诗”又“不像中文诗”。“像中文诗”,即译诗在中文里称得上诗,而且应该是高品位的诗。为此,我在翻译时费力最多的,是力求让译文具有诗歌内在的节奏感和音乐感,因为诗的形式就是诗的灵魂,形式处理不好,译文难以称之为诗。我还尽量发挥中文的特点,通过译文中词语、句式的精心选择,来调动中文读者对母语文学的记忆和联想,增加读者对阿拉伯诗歌的亲切感和接受度。举个例子,《祖国》这首诗中多次出现“折腰”的意象,如:“为那在忧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脸庞/我折腰”。就译词的选择而言,将“折腰”换作“弯腰”“鞠躬”“曲身”也未尝不可,但恐怕只有“折腰”一词,才能调动中文读者脑海里有关古今人物面对江山、美人乃至权贵、斗米而倾倒、臣服的记忆。换言之,译成“折腰”,能让读者产生更丰富的联想、感情、心理活动和阅读趣味。
与此同时,我还追求让译诗“不像中文诗”,因为阿拉伯诗歌不仅用另一种语言写就,还代表另一种文化、文明、世界观与价值观,并体现了外国诗人独特的经历、理念、个性、写作语境等因素。由于这种种因素,阿拉伯诗歌必然不同于中文诗歌。因此,译成中文的阿拉伯诗歌,还应该带有某种陌生感和独特性,这就需要保留原诗的整体风格,如意象的新鲜感、句式的冲击力、词语搭配的和谐性或突兀性,这样才能给中文诗歌和读者提供新的给养和刺激。譬如在《祖国》这首诗中,我保留了原文中(父亲)“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这一很有冲击力的表达,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联想空间。不过忠实呈现原诗的总体风格,并非意味着对原诗亦步亦趋,有时还须在翻译时做出创造性的变动。总之,我希望译诗既身披得体而优雅的中文外衣,又有着独特的阿拉伯灵魂和气质。
书写四十余载中国情缘
早在1980年,阿多尼斯首次来访中国,其间与夏衍等中国作家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座谈。回到贝鲁特后不久,他撰写了两篇长文,记录中国之行的感想和印象,并在当地主要报刊发表。在其中一篇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中,他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呈现的蓬勃朝气印象深刻。在文章结尾,他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她或将创造另一个世界。”
2009年3月,为出席《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文版首发式,阿多尼斯再度来华。时隔将近30年,中国已是一个全新的国度,用他的话来说:“除了长城,一切都已改变。”此后,他又8次来华出席各种活动。虽然阿多尼斯足迹遍布世界,但他对中国情有独钟。这其中有多个原因,譬如:他由衷地钦佩中国的自然和人文之美,他和许多中国朋友结下了深厚情谊,他能明显感受到中国读者对他的崇敬和喜爱……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他被亲眼见证的中国巨变所震撼,因此,他对这个焕发出非凡活力的东方古国充满好感。在阿多尼斯的心目中,中国是未来的象征,为他开辟了新的知识与诗歌空间。中国,“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
2018年金秋,阿多尼斯应邀来华参加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其间,他前往南方多地参加活动。回到巴黎后,阿多尼斯根据此次中国之行尤其是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创作了中国主题诗集《桂花》,并于次年出版。在这本诗集中,诗人把叙述、想象与沉思熔于一炉,呈现在诗中的风光景物,既是感官的见闻,更是想象和意念的结晶。和阿多尼斯多次中国之行一样,我有幸全程陪同他前往各地。因此,我不仅是这部诗集的译者,还是诗歌文本产生的见证者,曾目睹他如何“和松树握手,从桂花的唇间饮水”,如何“把呼吸作为纱巾,搭在黄山的肩头”。
令我深为感动、惊讶的是,在中文版《桂花》出版时,阿多尼斯坚持要在卷首用中文写上“献给薛庆国”,这对我而言是一份受之有愧的荣誉和礼物。我深知,浪漫的老诗人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既对我这位中国译者表达鼓励和厚爱,更对中国人民表达爱恋和敬意。正如他在《桂花》的尾声中写道:“友谊是否可以声称:唯有自己才是世界的珍宝?”我在诚惶诚恐的同时,也为能给中外文学交流史留下一段佳话而自豪。
今年,阿多尼斯已92岁高龄,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去年底,他刚刚出版了诗歌体自传《阿多尼亚特》的法文版,书名有意模仿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眼下,他正在专注写作多卷本的诗歌体自传。有中国朋友在筹划疫情后的诗歌活动,托我问阿多尼斯有无可能再来中国。当我在电话中转达朋友的邀请时,他毫不犹疑地说:“接受邀请,没问题。”仿佛他已忘了自己的年龄,或者年龄已经把他淡忘;又或者,正如他在诗中写道的:“你想知道诗人的年龄?创新的诗人没有年龄!”
薛庆国,1964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译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桂花》《风的作品之目录》等作品。2017年获卡塔尔“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2022年获第五届袁可嘉诗歌奖。《 人民日报 》( 2022年08月16日 18 版)
杨新鸣:没成什么大器,踏实演戏就挺好丨人物
在很多观众印象中,演员“杨新鸣”的名字大概远不如他塑造的那些角色为大家所熟知——从春晚小品《张三其人》的李四,到电影《无人区》里的加油站黑心老板、《我不是药神》的刘牧师,再到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的魏相惠施、《战长沙》迂腐而有骨气的胡长宁、《北平无战事》的马临深,以及《三悦有了新工作》里的殡仪馆遗体整容化妆师刘清明……观众记住了角色,却不记得演员的名字,商业层面上固然是一种遗憾,但从表演的角度来说,却是对演员很高的认可和褒奖。
虽然杨新鸣近几年出演的多是影视作品里的配角,但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受访者供图
现年65岁的杨新鸣,在其42年的演员生涯里有过两次“走红”。第一次在上世纪90年代,刚过而立之年的他靠演小品成为当红电视节目《综艺大观》的常客,还两度登上了央视春晚;第二次是2010年后,他凭借在影视作品里各色小人物的精彩塑造,给年轻一代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网友称他是大器晚成的演员,他却表示自己“没成什么大器”,能有一些作品被观众认可就很满足了。“尽管可能稍微晚了一点,但我觉得挺好、挺踏实的。说明我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
关键词·《三悦》
从遗忘到记得,欣赏刘清明的生死观
由李漠执导,游晓颖编剧,周依然、杨新鸣、鄂靖文领衔主演的治愈成长剧《三悦有了新工作》9月底在哔哩哔哩(B站)开播,豆瓣评分稳定在8.4,引发了观众对于应该如何面对死亡的热议,成为今年口碑最佳的国产剧之一。剧中,杨新鸣饰演的刘清明是殡仪馆年届退休的资深遗体整容化妆师,也是周娅男(鄂靖文饰)和赵三悦(周依然饰)的师父。因为慢性钴中毒患上轻度阿尔茨海默症,他在工作中有时会忘事,但也因此忘记了儿子一家乘坐航班失联的伤痛。后来通过手术取出导致中毒的“元凶”后,他恢复了记忆但也陷入了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之中。好在他最终还是从伤痛中走了出来,跟“同命人”做伴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
电视剧《三悦有了新工作》中,杨新鸣饰演了周娅男(鄂靖文饰,中)和赵三悦(周依然饰,右)的师父。 受访者供图
从稀里糊涂活着到清醒过来面对残酷的现实,从深陷痛苦的回忆到超脱地看待生死,杨新鸣把刘清明不同人生阶段的状态和转变刻画得清晰而生动,让观众与这个角色产生了极大的共情,甚至网友纷纷在弹幕上恳请编剧不要再“刀”(指安排虐心的戏)师父了。杨新鸣以前也演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曾特意到养老院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病症表现,因此刘清明的轻度症状,在表演上对他来说并不难,只需把握住分寸就好。他个人非常欣赏刘清明恢复记忆后展现出来的那种超然超脱的生死观:“他找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坚信儿子还活着,一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他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儿子带回家,然后他就跟‘同命人’一起踏上了浪漫的旅途。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自己也是个老年人。我觉得中国的老年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不能只当儿孙奴,应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的老年生活、有质量的老年生活。”
剧中除了两个徒弟,刘清明跟殡仪馆馆长高卫东(刘钧饰)之间的对手戏也被网友反复讨论。刘清明平时是个对领导有所不满的“倔老头”,正在器宇轩昂地吵架呢,看见高卫东突然咳血马上慌了手脚:“小高,你这是怎么了?”后来高卫东确诊胰腺癌晚期,他跟刘清明在伤心面馆对坐着一边吃面一边交代后事的戏,更是看哭了一票观众。
《三悦有了新工作》中,刘清明(杨新鸣饰)与高卫东(刘钧饰,右)这场在伤心面馆的对手戏,看哭了很多观众。 图片来自该剧官微
杨新鸣对两人关系的设定,高卫东是刘清明的晚辈,甚至刚参加工作时做过他的徒弟。高卫东走上领导岗位后,刘清明对他的一些作为不待见,觉得他不务正业、搞歪门邪道走后门等等。但其实他内心是非常感激高卫东的,因为他清楚是高卫东在背地里保住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尊严,而他只有在工作中才会忘掉往事、病情才不会恶化。基于这样的设定,他在刘清明对高卫东的称呼上做了不同的处理——当着众人对高卫东表达不满时,刘清明谐音讽刺他“高管”,私下却直呼其名“高卫东”,后来看到高卫东咳血,情急之下他叫的是“小高”。“这个‘小高’叫得很亲切,也叫出了他们过往深厚的感情。”
关键词·人生经历
从“冲压工”到“李四”,凭借编演小品登上春晚
杨新鸣演员道路的开端,是在改变命运的想法驱动之下的一次偶然选择。1980年考入西安话剧院之前,他对于专业的表演完全不了解,也从没想过以后要以演员为职业。那年他23岁,已经在工厂当了五年“冲压工”。这份工作危险而枯燥,他想要通过参加高考改变命运。但他中学时恰逢特殊年代,几乎没学到任何知识,于是只能靠突击恶补硬考。高考他报考的是理科,结果落榜了。之后,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西安话剧院招考演员学员的广告,看了里面介绍的几个考试科目,认为自己可以一试。
当年,杨新鸣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考了西安话剧院,从此改变了命运。 受访者供图
第一个科目是“小品”,他不太了解是考什么;第二是“朗诵”,他在学生时代有过多次朗诵的经历,自己也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散文等。他觉得“朗诵”是能过关的;第三是唱歌和才艺。他一直是业余文艺爱好者,学过乐器和声乐,感觉这项应该也没问题;最后一个科目是文化考试。他刚经历过高考,对知识点还很熟悉,而且话剧院只考文科不考数理化,那就更有把握了。他找专业老师辅导了一两次“小品”和“朗诵”后就赴考了,经过7轮考试被录取为西安话剧院第五期演员训练班学员。他说:“我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幸运。”
在他的印象里,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全国开设表演艺术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毕业生数量供不应求,“演员表演训练班”是各话剧院团培养后备人才的一种普遍方式。训练班学员完全按照戏剧学院的教学大纲和表演教材,由拥有数十年舞台表演经验的老艺术家和导演担任老师,进行为期三年的专业系统训练。学员的三年学习期也是实习期,课余时间到排练场和剧场去观摩前辈们排练和演出,甚至有机会同台演出。“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实习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学到的理论,感悟到如何把理论运用到表演实践当中去。而且这样培养出来的演员,更了解院团的表演传统和风格。”
这批学员训练班毕业后,赶上了话剧行业不景气。但与此同时,作为话剧表演训练方法之一的“小品”却很受大众欢迎。1984年第二届央视春晚,陈佩斯与朱时茂合作的小品《吃面条》轰动一时,给西安话剧团的这些年轻人带来了启发。杨新鸣跟训练班同学,也是同事兼室友谭希和一合计,决定投身小品创作。“因为所有的表演课作业都要交小品,三年间我们不知道编了演了多少,就觉得编演小品也不是个难事。当然也是因为不想闲着荒度青春嘛,就一起编演小品参加比赛、参加地方台晚会等,也拿过一些奖项。甚至我们还编排了一整台小品,经剧院同意之后公开对外演出。”
杨新鸣(左)与严顺开合作小品《张三其人》。
1990年开始,杨新鸣和郭达、蔡明一起合作编演了如《春女》《婚姻变奏曲》《谁跟谁啊》《餐厅轶事》等小品,多次在《综艺大观》上表演。《综艺大观》是当年央视当红的文艺节目,里面播出的小品往往会成为一段时间里人们热议的话题。因为一直没有间断小品的创作和表演,他还在1993年和1996年两次登上央视春晚,得以跟严顺开等前辈合作,从而被更广泛的观众认识。其中,《张三其人》获得当年“春兰杯”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小品类一等奖。许多年纪稍长的观众至今仍记得他在《张三其人》里饰演的角色——大大咧咧的李四。
关键词·表演态度
主动回归舞台,庆幸每一步都走得踏实
如今年轻一代观众熟悉并激赏的,是杨新鸣近些年在影视作品中塑造的那些鲜活的小人物。实际上他是演小品出名后才开始接演影视作品的,甚至第一次“触电”的机会也是由小品带来的。当年受《吃面条》启发,他跟谭希和编演小品《小贩与外宾》登上1985年陕西电视台春晚,两人也因此在陕西当地有了名气。那个时候,根据贾平凹小说《鸡窝洼的人家》改编的电影《野山》正在招募演员。担任该片副导演兼表演指导的西安话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曹景阳把他俩推荐给了剧组,在片中分别饰演阿承(杨新鸣)和二水(谭希和)。
杨新鸣出演电影《野山》(左为杜源)。
《野山》成为了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大赢家,但在其中担任配角的杨新鸣似乎没受什么影响,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小品创作上。上世纪90年代,他成了《综艺大观》的常客,也登上了央视春晚,出门上街也常会被人认出来,但在最红的时候他突然从小品领域“消失”了。“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吧,其实是我自己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那大概是在1994年的下半年,我拍了一部轻喜剧电影。拍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会演戏了,常常在现场不知所措。我慌了,害怕了……”他知道这是长期演小品造成的后果。电视上的小品表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演员只能不断压缩表演的空间,尽快找“包袱”抖“包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时间长了,演员容易误以为这就是正常的表演状态。等真正到了拍电影电视剧、演话剧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不会演戏了。
意识到原因后,他主动退出小品表演,回到剧院舞台。“因为我知道话剧排练场和舞台的磨炼,对演员表演能力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恢复,一点一点提高。”演话剧之外,他也接拍一些电影、电视剧,但往往由于时间限制,只能演一些小人物、小角色。从2009年开拍的电影《无人区》算起,他在宁浩、孔笙、丁黑等导演或监制的影视作品里出演了形形色色的小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人区》的加油站老板、《我不是药神》的刘牧师、《战长沙》的胡长宁,到《大秦帝国之纵横》的惠施……经常有网友在弹幕或评论区发问:这个演技厉害的老头是谁?
电影《无人区》中杨新鸣饰演加油站老板(左为徐峥)。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杨新鸣饰演病友之一(左起:章宇、王传君、徐峥、谭卓、杨新鸣)。
这些“小角色”里,惠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成语“学富五车”指的就是他。杨新鸣本身就对历史感兴趣,再加上此前跟导演丁黑合作过,自然一拍即合。剧中,惠施与魏惠王(李立群饰)日常“互怼”既涉及国事也掺杂着人情,精彩而鲜活,至今被观众津津乐道。杨新鸣记得最开始拍惠施在朝堂怒斥魏王昏聩的戏,他明显感觉到李立群有点愣住了。“可能他当时心里想:‘这哪来的演员,怎么把惠相演得这么嚣张,还讲不讲君臣关系了?’但碍于我们初次合作不熟悉,加上导演对这场戏也认可,他当时没说什么。收工返回途中我们同车,他委婉提示我没有必要使那么大的劲。我就跟李立群老师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那么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也跟导演沟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王和相的关系,并不像秦始皇以后历朝历代的君臣关系那么等级分明,是比较宽松的……我说完后李立群老师也就明白了。再后来我们配合越来越默契,也碰撞出了不少火花。”
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杨新鸣饰演惠施。
将近花甲之年因为影视作品里的小角色被观众喜欢并记住,网友们形容杨新鸣是个“大器晚成”的演员。他自己却表示:“我觉得我也没成什么大器。能有一些作品被观众认可认同,我就很满足了。尽管可能稍微晚了一点,但我觉得挺好、挺踏实的。说明我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他也从来没有纠结过演主角还是配角,戏份多还是少。因为从年轻时他就不愿意把自己限制在某一种类型里,即便某个角色演得很成功,也不想过多地重复自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愿待在舒适圈’吧。我更愿意尝试挑战那些我没演过的不同类型、不同个性、不同色彩的人物。而只有小人物才可能是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的,往往主角会受到一些限制。这种新鲜的尝试可以让我始终保持创作的欲望和动力。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无论角色大小,只要能吸引我,我始终是乐此不疲的。”
新京报记者 杨莲洁
首席编辑 吴冬妮
校对 王心
如今打开一本书,有的注释篇幅甚至超过了正文
作为书的读者,我们或许有个直观感受是,这几年注释的篇幅似乎比以前更大了。打开一本书,有的注释篇幅甚至超过了正文。
这当然不是指整本书一大半都是注释,而是有许多书,翻看几页,会发现有那么一两页是满篇的注释。如果是尾注,放在书的最后,有注释的页数加起来几十上百也是可能的。这些繁多的注释,似乎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宣告我们没有能力读下去。而我们本身也经常以一本书有没有满篇的注释,来决定是看还是不看,背后的假设都是,一本流畅的、没有注释或参考文献也能把事情讲清的书,似乎才是好书。
一本采取“尾注”的书的注释厚度(右边是注释)。
原本处于纸的边缘的注释,仿佛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向纸的中间扩张。过去,一般的两三行,多的十几行,现在再多一些的能占去大半页。甚者,有的书的某几页,一眼望去只有顶部的一行字是正文,其他部分都是密密麻麻的、一行接一行的注释。当然,这个说法指的,不包括经典专有的注释版或者评注版。
就拿身边的一本新书来说。
上面这张照片是《破产书商札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22年6月)的第68页。其实这一条注释还未完,翻篇,下一页接着还有几行。全书中像这样注释篇幅过半的还有几页。
译者注,是译著最常见的一种注释类型。假如原著出版的年代久远,并且文化背景与本国语境有比较大的差异,那么译者注是必要的。而这些必要性就体现在原书提到的某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某本陌生的书、某个远去的作家或学者等。要是译者注没有完成这项工作,通常还需要由编辑写“编者注”对此补充。
其实,也可以说,译者注是译者某种主体性的展现。这是因为只有在“译者序”“后记”和译者注等为数不多的地方,译者才有表达其本人思考的正当性。当译者写译者注时,他们能暂时不受原书的限制,围绕某个词语自主地添加内容,有时是对原书的延伸,有时是接着原书的某个观点继续谈论,在译著印刷上留下“我读过,我思考过”的痕迹,成为它的一部分。译者的这一资格,是其他人没有的。
这种主体性的展现欲望也可能导致注释“过剩”,把没有必要注释的、没有必要写那么长注释的地方都一一大加注释,而这在译著中并不少见。此时需要的反而是克制。比如,《破产书商札记》的译者注多是关于“破产书商”提到的一些书和作家的介绍。有的注释,一两句也可。有的注释同时解释了某本书的出版情况,帮助我们了解“破产书商”为何在书中会提它,而这些才是有稀缺性、更有意义的资料,哪怕未必能展现译者本人的翻译意志。
《马大帅2》(2005)剧照。
除了译者注,最常见的还得是作者本人的注释。
这部分注释有一个基本功能是告诉读者某个概念、描述或判断的来源出处,有时相当于“参考文献”,却又不同于“参考文献”,作者在注释这里有更自由的写作形式,比如出处可能未必是有固定引用格式可写的文献,而只是朋友之间的交谈。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作茧自缚》一书中谈论到人类用火历史时说,初民用火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十万年前,甚至更早,总之远早于智人的出现。这个判断是怎么得来的呢?他在注释中说,“根据的是我和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的个人交流”。后者是考古学家,其职业身份和研究领域使斯科特这一段引用具备判断上的合理性,向读者宣告这一判断的知识依据。注释比“参考文献”更自由的写作形式还体现在,作者可以借助注释来说明是通过何种方式得知引用的文献。巫鸿在《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中探讨了墓葬与艺术的关系,他引用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图像的生与死》的一个结论,即“图像源于丧葬”,并添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此我感谢郑岩使我注意到这本书的中译本”。他这样说不意味着是因为郑岩才知道《图像的生与死》,而意味着因此才得知该书已经翻译出版。而这也是一种对读者的“交待”。他在书中更关键的一处“交待”是在讲中国墓葬美术发展的转变部分,其转变是从“器物观点”到“建筑观点”,而这个看法不是他本人的原创。他在注释中是这样说的:“在我教的一门有关墓葬艺术的研究生讨论课中,赖德林最先提出了这一对概念。”只不过,此处的“赖德林”应该是指赖德霖。
除了能对无法列入“参考文献”的出处作说明,注释也能对那些能列入“参考文献”的出处作更多说明,有时甚至可以独立成文。法国学者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在《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4月)一书中关于弗洛伊德与“压抑”研究的一条注释,竟跨三页纸,不得不说是注释成文的最佳例子了。
下图是这条注释的一部分。
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的《人行道王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在人行道与居民福利这个故事中的一条注释,也可以称之为能单独成文的一篇文章了。
而在现代出版中,注释不是从最初就有这么大篇幅的。1899年,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写出《有闲阶级论》,看不到注释,连参考文献也是没有一处的。我们当然也可以推测,注释是现代学科分工,或者说现代知识分工和学科专业化的产物。知识积累到某种复杂程度,没有百科全书式人物,没有哪篇文章、哪本书没有对其他知识的引用。即便在遥远的过去,圣贤可立言,他们在表达思考时也参考和引用,耳熟能详的经典例子有孔子和《论语》,此外,古希腊哲人老普林尼的《博物志》也说,“承认我从哪些文献中受益是一件愉快的事,体现了一种光荣的谦虚”。问题在于,他们的出处可以融入正文当中。这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叶尚且是可能的。因此,作为老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者,凡勃伦能将他人的研究和他本人的思考融在正文,出版《有闲阶级论》,到了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如诺斯(Douglass North)等人,他们就只能写满篇的注释了。反叛者如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批判社会科学研究若干取向的时候也没有抛弃注释。
在这个过程中,注释的有用性被发现了,它也成为学术写作的一种必备格式。不过我们无法得知这些转变的具体时间,因为归根结底,注释成为格式只是一种过程,而算不上事件。当一个人进行写作尤其是学术写作时,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格式上无拘无束了,只有接受注释格式,才有可能被人认同。有了这层认同,也才可能发表或出版,否则不被接纳,有被当作“民科”的风险。而随着注释的演变,它不只有文本叙述,还有数学模型,甚至后者已经变得比较寻常了。
上图是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的《资本主义 : 竞争、冲突与危机》。这位并非“正统”“主流”的经济学家,也一样会将数学模型(哪怕是简易的)写进注释。用公式进行论述是整个学科绝大多数人对话的基础。
注释象征的——并且实际上也是——严谨性确实是其他形式比不了的。且不说它限制了作者“天马行空”的边界,迫使作者不断思考哪些部分是他人的,是借鉴的,或者是需要对话的,而且它也让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们可以查询并核对引用,对错误的地方加以修正、确认。糟糕的情况当然是注释沦为学术性、专业性的修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提供了面纱,用复杂而高级的格式掩盖平庸无奇的思考。
然而,注释也建造了某种虚妄的高墙,以至于我们现在拿到一本书,若是打开发现无处不在的注释,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读下去。结果,我们把“有没有满篇注释”当作识别一本书是否有意思的标准,如果有似乎就是死板的、没意思的,是不适合阅读的。
写作者和出版社大概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减少脚注,把注释统一放在书的最后也成为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方式。
历史学家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这本书原本和其他书不一样,它并不是常见的文章合集,而是有整体性的专著。不过,王笛是在注释中回顾关于哥老会、袍哥的研究的,并指出缺乏专门研究。而这部分相当于“研究综述”的内容却没有放在正文,最终,读者看到的是,他写了一条整整一页多的注释,而且排在了全书的最后。的确,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叙事增加了许多连续性和可读性。经济学家汪丁丁的《思想史基本问题》(东方出版社,2019年3月)则将注释直接写入正文,在处理注释上也不同于一般做法。他在“情境与表达”这一章,在讲完企业家与“我执”、“破我执”问题之后,转而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在人力资本的时代,由于创造价值的核心因素是人——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称之为“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而不是物质资本,当代社会正在逐渐重新定义“企业”,从而重新定义“企业家”(最新发表的著作,可参阅:Kate Raworth,2017,Doughnut Economics: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我建议的中译标题是“甜甜圈经济学:七种方式像21世纪经济学家那样思考”,Random House Business Books)。
如果以句号为结束的标识,以上就是一句话。它使用了破折号、引号、括号和斜体。其中括号里关于“最新发表的著作”的内容基本上等同于一条注释,换作其他作者,它可能出现在脚注或尾注,而不太可能被放进本来有点复杂的句子。这一写法,有一气呵成的阅读感。因为正如我们知道的,注释和正文虽在内容上为一体,实际是两部分。有的时候,注释甚至是在正文初稿已经完成后,为了修改格式而添加上的,该加什么,如何加,都是学术发表这个流水线工程非常理性的考虑结果。
以上这些改变,其实都没有放弃注释。纵然是以“业余者”而非专业者身份写《业余者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的法学家王人博,跳出学科专业化的范围,进入那些他不专长的领域思考,也还是在按照一般的方法做注释和参考文献。除此外,再比如,罗翔写《刑法学讲义》(云南人民出版社·果麦,2020年8月)、陆铭写《向心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言语之间,都在试图克制专有术语,多有口语表达,可就是这样的“通识写作”也没有改变做研究的注释习惯。“通识写作”是面向大多数读者的。注释让有好奇心进一步追问的读者知道,作者的想法从何产生,依据是什么,不至于产生“他什么都懂”的幻觉。于他们的同行而言,“通识写作”有了注释和参考文献,能尽量避免被以“非正式论文”等名义窃取。
然而,一种形式一旦产生就有其逻辑和命运。注释也一样。注释是一种理性的格式,而这种理性可能使人误以为它能保证书中论述的,是可靠的,是客观的,而忘记了对什么注释、写什么作为注释,引用谁、绕开谁,感谢谁、提及谁,都有作者的个人意志。更别提比较混乱的二手转引。
《围城》(1990)剧照。
前面提到的斯科特,在《作茧自缚》的“谷物立国”这一章节有个有意思的注释。他比较水运和陆运,认为用轮船或者小驳船来运载货物,其效率远高于驴子或马车的陆路运输。这一结论差不多可以算作常识了,不需要什么论证。而斯科特偏偏习惯的是叙事,于是,他讲起了故事,说一直到1800年(在汽船或铁路出现之前),一个人乘坐马车从伦敦到爱丁堡的时间,另一个人若乘船,可以从英格兰的南安普敦抵达南非的好望角。这句话有具体的数字,那么有何依据?没有料到的是,他在注释中是这么说的,“我确切地记得是在一本讲述19世纪英国历史的著作中读到的,就在开篇的段落,不过我的一位审读者却对此提出挑战,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城市的迷思’。虽然我无法找到原初的引文,但我可以更扎实地呈现这一论断”。接着他开始论述,一条大篇幅的注释也就产生了。
这个注释使人怀疑,这是否能写进注释,斯科特本人难道就不能去检索一下,凭回忆找找当初那本书,接着按照一般的格式写成注释或参考文献吗?或许,这件事的确有难度,他早就不知道到底是哪本书哪个人说的,也不可能回忆起来——出版《作茧自缚》原版时他81岁。
至少,他没有跳过这处需要注释的地方,也没有另找或曲解文献。其实,注释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兴趣,也不是都有需求读的部分。有了这个准备,再复杂的注释也未必能妨碍我们的阅读过程,而当我们需要检索时,又能找到靠谱而真实的注释。这就够了。
作者/罗东
编辑/西西
校对/刘军
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2课丁香结教师笔记
课文笔记
学习指导
《丁香结》一课在生字词方面的学习要求是:
一、会写“缀、窥、幽、雅、案、拙、薄、糊、蕾、恰、襟、恍、怨”等11个字。
“窥”注意读音是kuī;“缀”右边是4个“又;“幽”里面是两个“幺”;“襟”是形声字,衣字旁;“怨”注意上面部分的写法,右上部分是横折钩、竖弯钩。
二、会写“宅院、幽雅、伏案、浑浊、笨拙、眼帘、参差、单薄、文思、梦想、迷蒙、模糊、花蕾、恰如、衣襟、恍然、愁怨、顺心、平淡”等19个词语。
本课在阅读方面的学习要求是:
一、了解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丁香的,品味优美的语言。
作者从赏丁香花、悟丁香结这两个方面描写丁香,具体从视觉、嗅觉、触觉等角度描写了丁香的色彩、形貌、姿态和气味,从丁香结说法的由来、丁香结的象征意义引申出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二、体会由事物引发联想的表达方式,并能说出自己的理解。
结合课后第2~3题,完成这一学习要求。
柳亸花娇、柳亸莺娇两个很美的成语,一起来学习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成语仅仅是一字之差,但是意思却不一样,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很有趣的成语。
1.柳亸花娇
这个成语读作liǔ duǒ(音朵) huā jiāo,它的意思是柳丝柔垂,花朵娇妍。单看“娇”有一个女字旁,就能发现它与女性有关。的确如此,这个成语是比喻女子貌美。
它出自清末民初女戏曲作家嬴宗季女《六月霜 负笈:“身本是,柳亸花娇一女娃;身本是,翠绕珠围一宦家。”
这个成语在句中作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2.柳亸莺娇
这个成语与“柳亸花娇”一字之差,区别在于一个写人,一个写景。意思是柳丝垂,莺声娇。我们想象这幅画面:柔软的柳枝垂下来,像小姑娘长长的发辫在微风中摇曳,黄莺在树上欢快地鸣叫,好一幅柳舞莺啼的春景图。所以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春景之美。
它出自唐 代非常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的《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诗中是这样写的:“柳亸莺娇花复殷,红亭绿酒送君还。”
全诗如下:
柳亸莺娇花复殷,红亭绿酒送君还。
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磻谿梦里山。
帘前春色应须惜,世上浮名好是闲。
西望乡关肠欲断,对君衫袖泪痕斑。
诗的大意是说:
柳亸莺娇花再多,红亭绿酒送你回。
到到函谷愁中月,回家去播溪梦里山。
帘前春色应该珍惜,世上浮名好放缓。
向西遥望家乡肠欲断,回答你衫袖泪痕斑。
柳亸莺娇在句中用来作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
3.一张一翕
再分享一个容易读错的成语,先猜猜这个成语怎么读,如果你以为最后一个字读“合”,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它到底读什么呢?一起来揭秘吧!
这个成语读作一张一xī(音同西)形容翅膀张开合上,也形容嘴唇等,一张一合地动 。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歙”一本作“翕”。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意思是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加强它,想要废去它,必先抬举它,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提到的“鹰隼试翼,风尘吸张”,这里形容翅膀合上,张开。
王愿坚的《七根火柴》是这样写的: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这里的“翕”是指嘴唇一张一合地动。
用它来造个句:喂食时,鱼缸里的金鱼嘴唇一张一翕,十分可爱。
今天这三个成语“柳亸花娇”“柳亸莺娇”一字之差,形容的东西却不同,“花娇”并不是自然界的花,而是说女子像花一样漂亮,“莺娇”与“柳亸”合起来形容春景很美。最后一个“一张一翕”的“翕”字可千万不要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