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把戏弄伪和尚(伪和尚李义将:办公司拍电影,开直播考公务员,这个住持能折腾…)
小把戏弄伪和尚文章列表:
- 1、伪和尚李义将:办公司拍电影,开直播考公务员,这个住持能折腾…
- 2、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
- 3、尼姑实名举报和尚威逼利诱,欲发生不正当关系
- 4、鲁智深为什么外号天孤星,其实是因为在梁山众人皆醉他独醒
- 5、神佛与恶魔 武则天的双面统治2
伪和尚李义将:办公司拍电影,开直播考公务员,这个住持能折腾…
南京的‘玄奘寺事件’,彻底地将‘寺庙住持’这一高薪职业曝光在大众面前了,他们除了日常的门票收入和香客捐赠外,还有开公司办实业,主持开光仪式,供奉牌位,直播带货等多种敛财手段。当然,绝大多数的出家人都是安于念佛吃斋的,像这次玄奘寺住持李义将则是另类…
李义将,现年54岁,安徽颖上人,和释永信是老乡,中文网名传真法师。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高中毕业在家务农一年多以后,为了寻找出路,19岁的李义将在南京栖霞寺出家做了和尚,法号正宏,从此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当和尚之初的他还是力求上进的,考上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尚考大学’,李义将也算是改革开放第一人了。在校期间,他研修历史和中文,又在栖霞山佛学院苦修佛学,还真的学有所成,得到了师傅辉坚法师的赏识,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就这样,颇有‘慧根’的李义将后来就混成了玄奘寺的主持,以‘传真法师’的名义对外活动,除了玄奘寺以外,他还是溧水无想寺、泗阳天后宫、江都万福祥林三座寺庙的住持,这人一成名啊,头衔就多了。为了哗众取宠,2005年时,传真法师还报考过南京市的公务员,虽然最终是闹剧但也名噪一时。再以后,有些商业头脸的传真法师就开始涉足商界了…
他的名下关联过6家公司,现存续的还有4家:南京慈愿养老服务公司、南京真爱圣地国际旅游公司、南京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安徽颖上县大河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涉及慈善、旅游文化和民生等方方面面,虽然实际运营情况还不明,但自2006年以后,传真法师就有了三部手机来专门处理公司业务,可见其繁忙程度…
都说和尚是‘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但传真法师似乎对尘世有一种偏激的‘执念’。2005年和2017年,他还出资拍摄了两部反映爱国僧人们抗日救国的影片,即《栖霞寺1937》和《三藏塔1942》,轰动一时。你很难想象,一个对历史年份如此记忆深刻的寺庙住持,又是南京大学的历史高材生,他会不知道,松井石根和谷寿夫们是谁,真是莫大的讽刺啊!唯一的解释就是钱,是的,传真法师已经掉进钱眼里了。为了钱,没有了底线和廉耻,甚至,没有了民族的尊严…
这几年,直播带货行业风生水起,传真法师也没闲着。他为卖汽车站过台,多次直播呼吁粉丝们购买产品。当有电视台来采访时,他更是直言出场费是多少;不仅如此,他还被游客投诉过高价卖字画骗钱,而这几年,玄奘寺更是先后陷入过借贷纠纷打过官司,又曾虚报过三千万维修费用等等,这一桩桩,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传真法师还有自已的公众号,粉丝近四万,他经常在上面晒日常,更多的是带货。甚至,为了区区几两碎银,传真法师还公然为美容广告站台,硬是把自已肥头大耳圆嘟嘟的肉肉形象,说成了‘漂亮’,并要大家多办美容卡。和尚美容,估计这是连韩国人都没有想到的吧…
或许,传真法师可能是想向他那位少林寺的老乡兼同行多多学习,然而一旦参与了过多的名利心理,事情就变质了。回想他最早的初心,只是想做一名记者,见识大千世界。可惜再也回不去了,等待他的,或许会是人们的审判…
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
《一嚼两千年》,曹雨著,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2年6月版
中国食用槟榔的习俗是怎么来的?
现在中国最常接触到的槟榔是湖南式的,这些包装好的槟榔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槟榔成熟果子的颜色和《一嚼两千年》这本书的封面颜色比较接近,嚼出来的汁液也是这个颜色。但实际上,这种类型的槟榔的流行在中国是非常晚近的。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嚼两千年》,中国人吃槟榔吃了有两千年的时间。传统上吃的是青色的槟榔,这才是最传统的吃槟榔的方法。而这种原本的食用方法曾经广泛流行于整个广东、海南、福建这些比较靠近热带的沿海地区。
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一幅描绘中国人吃槟榔的比较写实的画像,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William Alexander画师画下来的,当时这个画像是没有写地点的,但是从他的行程来看,最有可能画下来的地方是在澳门,他很有可能是在澳门看到了当时做槟榔的这么一个情境,然后把它画了下来,这里有蒌叶,这边有一个石灰盒子,这边是已经包好的槟榔,这个时候看到的槟榔的样子就跟台湾看到的包叶槟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时广东是流行这样吃槟榔的。
William Alexander描绘的中国人吃槟榔的画像。
但是大家如果最近有去广东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广东人早就已经不这样吃槟榔了,这个习俗对于广东人来讲都是非常陌生的了,因为它已经消失了至少一百年的时间,以至于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嚼槟榔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而在其他地方它还会被认为是一种社会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在广东已经没有嚼槟榔的习惯了,意味着一个传统民俗彻底的褪去。
广东食用槟榔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世界上所有吃槟榔的人,嚼槟榔的习俗的起源都是南岛语系族群。南岛语系族群对于华北或者北方的人来讲可能还是蛮陌生的概念,如果我们了解中国的语言构成通常我们会说汉藏语系,汉族、彝族这些都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还有一个很典型的语族就是侗台语族,侗族、壮族、傣族都讲侗台语族的语言,是在中南半岛活跃的;还有一个苗瑶语族,有时候也叫它中南语系,这个语系的族群活跃在中南半岛。接下来中国北方还有阿尔泰语系,有这么几大语系。
南岛语系族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这个族群的起源地,一般来讲学术界广泛认为它是来自我国的台湾岛,台湾开始源起以后向整个太平洋群岛和东南亚的这些岛屿上面进发,这个族群是遍布在海洋上的,以航海技术作为他们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还有一些奇怪的民俗,比如中国古籍里面记载的“雕题黑齿”,一般就是指南岛语系族群的后裔。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古籍的时候会发现有个问题,它里面会写到很多对南方民族混淆的称呼,它可能会把瓯越、越裳、骆越都认为是百越,不加以细致区别,但实际上在中国长江以南的这些原生民族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们可能是属于不同的语系。比如有些是来自侗台语系的,有些是来自南岛语系的,这些民族都是生活在华南大地上的。随着汉族逐渐向南拓展,这些民族有一部分融入了汉族,有一部分永远离开了华南,迁徙到中南半岛上面去了,所以南岛语系族群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南岛语系族群了,但是曾经它是在中国沿海有定居地的。
南岛语系族群是目前被发现的第一个食用槟榔的族群,最早的遗址是在巴拉望岛上,这个岛上有个都扬洞穴,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嚼槟榔的痕迹,大概距今五千年前的嚼槟榔的人的牙齿的痕迹,必须是由槟榔和石灰混合以后产生的痕迹,所以最早的食用槟榔的痕迹发生在巴拉望岛。
之后的记录也可以在马来半岛或者在菲律宾群岛或者越南南部可以发现这些嚼槟榔的痕迹。但是很遗憾在华南并没有出土这样的东西。如果按照严格的考古学的判定方法,我们不能印证说嚼槟榔的习俗就在汉人到达华南以前就真正存在过,但是文献上能够支持汉人到达华南以后发现槟榔那么一个说法,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证据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明确的考古学的证据,但是我们可以间接推断出来,华南是存在嚼槟榔的南岛语族的部落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实在的证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嚼槟榔的习俗随着南岛语系族群的扩散,扩散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以外还影响了它北方的两个邻居,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华。印度受到这个影响以后,几乎在整个南亚次大陆上都产生了嚼槟榔的习惯,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宗教仪式当中的一部分,流传下来,所以在印度嚼槟榔是个很普遍的事情,到现在也是,印度人嚼槟榔跟南岛语系族群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印度人嚼槟榔的方法是把槟榔切得非常碎,裹在蒌叶里面,也是会加石灰,但是他们还会加烟草、加糖,会加其他的香料,是非常混合的嚼法。在中国嚼槟榔的习惯,长期以来在岭南是保持着跟南岛语系族群一致的嚼法,就是青叶青裹的状态。
槟榔的药用用途
如果说到中国人对槟榔的记载,第一个记载槟榔的人是杨孚,杨孚本身就是广州人,当然广州这个名称出现既早又晚,它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交州广州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时的广州是泛指广东广西的所有地方。现在的广州市的出现是在民国初年重新定义的,所以现在的广州跟以前的广州所指的范围不一样。杨孚井这个位置是在广州的下渡村,这个村落现在已经位于市区里面了,长期以来它是处于城外的一个郊区的位置。在杨孚井这里,其实这个杨孚井也是有问题的,它是后来推断的,可能是杨孚家后花园的井。但是由于这个村的位置,数千年来是没有变更过的,所以这个推断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杨孚是第一个记录了槟榔的人。
可以想象一下,当东汉的杨孚详细记录槟榔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信息就是杨孚是一个汉人,他是一个在南越的汉人,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汉王朝为了征伐南越而派下的一个军官的后代,大概是这样一个征服者的地位出现在南越的土地上,他就详细记录了槟榔的食用方法。比他更早的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也记录了槟榔,但是他的槟榔只有一句话,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实地见过或者能够直接传递信息的一个东西,他在《上林赋》里说了一句话“仁频并闾”,仁频就是槟榔,并闾就是棕榈树。他这里说的“仁频”实际上是Jambi的音译,在马来语里面Jambi是指槟榔,Pinang也是指槟榔,两个说法在马来语和印尼语里面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看到印尼是有一个叫作占碑省的地方,占碑就是Jambi的意思。像丹戎槟榔也是印尼的一个地方,马来西亚还有槟榔屿,槟榔屿是很有名的地方,因为它跟辛亥革命有密切的关联,发动三·二九广州起义的时候,指挥部就在槟榔屿。
我们看这些名字命名就可以看到南岛语系族群对于槟榔是有一个想象的,就好像西方文字对于橡树的想象,西方文学里面经常会出现“橡树骑士”或者“橡叶骑士”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橡树是代表一个骑士高贵的品格的,所以在西方的文化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地名。中国传统也有类似的一些,像河南的柘城,柘在古代就是一个挺受尊敬的一种植物,所以把这个柘经常用作地名,还有很多小地方是跟柘有关。槟榔在南岛语系族群里面有同样的意义,他认为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值得描述的植物,就像中国人说的竹子、莲花,或者中国印象当中的梅花之类的一个比较正面的植物的形象,在南岛语系族群的印象当中是有这么一个印象的。
传到了汉民族的视野以后,杨孚是第一个记载它的人,他是这样说的,“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柱。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瘣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就描述槟榔的样貌,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说“饮啖设为口实”,就说当时岭南人嚼食的方法,加上解释,把牡蛎灰加入槟榔当中同嚼能让人产生欣快的感觉,俗曰:“槟榔扶留,可以忘忧”。后来本草纲目也是沿用了这句话“槟榔扶留,可以忘忧”,所以是对槟榔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从杨孚开始,他特别写成了这本《异物志》,把岭南的各种物产介绍到中原去,是中原人第一次知道了岭南有如此多的物产,可能会有很重要的药用价值或者食用的价值。
槟榔在杨孚把它介绍到华夏文明、中原文明之后,就产生了槟榔的第一个用途,因为槟榔是一个岭南人经常嚼的东西,而当时的中原人对岭南人的印象是多瘴气,所以他当时认为岭南人之所以在岭南而不会生疾病,是因为他们嚼了槟榔,而槟榔可以祛瘴气,具有了这么一个想象,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槟榔被赋予了洗瘴丹的别名,他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去除南方的瘴气。瘴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大家如果现在去想的话,现在如果一个北京人要去广东的话,大概不会把瘴气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我可能到广东会中瘴气,应该不会想这个事情的。其实不仅是现在不会想,从明朝开始就不太会有人想这个事情了。
但是如果你放在两汉或者魏晋时期,当时的人对于发配岭南还是非常恐惧的,认为如果我到了岭南的话一定活不长,一定活不下来,我一定会中瘴气,我一定会死掉。昨天我在北京我也感受到一种,恍然有一种走在广州街头的感觉,北京也变得很湿了,有点岭南的感觉。总之在那个时代,至少是在宋代以前,基本上岭南是一个被人畏惧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关于瘴气的想象,认为到了岭南一定会有瘴气,《三国演义》那个书里面写了特别多关于云南的瘴气的想象,总之南方是有瘴气的,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想象。
但是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了呢?尤其南宋以后基本上对岭南的瘴气就没有太多的描述了,主要是因为岭南的生活条件变得比较好,大家愿意去了,瘴不瘴气其实是个借口。我要是不想去它就有瘴气,我要想去它就没有什么瘴气。生活条件变好了以后,以至于到了明朝的时候,岭南已经变成了一个商贾云集,沃野千里的地方,那时候是抢着去,那些当官的一想到能够去岭南刮刮地皮还是很开心的,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畏惧瘴气这个事了。在两汉之际,瘴气还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所以槟榔已进入中国人的文化视野,马上就被赋予了一个洗瘴丹的想象。槟榔也成为了一个下一切气的首选用药,就是指所有的恶气、呕气,觉得气不顺的情况都可以使用槟榔来调节,所以槟榔当时在四大南药之中作为首选用药,所以当时对槟榔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不过也不要认为槟榔是个便宜的东西,药在古代的价格是很高的。
槟榔入药的形态一般是这个样子,槟榔心切片以后的圆柱的状态,可以看到它的纹路很漂亮。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一些木料或者一些东西比较好会说它有槟榔纹就从这里来的,因为它的纹路很好。
对于槟榔入药以后的记录最早是由张仲景开始,张仲景当时在他的药方中就明确地写了好几味关于下胃气,下呕气,消食的药用到槟榔,从他开始以后,葛洪和陶弘景都有描述槟榔的使用,对槟榔经过魏晋以后的确认,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普遍下气的用药,它的中医药的地位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以至于到了东晋以后,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药品。
槟榔与佛教
我们说到汉人南迁对于槟榔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槟榔的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它对于槟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核心就在于统治重心的南移。在两汉时期关于槟榔的记载,一般来讲出现在《异物志》里或者出现在一些医书或者药书,那么在两汉之后槟榔开始普遍出现在中文的文献里面,最核心的要点就在于中国的统治的重心从原来的洛阳转向了建康,当他把首都搬迁到南京以后,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整个的文化和士人集团都向南迁移以后,它对于槟榔的认知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加强了对于槟榔的了解,因为建康离南方近了很多。原来统治的边陲,比如说汉代,汉代那时候把交广二州的首府是放在这个位置,广西梧州和广东封开之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一个没有什么屏蔽的地方,基本上是西江中游很多山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不适合作为都城或者作为大的城邑发展的。
广州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大的城邑发展的地方,都是平地,它能够统辖整个珠三角的肥沃平原。在南越国的时候,广州的市区一直都是作为城邑而存在的,但是到汉代的时候他把这个城邑毁掉了,迁到封开去,意思就是稳定胜于发展,对于汉朝来讲,岭南不重要,所以我需要把你的城邑放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要限制你的发展。那么到了东晋,尤其是在东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东吴并不统治北方的已开发的地区,所以南方对他来讲很重要,他很重视开发广州。这个时候当时的孙吴政权就把原来在封开的交广二州的首府搬到广州去了,把广州重新建立了起来,这个时候他认为岭南对他来讲很重要。
到了东晋的时候,岭南对东晋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它把北方所有的腹地都丢光了,这时候广州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他需要加强对这里的统治,不断派遣得力的官员,不断把岭南的物产开发出来,能够为其所用。所以当华夏统治重心南移的时候,槟榔作为文献当中记载出现的东西就变得特别重要。
大家很正常会产生这样的想象,比如说在北京,北京文化资源也是很多的,以至于我作为一个广州的文化人我都经常想着我要搬到北京去住,因为北京实在是聚集了太多的资源,靠近统治重心是文化人天然的属性。建康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的首都在建康的时候,文化人都会跑到建康附近去住,这样你对南方物产的记录和描写自然会多起来。对于南方的记载又进一步变得比较少,所以就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对槟榔描述最多的一个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丧乱的前提之下,感受那个时代独特的精神状态,南迁的汉人对于北方一片丧乱这种感觉。大家如果知道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的话,会讲到洛阳的白马寺,这是第一个中国的佛教寺庙。虽然在东汉的时候,佛教就已经传到了中国,但是它真正兴起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在南北两方,大家知道南北双方都进入大混乱的背景下,佛教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而且双方统治者都非常需要佛教来巩固他不正统的政权的地位。如果相对于之前的政权来讲,比如说汉代,汉代是一个正统性非常高的政权,它对于宗教的依赖是比较弱的。但是南北朝无论到了哪边,无论是北魏还是萧梁,他们都是属于伪政权,因为自从宋武帝刘裕篡位之后,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很大质疑,这个时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佛教又再一次加强了槟榔的印象。
我们现在看佛教的历史,前一段的时候看到了南岛语系族群对印度人的影响那一段,印度人嚼槟榔非常早,在佛教诞生以前印度人就有普遍嚼槟榔的习惯,但中国人没有,中国人没有主要是因为气候条件所致,印度是适宜种植槟榔,南亚西大陆的南端都是适宜种植槟榔,所以他们可以种出来,但是中国是不适宜种植槟榔的,到现在为止只有海南和台湾是可以出产槟榔的,其他地方是不宜种植的,就比如说广东的南部甚至是很热的地方都不适合种植槟榔,因为冬天仍然会受到寒潮的影响,槟榔树一旦受到寒潮影响之后结的籽就非常小,结小籽之后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商业价值,商业价值会大为降低。所以在印度,这个东西在佛教诞生以前就深深嵌入了印度文化当中,所以当佛教诞生以后它已经很自然地成为一种佛教的供养品,其中“五树六花”的规定就包括了菩提树、高榕、贝叶棕、槟榔和糖棕。菩提就不用说了,菩提是智慧的化身,高榕一般来讲是一种观赏性很强的植物,贝叶棕的那个贝叶就是用来写《贝叶经》的,还有我们见过的藏传的经文就是用贝叶写出来的,它是用来晒干以后书写经文用的。槟榔是作为佛教僧侣的香口物和提神物的,当时在印度的时候槟榔主要的作用就是在这两方面。一方面是香口,你不可能用你污秽的口气去冲撞佛祖,所以你需要槟榔来香口。另外就是你需要用槟榔来提神,佛教僧侣在打坐和冥想的时候其实是蛮容易睡着的,如果有槟榔就会好一些。糖棕就是用来生产一种褐色糖的东西,也是当时作为寺庙的一个很重要的供养品,所以这些东西是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教所说的五树六花的规定。
这个规定到了汉传佛教以后好像不是很保留这个东西,因为“五树六花”里面全部都是热带作物,汉地应该不太可能种得活这些东西。槟榔就不用说了,菩提和高榕还勉强可以,贝叶、槟榔和糖棕是不可能成活的。荷花还能成活,文书兰、黄姜花、鸡蛋花、缅桂花和地涌金莲,这应该都是种不活的,如果在华北的话应该是种不活的,南方会好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完全把五树六花都给齐集。“五树六花”我见到的最齐的是在泰国,泰国一般它的佛教就保持了传统佛教要求的“五树六花”,泰国的僧侣至今也是保持嚼槟榔的传统,泰国佛前的供奉,这个就是槟榔。佛前供奉是必备槟榔的,在南传佛教当中。
当这个佛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兴的时候,中国人也突然发现槟榔,中国人一直把槟榔当成一种药来用的,东汉以来一直把槟榔作为一种去瘴丹来使用的,突然发现佛教里面也用到了槟榔,这时候槟榔的地位一下就上来了,我供佛也要用到这个东西,所以槟榔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作为赏赐品,赏赐给僧人或者寺庙。槟榔那个时候的价格非常高的,在古代一个远距离运输的商品,它的价格都会变得很贵。我们现在在北京吃个荔枝还觉得蛮平常的,但是我小时候在北京看到荔枝已经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了,更不要说是在南朝的时候了,这是非常昂贵的食品。
我们后来能够找到的关于汉人使用槟榔作为一种信仰象征的标志,最明确的例证就是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的壁画墓,他的墓前是有两盘槟榔的。明确地把槟榔供奉在墓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发现,你有这个证据就是铁证了,有两盘槟榔明确地摆在那里,就说明它对于佛教的强烈的信仰,因为张文藻墓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墓葬,他是使用的西天荼毗礼的一个葬法,把人烧成灰以后扎在一个木偶里面然后埋下去,那是一个西天荼毗礼的葬法,非常强烈的佛教信仰的标志。它后面这个经文全部都是佛教的经文,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佛教信仰的体现,这里面所有的贡品里面没有出现肉食。
正如之前南朝萧嶷的遗嘱里面也是这样强调的,在萧嶷嘱咐家人在他死之后不能给他供奉屠宰的三牲。大家知道按照儒家的传统,一个亲王去世的时候至少要用到少牢的规格,所以是需要屠宰牲畜的。但是在他的要求当中是不允许出现这个的,他要求用槟榔和肉干和酒来供奉,肉干属于三净肉了,在部分佛教概念当中,因为当时戒断酒肉制还没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在那个时代,槟榔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佛教的,而且可以用来取代传统的儒家的礼仪的,因为儒家是非常强调祭祀的,当时就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用槟榔来代替。
张文藻墓中,最右侧的两个贡碟盛放着槟榔。
但是我认为即使在张文藻的墓里面发现了槟榔,也不能认为在辽的时代,在北方就有广泛吃槟榔的可能性,因为我始终认为在北方槟榔是作为一种非常昂贵的东西,或者说只跟佛教信仰搭配的东西出现,它可能没有那么广泛地流行,可能少部分的贵族会享用,但是不可能出现大量的流行,它毕竟是个高价物。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墓葬里面发现的东西是个常态,但是墓葬里面发现东西其实是个变态,比如我们经常会发现大量的青铜器,我们考察一些比较重要的遗址会发现青铜器,但是古人吃饭真的是拿青铜器吃的吗?不可能的,古人吃饭是拿陶器吃的,只是那些陶器没有保存下来,它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
墓葬里面也是这样,墓葬里面陈设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陈设,是会有一些改变的,因为它是墓葬,有一个特殊的用途的,寄托着另外一些想法,它跟日常用途是不一样的。当然墓葬已经是非常好的实物证据了,相对于其他的陈设来说。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只能通过设想一千年以后的人如果要恢复一个我们现在的场景的话,而通过一个墓葬的场景来恢复我们现在的生活场景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有时候恢复生活场景就是用墓葬的方式来恢复的。如果要一个穿越了的古人来看的话会觉得是一件很阴森恐怖的事情。
槟榔如何成为情爱关系的象征?
到了南朝以后,我们刚才讲的两种用途,一个是槟榔的药用用途,是从它物体的本身特性来出发的。另外一个是佛教的用途,直接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被中华文化所借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说的四种对槟榔当中的想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叫作“调直亭亭,千百若一”的想象,这个想象使得槟榔多次出现在贬谪诗里面。就是当一个中原的文人或者一个士大夫被贬到南方的时候,他通常都会写到槟榔,而且会一再强调自己的心跟槟榔一样,无限的向往,对朝廷有一个忠诚度在这里,他这一段写的,“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斜,调直亭亭,千百若一”,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是体现了槟榔作为一种物,它被颂扬的一种状态,它被汉人赋予了一个文化上的想象,它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植物,这种文化想象就开始出现了,而这种想象是汉文化叠加给槟榔的第一次想象。
当然这种想象很快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想象,对伴侣的忠贞不贰。因为这种东西一般指的是对皇上,虽然我被发配到了岭南,我见到了槟榔我就把它写下来,以表达我对朝廷的心是没有变的,我还是心向皇上,心向朝廷。但是到了民间以后,毕竟做官的机会不是人人有,但是情爱的关系应该是人人都有,所以到了民间以后,它这种形象就变成了一种忠贞不贰的相生相需的形象,就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就变成了民间的定情信物。
槟榔长期以来保持一种情爱关系的象征,比如说在印度的神话里经常有关于槟榔和定情物的关系,很自然的槟榔会作为一种定情物,因为它有“调直亭亭,千百若一,上不倾,下不斜”,反正就是一个很正面的情爱的形象,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它一直是有这样的含义的。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含义的,比如说在广东、越南,现在越南的婚礼也是有的,广西的婚礼当中槟榔都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要互相交换的。槟榔在岭南婚礼中是非常正式的交换物,它是体现正式关系的,而不是体现偷情关系的。
但是在北方的文献记录当中体现了一个偷情的关系,比如说红楼梦中的贾琏跟尤二姐讨槟榔,这体现的是一个非正式关系,它也是男女关系,但它是一个非正式男女关系。但岭南是一个很正式的男女关系,它体现的是叫“奉槟榔、担槟榔、酬槟榔、槟榔歌”,它是有一套仪式跟它相伴随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槟榔在岭南没有任何的负面的偷情的意思。但是离开岭南之后就产生了这个意思,这是为什么呢?你想它情爱的意思没有变,但是因为它在北方不是一个那么常见的东西,所以它被赋予了一个更加非正式关系的含义。所以就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这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画的一个“此中国卖槟榔之图也,其人用笼内装安南海南槟榔,沿巷售卖,每枚用剪夹碎数瓣,买去零星食之”,这是对当时民国初年卖槟榔的记载。其实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在湖南的街头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卖槟榔的摊贩,当然已经不是用这种担担,一般是用小推车来行进的。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包装槟榔的状态是从90年代以后才开始大规模流行起来,它真正的盛行是2000年之后随着电视媒体的推广在全国开始流行,也是在特定的职业当中,比如说火车司机还有电竞行业从业者,它有特别的职业偏好。
在台湾的槟榔有一个别的含义,是槟榔西施,这是在台湾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台湾一直是可以出产槟榔的,中国唯二的槟榔产地一个是海南一个是台湾,海南槟榔和台湾槟榔的源头还不太一样,台湾本土的少数民族是有采槟榔的习惯的,但是台湾的槟榔西施是另外一种风俗,两个源头有蛮大的差异,在书里面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在清代以后,清末的大变局当中,广府地区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吃槟榔的领地,现在只有零星的文化的遗存,大陆地区在二十世纪以后只剩下湘潭,只有湘潭地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吃槟榔的习俗。但是对于槟榔的记载当中广州人是写得最多的,广州在历史上吃了很长时间的槟榔,而且广州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地带,这个地方记载了槟榔的历史,包括杨孚的《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沙门义净,他是个僧人,他曾经在海外施粥传法,在印尼、马来西亚还有苏门答腊这些岛屿上面进行传法。沙门义净是个广州人,他从广州出发,试图把大乘佛教传到尚没有佛教的地方,干了一件非常勇敢的行为,但最后不是很有效果。但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笔记叫作《南海寄归内法传》,把他整个行程给写下来,他看到的东南亚的情况。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他是宋代时候的人,屈大均是晚明时候的人,赵古农是清朝时候的人,这些都是广东人。容媛和杨成志也都是广东人,写的《槟榔研究》,这是民国时期的,关于槟榔的记载最多的人还是广东人,这些人形成了一系列的槟榔记载,才有了我后来能够有充分的资源来写成这本书。当然我也是广州人,是继承了一个传统,冥冥之中的召唤让我把这本书给写了。
经过中国文人的不断加工以后,槟榔在中国文化的形象被进一步加固了。比如李白的《一斛槟榔》“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使用的这个典故。还有一个泪向槟榔,“泪向槟榔尽,身随鸿雁归”。还有庾信的《忽见槟榔》,“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由于这些文人对槟榔形象的渲染,使得槟榔在中国文化当中形成了更加强烈的文化印记的形象,使得槟榔变成了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标志物,就好像我们一般说到莲花就会想起《爱莲说》或者想到芙蓉,就会有一系列的文化想象,槟榔的文化想象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文化想象在里面的,由于南北朝文人不断渲染,给它创造典故。
嘉宾/曹雨
整理/李永博
校对/卢茜
尼姑实名举报和尚威逼利诱,欲发生不正当关系
一尼姑实名举报四川巴中佛教协会会长对其潜规则提出不正当要求,警方通报: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之中。
近日,一位尼姑发视频实名举报四川巴中佛教协会会长照圣法师对其潜规则提出不正当要求,对方步步挖坑,三番五次威逼利诱让其与他发生不正当关系,目前迫于压力她已从四川离开。
7月20日,四川省平昌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平昌公安 通报称,7月17日,该局接到网民马某梅(法号:释果殊)在抖音等网络媒体实名举报李某(法号:释照圣)对其骚扰、恐吓等情况后,赓即对该举报进行调查。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之中,一切以官方发布消息为准,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警方已经介入,那么一切结果,最终结果以警方公布为准。
和尚很多,有好有坏。有些则是假和尚,专门害人。
同样是在四川,2019年,一男子假冒僧人利用封建迷信进行违法犯罪,在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这名男子周某某,于2006年至2007年在浙江某寺庙出家,但未受戒,也未进行认定备案,后自行离开。2018年3月至8月期间,周某某在四川某市辖区内假冒“僧人”从事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活动,以“驱鬼”、“转运”、“封痣”等为由,多次强奸妇女、幼女,强制猥亵妇女、儿童多人。
其中,一被害女子在与母亲发生争执时,将被周某某强奸一事说了出来,才致使周某某案发。警方将周某某控制后,在其手机中发现多名妇女和儿童的不雅照片,并留存了他们的姓名。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周某某还对多名妇女和儿童多次实施强奸、猥亵,他利用基本相似的封建迷信话术,让被害人相信他是来驱除她们的“罪孽”的,并威胁受害人:“不要告诉家里人,否则要遭天谴,会被车撞死”。
法院认为,周某某利用封建迷信,违背妇女意志,强奸妇女,奸淫幼女,5人10次,其中奸淫幼女2人6次,属多人多次,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2人2次,其中强制猥亵未成年人1人,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3人7次,属多人多次,构成猥亵儿童罪;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周某某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规定,应当对其从严惩治,德阳中院依法判决如下:周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9年,台北省“地检署”曾受理一件尼姑告和尚强奸案。自称法号妙文的女尼,控告台北市慧日讲堂如虚法师与台中埔里中道学院真华法师,说两人涉嫌於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五年间,陆续强奸她及其他四、 五名女尼,同时还有女尼因而自杀。
妙文表示,如虚、真华两位法师於一九八七年到九五年间,伪称要查明她是否触犯佛教戒规,以及是否为“阴阳女” ,带她到房间宽衣检查,两人随後逼迫她囗交,并强奸她得逞。妙文说,如虚、真华两人怕事情爆发,除了指称这是她所造的业障所致,要她多看佛经才能突破业障外,最後还承诺 要送她房子,要她闭囗。
2004年,法名为“释印空”的和尚夜里却去寻欢作乐,在嫖娼中因“小姐”反抗,便将“小姐”从四楼打落。当年30岁的释印空,俗名为焦某某,本为农民,2001年10月到伊川县龙泉寺剃发为僧做保卫工作。2004年5月5日晚,释印空到伊川县城某酒店的一美容厅,通过该美容厅老板要了一个王姓“小姐”,将其带至该酒店四楼一房间。王某与其发生性关系后,便与焦在同一房间睡觉。5月6日凌晨2点多钟,释印空欲和王某再次发生性关系,王某不从,释印空用手掐住王某脖子,王某大声呼叫,并将其咬伤。释印空十分生气,拿起房间里的衣架朝王某打去,将其从该房间窗户打落楼下,致王某多处受伤。
来源:重案组档案
鲁智深为什么外号天孤星,其实是因为在梁山众人皆醉他独醒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很难想像,花和尚鲁智深在座次石碣上的星号竟然是“天孤星”,好像他是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悲观厌世的抑郁症患者,然而细思之下也并非全无道理,如果将“孤”字解为“独一无二”之意,其星号则颇有道理了。
喜欢《水浒》的人都知道,宋江是有父亲和兄弟的;武松有个哥哥;林冲曾经夫唱妇随,琴瑟和谐;就连流浪汉李逵还有个瞎眼的老妈妈呢(当然还有一个不孝的哥哥),而我们的鲁大师出场时却是个无父母,无兄弟,无妻、子的“三无人员”,五台山落发出家后,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断绝了尘根。
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描述 相比众兄弟,鲁智深的确是“孤”了点,而且很可能他是个自小父母双亡的“孤
正因为鲁智深深深懂得下层人民的痛苦,所以他几乎是梁山好汉中唯一一个好路见不平行侠仗义而又从不滥杀无辜的人。
宋江虽仗义疏财,扶贫济困,“及时雨”名满天下,但面对青州城外那些无故被杀的冤魂他能问心无愧吗?武松虽有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的光辉事迹,但他也曾残忍地杀死过同为被压迫者的丫鬟仆役和无辜道童;李逵则更是好事干的不少,坏事干的更多的杀人不眨眼的黑魔头;鲁智深最欣赏最喜欢的兄弟九纹龙史进虽然不滥杀无辜,然而也做过残酷的事情——打破东平府后,史进把告发他的李瑞兰(他的旧情人)一家全部杀死了。而鲁智深却能做到“不放过一个恶人,不错杀一个好人”,在尽可能少杀的前提下惩奸除恶,为民造福,真可谓“善莫大焉”!
鲁智深的身份在梁山好汉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鲁智深和武松都可算佛教人士,但二者又有明显不同。武松是个带发修行的头陀,而且是个冒牌的“赝品”,是那个被孙二娘搞死的倒霉头陀的替身,而鲁智深则是名山古寺出身的货真价实的僧人和尚,尽管他不是很遵守佛家的清规戒律。也许正是因为身份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所以鲁智深会有某种程度的孤独感,以至于当他在南征方腊的惨烈战争中遇到到同为和尚的“伪国师”邓元觉时,竟然幽默地发出了这样一声浩叹:原来南军也有这秃厮出来!
独一无二的还有他粗中有细的性格。
我们都知道鲁智深同志是粗中有细的典型,只有《三国》中的张飞可以与之媲美。其心思之“细”在“拳打镇关西”里有着淋漓尽致,恰到好处的表现——其一,他在放走金老父女之后,“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阻止店家前去报信,以保证金老二人的安全;其二,赶到郑家肉店时,他并不见面就是一顿胖揍,而是想办法先损耗郑屠的力气,然后再激怒他,具体说就是先让他切十斤瘦肉,十斤肥肉,而后再挑衅般的让他把十斤寸金软骨切成碎碎的,这时候,郑屠就像他预料地那样终于爆炸了,结果把自己的小命送了;其三,失手打死郑屠后,鲁智深(当时叫鲁达)并不仓惶逃掉,而是聪明地装糊涂,大声宣布对方诈死,而后大摇大摆,若无其事地走开。这等心思,这等气魄,非一般人所能为,令读者不由感叹“鲁提辖真神人也!”
鲁智深的粗心和他的细心一样令人瞠目,这可是有人证的,一个是史进,一个是李忠。
鲁智深在渭州时和李忠见过面,喝过酒,还找人家借过钱(当然最后嫌少没要),可是当二人在桃花村前再次相遇时,鲁智深根本没觉着对方耳熟面善,而李忠却听出了已经剃度为僧,变化颇大的鲁智深的声音。认不出李忠还情有可原,因为他对这个“小气鬼”不感冒,那么史进呢?史进是鲁智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可是当他们再次相遇时,粗心的鲁智深愣是认不出他的这个好兄弟,倒是史进先感觉到了已经出家的他声音耳熟。看来,史进他爹也没在李忠身上白花钱,史进起码学到了李忠“听”的功夫,哈哈!
鲁智深的另一独一无二之处貌似悲剧,实则喜剧。
这就是他生命结束的方式。
鲁智深应该是员福将,征方腊时没有沙场殒命,也没有身负重伤,而且还幸运地生擒了方腊,加速了战争的结束,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班师回朝时路经杭州,鲁智深对此地二见钟情(和方腊军打仗时来过此地),“心中欢喜”。于是,在这“江山秀丽,景物非常”之地,在一个“月白风清,水天共碧”之夜,听潮之后恍然大悟的鲁智深伴随着钱塘江上如雷声似战鼓的潮信,沐浴更衣,写颂焚香,悠然圆寂,天性腾空,立地成佛,留下了“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的千古绝唱。
一百单八将之中,熙熙攘攘的浮世众生之中,谁能像鲁智深一样走得如此洒脱,这般优美,宛如一首清新隽永的无韵诗,难怪大惠禅师赞颂他: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忆江南/文
神佛与恶魔 武则天的双面统治2
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像。认为该佛像是武曌真容的说法是1981年考古学者宫大中在《龙门石窟艺术》提出的一个假设。但从这尊佛像确实能看出武曌对佛教的热诚,以至于将自己打造成《大云经》中的天女转世。
唐写本《大云经》,武曌正是根据这本经书将自己神化为佛陀预言的净光天女转世的金轮圣王。
(上接B02版)
神佛
神圣的女主
让我们继续韦安道的故事。后土夫人在流涕离开时,请求韦氏夫妇让他们的儿子再送自己一程。看着这对情深的夫妻,公婆答应了她的请求。
故事就在这时发生了反转。韦安道跟随后土夫人回到了那座宫殿般的大城里。就在大殿上,后土夫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朝见仪式。直到此时,坐在妻子身旁小榻上的韦安道才知道妻子竟是这样一位地位至高无上的尊神。而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他目瞪口呆。
随着“大罗天女”的通报声响彻殿宇。韦安道惊讶地看到,走进大殿的竟是让人战栗的天后武曌。妻子微笑着对他说:“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让他躲在殿内的一间小房间里。韦安道看到这位不可一世的统治者竟对自己的妻子“拜于庭下,礼甚谨”。当后土夫人请她上殿叙话时,天后竟然“数四辞,然后登殿,再拜而坐”。
天后在神界的低三下四,与她在人间的威仪八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虑到后土夫人的真身正是中国道教至高尊神“四御”之中的后土皇地祇。这一情形恰是在影射武曌时代的一宗史事:665年,唐高宗决定封禅泰山,但就在这次封禅大典前,武曌提出异议,她指出作为祭祀后土皇地祗的禅礼仪式,“礼有未安”。要求在祭祀后土时,由她带领内外命妇前往奠献。
于是,在封禅祭典的那天,臣民们看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情景。皇帝初行献礼完毕,紧接着宦官在两旁拉上了一道锦绣帷幕,武曌就在帷幕之内举行了仪式。如果《新唐书》记载可靠的话,那么武曌精心安排的这场祭献并不成功,“群臣瞻望,多窃笑之”。
尽管武曌是在群臣的讥笑声中完成了仪式,但这却是她迈向至高权力的第一步。女性在男性主导的封禅大典中扮演与皇帝平起平坐的角色,这是第一次。九年后,武曌与高宗加以天后、天皇之号,合称“二圣”。这意味着她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已经毋庸置疑。而她想要进一步登上权力宝座,却仍需要一个来自天意的认可。而这个认可,在她称帝前夕,终于适时现身。
“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言:天女!……以是因缘,今得天身。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服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违拒者。”
这部名为《大云经》的佛教经典,早在武曌出生二百年前,就被北凉译经家昙无谶翻译为汉文,但长久以来都鲜有翻阅。直到689年,武曌称帝前的最后一年,这部经书突然从尘埃中被解救出来。经文中提到的天女转世为转轮圣王的预言,被巧妙地安在武曌身上。敦煌发现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S.6502)中,如此解释为何武曌就是会成为转轮圣王的天女转世:
“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经曰‘女既承正,威服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奉承,无违拒者,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
在《义疏》中,御用作者们还特意恐吓那些不认可这一结论的反叛者“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
佛教经典被解释成的吹捧与恐吓,为武曌加上了君权神授的光芒。她下令赐给这些发掘经书并作义疏和尚们紫色袈裟,并封爵县公。次年,武曌登基称帝,并下令长安洛阳两京和各州都要建立大云寺一座,藏《大云经》,并让僧人“升高座讲解”。
但《大云经》只是武曌一朝令人眼花缭乱的君权神授的认可之一。翻检史书就会发现,武曌登基前后的那段年月,各种各样证明武曌应当登基称帝的“祥瑞”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现世。688年,武曌的侄子武承嗣进献了一块从洛水中发现的石头,石头上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向来以含混模糊著称的天意从未以如此清晰的方式吐露天机。沙州平康乡的一名百姓在园子里看到了一只五色鸟。善于翻检文书迎合时政的官员很快将其定名为“代乐鸟”,认定是武曌统治“天下有道”的象征。
但这些天意祥瑞大都非常可疑。其中,伪造得最差劲的是一只所谓的三足金乌。关于这种传说中的神鸟,汉代纬书《灵宪》中被解释为“日阳精之宗,积而成乌”,《括地图》则说它是为天上的女主宰西王母取食的神鸟。那么这只三足乌的现身,是不是指武曌在地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西王母一样呢?
遗憾的是,这只鸟刚被送寄来,左右大臣就指出“一足伪耳”,就连那位傀儡皇帝李旦,都小心地指出前足是假的。没过多久,这只前足就掉了下来。但武曌还是笑着吩咐:“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
平心而论,三足乌并不是一个好的祥瑞典范,三足乌出现次数最多的朝代是北魏,各地一共进献了36次,最后一次进献的四年后,北魏就灭亡了。但武曌似乎相信,祥瑞并不取决于真伪,重要的是如何记载和阐释。对地震的解释就是这种思维的一个典型代表。从684年到武曌即位的690年,刚好是陇西一带的地壳活跃期。地震频发。根据中国传统的阴阳术数的解释,地震被认为是“女主盛,臣制命”以下谋上的灾异之兆。但在武曌的解释体系下,却引用佛经中佛陀悟道,弥勒下世“大地俱作六种震动”的记述,认定这是转轮圣王降世的象征。
686年新丰地震是一次破坏力极大的灾祸,据史书记载,地震导致“木石乱下,直坠新丰西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这样一场惨祸,却被阐述为《宝雨经》中女主临世时涌出的“庆山”。灾祸反而成了祥瑞,武曌也因这种“多灾兴邦”的解释,再次为自己的神圣性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随着这些被制造出的祥瑞纷纷出现,武曌从皇太后,到圣母神皇(688年),到圣神皇帝(690年)、金轮圣神皇帝(693年)、越古金轮圣神皇帝(694年)、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695年2月)再到天册金轮圣神皇帝(695年10月),而这一连串神圣得令人畏惧的尊号被一个个加上的时候,正是武曌酷吏暴政最黑暗的时刻。恶魔与菩萨同时加诸在她一个人的身上,让她成为了一个半神半魔独一无二的至高权力的存在。但这种精神分裂的政治不会长久。
残年
衰败的权力
专制君主的第一要义是尽可能地抓牢权力。但公元700年的武曌却发现自己越老越力不从心。她年且八旬,疾病开始侵蚀她神圣的身体。随着精力的耗散,她越来越怠忽政务。那些她早年野心勃勃用以维持严酷统治的酷吏,也在697年被赶尽杀绝。很多年以前,一位叫李淳风的术士曾向太宗皇帝预言会有一名女子取代唐朝。当太宗表示要斩草除根时,李淳风却劝说她此乃天意,不可违抗,他查看天象,等这位女主代唐称帝时,“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衰暮之年的武曌确实表现出了她仁慈的一面,当两名大臣在朝堂上严词反对她的旨意时,她没有杀死他们,只是判处流放。
那些她用以为自己灌注神性的祥瑞之物也逐渐消失了。女皇对它们失去了兴趣。昔日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装神弄鬼的僧道术士们,就像韦安道奇遇里的怀素、九思和明崇俨一样,近乎狼狈地从历史舞台上离开了。只把这个孤零零的老人留在深深的宫殿里。她不再像昔日那般耳聪目明,能从告密者的揭发检举中嗅出谋逆的味道,而讽刺的是,就当那座昔日装满告密信的铜匦腐蚀败烂之际,她手下的大臣却真的在密谋推翻她的统治。
705年的冬天对武曌来说格外难熬,她卧病在床,只有两名男宠张昌宗和张易之为她暖榻,带来慰藉。但这天,当她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却是杀气腾腾的文武群臣围在床榻之前。
“乱者谁邪!”她喊道,声音仍然具有震慑力,沉着、镇定,但那些政变者却不再恐惧这个衰朽残年的老人会重振雌风。但他们仍然温语劝导她主动将皇位交还给李唐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她的儿子李显。
两天后,获得母亲诏书同意的李显登基称帝。他和他的臣民所做的,就是把时钟拨回二十年前,李显第一次即位的时候,除了没有那位严厉的母后,一切就像未发生过的那样。
从某种程度上讲,韦安道的奇遇故事与武曌的统治达成了某种共同点:它们本应不存在。韦安道的奇遇虽然影射了武曌的统治史事,但作者刻意留下蛛丝马迹,告诉读者除了天后这个姓名之外,其他皆属虚构。为此,它还特意杜撰了两个不存在的年号:大定和天策,用以影喻武曌造神运动最热烈的大足和天册万岁时期。作者让她的亲信僧人和术士在后土夫人面前狼狈认罪,也可以视为是那些迫害无辜的酷吏和伪造祥瑞的小丑罪有应得的下场。
但这一切,都只能发生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而在真实世界中,武曌孤寂地躺在上阳宫中。705年12月16日,她死了。无论是后土夫人,还是曾经眷顾过她的那些神灵和祥瑞,在这一刻都缄默不语,冷眼注视着这个曾经假祂们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女皇咽下她的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