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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三旬词作人唐映枫：人的孤独，是值得把玩的玩具
记者｜吕婉婷
直播回顾：民谣中“南方”“北方”意象增多，源于地域性的消解
2012年，一首《理想三旬》让唐映枫以词作者的身份走进大众的视野。直到今天，依然源源不断地有人被这首歌所打动，希望听他讲词作背后的故事：网络投稿，音乐人征用，趁着女朋友喂鸽子的间隙写完后副歌部分——这样的情节，他已经在不同场合复述了很多遍。《理想三旬》成为唐映枫的代表作和标签，他不拒绝，“自己做错的事要承担，嗯，开个玩笑”。
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
你渴望的离开
只是无处停摆
——《理想三旬》
唐映枫，独立音乐人，枯鱼肆音乐工作室创始人，传记代表作《浓烟下的诗歌电台》《鱼干铺里》《硬骨见鹿集》《鸟的世相》等。
8年过去了，唐映枫已经成为了发表过上百首词作，身兼作者、歌手、制作人、厂牌主理人等多重身份的职业音乐人。他的创作也不局限于童年和故乡，还有多元的亚文化和绚丽的想象。今年他出版的杂文集《六日改》，收录了他这几年创作的歌词、诗、短句和杂文，零星的创作碎片组合成了一个更加多面的唐映枫。
7月，唐映枫带着他的《六日改》来到新京报·文化客厅的直播间。“直播太别扭了。”他反复说，“你看到有人在回复你，想跟他们对话，但对面并没有人。”相比较“梦倒塌的地方，今已爬满青苔”（《理想三旬》歌词），“小炒无剁椒何以度秋”（《六日改》收录短句）式的生活感更接近唐映枫本人给人的初印象。他说小时候不听流行情歌，只想抓数码宝贝和神奇宝贝；读过最多的书是《七龙珠》，看完故事再读分镜；他现在在家读小津安二郎的剧本集，小津生活化的台词令他着迷；他说他之所以叫“映枫”是因为出生在秋天，当时父亲给他取了三页纸的名字；在直播的前一天，他在B站上熬夜看音乐剧《汉密尔顿》……身份之外，他是一个和90后们共享着类似文化记忆的普通人。
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分享，话题涉及流行音乐、民谣、独立音乐，还有创作。他的创作与互联网，以及当下的城市青年生活互为映射。在地域感逐渐消解的今天，流动的生活给广大的城市青年带来了已经反复被讨论的归属疑问，在唐映枫这里他给出的答案是：接受它，但不要忘记与过去的连接。
《六日改》，作者：唐映枫，版本：新民说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
1
不知道在跟谁对话，
是表达者共有的困惑
新京报：作为音乐人，你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音乐教育，最开始的音乐熏陶是来自于流行音乐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流行音乐记忆吗？
唐映枫：我记忆中第一首会唱的流行歌曲应该是《青青河边草》。我还记得96年、97年有一首任贤齐的《心太软》，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五六岁，歌词听不太懂，跟着乱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听的更多的是喜欢的动画片的主题曲。
对于流行音乐，最开始我其实不太接受。当时我们那个地方能听到的内地流行音乐大多是情歌，完全没办法带入自己。我成天想的是什么时候能抓到一只数码宝贝和神奇宝贝，谁要听你唱情歌啊。
读初中之后我开始听周杰伦，这有受我哥影响。我哥有段时间因为工作原因住我家，他的起床铃声是周杰伦的《以父之名》。每天早上六点半，《以父之名》高亢的女声前奏就会开始响起，导致我现在听到这首歌就会条件反射式的清醒。其实我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时间要更早，我印象很深，在我爸的诊所里。当时《双截棍》在MTV电台打榜，说这首歌引起了华语乐坛旋风。《双截棍》结合了很多音乐元素，是说唱，当时我还在想怎么整首歌没怎么唱就完了。
到了初一，正是喜欢周杰伦的年纪。因为你终于听到了一些你想在音乐里面听到的东西，比如对异域的描写和想象。所以我对流行音乐的记忆的起点很早，但是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是这个时期。
新京报：那些描写异域的流行音乐如何触发你？
唐映枫：最开始你以为写词是不可触碰的，但是当时和网友聊天（当时已经有了网络音乐）发现原来大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最开始写歌词时你会想找一个参考。那个时候你听不懂罗大佑也听不懂李宗盛，但是周杰伦、方文山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会让我对如何写词有一个最初的印象。
新京报：说到网络，在《六日改》中你也有提到，最开始写词时你会把作品发到一个叫“原创歌词吧”的贴吧里。后来你接到第一次歌词合作，包括后来通过网络投稿和陈鸿宇达成合作、因为《理想三旬》走红，一直以来你跟网络有很紧密的联系。那么在你看来，互联网对音乐产业有怎样的影响？
唐映枫：不只是音乐创作，所有类型的创作在互联网平台上都会有更丰富的创作空间。但是在网络空间中，有些创作表达会更加自我，也会让整个市场更加分众化。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在跟谁对话。
新京报： “不知道在跟谁对话”，这会让你困惑吗？
唐映枫：当接触到更多的音乐人之后我发现，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要是在表达的人，你就会遇到不知道在跟谁对话的困惑，只是在互联网上你会感受得更加明显，而且很快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反馈。
新京报：会想改变吗？
唐映枫：改变不了吧。
新京报：现在如果有人再让你去评价林夕、李宗盛，你会做何反应？
唐映枫：为什么让我去评价别人呢（笑）。可能说明词作人还太少了吧，只要出来一个词作人，就会让你去跟之前的作比较。其实虽然看上去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创作理念、合作经验都是不同的，做评价不应该是我们去做的事情。
《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专辑封面
2
民谣中的“南方”“北方”，
体现了当下被消解的地域性
新京报：现在人们提到你，都会给你贴上“民谣”的标签。我们来聊聊民谣这个音乐类型吧，你觉得现在的民谣跟上个世纪的民谣有区别吗？
唐映枫：如果抛开时代带来的创作惯性，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依然是以个体出发去记录时代的作品，旋律简单好听，歌词简单质朴。
新京报：你认可对于民谣来说，歌词比旋律重要吗？
唐映枫：对于音乐创作来说，不能说歌词和旋律哪个更重要，它们是一个整体。但是对民谣这种类型的音乐，它创作动机的伊始可能是以词为主，再延展出旋律，对词丰富性的要求要高于旋律。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过现在的民谣是“城市新民谣”。为什么要用一个新词来指代现在的民谣？
唐映枫：现在的城市越发趋同了，而且现在新一代的创作者对更加民俗、更加本地化的东西，不会像上一代有那么敏感的、根深蒂固的感知。地域性在不断地淡化和消解。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进行这种形式的创作时，内容会趋同化。我之前开玩笑说，前几年弹唱形式特别火的时候，歌词中都是“南方”“北方”这样的说法。因为你只能这样去概括，地域性消解了，你只能从方向上做一个指向。对于地域性，我觉得不用强求非得去找回来，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新京报：近年来的音乐选秀让弹唱形式变火后，开始出现了“反抗民谣流行化”的声音，认为“选秀毁了民谣”，对此你怎么看？
唐映枫：不可能会有一种娱乐形式或者媒体形式，会毁掉一个音乐类型。它“毁掉”的可能是一种“只有我在听，你们都没有听过”时的心态。
新京报：直播间的读者提问，方言之于民谣有什么价值？
唐映枫：方言自带本土性和地域性。比如我们四川话，很多俚语没有办法用普通话去表达。再比如粤语，粤语是“九声六调”的，它比普通话更合适入曲。所以我觉得用方言来创作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新京报：那有想过用四川话来写歌吗？
唐映枫：有想过，但是我发现四川话和普通话其实唱起来差不多，可能只有平舌音、翘舌音和前鼻音、后鼻音的区别。除非是很特别的俚语，比如像尧十三写的《寡妇王二嬢》（贵州方言歌曲）。四川话的音是平的（如“蜻蜓”的四川话是“丁丁猫儿”，音类似ding ding mer），更合适说唱，你可以在旋律上随意变动起伏，节奏怎么卡都可以。
新京报：还有读者提问，如何看待工业流水线式的民谣？
唐映枫：“流水线式”的民谣的制作思路，其实就是流行音乐的思路，大家只是做的还不够好。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缺好的制作人。现在全民流行的音乐作品不多见了，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来自于新音乐环境下制作人的缺失。制作人要做的事情是根据歌手的特质，去找能够呈现这种特质的旋律和歌词，去做更好的表达，从而让音乐人的作品能够和听众产生连接。
新京报：现在经常需要音乐人自己来做制作人，优秀的职业制作人比较少见了。
唐映枫：对，经常是你有一个很好的企划，但是只有概念，没有内容。
新京报：你还有一个头衔是“独立音乐人”，对于“独立”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唐映枫：“独立”的释意一直在变化。像十年前或者更早，网络音乐或者地下的一些现场音乐是独立音乐。但是现在，在新的形式当中，大家慢慢找到了更多更适于自己的创作方式。我认为所谓的“独立”，就是能真诚地表达自己，这是能够听出来的。
3
孤独值得“把玩”
生活的刻意和人情的疏淡很“可爱”
新京报：你有追溯过自己创作的根源在哪里吗？
唐映枫：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总结自己的人，更善于批评自己。关于根源问题，我经常套路式地回答我舅舅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故乡对你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了解你生活的地方，你才可能了解你自己。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在前几年的创作中非常凸显的表达意识。
新京报：2014年的时候，你在微博写下“人要有故乡的善良”，为什么要写这一句呢？
唐映枫：因为……想回家（笑）。
新京报：当时刚到北京对吧？
唐映枫：对，当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其实现在我也没有找到，现在给我的“作词人”之类的定位，我都是觉得有点奇怪的。当时这么写可能是为了提醒自己，自己和过往的连接不要断掉。
新京报：对你来说，与“故乡”联系最紧密的是什么？
唐映枫：是“人”。你在一个城市里遇见的人，体验到的时间和空间在另一个城市是无法复制的。
新京报：你有一首作品叫作《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歌词中描摹了六岁时看到的故乡烟火闲趣，成年时体会到的故乡十里人情，以及如今令你感到陌生的故乡。是在追忆什么吗？
唐映枫：这首歌的动机不是在这。我在《早春的树》还有后来的《儿时》都有在描摹一些故乡的画面，到这首歌主题发生了变化。最后一句歌词，“这是我陌生的故乡，却是谁六岁的模样。”——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故乡是陌生的，但是对于另一代的另一个“我”来说，是亲切熟悉的。它的点在于这，我觉得“死亡”也是一种“新生”吧。
新京报：除了你一直在坚持创作的故乡、童年、成长等命题，你现在还想写什么？
唐映枫：有很多。但其实创作会受到旋律的限制，你拿到的旋律是什么，你就写什么。
新京报：所以你喜欢“先曲后词”，而不是“先词后曲”？
唐映枫：我一定是“先曲后词”。我是一个控制欲比较强的人，我没办法接受我写了一首词之后不知道旋律是什么样的。我需要先有旋律，再想象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新京报：你的《北区楼四》歌词从头到尾画面感和共鸣感都非常强：“隔壁家阿伯拒搬出旧楼/可愁坏了儿女/他那脾气事关栽花养鱼/和楼下黄梅戏……”。这首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唐映枫：当时刘昊霖给到的旋律非常生活化，很接近我们上一代人听到的民谣旋律，听上去非常乡土。它整个格式给你的空间非常大，当时我就想写一首跟自己住的小区相关的歌（北区楼四就是我四川家的地址），所以挑了一些有象征意义的人来写。前段时间还有朋友跟我说，这首歌里“学文的小冬北漂搞音乐”那段，让他很感同身受。《北区楼四》的写法是白描，我蛮喜欢写这样的题材，但是很少能碰到这样的旋律。有人问这样的歌为什么少呢？旋律的问题啊，其他旋律没有办法那么写。
新京报：《北区楼四》副歌里写道：“生活它就这么继续/也许不太尽如人意/也许就这样才显出生趣/才好避免一些些刻意/我打小就生活在这里/二三邻里疏淡不稀奇/长大没想过原来回不去/也曾有梦要往别处去。”想听你对“生活的刻意”和“人情的疏淡”是怎么看的？
唐映枫：就，很生动，很可爱。
新京报：可爱？
唐映枫：比如说，二三年级陪家里的阿姨看琼瑶剧，你会疑惑这两个人想在一起的话在一起就好了，他们到底在哭什么，他们的阻力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生活中个体的经验和欲望，都会给身边的人造成生活的阻力，这是一种必然。我会觉得蛮可爱的。因为大家的想法不一样，这很有趣很生动。人，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新京报：想法不一样经常会拉远彼此的距离，这不会让你困扰？
唐映枫：不会。在某段时间相互交汇过，后来因为选择不同、经历不同慢慢陌生、疏远是很正常事情。
新京报：那对孤独你会怎么看，你的歌词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孤独。
唐映枫：我觉得孤独是人的常态，它是人的“玩具”——你在创作的时候，不就是在“玩”它吗？
新京报：你喜欢陌生化的社交吗，在社交网络上跟陌生的网友聊天吗？
唐映枫：其实不太喜欢。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发一条专门的微博来回答网友提问？
唐映枫：我太无聊了（笑）。发那样的微博其实你是想跟大家去沟通的，但是你会发现问题重复得过多了。想要去回答的，去分享自己经验的问题很少。我也会反思自己，我自己好像也不是一个会提问的人。
新京报：什么样的问题你会想去回答？
唐映枫：嗯……我会自己想到一个回答，然后去搜问题。
4.
“好唱”不是玄学
“押韵”并不重要
直播视频回顾：作词，押韵并不重要
新京报：这几年写词的理念有发生变化吗？
唐映枫：以前写歌词，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作词人”的标准，理念和想法可能是从李宗盛、林夕、姚谦这些前辈这里来的。作为“词作人”，各个类型都要去涉足。你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更好地去做产品，“词”只是一个外包装。这两年更偏向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发现我很难去写“命题”了，但以前不会这样。以前非常“世故”，觉得所有的命题拿过来我都能写，现在不行了。所以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的词作者。
新京报：直播间一个观众问你会不会自我否定？
唐映枫：会。最近我在家里待了很久，写了很多旋律，但就是写不出词。它是创作惯性使然。你已经在别人的身上放了很多你自己的东西，把第三方当成了你的自画像，再回溯到自己的创作中就会很难。所以当时做自己的专辑（《鸟的世相》）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别扭的体验。
新京报：但很多人喜欢《鸟的世相》那张专辑，认为呈现效果挺好。
唐映枫：那可能是，误解吧（笑）。
新京报：还有观众问，给妻子楚桐写歌是什么心境？
唐映枫：黄楚桐写旋律不是按流行歌的格式去写的。她的旋律非常舞台化、戏剧性。在她的纯音乐当中可以听到情绪和画面。所以在填词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就是不去影响她的旋律，让填上的词与音乐相匹配。之前做的合作，它们的音乐性没有那么浓烈，信息给的很少，这也算是我狡猾的地方。但是黄楚桐的旋律信息给的非常多。真的要适配，写起来也蛮累的。
新京报：再聊回作词，作词有哪些不为人熟知的规则？
唐映枫：比如说押韵本身并不重要。词曲只需要合辙就好，你听到一首曲子，填完一首词，你唱一遍，只要唱得顺就可以。有些音乐题材有结构上的要求，主歌部分是抒情呢还是写景呢，到桥段、到间奏，它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功能性，不能随便乱写。写顺了就还好，你可以不断调整、变化，但是刚接触写歌的话，还是需要遵循这一套的。
“好唱”不是一个玄学，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标准。我们会去听旋律的节奏，它是四三拍还是四四拍，节奏决定了每段字句的字数，要卡着拍子去填词，至于尾句押韵不押韵并不重要。关于尾字，如果旋律上行的话，我们会尽量去选择开口音，这样唱出来的话情感会更加饱满，如果旋律下行的话，比如小调，我们会更多地选择闭口音，这样会更加细腻，处理得更加温润。这些都是写歌词的“潜规则”。
现在我们填词，不像宋词那样有严格的要求。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它有很强的颗粒感，一个字接一个字，韵律感不是太强。而且它的声调会卡得很死，导致普通话不太适合拿来唱，英语和粤语就会好很多。
新京报：你觉得现代诗和歌词的区别在哪里？
唐映枫：诗最早也是在一个曲的韵律当中的。但现代诗的韵律感是口语化的，因为我们要把诗念出来，它使得人的表达不断内化；而歌词创作，刚才说到的不管是韵律也好还是节奏也好，它都是依附于旋律之上，是一种不断外化的创作。它们的规则不一样，本质是不同的。
新京报：你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一种对生活敏感的触觉，你觉得现代生活需要加强这种敏感吗？
唐映枫：我觉得“触觉”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去体验、阅读、欣赏文学创作或者影视创作时，共鸣是相通的。我们要强化的是我们的表达能力。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敏感的人，我表达的就是我的“钝感”，我只是可能表达能力够用，我表达的“钝感”被别人当成了“敏感”来接收了。
新京报：写词之外你也会作曲，你作曲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唐映枫：单写旋律不太需要灵感。流行音乐创作不像古典音乐的作曲那么复杂。古典音乐作曲有和声有复调，会有灵感或者创造性的东西存在。但是写旋律在基础和弦的基础上顺下去，顺得好听。你会有一个大概的情境设想，决定旋律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我觉得那不能叫作“灵感”。
灵感这种东西不是你去找到它的，它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就没有。完全是一个很运气的事情。写得顺畅，表达舒适，就是灵感。你想表达的东西是和你连接到一起。你只能不断地写。我们只是创作的仆人，灵感是主人，该做事了，去干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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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吕婉婷
编辑｜张婷
校对｜陈荻雁
来源：新京报
2020年国家网信办治理行动大盘点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2020年，国家网信办动作不断，坚决打击各类互联网违法违规行为。
治理行动：约谈凤凰网
时间：2月14日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委网信办
存在问题：刊发非规范稿源新闻信息、持续传播低俗庸俗信息等
治理行动：约谈百度
时间：4月7日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委网信办
存在问题：百度App多个频道存在严重违规问题
治理行动：开展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时间：6月5日起，为期半年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最高人民法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
存在问题：传播涉淫秽色情、严重低俗庸俗内容、诱导未成年人进行充值打赏等
首批整治名单：皇冠直播、嗨够直播、UP直播等44款网络直播平台；幺妹直播、触手直播、9158美女视频、喵播等平台
治理行动：约谈处罚新浪微博
时间：6月10日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委网信办
存在问题：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
治理行动：约谈虎牙、斗鱼等10家直播平台
时间：6月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指导属地网信办
存在问题：传播低俗庸俗内容，未能有效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整治名单：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哔哩哔哩、映客直播、CC直播、疯播直播、欢乐直播、花椒直播、西瓜视频、全民小视频
治理行动：查处“@新京报我们视频”微博账号
时间：6月25日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委网信办
存在问题：部分报道尤其是涉北京疫情报道中存在导向错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等问题，严重扰乱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社会影响恶劣
治理行动：启动“剑网2020”专项行动
时间：6月至10月
行动方：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
存在问题：存在网络侵权盗版等
治理行动：启动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
时间：7月9日起，为期2个月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
存在问题：大力整治影响青少年健康上网的问题
典型案例名单：百度App、网易App、哔哩哔哩网及其App、爱奇艺、超星学习通App、纸条App、小肚皮App、360浏览器（含360安全卫士、360桌面）、搜狗浏览器（含搜狗输入法）、QQ浏览器（含腾讯QQ、腾讯电脑管家）、万能压缩（含万能五笔）、鲁大师、布丁压缩（含布丁桌面）、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优酷网、乐视视频、西瓜视频、好看视频、梨视频、爱卡汽车、腾讯微信公众号、土豆网、新浪微博、百度贴吧、弹幕网、动漫之家、爱扣时尚网、游久网、快吧游戏等
治理行动：约谈“学而思网校”
时间：7月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委网信办会同属地教育主管部门
存在问题：存在低俗视频、教唆早恋内容等
治理行动：启动2020年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工作
时间：7月22日
行动方：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
存在问题：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还未根本解决
治理行动：集中整治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法违规行为
时间：7月24日起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
存在问题：一些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片面追逐商业利益，为吸引“眼球”炒作热点话题、违规采编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散播虚假信息、搞“标题党”等
治理行动：开展进一步加强“自媒体”基础管理专项治理行动
时间：7月29日起，为期3个月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
存在问题：“自媒体”散布虚假信息、歪曲党史国史、宣扬错误价值观、恶意营销、敲诈勒索等现象屡禁不止，公众账号信息服务质量距离广大网民期盼还有不小差距，“自媒体”平台基础管理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
治理行动：深入推进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
时间：8月3日
存在问题：高额充值打赏冲击主流价值观，“网课”直播间推送低俗内容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违规直播带货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色情低俗和网络赌博诈骗屡禁不止等
进展：以上“三项整治”进展
成果：主要网站平台共清理各类违法违规信息603万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559万个，冻结“僵尸”账号92.8万个，处置百万粉丝以上账号169个；从应用商店移出无新闻服务资质应用程序7.2万款；依法处置违法违规直播平台338款，关闭主播直播间7.4万个，封禁违规主播账号10.5万个，处置违规“吃播”账号1.36万个
治理行动：启动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专项整治
时间：8月7日，为期两个月
行动方：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存在问题：一些网站平台无视社会责任，屡屡利用网课推广网游、交友信息，甚至散布色情、暴力、诈骗信息，危害广大学生特别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治理行动：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
时间：8月19日
行动方：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
目的：营造良好安全的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进展：以上两项行动进展
时间：截至10月中旬
成果：累计暂停更新相关版块功能网站99家，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13942家；有关网站平台依据用户服务协议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578万余个
典型案例名单：12KM作文App、出口成章App、万门中学App、斗鱼直播App及PC端网页、PP视频App及PC端网页、乐视视频App及PC端网页、堆糖App、克拉克拉App、克拉有读App、半次元App、柚次元App、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
治理行动：深入推进“知识社区问答”行业规范管理
时间：9月底起，为期2个月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4省、市网信办
存在问题：一些平台还存在内部运行规则不健全，用户账号管理、内容分发、公众举报等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成果：累计清理各类违法违规信息38.4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8400余个
治理行动：对手机浏览器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突出问题开展专项集中整治
时间：10月26日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
存在问题：发布“自媒体”违规采编的各类互联网新闻信息；发布“标题党”文章；发布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信息
首批整治名单：UC、QQ、华为、360、搜狗、小米、vivo、OPPO
治理行动：推进移动应用程序信息内容乱象专项整治
时间：11月5日起，为期45天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
存在问题：部分移动应用程序传播淫秽色情、暴恐血腥等违法违规信息，提供诈骗赌博、招嫖卖淫等违法违规服务
首批整治名单：下架猫途鹰、苏格、面具公园、剧能玩、视界、tata、西蒂、瘾欢、单身交友聊吧、黑夜漂流瓶、菲姬、夜撸云、花姿直播、麻豆传媒、豆浆TV播放器、红杏视频、青青草视频、享色、含羞草、柠檬、噗噗漫画、51漫画、韩漫人、火山阅读等105款App；对极速下载、7755App、新视觉、Win之家、皮皮巴士、7230手游网、软件帝、dmfuns 8家应用商店采取停止下载服务处置措施
治理行动：集中整治网络“有偿删帖”“软色情”问题
时间：11月5日
行动方：国家网信办
存在问题：网络“有偿删帖”扰乱社会舆论，影响社会价值判断，损害网民和企业合法权益；网上“软色情”信息违悖公序良俗，污染社会风气，尤其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来源：网络传播杂志微信公号
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留影。 新华社发
20世纪50年代，屠呦呦(左二)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做研究。 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浙江省宁波市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50多年来，她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让青蒿举世闻名；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年，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
2020年12月30日，是屠呦呦90岁生日。她收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屠呦呦研究员工作室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揭牌。她毕生只致力于一件事——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发，如今依然潜心于此……
“我学了医，不仅可以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注定她与青蒿一生结缘。
1930年12月，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女诗经，男楚辞”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取名习惯，屠呦呦父亲从《诗经·小雅》中撷取“呦呦”二字。父亲又对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他未曾料到，这株“小草”，改变了她的命运。
屠呦呦的求学之路曾被一次疾病中断。16岁时，她不幸染上肺结核，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才康复。这次经历，让她对医药学产生了兴趣。“我学了医，不仅可以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人，何乐而不为呢？”从此，屠呦呦决定向医而行……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选择了冷门专业——生药学。多年以后，屠呦呦说，这是她最明智的选择。
1955年大学毕业后，屠呦呦被分配至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参加工作4年后，屠呦呦成为原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发现青蒿素的灵感也由此孕育。
培训之余，她常到药材公司去，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和炮制技术。药材真伪、质量鉴别、炮制方法等，她都认真学、跟着做。这些平日的积累，为她日后从事抗疟项目打下了扎实基础。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包括屠呦呦在内的科研人员，要当“小白鼠”试药。屠呦呦毫不犹豫地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这段故事，还要从“523”项目说起。
1969年1月，39岁的屠呦呦突然接到紧急任务：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与全国60家科研单位、500余名科研人员一起，研发抗疟新药。项目就以1967年5月23日开会日期命名，遂为“523”项目。
最初阶段，研究院安排屠呦呦一个人工作。她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收集整理了2000多个方药，并以此为基础编撰了包含640种药物的《疟疾单秘验方集》，送交“523”办公室。经过两年时间，她的团队逐渐壮大，历经数百次失败，屠呦呦的目光锁定中药青蒿：她们发现青蒿对小鼠疟疾的抑制率曾达到68%，但效果不稳定……
说起研究的艰辛，屠呦呦老伴李廷钊记忆犹新：为了寻找效果不稳定的原因，屠呦呦再次重温古代医书。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几句话引起她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其一是青蒿有品种问题。中药有很多品种，青蒿到底是蒿属中的哪一种？其二，青蒿的药用部分，《肘后备急方》提到的绞汁到底绞的是哪部分？其三，青蒿采收季节对药效有什么影响？其四，最有效的提取方法是什么？”屠呦呦说。
屠呦呦反复考虑这些问题，最终选取了低沸点的乙醚提取。经历多次失败后，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编号191号的乙醚中性提取样品，对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都达到了100%。
尽管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却发现疑似的副作用。只有确证安全后才能用于临床。疟疾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期，就要再等一年。于是，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也带动同事参与。
“虽然发现青蒿素快半个世纪了，但其深层机制还需要继续研究”
然而，青蒿素的首次临床观察出师不利。
1973年9月，在海南的第一次青蒿素片剂临床观察中，首批实验的5例恶性疟疾只有1例有效，2例有一些效果，但是疟原虫并没有被完全杀灭，另2例无效。
一连串疑问困扰着屠呦呦：不是青蒿素纯度的问题，也不是动物实验和数据的问题，难道是剂型？海南临床试验人员把片剂寄回北京，大家感觉片剂太硬，用乳钵都难以碾碎，显然崩解度问题会影响药物的吸收。于是，屠呦呦决定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一次临床试验。这次，患者在用药后平均31个小时内体温恢复正常，表明青蒿素胶囊疗效与实验室疗效是一致的。
从化学物质到药物的转变，青蒿素研究永无止境。1982年，屠呦呦以抗疟新药——青蒿素第一发明单位第一发明人身份，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领取了发明证书及奖章。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为全世界饱受疟疾困扰的患者带来福音。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现在全球每年有2亿多疟疾患者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疟疾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73.6万人稳步下降到2019年的40.9万人。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诺奖演讲台上，第一次响起清正柔婉的中国声音；屠呦呦的学术报告的标题是“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面对荣誉，屠呦呦一如既往地淡定。“共和国勋章”颁发人选公示前，评选组曾经联系过屠呦呦。当时，她一遍遍确认着一系列问题：这么重要的荣誉，我够格吗？组织上有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直到对方一再确认保证，她才同意接受。
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栋普通居民楼里，屠呦呦依然没有习惯成为一位“明星”科学家，她的精力依然在科研。在屠呦呦的不断努力下，2019年8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北京大兴举行了青蒿素研究中心奠基仪式；愿景中的研究中心白色的主楼就像一棵生机勃勃的青蒿。
“虽然发现青蒿素快半个世纪了，但其深层机制还需要继续研究。”屠呦呦盼望后辈有所突破。
2019年4月25日是第十二个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由特聘专家王继刚研究员为第一作者，屠呦呦指导团队完成。未来青蒿素的抗疟机理将是她和科研团队的攻关重点。
一株济世草，一颗报国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屠呦呦呼吁：全球科研和医务工作者，要以开放态度和合作精神，投入到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去……
■记者手记
源于内心平静的力量
屠呦呦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为研究青蒿素做准备；一是研究青蒿素。分界点就在1969年1月她被任命为“523”项目“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之后，她从未停步，直至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的“成功秘方”，源于科学大家的“品格配方”：内心平静的力量、淡泊名利的境界、追求真理的执着、孜孜不倦的坚持。
耄耋之年，屠呦呦依然矢志研究青蒿素的深层机制。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价值。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古老的中医药方能历久弥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我国疫情防控的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从抗疟到抗疫，应对传染病，中医药彰显出独特优势。有识之士希望继屠呦呦之后，中医药人才能薪火相传，群峰竞起，发掘出更多的“青蒿素”，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 人民日报 》( 2021年02月04日 10 版)
中国平民教育的拓荒者｜陶行知诞辰130周年
今年10月18日，是陶行知130周年诞辰。
尽管从种种迹象来看，陶行知的大名仍然蜚声于世，从未被人遗忘：他作为教育家的成绩和贡献举世皆知，他所创办的晓庄师范和重庆育才学校至今留存，他的著述至今出版的版本，已经超过百种，仅他的《中国教育改造》一书，在过去20年间，就已出过十多个版本，被公认为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陶行知木刻像。（梅健鹰/刻）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陶行知曾经清晰的面孔正在渐渐模糊，褪色为淡淡的陈迹。他的思想被简化为“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几个口号式的专有名词，但其真正的内核，除了被教育研究者在专业论著反复咀嚼外，如今已鲜有人闻问。流传民间的，只剩下一些名人趣事之类的传闻，在心灵鸡汤读物中时时现身。
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当属“四颗糖”的故事。在故事中，担任校长的陶行知有一天在校园里看到一位男生企图用砖砸一位同班同学，于是当即制止了他，并让他放学时到校长室。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看到这位男生已经等在校长室门口准备挨训。但一见面，陶行知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对他说：“这颗糖是奖励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惊疑之际，陶行知又掏出第二颗糖放在他手里，对他说：“这第二颗糖也是奖励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励你。”男生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想手中又多了第三颗糖果，陶行知对他说：“我调查过了，你要用砖砸那名男生，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这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有敢和坏人作斗争的勇气，所以应该奖励你。”这位男生感动得流泪说道：“陶校长，您打我两下吧，我知道自己错了，不该砸自己的同学……”陶行知却又递上第四颗糖果，说：“因为您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所以我奖励给你第四颗糖果。我的糖没有了，谈话也该结束了。”
这个故事诚然感人至深，因此在不同的教育读本与鸡汤读物中频频现身，也被一些教师和教育研究者当作经典范例研究引用。但这则故事最传奇之处在于，它并不是真的。根据研究者张传刚在《陶行知“四块糖”教育故事辨正》中考证，这则故事出现的时间不早于2000年，真正来源是1999年播映的八集电视剧《陶行知》中的一段剧情。
陶行知给育才的孩子们发书。
这些似是而非的陶行知故事的流传，纵然在形象上塑造出一个陶行知教育典范的形象，但也因此让真正的陶行知与今天的人们渐行渐远，他昔日真正的谆谆教诲，在今天反而鲜为人知。他的形象也被框定为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却忽视了他专注教育的用意，始终是他所期望的社会改革和进步，尤其是关系到广大民众利益的乡村社会改进。这一点，任何一位见过陶行知的人，哪怕是初次会面，都能深切感受到陶行知以教育为手段改造社会的眷眷热忱。
1926年12月，一位名叫白韬的年轻学生，因为从《乡教丛讯》月刊中，看到陶行知创办乡村教育的报道，因此怀着一颗景慕的心去拜访他。在南京和平门外燕子矶的一所乡村小学里，他见到了这位闻名全国的平民教育家，表达自己想要加入其中的愿望。陶行知的回答是：
“好极了，你来参加，我们竭诚欢迎，我们试办这所学校，是要来试试改造中国的道路。”
“说话笑嘻嘻的，穿着蓝色绸长袍，黑马褂，围着皮围脖，头上戴一顶呢礼帽，手里提着一根文明棍，那一副金边眼镜，格外显出他的尊贵。虽不是西装革履，仍不脱大学教授的派头”，这是白韬对陶行知的第一印象，也让他心生疑虑：“这位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绅士派教授，居然能放下架子，到乡下来办学校改造乡村吗？”但三个月后，在3月15日的开学仪式上，白韬再次见到的陶行知，却已经是一身简朴的衣装，穿着草鞋，在牛栏旁边放下几张八仙桌儿宴请来宾，吃的也是青菜豆腐。他借住的地方，“三间草房，东首住主人，中间放农具杂物兼会客厅吃饭，西首拴着一头大水牛，遍地堆积着牛粪，陶先生就借住在西首牛大哥旁边”。那身长袍马褂、文明棍、金丝眼镜拼凑起来的尊贵行头，不过是与士绅高层酬答的必要装扮；而脚穿草鞋，与乡民同吃同住同耕同种的乡下人形象，才是这位平民教师与社会改革家的真正本色。
“他不仅是理论家或事情的发起人，常常喜欢用自己的行动来指引别人干。”改造社会的宏愿与理想，最终必须要化作脚下踏踏实实耕耘的田地。他借以改造社会所推行的乡村教育与平民教育，也靠他身体力行的实践深深地根植于最基层的社会之中，社会就是他的学校，而他的学生，永远都是那些最朴实、最平常的农工子弟。
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陶行知在今天的名声，完全无法与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比肩——后者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的校长，身居学界要津，自身声名煊赫，他们的学生更是通过重重选拔、万中挑一的菁英，这些学生们毕业后或身居高位，或术业有成，立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当那些菁英教育培育出的社会英才，以他们的名望和地位追怀颂扬同样蜚声于世的校长时，陶行知的学生，却仅仅是最普通不过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纪念和颂扬没有冠冕堂皇的辞藻，那些质朴真挚的语言也没有连篇累牍的报章愿意刊载。
这正是菁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教人做一个人上人，还是教人做好一个普通人？
陶行知的回答是，做好你自己。这段话许多人耳熟能详，但它太通俗，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它正出自陶行知的《自立歌》：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
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陶行知赴美途中与同学在邮轮甲板上的合影，前排左一为陶行知。
少年即将远行。
1914年8月15日，一艘名叫“中国号”的邮轮，从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码头启航，前往美国。船上近百名中国留学生对即将抵达的新大陆内心充满憧憬。其中一名留学生如此描述启航时的盛况，“船愈离愈远了，乘客和送客都拿出雪白手巾来互相挥着，几百条雪白的手巾好像几百面小国旗在空中飞舞着，多么美丽！”
对这些年轻的留学生而言，船中生活，也充满了快乐。“一日六餐：三餐大菜，三餐茶点，我们百余人吃得胖胖的，有点像猪猡了……我们先吃清汤，再吃混汤。吃了鱼，又吃虾。吃了猪排，又吃牛排。吃了家鸡，又吃野鸡。吃了蛋糕，又吃冰淇淋。吃了茶，又吃咖啡”。除了丰盛的饮食之外，船上的娱乐活动也让这些年轻的中国少年玩得起劲，“白天在船板上可以掷绳圈，抛圆板。晚上弹琴唱歌，着实热闹”。
但就在这一派喧嚷欢乐之中，有一位24岁的少年，却独自向轮船的机器间走去。他记得教科书上提及轮船是由蒸汽机关推动的，因此他想要看一看轮船行驶的机械原理。但当他走到负责给机器间蒸汽机供应烧水燃料的火舱门口时，却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几个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鸭子在那儿烤着，烤出了一身的黑油！身上、脸上、手上黑得如同他们所烧的煤炭一般黑！这是我与火伕们第一次见面所得的印象，简直像硝镪水刻到我的心窝里。我明白了，乘长风破万里浪，代价是火伕们的泪和血！”
这位少年，就是陶行知。
“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出身清贫固然让他的童年时代充满艰辛，但他却始终以自己贫家子弟的身份为荣。多年后，在广西桂林的一次演讲中，主持人孙铭勋向听众介绍说：“陶先生是生长在中国安徽乡下的一个富农家里。”陶行知立刻纠正了他的说法：
“对于孙先生的介绍，我非常满意。但我有一点修正，我的家里只有两亩田——而且当我幼年时就是一天天的没落，并不是一个富农。”
少年时的陶行知时常随父亲挑菜进城出售，帮助母亲做杂物。因为手脚勤快又聪颖好学，因此得到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的赏识，让其免费就读。在求学途中，他曾一度穷困潦倒。在多年后为一位晚辈李楚才的《破晓》一书撰写的序言里，他还特意提到自己“十八岁流落在苏州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把衣服当得三百文过一日”。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再度受到唐进贤的推荐，考入金陵汇文书院预科中学部。
歙县许国石坊，陶行知少年时喜欢去的地方。
1910年，金陵汇文书院易名为金陵大学。作为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金陵大学不仅人才济济，其文凭更获得美国认可，毕业生持此文凭，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国外相应大学研究院进行深造。因此，1914年，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秋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教育学，1917年9月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后担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
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
如果按照这条路径发展，陶行知完全可以像民国时代的学界精英一样，走上一条向社会上层通行的道路。但1922年2月，陶行知受聘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在1923年5月参与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于同年7月辞去东南大学教职，此后将兴趣和精力转向更直接的推动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社会活动，力图通过人民的教育事业来施展他的爱国情怀，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性、平民性”。这一年的11月13日，在前往武汉的途中，陶行知的内心做好了献身平民教育的准备。在写给妹妹的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由表及里的转变：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所说的“平民性”主要不是指穿戴的服装样式，而是指社会平等，用教育在百姓中的普及来建设一个社会流动顺畅的环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在参与推进平民教育的过程中，陶行知日益清楚地认识到乡村教育对社会改造和社会平等的关键意义，认识到民众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就是“处处读书，人人明理”，造就现代国民，最终“以统一的教育促成统一的国家”（《平民教育概论》，1924年）。他是非常善于鼓动的，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事，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认为乡村教育不是教会农民向城里跑，而是改造乡村生活，发展科学和为农民谋利益的农业经济，让普通农民像其他人一样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让无数个获得新生的乡村汇聚成国家的新生。
陶行知一生最得意、最有成就感、最能体现他教育思想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办于1927年（1928年改名晓庄学校），在1930年就曾被蒋介石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晓庄学校在1932年再度被查封，到1951年才得以复校。在1931年被蒋介石通缉期间，他以评点莎士比亚戏剧的名目写了《一出历史戏的开场白》，抗议蒋介石的专横：
“老子也曾革过命，于今懒动怕人动。谁要大胆动一动，俺就断他是反动！”
陶行知（右一）与胡适（右三）的合影。
他在这期间的作品开始有明显的激进社会思想，与胡适的口味和思想倾向开始出现明显的不同。陶行知和胡适同为安徽人，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教育，1927年，胡适为上海青年会创办的职业学校，撰写了一篇题为《拜金主义》的文章，在文中，胡适赞同吴稚晖提出的“拜金主义”信条：
“第一，要自己能挣饭吃。
第二，不可抢别人的饭吃。
第三，要能想出法子来，开出生路来，叫别人有挣饭吃的机会。”
胡适的“拜金主义”当然不是说要鼓励贪婪，而是想宣传积极经营的生活态度，办职业学校，让人们有谋生之道。但是这篇短文对困顿和极度贫穷的底层民众流露出了鄙视和冷漠，展示了一种脱离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精英派头：“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扦，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堆，去寻垃圾堆里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胡适因此断言：
“这种人连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也不肯放过，还能有什么‘道德’、‘牺牲’、‘廉洁、’‘路不拾遗’？”
陶行知为此特意写了一封信对胡适进行反驳：
“这个老太婆顶可敬。她能利用废物。她的能力小，只能保存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就保存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您们能力大，能保存一个半个没有侵略完的国家，就得要保存这一个半个没有侵略完的国家啊！”
他也用调侃的语气对胡适说：“倘使胡适之先生当真成了‘拜金主义’的教主，那末有钱的陶知行固然有福气听一声‘请进来’，没有钱的陶知行就要尝一尝‘不在家’的滋味了。
陶行知在信中，也提到了自己与“拜金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拜己主义”。人们真正应该“崇拜”的不是金钱，而是自己动手的能力。他在写于1931年的儿歌《儿童工歌》中写道：
“我是小工人，
我有双手万能。
我要造‘富的社会’，
不造‘富的个人’”。
宋庆龄题“万世师表”。
“吃了摊贩老沈的一碗面 ”
造“富的社会”，而不是造“富的个人”，陶行知言简意赅的表达，精准点出社会贫富分化的深刻成因：正因为社会财富被集中到少数“富的个人”手中，而用万能双手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大众，却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对贫苦百姓强烈、真切、发自内心的同情，对权贵欺凌和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满，是陶行知贯穿一生、始终不变的态度。也是他与宣扬“为穷人说话”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情感共鸣的最重要原因。
1936年秋，陶行知访问伦敦。10月23日，他特意前往伦敦海格特公墓，拜谒马克思墓。之后，他又先后四次拜谒马克思墓。他的友人李信慧回忆起陶行知拜谒马克思墓的情景，他们坐地铁走了许多路赶到海格特公墓，陶行知特别对李信慧说：“马克思的墓很难找，好在我以前和吴玉章先生来过，现在是识途的老马了。”
青年时期的陶行知。
他们“走过许多好的坟才找到一块小小的方地”，陶行知将马克思和他的家人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女仆海伦的坟墓指给他看，并对他说：
“他的坟表示着马克思活着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死后也要和他们长眠在一起的意思。”
在另一次拜谒时，他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崇敬而亲切的感情：
“光明照万世，
宏论醒天下。
‘二四七四八’，
小坟葬伟大。”
在关心平民大众的爱国事业上，陶行知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着共同情感和共同语言。与他一同拜谒马克思墓的吴玉章，对陶行知的评价可谓知人之言：陶行知的立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的想法是要知识分子“站在人民大众之中，为人民大众服务，做人民大众的‘人中人’，而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头上，做人上人之思想”，他的教育都不是为少爷小姐办的，是为大众办的，是解放大众的“革命教育”。
“解放大众”的“革命教育”，对陶行知而言，绝不是书空咄咄的理论，而是要身体力行的实践，是要切身处地扎根到人民大众之中，感受平民生活的点点滴滴，真切地感受何谓“贫穷”的本质。在1925年的一首诗歌里，陶行知记述了一个贫民之家的困境：
“家穷子孙多，睡觉抢被窝，吃饭打破锅，妹嫁等姐姐，弟娶等哥哥。”
这首儿歌表面上看，只是对这户贫民惟妙惟肖的数笔白描，但背后所蕴藏的却是陶行知对贫穷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口过多不仅会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更会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压力。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的文章中，陶行知以一家拥有30亩地的自耕农为例，指出子女生育对家庭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影响：
“如果他有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大家一起都变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四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漏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医生；如果再生一个，一起五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到进了饿牢，他还说是听天由命。”
人口数量与素质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是贫穷的主要成因之一。但贫穷还有社会更深层也更难以觉察的结构性因素。贫穷也会施加障眼法，让人很容易只将衣不蔽体的赤贫当作贫穷的唯一标准，而注意不到那些看似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的人事实上也承担着巨大的贫穷压力——他们是隐藏的穷人，只是身处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暗处，因此很少有人觉察。
《陶行知年谱长编》，王文岭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陶行知自己也曾受过贫穷障眼法的蒙蔽。1930年的一天下午，他去上海新爱伦影戏院看戏。因为饥肠辘辘，所以趁着休息十分钟的时间走到门口，找个面摊下碗面吃。“这碗面费十四个铜板，连吃带煮只用了五分钟，可算是经济极了。”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于是陶行知便与摊贩闲聊起来，乘机问问面摊的营业情况。得知“摊贩姓沈，整套器具值十八元，材料成本计二元，月纳巡捕房照会捐二元，每月可赚三十元”。
听老沈算完这笔账，陶行知对他说：“你的进款比乡村教师还要好一点。”不想老沈却回答道：“苦来些，每天深夜四点钟回家，早上七点就要出来买材料，准备一天卖的面饺。如果不是这样，一家人便不能活。”
听了这番话，陶行知才仔细端详老沈的面孔，发现他“脸色黄瘦，确是辛苦太过的结果。十四个铜板一碗的面，虽是平民的午餐，但它是另一个平民的康健换来的”。他像许多人一样，只看到了老沈这样的城市贫民表面上有着一份谋生职业和一笔相对可观的收入，却看不到这份收入并不仅仅养活他一个人，而是需要养活一个家庭，这笔可观的收入平均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头上，就会捉襟见肘；更没有看到的是，在当时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下，底层劳动平民，获得这样一笔养家活口的收入，所付出的劳动有多么艰辛，以至于每一块铜板，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谓“贫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是劳动付出与收入所得之间强烈的不对等。
无限感慨的陶行知写了一首诗，记述自己与摊贩老沈间这段寻常而又不寻常的经历：
“新爱伦门前面一碗，
花了一十四个小铜板。
摊贩名字叫老沈，
自做伙计与老板。
每月可赚三十元，
教师不如摆面摊。
那知他说：‘苦来些，
一夜只睡三点钟；
若要多睡一刻儿，
儿女冻饿谁做东？’
将他从头望到底，
一株枯树立秋风。
面儿代价我知了，
不是紫铜是血红！”
当陶行知想把这首诗送给老沈时，却发现他已是不知去向了。
陶行知手书。
“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改变中国民众贫穷的面貌，在陶行知看来，加强国民教育，尤其是改善平民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教育不仅仅让人获得知识，更能让一位劳动者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让人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国之民所应有的职责与权利。早在1914年陶行知就读金陵大学时，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以教育改造社会的理念：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
平民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陶行知当时负责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有他自己的观察、体会和思考，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他受过西方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的正规训练，但是他具有原创性的想法还是来自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实践。
1924年春，他与后来一起创办晓庄学校的赵叔愚教授参观了南京郊外的燕子矶国民学校，感想很多，认为这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学校，写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一个用钱少的活学校》。一所国民学校的使命，在陶行知看来，不仅是教书教知识，而且要改造周边的小环境。他对乡村教育社会使命的理解非常微观，目标“细小”，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那里的一所小学校长和教员，扮演的角色类似村长助理或者村长秘书，有点像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成型的现代西方乡村教育体系。首先，他对燕子矶校长丁超先生的评价是：“他有事实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实。他事事以身作则。他是教员的领袖，学生的领袖，渐渐要成为社会的领袖。”校长手里时常拿着钉锤和扫帚，时时修缮，打扫卫生，鼓励师生们自己动手改善学校环境。譬如学校建在关帝庙里，丁校长就带领学生洗刷神像，把杂乱散放的一些神像搬到隔壁的庙里，清理出一个光明整洁的教室。
晓庄学校时期的陶行知。
关键的环节是，丁校长还带领学生们改进学校周边和村庄整体的环境，不仅在学校附近种树，还在周围的山上种树，清理村庄山坡上的垃圾，“村民一面倒，他就一面扫。村民倒一回，他就扫一回。后来邻居渐渐出来责备倒垃圾的人，燕子矶从此就清洁了”。这个学校是务实和节约的，没有门房和杂役，卫生和泡茶都是师生分担，经费也得到节省，可以用在更加重要的地方。务实和体贴村民的态度也帮学校争取到当地士绅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陶行知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乡村小学教师的夫妻配合。他认为丁校长能够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他夫人的帮助，而且同样作为教师的夫人还帮助学校更多地招收和更好地教育女学生，推进村庄的社会改进：“她在这里服务带一半义务性质。他们所组织的俭朴家庭同时是乡村家庭的模范”。他甚至建议说，“未来的乡村学校最好是夫妻合办。如果男师范生和女师范生结婚之后，共同担负一个小乡村的改造，也是人生一大快事，并是报国的要图”。
夫妻合办乡村小学的成功例子，陶行知起码在1924年写了一首有名的《村魂歌》，由赵元任先生谱曲，流传得很广。“村魂”这个表达说明了先生对乡村小学角色的理解并不限于教书和传授书本知识，而是带有社会改进的意义：
“男学生，女学生，结了婚，做先生。哪儿做先生？东村或西村。同去改旧村，同去造新村。旧村魂，新村魂，一对夫妻一个魂。”
后来因为晓庄学校一些学生结婚并共同创办工学团——晓庄学校模式的变通和推广，陶行知也写诗祝贺，其中写道：
“庙小活佛多，
事忙吃不消。
幸是双双到，
担子两人挑。”
电视剧《陶行知》（2011）剧照。
毕业于金陵大学和留学美国的陶行知是一位“洋学生”，却不迷信留洋。他觉得留学生治国，不小心的话容易脱离实际，就好比请乡下人吃西餐：“乡下佬，吃大菜，刀儿当做筷。我的妈呀！舌头去了一大块。”他的教育思想经常被称为“生活即教育”或者“社会即学校”，他为此做的理论表述并不总是清晰，但是他举出的例子反倒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与晓庄学校关系密切的南京和平门小学在村里有用水困难，所以打了一口水井，也请村民公用，却遭遇了两个困难。一是出水量不够，大家都来得很早，后来的打不上水；二是在取水时候争先恐后，发生争执甚至打起架来。于是学校和村民就开了大会来解决，并推举一位十几岁的小学生做主席。七嘴八舌之后，大家达成四条意见，立刻就得到执行，没有人违背：
“（一）水井每天休息十小时。自下午七时到上午五时，不去取水，违者罚洋一元充修井之用；
（二）每次取水，先到先取，后到后取，违者罚小洋陆角，充修井之用；
（三）推举刘君世厚为监察员，负执行处分之责；
（四）公推雷老先生为开井委员长，筹款加开一井。茶馆、豆腐店应多出款。富户劝其多出。于最短时期内由村民团结的力量将井开成。”
在陶行知对这一事件以及他多年教育实践的总结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乡村教育和社会改进纲领：学校是一个小单位，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基础上需要融入自己周边的环境，让师生了解人生和社会，走向民众，让民众走进学校，学校与民众打成一片，产生出“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生活即教育》，1930年；《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1932年）。
在晓庄学校停办之后的十几年里面，陶行知提倡和创办过工学团和育才学校，积极通过办教育支持艰苦的抗日战争，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但是晓庄学校以及以晓庄学校为典范的教育改进乡村社会的理想，始终是先生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核心和重心，可能也是我们今天，在加强基层治理的新时代社会建设事业中，以及在改变教育单纯是文化知识传授这一片面性的过程中，特别值得反思和借鉴的思路和做法。
在晓庄师范开办期间，陶行知在校园内张贴了许多他自己写的对联，其中最有名、流传最广、已经成为汉语经典的，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一生奋斗，经历种种磨难坎坷，受到人们的热情支持，也惹起争议，遭遇过冷眼和不公正待遇。但他从来都是乐观的，常常是笑容满面的，从来都有一个平民谦卑和真切的生活热情，所以他能取得成功，能够在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教育事业上留下永久的痕迹。1924年，陶行知写下了一首题为《新年饮》的打油诗，这或许正是他作为一位平民教育家，一位社会改革者心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既不高妙，也不玄虚，如此具体，而又如此赤诚。这是来自一个世纪前陶行知对他所挚爱的平民大众的祝福：
“三杯绍兴酒，
一碗红烧肉，
吃到肚子里，
同享无量福。”
作者 | 彭小瑜
编辑 | 李夏恩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对 | 王心
我的草原我的家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夕阳正西下，将温柔的余晖撒向若尔盖大草原。尕让交走出定居房，抬头看看天，自言自语：“时间到了，牦牛该回家啰!”在夏季，每天下午5点，尕让交准时去牧场把牛群赶回家。他向正在草料间备料的妻子挥挥手，策马一溜远去。
若尔盖草原挺起辽阔的胸膛，舒缓的绿草地连着天边。瞧那黄河九曲第一湾，斗折蛇行，在翠绿的底色中静谧蜿蜒。水面上，仿佛有数不尽的小精灵飘然降落，它们身披金甲，烁烁跃动。
尕让交催马疾驰。一路上，微风抚绿草，草浪一波一波，向他迎面扑来。艳丽的小花，点缀在绿浪间。
不多一会，黑压压的一群牛，在尕让交的吆喝声中，鱼贯进入围栏。
我这是第三次来若尔盖县，前两次是在六七年前，那时穿行若尔盖草原，看见一片片裸露的红土，有如美玉上斑驳的瑕疵，给我心里留下了一片片创痛。而今一路走来，不胜惊讶，裸露的红土消失了，整个大草原，简直就是一块温润无瑕的碧玉，向着远天铺展。
若尔盖大草原是黄河、长江两大河流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是黄河流经四川唯一的地方。若尔盖县是四川省重要的草食畜牧业基地，有天然草地1200多万亩。保护草原、保护湿地刻不容缓。2019年，县里全力推行“三结合”顺势养殖法，闯出一条全新的畜牧养殖之路。尕让交是若尔盖县唐克镇索格藏村村民，是当年确定的“三结合”养殖示范户。
50出头的尕让交，黝黑的肤色，一副壮实的身板，看上去满身活力。提起这两年县里实施的“三结合”养殖法，他那浓眉下的大眼就闪着亮光，大拇指竖得老高，说：“哦呀，这件事整得好，整到我们心坎上去了嘛!”
我问尕让交，有哪三结合？他回答：“放牧 补饲 圈养”。他说，有一天，县科农局干部进村来，跟他聊，现在我们靠天吃饭，靠天养牛，这不是个办法，以后牲畜不能养那么多了，要减下来，养的头数减少了，但收入要增加。县里准备推广“三结合”顺势养殖集成技术。比如放牛，每天要根据牧场牧草的生长情况，控制在6到8小时。
尕让交听了低头不语。他从小就放牧，跟着牦牛群长大。过去都是把牛群赶到草地，牦牛遍地跑，自由得很，不用去管。放牧大半辈子，都这么过来的呀!
“过去无节制放牧要不得哟，现在这叫‘适量放牧’”，干部们耐着性子，讲得苦口婆心。尕让交终于听明白了，他拍了拍胸脯：“你说咋干就咋干。”不久，尕让交被纳入第一批示范户。
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牦牛赶回家，已是尕让交近两年的习惯。“到点了不去赶，心里就有点慌。”尕让交呵呵笑起来。
这是尕让交的家庭牧场。跟着他走进距他家住房不远的草料库房，他妻子东丑正在为牦牛准备明天的饲草，“现在天气不冷，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准备”，尕让交说，添加的牦牛饲料主要成分是玉米、小麦、微量元素。“以往全天然放牧，牛羊摄入牧草中的营养不均衡，导致生长缓慢，出栏周期长。科学补饲，添加了牛羊生长必需的营养调理品，有助牛羊健康生长，缩短饲养周期。”
随后，尕让交带我看了“三结合”养殖的最后一个环节——圈养。
圈养设施分为两个部分，一处是暖棚，能避风雨严寒，另一处是围栏，就在露天草地上。尕让交说，圈养好处多多，牦牛关在圈里，能减少运动量、减少能量损失、减少对草地的践踏。过去，草原上的牲畜“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现象很普遍，牧民很头疼。现在好了，春天有备料，牲畜待在圈里，不会被饿死、冻死了，四季补饲料，牲畜长得膘肥体壮。
圈养场地是一个集成体，有可移动棚圈、多功能生态可移动巷道圈、饲槽、打贮草基地、住房库房、水电设备等，实现生产、生活、娱乐配套。
尕让交说，过去修围栏，柱子全都用水泥桩，每埋一个桩，就得挖开一个窝，绿草被毁，泥土裸露，会破坏生态。现在围栏全部是移动式，可组装，可拆卸，全部用螺钉螺帽固定，不伤草坪，方便拆卸，运输也简便。过去建房子、修牛圈，是将挖出的草坪垒起来筑成墙。建一幢房，要挖掉几十亩草地。现在建筑物普遍是钢结构加纤维板，不再“就地取材”。尕让交十分感慨：“我们当牧民的，就要珍惜好每一根草!”
他家的圈养场地有2500平方米，每隔两年换一个地方。对旧围栏场的草地，尕让交想了个好办法来修复。秋天，他把燕麦草种子均匀撒下，专门留下一部分小牛犊，赶着它们满场子转，草籽被浅浅地踩埋在地里。第二年春天，小草发芽，跃跃生长。顺着尕让交手指的方向看去，不远处的一块草地，小草青青，“明年就会实现满覆盖，与大草地没有两样，”尕让交高兴地说，“草原是我的家，我们应该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草原。”
尕让交掰起指头算了一笔账：他家有草场1200亩，用于“三结合”顺势养殖集成技术的牧场400亩，2020年养殖牦牛87头，饲喂周期118天，当年全部出栏，平均日增重920克，实现效益21万元。尕让交说：“饲养1头牦牛，过去需要25亩草场，现在不到10亩，出栏时间还缩短了将近一半。”
据悉，截至2021年1月，若尔盖县已建成“三结合”顺势养殖集成技术示范牧场142个。
绿草茵茵，流水潺潺，鸟翔蓝天。尕让交向我挥手告别，眼前，一幅壮美画卷正在若尔盖县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