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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怎么招募兄弟(初心不变十一年少年变大叔,为游戏丢了2个女友放弃了理想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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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怎么招募兄弟文章列表:

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怎么招募兄弟(初心不变十一年少年变大叔,为游戏丢了2个女友放弃了理想的大学)

初心不变十一年少年变大叔,为游戏丢了2个女友放弃了理想的大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问道从公测到现在已有11个年头了,而我们也从当年的小孩子变成了大孩子,时间在变,问道也在变,唯一没变的是我们那颗永远热爱问道的心。

今天要介绍的玩家同样是一位问道骨灰级的道友,对问道的热爱不减当年。他的名叫萳崇,目前在“橘子洲头”玩149级。曾经为了玩问道,丢了2个女朋友,放弃了理想的大学,长了痔疮,腰椎弯了,眼镜近视了,却不忘初心每天玩问道20个小时,试问能几个人能像他这样热爱问道。

萳崇:棍哥,好激动啊。终于等到你来采访我了,我应该说点啥呢?

神棍:怎么每个人采访的时候,见到我都说好激动呢....我又不是大美女!

萳崇:哈哈见到偶像能不激动嘛!我是不是得自我介绍一番。

神棍:好啊,先来个自我介绍吧!

萳崇:我现实中名字叫“刘志”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位“汉恒帝”也叫刘志,生活中大家叫我刘经理,哈哈。

神棍:装的一手好X,居然还能跟古代皇帝扯上点关系。

萳崇:咳咳咳,不开玩笑了。棍哥咱们今天聊聊11年的问道情怀吧!

神棍:好啊,一看你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萳崇:路漫漫其修远兮,少年问道带海龟满满的回忆。我现在还记得玩问道的日子:2006年12月26号是我生日的那天,算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吧,哈哈!

神棍:我看面相你应该是属于那种无师自通型的老司机吧。

萳崇:不是这样的,游戏是我同学教我玩的,不过我却把我们班的男生全部带去玩问道了,哈哈。高中的时候,我们中午一人捧着一份凉皮,奔向网吧。那场面,是多么令人振奋的!

神棍:666居然把整个班的男生都给带进坑了,你不去做问道推广员多可惜,哈哈!

萳崇:后来我成了我们班的网圣,当时我们一个星期上6天课,我上6个通宵玩问道!

神棍:我看你是网瘾少年吧。

萳崇:好像有那么点意思,只不过后来他们都陆陆续续不怎么玩问道了,当年全班玩问道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神棍:哇塞,这么多都走了,就你一个人还在坚持,厉害了。

萳崇:我也很佩服我自己的毅力,记得有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同学介绍我的时候,来了一句咱高中玩问道最牛逼的人就是我。当时老激动了。其实我不牛逼,主要是他们不玩了就剩我一个人了,不牛也没办法,哈哈!

神棍:有木有想过继续把他们带进坑吗?

萳崇:当然想,非常想,要是棍哥能让我上头条让他们看看,或许他们进坑的机率更大,哈哈!

神棍:他们也有关注问道微信公众号吗?

萳崇:哈哈,肯定有关注的,只要跟问道有关的我都必须关注,而且还强迫他们关注。我以前把光宇客服电话记得比我家的电话还清楚。010-62978855这个是最早之前的客服电话了,估计现在没几个人记得了吧。

神棍: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萳崇:因为经常打,不懂的就打客服问,估计客服当时要被我气死,哈哈。后来还特意跑去光宇公司。

神棍:我要是那个接你电话的客服,我会说MDZZ。

萳崇:棍哥,不要这样,毕竟当时是新手,哈哈!不过我玩问道这么多年,一次都没被骗过这事你该表扬啊。

神棍:真的假的,神棍我以前可是被骗过很多次,嘿嘿,没有被骗那就不能算老玩家了!

萳崇:真的,可能跟我职业有关吧,我是做职业经理人的,身经百战,经常都是忽悠别人的,哈哈。

神棍:看来不仅是游戏的老司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一个老司机。

萳崇:本来脱坑了的,因为一个女孩子我又回来了,然后就遇到你们这帮兄弟了。

神棍:哇擦,居然还有认识妹纸。。。

萳崇:那可不,英雄难过美人关嘛,就是刚才和咱们一起杀千面的女火,哈哈。

神棍:原来是个妹纸,赶紧爆照!

萳崇:咳咳,这个真没有,我媳妇是个低调的人,她都愿意采访,不过她是个高手,自己一个人玩了5个号。

神棍:如此说来她是个老司机...

萳崇:必须的跟我一个级别,今年才认识她的。

神棍:你之前不是玩139的嘛,怎么来玩149了呢?

萳崇:之前玩139感觉没多大意思就干脆把139的号卖了,结果没清多久又认识我现在的媳妇,然后又重新买了个号继续玩。而且也感觉149的女木也特别的好看,嘿嘿,木号刷塔通天特别简单,哈哈。

神棍:当初我本来也想玩个木号的,但是为了队伍的需求我就换了个水号,然后我刚换水号没多久,队友就清号了坑死我了!

萳崇:哈哈不坑你坑谁!曾经的我为了玩问道,丢了2个女朋友,放弃了理想的大学,长了痔疮,腰椎弯了,眼镜近视了,每天玩问道20个小时,试问能几个人能像我这样热爱问道。为了提神,我进去就是一箱红牛,一盒白色德芙,一天吃一次饭!

神棍:没有那么夸张吧....其实你说这么多就想掩盖你当年的失败,哈哈。

萳崇:哈哈,咳咳,这些都陈年往事了,不过有一件事我想到就特别的郁闷,像我这样的忠实老玩家一次托都没当过,抽奖最好的东西就是相药,还有一次真的气的吐老血,当初在网吧,隔壁一个孩子冲30的密保点卡,抽了疆良,我看着眼红跑过去点卡充了500,结果什么都没抽到。

神棍:让你跟风。

萳崇:说道这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2007年的时候能穿一套套装那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呢,我当时花了一个月吃饭的钱,弄了一套70级的套装,结果登录了个网站之后....你懂的。

神棍:我忍不住要嘲讽你了,谁让你乱进网站,这下号被洗了吧!

萳崇:当时也不知道是这样的,就看见有人在喊世界,说登录之后可以领神兽。

神棍:那时候很多各种各样的钓鱼网站!

萳崇:只怪年少无知啊。想当年这个游戏多火,我们跟隔壁班约架就是问道PK,省了多少架打,给公安同志减少了多少工作。

神棍:我想这也是道北战场形成的原因之一。

萳崇:那时候牢头太黑,我们挂机等释放,谁通宵谁帮挂机。

神棍:是不是有一种想回到当年的冲动呢?

萳崇:想是想但是回不去了,由当初的少年变大叔,这些都将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记忆。棍哥,我最后打个广告吧,广大的橘子道友,我需要3个相5的首饰,看到的可以联系我还有就是我们149的妹妹很多,欢迎大家来橘子玩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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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龙开影城,让范冰冰说谢谢……百亿富豪成老赖,如今20万都还不上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再次站在耀莱中心门口,晶亮的落地玻璃窗里,豪华超跑依然安静地停在那里。这里陈列着“成功人士”的物质标签,和三年前每经影视(微信号:meijingyingshi)记者在此看到的场景如出一辙。而这几栋坐落在北京三里屯上万平方米豪华楼宇的幕后主人,却多少显得有些物是人非。

这位早年靠代理宾利、兰博基尼等超级奢侈品发家的老板,十年前与成龙合作开了第一家耀莱成龙影城,初涉影视。2015年,国资背景的文投控股借壳上市,耀莱的影视资产全面注入,綦建虹成为A股影视娱乐公司的操盘手,深度卷入影视行业,高举高打、出手阔绰。

綦建虹用近20年缔造“耀莱系”商业版图(数据截止2016年11月,每经制图)

彼时,他大概想不到以百亿身家连续多年登上胡润富豪榜的自己,如今因债务问题成了全国1339万个失信被执行人之一,也就是所谓的“老赖”。名字出现在“限制消费人员”系统中。他彻底离开自己一手建构的耀莱影视帝国,所持上市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他深度参与影视资本市场的五年里。

2019年2月,北京耀莱中心,豪车销售区光彩依旧(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春楠 摄)

还不起的20万

依慕盛装服装有限公司老板刘宁怎么也不会想到,大老板綦建虹的耀莱通用航空公司(以下简称“耀莱通航”)竟会拖欠他一家小公司十多万的尾款。

2014年,成立一年的耀莱通航通过公开渠道找到他,要定制公务机、包机上用的飞行员、空乘服装。“之前还挺好的,耀莱通航付款特别及时。因为对方在我们这信誉良好,有的时候他们着急做,没有预付我们就做了。”刘宁对记者表示。

2017年4月12日,上海,第六届亚洲公务航空会议及展览会(ABACE),耀莱航空注册号B-3219的巴航工业世袭1000机型公务机,它是成龙的私人飞机,飞机尾翼上喷涂成红底黄字的“龙”字

(图片来源:东方IC)

但到了2017年耀莱通航状况就开始紧张了,刘宁发现两笔共计16~17万元的服装订单尾款追不回来了。

到2018年,耀莱通航全公司大换血,更名为子午线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午线通航”),刘宁此前对接的副总也离职了。“找这个不认账,找那个也不认账,后来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一个律师,很横的,就说不给我们钱。”

无奈之下,刘宁诉诸法律,证据充足,法院强制执行子午线通航对依慕盛装服装有限公司的欠款,加上滞纳金共20万出头。可就是这样,刘宁还是没有拿到钱。2019年1月底,綦建虹作为子午线通航的实际控制人,因未执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对依慕盛装服装公司给付义务,被采取限制消费的措施。

图片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我也不明白,綦建虹那么有实力的大老板,他公司的豪车展示厅,兰博基尼、宾利、劳斯莱斯的,会连20万元都还不上?”刘宁感到费解。

做着高消费生意的綦建虹被限制消费了。限制消费的后果,几乎与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完全背道而驰——

买车受限,买房亦是不能够。乘坐交通工具,不能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能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能买高额保费的保险理财产品,子女不能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如果违反了“限制消费令”,经查证属实的,法院将依法依规,对触犯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现代法治社会个人信用太重要了,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破产重组律师曹爱武对记者说。驰骋商场二十年,名誉扫地至这般地步,这应该不是綦建虹愿意看到的结果。

与有钱人一起发达

今年52岁的綦建虹,是市场经济浪潮中“先富裕起来”的那批人,他的从商经历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1994年,隶属于国内贸易部的综合性商业集团中商企业集团公司成立,建立了一张在当时颇为紧俏的百货公司、贸易公司商业网。那时候的綦建虹才27岁,虽然不能确认他加盟的具体时间,但他很快崭露头角。32岁那年,他已是中商百货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很快由綦建虹负责的“中商百货有限公司北京钟表分公司”“中商百货有限公司北京第一服装分公司”“中商百货有限公司北京第二服装分公司”和“中商百货有限公司北京美容美发分部”相继成立。

这些带着“前现代”气息的百货公司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但在二十年前,马云和他的18个伙伴还挤在杭州湖畔公寓的房间里创办阿里巴巴;刚毕业2年的刘强东,拿着1.2万积蓄在中关村租了个柜台售卖刻录机和光碟……而百货公司,是那个时代消费前沿的标志。

从商贸、外贸切入,綦建虹抓住了港商、外商进入内地市场的机会,他的耀莱集团前身顺势萌生。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綦建虹)还是黄毛小子,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每次我来内地都是他招待我,他去香港的话就是我招呼他。”成龙在自传中这样描述他与綦建虹的相识,“当时他对我来讲算是酒肉朋友,也没有生意上的来往。”

綦建虹先是与香港地区珠宝大王谢瑞麟合作珠宝生意,后又在2002年拿下宾利和劳斯莱斯在北京的代理权。那时候几乎没有生意人敢碰这块蛋糕,从来没卖过车的綦建虹吃了螃蟹。后来豪车市场随着中国富豪人群的激增而旺盛,证明了他当初的市场嗅觉是多么敏锐。

到2008年,綦建虹控制的从事豪车代理业务的美合振永以及德特公司通过香港地区漫画公司玉皇朝集团借壳上市,后更名为耀莱集团。綦建虹与成龙及其他中国富豪的交情也更深了。

2019年2月,香港耀莱集团办公室(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春楠 摄)

北京奥运会那年,成龙长住北京,随时待命、听候召唤。他穿着中山装,站上C位,与近百位明星同台共唱《北京欢迎你》,还顺便与每天都陪着他的綦建虹聊出了生意,合作开了耀莱成龙影城。也为后来在A股上纵横的耀莱影视埋下伏笔。

2011年4月20日,辽宁沈阳,成龙出席耀莱成龙国际影城开业仪式(图片来源:东方IC)

当时的“黄毛小子”已经晋升超级富豪。成龙很早前就总结过一点,“如果要跟人在生意上合作,要跟比自己有钱的人合作,跟比自己聪明的人合作”。在成龙看来,綦建虹就是这样的不二人选。而且他还聪明、靠谱、不爱出风头,适合站在大哥身后,掌舵生意。

趁影视风口带明星玩资本

2010年~2011年,电商、团购还未大举杀入电影市场,全国电影票价普遍居高不下。耀莱影城率先打出低价牌,宁可贴钱也要招徕观众,耀莱影城做出了名声。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做到全国票房单体第一。

2015年7月26日,上海,耀莱成龙国际影城(图片来源:东方IC)

“那时耀莱影城是全国影院行业里的‘刺头’,低价竞争,在我们看来,是违背价格规律的。”一位资深电影发行人对记者说。

此后几年,綦建虹将重心逐渐挪向影视,正值中国影视资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几年。影院与银幕数攀升,票房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增长率飞奔,2015年甚至暴增48%,中国还有哪个行业堪得如此高增长。

尚在学步的影视产业一下变成了资本风口,各路人马粉墨登场。“每天都有人提着酒在门口等我,说要给我投资,超市老板说了一个特别不靠谱的故事,让我拍。”一位编剧曾向记者回忆道。

那时候,影视行业好像遍地都是钱,IP故事被吹上天,并购重组频频,明星资本化成为一种金融工具。

狂热的氛围中,谁会料到缺钱会在那么快的时间里发生,要发生也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吧。大浪淘沙、行业洗牌的规律都明白,但谁也不认为自己是会被淘掉的沙和被洗掉的牌。

2013年~2016年,綦建虹施展资本运作,与华谊兄弟及其明星股东们合作,两年时间华谊兄弟倒手耀莱影城股权获利超过两亿元;完成与A股上市公司文投控股的联姻,在文投控股上市之际,冯小刚、张国立、李冰冰、黄晓明等明星则通过一家名为君联嘉睿的投资公司,参与定增文投控股的非公开发行,持有文投控股9.41%的股权。

按照耀莱影城注入文投控股的协议,三年时间需完成业绩承诺,綦建虹实际控制的耀莱文化是文投控股的二股东,綦建虹也是公司董事、总经理,核心管理层。

“谢谢小綦哥……”站上2016年圣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领奖台、手捧奖杯的范冰冰说,她因《我不是潘金莲》获最佳女主角奖。在她一连串的道谢名单中,让普通观众对不上号的“小綦哥”綦建虹正是该片资方的关键人物。

当地时间2016年9月24日,西班牙,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范冰冰获最佳女主角银贝壳奖,左数第一位为綦建虹(图片来源:东方IC)

当地时间2016年9月24日,西班牙,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范冰冰与綦建虹(图片来源:东方IC)

恰逢影视行业春风得意,綦建虹也延续高举高打的状态——几乎参与那几年成龙主演的全部影片,与华谊兄弟合作密切,参投冯小刚执导的影片。文投控股高管曾在2016年时对记者表示:“耀莱坚持一线战略,强化与成龙、冯小刚等大咖的紧密合作。耀莱与华谊兄弟在业务合作上一向紧密无间,双方很多项目彼此参投。”

影院业务大举扩张,2015年年末耀莱影城影院数目为32家,2016年新开15家,而2017年仅一年就新增影城40家。

文投控股确实也实现了业绩的跨越式增长,净利润也由2015年的1.38亿元上涨至2017年的4.34亿元。

内忧外困骤然降临

就在踩点完成耀莱影城被文投控股收购的业绩承诺后,2018年4月起,眼疾初愈的綦建虹挥一挥手,相继辞去在文投控股、耀莱影城的总经理、董事等所有职务。而这次离职堪称一切的转折点。

在完成业绩承诺后仅半年,文投控股业绩大幅变脸,2018年上半年耀莱影城亏损4973万元,影院经营、影片投资、艺人经纪三大板块均下滑。影院业务除了受大环境影响,也与之前綦建虹大量新建影城留下的问题有关。2018年业绩预减约97%。

每经影视(微信号:meijingyingshi)记者了解到,文投控股团队接手耀莱影城后,砍了很多项目,解约30多个项目,新增项目很谨慎。

“在影城快速扩张过程中,耀莱影城在现有影院经营管理水平以及业务系统支撑能力等方面未能匹配门店数量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存量影城营运能力和整体票房收入下滑。”文投控股方面表示。

2018年9月22日,星光璀璨的明星持股公司君联嘉睿减持文投控股,目前已减持文投控股约2%股份,套现约1.8亿元。将经纪约签给耀莱影城,与耀莱紧密无间的成龙在2018年也没给耀莱影城带来新增经纪业务。

“一个化妆师,跟剧组的,2018年一年几乎没有开工。公司资金紧绷,大剧压着不开工,剧组不开工,这些人就是没饭吃。”与从业者的交流中,仍能感到寒意一阵阵传递出来。

2018年,意料之外的偶发事件诱发沉疴新疾,金字塔被重塑,洗牌期真正到来。电影市场破600亿,却是近3年来票房增速首次低于两位数。在霍尔果斯和横店,有太多行业调整期的艰难故事。

这时,将影视上市公司股票进行高比例股权质押的多位老板,遭遇内忧外困。

綦建虹的麻烦也在2018年集中爆发,由他实际控制的耀莱文化是上市公司文投控股的第二大股东,而其所持90%以上股份却被冻结。

财产冻结不止于文投控股的股权,还有綦建虹的公司和房子。

裁判文书网显示,2018年9月7日綦建虹名下2.64亿元的财产也被银河证券下属的投资公司银河源汇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经北京市三中院裁决,北京耀莱投资持有的耀莱航空产业投资,以及耀莱文化和北京耀莱投资两家公司持有的耀莱航空投资股份被冻结,綦建虹名下位于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和幸福二村的7处房产被查封。

图片来源:裁判文书网

2019年2月,北京,耀莱中心(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春楠 摄)

位于幸福二村的上万平方米的耀莱中心所在地,涉及数十处房产,是整个“耀莱系”的大本营,也全是綦建虹自持的房产。2018年,綦建虹将耀莱中心的部分房产腾挪到了他掌舵的港股上市公司耀莱集团名下。

被股权质押消灭的富豪

记者了解到,耀莱文化的股权冻结,主要源于向金融机构厦门信托融资而产生的纠纷,耀莱文化持有3亿股文投控股的股票,其中2.82亿股被厦门信托冻结。

2016年文投控股上市不久,綦建虹就进行了超高比例的股权质押,寻找金融机构出资并通过厦门信托设立事务管理类信托,信托资金35.48亿元用于向綦建虹控股的耀莱文化提供融资,期限2年。耀莱文化以所持文投控股2.7亿股股权作为抵押担保,綦建虹为此笔融资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在所有的股权融资业务中,股价涨跌可谓关键变量。2016年文投控股股价一度高达26元。但后来文投控股股价一路走低,用来做抵押融资的股票价值也大幅缩水。2018年1月,耀莱文化向厦门信托追加了1221.2万股文投控股股权质押。

由于抵押物不足以偿还保证金,耀莱文化又没有按合同支付“补跌资金”,厦门信托向北京市高院申请执行。綦建虹因为承担连带责任,在2018年10月被北京市二中院列为被执行人。同年11月,因未在上述执行通知书指定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綦建虹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綦建虹发出的两起限制消费令(图片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截至记者发稿(2019年3月下旬),这笔资金规模高达35亿元的股权融资违约还未得到化解。

厦门信托回复称:“截至目前,耀莱文化仍没有补足合同约定的保证金,亦未和我司达成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耀莱文化还持有文投控股2.82亿股,其中有小部分为限售流通股。

按照股权融资常理,如果股市行情好起来了,可能就不存在补保证金的问题了。但文投控股的股价不容乐观。

2018年文投控股股价全年跌幅75%,是去年传媒板块除了乐视网、*ST巴士以外跌幅最大的上市公司。2019年前三个月,文投控股股价一直在5元左右徘徊,这与2016年綦建虹质押融资时文投控股20多元/股的股价相去甚远。

到解禁的时候,2.82亿股文投控股股权会被强制减持吗?“该项目为事务管理类信托,我司已于2018年9月终止该信托,并将信托财产原状交付予受益人。目前我司协助委托人进行后续处置,但尚不清楚委托人具体处置方式。”厦门信托向记者表示。

“2016年和2018年,类似这样的富豪数不胜数。”一位资深金融机构从业者认为,很多股东把能质押的股票都质押了,从金融机构融资,如果叠加些外部因素碰到资金链紧张的时候,问题就爆发了。“每天盯着股票行情,想想今天要补多少钱,明天还要补多少钱,这日子还怎么过。可以这么说,股票质押融资消灭了很多富豪,直接返贫。”

此外,綦建虹还通过控股企业抵押耀莱通航母公司全部股权,以同样的方式向厦门信托融资,目前该信托已经通过原状返还方式结束,在信托结束时借款人尚余5000万元未偿还。

目前因5000万元逾期未还,耀莱航空投资有限公司被法院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綦建虹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图片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两笔近40亿的融资投向哪里?

知情人士有透露一个綦建虹的投资偏好——房产。

“他在唐山买了很大的购物中心,一出手就是20~30亿。”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高额投入的商业中心需要时间才能回本,资金紧张的老板想拿商业地产变现就不好办了。“根本无法出手了,有价无市,没人接盘。可能在北京还好一点,唐山不好办。”

记者试图向綦建虹本人求证这个版本的说法,没有得到回应。

图片来源:国信证券研报

“去綦建虹化”

作为文投控股的前任总经理,綦建虹从未发过一张文投控股的名片。在他离职时,也告诉记者:“不用猜测,没有任何负面,别认为耀莱是我的公司,我为政府打造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交给政府继续前行。文投控股不姓綦,我辞职不奇怪。”

虽然离开了,走得却并不潇洒。

文投控股在回复2018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公告中提到,耀莱影城未经文投控股层面决策审批,签订了数个合同,称:“因时任总经理的綦建虹越权审批,綦建虹对上述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些合同具体包括委托制作、影视项目预付款、演员聘用、影片推广,以及几笔对外拆借,总计近2亿元。

尤其是向HYHGroup支付的1550万美元预付款,约合人民币1亿元,“涉及的明星合作项目截至目前未能实施”。文投控股责成决策责任人綦建虹承诺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为了确保綦建虹对越权审批所产生的债务兜底,文投控股也冻结了綦建虹名下的部分资产。但没有碰幸福二村耀莱中心的那十几处房产。“冻了没意义,不好变现。”知情人士表示。因为重复抵押,幸福二村的房产还涉及一系列债务纠纷。

另一方面,上述綦建虹“越权审批”的合作方们,还被质疑与綦建虹有关联关系,涉嫌利益输送。对此,耀莱文化通过“自查”予以否认。

2019年2月,记者曾到访HYH Group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留下的办事处地址,楼下保安称该楼层已经人去楼空。值得一提的是,HYH Group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Wong Wilson,与港股上市公司华建控股的董事会副主席兼执行董事Wong Wilson重名,记者探访HYH Group办事处时也发现华建控股也在同一层办公。而截至去年6月底,华建控股仍持有耀莱集团1.09亿股。

2019年2月,每经记者来到HYH Group在香港注册留下的办事处地址,发现香港上市公司华建控股也在同一楼层办公,目前该楼层都已人去楼空(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春楠 摄)

綦建虹离职后,文投控股的“打法”发生了很大调整,可谓“去綦建虹化”。

每经记者多方获悉,耀莱影城和耀莱影视均在2018年由文投控股团队接手。在此之前,綦建虹才是这一板块的最大操盘手。最大的变化,是文投控股已开始加大投资非成龙项目。且耀莱影城不再走低价路线,大规模新建影城的策略也刹车了。

“我会好起来的。”去年年底,綦建虹曾对记者说。“要换作别人,遇到这么大的事儿,早就垮了,他的状态还蛮好的,积极面对每一个债权人,因为他不是没有牌。”一位熟悉綦建虹的知情人士表示。

“好起来”的过程并不容易,2019年春天,记者再次拨通綦建虹的电话,他听罢来由,一言不发,嗒的一声挂断电话。

“也不光是影视上市公司,那几年整个资本市场都想着借鸡生蛋。从借款人到金融机构,都缺乏风控意识。”上述金融人士总结道,“宏观调控后,资金面紧张了,产生连锁反应。大家总想着,风险来临前,只要变现股票就能独善其身。最后才发现,跑不掉。”

俞晓群|正史中的痾

痾,古同疴。有三义,一为病,二为宿怨、旧仇,读kē;三为排泄物(粪便),读ē。本文取第一项,《说文解字》曰:“疴,病也。从疒,可声。《五行传》曰:‘時即有口痾。’”段玉裁注:“《五行传》者,伏生《洪范五行传》也。言之不从,是谓不乂,时则有口舌之疴。”《玉篇》曰:“痾,同疴,病也。”

一、六痾

班固《汉书·五行志》定义五事变异中的概念,在序文中写道:“说曰:凡草木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虫豸之类谓之孽。孽则牙孽矣。及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痾。痾,病貌,言深也。甚则异物生,谓之眚;自外来,谓之祥,祥犹祯也。气相伤,谓之沴。沴犹临莅,不和意也。”此中论说世间万物的变异,草木之变称为妖,虫豸之变称为孽,六畜之变称为祸。而人在发生病变时,则称之为“痾”。比如《后汉书》《晋书》《宋书》《魏书》《新唐书》《明史》诸史,在五行变异的例目中,史官干脆把这一项内容称为“人痾”。

据班固记载,《洪范五行传》定义五行变异时,提到了六种“痾”,即下体生上之痾,口舌之痾,目痾,耳痾,心腹之痾,下人伐上之痾。但在诸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中,上述六痾只有三项有内容记载,即下体生上之痾、心腹之痾、下人伐上之痾;其余三项,即口舌之痾、目痾、耳痾,均为空目。即诸史只是序文中列出它们的名目,但在正文之中,都没有内容记载。再者还有两点说明:

一是下体生上之痾与下人伐上之痾,前者对应五行变异中的木,属于貌之不恭的目下;后者对应天,属于皇之不极的目下。但在实际的故事中,二者的内容混淆,很难分辨清楚。比如《汉书·五行志》在下体生上之痾的目下没有内容,只在下人伐上之痾的目下有内容,而且据班固记载,刘歆还对这个题目有异议:“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上之痾。说以为下人伐上,天诛已成,不得复为痾云。”(《汉书·五行志》)再者《魏书·灵征志上》中有“人痾”的例目,实际上是将二者合二为一。

二是在《隋书·五行志》思心之不䜭臝虫之孽的目下,有许多等同于人痾的内容,实际上史官是把人列为臝虫之首。如《隋书·五行志》臝虫之孽有记:“陈永定三年,有人长三丈,见罗浮山,通身洁白,衣服楚丽。京房占曰:长人见,亡。后二岁,帝崩。”类似的长人故事,《汉书·五行志》皇之不极下人伐上之痾即有记:“史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在这里,《隋书·五行志》的史官把“人”称为臝虫之首,也是有根据的。《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因为六痾之中有三痾为空有名目没有内容,所以本文仅论说一下六痾之中有内容的下体生上之痾、心腹之痾、下人伐上之痾。

二、下体生上之痾

下体生上之痾,《洪范五行传》定义:“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班固《汉书·五行志》解释:“上失威仪,则下有强臣害君上者,故有下体生于上之痾。”他们是说,下体生上之痾对应五行变异中的木,属于貌之不恭的目下。由于君王丧失了威仪,下面有强势的大臣加害君王,所以会发生下体生上之痾。对此,《南齐书·五行志》引《貌传》中的话说:“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恶。”《魏书·灵征志上》也有人痾的序文和例目。

在十五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中,诸史貌之不恭序文里,几乎都列有下体生上之痾一项,但实际上正文中有故事记载的史书,只有《魏书》《新唐书》,即《魏书》九段,《新唐书》一段。其余十三部史书《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金史》《明史》《清史稿》,均未见记载下体生上之痾的故事。

不过按照班固为下体生上之痾的定义,《魏书·灵征志上》《新唐书·五行志》中的内容,还是存在问题的,或曰其中真正属于下体生上之痾的故事几乎没有。本文略述如下:

先说《魏书·灵征志上》,这里有一个题目上的混淆,即“人痾”一项,诸史《五行志》如《后汉书》《晋书》《宋书》《新唐书》《明史》等,均称下人伐上之痾为人痾;只有《魏书》,虽然它没有明确人痾就是指下体生上之痾,但它在《魏书·灵征志》序文中明确指出,这一节人痾是在貌之不恭目下:“人痾:刘歆说:貌之不恭,是谓不肃。上嫚下暴,则阴气胜,水伤百谷,衣食不足,奸宄并作,故其极恶也。一曰,民多被刑,貌丑恶也。班固以为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痾,痾,病貌,言寝深也。”那么按照班固《汉书·五行志》的定义,如果人痾放在貌之不恭目下,它就是“下体生上之痾”了。不过我们审视《魏书·灵征志上》中的内容,其例目有:喉下生骨,状如羊角;大拇指甲下生毛九茎;女从母右肋而生,灵太后;大人迹;四产十六男;黄褶袴鬼,道登,世祖;怪胎,大疫。将这些故事与其他诸史中的故事比较,很容易发现:类同的故事,多数属于皇之不极目下的下人伐上之痾。本文略作比较如下:

一是人生怪变:《魏书·灵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太宗永兴三年,民乌兰喉下生骨,状如羊角,长一尺余。”此类故事,亦见皇之不极目下,下人伐上之痾。如《汉书·五行志》有记:“六月,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郷,四臂共匈俱前郷,凥上有目长二寸所。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正将变更。凡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媟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

二是大人迹:《魏书·灵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迹,见行七步,迹长一尺八寸,广七寸五分。”此类故事,亦见皇之不极目下,下人伐上之痾。如《汉书·五行志》记载了长狄、长人、大人多例,举一例:“文公十一年,‘败狄于鹹’。《穀梁》《公羊传》曰,长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鲁,一者之齐,一者之晋。皆杀之,身横九畮;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何以书?记异也。刘向以为是时周室衰微,三国为大,可责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礼义,大为夷狄之行,将致危亡。其后三国皆有篡弑之祸,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刘歆以为人变,属黄祥。一曰,属臝虫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凡人为变,皆属皇极下人伐上之痾云。京房《易传》曰:‘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长狄入国。’又曰:‘丰其屋,下独苦。长狄生,世主虏。’”

三是多胎:《魏书·灵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高祖延兴三年秋,秀容郡妇人一产四男,四产十六男。”此类故事,亦见皇之不极下人伐上之痾,如《宋史·五行志》有记:“建隆元年,雄州归义军民刘进妻产三男。”

四是见鬼:《魏书·灵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与沙门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见一鬼衣黄褶袴,当户欲入。帝以为人,叱之而退。问诸左右,咸言不见,唯帝与道登见之。”此类故事亦见皇之不极目下,下人伐上之痾,如《汉书·五行志》有记:“成帝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招前殿署长业等曰:‘天帝令我居此。’业等收缚考问,褒故公车大谁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宫状,下狱死。”

五是瘟疫:《魏书·灵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显祖皇兴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此类故事亦见皇之不极目下,诸史将疫病归于下人伐上之痾,如《新唐书·五行志》占曰:“国将有恤,则邪乱之气先被于民,故疫。”

再说《新唐书·五行志》貌之不恭下体生上之痾有记:“咸通十四年七月,宋州襄邑有猎者得雉,五足,三足出背上。足出于背者,下干上之象;五足者,众也。”它是说,雉鸟生长出五只足,三个长在后背上。当然是“下体生上之痾”了。不过雉鸟不能等同于人,所以这段故事列在下体生上之痾目下,也是有问题的。正确的解释,此段故事应该属于羽虫之孽。

三、心腹之痾

心腹之痾,《洪范五行传》定义:“思心之不䜭,是谓不圣,厥咎霿,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痾,……”班固《汉书·五行志》注释:“及人,则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他们是说,心腹之痾对应五行变异中的土,属于思心之不䜭的目下。由于此事大多会引起人的心腹生病,所以有心腹之痾。

在十五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中,有两部史书记载了心腹之痾:《汉书》二段,一是心疾死,二是丧心死。《隋书》三段,一是天夺其心,二是精魄已乱,三是丁忧不尊。其余十三部史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金史》《明史》《清史稿》,均未见到心腹之痾的记载。

班固《汉书·五行志》记载了两段心腹之痾的故事,均取自《春秋左传》。略记如下:

一是《汉书》思心之不䜭:“《左氏传》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将铸无䠶钟,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风以作乐,小者不窕,大者不摦。摦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摦矣,王心弗(戈加今),其能久乎?’刘向以为是时景王好听淫声,適庶不明,思心霿乱,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凶短之极者也。”它是说,周景王将要建造无䠶钟,泠州鸠说道:“周景王患心腹疾病将要死去了!听察音乐是天子的职责,不能以此为休闲作乐。不然心为音乐所感染,就会生出疾病来。”刘向解释说:“那时周景王好听淫荡的音乐,是非不明,心绪烦乱,第二年患心疾而死。正是心腹之痾的征兆。”(《汉书·五行志》《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二是《汉书》思心之不䜭:“昭公二十五年春,鲁叔孙昭子聘于宋,元公与燕,饮酒乐,语相泣也。乐祁佐,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五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十月,叔孙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它是说,昭公二十五年春天,鲁国的叔孙昭子与宋元公饮酒作乐,两人谈话时相对落泪。乐师祁佐对他人说:“这两个人都要死去了。我听说哀乐而乐哀,都会引起心疾的。心腹的精爽就是魂魄,魂魄离开了,人还能长久吗?”结果当年十月,叔孙昭子死了;十一月,宋元公死了。(《汉书·五行志》《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隋书·五行志》记载三段心腹之痾的故事,均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略记如下:

一是《隋书》思心之不䜭:“陈祯明三年,隋师临江,后主从容而言曰:‘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弗摧败。彼何为者?’都官尚书孔范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北军岂能飞渡耶?臣每患官卑,彼若渡来,臣为太尉矣。’后主大悦,因奏妓纵酒,赋诗不辍。心腹之痾也。存亡之机,定之俄顷,君臣旰食不暇,后主已不知惧,孔范从而荡之,天夺其心,曷能不败?陈国遂亡,范亦远徙。”它是说,陈后主与隋兵临江对垒时,听信奸臣孔范胡说八道,盲目乐观,饮酒赋诗,不知畏惧,导致兵败人死,陈国灭亡。(《隋书·五行志》《陈书·后主本纪》《南史·恩倖传》)

二是《隋书》思心之不䜭:“齐文宣帝尝宴于东山,投杯赫怒,下诏西伐,极陈甲兵之盛。既而泣谓群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识者以帝精魄已乱,知帝祚之不永。帝后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数年而崩。”它是说,齐文宣帝曾经在东山饮酒,突然投杯暴怒,举兵西伐。不久又哭泣着对大臣们说:“黑衣非我所制。”有识见者说,君王的精魄已经紊乱,将不久于人世了。此后文宣帝荒于酒色,突然狂暴,几年后就死去了。(《隋书·五行志》《北齐书·宣帝本纪》)

三是《隋书》思心之不䜭:“武成帝丁太后忧,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侍者进白袍,帝大怒,投之台下。未几而崩。”它是说,北齐武成帝在为太后服丧时,继续穿着彩色的衣袍,在三台上饮酒作乐。伺者送上白色的衣袍,武成帝大怒,将其抛到台下,大臣和士开请求停止音乐,武成帝又大怒,鞭挞和士开。但武成帝未几就死去了。(《隋书·五行志》《北齐书·武成帝本纪》)

四、下人伐上之痾

下人伐上之痾,《洪范五行传》定义:“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班固《汉书·五行志》注释:“君乱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诛,则有篡弑之祸,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另外,《汉书·五行志》还记道:“刘歆《皇极传》曰,有下体生上之痾。说以为下人伐上,天诛已成,不得复为痾云。”他们是说,下人伐上之痾属于皇之不极的目下。因为宫廷混乱且衰弱,所以人们叛逃,上天离去,此时如果没有开明的君王行使诛杀之力,就会有被篡位弑杀之祸发生,所以有下人伐上之痾。

何谓下人伐上之痾呢?《南齐书·五行志》记载了一段京房《易传》中的定义:“生子二胷以上,民谋其主。三手以上,臣谋其主。二口已上,国见惊以兵。三耳已上,是谓多听,国事无定。二鼻以上,国主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书中还说,其类现象很多,均可以用现象来推占结果。

在十五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中,有十三部史书记载了下人伐上之痾的故事,即:《汉书》十一段。《后汉书》二十二段,包括人痾七段,人化一段,死复生四段,疫十段。《晋书》二十八段,称人痾,未记《宋书》中的疫。《宋书》六十段,包括人痾三十七段,疫二十三段。《南齐书》一段。《魏书》九段,与下体生上之痾混淆。《隋书》二十段,被放在思心之不䜭名下,作为裸虫之孽。《旧唐书》五段。《新唐书》三十五段,包括人痾二十四段,疫十一段。《宋史》二十八段,包括人痾二十段,疫八段。《元史》十段,包括人痾七段,疫三段。《明史》十六段,包括人痾八段,疾疫八段。《清史稿》十五段,包括人痾七段,疫八段。《旧五代史》《金史》二部史书,未见记载。

诸史记载下人伐上之痾的故事,其要目略记如下:《汉书》:长狄三兄弟;秦时长人;男女互化;子死复生;女死出棺;子生二头;人生角;小女陈持弓;狂人王褒;民惊扰。《后汉书》:民惊走;夫妇相食;壁中黄人;狂人梁伯夏;狂人张博;生儿双头;母化鼋;死复生;大疫。《晋书》《宋书》:母化鳖;死复生;诸葛恪;曹魏见大人;人生角;女化男;齐王冏;入冢复出;双性人;男宠;女子阴在腹上;怪胎;圣人像,人头忽悉缩入肩中;人暴长;儿在腹中泣;大疫。《南齐书》:连体儿。《旧唐书》:三胞胎;狂人李狗儿;男化虎;郑注讹言;狂人刘德广。《新唐书》:死复生;头生肉角;四胞胎;连体儿;女魃;白衣刘凝静;人化虎;来俊臣婢产肉塊;狂人李安国;长人李家宠;狂人李狗儿;人生猪首;狂人刘德广;人生角;人生珠;大疫。《宋史》:多胞胎;下生有齿有角;化石人;生三目;大疫。《元史》:多胞胎;大疫。《明史》:多胞胎;女生胡须;男化女;人化狼;怪胎;大疫。《清史稿》:多胞胎;男变女;生佛像;怪胎;大疫。

如上可见,下人伐上之痾很复杂,大体有人的变异与瘟疫等类型。《汉书》以后诸史记载,逐渐离开了汉儒的宗旨,比如许多史书中记载了很多多胞胎的事情,它们似乎应该属于祥瑞。那么,班固等汉儒的观点究竟如何呢?《汉书·五行志》大体包括四种下人伐上之痾的类型:

一是大人或曰长人,长人最早记载见于春秋时期,有长狄三兄弟,不祥,都被杀了。如京房《易传》曰:“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长狄入国。”又曰:“丰其屋,下独苦。长狄生,世主虏。”秦始皇时期,长安街上出现十二个长人,一说为吉祥,预示着秦灭六国,为此秦始皇还搜集天下兵器,铸十二铜人为贺。一说为凶险,预示着秦十四年灭亡。还有观点说,此事对汉代为祥瑞,后来汉代有十二帝称霸天下。(《宋书·符瑞志》)

二是男女互化,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还有观点说,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行也。(《史记·魏世家》)

三是死复生,“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厥妖人死复生。”(《搜神记》卷六)

四是怪胎,京房《易传》曰:“‘睽孤,见豕负涂’,厥妖人生两头。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兹谓亡上,正将变更。凡妖之作,以谴失正,各象其类。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胜任,或不任下也。凡下体生于上,不敬也;上体生于下,媟渎也;生非其类,淫乱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虚也。群妖推此类,不改乃成凶也。”(《搜神记》卷六)

五是狂人妖言,京房《易传》曰:“妖言动众,兹谓不信,路将亡人,司马死。”(《汉书·成帝本纪》)

玛雅人、解放神学与游击队:萨帕塔起义前,恰帕斯丛林的困局与斗争

刘健芝、薛翠

1994年1月1日,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EZLN)打响反击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枪,如今迈进第28个年头。本文作者于2021年为澎湃新闻撰写了四篇文章,纪念其扎根建设海螺自治区的奋斗经验,妇女参与的重要角色,在拉丁美洲原住民抗争的历史长河的意义。2021年6-7月,几位年轻的萨帕塔人乘船漂洋过海到欧洲,宣示曾经被欧洲入侵殖民的美洲原住民之到来,不仅象征原住民抗争的文化绵延不绝,而且,谴责欧洲野蛮资本主义道路挟持人类走向灭亡。玛雅青年无畏地继承了先辈顽强斗争的精神,究其源头,既不仅聚焦于举世震惊的1994年起义,也不仅关乎于号称切格瓦拉第二的马科斯副司令(Subcomandante Marcos)一位英雄。理解萨帕塔,更需要我们叩访墨西哥原住民500年血泪史,尤其1960-1980年代,那种在绝境中反抗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历史脉络,梳理寻求自治的原住民、实践解放神学的教士、抗暴的武装游击队三方力量错综复杂的关系。

2021年6月15日-7月19日,全球大学堂举办了第八届南南论坛:“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与创造未来”,其中6月29日的研讨,名为“墨西哥:1960-70年代恰帕斯原住民社区动员轨迹”。2022年1月20日开始,全球大学堂将举办2022南南大讲堂(系列一)“与玛雅人同行:墨西哥恰帕斯州原住民宇宙观与可持续实践”,讲者是来自墨西哥的赫韦尔·巴尔加斯(Javier Vargas)和凯瑟琳·赛布·巴尔加斯(Kathryn Seib Vargas)。受到解放神学的启发,协助支持原住民抗争的神父鲁伊斯主教开展工作,赫韦尔和凯瑟琳分别从1961年和1970年深入拉坎顿丛林,积极参与玛雅原住民社区建设。当地按语言分为策尔塔尔、佐齐尔、托霍拉巴尔和乔尔四大社区,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策尔塔尔社区。他们向玛雅原住民虚心学习,如何应对逆境,孕育希望。并肩同行的里程碑之一是在1974年举办的第一届墨西哥原住民大会,向世人宣示了坚持走另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个系列讲座一共7次,根据玛雅人的宇宙观分为13个部分,命名为“意识觉醒的13个月”(1.宇宙联系的隐藏意识、2.社区的文化意识——习俗和惯例、3.对神圣的意识和对社区任务的顺从、4.融入新能力和技能的意识、5.在主导文化面前的原住民的身份意识、6.对共同利益的认识是社区的实践、7.服务和提高社区话语权的意识、8.意识到原住民的历史贡献、言语和尊严、9.原住民权利/人权的集体意识、10.对原住民团结的认识、11.作为有明确目标的、有组织的社区的意识、12.超越和贡献的宇宙意识、13.面对今天的挑战所需的意识和实践)。【讲座时间与注册二维码见文末海报】

赫韦尔和凯瑟琳将讲述个人轨迹、情感、反思,辅以照片、图像与歌声,带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重温与玛雅原住民一起艰苦奋斗的丛林岁月。这段宝贵的历史经验承先启后,为1994年反击新自由主义第一枪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奠下了厚实的基础,同时,印证了500年拉丁美洲原住民的解放运动,到今天依然绵延不绝。

苦难的恰帕斯与原住民的自组织传统

恰帕斯,墨西哥最贫穷的州之一,却同时不仅是墨西哥、而且是世界的无价宝藏之所在。恰帕斯州拥有墨西哥最为丰富、洁净的水资源。1960年,恰帕斯州人口占全国的3%,发电量占全国的5%。到1980年,该州拥有全国50%的水力发电能力,等于全国20%的各种来源的电力。恰帕斯地下沉睡着多种珍稀矿藏,石油储量丰富。同时,这里极为丰富的生物种群早已为诸多号称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的欧美“专家”所“采集”(即盗窃),美国市场上早有数十种古老的印第安草药被注册专利、垄断生产,甚至数千年来,印第安人最为古老的饮料玉米饮亦成了美国市场上的专利产品。如果说,当年的殖民掠夺曾将无数印第安原住民从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么今日,他们勉强跻身的丛林深谷却再次成为新殖民主义资源战、生物战的场域。

恰帕斯的经济、战略意义远不仅如此。作为地理奇观,特旺特佩克地峡、那崇山峻岭间一马平川的“大道”,穿越恰帕斯的重山丛林。200年来,这始终是北美世界所觊觎的、连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为便捷的通道;随着巴拿马运河的运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峡,同时将原住民最后的栖身地开发为原材料产地、由廉价劳动力组成的若干大加工基地,便成为美国更为紧迫的需求,在1980年代开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政府的配合下密锣紧鼓的推进。

为了各种开发原材料项目,墨西哥政府不惜耗资大兴土木。1970年,恰帕斯州的所有公路总长约3000公里;到1975年,数字翻了一番。1973年,单单一年的高原地区的公路预算,等于居住在那里的大约30万个家庭所需的所有粮食的开支。基础建设项目接踵落实,地主扩大原材料买卖市场,抢夺原住民更多的土地,以扩大生产。另一边厢,许多原住民在发展政策的扩张中,放弃了土地与耕作,改行做采挖业工人与建筑工人,进而生计深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了震惊金融界的声明:“本国无法按期履行偿债义务。”这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开端。自此,墨西哥陡然跌入债务困境。

恰帕斯的原住民苦力。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场、咖啡种植园,以及小块家庭土地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没有真正落实。原住民十分贫困,他们所生活的地区耕地短缺——森林覆盖的低地的土壤贫瘠,高原地区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来,原住民社区领袖发声反抗,却惨遭谋杀。1974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举行第一届原住民大会,参会者来自多个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尔塔尔人(Tzeltales),330名佐齐尔人(Tzotziles),152名托霍拉巴尔人(Tojolabales)和151名乔尔人(Choles),代表了327个社区,约30多万玛雅原住民。这届大会堪称原住民团结顽抗的里程碑。会前一年,所有社区全民参与讨论,同时培训不同方言间的传译,不依赖殖民者的语言西班牙语作为唯一的沟通媒介。

1974年,第一届墨西哥原住民大会

1970年代,当原住民的战斗力增强时,墨西哥政府的政策从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义(top-down indigenism)转为“参与性原住民主义”(participatory indigenism),努力将原住民领袖和组织收编。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政府创建的印第安人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Indian Peoples, CNPI),“官方”组织发生分裂,产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并活跃在自治运动中。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在承认原住民权利方面走在前列,为原住民组织提供了更佳的政治发展机会。1990年,墨西哥修改宪法第四条,承认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并赋予原住民文化权利,不过,墨西哥政府与原住民领袖匆匆进行了几次“磋商”,却把大多数组织和社区排除在外。这种策略导致了区域自治会议抗议原住民在实施宪法第四条的立法过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国范围内讨论自治的平台。1993年9月6日,在瓦哈卡州,名为“穷人构建社会政策”(The Poor Construct Their Own Social Policy)的全国性民间社会形成,来自格雷罗州(Guerrero)、瓦哈卡州(Oaxaca)、恰帕斯州和伊达尔戈州(Hidalgo)的原住民代表聚集在一起,对政府实施宪法第四条的计划提出了批评。类似的会议也在墨西哥各地举行。许多原住民组织参加了1992年抗议500年殖民主义的活动。因此,早在1994年萨帕塔起义之前,就有了原住民自主组织的重要先例。

正如塞缪尔-鲁伊斯-加西亚(Samuel Ruiz García)主教所说,从一开始,萨帕塔人就提出了国家政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那些认为他们可以把恰帕斯的问题从国家背景中分离出来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人,什么都不懂。这是一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问题,因为原住民不仅在恰帕斯。他们的情况在各地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一直认同萨帕塔的事业,即便不认同其手段。”

1996年由政府与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达成的《圣安德列斯协议》(San Andres Accords),要求国家承认原住民在国家之下的集体权利的概念,乃一脉相承的斗争成果。

500年抗争历史长河

在委员会里,我们辩论了整个下午。

我们在语词中寻找SURRENDER(投降)这个词,但我们没有找到。

在佐齐尔和策尔塔尔语言中没有这个词。

也没有人记得这个词在托霍拉巴尔或乔尔语言中存在。

——马科斯副司令《“投降”并不存在于真正的语词中》

玛雅“遗民”顽强抵抗殖民者由来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战争于1524年开始,但玛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马扎里戈斯(Diego de Mazariegos)领导的部队镇压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时期发生了多次叛乱,历史学家强调了“1712年策尔塔尔起义”(The Tzeltal Rebellion of 1712),甚至将其称为“坎库克共和国”(Republic of Cancuc)或者“策尔塔尔共和国”(Tzeltal Republic)。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敌对关系在1711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原住民的抗争,挪用了天主教的圣母形象。在圣玛丽亚(Santa María)的佐齐尔社区,据说“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圣母”通过木雕向两名佐齐尔村民显现,此事在邻近的社区中引起了骚动,宗教裁判所赶紧没收了这个木雕。

此外,政府的苛刻税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额佣金,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导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当局。此时,圣母的身影再次出现,这次是坎库克社区的一名村民看到圣母显灵。这被起义军解释为新的信息。起义军为了保护这位“与圣母沟通的媒介”,组建了“圣女兵团”,汇集了32个策尔塔尔人、佐齐尔人和乔尔人社区,队伍中有三千名民兵。圣女兵团通过半秘密的宗教活动来招募支持者,从而使原住民坚持自己的组织结构,也保持了与王室相对独立的特性。

原住民参与教会活动。

后来,在西班牙人的挑拨离间下,族裔间的冲突、领导人被收编,以及新西班牙军队的残酷打击,结束了“坎库克共和国”。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义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乱的种子逍遥法外”。殖民者为了让起义者记忆中保留失败的印记,报复西班牙人的人被杀,并割下所有起义者的“同谋者”一只耳朵。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玛雅原住民的抵抗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始终存在。该地区的原住民和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一样,经历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灭绝,是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但是,无论是通过加入独立军的行列,还是通过在革命期间加入萨帕塔领导下的南方解放军,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积极参与了墨西哥建国伟业。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别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长期殖民战争中,并没丢失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清洗与种族灭绝政策,却加强了原住民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致是失败的,其无法把西方理性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或者将天主教作为唯一的精神表达方式,强加给原住民。在20世纪末,抵抗再次出现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中。正如墨西哥社会学家González Casanova所描述:“玛雅人在众多抵抗西班牙征服的族裔中脱颖而出。在尤卡坦和危地马拉,他们直到1703年才被征服,并很快再次起义。”在恰帕斯,他们于1712年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玛雅文献《契伦巴伦》(The Book of Chilam Balam)中提及,“玛雅人的诉求是秘密的、愤怒的、暴力的,却没有乞怜的。”

历史见证了玛雅人在1994年1月1日再次起义。

毛驴上的主教

原住民的诉求,日益得到墨西哥的非原住民的同情与支持。针对政府提出的大赦提议,马科斯副司令问道:“为什么要由我们来请求赦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被马科斯的雄辩所折服:“这真的让我感动——不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而是我们才应该是要求赦免的人。我不会对我们的权威人士,特别是恰帕斯的权威人士所要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也不会对这个富裕省份的自私和狭隘的安逸阶层同样要承担的责任视而不见。这一责任也延伸到整个墨西哥社会。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不公正惨况负有责任,因为我们以被动或冷漠的态度纵容庄园主、牧场主、地方的传统势力(Caciques)和腐败政客的敲诈和虐待。”

正义之士直面残酷现实,转向支持原住民抗争的生动例子,非鲁伊斯主教(1924-2011年)莫属。1959-1999年,鲁伊斯担任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主教。1960年代,解放神学席卷拉丁美洲,鲁伊斯的教区积极帮助原住民社区,鲁伊斯曾经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制度党(PRI)之间的冲突中担任调解人,举世触目。

鲁伊斯出身白人底层社会,母亲是女佣,父亲是农业工人。1952年,鲁伊斯获得格雷戈里安大学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墨西哥瓜纳华托,在莱昂神学院任教。1960年,鲁伊斯被祝圣为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主教,直到2000年退休。

在他担任主教的早期,鲁伊斯赞同关于教会和福传的传统观点。鲁伊斯的第一封牧函警告共产主义在墨西哥发展的危险。当时教区内早期的福传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侧重于西方的社会变革方法。慕道者往往向原住民社区传达接受现实的信息,而不是提高改变现实的意识,这与当时的政府政策是一致的,往往是以“发展”和“文明”的名义要原住民顺从。

抵达圣克里斯托瓦尔不久,鲁伊斯骑着小毛驴巡视他的教区,访问每个城镇和村庄。在途中,教区的真实情况令他十分震惊。1993年,他写的牧函反映了这一段自我反省的经历:“我们只用自我的民族中心主义标准来判断当地习俗。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站在了压迫原住民的一边。”鲁伊斯开始慢慢识别并挑战压迫的结构,质疑政府和军队的结构,以及教会中支持这些制度的人物。他鼓励原住民社区掌握自己的生活,公开表示恰帕斯的穷人是结构性压迫和制度化暴力的受害者。鲁伊斯倾尽全力扶持玛雅原住民的社区建设。

鲁伊斯主教和玛雅原住民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1965年召开,重点讨论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并使教会向神学发展和对话开放。会议鼓励将讲道内容翻译成当地语言并向社区宣读,并鼓励教会更多地参与解决社会问题。鲁伊斯参会受到激励,将经文翻译成当地的各种方言并付诸实践。鲁伊斯从思想到语言,受到原住民文明的熏陶,学会了四种玛雅方言。

1967年,鲁伊斯主教成为墨西哥主教主理原住民委员会(CEPI)的主席,1968-1972年,被任命为拉丁美洲主教会议(CELAM)传教部主席。1968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这次会议形成了共识,即拉丁美洲的贫困和压迫的根源是结构性问题,是由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发展伦理所产生的。鲁伊斯认为,主教对穷人和被剥夺权利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一定的一致性,后者强调“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巨大冲突起源于“遵循最大利润原则的企业家对工人的剥削”。这种解放神学对政府机构和那些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构成了威胁。实行这些解释圣经的新方法,并鼓励穷人为自己的权益而战斗的地区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往往受到打压。

墨西哥政府多年来压制恰帕斯的抗议活动,以创造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确保其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不难想象,政府对1994年萨帕塔的起义感到非常愤怒,并指责鲁伊斯的牧民理念与实践是萨帕塔起义的根源之一。

鲁伊斯被选为谈判的调解人,他解释:“很明显,教区不能不参与其中。我们的工作既不是代表萨帕塔人去找政府,也不是代表政府去找萨帕塔人,而是调解双方的矛盾,让双方在谈判中相互信任。”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与政府的谈判中,不仅要求宪法承认原住民自治地位,还要求改革让他们遭受压迫的根源:国家系统结构。

1995年2月,墨西哥政府抓捕14名被认为与萨帕塔组织有关的人,其中8人被移交给司法当局,还缴获了重要的武器库。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拉坎顿丛林受到墨西哥政府的军事围攻时,马科斯向政府军发出了以下信息:“地狱见”。经几番调停,1996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和联邦政府签署了《圣安德列斯协议》,承诺对恰帕斯原住民给予基本的尊重,授予参与决定其发展计划的权利,对行政和司法事务的控制权,以及自治权。可惜,政府没有实践承诺。1998年,鲁伊斯主教指责政府的和平进程是虚假的,愤然辞去和平调解人的职务,委员会也随之解散。但是,鲁伊斯继续充当恰帕斯州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倡导原住民的人权,直到2011年去世。

鲁伊斯主教(左)与马科斯副司令(右)

2000年,鲁伊斯主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西蒙·玻利瓦尔国际奖(Simon Bolivar International Prize),以表彰他为保护恰帕斯原住民所做的工作,致力于促进拉丁美洲人民的人权和社会正义。

1997年,鲁伊斯主教获得马丁·恩纳斯奖 (Martin Ennals Award),接受访问时,说:

“我曾经访问一个村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和那里的村民一起庆祝。之后,我和一位慕道者走到外面,他对我说:‘亲爱的主教,我们知道你要来有一段时间了’。我问:‘有多久了?’他说:‘四个月啦’。谁告诉他们的?‘那个大地主’,‘他说你要来,而且会和他住在一起。他还向我们要了一笔钱。我们已经支付了你们在这里的住宿费。’四个月来,每个农户每周贡献5比索,涵盖了14-15个村庄。这是我喝过的最昂贵的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次。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对农民的压迫与教会领袖之间存在着联系。我告诉农民,我宁愿和他们待在一起。这件事打破了教会对本地村民的管治权力。当情况恶化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当时没有人敢于反抗。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有一盘前段时间的录音带,里面有一些妻子的陈述。她们哭着说,地主是如何把她们的丈夫从农业部那里得到的土地上赶出去。她们亲眼目睹丈夫活活被烧死。”

“为了抗议主教的行为,有一个当地机构得到地方和联邦当局的支持。人们还来烧毁教堂和主教的房子。作为教会,我们理解‘受够了’的呐喊,理解萨帕塔人面对压迫所并发的暴力。虽然暴力不是解决办法,但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暴力源自于绝望。”

鲁伊斯主教被称为“Tatic”,在玛雅语中意为“父亲”,深受原住民敬重。1992年,当他遭到教会的保守势力攻击的时候,15000多名原住民从山上跑下来,举行一场从帕伦克(Palenque)到墨西哥城的游行(约1000公里),这次抗议活动被称为蚂蚁游行(Xi Nich),乃恰帕斯州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甚至比1992年反对西班牙侵略500周年的抗议活动还要声势浩大。

恰帕斯原住民社区

拉美解放神学浪潮

像鲁伊斯主教这样批判主流教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早在征服战争和殖民化进程中出现,谴责西班牙王室对原住民实施的暴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典型的例子。几个世纪后,在独立战争期间,两位神父发挥了重要作用: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帕翁(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然而,直到20世纪下半叶,人们才深入分析了教会及其陪伴社会运动的作用。

二次大战后,为了加强天主教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举行。在那次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别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教皇保罗六世(Pope Paul VI)——他在约翰·保罗二十三世去世后接替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团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与现实更加一致。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这次会议的组成、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天主教会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麦德林会议期间表达的许多观点,主张教会应谴责第三世界政府对穷人的系统压迫和剥削。与会者同意不仅要谴责剥削和压迫,而且要行动,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帮助,以有组织的方式,使贫困的人们能够成功地改变其贫困状态。

恰帕斯原住民社区宗教活动。

麦德林会议的结果鼓励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这个大陆的特点,即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产生的明显的剥削关系。

阿根廷/墨西哥哲学家Enrique Dussel指出有三代解放神学家:第一代是在殖民时代对西班牙王室进行批评并站在印第安人一边的神学家,如安东尼奥·德·蒙特西诺斯(Fray Antonio de Montesinos),多明戈·德·维科(Fray Domingo de Vico)和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帕文(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塞尔凡多·特雷莎·米耶(Fray Servando Teresa de Mier);他们领导了使墨西哥成为自由和独立国家的斗争。第三代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并在麦德林会议后变得清晰,如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秘鲁)、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巴西)、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哥伦比亚)、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尼加拉瓜)、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海地)、费尔南多·卢戈(Fernando Lugo)(巴拉圭)、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萨尔瓦多)、塞尔吉奥·门德斯·阿尔塞奥(Sergio Méndez Arc)和塞缪尔·鲁伊斯·加西亚(Samuel Ruíz García)(墨西哥)。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带来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但总是在神学层面上。德国神学家Franz Hinkerlammert指出,解放神学认为贫困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否定”,一个有穷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这种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穷人身上。穷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有效的存在—是由不存在来提供的。”出于这个原因,解放神学家选择帮助穷人,让他们脱离贫困状态,让所有主体得到承认,并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国。

梵蒂冈和一些地方的正统势力对此作出反应:一场针对解放神学家的立场和工作的抹黑运动开始了,他们被指控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与游击队有关系,等等。根据这种解读,梵蒂冈认为解放神学家是仇恨和暴力的推动者,所以不配做天主教会的代表。

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共生关系。解放神学家们对成为教会层级结构的一部分不感兴趣,工作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穷人和无产阶级一起。随着辩论超越了话语和知识层面,在实践中,由基层教会团体(Base Ecclesiastical Communities ,CEB)组成的运动日益壮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发展成为政党。墨西哥的基层教会团体起源于最贫穷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遭受剥削、饥饿、压迫和痛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主要行动者是原住民和农民、工人、失业者,他们在牧师、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优先选择穷人,是墨西哥教会的希望种子。基层教会团体和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以鲁伊斯主教为首——在原住民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他们积极参加了1974年第一届原住民大会。教区的工作加强了原住民的内部组织,促使他们与该州、墨西哥和世界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网络。

在这过程中,恰帕斯教区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观所颠覆或影响,以至于一种“原住民教会”开始形成,由2608个社区组成,有400名预执事和8000名慕道者,与教区的结构协调,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鲁伊斯主教在原住民社区领导的工作,成为后来新萨帕塔主义者的政治工作的理想前奏。许多曾经是“原住民教会”的预执事和慕道者的原住民,后来选择加入了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列。

1994年1月1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起义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愿景的网络,交织在一起,突出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被压迫和剥削的现实。这不仅是一场争取原住民权益的斗争;《拉坎顿丛林第一宣言》提到他们的斗争要广泛得多,是“为了墨西哥人民”。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会现实与各方参与的历史,便会看到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综合体,一个社会进程将墨西哥和全球的广泛的社会诉求、斗争传统和批判思想结合了起来。

恰帕斯原住民妇女集会。

恰帕斯州游击队

在这个错综复杂进程中,有意思的是,和平主义的教会竟与所谓“暴力手段”的游击队相辅相成。

1969年8月6日,在新莱昂州蒙特雷(Monterrey),“民族解放力量”(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orces,FLN)成立。领导该组织的是塞萨尔·赫尔曼(Cesar Germán)和费尔南多·穆尼奥斯·亚涅斯(Fernando Muñoz Yáñez)兄弟,阿尔弗雷多-扎拉特(Alfredo Zárate)和劳尔·佩雷斯·巴斯克斯(Raúl Pérez Vázquez)。该组织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与国家力量正面对抗。1972年,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Cesar Germán Yáñez)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为“钻石”(El Diamante)的营地,“萨帕塔游击队核心”(Emiliano Zapata Guerrilla Nucleus, NGEZ)就是从这里开始运作的。“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后,在塔巴斯科(Tabasco)、普埃布拉(Puebla)、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韦拉克鲁斯(Veracruz)和新莱昂(Nuevo León)都有网络。

1974年2月14日,在位于墨西哥州圣米格尔-内潘特拉(San Miguel Nepantla)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The Big House”),“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军队的袭击。5名游击队员被杀,16人被捕。同时,恰帕斯州的奥科辛戈(Ocosingo),“钻石”营地遭到袭击,几名游击队核心成员被杀;有一些人逃脱,包括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

从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频繁地进入拉坎顿丛林。许多学生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大学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学(Autonomou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和查平戈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Chapingo),“民族解放力量”的许多活动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丰富组织经验的政治化原住民团体的帮助下,同时得到来自大学的新激进分子的支持,马科斯副司令等领导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第一个营地成立了,名为“虱子”(The Tick)。马科斯副司令解释说,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政治军事团体,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经验的原住民,以及来自丛林的原住民运动。马科斯提到的第三个部分在1983年后成为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阶段;但这次主要是在该地区没有政治武装经验的年轻原住民中寻找战士。

第一批进入拉坎顿丛林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成员很快就发现他们生活在与其思想理念截然不同的、异常陌生的现实。在最初几年,他们不仅没有与原住民建立信任,而是恰恰相反,“有时他们迫害我们,因为他们说我们是偷牛的,或者是女巫或土匪。许多现在是同志甚至是委员会指挥官的人,在那个时候追捕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坏人。”

与原住民社区的接触导致了原有群体彻底的自我改变。马科斯讲述了脱胎换骨的过程:“我们真的遭受了再教育的过程,重新改变了风格。仿佛他们解除了我们的武装。仿佛他们解除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城市文化、诗歌、文学——所有构成我们一部分的东西,甚至解除了自己不知道拥有的东西。他们解除了我们的武装,然后再次武装我们,但以不同的方式。而这是生存的唯一途径。”

游击队核心在恰帕斯发展工作,却是在吸收采纳原住民不同的宇宙观与抵抗传统,才成熟起来,成为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

恰帕斯原住民教会学校

印第安人的沉默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1976年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沉默的政治:印第安人的长征》(The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1973年,拉丁美洲原住民大会在巴拉圭和委内瑞拉召开,几千人出席,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殖民甚至种族灭绝,仍然相濡以沫、互相砥砺。围着火堆取暖,喝着咖啡以“欺骗饥饿感”,唱歌跳舞,“觉醒的时刻,是我们要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刻”。德·塞都从这次大会出发,回顾历史,指出资本主义把民众剥离于土地和生产资料,被赶进矿坑和庄园的“第一批无产者”,就是美洲的原住民;殖民者尔后把这个模式用在欧洲本国,打造了欧洲的无产阶级。相比起骇人的杀戮、迫害、强奸的政治事件,延绵不绝地伤害原住民的,是经济异化、文化支配、社会羞辱,这是每天每时每刻的日常的族群灭绝暴力。

可是,原住民有着“悠长的记忆”,未必书写流传,却烙印在他们身体上,一如被伤害凌辱的大地母亲的身体,在困苦和反抗中,构建政治重生的意志。沉默,却没有湮灭。

原住民族群维持社区自治最根本的,是与土地的关系。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由法律确立的个人私有制,而是社区土地和其他“资源”并不世袭,即使分配给人使用,也连带着义务与责任。微型的社会政治体,联合编织成网络;它们的存在,基于传统生活里的默契互动,因此,社会模式的组成,没有领导者分立的代表形式,也就是说,大部分原住民社群是蜂巢模式,不是层级化和权力集中的,因此无所谓反对权力中央化的架构。可以说,这种民主的、自治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同时带有农业社群与印第安社群的特色。

原住民的社会模式,经常被自居“现代文明”高地者嗤之以鼻地贬为“前现代”、“落后愚昧”。可是,当欧美所谓“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当资本主义显现它的无解的两极分化、金融垄断与气候崩塌之时,要让人类和万物有一线生机,必须寻找新的可能性。那么,原住民饱受蹂躏但不完全臣服于由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衍生的资本主义的淫威的经验,超越内生于资本主义的贪婪和人类中心的宇宙观,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的参照。正如副司令马科斯所引用的——“投降”(surrender)这个词不存在于托霍拉巴尔或乔尔这些原住民的方言中。他们在沉默中坚持不屈。

与此同时,原住民的组织和斗争经验,不应被浪漫化。一方面是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剥夺,另一方面是现代教育与传媒文化的同化,导致不少原住民社区分崩离析。恰帕斯原住民经历了500年来的殖民戕害、百年民族国家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流离失所,在这个脉络下,作为最被践踏、最被边缘化的社群,为了求存,为了传承,踟蹰行走。他们的无声苦难和不屈,成就了1960年代解放神学的践行者,糅合了神学与马克思主义,也颠覆了游击队的革命观,糅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原住民宇宙观。。一直以来,土地斗争是原住民最核心的斗争诉求,反对开发矿藏、反对“经济发展”的保卫家园、保卫土地的斗争,延绵至今。对于原住民来说,有了土地,就有他们的自力和群居精神寄托的实体。1960年代开始,通过解放神学践行者的行动,他们的诉求被世界看见。1960年代开始的连结,尽管带着不同社区的不同机遇,有些传统势力依赖执政党撑腰(例如Chamula社区),有些联合解放神学、新教流派甚至游击队来壮大力量;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走出了历史的晦暗处——1974年的恰帕斯原住民大会成为一个里程碑,1994年的萨帕塔解放军起义,更让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主张为全球社会运动点燃了希望。原住民的宇宙观和历史经验可资借鉴,以改出资本主义深重危机、建设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理想社会。可是,受到现代性百年潜移默化的人,尽管看到资本主义的无解矛盾和危机,正在带着全人类走向悬崖、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能否改变对“前现代”的原住民的偏见,蓦然回首注目灯火阑珊处?

参考资料:

Bishop Samuel Ruiz Garcia, 1997 Laureate,

https://www.martinennalsaward.org/hrd/bishop-samuel-ruiz-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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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Fox, "The Roots of Chiap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No. 19 (May 7, 1994), pp. 1119-1122.

Raúl Romero, "A brief history of the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January 1, 2014, http://roarmag.org/2014/01/brief-history-ezln-up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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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Rebelling in Chiapas?", March 1994,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who-rebelling-chiapas

"Indigenous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Mexico", March 1999,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indigenous-rights-and-self-determination-mexico

责任编辑:伍勤

记吕正操一生中的三件大事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吕正操,1904年1月4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7岁就参加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后被张选送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和张学良的副官。1926年随张学良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到北平后,受到共产党员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37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军从华北前线南撤,吕正操则脱离东北军,公开打出了“人民自卫军”的旗帜率部坚持抗战。在他的领导下,冀中抗日军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机智勇敢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积极开展“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战”,为我党在平原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吕正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智勇双全,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代抗日名将。曾担任过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兼政委。他是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授予上将军衔。2009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这是吕正操将军对自己的总结。

第一件大事:打日本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适应即将出现的全面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以中共平汉线省委为基础,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领导平汉线北部铁路两侧党的组织,积蓄斗争力量,同时领导全体党员在广大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少年学生中进行国难教育,启发群众爱国抗日的思想觉悟,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

然而,平津失守后,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原驻河北省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县党部、县长等地方官员,纷纷奉命南撤,席卷而逃。在这危难时刻,冀中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坚持抗日战争。这时,原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地下共产党员吕正操,受中共北方局指示,审时度势,拒绝国民党政府南撤的命令,率全团官兵留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9日,在五十三军南撤途中,吕正操在河北束鹿(辛集)东南耿庄接到师部命令,要他率团开往藁城四德村、梅花镇一带,掩护五十三军的左侧,与六十七军取得联络。

第二天下午,该团先头部队,在半壁店与正在南下的日军骑兵相遇,敌骑约五六十名。

吕正操命令所部迅速向敌展开进攻,经一小时激战,毙日军10余名,战马10余匹。敌骑难于支持,便向沧石路狼狈逃窜。这一仗我军无一伤亡,从而提高了全团官兵对敌作战的信心。

在半壁店袭击敌骑的当晚,六九一团分别进入梅花镇的四德村。梅花镇是一个土围子,方圆有4里,土围子高丈余,很坚固。一营进镇后,即组织严密防守。这天夜里10点多钟,约有一营兵力的日军,由藁城向南推进,其先头部队与我梅花镇守军步哨发生战斗。其后续部队渐次到达,拂晓前即向镇西北角猛烈攻击。我战士奋勇杀敌,经过一场激战,歼敌二三百名。次日,敌人援军陆续增加,将一营团团包围,但敌人始终没有突破我一营阵地。梅花镇群众对抗日部队热情支援,争先慰劳。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这时五十三军已经跑得很远,前头部队已经过黄河了,师长和旅长分别打来电报,叫吕正操丢下一营不管,带领三营迅速南撤。

吕正操拒绝了这一命令,反而带领第三营前去支援被围困的第一营。在团属重迫击炮的掩护下,冲破围攻东门的敌军阵地,接应一营突围。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七八百名,吕正操的部队阵亡一名连长,20余名战士。这是“七七事变”以来,不光是六九一团最大的胜利,而且也是五十三军最大的胜利。

这时一位地下党员说:“一营突围出来了,军长万福麟跑远了,把我们丢给了敌人!”

吕正操说:“这正是机会,就此脱离他们,北上找党,打游击去!”

当晚8点钟,吕正操将营连干部召集在一起,商议今后的行动。他说:“我团的处境大家都清楚。今天师长、旅长都来了电报,让我们丢下一营去赶他们。请各位想一想,一营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我们能丢下他们不管吗?”

说到这里,吕正操把电报放在桌子上给大家看。大家看了都非常气愤,特别是一营的军官们更是火冒三丈,一个个连声叫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狠毒了,再不能跟着他们跑下去了!”

一些参加“东抗”的连长更是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激昂地说:“跟着国民党南逃是一条死路,我们应该趁机北上抗日!”

“我们服从团长指挥,请下命令吧!”军官们说:“团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时日军正顺着平汉线沿路烧杀抢掠,疯狂地向南推进,情况十分紧急,不能在此地久留。于是,吕正操看着大家高涨的情绪,充满激情地说:“现在主力跑远了,如果我们再去追赶他们,一路上困难重重,而且有被敌人包围和消灭的危险。依我之见,摆脱当前之敌,到晋县东北地区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动,我们到那里再进一步商议。”

经过分析形势,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

为了防备敌人突袭,就在召开干部会的当夜,吕正操率领全团官兵,越过日军控制的沧石路来到晋县东北部的小樵镇。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只准进人,不准出人。吕正操连夜在这里召开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并在一所小学校的大教室里,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吕正操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弟兄们!今天我们召开的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前途命运的会议。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他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他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此时,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吕正操最后说:“五十三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吕正操的话,像干柴烈火。他刚刚讲完,“东抗”队员们就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他们干什么?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遍工事,结果一枪未放就撤下来了。”

“对!逃跑、投降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恢复失地,才能打回东北老家去!”代表们纷纷发言,决心留在冀中坚持敌后抗战。

眼看大局已定,吕正操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挥师北上!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脱离国民党,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

接着,10月14日,吕正操召集全团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断绝了同五十三军的一切电讯联系,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面,宣布六九一团改称“人民抗日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部队换上了人民自卫军的臂章,继续向冀中腹地高阳一带进发。他们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解决了流窜到这里的一些扰民的杂色土匪武装,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下,部队很快由1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对冀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1月初,聂荣臻与吕正操取得联系后,吕要求上级帮助对部队进行整训。聂荣臻在征得八路军总部和毛泽东同意后,让吕率人民自卫军开赴平汉路西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建立了具有红军优良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部队政治素质有了较大提高,明确了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和坚定信心。

返回冀中以后,人民自卫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并攻入平津门前,日军感到对其造成严重的威胁,随即组织力量寻机向我报复。当我军一部驻蠡县南于八村时,高阳日军板桓师团第二十四联队的一个中队将我包围,我外线部队又将敌包围,形成内外夹攻,激战终日,将日军一个中队,从中队长旱川丹治大尉以下,几乎全部歼灭,并生俘日军7名。之后,又在高(阳)保(定)公路设伏,毙伤敌伪400多人。

南于八村战斗之后,1938年2、3月间,敌人又集中日军1000人,伪军2000多人,配备飞机4架,坦克7辆,侵占河间后继续向交河、献县地区进犯。为挫敌军锋芒,我军设伏于滏阳河之藏家桥和古洋河之八里铺两个桥口的大堤上,依据险要地势,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两桥的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不仅消耗了敌人大量弹药,而且杀伤日军300多人。之后,我又趁机攻克河间,歼敌200多名。此役,大大鼓舞了冀中人民保家卫国的情绪,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用“鲸吞”式的围攻对冀中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冀中主力,但都被我冀中军民粉碎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冀中军民共和敌人进行了383次大小战斗,歼灭日伪军9414人,俘获日伪军1718人,缴获长短枪1481支,轻重机枪19挺,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此时,冀中抗日武装已发展到63000多人,拥有步枪5万多支,各种机枪515挺,迫击炮和各种野炮共26门。另外各县还组织了约有5万人的县区游击队和民兵,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此同时,根据地的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先后在近60个县、1000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政权和游击政权。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和忧虑,他们一次次对我军进行合围“扫荡”。面对敌人疯狂的“清剿扫荡”,冀中军区号召全区军民广泛开展地雷战和地道战,不断消耗和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爆炸物的使用上,蠡县、无极、定县、新乐等县开展较早,收效也最显著。一年内,敌人被炸死炸伤400多人。这种被日军称之为“土八路的地雷爆炸”,使敌人遭到越来越多的伤亡,并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也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1940年后,冀中军民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残酷“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吕正操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作为一名曾经长期生活、战斗在冀中地区的老战士,我对那里的人民、对那里的河流、村庄、田野,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深深怀念的。”“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我们,培育和壮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没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剩下来就很难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人生的第二大事:修铁路

1984年12月,三件各国赠送联合国的礼品被评为“象征人类本世纪征服大自然和进入宇宙空间”的联合国特别奖,它们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模型,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采集回的月球岩石,中国的成昆铁路的象牙雕刻艺术品。中国人修建的成昆铁路,成为20世纪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象征。应该说是历史和机遇成就了吕正操与铁路的一段情。

吕正操的老家是辽宁省海城县,那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家里的菜地就在南满铁路边上。虽然从小就恨日本侵略,但是日本人管理铁路的正点给吕正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就萌发了长大后管理铁路的心愿。

吕正操与铁路真正结缘,源于解放战争时期。那时他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主管后勤运输,负责铁路修复和战争运输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经过大力抢修,到1946年6月,东北解放区铁路的通车里程达到4690公里左右。7月东北铁路总局(后改称东北人民铁道部)成立,吕正操被任命为总局长兼政委。

当时东北铁路员工的口号是“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

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员工们又提出响亮的口号“解放全中国,把火车开到北平去!开到南京去!开到广州去!”

面对铁路员工们的高昂斗志,吕正操认为,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铁路的建设和管理必须正规化、科学化。在主管东北我军后勤运输工作期间,就开始着手铁路建设和铁路运输管理工作的研究。1947年3月,吕正操亲自起草的《关于东北解放区铁路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及毛泽东的关注。他撰写的《论乘务负责制》的文章,刊发在了《东北日报》上。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吕正操亲切交谈,称赞道:“你写的文章《论乘务负责制》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吕正操回答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

毛主席笑着说,外行可以变内行嘛!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

1950年10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11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吕正操兼任军委运输司令。中朝军民英勇顽强,形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1958年1月,朱德总司令两次找吕正操,要他写一份关于修建成昆线的报告。8月21日,在中央全会上,由于大家对西南三线铁路建设的认识不统一,毛泽东努力说服大家:“如果大家(想)不通,下次会议到成都去开,然后骑毛驴到西昌去。”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吕正操准备大干一场。

1958年11月,吕正操在首次主持召开的全国铁路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运煤为纲,大力支援农业,保证重点,全面安排”的运输工作方针和“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固本简末,强干弱支”的基建方针。他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努力改善全国铁路布局,提出了“勘测设计先行”的建设理念,组织指挥了许多重要路段的铁路选线、勘测设计、桥梁建筑、隧道建设等工作。他多次向中央提出没有边疆铁路的修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和繁荣边疆就是一句空话。

1964年1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吕正操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上任不久,即受命负责西南三线(成昆、川黔、贵昆三线)铁路的修建。

在吕正操负责的项目中,成昆线等西南三线铁道工程是一件极为艰巨的工程。成昆线比较复杂,有“世界地质博物馆”之称,毛泽东甚至说了成昆线修不好他睡不着觉的话。成昆铁路从1958年7月开始动工修建,在1964年大会战前曾经三次上马三次下马。1964年,毛泽东提出“成昆路要快修”,“川黔、贵昆也要快修”的要求。在同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决定吕正操到西南负责成昆、川黔、贵昆三条铁路的新建工程。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任总指挥,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西南修铁路,困难重重,有自然条件的问题,也有修路队伍本身的问题。自然条件方面主要是地形险恶、地质复杂、气候多变。比如成昆线,除去两头和中间一点平地,基本上是由桥梁和隧道相连。20世纪初,英国人想修一条从上海经过重庆、云南到缅甸的铁路,看了看,放弃了计划,说根本修不了。苏联专家看了后,认为这里是“一个禁区”。吕正操常讲:成昆铁路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无先例,成昆铁路能修,西南铁路就能修;西南铁路能修,全国铁路都能修。

修路队伍本身的问题主要是队伍来自全国各地,思想、作风、技术等都不一样,而且大家对修路的思想准备不够,情绪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决定:一抓思想,二抓设计,再抓部署。在大家的全力奋战下,川黔线于1965年7月8日提前接轨,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贵昆线也在这一年的10月1日顺利通车。

成昆线是困难最大的一条,在1964年西南铁路大会战前,成昆铁路时修时停,仅仅修了60多公里。吕正操总结了之前考察的经验,首先指挥隧道工程快速突破,同时加紧机械化的推进,并进行内燃机车的试制,大大推进了成昆线的建设。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三线建设与西南铁路建设的战略决策。吕正操多次深入西南各省及成昆铁路工地实地考察。1964年8月11日,吕正操致信周恩来总理,提出成昆铁路是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的西南战略后方的主要干线,必须加快修建。他认为,西南地区与全国各地连接的铁路线,只有宝成、黔桂两线,通过能力很低。因此,在修建成昆铁路的后期,必须修建湘黔线,以加强西南与外区的联系。

在军地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南铁路建设大会战取得了巨大成就。1965年10月,川黔铁路交付运营。紧接,贵昆铁路、成昆铁路相继通车。西南三线铁路的建成,对促进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防交通保障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1983年9月,吕正操重回大西南,目睹了铁路带来的巨大变化,激情满怀地赋诗《川滇之行》:“蜀水滇江共铿锵,轻云嫩雨浥群芳。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

吕正操在铁道部主要领导岗位长达17年之久,离休以后,他仍然十分关心铁路的建设和发展。1979年7月,听说青藏铁路关角隧道渗水严重,75岁高龄的吕正操,亲自带领专家前往关角隧道现场调研,并与专家们一起制订治水方案。

吕正操在亲赴华南等地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于1990年3月17日,向江泽民总书记提交了关于交通运输业的书面意见。他认为,我国仅53000公里铁路,特别是资源丰富的西南、西北地区,铁路更少。今后每年应新建铁路2000公里左右,到2000年铁路营业里程至少超过70000公里。要尽快修通北京——九江——惠州、南宁——昆明等纵贯南北、横穿东西的新干线,形成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现代化铁路网,以适应煤炭和原材料工业的大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客货运输需要。他还建议,建设铁路的资金来源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广泛集资。中央要给政策,允许铁路适当调整运价,可以发股票、发公债等。吕正操的意见,引起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吕正操心系铁路,每一条铁路建成以后,他都要第一个乘火车看看。1995年6月1日至13日,吕正操乘工程指挥车考察了正在修建的京九铁路,从北京直至赣州。他高兴地为京九铁路题词:“高速、高质、高效建成大京九,造就一大批过硬、现代化的工程大军。要继续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发展铁路。”

2006年7月1日,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通车,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的安全平稳运营,有力促进了青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吕正操感到无比欣慰。

吕正操退下来后,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时,他谈论最多的话题,仍然是铁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吕正操住进了301医院,他依然对铁路发展魂牵梦萦,对铁路成功实施6次大面积提速,十分赞赏。他说,中国铁路如果还是“老牛拉破车”的速度,是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也不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提速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吕正操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或离休以后,每年都要离京外出几次,调查研究,查看铁路线路。根据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要求,他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书面报告,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十分关心中国高铁的发展。他认为,高速铁路的大发展,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必胜之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响亮宣言”。他在病重期间,还十分乐观地对前来探望的铁道部长说:“我这一辈子,中国什么样的火车都坐过,就是没有坐过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出院之后,我要好好过一把坐高速列车的瘾。”可惜,吕正操没有等到这一天。

人生的第三件大事:打网球

吕正操将军喜欢打网球,在网球界是出了名的。

1990年9月23日,他被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夏特圣埃授予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章。在他的房间客厅内挂着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名的赠画和1990年国际网联主席签署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便知道老将军在中国网坛上的地位了。书房内挂着的那张打网球的照片,是上个世纪80年代老将军参加全国老年比赛夺冠时的精彩瞬间。

2010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体坛风云人物评选揭晓,吕正操被授予评委会特别大奖。九泉之下的吕正操听到这一消息,一定会感到欣慰。

有人曾用三件事描述他人生走过的105年: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有人也曾和吕正操开玩笑地问:“打网球不是‘正事儿’,怎么能和打日本、管铁路相提并论呢?”

吕正操很认真地解释:“(打网球)是‘正事儿’!”说完,还在写字板上写下“体育”二字。

吕正操打网球的历史要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东北军当兵,张学良作为青年会的董事,在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了网球场。吕正操经常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坚持学英语,也常常打网球。战争年代,吕正操的“行军装备”中就有网球和球拍,休息时在打麦场上拉开网子就打。一有空闲,吕正操就和黄敬、孙志远、林枫等冀中、晋绥的领导同志打上一场简易的网球赛。这是吕正操他们打仗间歇时最好的娱乐。

解放初期入城后,吕正操第一个到位于北京台基厂的国际俱乐部打网球,最先邀请民主人士余心清一起打球。吕正操的老球友、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只要到北京,就要同他打网球。渐渐地到国际俱乐部打网球的人多了起来,万里、蔡树藩、曹里怀都是国际俱乐部打网球的常客。后来陈毅、贺龙两位元帅调进北京,也成了国际俱乐部网球场的座上客。网球场不够了,吕正操提出建议,在天坛附近修建两座网球场,得到了贺老总的支持。

根据国家体委的分工,吕正操还担任了全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吕正操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为推动中国网球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风趣地讲,“文革”中说撤除他的一切职务,结果还是忘记把他的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撤掉。

刚刚恢复自由还没有分配工作的一段时期,吕正操每天和刘建章(时任铁道部副部长)一道挎着网球包挤公共汽车,到北京体育馆网球馆打网球。

“文革”中吕正操被打成“东北叛党集团”的头子,遭到关押。当时,毛泽东告诉周恩来总理“要保吕正操”,直到1974年毛泽东指示限期“八一”见报,吕正操才得以恢复自由。82岁高龄时,吕正操还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比赛。当外国记者问他保健的体会时,他的回答是:用游泳、打网球来活动身子,用打桥牌来活动脑子,是紧张工作之余理想的锻炼方式。88岁高龄时,吕正操每周仍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个小时,运动量颇为惊人。

吕正操到外地出差时,只要有条件,总要抽空打网球。他非常关心当地的网球运动发展和普及,以及场馆设施建设。2002年11月,他到上海观看了首次在国内进行的网球大师杯赛。决赛时,考虑到他的年纪看完一场5盘3胜的比赛时间太长了,因此事先商量看完2盘比赛就退场。在2盘比赛结束后到场外休息时,陪同他的子女向他提出回家看电视去。吕正操转过脸看着赛场入口,用不容争辩的命令口吻讲:进去!结果年近100岁的吕正操全神贯注地坐在赛场观众席,看完了历时数小时打满5盘的决赛。

我国网球事业,经过网球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网球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运动员开始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了一些好成绩。先是李婷和孙甜甜获得了2004年奥运会女子双打冠军,又有郑洁和晏紫获得了200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两次大满贯赛事的女子双打冠军,吕正操非常高兴,都随即发去了贺电,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原载:《中华魂》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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