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个100分男人国语文章列表:

• 1、明星承认整容名场面！有人痛哭流涕后悔整容，有人被迫承认翻白眼
• 2、王明珂：当我们谈到文明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向了文明 | 专访
• 3、1982年，仲星火再婚引起轩然大波，看完他的三封信，真令人心痛
• 4、看了杨振宁100岁生日现场，才明白他为何说翁帆是上天给我的最后礼物
• 5、白天鹅嫁给了矮穷矬​？印度将引进图-160，这事儿靠谱吗？

明星承认整容名场面！有人痛哭流涕后悔整容，有人被迫承认翻白眼

当年杨幂与某爽共同接受采访时，记者多次提及整容问题，旁敲侧击的想问出点什么。

万万没想到，某爽竟然直接承认，还大方表示“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直搞得一旁的杨幂尴尬黑脸，表情管理都忘了。

话说回来，在娱乐圈，“整容”是个特别的话题。有些人打死不承认整容，提到整容就脸黑；有些人却毫不在意，对于整容话题并不回避。

今天我们就盘点一下娱圈承认整容的明星有哪些，这些人有人是双眼皮爱好者，有人喜欢打针微调，还有人直接“换头”！

一、“人工双眼皮”爱好者

眼是五官之首，在现代审美中，双眼皮、大眼睛是美人的重要配置之一，于是乎，娱乐圈的诞生了不少一批“人工双眼皮”——

曾经的景甜被认为是“资源咖”，一出道就与大明星合作，几次三番出演的制作剧中的女主角，很难不让人对她侧目。

原以为这样的人会非常高冷骄傲，却不想现实中的她性格亲切可爱，对于粉丝的建议认真倾听，连自己整容了这种事也毫不避讳的分享——

2021年，景甜在直播间与粉丝聊天时，直言自己整过双眼皮。

原因是景甜拍戏的时候总贴酒精胶，她还因此过敏，所以干脆想埋个线算了。结果埋线结果并不怎么理想，她特悲催的“整残”，直接变成“悲伤蛙”了。

景甜甚至因此抑郁了一段时间。

但因为景甜的语气太好笑，态度又坦然，承认整容竟然让她意外的收获了一大波粉丝，路人缘也前所未有的好。

其实在承认整容之前，景甜“能夹死蚊子”的欧式大双已经被人诟病过了，还有人整理出了景甜从出道至今的照片，得出景甜“大整一番”的结论。

可事实上，没整容之前的景甜更幼态清纯，五官小巧精致，给人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

而大家之所以对景甜充满“恶感”，还是因为她年纪不大，资源绝佳，演技不被认可，票房频受影响。如今景甜的欧式大双经过多次修复已经自然了很多，她也凭借电视剧《大唐荣耀》和《司藤》证实了自己的演技和实力，逐渐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女演员。

除了景甜，大胆承认自己双眼皮是“做的”明星还有戚薇。

2018年，戚薇主演的网剧《北京女子图鉴》播出。然而，比剧情人设还吸引人的，是戚薇“呼之欲出”、堪比韭菜叶子宽的双眼皮。

戚薇也是相当直爽，面对网友的质疑，直接大胆承认整容：“这辈子就没贴过双眼皮贴，我是割的，怎么了？”

如此坦然的态度，倒让一些义愤填膺的喷子说不出话来了，也让不少路人和粉丝也为她的坦荡鼓掌。

其实从2006年参加《我型我秀》出道以来，戚薇的“美商”就一直很在线。刚出道时的戚薇不可谓不漂亮，但短下巴以及小眼睛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时的她还是个歌手。

2010年，戚薇转战影视圈，拍摄的第一部古装剧便是大热的《美人心计》，她饰演身份高贵、野心勃勃的馆陶公主，此时的她明显褪去婴儿肥，气质也越来越好。

之后她又拍摄了《无懈可击之美女如云》、《夏家三千金》、《爱情真善美》等电视剧作品，人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美。

但在《北京女子图鉴》中，戚薇饰演的陈可前期是一个朴素的小城女孩，不少镜头都是以素颜示人。

没有了眼妆做遮掩，戚薇肿胀的双眼皮便暴露在了观众们面前。

因为素颜暴露“人工双眼皮”的，还有“小公主”伊能静。

2016年，伊能静在美国为小10岁的丈夫秦昊生下一女，秦昊感动之余，把老婆素颜产女后的照片也发到了网上。

不得不说秦昊是相当的“直男”，虽然他本意是表达老婆很伟大，老婆辛苦了，但吃瓜群众的注意力还是全部都放在了伊能静肿胀的“肉条”双眼皮上。

而当时，有关伊能静整形的传闻正甚嚣尘上。原因是在伊能静的婚礼上，苏芒将伊能静的一组未P原图发到了网上，而当时的伊能静为了怀孕，正发福肿胀，状态很不好。

两相结合之下，几乎没有人恭喜伊能静做妈妈，大部分人是在嘲笑她“老牛吃嫩草”、“整容失败”。

不过好在伊能静内心够强大。在产后恢复后，她在网上大方分享自己的美容秘籍。当聊到双眼皮问题时，她更是直接承认表示：“是割的，这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

果然明星的内心都很强大！

“换头党”

双眼皮手术算是整形中比较简单、比较基础的一项了，相较于脸部几乎全变的“换头党”，简直不值一提——

2018年，宫斗剧《如懿传》大火，陈小纭凭借“忠仆”惢心一角走红。

而后她又乘胜追击，参加综艺节目《超新星运动会》，以一身甜美可人的“在逃公主”装扮出圈，话题度大大增加。

然而，随“爆火”而来的则是“深扒”。

很快，陈小纭早期的照片被网友扒了出来。

陈小纭也不矫情，面对网友的质疑，直接承认自己“整骨”多达十多次！还说当时整的时候非常疼，但效果不错，脸真的有变得精致好看！

陈小纭出道很早，在2010年的时候便凭借偶像剧《怎么会爱上你》进入娱乐圈，只是她那时皮肤暗沉、四方脸、面部凹陷严重，完全一副路人脸。

之后的很多年，她又陆续在不少影视剧中出演了龙套角色，但都没掀起什么火花。

或许是深感自己的脸在娱乐圈没有“竞争力”，陈小纭开始了漫长而又不易的整容之旅。

从2013年开始，陈小纭的脸开始肉眼可见的好看了。在古偶剧《少年四大名捕》中，陈小纭饰演龙套丫鬟叶儿，此时的她面部线条相对之前柔顺了很多，而且鼻孔也小了。

2016年，陈小纭出现在海陆、黄磊等人主演的《小别离》中，饰演“小妈”蒂娜。此时的陈小纭已经27岁，但容颜看起来却比刚出道的二十岁还显得娇嫩。原本颧骨外扩、短下巴、蒜头鼻子、四方脸的问题几乎全部消失不见，整个人焕发着别样的魅力。

在之后的《斛珠夫人》中，陈小纭又出演了戏份十分吃重的女二号缇兰。此时的她容貌愈显精致，与当初的她已经判若两人，用“换头”来形容毫不夸张。

“美商”极高的陈小纭，用“变脸”的方式为自己的事业“加持”，而她也确实在娱乐圈混出了头，今非昔比。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改头换面”。有一个女明星也被调侃“换头”，只不过她这一换，不但耽误了自己的事业，更惹来一片群嘲。

2018年，久未露面的女星张檬现身“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只不过，她精心准备的着装没有引起大家关注，发胀如馒头的脸却成了瞩目的焦点。

在现场未P的高清照片中，张檬整张脸都在“闪闪发光”，原本精巧紧致的面庞充满了玻尿酸感，鼻梁又粗又高，苹果肌“发达”的吓人。

起先张檬并不肯承认整容，面对质疑，她把“锅”推到化妆上。

但在网友旷日持久的攻击，以及事业下滑的压力之下，张檬还是顶不住，承认了整容。甚至在综艺节目中泪洒当场、痛哭悔恨。

曾经的张檬是多么的水灵。

出演古装剧《苍穹之昴》的珍妃，戏份不多，却因为扮相绝美大受赞誉。

客串于正古装剧《美人心计》，仅仅一个镜头，又吸引了许多目光，被赞“最美卫子夫”。

《夏家三千金》、《天涯明月刀》、《古剑奇谭》、《美人无泪》等作品奠定了张檬在娱乐圈的地位，也让她人气越来越高。

但事业顺利的张檬，却是个十足的“恋爱脑”，不但多次“插足”别人的婚恋，甚至为了挽留爱人去整容。

要说张檬也是个狠人，脸上做的项目不少，鼻子垫了，针也打了，整个人用“改头换面”形容也不夸张，但这个“改头换面”并不怎么理想，与原来的美貌相比差远了。

如此“作”下来，张檬不但没能留住爱人、留住美貌，事业和路人缘更是毁于一旦。

可见，纵然美貌可以让人一时迷花了眼，但只有人品和作品才是演员真正的底气。为爱整容不理智，没有“美商”和善良更可怕！

“打针微调党”

在脸上“大动干戈”的确有可能让人变得更加美丽，但“整残”的风险也让很多明星望而却步。而“小打小闹”的打针微调，不但能帮助明星调整状态，风险也相对较小，因此成了圈内明星的最爱。

说起承认打针这件事，最搞笑的莫过于斯琴高娃老师和袁立的那场“交锋”。

2012年，袁立与斯琴高娃共同出席电视剧《母亲母亲》的发布会。当时，记者总是套话袁立，想知道她是否怀孕，没想到袁立为了“祸水东引”，竟然直接大曝斯琴高娃打羊胎素。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她曝都曝了，还回过头“无辜”的问斯琴高娃：“这是可以说的吗？”

气的斯琴高娃直接翻白眼，最还是表示：“可以可以。”

就这样，全世界都知道斯琴高娃老师打羊胎素了。

斯琴高娃老师是“被迫”承认打针，而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位女星，则是主动承认打过针。

柳岩曾坦言，自己为了更上镜，打过瘦脸针。打完以后脸确实瘦下来了，但是副作用也来了：脸僵。

所以后来的她不再打针，以免做不出表情。

早期的柳岩是通过选秀节目《猫人超级美丽主持秀》而被光线看中签约，以主持人的身份出道的。当时的柳岩身材已经很“傲人”了，但她脸庞有点宽，看起来不够精致。

后来她开始往影视领域发展，先后出演古装剧《画皮》和《杨贵妃秘史》，脸庞也微调的越来越精致。

不过柳岩身上最重要的标签，还要数她傲人的身材。或许是想摆脱“性感女神”的称号，后期的柳岩又开始往轻喜剧方向发展，她先后拍摄了《嫁个100分男人》、《哭笑不得》、《X丝男士》、《煎饼侠》、《大闹天竺》等喜剧作品，因为扎实的演技和不怕丑的态度，不少人对柳岩的印象改观。

而在经历了“某伴娘事件”之后，柳岩的口碑愈发好。容貌和身材已经不再是她的武器，人品和演技才是她站稳脚的靠山。

承认过打针微调的不止柳岩，还有“同福客栈老板娘”闫妮。

2005年，古装喜剧作品《武林外传》横空出世，捧红了闫妮等一众主创人员。

但从闫妮走红的那天开始，“土气”的标签就一直缠绕着她。尤其她又拍摄了《三枪拍案惊奇》和《斗牛》两部“土掉渣”的戏后，嘲笑的声音更大了。

但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惊奇的发现，闫妮身上的土气不见了，年过40的她仿佛焕发了第二春，人愈发精致年轻美丽。

而面对质疑，闫妮也大方承认自己做了针剂微调，并且表示：“我觉得美容针没什么。”

就连割的双眼皮也丝毫不隐瞒的承认了！

不过，爱美也要学会克制。许是在针剂微调上尝到甜头，闫妮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爱美之心，在整容的道路上略有些“走偏”。2021年播出的《亲爱的爸妈》中，闫妮的脸明显肿胀和僵硬，有些表情都做不出来了，严重影响了她的演技。

美丽的面庞是为演技服务的。但若一味追求美丽，却导致演技都不能发挥，那真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小栗子说：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整容并不是一件“人人喊打、十恶不赦”的事情。

只不过，相较于整容的勇气，“美商”显得更为重要。

哪里能动，哪里不能动，一定要想好再实行，万不能为追求时尚和潮流，把所有能想到的项目都加到脸上，这样不但会失去个人特色，更有可能会给面部带来永久不可修复的损伤。而相较于一张完美无瑕的脸，明星们坦荡的态度以及绝佳的演技才更吸引观众和粉丝。

不过，支持明星们坦然面对整容，并不意味着鼓励普通人整容。作为不需要“靠脸吃饭”的“打工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远比寄情整容要来的正能量。

况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容貌是父母留给我们的重要念想。当岁月流逝，我们在镜中看到逐渐老去却愈发像爸妈的面庞，未尝不是一件欣慰的事情！

王明珂：当我们谈到文明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向了文明 | 专访

“历史学者的责任，我能谈的只有自我期许。我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重新理解人类社群、相关历史记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我想要揭露它们之间的真正面貌。这多少算是与堂吉诃德所为一样的impossible dream。我认为，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这是对历史经典如何成为经典的反思，也是对经典历史记忆所支持的文明与人类社群的反思。”

——王明珂，历史人类学家

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山间村落中，过去流传一种“毒药猫”传说。毒药猫指的是能变成动物害人或施毒的妖人，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其中还分两种，一种是法力较强能变成动物来害人的毒药猫，一是年老而只能从指甲放毒害人的毒药猫。每当村寨中发生灾害或疾疫，都有一两名妇女被闲言闲语为“毒药猫”。

上世纪90年代，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川西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田野考察中，听闻了流传于不同村寨中的“毒药猫”传说。虽然这些故事大都夹杂着虚构、真实与想象，但在王明珂看来，它们都共同折射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实：在许多社会中，女人、弱势群体与社会边缘人常被视为有毒的、污染的、潜在的叛徒或破坏者。在社会动荡骚乱之时，他们常成为代罪羔羊。

王明珂在羌族考察期间。受访者供图。

随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毒药猫”传说不断刺激着王明珂的研究工作。2015年，有感于世界日益增长的群体暴力，王明珂决定搁下其他研究写作，着手将“毒药猫”传说发展为剖析人类集体恐惧与暴力的一般性理论。为此，他将多点田野扩大到近代初期的欧洲及美国等地，考察近代西方的女巫传说与猎女巫行动，重审当下各类宗教与社群暴力现象，理解人类社会中普适性的社群认同与暴力表征。

2020年，在王明珂完成“毒药猫”理论初稿之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与因而导致的各类制度性困顿不仅加剧了全球各人群间的紧张敌对气氛，也引发从日常生活到社会层面的不同形式的猜疑、仇恨与暴力。在《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一文中，王明珂一再强调，相比医学病毒，社会性“病毒”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而在新书《毒药猫理论》中，他将自己对于疫情及相关政治、社会、文化情势的思考纳入进来，并就此指出，对于病毒源头、病毒传播途径，以及谁应负责，人们经常脱离流行病学与防疫科学的讨论，而卷入国家、民族等族群认同下的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这仍是施暴于毒药猫或女巫的抗疫手段。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各种“替罪羊”或“毒药猫”暴力事件证明，无论人类文明与理性如何进步，在某些方面我们仍然原始野蛮。

2019年王明珂在一席演讲。受访者供图。

这也牵引出王明珂近年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人类原初社群。在他看来，哪怕到了今天，原初社群的原初性认同仍然具有强烈的情感驱力。“这种深植于全球各种社会文化中的人群结群特质，即情感与现实利益结合，表现在亲属血缘与领域空间并重的认同上，以各种伪装面貌（近代国族建构是其中之一）不绝如缕地存在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中。它所蕴含的沉睡在人类遥远记忆中恐惧、猜疑与暴力，在每个时代与世界角落都经常被唤醒，化身为人们意识中的女巫、魔怪、狼人与其他‘恐怖分子’，及至今日。”他在书中写道。

今年5月，我们借由专题《何以为“家”》采访了身在北京的王明珂。在三个小时的专访中，我们从“毒药猫”理论出发，聊到其中的关键概念及与此相关的诸多现实议题。我们也聊到近年来他对于人类文明、族群认同的新认识。

最后，面对灾难频发的当下，王明珂谈及身为历史学者在今天的责任。他指出，在今天，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王明珂的专访。

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台湾“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曾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毒药猫理论》，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替罪羊”vs“毒药猫”：想象的敌人或许会成为真的敌人

新京报：你最早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羌族田野考察时听闻的“毒药猫”传说。而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你也花了一定篇幅论及“毒药猫”传说及这一隐喻的普遍性。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想要将它发展成为一套理论，而不是仅仅作为族群研究中的一个田野资料和例证？

王明珂：我在羌族地区采取的是一种多点田野考察方法，也就是从多个田野地点之间的差异里面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社会现实。相对于我观察到与听到的各地差异，每个地方所讲述的“毒药猫”传说却都差不多，那么，我认为这样的共同社会表征之后应是一种更基本的社会现象。

如果我们将“毒药猫”传说的故事结构抽取出来，还会发现它与西方女巫传说有很大的相似性。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毒药猫”故事反映的这种人类社会性就不仅存在于羌族地区，而更可能是世界性的，因而也就想要更深入探究这一主题。

近年来让我着力于这项研究，也就是将它发展为一关于人类集体恐惧与暴力的一般性理论的动机是，这世界日益增长的各社群间以及社群内的暴力，各种被称之为恐攻与反恐的暴力。然而虽然我在《羌在汉藏之间》这本书里已经论及“毒药猫”传说的意义和它可能具有的重要性，但以我在羌族所得田野资料来讲，还没办法将其发展成为一般性的理论。

《猎巫：塞勒姆1692》，[美]斯泰西·希夫著，蒲雨蝶/梁吉译，新经典文化 | 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

原因是，一方面，虽然村寨里人人都知道哪家的谁是“毒药猫”，但他们一般不会明确告诉我。另一方面，考虑到那些被当做“毒药猫”的女人已经受到很大伤害，我也不忍心为了研究进行采访，而让她们再次受到伤害。所以后来，我觉得近代初期欧美发生的猎巫风潮，留下大量指控者与被指为巫者的口供；这样的文本与其反映的社会情境，很宜于和羌族地区的文本与情境作比较。也就是说，我将多点田野扩大到近代初期的欧洲及美国等地，考察近代西方的女巫传说与猎女巫行动，将这些文本与相关社会情境作为建立“毒药猫”理论的田野资料。

新京报：在“毒药猫理论”一章中，你提到，“我以‘毒药猫’称社会中的‘替罪羊’，其目的便在于建立一种将社会边缘人的行动主体性纳入考量的人类社群理论”。可以展开说说有关“毒药猫”与“替罪羊”的概念区分及二者的关系吗？

王明珂：毫无疑问，如果将这一类的女巫或羌族的“毒药猫”当作“替罪羊”，她们是社会在一种内部紧张氛围下的“替罪羊”。这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多论述了，最有名的就是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和他的一些同僚所提出的“替罪羊”（scape goat）理论。

但是我用“毒药猫”这个词来代替“替罪羊”，从词面也可以看出来，它所影射的就是受害者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行动能力的主体，而不是没有反应、任人宰割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它也反映无辜的“替罪羊”可能成为真正有害的“毒药猫”；想象的敌人或许会成为真的敌人。这样我们也就能够了解“替罪羊”现象更复杂的层面。

葡萄牙女画家约瑟法·德奥比多斯的画作《献祭羔羊》（The Sacrificial Lamb）。现藏于巴尔的摩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

新京报：你提到勒内·基拉尔的“替罪羊”理论对“毒药猫”理论的启发，但在这本书中，你对基拉尔关于献祭是宗教起源的观点似乎有所质疑？

王明珂：基拉尔的“替罪羊”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是指出了“替罪羊”的社会特质：在人们眼中他（她）们不是自己人也不是外人。然后，他又说，在某种社群危机之中，“替罪羊”被杀死，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地位，成为受人崇拜的神。世界许多地方的牺牲仪式都十分相似，而他认为这是由于相关的宗教和神话都起因于这一原始的杀戮事件。

等于说，他是用“牺牲献祭”（杀“替罪羊”）来解释所有宗教的起源。我不太同意的正是这点。他的论述中没提及的《旧约圣经》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遇难和重生，反而最符合他的理论建构；这似乎反映他在基督教文化熏陶下建构其理论。

当然，他对我最有启发的地方是他所强调的亲近人群间彼此猜疑、忌恨与对抗所造成的紧张。实际上，基拉尔的“替罪羊”理论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原初社群内亲人间之爱恋、仇恨、恐惧而导致众子集体弑父与后来的救赎行为的论述上。但基拉尔不接受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他认为是弟兄间的mimetic desire使得双方彼此忌恨与紧张。

我认为他提到的这点很有解释力，而且不仅存在于“替罪羊”现象中，也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诸多现象。一方面，人们常模仿自己身边的人，以将自己融入（或隐藏于）一个大群体之中，以获得安全感。但另一方面，这种融入很容易让个体的个别性消失，因此对能模仿自己的人或者被模仿产生恐惧。

当然不止他提出过，亲近人群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是一个在西方学术传统里很特别的研究。包括布尔迪厄的《区分》（Distinction），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Court Society）等都是这一脉络下的研究。从这点上来说，它对我的启发不止于《毒药猫理论》，我其实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那本书里就强调过微观互动研究的重要性。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王明珂著，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

当我们谈到文明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向了文明

新京报：原初社群是“毒药猫”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按照你的说法，原初社群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指称一种人们的血缘与空间群体认同叠合如一的人类社群，并演化变形为不同社会组织形态。能否展开讲讲，你提出“原初社群”概念的背景？

王明珂：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基于我对这种存在于20世纪上半叶之羌族村寨社会的了解。他们所谓的那种家族或家门，事实上是一种地缘关系，而不完全是或不必要为血缘关系。一个家族通常是跟一个地盘神有关系，家神或者家族的名字就是地盘神的名字。

举个例子，当地会将某某家族称作为“XX-格姆切”，格姆切就是神的意思。比如我住在这里，我就是某某家族的，如果那边有一块别的家族的地方，而那边的人已经都搬走了，空了十几年了，然后我儿子多，地不够，那么我可以征得寨子各家人的同意，让我大儿子把那空着的房子修起来，可是，从此以后，我大儿子就跟我不再是同一个家族，别人就称他为那边某家族的某某。

我的一个羌族朋友曾跟我说，我们的亲戚概念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跟着地方画圈圈，不是跟着血缘画圈圈的。事实上，这就是我讲的，血缘跟地缘相叠合的一种认同。可是你想想看，在中国来讲的话，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期，历史记载里面常以某大家族数代聚居、同炊共食，引为美谈或理想。而且不仅是在中国，我认为在全世界各族人群之间，都存在着类似的理想，原初社群理想。

王明珂在羌族考察期间。受访者供图。

我这样的思考又跟另外一个族群——彝族——有关系。我在藏羌那边做了很多年田野以后，开始专注于这一带（青藏高原东缘）的山神信仰与重地盘的社会。山神就是一个保护地盘的神。可是后来我想到那一带有一个族群，大家都很怕他们，认为他们侵略性强。四川话讲叫作“猼猓子”，类似野蛮人的意思，其实指的是 “罗罗”，也就是过去他人对彝族的辱称。

说实话，我并不认为他们野蛮或者好侵略，他们只是生活在另外一种人类生态中。简单来讲，彝族人是靠向外移民、开拓来解决资源不足问题。而像羌族、藏族那种社会，每个家族都跟地盘神有关系，没有地盘神的地方，人们不敢盖房子；没有地盘神的地方，人们也不敢随便开荒种地。更不用说，他们觉得各地方的人各有地盘，所以不可能向外开拓。所以藏羌的人类生态是对内大家既合作，又区分，有时候也彼此对抗的样态。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么彝族到底有没有像藏羌那样的地盘神信仰和山神信仰。后来我请几位大陆的研究生去调查，我自己也去了几趟，结果的确是没有。但是相对的，他们有非常强的祖先血缘记忆，这点在藏羌族是没有的。在彝族地区，长的家族血缘记忆（也就是家支记忆），可以上溯到二三十代。

新京报：是通过家谱吗？

王明珂：对，口传的家谱。

这就让我想到，人类的祖先血缘记忆（最原始或基本的历史）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扩张工具。从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以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至少三四千年，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人类社会其实没有太大变化。我认为此时普遍存在的是人们的血缘与空间认同相叠合的原初社群。

如果在新石器时代之始人类便有纯血缘社群认同（我们熟知的家族与亲属）与相关祖先谱系记忆，那么所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那种变化（社会阶序化、权力集中化），应该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会发生了。因为只要有血缘记忆，就会记得英雄祖先，会记得他征服了什么地方，而人们所处世界里面就会存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区分，就会有先来、后到者之分，有神圣与凡俗血脉之分。

那么，当我们回头去看羌族那边最流行的弟兄祖先记忆，就会发现，那是一种被我们遗忘的历史。如果人们都相信那种弟兄祖先历史，那么现实世界中也就没有征服者，没有被征服者，没有先来、后到者，因为大家都是最早来此的几个兄弟的后代。

以上就是我提出原初社群理论的田野知识背景。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王明珂著，中华书局，2009年7月。

回过来谈原初社群。我认为，原初社群的原初性主要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刚才没谈到，但反而是我非常有把握的，我称其为“个人生命之始的原初社群”。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刚出生时候的经验：你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是一个很温暖的空间，旁边都是你的亲人。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离开这温暖的窝，从你可能一两岁的时候走出房间摔一跤受伤开始。随后，四五岁时你在外面被人家欺负了，哭哭啼啼地回到家里，二三十岁时学业或事业受挫回到老家寻求慰藉；家是一个血缘跟空间人群认同叠合如一的地方，一个安全温暖的窝。所以，譬如后来在人类的国族认同中，人们常说的母国、父土、家国等等，都在模拟这个群体中的群体情感。

人类原初社群之 “原初性” 的第二个来源，就是刚才提到的，可能来自人类自新石器时代定居生活之始的那种社群，像羌族村寨那样二三十户，不到一百户的聚落。我前几天在北大做了一场关于文明起源发展的演讲。在那演讲中我提及，当我们人类谈到文明的时候，总会觉得整个人类群体就是一步步走向文明，但事实上并不是，只是部分人走向了文明，其他大部分的人还是在原初社群中；此时原初社群成为农村，其人成为农民。

在中国广大农村社会，原初社群存在的最佳证据便是普遍存在于乡间的同姓村，人们的血缘与空间认同相叠合的社群。如果我们用高德地图放大去看，就会发现很多地名，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地名，还是同姓村的概念，比如“朱家沟”“王家村”“李家店”。当然，也许现在的王家村里不止姓王了，可是地名保存着此种过去社会的记忆。无论如何，人类社会进入文明之后，不管上层人们在什么样的社群中（帝国、王国与当代民族国家），底下的都还是劳动生产者，说难听一点就是被剥削者。这也是我以原初社群来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些理论与现实关怀。

电影《吉祥如意》剧照。

新京报：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人类社群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你在北大文研院的那场演讲中批评了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关于新石器晚期“城镇革命”的观点。可以具体讲讲你的批评吗？

王明珂：所谓的文明civilization与城镇city、公民civil，这几个英文都有共同或相似的词头。现代人经常讲，乡下人一天到晚都还在讲亲戚关系，也就是血缘关系（blood ties），这是不文明的体现。而文明人讲究的是公民联系（civil ties），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被认为是文明的。

柴尔德认为新石器晚期的“城镇革命”是文明开始的重要迹象；人们开始和许多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同住在具商业或兼具行政机能的城镇里，当然此时人群间的公民秩序（如公共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建立）取代血缘联系。

《欧洲文明的曙光》，[英]戈登·柴尔德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

但我认为，他提到的只是变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血缘认同与空间社群认同分离，让以血缘情感凝聚的社群成员不再受限于本地空间，而可以与远方的“同姓之国”结为以一血缘、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柴尔德一方面忽略了底层广大农村社群，另一方面忽略了是什么样的社群建立城镇，要城镇的人凝聚在公民社会中——建立城镇的古代统治者们强调的不都是血缘与婚姻关系，以此巩固其权力？今日全球公民社会还是一样，遵守公民社会秩序的是一般平民，citizen，而各国政治、商业（甚至学术文化界）上层仍十分注重各家族的血缘、姻亲血缘与乡亲地缘关系。

新京报：借由“原初社群”这一概念，你在书中也修正了之前的族群观——“现在，我们应将族群视为原初社群的延伸发展，而由此探索原初社群中之‘血缘’与‘空间’社群认同在各类型族群认同中的变化。” 能否谈一谈原初社群的概念如何影响了你对于族群及族群认同的理解？

王明珂：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主要发展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工具论（instrumentalism）与根基论（primordialism）两个派别。工具论者认为，“族群”是为现实利益而设定族群边界的共利群体，“族群本质”是工具性的，因现实利益情境而变迁。比如一个游牧民族因资源不足而迁徙到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的部族接受了与迁入者共享这一片土地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共同的祖先，以此来强化彼此之间的凝聚力。

但是根基论者认为，虽然有现实的利益关系，一个人常常会为了族群认同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强调的“族群”是依赖成员间“共同的起源信念”或“想象的血源联系”而产生彼此有根基性情感的人群，也就是说，族群是一种非常本质性的血缘群体。以此来说，人类的空间关系属于空间资源共享、分配与竞争的范畴，属于现实利益关系的范畴，与根基性情感无关。

从原初社群概念出发，如今我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族群认同与根基情感，其实是血缘（根基论）与地缘（工具论）结合在一起的，后来才发展成血缘与地缘分开的社群认同。哪怕到了今天，原初社群的这种原初性认同仍然具有强烈的情感驱力。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国族认同，nation state，“nation”是一个想象的族群（共祖血缘社群），而“state”是一个有主权领域的群体，其实还是把血缘与空间结合在一起的原初社群认同。

所谓的母系社会，其实还是男人掌权的舅权社会

新京报：你在书中还提到“舅权”概念。相比父权社会，舅权社会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哪些特征？在当今从家庭到民族国家的各类社群形态之中，舅权是否还有残留？

王明珂：事实上，真正的舅权社会就是我们所谓的母系社会。我们常常把母系社会当做女权、女子当家的社会形态，但在很多人类学家看来，母系社会其实是一个舅权社会，还是男人掌权的社会。

它和父权社会的区别在于策略不同。父权社会的策略是把女儿嫁出去，把太太娶进来，然后用这样子的婚姻关系，对外建立结盟关系，对内让这个群体的财产权力可以往下传承。舅权社会的策略就是把姐妹管在家里，你的财产是传给你姐妹生的小孩。所以说到底，都还是男人掌权。此外，如果去计算男女双方在家庭里面付出的劳力，女性还是主要的付出者。

早期的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曾写过一本有关人类亲属关系（kinship）的书，他在里面提到人类亲属关系的几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男人掌权。这在今天依旧是一个客观事实。

Robin Fox: Kinship & Marri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新京报：如果舅权社会就是我们所谓的母系社会。那么，父权社会中的舅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明珂：我记得在中国某些地方的礼俗中，家庭里外面嫁来的女性死了，最早要通知母舅，盖棺之前也需要母舅来操持特定的仪式。而羌族在母舅权力的表述上更加明确，家里只要有人死了，无论男女，母舅必须要来进行如验尸的仪式，似乎为了确认死者是否为非正常死亡。

这也反过来说明，在以兄弟构成的父系家庭里面，兄弟之间一方面是合作的，一方面是区分的，一方面又是彼此斗争的。同时，这些兄弟都会靠着外来婚姻的母舅权力，来彼此制衡，也就是说，母舅是有一点介入父权主体里面的外来力量。

新京报：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你提到：“比起族群、阶级等区分，人类的性别差异更早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成为种种社会偏见，并深植于人类社会组织、文化与宗教之中。”为何性别差异最早被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

王明珂：我有必要修正一下之前的看法。女性的地位在不同的社会里还是不太一样的。以前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讲的是羌族的弟兄故事。你想想看，几个男人怎么会生出一群人？女人在哪里？怎么提到祖先，只有弟兄，而没有女性。这本身就很荒诞。

如果我们以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来讲，男性中心主义的确很早就存在了。但同样的弟兄祖先故事在云贵一带就完全不一样。比如云南自古流传一个叫做“沙壹与九龙”的传说故事。沙壹是一名女性，有一回，她在河边洗衣服时碰到一块木头，就怀孕了，生下10个小孩。后来她带着10个小孩在溪边玩，忽然有一条龙跑出来说，我的小孩在哪里？九个小孩都吓跑了，剩下一个吓呆了，坐在那里不动。结果龙就舔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九龙”。后来他们就讲，九龙和其他九个兄弟和本地10个姐妹结婚，生下10个族群。

一直到明清时期，有些云南人仍在尝试探索、说明哪些人是这10个兄弟的后代。最大的一个版本是，一个兄弟是吐蕃人的祖先，一个兄弟是汉人的祖先，一个兄弟是现在越南人那边的祖先，等等，几乎是整个亚洲人的历史。最小的版本是居于洱海附近的白族十个大姓家族，就是那十兄弟的后代。很明显可以看到，云贵一带的弟兄祖先历史里有女性，和藏羌没有女性影子的弟兄祖先历史截然不同。

我的研究非常强调表征（representation）和本相（reality）的关系。我认为，在某一种本相之下，就会产生特定的表征，而这种表征又会强化这一种本相。所以，对于做民族志研究的人而言，云贵地区与藏羌地区不同的弟兄祖先故事实际上是很好的指引，它表明那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一种社会本相）应是不一样的。

电影《姑娘寨》（1987）剧照。

你在最安全的地方所受的挫折就是最大的挫折

新京报：我们刚才聊到，原初社群的基本形态便是家庭。近年来，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阎云翔老师提出的“新家庭主义”认为，有别于祖先中心的传统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下的家庭生活中心和各种资源从祖先向后代转移，特别是流向孙辈。这导致“父系”的弱化，也影响了家庭中的代际关系。作为研究族群的人类学家，就你的观察和研究，从家庭到国家，再到网络村寨，当下的各类族群形态是否发生了不同于原初社群的根本性变化？

王明珂：其实我现在做的研究就是在关怀这些问题。我在书中提到，一直到今天，原初社群仍然很普遍地存在于我们人类社会。但是最原始的原初社群，一个就是家庭，一个就是农村。而我主要的关怀对象是传统的农村，不是现代意义上已经企业化了的农村，在那里，农人其实已然变成了工人。

实际上，我所说的传统农村在今天已经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比如，在欧盟的农业政策下，很多地方的传统农人根本没办法生存，甚至于没办法种植适合本地风土与传统农业知识的作物。这也是全球化之下最原始的农村所面临的最大挫折。

纪录片《人类》剧照。

我不熟悉阎云翔教授提出的“新家庭主义”。当然我也思考当代家庭问题。我关心的是，中国大家族认同的存在愈来愈困难，缺乏共同活动与文字谱系记忆，让家族逐渐萎缩成一个个的家庭，原始的原初社群。

那么，如羌族村寨中那种“毒药猫”现象是否易发生在家庭之中，原初社群是最基本的群体情感由来，但人类最早的挫折也发生在这里，比如小孩子被哥哥姐姐捏一下，或是婴儿时期，母亲的母乳不够，这些都会为人们带来很大的挫折。某种意义上，你在最安全的地方所受的挫折就是最大的挫折。

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很多最严重的暴力其实是发生在家庭亲人之间。例如新冠肺炎期间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在失业挫折下，年青一代对老年人的暴力，丈夫对妻儿们的暴力等等。一个人在外面遭遇挫折，想要回到家里寻求温暖，但在家中遭遇小孩吵闹、父母或妻子唠叨，此时常会将自身失败归罪于家人的羁绊，便容易发生将家人当作“毒药猫”的暴力。

新京报：这不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原初社群是最根本的群体情感，是人的安全感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原初社群也是最容易滋生暴力的地方。

王明珂：对。举个家庭之外的例子。比如说校园死党。他们通常会互相称兄弟姐妹、有经常相聚的共同地点，这些都有如一原初社群。但很多校园霸凌也正是发生于死党社群内部。就像我讲的外部“毒药猫”和内部“毒药猫”。人们依靠一个外部“毒药猫”想象（或真实的社会与家庭压力），来凝聚这个群体，但是在外部威胁造成的恐惧下，内部常产生骚动不和；此时某成员便容易成为大家眼中的“毒药猫”，最后变成集体暴力的“替罪羊”，以此化解内部矛盾与对外界的恐惧。

电影《少年的你》剧照。

“毒药猫”的反噬：寻找“替罪羊”并不能真正解决困境

新京报：无论是羌族的“毒药猫”传说，还是近代初期欧美猎女巫风潮，都有很强的现实隐喻。我也想就此谈一谈，我们在2020年那次访谈未竟的一个话题：身份政治。许多学者认为，身份政治正在成为西方社会政治运动的重要形式，但极端化的“政治正确”挟持了言论自由，甚至演化为“猎巫”式的暴力。这似乎也体现了社会边缘群体极易从“替罪羊”变为“毒药猫”再变为“替罪羊”的社会现实。对此，你有哪些看法或观察？

王明珂：这可能要从不同层面来看。以美国来讲，一方面，主流社会倾向于将建立一种意识形态，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话语范式。那么，这也意味着，社会中还有很多其他声音实际上是被压抑的。如果他们发出某种声音，就会变成“替罪羊”。譬如他们会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会被指责为大男子主义者，等等。许多与他们有关的人或公私团体都希望与之切割，这便是所谓取消文化（或切割文化）。

至于 “黑命攸关”（BLM）和谴责侵害女性自主权的 “我也是”（#MeToo）运动，虽立基于种族与性别身份，但我认为它们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身份政治，或不同于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的身份政治。无论如何，这些当代社会潮流或运动，多少都与网络传播有关；网络让人们各自靠边站，每一边都常与个人的社群身份有关。

就美国近年来的政治走向，譬如此前的特朗普当选，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都觉得难以接受与理解，感慨为什么美国会变成今天这样。其实，这件事情很好解释；它代表着有一种声音长期被压抑，而当那些声音借助网络传媒爆发出来，它必然冲击当下的政治正确，也被主流话语所攻击。于是，他们就变成了一种“毒药猫”一样的反噬，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噬。

因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示威，黑人与警察对峙现场。图源：Allison Pries | NJ Advance Media for NJ.com。

至于你提到的——社会边缘群体极易从“替罪羊”变为“毒药猫”再变为“替罪羊”的社会现实，可说是不同层次的“毒药猫”。在某一个层次里面，你是“替罪羊”，你变成了反抗权威的“毒药猫”。但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你变成了对别人施以暴力的主流声音，或者说是政治正确。无论是哪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网络都让人们觉得自己时时暴露在被攻击的危机中，因此需要投入某纯净、温暖的社群里。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困境在哪里，而不是找“替罪羊”。其实找到“替罪羊”，也并没有解决问题。你面对的还是一种对外在敌人恐惧，然后转化成猜疑内部敌人的现实情境。而你真正的问题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这里。

新京报：在第八章“网络村寨”中，你认为，网络的匿名性既可以让各种霸权下的人类生态崩解，也可以被各种霸权利用。为了消减其对当下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网络实名制是必要的一步。近期，微博/微信评论显示IP所属地，你如何看待网络实名制的双刃剑？

王明珂：我并不是完全赞成网络实名制，我只是要大家思考匿名性在网络世界产生的一些问题。

我们还是先从“原初社群”的概念讲起。原初社群的特色之一就是大家面对面互动，彼此知道各自的身份、角色，以及由此界定的行动规范。

那么，当我们在人们无法见面互动的大型社会中，我们依旧会建立一些社会规范（social norm）。这些社会规范，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讲，可能是众人对于各种人群生活品味的评价，由此造成社会区分（social distinction）。而这种社会区分，会让一些工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一些行为，而在社会评价下难以逃离其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又譬如，让一个博士生永远对博导毕恭毕敬，其行为成为社会表征而维系校园学术圈内的权力关系本相。

《区分》，[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社会区分也是维持社会架构的力量。当你的行为是可见的（visible），你所有的行为会变成一种社会表征，进而强化特定的社会现实。但是，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最为珍贵的地方，不是说权力永远可以循环下去，社会现实一直不变，而是说，面对社会的不公正与不正义，总有些人会做出不一样的社会行动，越来越多不一样的社会行动表征会最终改变这一社会现实。

但是，我们所说的改变全部都建立在社会行动成为一种群体经验与群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一种新的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它的前提就是这样的行动与言论背后的个人身份是可见的、可被信任的。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躲在背后的人是谁，而他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负责。

这其实也是矛盾所在。一个社会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边界，不能完全没有边界。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些边界是不正义的，背后的权利关系是不公正的。但如果没有社会边界，就没有秩序，社会也会濒临崩溃。

英剧《黑镜》（第二季）剧照。

另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当人们的网络身份（匿名）与现实身份（可见）相互分离，它对于一个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在有关“毒药猫”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我读了很多“孤狼式袭击者”（lone wolf attackers）的调查报告，不少人都有看心理医生的记录。他们通常在两个世界里扮演不同的角色——网络上是英雄，现实中是失败者，最后导致整个精神/心理状态崩溃。更具体一点来讲，孤狼式的袭击者通常夹在两种认同之间。但最后，牺牲的也正是这些边缘人。

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

新京报：近年来，你致力于推广反思史学，希望通过理论方法的重整省思，打破人们长久以来对历史、对当下的隐性偏见与认知痼疾。在远处与近处的灾难频发的当下，在被无序与不确定性笼罩的当下，你认为历史学者在今天的责任是什么？

王明珂：我前几天还在鼓励年轻学者，100年后大家会发现，这两三年是出大师的时代，因为全世界都陷入一种困顿之中，精致且有创造力的思想常在困顿中产生。

历史学者的责任，我能谈的只有自我期许。我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重新理解人类社群、相关历史记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我想要揭露它们之间的真正面貌。这多少算是与堂吉诃德所为一样的impossible dream。我想要探索，人类社群如何从原初社群逐步演变为部落、王国及今日民族国家，以及这些政治社群如何创造特定文明，历史学家如何描述文明及其背后的政治体。

我认为，历史学者应该检讨自己，反思我们相信的伟大经典。这是对历史经典如何成为经典的反思，也是对经典历史记忆所支持的文明与人类社群的反思。希望以此化解近年来被鼓吹而逐渐成为现实的严重文明冲突。毕竟，文明起源建立在对原初社群（底层农村）的剥削上；在世界各文明冲突之间，被动员上战场的仍多为农民。

纪录片《地球之盐》剧照。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你一直不重视学科上的认同与区分。在学术写作上，也尽量避免使用艰深的理论术语。你是如何形成这样的学术风格与学术理念的？

王明珂：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观察着同样的人类社会，为什么不同学科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有一些真正的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不同学科其实是用了不同词汇去描述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会让我们就觉得，每一个学科都沉浸在他们自己的词汇里面，变成了一个由词汇与理论形塑的宏大景像（spectacle），经常地，我们也会忘了其实大家所描绘的还是同一个社会。

所以我认为，我们一定要突破词汇所造成的假象，而去认识它们所描述和研究的社会本相。我想，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贡献，如果受制于这些词汇，就只能自限于某学科里，这也是我觉得学者应该要跨学科的原因。

另外一点，你提到理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可笑的事情。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论？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了，我们希望总结出一些一般法则（general law），一些所谓理论，然后再在一般案例中看它是不是符合这些原则，不符合的话，它为什么不符合，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复杂社会﹐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结果，为什么现在会变成理论比人类社会更复杂？这是很荒谬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是思考与探索人类社会的工具，它帮忙我们去理解社会与人，它本身不是研究目的，理解社会与人的复杂性才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题图出自纪录片《文明》剧照。

记者 王青

编辑 王青 罗东

校对 贾宁

1982年，仲星火再婚引起轩然大波，看完他的三封信，真令人心痛

1981年，仲星火的演技，再次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

他因在电影《巴山夜雨》中扮演乘警老王一角，而和石灵、欧阳儒秋、茅为惠、林彬、卢青一起，获得了首届金鸡奖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

这是他1963年，因在《李双双》中出演孙喜旺，而获得第2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后，再次荣获表演大奖。

这一年，他还在《月亮湾的笑声》中出演了庆亮一角。

精湛的演技，完全不输获得金鸡奖影帝称号的扮演冒富大叔的老戏骨张雁。

此外，他在《405谋杀案》中扮演的陈明辉、在《天云山传奇》中扮演的吴遥、在《当代人》中扮演的王开济等角色。

也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可。

1982年，他还接到了在张瑜、卢青主演的电影《小金鱼》中出演钟老师的任务。

眼看着自己的演艺事业获得了第二春，仲星火自然高兴。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一桩家事，却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桩家事，与他的再婚的有关。

1982年6月11日，上海某家报社，发表了一篇名为《发生在电影演员Z家里的事》的文章。

将矛头直指著名演员仲星火。

文章发布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一些同事、朋友、熟人，都对仲星火另眼相看。

更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都纷纷指责仲星火“上不养老，下不养小”。

甚至很多人说，真没想到，银幕上热心肠的“马天民”，在生活中竟然如此“自私”。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和风言风语，仲星火苦不堪言。

仲星火真的自私吗？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一、

仲星火说自己是旧社会的弃儿。

这话一点不假。

他1924年2月5日出生于安徽亳州，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他的养父是个地主，有5个老婆。仲星火由大娘王氏抱养，取名叫赵金声。

仲星火很早就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

他1946年参加了革命，进入山东军区文工团做演员。

后来又转入华东军区文工团。

1949年跟随部队进入上海，然后成为上影厂的演员。

他颇具表演天赋，并且勤奋努力，所以很快便凭借在《南征北战》、《南岛风云》、《山间铃响马帮来》等电影中的出色表现，而成为了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演员。

1959年更凭借在电影《今天我休息》中扮演善良正直的户籍民警马天民，而声名鹊起。

1962年，他因在电影《李双双》中成功塑造了孙喜旺一角，而获得观众肯定，成为继陈强之后的又一位百花奖最佳配角奖的获得者。

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

“做人要做李双双，看戏要看孙喜旺。”

由此可见，他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是位妥妥的演技派好演员。

仲星火的第一任妻子，名叫陈倩。

那也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

她为仲星火生下了三个女儿。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抚养孩子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仲星火进入上海之后，每月的津贴只有2.8元，身上只有一个背包。

他还需要负担全家六七口人的生活。

日子何等艰难，可想而知。

但陈倩还是非常支持仲星火的演艺事业。

记得仲星火刚做电影演员时，面对镜头总是茫然无措。

于是团里的老演员就建议他多看电影，多思考。

记得有一次，上海放映美国电影《飘》。

一位老前辈就对仲星火说：小仲，你要看看这部电影，看完之后，你就会演戏了。

仲星火听完兴高采烈地来到电影院。但一问票价，却傻眼了。

因为一张票，竟然要抵半个月的工资，这怎么看得起呢？

所以他只好打算放弃。

然而陈倩却转身就去买了一张票，对仲星火说：你一定要看，你这是为了工作。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陈倩真是个好女人。

在仲星火的军功章里，有一半的功劳，也属于陈倩。

还有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仲星火被下放到奉贤农场参加劳动，一个月只能回一次家。

这时有人来做陈倩的工作。

让她与仲星火断绝关系。

但陈倩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会和老仲离婚的。

所以这夫妻二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他们齐心协力，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女儿抚养成人。

然而，谁能想到呢？

1979年，正当仲星火的演员生涯重新绽放璀璨光芒的时候，陈倩却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

这样的噩耗，对于仲星火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般的致命打击。

仲星火常年在外拍戏，家里的一切都由陈倩打理。

所以他在银幕上似乎“无所不能”，然而在生活中，他却并不懂得料理家务。

老伴去世后，他倍感无助。

三个女儿都已经成家在外，仲星火只能孤孤单单一个人，艰难度日。

所幸这时另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

这个女人，就是祝芸仪。

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

两人一见面，就很投缘。仿佛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祝芸仪也有过一段婚姻。

出生于大户人家的她，18岁那年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宣传婚姻自主。祝芸仪就毅然决然地和原来的丈夫离了婚。

20多年的时间，她独自一人将自己和前夫所生的一双儿女抚养成人。

遇到仲星火的那一年，她已经有50多岁了。

但年过半百的人，也同样值得拥有爱情，不是吗？

仲星火和祝芸仪，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所以再婚，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1980年，两人结婚。

他们的婚礼办得很低调，没有布置新房，也没有摆喜酒，更没有度蜜月。

然而他们却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却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二、

首先传来的，是一些流言蜚语。

甚至有人说“50多岁的仲星火娶了个18岁的大姑娘”。

这令仲星火哭笑不得。

而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他的三个女儿，都坚决反对他再婚。

这就与祝芸仪的一双儿子，支持母亲追求自己的婚姻幸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按理说，父母再婚，做儿女都应该理解才对，然而仲星火在这件事情上，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尽管仲星火也一再和女儿女婿进行了沟通，并且表明了自己坚持再婚的想法。

他希望女儿女婿都能接受祝芸仪。

然而三个女儿的表现，却令他心灰意冷。

家庭“内战”，一触即发。

1982年6月，一篇名为《发生在电影演员Z家里的事》的文章，更是将仲星火推到了甚嚣尘上。

一时之间，这位著名演员，在更多观众心中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竟然成为了“众矢之的”。

按现在的话说，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网暴”。

只是那时没有网络。但报纸的影响力同样巨大。

没有人知道仲星火的心中，有多苦。

他和祝芸仪结婚后，他与三个女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大女儿甚至占据了他原来所住的房子。

那是上影厂分给他的一处住所。

但为了避免无休止的吵闹和矛盾激化，仲星火和祝芸仪只好选择了搬离。

从此两人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日子。

今天在这个朋友家住几天，明天又到那个亲戚家挤一晚。

4年时间，他们共搬了8个地方。

住过岳母家的阁楼，也睡过朋友家的地板。

有时他们回到朋友家时，朋友会委婉地说：明天我有亲戚要来……

于是两人只能赶紧收拾东西，匆忙搬家。

日子苦不苦？当然苦。

但因为两人情深意浓，所以也并不觉得光阴有多么难捱。

记得那时，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外出散步。

因为借住的朋友家的住房一般都很小，所以他们选择等朋友全家都入睡之后，才悄悄回来。

他们行走在黄浦江边，望着高楼大厦里闪烁的灯光，感慨万千。

“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小窝呢”？

我想，他们那时的心情，虽酸涩，却也有无尽的浪漫。

当时，仲星火的工资每月100多元，尽管他出演的《405谋杀案》收获了上亿元的票房。

但却与他无关，他没有任何分成可拿。

那时的演员都靠工资生活。拍戏时会有一些补贴，但也不多。

祝芸仪的工资有50多块。两人就靠着这150元的工资，精打细算。

又要租房，又要吃饭，还要支付一些随礼，日子经常过得捉襟见肘。

好在不久后上影厂领导了解到了仲星火的实际困难，想方设法分了一套老式公房给他们，才算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可是来自社会上的舆论，却压得仲星火喘不过气来。

而且他不仅名誉上受损，就连自己的事业，也受到影响。

原本已经谈好的戏约，被临时取消，有些外省市的电影厂，也不敢再请他拍电影。

祝芸仪更是受到来自四面八方不明真相的人的抨击。

甚至有人将她描绘成了专门勾引“电影明星”的“女妖精”。

祝芸仪整日以泪洗面。

眼看着自己和妻子名誉受到严重伤害，仲星火决定借助媒体，勇敢地站出来，向大家说明真相。

三、

1982年7月28日，仲星火向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发出了第一封信。

在信中，仲星火以诚挚的口吻，求助该杂志。

因为他的“家庭纠纷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所以他希望《民主与法制》能给予协助，寻找出处理问题的正确途径。

以使自己和妻子祝芸仪能够尽快解脱这方面的思想负担。

第一封信的标题是《发生在我家里的事怎么了结？》。

紧接着在1982年10月，仲星火又向该杂志写了第二封信。

在信中，他对自己家中出现的许多状况，做了进一步说明。

他说，我们作为长辈，在处理家庭纠纷时，有缺点应该批评，也愿意改正。

但《发生在电影演员Z家里的事》一文发表后，银幕上一出现他的形象，就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嘲笑。

作为一名年近六旬的老演员，仲星火感到万分痛心。

他的三个女儿，早已成家，最大的41岁，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也不和仲星火住在一起。

仲星火从未向三个女儿要过的赡养费用。

《发生在电影演员Z家里的事》一文中所讲述的仲星火不赡养父母子女的报道，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他说，媒体公开批评我们，讲了我们的缺点，我们都能接受。

但不能完全站在子女的角度看问题，对于子女需要受到教育的地方，也应该予以指出。

仲星火的这两封申诉信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与“老人再婚”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大讨论。

仲星火的遭遇，也引起了更多影迷的关注。

《民主与法制》杂志社通过对仲星火单位同事、领导以及仲星火当初在山东大学读书时老班长的采访，用事实证明了仲星火不仅是一位好演员，而且更是一位好父亲，和好儿子。

原上影厂演员剧团领导铁牛就发表了肺腑之言。

他和仲星火一同进城，一同出演了《南征北战》等电影，后来还成了邻居，对于仲星火的几个女儿，他也是看着她们长大的。

所以他对仲星火非常了解。

他认为仲星火不会做出违反原则的事情。

至于发生在仲星火家的家庭纠纷，在社会上持续了一年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矛盾也越来越复杂。

他觉得是双方沟通不到位所造成的。

毕竟父女总归是父女，血浓于水，骨肉亲情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他建议双方都应该坐下来，各自进行自我批评，以宽容的态度，以更高的思想境界，来解决纠纷。

其他人也就当时社会上所出现的“子女结婚抢占父母婚房”、“为分割财产一家人反目为仇”、“子女为个人私利而反对父母再婚”等现象，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议。

总结起来就是，父母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婚姻，做子女的无权干涉。

而子女该如何正确对待父母再婚？如何正确对待住房、财产分割等问题，才更值得大家深思。

其实，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子女反对父母再婚，不尊老爱老，甚至虐待老人的事件，大多都是利己主义思想在作祟。

而这是应该遭到谴责和批评的。

看来最终，舆论还是站在仲星火的这一边。

1982年10月，《民主与法制》第十期杂志发行后，仲星火看着那么多的读者来信，都对他表示了支持，他夜不能寐。

所以，他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该杂志社写出了第三封信。

在信中，仲星火对自己家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说实话，读着他发自内心的这些文字，真令人感到心痛。

他说：当时是我忽略了，没有细心地和女儿们好好商量，没有照顾到孩子们的感情，导致女儿们指责我，而我呢？也是满腔怨气，又一味责怪孩子们。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冷静思考，我觉得，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作为长辈，更应该严以律己。

仲星火说，中国有句古话：“养不教，父之过。”

他“反省”道，因为长期以来，他经常在外拍戏，和女儿们接触不多，所以对她们的成长和思想确实关心不够。

但他同时又表示，我和祝芸仪的结合是双方自愿的，我们不会去妨碍孩子们的生活。

孩子们又为什么这样容不得后母，要这样伤老父亲的心呢？

句句在理，字字动情，却又充满无奈。

仲星火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够引起大家的深思。

同时更希望在自己的家中，能够出现敬老爱幼、互敬互爱的和睦景象。

我想，这是仲星火的美好心愿。

然而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四、

2014年12月25日，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仲星火因病去世，享年91岁。

她的遗孀祝芸仪捧着他的照片，哭得死去活来。

她难以忘记和仲星火相依相伴的34年时光。

当初她和仲星火结为“半路夫妻”，遭到了仲星火三个女儿的坚决反对，没想到还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段日子真是艰难，不堪回首。

但他们还是相互依靠着，一路走了过来。

他们眼中有爱，心中有情。

再苦的日子，也更觉甜蜜。

好在祝芸仪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孩子，都对仲星火很好。

仲星火也对他们视如己出。

一家人的生活，也过得美满和睦。

1996年，他们还在祝芸仪儿子儿媳的邀请下，去美国旅游了一趟，就住在祝芸仪的儿子家。

而祝芸仪的女儿女婿也不时会带着外孙女前来看望两位老人。

可是仲星火自己的三个女儿，却多年不与仲星火进行来往。

这的确形成的鲜明的对比。

可是就算儿女再好，也抵不过身边有一个好老伴啊。

祝芸仪感到很知足，在自己晚年的时候，能够遇见仲星火。

而仲星火又何尝不是呢？

他不止一次地说，能够遇见我的妻子，就是我后半生最幸运的事情。

祝芸仪对他照顾，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

无论仲星火去到哪里，祝芸仪都会守在仲星火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祝芸仪总会背着一个包，那包里装满了仲星火所需要的水、小食品和药。

那包很重，但她一天也没落下过。

而仲星火也是为了让祝芸仪过上更好的生活吧，所以他哪怕年事已高，也坚持拍戏。

我想细心的影迷都已经发现了，在和仲星火同辈的电影演员中，他是接戏最多的一个。

许多老同事老哥们都退休了，在家安享晚年，可他却一直都坚守在镜头前。

直到他演不动了。

2012年，他还在《飞越老人院》中出演了一个角色。

那时89岁高龄的他，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他被查出患上了癌症。

他一直都尝试着和三个女儿达成和解。

好在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他晚年的时候，三个女儿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而且还主动称呼祝芸仪为阿姨。

2014年，仲星火住进医院。大概是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他对祝芸仪说：不能让上影厂花费太多钱在我身上，所以葬礼要简办。

12月25日，仲星火离世后，祝芸仪按照他的嘱托，简单举办了葬礼。

然后，她和仲星火的三个女儿，进行了财产分割。

除了她自己名下的那套房屋外，她将仲星火的其他财产，全都交给了仲星火的三个女儿。

她说，我跟他结婚，不是想图他什么，当年我们俩清清白白，现在也是。

这之后，她和仲星火的女儿，再无来往。

只是，她依然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吃饭时，桌子上一定会摆两副碗筷。就像仲星火没走时一样。

每年到了12月25日这一天，她都做一桌子仲星火生前爱吃的菜。

尽管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这让我们感觉，真情永远都比金钱、地位等身外之物，更加重要。

老人再婚的话题，是老生常谈。

然而直到现在，子女对父母的再婚横加干涉的状况，还时有发生。

我想说，他们是真的关心父母吗？还是只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仅仅只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便置父母的幸福于不顾，那又怎能当得起一个“孝”字呢？

各位觉得，是不是呢？

欢迎大家发布高见。

文/DJ雅清编辑部：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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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杨振宁100岁生日现场，才明白他为何说翁帆是上天给我的最后礼物

很多人说：杨振宁是华人物理学界的天花板，也是世界上在世的最伟大物理学家，没有之一。

9月22日，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正式迎来100周岁的生日。

这两天，有人晒出了杨振宁先生百岁寿宴的现场照片。

照片里的杨振宁，虽然两鬓苍苍，但看上去精力充沛，身体健朗。

妻子翁帆，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翁帆穿着朴素，笑容随和，能看出来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18年前，28岁的翁帆嫁给82岁的杨振宁。

54岁的年龄差，为两人招来无数非议。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杨振宁已年过百岁，翁帆也年近半百。

杨振宁曾说：

“我这一生，有很多次，都恰好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当然，这也包括我向翁帆求婚。

“翁帆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

18年后，两人的婚姻在世人的纷争中，走到了现在。

翁帆和杨振宁，相识于1995年。

1995年夏，汕头大学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杨振宁携夫人杜致礼参加。

这一年，生于广东潮州的翁帆考入汕头大学英文系。

由于容貌姣好，学习能力强，她被学校选为学生代表，和几个同学一起接待了到访的杨振宁夫妇。

19岁的翁帆，年轻又有活力，说话办事落落大方，给杨振宁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活动结束后，三人在现场合影留念。

之后几年，翁帆以学生的身份和杨振宁夫妇保持书信往来。

不过，当时的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和杨振宁这样的大人物有那么深的缘分。

1999年，从汕头大学毕业后，翁帆去了深圳一家高尔夫俱乐部工作。

她在深圳工作了3年，其间与一位香港人相识、相恋。

情投意合的两人，很快便结婚了。

但这段婚姻，并不像是翁帆想象得那样美好。因为生活习惯差异太大，这段婚姻只维持了2年就以失败告终。

这段婚姻对翁帆的打击十分大。

她决定打起精神考研，提升自己。

2003年，27岁的她报考了广东外贸外语大学，成了一名翻译系硕士生。

也就是这一年年底，已经回国定居的杨振宁痛失爱妻。

翁帆一直把杨振宁夫妇当成恩师一样崇拜，听闻噩耗后十分伤心。

她担心杨振宁的身体，特地写了一封邮件开导他。

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邮件往来。

来往之间，杨振宁得知翁帆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对这个姑娘十分心疼。

2004年2月的某天，杨振宁给翁帆打了个电话：

“我要去中山大学一趟，你愿意跟我见面吗？”

接到电话的翁帆，心里很是高兴，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两人走在校园的绿荫小路上，28岁的翁帆身上还带着几分女孩的天真，给杨振宁讲她旅游时遇见的趣事。

她的声音很清脆，就像是百灵鸟一样。

聊天间，杨振宁的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那次见面后，两人的联系更加频繁了。

学业上，翁帆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寻求杨振宁的帮助，而杨振宁也很乐意帮助她。

一次，翁帆跟好朋友出去逛街，接到了杨振宁的电话。

两人一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一个小时后，一起出来逛街的朋友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杨教授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不然怎么会天天跟你打电话？”

朋友的一番话，让翁帆内心又是雀跃又是慌张。

她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彼时的杨振宁，已经82岁了。

晚年丧妻，三个子女也早有了自己的生活。

悲痛和孤独，一起向他袭来。

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物理学家，在妻子去世后一个人孤独生活多年，生活非常糟糕。

这位朋友去世后，在他看过的书页上，还留下了饭菜的污渍。

杨振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翁帆的出现，对他而言，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翁帆是小太阳，热情又有活力，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人仿佛都跟着变年轻了。

不久后，杨振宁约翁帆去北海旅游。

两人骑着双人自行车，在椰林小道中穿行，就是这次，让杨振宁下定了决心。

回到北京后，在征得子女的同意后，杨振宁给翁帆打了个求婚电话。

翁帆被吓了一大跳，佯装不高兴地说：

“哪有人求婚不送玫瑰的？而且还是打电话求婚。”

闻声后杨振宁明白，这是答应了。

连忙笑着说：“下次见面一定补给你。”

2004年12月24日，两人在民政局登记结婚。

那一年，他82岁，她28岁。

两人结婚的消息传到外界后，引起轩然大波。

首先是年龄差，杨振宁比翁帆大54岁，比翁帆的父亲还要大20多岁。

其次是巨大的地位差别，杨振宁是诺奖获得者，回国后住在清华的“大师邸”别墅做研究。

有一张合照，能够直接反映杨振宁在学术界的地位。

国际物理会议结束后，他被大家一致推举站在C位，拍照留影。

而之前站在这个位置的人是爱因斯坦。

而翁帆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生，父亲在潮州经营一家旅行社。

两个相差如此之大的人结合，任谁看了也不会说是爱情。

但是，面对舆论，翁帆选择了忽视。

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翁帆被问：“你对杨振宁先生的感情究竟是出于崇拜还是出于爱？”

翁帆是这样回答的：

“当你崇拜的男人对你表达了喜欢或者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爱上他了。”

崇拜是爱情的基础。

而让双方都受益的婚姻才是真正健康的婚姻。

婚后，翁帆随着杨振宁住进了清华园的“大师邸”。

为了杨振宁的身体，翁帆改变了很多习惯。

以前她喜欢喝咖啡，喜欢熬夜上网。

但是婚后她完全戒掉了咖啡，开始早睡早起，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照顾杨振宁吃早饭。

她还和杨振宁学着打太极拳，每天傍晚饭后，两人就在花园里慢悠悠地打拳。

和翁帆在一起后，杨振宁也开始学着年轻人的样子，看年轻人爱看的书，看年轻人爱看的电影。

生活中这些细微的不同，反而成了他们婚姻的粘合剂。

去年99岁时，杨振宁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裂，在北京301住院几个月。

这些年，杨振宁的身体也曾出过问题，进过抢救室。

每一次都是翁帆陪在病床前，寸步不离的照顾，直到他康复出院。

冬天出门前，翁帆一定为他系上围巾。

逛公园，走十几分钟路，翁帆就坚持要停下来，歇一歇。

每次出席活动，杨振宁总是牵着翁帆的手，这不是秀恩爱，也不是走不动了。

他说：“小帆，牵着你的手我感觉很踏实。”

早在2006年，两人就做了财产公证。

杨振宁的财产早就定下来留给三个孩子，翁帆得到的是杨振宁在清华大学中一套三层小别墅的“生前使用权”。

因为这套别墅是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专门建造的，产权归清华所有。

翁帆是善良的，对于这些物质她完全不在意。

婚后的多年里，她将夫妇二人的存款近200万美元陆续捐赠给清华。

两人并没有去追求豪华生活，他们的家，装修普通，陈设简单，与一般居民无异。

2011年，翁帆成功考入清华大学。

入读清华大学建筑系，攻读建筑历史专业博士学位。

在清华读博，对于以前的她来说，是完全不敢想象的。

精神上的富足，远远不是金钱名利这些东西可以比拟的，杨振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阔渊博的学识给翁帆带来了很大帮助。

杨振宁曾在《曙光集》前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

“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

如今，距杨振宁说这话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翁帆的细心呵护下，他不仅看见曙光，更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纵使将冷原子、凝聚态物理科研水平提高了几十年，那双牵着翁帆的手也坚定有力，从未放开过。

写到这里，似乎能明白杨振宁为什么会说翁帆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后礼物了。

苍老的灵魂因翁帆能够重回青春，怎能不令人欢喜。

翁帆则借用了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来回应杨振宁的示爱：

“我将轻轻叹息，叙述这一切——许多年后，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烟稀少的那一条，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如今18年过去了，两人依旧恩爱如初。

祝福他们能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

作者：大叔，前航空公司职员，身高1米86，三观比五官正，眼界比目光更宽广；没见过你，但比谁都懂你。来源：知否大叔（ID：zhifoudashu）。未经授权不得二次转载，发送朋友、转发朋友圈请随意。

白天鹅嫁给了矮穷矬​？印度将引进图-160，这事儿靠谱吗？

《军武次位面》作者：大伊万

昨天，《环球时报》披露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根据“印度国防研究所”转述印度空军前元帅阿鲁普·拉哈在新德里“Chanakya”基金会论坛上的讲话，拉哈元帅宣称，俄印两军正在“就从俄罗斯购买图-160型战略轰炸机展开接触”。

据称，接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谈判可能要进入最后阶段”，印度打算购买6架图-160型战略轰炸机，同时购买一大批配套的高精度战术导弹。

消息一出，大家吃了一惊：

毕竟一方面，图-160型战略轰炸机是什么东西，这是妥妥的战略大杀器，飞行速度快，作战半径大，武器携带量多。该型战略轰炸机除了可以携带常规炸弹、X-555和X-101系列巡航导弹，更可以携带多种型号的核航弹和核巡航导弹（X-55和X-102等）。

俄罗斯复产后并成功试飞的图-160M2

更何况俄罗斯空天军已经启动了为图-160M2型战略轰炸机配套空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发计划，预计未来的图-160型战略轰炸机，作战半径更远，打击威力更强。

只要印度空军能够拿到图-160型战略轰炸机，就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南亚次大陆的军力平衡，同时必然会对印度的北方、西方邻国的安全环境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如果印度能够完成核航空炸弹和图-160型战略轰炸机的整合，再加上印度已经下水了“歼敌者”号导弹潜艇、陆基成功试射了“烈火-5”型远程弹道导弹后，这就意味着印度自此完成了自身战略核力量的“三位一体”建设。这对于印度来说，那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进步。

另一方面，在咱们不少人的心中，图-160型战略轰炸机，一向是咱们心水已久、想要而不得的装备，从无数军迷对乌克兰销毁自己的图-160型战略轰炸机捶胸顿足、最让人认同的评价是“为什么不卖给中国”就能看出来。但是很可惜的是，俄罗斯方面长期不卖给我们图-160型战略轰炸机，在2008年到2010年左右，也只肯卖给我们一小部分图-22M3型战役轰炸机，在不少军迷看来这是俄罗斯“不够意思”的一个表现。

图-160作为俄军现役最大的轰炸机，尺寸也是数一数二的大

结果现在俄罗斯不仅卖了图-160，而且卖的是我们的“战略对手”、一向被不少军迷长期轻视的印度，不少人显然接受不了。估计，大家的心理就跟自己追不上的白富美，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嫁给了隔壁的矮穷矬一样。

“白天鹅”真嫁给了“矮穷矬”？

那么，图-160“白天鹅”真的嫁给了隔壁的“矮穷矬”吗？大伊万觉得，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毕竟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还两说呢。

同样是一方面，按照印度人那嘴上没把门的德行，习惯性地把一分钱的事情说成是一块钱的事情，一块钱的事情他能说成是一百块钱的事情，完全没谱的事情到了印度人嘴里，就能给你吹成谈的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

图-160型战略轰炸机的出口情况就是如此，就按照拉哈元帅自己的话，目前俄印两国正在就此事“展开初步接触”，既然是“初步接触”怎么接下来就画风突变变成了“谈得差不多了”，又从“谈的差不多”到了西方媒体嘴里变成了印度马上就要装备图-160战略轰炸机了……这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转折和过渡，让人根本摸不着头脑。

因此，唯一的解释，是印度大概率又在夸大其词，没准只是向俄罗斯方面发函询问了此事的可行性，然后就被单方面演绎成了“谈的差不多了”。实际上，这就是印度的一厢情愿，不然，你在迪丽热巴的微博底下留个言，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你，这能被解读为你跟迪丽热巴的婚事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吗？

另一方面，就算印度想买，俄罗斯也想卖，目前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拿出图-160型战略轰炸机的成品还两说呢。目前，俄罗斯空天军只有一个单位装备有图-160M/M2，除了茹科夫斯基飞行学院的试飞机，只有恩格斯的远程航空兵近卫重型轰炸航空兵第22师编内的近卫第121团，数量一个萝卜一个坑，就20来架。

当然，目前俄罗斯经过数年的努力，已经搞定了图-160M2型战略轰炸机的复产工作，分别在2018年1月首飞了首架复产的图-160M（使用了苏联时代剩下的08-04号机体）、2020年11月首飞了首架更新航电和航发的图-160M2（调拨了一架现役的图-160M）、2022年1月12日则首飞了首架全新制造的图-160M2，基本上每两年才能复产出一架宝贵的图-160出来。

尽管俄罗斯空天军豪言壮语，说未来打算装备50架改进后的图-160M2，但是，根据库兹涅佐夫集团收到的航空发动机订单，该航发集团在2025年前，只收到了8台全新的NK-32-02型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制造订单。这意味着，图-160到2024年，俄罗斯空天军也只打算再建造2架，真正的“手搓白天鹅”。这多少代表了俄罗斯空天军其实要理顺图-160M2型战略轰炸机的生产线，并没有那么容易，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产能是相当受限的。

库兹涅佐夫集团经过数年的“工业考古”，根据苏联时代留下来的部分技术文件，复原了图-160发动机的生产工艺流程，还在工艺文件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技术状态改进，全新制造的NK-32-02发动机也终于不会再像老款一样冒“黄烟”

印度如果要从俄罗斯宝贵的产能里扒拉出来一块，问俄罗斯要图-160M2，可能会耽误俄罗斯自己装备图-160型战略轰炸机不说，怕是就算俄罗斯真心想帮印度的忙，印度也没那么快能弄到图-160。当然，这对于一个项目经常拖上五六七八年的印度来说也无所谓。

虽然离谱，但不是没有可能

除了“印度不太可能弄到图-160”这种可能性，咱们还需要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印度“确实有可能弄到图-160”。毕竟，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为了在战略上拉拢印度，好处给了一大堆。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在今年年初，俄罗斯对印度放话说“什么都可以谈”，印度立马狮子大开口，要俄罗斯出口S-500型防空反导拦截系统。那既然“什么都可以谈”了，想必图-160型战略轰炸机，肯定也在印度的考虑范围之内，但这就要看俄印两国勾兑的结果了。

号称全球最强防空导弹系统的S-500

但是，大伊万主要提三点：

一是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俄印这俩国家就是典型的互坑。比如苏联刚解体的时候，印度用跌成废纸的卢布去还欠俄罗斯的外债，人家借给你黄金你还人家一堆废铜烂铁，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不地道”；

而俄罗斯也不遑多让，你对我不地道我对你更不地道。这不，在苏-30MKI型战斗机项目的问题上，在米格-29K战斗机项目的问题上，还有著名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T-50型战斗机等等，印度基本上被俄罗斯给涮了一遍又一遍。

尤其是那艘号称免费赠送、结果收了十几亿美元改装费、把印度涮得团团转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因此，这次印度号称要购买图-160型战略轰炸机，指不定后面还有多少幺蛾子、多少大坑在等着印度，也指不定俄罗斯又要在里边夹带多少私货，打算从印度身上狠狠刮几笔下来呢。对此，咱们抱着一个看热闹的心态去看就行。

一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大伊万始终觉得，俄罗斯对于印度，一直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幻想。一方面，俄罗斯试图通过支持印度，塑造所谓中印均势的亚洲地缘战略格局，从而让俄罗斯处于居中制衡的位置，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制衡我们；另一方面俄罗斯一直似乎认为，印度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甚至俄罗斯人对印度人都抱有十分奇特的、毫无来由的好感。

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想法，大伊万的观点是，俄罗斯还是别指望能够通过印度来制衡我们。毕竟，对于我们来说，喜马拉雅山就是我们制衡印度最好的天然屏障，中印之间是天然不具备战略均势的；更不用说印度在多种禀赋上和中国差距太远，想利用印度来制衡我们，只能说俄罗斯这算盘打错了。

同时，俄罗斯最好也别对印度抱有太大的幻想，对于印度来说，它一向自诩为西方体系的“东方继业者”，定位和马其顿帝国分崩离析后，出现在东方的、杂糅了希腊化和亚洲文化的塞琉古比较类似。这就意味着印度会天然和大英帝国更亲近些，即使是从印度的均衡外交的策略来看，印度对于俄罗斯的好感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且伴随着目前美国印太战略的逐步深入，印度正在越来越向英美体系“一边倒”。要是接下来俄罗斯继续在印度身上押注，说不定会给印度卖个锃光瓦亮不说，还会削弱我们对抗英美体系的实力，到头来照样会损害俄罗斯自身的国家利益。毕竟，只有中俄背靠背才能有效对抗美英这两为首的海上强权。

二是从印度的角度来说，以图-160型战略轰炸机的复杂性，尤其是它那个变后掠翼机构的麻烦程度，大伊万不认为印度能有效地玩得转这种大型飞机，即使印度之前得到过俄罗斯的图-142反潜机也是如此。如果HAL（印度斯坦航空）敢上手维修那就更是如此了，如果印度真的拿到了图-160，那么，它别坠毁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