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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地摊是什么梗(封面评论 |退退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网络热梗)

导读摆地摊是什么梗文章列表:1、封面评论 |退退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网络热梗2、最强作法!退!退!退!要笑晕过去了3、退!退!退!是什么梗?4、打脸!潘长江劝嘎最后也成嘎,直播带货翻车:被嘲笑卖

摆地摊是什么梗文章列表:

摆地摊是什么梗(封面评论 |退退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网络热梗)

封面评论 |退退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网络热梗

□宋潇

“退退退”是什么梗?恐怕这是目前网络社交平台评论区里最火的表情包了,它的创意来源于一则短视频。视频中,一名在街边经营水果摊的大妈,与一名男子发生了争吵,大妈争吵时,一边跺脚一边用手做击剑动作,并大喊“退!退!退!”场面被人记录下来发到网上。随即,这三个字以极快的速度席卷了各大社交网络评论区,也被用于多个场景。

当“退退退”刷屏并且再加上一些击剑动作的表情包时,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意思?为何大家都在用?对于这样的网络语言,如果认真你就输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短视频内容的延伸,要说它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可能不同的人会有各不相同的答案,但是,从它的刷屏效应和应用场景可以看到,“退退退”表情包刷屏背后,不只是一种网络热梗的传播,其中还夹杂着多重复杂的情绪。

比如,有观点指出,视频中的“吵架大妈”,是因为摆摊侵占公用停车位,和男子产生了冲突,才做出一边跺脚一边做击剑动作的行为,这个“退退退”的梗,也出自于大妈和男子的唇枪舌战。

实质上,对于这场冲突的背景和原因,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而这样一则取材于民间题材的网络视频,很多内容仍需要继续考证和多角度审视。但是,抛开视频内容来看,其实“退退退”背后,传递的是一种“放下怨气和偏见”的乐观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对一些纠纷和冲突的淡化。

或许有人会说,这分明是一种“恶搞”,算不上是一种传播形式。其实,恶搞也好,合理创作也罢,网络表情包存在的意义,本身就是为了拉近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距离,极大提升聊天的趣味性,还能使交流更简单方便。

以往,可能很多文字或者语音才能表达出的意味,一个表情包就能涵盖全部,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通过表情包却能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效果,而“退退退”之所以被应用于多个场景,也正是源于此,可以说,表情包的出现,丰富了社交平台聊天的多样化。

此外,也没必要过度拔高“退退退”所体现的乐观精神,或许对某部分人群来说,他们依然会对这种碎片化、无厘头的符号表现形式嗤之以鼻,也更愿意使用文字或者其他方式来代替“表情包”,但是,“退退退”本身在情感表达方面就存在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作为用户和广大网友来说,应该理性看待,至于它想表达的是快乐还是悲伤,是抱怨还是愤怒,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使用“退退退”表情包的同时,也要注意肖像权的保护。在这之前,有一家企业曾因使用“葛优躺”的表情包侵权被判赔偿,网络平台上,内容鱼目混杂,个人肖像演化成“表情包”进而传播的过程,很容易造成对他人人像的侵权行为。按照《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换句话说,“表情包”虽好,但也要谨慎使用,否则,到时候就只能哭着喊“退退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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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作法!退!退!退!要笑晕过去了

在各大平台总能刷到这个梗,一脸懵!

今天被一个博主科普到了,视频反复看了几遍,要笑晕过去了。

最近爆火的退退退梗来源:

男子因找不到停车位,便与摆摊的大妈发生了争执,质问大妈:有没有营业执照,是不是属于非法经营,于是大妈便开始跺脚向前迈进,使用魔法攻击击退男子

现在”退退退“通常被大家用来拒绝某样不喜欢的事情,或让一些不喜欢的人退散,例如:全世界的蚊子有营业执照吗,为什么到处咬人,退退退。

大妈所展示的其实是一门传统的技艺,”跳骂“,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比传统吵架更柔和一些,讲究双方默契配合,一前一后的晃动中表达出心中的激情,恰到好处的距离产生优柔的美感,即使站在旁边也能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

你get到这个梗了吗?

退!退!退!是什么梗?

“退!退!退!”这个梗出自去年的一段视频,视频中一男子因找不到停车位,便与摆摊的大妈发生了争执,并质问大妈“有没有营业执照?是不是属于违法经营?”于是大妈就开始跺脚向前迈进,使用“魔法攻击”击退该男子。

视频中的大哥感觉越来越崩溃无助,都快要气哭了,被大家调侃为“国家级击剑运动员退休后的生活”。两个“法师”的对决,一个用法律,一个用“法术”。

现在“退!退!退!”通常被大家用于拒绝某样不喜欢的东西,或让一些不喜欢的人退散,例如:全世界的蚊子有营业执照吗?为什么到处咬人?退!退!退!

大妈所展示的其实是一门传统的“技艺”——跳骂。也是我国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比传统吵架更柔和一点

讲究双方默契配合,一前一后的晃动中表达出心中的激情

恰到好处的距离产生“优柔的美感”,即使站在旁边也倍感压迫。

网友也对此现象极其感兴趣,去年的视频被挖出来迅速火遍全网,更有各种神评:

打脸!潘长江劝嘎最后也成嘎,直播带货翻车:被嘲笑卖的是地摊货

文梦都行者

4月18日,有网友发布了小兵张嘎的扮演者,谢孟伟直播的一段视频。很多人在视频中提到,当初劝嘎子不要直播带货的潘长江,最近却频繁地直播带货,于是喊话让嘎子也模仿潘长江劝一劝“潘子”。对此,谢孟伟表示“劝不了潘子”。

最近,以在春晚演小品扬名的喜剧演员潘长江,频繁地现身某直播平台带货,售卖的商品包括小龙虾、拖鞋、手表等。

但是,潘长江的直播却遭到很多网友的冷嘲热讽,不断有人吐槽他卖的东西是地摊货。除此之外,一些网友在评论区玩梗,称潘长江为“潘子”,要他多听“嘎叔”谢孟伟的话,因为直播带货水太深,不懂的东西最好别掺和。原来,这些话正是当初潘长江告诫嘎子谢孟伟的话。

那时候,刚刚涉足直播带货的谢孟伟没有经验,常常因为商品质量问题被网友投诉,让他头痛不已。为此,他与潘长江连麦的时候还向对方哭诉过,而作为前辈的潘长江则语重心长地告诫他,网上的东西都是虚拟的,直播带货水很深,最好不要掺和。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谢孟伟不但没有听从潘叔的劝告退出直播,反而因为执着地“掺和”赚了一个盆满钵满。这不,连劝他不要直播的潘叔都眼热了,像他一样奋不顾身地“掺和”到直播带货的领域,开始了自己的赚钱生涯。

对于潘长江的“晚节不保”,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说怪不得潘长江劝嘎子不要直播,原来是为自己少一个竞争对手。也有人调侃:“潘叔的话嘎子一句没听进去,嘎叔的话倒是体现在潘子的实践中了”。

老实讲,潘长江在春晚演了那么多的小品,基本上没让我笑过。没想到他劝人不要“掺和”而自己勇于“掺和”的壮举让我笑了半天,怪不得他在春晚的舞台上没什么让人发笑的包袱,原来是留着自己抖着玩儿了。潘长江,你真逗!

2021.4.20.

摆地摊的话,你想卖什么?

几年前,有首歌特别火。歌名特别有意思,叫《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这歌的创作者是80后,如果她出生在98年,那一定写不出这首歌——因为后来的人民广场,肯定买不到炸鸡。

自从开始评选什么“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之后,小摊,变得越来越少。

但最近,“摆摊”这个词,又在被不断提及。

推出“地摊神车”的五菱汽车,一天之内,股价从5亿港元变成了11亿港元。

各种摆摊攻略,也被人们疯狂转发。有关摆摊的文章,我今天看了不下20篇——但这些文章中,更多的是调侃和玩梗。

所以,我写了这篇比较“无趣”的文章。

在我记忆中的“地摊经济”,一直都是严肃而沉重的。

地摊经济的主角,不是周末小打小闹的白领,不是嘻嘻哈哈的情侣,而是急需经济来源的失业中年人。

摆摊,对他们来说是家里的房贷,老人的药费,孩子的生活费,零敲碎打的柴米油盐煤气水电……

当摆摊的重要性被上升到政策高度,这通常意味着,经济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01

人们一直都说,北方人拉不下脸面摆地摊。但东北人,摆了。

曾经,东北人是骄傲的。

建国初期,全中国98%的重工业基地在东北。1978年,全国全十大城市,东北包揽了4个。

到了1990年,东北成为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

文化宫、家属楼、大工厂、满街的自行车,成为了东北特有的“城市文化”。

但与此同时,国企开始亏损。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开始谋求新的出路。

城市文化,变成了“伤痕文化”。

在刚刚传出要改制的消息后,东北人最先感受到的,是迷茫。

他们的父辈,一辈子在工厂里,而他们的小半辈子,也在工厂中度过。现如今,他们必须要离开工厂。

那段时间,东北大街小巷最常见的,是彩票。

“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到歌厅高消费,打麻将赌博你干扰社会,买点彩票,你经济又实惠。”

这样的串词,被一遍遍地提及。而工人们也都愿意一次次地掏出兜里的钱,留下满地的废纸。

彩票,好歹还有个中奖的概率。但未来,似乎什么都没有。

挣不到钱,小偷小摸开始愈发频繁起来。

一辆自行车,会在你锁上的4分钟后被偷走。防止被偷的最好办法,就是不上锁——不去商场、不去没办法把车推进去的饭店。

车在哪儿,人就得在哪儿。

这种混乱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

1992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在绥芬河市的一个贸易市场,摆了一次摊。

他花了两块钱,在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摆了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台收音机、一罐蜂王浆。

市长摆摊的消息,很快传开。记者、工商局、围观群众……很快将这个摊位围得水泄不通。

市长都开始摆摊,一时间,绥芬河市开始“全民摆摊”。绥芬河离边境近,各种新奇的玩意儿开始出现在摊位上。

为了方便工人们摆摊,赵明非甚至还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

后来,赵明非才透露,那次摆摊,是一次“作秀”。

而原因,是那位88岁的老人坐在南下的列车上,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等地。

那一年,全国有几十万人,下海经商。不少东北工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而其他人,仍在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90年代末,“下岗潮”还是到来。在这场波及三千万人的改制中,其中的四分之一,是东北人。

我们能在各种电影、文章中,找到那段黑暗的岁月。

穷,是真的穷。

一家人一个月不沾一点荤腥,把家里的家具劈了生火……甚至,有人被饿死、冻死。

留给东北人的路只有一条,摆摊。

但大家都下岗,卖别的东西,也不会有人买。不愁消费者、门槛低的餐饮,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

2000年,一个东北穷小子开始摆摊卖小菜。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东北人喜欢吃从四川传来的麻辣烫。

但麻辣烫太辣,东北人有点受不了。

在往锅底加奶、加糖,花了两年多时间改良口味和辣度后,2003年,一家叫做“杨记麻辣烫”的小店,开业了。

因为适合东北人的口味,很快,“杨记麻辣烫”就开了好几家。而村子里的人,看到小伙子从一个摊位,变成了几家店,也纷纷加入了“麻辣烫大军”。

几年后,他的远亲,也从摆摊做起,而后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麻辣烫店。

这家店,叫做“张亮麻辣烫”,而此时,“杨记麻辣烫”,也改名为“杨国福麻辣烫”。

2019年,杨国福麻辣烫在全国拥有超过5000家门店。张亮麻辣烫,有4500家门店。

而我们知道的星巴克,在中国有3300家门店;肯德基,有大概6000家。

短短15年,他们从一个摊位做起,然后把门店开到了全国。

除了麻辣烫,还有烧烤。

纪录片《人生一串》火了之后,人们开始赋予烧烤更多的意义——“没了烟火气,人生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这话,就是为烧烤量身定制”。

而对于绝大多数店主来说,其实没那么多情怀在内,这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只是从小摊,变成了门面店,仅此而已。

锦州烧烤的签子,是它的一大特色。这种签子导热性能好,肉熟的更快,味道也更好。

而这签子,是自行车的辐条——90年代,锦州好多自行车厂倒闭,大量的辐条被丢弃。

为了节约成本,锦州当地的烧烤店低价买来这些签子,消毒加工后,用于烧烤。

不想,竟成了锦州烧烤的特色。

而那些开了十几年的老店,也并不意味着什么“精选上等五花肉”“腌制一天一夜”的匠心。

这只能说明,这些老板明白——如果店开不下去,那这个家,也就完了。

锦州的回师傅,开了30年的烧烤店。2005年,他还作为东北烧烤的代言人,上过CCTV。

在接受采访时,他也只说了句,“当时女儿刚出生,自己又什么都不会,下岗再就业,只能干这个了”。

而他靠着那个烧烤摊,养活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后来,这个烧烤摊,变成了烧烤店,他的女儿,也长大成人。

回师傅的小半辈子,和工厂有关。而他的后半生,都和那个小摊紧密相连。

在东北,像回师傅这样的人,有很多。

在一部纪录片中,导演是这样形容东北下岗的工人的。

“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确实,他们失败了——工厂倒闭了,他们也下岗了。

但在那之后,他们靠着摆摊,走出一条生路。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小摊,可能记录了他们部分的喜怒哀乐。

但对于东北人来说,这些小摊,承载了他们的全部情感。

02

关于摆摊,最先要提及的不是东北,而是义乌。

上世纪80年代,义乌还是个穷山沟,普通人年均收入只有88元,

之所以穷,和地理原因密不可分。

位于浙江中心的义乌地处盆地,三面环山,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人出不去。

更要命的是,义乌土地异常贫瘠,种啥啥不长,除了易成活的甘蔗之外,再种不出其他任何粮食。

这让义乌人饱受折磨。

被逼得没办法,村民们就只能去拔鸡毛,然后把鸡毛铺在田上,给田来施肥,以此来提高田产。

而自家的鸡毛总有不够的时候,义乌人就去用仅能种的甘蔗去榨糖,然后肩挑担子,手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地用糖去换鸡毛。

于是,在70年代走南闯北的“敲糖帮”重现江湖。

随着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政府给“敲糖帮”发出了临时许可证,名字很有趣,叫做《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

乡民们拿着它,就能挑着货担摆摊。

最开始,摊子只有十几个,后来越来越多,五十个、一百个,最后有两百多个。

摊子里卖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有糖和鸡毛,还有针头线脑、头绳胭脂,之后还衍化出自制的鸡毛掸子、板刷等等。

就这样,义乌小商品摊市的雏形出现了。

摊市的前景一片美好,却被一封举报信破坏了。

那时候,做买卖还被称为“投机倒把”。个体户很不受人待见,一条街上如果有个做生意的人,会被街坊四邻嗤之以鼻。

刚从衢州被调任到义乌的村委书记谢高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此类举报信。

今天左告右,明天右告左。有人要提倡市场经济,马上就有人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子,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子。”

右二为谢高华

更为触动谢高华的,是一个叫做冯爱倩的女人。

冯爱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

1979年,发现越种地越穷的她,卖了家里10担谷子换来80元,又从信用社贷款300元,决定靠摆摊做点小生意来谋生。

她每天起早贪黑进货卖货,却被工商人员赶来赶去。

从北门街到廿三里再到湖清门,“天天抓,天天跑,抓到一次罚款1元,两三天就白干了!”

她一直不肯放弃,因为家里有5个孩子还有年迈的老母亲,都需要她养活。

“日子太苦了,有一次家里没米,我借了7户人家都没借到。”冯爱倩说,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被赶得没办法了,去找当地官员起诉。但音信全无。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成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年老的冯爱倩指着照片中的谢高华

1982年5月的一天,她蹲守县委机关大院门口,趁谢高华出门调研,一把将他拦住,倾诉自己的遭遇,找书记讨说法。

听完冯爱倩的遭遇后,谢高华于心不忍,轻叹口气说:“我很想帮你,但上面政策不允许摆地摊啊。”

“我靠自己劳动,有什么不对?”说着说着,冯爱倩哭了起来。

谢高华想了想,下定决心:“你回去继续摆摊吧。我告诉有关部门,不赶你,也不罚你。”

之后几天,谢高华默不作声地跑去义乌乡间,连续调研了3个月,回来之后给领导层们开会:

“小商品市场是一大优势,我们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事我负责,宁可不要乌纱帽!”

顶着被罢官的压力,谢高华在义乌县稠城镇湖清门划出一条长约1公里的街,鼓励小商小贩都到这自由交易。

1982年8月25日,义乌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

谢高华把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就发给了冯爱倩。

有了书记支持,老百姓热情高涨。两个条凳,一块门板,就是一个摊位。摊子越摆越多,一直从湖清门延长到县委大门口。

地摊,把义乌的经济彻底打活了。

湖清门市场开张不到3个月,摊位就增了一倍。

之前,义乌一个针织厂积压了价值50万元的袜子,到最后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小商品市场成立之后,针织厂在市场内设了2个摊位,短短几个月,袜子就销售一空。

1982年底,市面上已有超过2000多种小商品,有700多个商户在此经营,吸引了附近10多个省区市的采购者,年成交额有392万元,当年上缴国家税收3.8万元。

期间,时任省委副书记陈作霖到义乌视察工作。谢高华从早晨等到上午还不见人来,打电话询问时,对方却说早就出发了。

原来,是摊位太密,人又太多,省委的车一直开不进来。

义乌人的生活条件一点点好起来。

可谢高华看着路边露天的小商贩,夏天被晒得汗流浃背,冬天又冷得直打哆嗦,觉得很是心疼。

他想要小商品市场更正规。

1984年,他拿着贷来的50万,再加上县委的5万,再加上多方集资,凑到57万,在义乌火车站附近盖起了一栋占地35万平米,两层高的“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室内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露天地摊,进入室内。

这一次,商户们有了遮风避雨的钢架玻璃瓦棚,2000个宽敞的摊位,每天前来交易的客商超过10000人。

在谢高华的努力下,湖清门从地摊市场摇身一变,成为了正规有序的贸易商城。义乌也从按下喇叭全县都能听见的小山沟,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

第二代小商品市场

1986年,拥有4100个铺位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开张;4年后,该市场铺位增加到10500多个。

现在的义乌,密集分布着70000多间商铺,商品种类170万种,营业面积比当年扩大了1100多倍。

就算每家店只逛三分钟,全部逛完也需要一年多。

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第五代,线上线下商品数百万种。

数据显示,全国零售网商70%商品、批发网商80%商品,来自义乌,

当年一穷二白的小县城,如今涉外机构6800多家的“世界超市”。

2018年,义乌的GDP第一次超过了1200亿,外贸出口份额达到了全国的五十分之一,全市100名亿万富豪、5万名千万富翁。

人均GDP超过北上广,傲居全国首位。

义乌人,从地摊开始,真的富起来了。

义乌人的故事,也给了更多人信心——你看,摆地摊,也能够改变一批人的命运。

只要付出,就有回报。

03

说回2020。

我在某些地方,看到了一些质疑地摊经济的声音。

“为什么当初要取缔小商小贩?现在又要鼓励摆摊?”

这些质疑的声音,其实夸张了。

小摊小贩为什么要管?因为的确有问题。

一个烧烤摊,能够熏得楼上七八层都睡不好觉。一个大型的夜市,会让临街的几栋楼房价明显跌一大截。

还有质量安全问题。身上带病毒、家里耗子蟑螂乱窜的、用塑化剂罂粟壳的、卖假冒伪劣黑心产品的……没有规范管理,什么妖魔鬼怪都来摆摊,只会让劣币驱逐良币。

“规范管理”和“赶尽杀绝”有很大区别,中国一直强调、学习的是前者。

上海的阿大葱油饼铺子,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了街坊邻居几十年,证件手续也一直不齐全。城管没有直接取缔,而是帮他找了合适的新铺面。最后邻居清净了,铺子干净了,双方皆大欢喜。

引导地摊经济走上正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今年突然大力度鼓励摆摊,和之前稳步改革的调调不一样,更像是改革开放早年和东北下岗潮那一阵子的调调。

因为今年的经济形势很不乐观,一切都太突然了。

一季度经济倒退了6.5%,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今年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地方等着用钱:全面脱贫还剩最后的攻坚仗;疫情地区等着两万亿国债善后;贸易战进入到了芯片卡脖子环节,要追上人家二十年的技术壁垒;还要做好未来十年打仗的准备,军费开支也停不下来……

为了筹钱,总理都带头过苦日子,一口气把中央政府非急性刚性支出砍掉50%。

如果是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政府这个时候会大量举债给老百姓补贴,即便政府破产也得借。

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他们这么干,无所谓。反正国家小,背靠欧盟大树好乘凉。

他们的国民也享受靠福利混饭吃的生活。有的人哪怕手脚健全,心智成熟,也不觉得排队领低保可耻。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骨子里,是坚韧和勤劳的。

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他们可以抹开面子去蹬三轮、做搓背工,可以推着小车和城管打游击,可以黑白颠倒地做夜宵、做早点。

他们可以一做就是二十年,把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做成城市美食地图,把襁褓里的娃娃养成大学生。

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力,就像草籽一样旺盛。无论是裂开的水泥缝,还是阴暗的地下室,只要有一点点水和无机盐,他们就可以冒出芽,养活自己。

地摊经济,就是每一次中国人走到难关的时候,我们自救的出路。

不用多少资金扶持,不用海外专家指导,只要政策放开一点点,就能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

其实这次总理不过是讲了一句“不把占道经营纳入文明城市考核”,我们就听到“咔”地一声——

芽,冒出来了。

图:当天,“地摊经济”概念股飘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曾经提到,同样是经历经济危机,1929年某些国家在“炭烤黑人”、转移经济矛盾。

他们国家的人民,选择上街游行,选择打砸烧抢。

而中国人民,选择了另一条路。

尽管这条路很辛苦,看起来也并不光鲜亮丽。但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养活家庭。

不丢人。

尾声

1995年,台州一座叫临海的小城,开了一家大排档。据说老板很实诚,对新鲜的海鲜,从不压价。

于是当地的渔民,总是愿意把最好的海鲜留给他。

24年后,它成了中国内地唯一一家米其林三星中餐厅。这家排挡,叫做新荣记。

1997年,郑州开了一家叫做“寒流刨冰”的小店。门店很小,但里边的刨冰量大且便宜,不少人都愿意去买。

3年后,它改名叫做“蜜雪冰城”。2019年,它在全国拥有超过7000家门店。

湖南平江的特产,是大豆。但1998年洪水后,平江的大豆锐减,万般无奈之下,平江人开始做面粉食品,生产出很多调味面筋等产品。

而一个叫做刘卫平的年轻人,就是凭借这个,开了自己的小店,慢慢地,攒够了开工厂的钱。

他创立的品牌,叫做卫龙。

倘若你翻开企业家的创业史,陶华碧摆过地摊、王石摆过地摊、马云摆过地摊——他们在这个时期,淘到了“第一桶金”,亦或是展示出了所谓的“非凡的商业头脑”。

所以,这段摆地摊的经历,只是他们创业生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段。

但这些人,只是极少数。

对于其他的摆摊者来说,一个小小的摊位,可能就是收入来源的全部。

几天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到,“我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

在当下,摆摊是他们获取收入的唯一出路。

在“地摊经济”提出后,各种“摆摊攻略”“指南”层出不穷,甚至有人改编了《后浪》的“摆摊版”。

大家怀着戏谑的心情,喊着要去摆摊。

而那些真正靠摆摊过活的人,反而在接到城管电话之后,再三确认。

支付宝在2019年出了一个《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的调查。

调查中显示,中国小店的数量约为1亿,包含网店、街边小店、路边小摊等,直接间接地,带动3亿人就业。

这个报告中还提到,2019年,一半的小店获得了贷款支持。

其中99%,做到了有借有还。

店不大,营业额也不多,但信誉度,奇高。

所以,我支持“地摊经济”,不是为了“有趣”,也不是为了“烟火气”。

而是因为,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生活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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