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志愿2纽约客文章列表:

• 1、加拿大女医生赴纽约冒险抗疫 申请美国绿卡却被拒
• 2、加拿大女医生赴纽约冒险抗疫 申请美国绿卡却被拒
• 3、全球观察丨为什么高学历的富二代会成为恐怖分子？
• 4、考查翻译水平，考试能否？从译者胡婧不合格说开去
• 5、有温度的文化 不一样的精彩

加拿大女医生赴纽约冒险抗疫 申请美国绿卡却被拒

加拿大籍女医生申请美国绿卡被拒后，表达抗议。（cnn）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6日报道，最近，加拿大籍女医生朱莉娅·艾弗拉特申请美国绿卡遭到拒绝，她怒称“感觉像被打了一巴掌”，并提出上诉。据了解，艾弗拉特曾志愿赴纽约医院重症监护室，冒生命危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报道说，艾弗拉特在美国生活了13年，曾在美国著名的梅奥医院接受培训。目前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是一名助理教授。

艾弗拉特在纽约一线抗疫（cnn）

纽约市暴发新冠病毒疫情后，艾弗拉特志愿赴一线抗疫，留在重症监护室照顾重症患者，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

艾弗拉特说，日前发现自己通过医院申请绿卡遭到拒绝，美国移民机关说明的拒绝理由是，申请人必须在某个领域具有“专家”身份，才能符合资格。她说，自己其实就是专家，对于这个结果感到万分诧异，完全料想不到，她的移民律师与医院同事也都觉得无法理解。“他们（移民机关）认为我这样的人没必要留在这里”。

艾弗拉特怒称“像被打了一巴掌”（cnn）

艾弗拉特还表示，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要怎么做，才能让移民机关觉得合格，“我觉得很心痛，很无助，从小到大从来不曾觉得如此不知所措，感觉像被打了一巴掌。”她表示，已经通过移民律师提出上诉。

加拿大女医生赴纽约冒险抗疫 申请美国绿卡却被拒

加拿大女医生赴纽约抗疫申请绿卡被拒【加拿大女医生赴纽约冒险抗疫 申请美国绿卡却被拒】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6日报道，最近，加拿大籍女医生朱莉娅·艾弗拉特申请美国绿卡遭到拒绝，她怒称“感觉像被打了一巴掌”，并提出上诉。据了解，艾弗拉特曾志愿赴纽约医院重症监护室，冒生命危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说，艾弗拉特在美国生活了13年，曾在美国著名的梅奥医院接受培训。目前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是一名助理教授。艾弗拉特还表示，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要怎么做，才能让移民机关觉得合格，“我觉得很心痛，很无助，从小到大从来不曾觉得如此不知所措，感觉像被打了一巴掌。”她表示，已经通过移民律师提出上诉。（@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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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观察丨为什么高学历的富二代会成为恐怖分子？

据《卫报》报道，斯里兰卡的复活节爆炸案目前已导致253人死亡。爆炸最早发生在4月21日复活节当天上午，斯里兰卡的3座教堂和4家高档酒店以及一所住宅内发生了8起爆炸。爆炸发生后，斯里兰卡加强了安保措施并实施宵禁，该国从4月23日起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斯里兰卡警方开始抓捕涉嫌参与爆炸案的嫌疑人。4月26日，斯里兰卡军方突袭极端组织的窝点，其间又发生三起爆炸，造成了包括6名儿童在内的15人死亡，军方与爆炸嫌疑犯发生了交火。

斯里兰卡内贡波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附近一公墓，人们集体埋葬遇难者，图片来自《卫报》

目前还有许多嫌疑人正在接受斯里兰卡警方调查，已有包括NTJ（National Thowheed Jamath）在内的两个斯里兰卡国内伊斯兰组织宣布对此负责。而ISIS在4月23日也宣称对近期在斯里兰卡的一系列爆炸案负责。斯里兰卡国防部长维杰·瓦德内称，此次复活节袭击是对新西兰清真寺袭击事件的报复，然而，他并没为这种说法提供什么证据。

斯里兰卡内阁大臣和政府发言人拉吉塔·塞纳拉特纳说，目前调查人员正在调查NTJ是否取得了“国际支持”，他们认为NTJ是此次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NTJ是斯里兰卡一个新成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主张军事化以及极端伊斯兰主义。然而，该组织以前以反佛教、破坏佛像而为人所知，与其他恐怖组织并无关联。塞纳拉特纳也表示，这样一个“小组织”不可能有能力实施这种需要高度分工协调的自杀式袭击，因此NTJ可能接受了外部援助。

复活节爆炸案打破短暂的宁静，斯里兰卡盘根错节的宗派矛盾恐升级

大体上来说，斯里兰卡有两个主要的民族。主体民族是主要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占总人口的73%，另一个主要民族是比较晚从印度次大陆过来的泰米尔人。泰米尔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他们有信仰印度教的，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因近代西方殖民的关系，斯里兰卡还有占人口7.3%的基督徒。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盘根错节，极为复杂，这是斯里兰卡独立后乱局的背景。

泰米尔人在1972年成立了“猛虎组织”，想走独立建国的道路，并于1983年引发了斯里兰卡内战。直到2009年，“猛虎组织”承认战争失败，才结束了与政府军的战斗，斯里兰卡的民族纷争才告一段落，过上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但是近年来，斯里兰卡的宗教冲突慢慢浮出水面。早在斯里兰卡内战尚未结束时，泰米尔“猛虎组织”在1990年10月就曾对穆斯林发动了种族清洗，企图对穆斯林赶尽杀绝。在内战结束后，佛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升级。2018年3月，佛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攻击庙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其中，NTJ就在那时以破坏佛像而出名。而今年这起复活节爆炸案，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又浮出水面，这引发了人们对斯里兰卡宗派暴力卷土重来的深深担忧。

复活节爆炸案直接破坏了当地人与穆斯林社区的关系，使得当地社区的紧张局势加剧。据《卫报》报道，有至少700名穆斯林难民在这次爆炸案之后，离开了他们在尼贡博的家，找地方到处躲藏。此外，大约有500名艾哈迈迪教派的穆斯林难民遭到当地人的抗议。在他们的社区外，贴着“我们不需要巴基斯坦难民”的英文以及僧伽罗语标语。当地的一名省议员也抗议道，“我们不需要他们。”

在穆斯林难民社区贴上的抗议标语，图片来自《卫报》

在埃克塞特大学研究地区冲突的穆斯林学者Farah Mihlar在《卫报》写了一篇名为《斯里兰卡循环往复的动荡的线索》的文章，分析了当下斯里兰卡的局势。Farah Mihlar认为，在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穆斯林成为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共同的“新敌人”。泰米尔人视穆斯林为自治的障碍，僧伽罗的佛教极端主义组织则在不断攻击穆斯林和基督教徒。

据Farah Mihlar的调查研究显示，斯里兰卡人对穆斯林的不信任程度日益加深。斯里兰卡人往往以种族歧视的方式，来表达对穆斯林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和高出生率的担忧。虽然有些穆斯林团体及其宗教领袖对这些攻击做出解释，并愿意伸出橄榄枝和解，但是穆斯林的极端主义行为仍旧存在。

此外，斯里兰卡的安全机构并没有能力及时采取行动防止极端组织所策划的恐怖袭击的发生。据《外交学人》报道，在复活节爆炸案发生前十天，斯里兰卡的安保部门就接到了恐怖袭击的警告，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后续行动去预防，这也表明了斯里兰卡政府并没有能力提早遏制极端组织的发展和行动。

但是，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表示，他和本届内阁的全体官员都没有收到关于恐袭警告的相关消息。而总统西里塞纳则负责接管着安保情报。《外交学人》分析道，这暗指总理和总统之间存在着权力冲突。随着大选临近，二者间的权力之争也会越发激烈。而这些事件都会成为博取选票的砝码。

Farah Mihlar认为，当斯里兰卡内战结束时，许多人权工作者便认为，倘若无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且对战争时期的暴行进行清算和负责，斯里兰卡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但是，战后的斯里兰卡一直缺乏对施害者公正的审判，对少数群体的保护以及各族群之间真正的和解，这是国家机器的失败，也是斯里兰卡需要反思的地方。Farah Mihlar呼吁，我们需要超越各民族、各宗教团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思维，去共同建设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和平。

穷人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事实上，高学历的“富二代”成为恐怖分子的现象很常见

据《卫报》报道，上周四，斯里兰卡警方证实，斯里兰卡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穆罕默德·优素福·易卜拉欣(Mohamed Yusuf Ibrahim)在袭击发生后被拘留，因为易卜拉欣是两名炸弹袭击者、NTJ核心成员的父亲。目前9名袭击者中8人的身份基本得到确认，这8名袭击者都是斯里兰卡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来自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家庭。其中一名袭击者出身于富裕的茶商家庭，曾在英国金斯顿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在这之后还去澳大利亚学习，才返回斯里兰卡定居。

在很多人的普遍认知里，自杀式袭击者往往是许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容易被极端主义“洗脑”，成为他们的炮灰，或者他们因为贫困，需要靠自杀式袭击以换取家人的金钱保障。但是，这并不是常态。

实际上，许多恐怖分子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高收入阶层。这类例子层出不穷：

“9·11”事件的袭击者们都没有经济困难，三分之二的袭击者还拥有学位，甚至还有攻读着博士学位的劫机者；

基地组织的创始人本·拉登，他是建筑大亨的儿子，有着大学学位，当过工程师，靠石油和建筑业发财，其家族与沙特皇室有着密切联系；

现任基地组织领袖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就是一名眼科、外科医师，精通多国语言；

策划2002年绑架和斩首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的Ahmed Omar Saeed Sheikh也有着很不错的家庭，他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应用数学、统计理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

2005年伦敦自杀式炸弹的袭击者Tanweer毕业于利兹大学，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商人；

2009年基地组织策划的“内衣炸弹”事件中的袭击者是尼日利亚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就读于伦敦大学，而其主谋Anwar al-Awlaki的父亲是也门内阁部长，他在加入基地组织前正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14年负责斩首美国记者James Foley的ISIS恐怖分子“圣战约翰”Mohammed Emwazi，来自一个西伦敦的富裕家庭，他有着计算机学士学位；

2016 年发生在孟加拉国达卡导致20个平民丧生的恐怖袭击当中，7名袭击者都是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ISIS的领导人巴格达迪出生于宗教学者家庭，他在巴格达的伊斯兰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ISIS的领导层许多是宗教神职人员，或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而许多从埃及或突尼斯“志愿”加入ISIS的年轻人也有着舒适的生活背景......

ISIS头目巴格达迪，已被炸死

有许多研究调查也在证明这一点，许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恐怖分子一点也不奇怪。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Robert Pape指出，经过他对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者的大量研究发现，他们给人的印象都是“非常正常”，袭击者的教育水平通常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在巴勒斯坦，兰德智库采集了哈马斯在线刊物《Shahid》中自杀式袭击者的背景信息佐证了这个观点，他们发现这些自杀式袭击者只有13%处于贫困线以下，远低于巴勒斯坦的平均水平32%。将近60%的自杀式袭击者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这一比例在巴勒斯坦同龄男性人群中仅为15%。

激进组织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zation）的高级研究员乔Joana Cook也表示，虽然贫困可以成为一种诱因，但是，把贫穷视为政治暴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一种普遍的误解。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暴力，它有着多重动机。有一些人可能被组织领袖承诺的社会安全网所吸引，但更多的人是受意识形态所驱动。而且，女性恐怖主义者的出现也不足为奇，“在国际上，我们仍将女性的暴力犯罪视为不太常见的行为，但对于加入恐怖组织来说，女性和男性表现出一样兴趣和动机。”

联合国维和人员纳斯拉·哈桑曾经采访了250名恐怖分子及其亲友，她的总结如下：“他们中无一人教育程度低下、贫穷窘迫、头脑简单或处于抑郁状态。除了在逃亡的，很多人都是中产阶级，而且有工作。我采访的其中有两个恐怖分子还是百万富翁的儿子。”

对于这个现象，较有系统研究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lan B. Krueger和Jitka Malečková曾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教育、贫困和恐怖主义：这里面有因果关系吗？》。他们对在美国和德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仇恨犯罪的研究表明，暴力侵害少数群体与经济条件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在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真主党战士的调查发现，这些真主党战士可能比当时黎巴嫩的一般什叶派民众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在他们对1987年至2002年期间，以色列和西岸巴勒斯坦恐怖袭击事件的分析发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贫困率是普通人口的一半（15％对30％），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

而在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活跃的以色列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他们也比同龄人更富有，受过更好的教育。最后，Krueger和他的合作者收集了1997年至2001年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的数据，发现经济表现不佳与恐怖主义之间也没有相关性：“从最贫穷或最富裕的国家产生的恐怖分子数量没有什么差别。”这意味着穷国并没有产生更多的恐怖分子。

在2007年，Krueger还研究了美国在伊拉克俘获的311名来自外国的恐怖分子，并得出结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实际上更有可能让其公民参与叛乱。”，Krueger 还写道，“大多数恐怖分子并不是对现实有多绝望，他们并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相反，他们是那些愿意为自己事业而死的人。”

文科生喜欢闹革命，工科生多出右翼恐怖主义者？

在《卫报》上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们不该对斯里兰卡爆炸案袭击者的富裕背感到惊讶？》的文章说，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相对富裕和高学历的年轻男女，开始从事激进左翼活动时，为何他们会参与恐怖活动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类似的极左组织，意大利有“红色旅”，德国有“红军派”，日本有“赤军”，秘鲁有“光辉道路”，还有库尔德工人党等，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创始人大多来自非经管类的人文社科专业。自杀式爆炸作为一种战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蔓延开来，那时高学历者搞自杀式恐怖袭击的问题更令人困惑。

而如今的恐怖分子所学的专业则相反。据《纽约时报杂志》一篇名为《学工科的恐怖主义者》的文章，社会学家Diego Gambetta、Steffen Hertog统计了404多名恐怖分子的学历，他们发现，被捕的恐怖分子中，学工程的工科学生的比例明显过高，这种现象还不仅限于穆斯林和中东人。

他们发现在他们所选取的样本里，20%的恐怖分子有工程学学位，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工程师才占工作年龄人口的3.5%。而在学历高于高中的恐怖分子当中，有44%的人都是受工程学方面培训的，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有高等教育学位的人中，只有18%是学工科的。其中，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分子有69%读过大学，与之相对应的是，阿拉伯世界人口的整体大学入学率约为11%。

因此，他们认为，这些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可能混合了保守主义，和工科的思考习惯。因为理工科喜欢用一些明确的回答来回应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工科训练和他们本身的保守主义相辅相成。此外，因为在中东许多工程师找不到工作，他们也许会倾向于用暴力的右翼信念来面对职业挫折。

不过，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威廉·沃尔夫（William A. Wulf）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认为Diego Gambetta和Steffen Hertog所选取的样本量太少了，可信度不足。而且，这样的调查也歪曲了工程师的形象，“一个大脑不知变通的人”，他说，“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工程师。”

Bruce Hoffman也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撰文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恐怖主义一直是一种个人选择，或许是由于挫折感、宗教虔诚、或对社会变革的渴望，这与一个人选择的专业并没有什么关系。他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恰如恐怖主义专家Walter Laqueur认为的那样，想要做一名恐怖分子，他们最好得受过教育，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才能够在不引起情报部门的关注下发动袭击。由于工程学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最富盛名的专业，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大多会来自这个专业。此外，许多恐怖分子得去中东培训或作战，其中的费用也超出了一般家庭能承受的范围，所以他们家庭的社会阶层往往是比较高的。

为何高学历的“富二代”会成为恐怖主义者？这给反恐什么样的启示？

Alan B. Krueger对恐怖分子的研究似乎描绘出恐怖分子高学历、处于中高收入阶层的肖像。Bruce Hoffman表示，若我们得出，恐怖主义运动完全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支撑起来的结论，这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恐怖组织的最高层领导人和中层指挥阶层，的确多由受过高等教育的或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人群组成，但是组织下层的大多数士兵的教育程度并不高。这个恐怖组织的规模越大，其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就越为多样化。规模庞大的基地组织和ISIS都吸引了大量背景各异的社会边缘人士。在中东和南亚的许多社会边缘人和那些被送进免费宗教学校的贫困孩子，也的确可能会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所吸引。

据CNN报道，这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的大型组织，肯定得从穷人的行列中招募数以万计的士兵。这也是为什么塔利班是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因为他们每个月得给这些士兵发放工资。但这对于那些中产阶级的恐怖分子并不适用，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同。纯粹的恐怖主义团体由真正的信徒组成，他们通常是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因此他们很多人自然来自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和有着较高的学历。

斯里兰卡被炸后的教堂，图片来自《外交学人》

不过，这也证明了，贫穷、缺乏发展和经济停滞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我们消灭贫穷、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只消除了恐怖组织潜在的下层士兵，并不能完全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这似乎很难令人理解，为何生活舒适、受过高等教育，还要卷入极端主义，杀害那么多人？这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一种误区，即把一般的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相提并论。据Krueger的梳理，恐怖主义的含义虽然随时间的推演而改变，也随着合法政府的改变而存在着争议，这个词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概括，恐怖活动是由某些团体，针对非战斗目标所实施的、有预谋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旨在影响受众。因此，实际上，恐怖活动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政治活动。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成为伊斯兰激进分子已经是孟加拉国的富家子弟的新时尚。报道指出，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人们的政治抱负快速增长，但是社会本身却缺失能够实现这些要求的机会和渠道，间接会导致民众加入极端组织。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野心，但缺少政治上的机会，他们对现存的社会和生活也缺乏归属感，因而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诱惑。

Alexander Lee在《World Politics》上发表一篇名为《谁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论文，他认为，恐怖活动首先是一种政治参与，而学术界对政治行为的研究表明，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而且，作者发现，机会成本可能导致参与非暴力活动的人，比参与政治暴力活动的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通过比较孟加拉（1906-39）参与反殖民运动的暴力和非暴力政治活动家的档案中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孟加拉人的恐怖分子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国民的平均水平，但与非暴力的社会活动家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这给根治恐怖主义问题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据《经济学人》一篇名为《我们对爆炸案的误解》的文章，减轻贫困可能不会减少恐怖主义发生的概率，但可以降低其效率。奥巴马曾认为，贫困是恐怖主义和冲突的最佳滋生地。类似的话诸如写《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也说过。

其实，贫困也许是导致街头犯罪的原因，但恐怖主义是一种复杂政治活动，而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被政治化。恐怖组织也愿意招募技术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执行任务。希伯来大学的Efraim Benmelech，Claude Berrebi和Esteban F. Klor在一篇文章中表明，当经济条件恶劣时，普通恐怖分子的技能水平会上升。他们认为，高失业率使得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能够招募到更多受过更高教育的成熟恐怖分子。因此，更好的经济就业状况也可能会降低恐怖组织能够招募到的人才的平均质量，从而削弱恐怖袭击的有效性，但不能消除其根本原因。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对恐怖分子的民族问题的研究表明，给予其公民较少政治权利的国家往往产生更多的恐怖分子。所以，政治，而不是经济，可能是反恐斗争中更有效的武器。

对此，Tim Fernholz在Quartz上的一篇文章里赞同这一点，政治，而不是经济，是我们在反恐上能得到的启示，像皮凯蒂将恐怖主义归咎于不平等是错误的。但是，Tim Fernholz依然赞同皮凯蒂的相关论点。皮凯蒂指出，中东经济高度的不平等通常是由西方所支持的半威权政权所导致的。

在这些腐败的国家里，不平等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但他们同样也打击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因为皮凯蒂的研究也发现，恐怖主义通常与没有正常运作的政治进程（比如说独裁政权或政治崩溃的地区），而不是贫困，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另外也很重要的是，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与西方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不仅仅维系了这些中东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而且也导致了推动意识形态激进化的政治失调。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5/why-sri-lanka-attackers-wealthy-backgrounds-shouldnt-surprise-us，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91841/does-poverty-cause-terrorism，https://qz.com/561848/its-not-the-poverty-in-the-middle-east-thats-driving-terrorism-its-the-politics/，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esconca/2012/09/18/the-middle-class-energy-and-terrorism/#6de5acf24c29，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0/12/16/exploding-misconceptions，https://www.gatestoneinstitute.org/9343/terrorism-poverty-despair，https://www.nytimes.com/2010/09/12/magazine/12FOB-IdeaLab-t.html?scp=1&sq=Berreby&st=cse，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ruce-hoffman/todays-highly-educated-terrorists-4080?page=0,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04/24/sri-lankan-attackers-were-well-educated-suicide-bombers-tend-be-experts-say/?utm_term=.b8cf2426683d，https://www.jstor.org/stable/3216934?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https://www.jstor.org/stable/23018785，https://edition.cnn.com/2019/04/24/opinions/sri-lanka-terrorists-educated-middle-class-bergen/index.html，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5/muslims-flee-town-in-sri-lanka-as-tensions-rise-after-bombings，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apr/23/sri-lanka-bombings-first-burials-take-place-on-day-of-mourning，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apr/23/sri-lanka-violence-minorities-christians-muslims，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the-easter-bombings-in-sri-lanka-foreshadow-a-regional-challenge/

作者：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沈河西 校对：薛京宁

考查翻译水平，考试能否？从译者胡婧不合格说开去

当我们翻开一本译著，往往会关注其翻译水平，也往往会吐槽那些让人看不懂的、冗长的，甚至语法也有错误的句子，至于最糟糕的译文，我们可能不得不怀疑是“机翻”。至今仍然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一本译著由一个课题组完成，导师挂名、署名，多个学生参与翻译，各译一两章，最终凑成整本书。每到此时，我们或许都期盼着有一个行业底线，或者说有一个筛选机制，凡有资格者才可参与翻译。资格考试便是其中一种。然而，资格考试作为一种专业评价体系，自有其考试本身的标准和特征，并不完全等同于翻译实践。

我们来假设一个情况，如果一位译者已有多年翻译经历，并且多部作品被行业认同，反倒没有通过考试，我们如何理解？

前不久，国内知名译者胡婧在微信公号发表文章《致人社部和翻译院的一封公开信》，表达了她对自己没能通过今年6月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英语二级笔译）的失望、愤怒。胡婧的诉求很快在翻译业内引发热议。

胡婧发于公号“ PEA中英双语历史文化趣谈”的公开信，图为公开信的一部分。

胡婧自小患有严重脑瘫，肢体一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靠非凡的毅力自学外语，用下巴和脚趾完成了《莱西回家》《世界边缘的桥梁》《数学家的艺术生活》等多部作品的翻译。这是一条极为不寻常的翻译之路，而在这条路上，胡婧的翻译水平也在行业内得到广泛认同。如今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的她，得到了外文局的关注与鼓励，在经过十几年的等待后走进了CATTI的考场，然而这样一个励志故事最终却没有迎来美好的结局。

胡婧，1984年11月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译者，译有《莱西回家》等作品，曾获英国皇家特许语言家学会高级翻译文凭及中国区最佳考生奖。图为胡婧（右一）2018年和父母参加央视节目《向幸福出发》讲述翻译历程。

当然，支持和质疑胡婧的声音兼而有之。对她的支持，不仅源于她超越一般人的毅力，实际上也源于那些有相同处境的译者的共鸣——已有翻译作品并得到读者或行业认同，却仍然通不过考试。这倒不是说翻译资格考试完全不能测试考生的翻译水平，而是考试是一种基础能力测试，与不同领域的翻译原本也不是一回事。而这已经是翻译界的一个老问题。本文作者也是关注这一事件的翻译人员，他在各个平台和翻译群见到行业内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并从这件事出发去探讨翻译和考试。确实，我们习惯从译者本人及其作品去判断翻译，也是因为这个道理，胡婧和她的作品让读者看到她的努力和水平，然而翻译标准的纷争、考试与实践的距离却让人们一时无法接受她的失败。

译者及其作品，

成为读者判断翻译的标准

如果将翻译理解为一个由译者组成的行业，业内人士与读者首先想到的并非一个定义，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代表人物：就笔译而言，从20世纪的启蒙翻译家严复，到法语翻译大家傅雷，再到今年上半年一度火遍全网的百岁翻译家许渊冲，以及陆大鹏等青年译者......可以说，当人们说起“优秀翻译”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名字，而他们似乎正在成为“好翻译”的定义与标准。

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中国翻译家、教育家，曾翻译《群己权界论》等。图为《启蒙先贤：严复》。

而公开信事件的主人公胡婧，早在有机会参加CATTI考试之前，便被外文局评价为“新疆优秀翻译工作者”。如此评价当然不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体情况及单纯的“自强不息”。事实上，纵然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翻译方向各不相同，但胡婧和那些早已成名成家的译界大咖具有明显的共性，从而使她成为行业内的“优秀翻译”。

在这其中，深厚的语言功底与文化积淀无疑是所有翻译家的“最大公约数”。他们或是经过异域文化熏陶，或是经过学院派系统学习培养，或是自己持续积累，无一例外都具有极高的外语和中文水平，而且还是“双文化主义者”，对本国和异域文化具有相当的理解。这也是他们凭借文字塑造个人口碑与影响力的基础。

英国作家、翻译家克里斯多弗·卡斯帕雷科则于1986年在《波兰评论》杂志发表的《普鲁斯的与科廷的译本》一文中，归纳了“称职的翻译”呈现的素质：

精通源语言（口头和书面语）；

对目标语言掌握、运用自如；

熟悉翻译文本的题材；

深入理解两种语言互相关联的语源及习语，包括合适的语域（社会语言学概念）；

可以巧妙地判断何时直译、何时意译，确保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文本之间实现真正的对等，而非似是而非的对应。

不过，诸如此类的“内功”往往无法对常人直观可见，外在的标签则是判断优秀翻译最简单、最常见的标准，例如是否留下了代表性佳作，获得了哪些荣誉。

严复留下的《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译著，不仅是翻译领域的经典代表，更留下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思想与科学启蒙。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被誉为“用钢琴敲出来的文字”，而许渊冲在二战期间服务美国志愿空军大队的经典翻译，其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作品，以及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荣誉“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胡婧之所以成为业内认可的好翻译，其拿出的作品、取得的成就便是最好的解释：包括《莱西回家》等六本英译汉译著、拿下英国皇家特许语言家学会高级翻译文凭及中国区最佳考生奖、荣获“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优秀奖、累计翻译作品超过200万字......在更加多元、非文学翻译逐渐占据主流的国内翻译市场，胡婧在不同的领域均有建树，并且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克服先天困难、自立自强，自然也配得上外文局对她“优秀翻译”的评价。

胡婧翻译作品《莱西回家》（[美]埃里克·奈特 著，重庆出版社，2013年1月）书封。该书目前在豆瓣的读者评分为9.6。

直译或是意译，

什么是好的译文？

显然，从翻译到“好翻译”，得到认可的作品是关键，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加难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如果将翻译理解为语言信息转换的工作，那么何为“好的翻译（译文）”？

提起这一意义上的“好的翻译”，就连圈外人也能在第一时间想到“信、达、雅”。这句出自严复译著《天演论》中“译例言”的原话是：“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换言之，严复所提出的，是翻译工作面对的三大难题，但也随之成为读者审视翻译的严格标准。

严复的翻译思想从何而来，学界观点不一。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认为，“信达雅”源自三国时期佛教译经大师支谦所译《法句经》序里的“雅、严、信、达”之说，而邹振环和伍蠡甫认为，这一“三难原则”源自苏格兰法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其1791年出版的《翻译原理论》所提出的“翻译三通律”：完全体现原文思想、完全体现原文风格、具有原文的易读性。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 史华慈 著，叶凤美 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

正如众多翻译工作者在实践中感受到的，三大原则难以兼顾，时常不能兼容。因此，翻译过程如何取舍，也成为不同翻译理论所关注的焦点。上世纪60年代尤金·奈达研究《圣经》翻译萌生的“动态对等”（后发展为“功能对等”）理论，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文努迪 (Laurence Venuti)提出的“异化”与“归化”之争，加上目的论、文化翻译、描述性翻译......关于如何做好翻译的指导思想不可谓不多，但到了具体实践场合，恐怕也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胡婧的翻译算不算好？她这次参加考试的译文没有公开，但从她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和CATTI考试官网个人专栏发表的翻译来看，她的语言功底得到了不少读者和业内人士的认可，翻译也颇为讲究目标语言的通顺与优雅，而这种“脱壳”对源语言原意表达的影响，也成为可能的争议。

当翻译行业不断走向市场化与职业化，文学翻译的占比越来越低，直译或是意译，许渊冲与王佐良的“鸳鸯蝴蝶派”与“外科手术派”之争仍在继续，而何为“称职”翻译，也许只有持续争论，没有终极答案。

考查翻译，考试能否？

不是所有的翻译都能通过“出版大作”“荣获大奖”得到证明，但当下市场各行业对翻译人才需求量巨大，加之“好翻译”的标准也无定论，近年来翻译似乎成为没有门槛、人人皆可走一圈的领域：只要是外语专业的，甚至非外语专业但英语过了四六级的，都被默认为可以做翻译，而是否为翻译专业科班出身并不重要。

“不拘一格降人才”固然是好事，但低门槛造成的翻译领域龙蛇混杂乱象也需避免。因此，组织全国统一的翻译考试，似乎成为考查、选拔“好翻译“最为可行的办法。美国翻译协会（ATA）认证考试、英国皇家特许语言家学会高级翻译文凭（DipTrans）、联合国译员职位考试及其衍生的语言人才培训体系（UNLPP）考试，都是国际翻译行业被认可的认证考试，中国外文局也自2003年起组织CATTI考试。

由于是外文局组织，唯一纳入国务院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的语言类考试，CATTI已成为国内最权威的官方翻译水平考试。考生数量越来越多，合格率却始终处于低位（英语二级笔译考试约10%、一级笔译考试约8%），多数考生信心满满却“屡战屡败”，他们心中的不解也经由胡婧的一封公开信表露无疑：考试能否客观反映真实的翻译水平？

公号“CATTI中心”的2021年上半年合格率数据。

这是一个与“含权量”无关的问题，但要比其复杂得多。不谈语言或翻译水平测试，就考试这一形式本身的有效度和预测能力而言，争议便从未停止。

托德·莫里森和梅兰妮·莫里森1995年4月在《教育与心理测量期刊》发表的《预测效度的元分析评估》一文，覆盖了此前30多年参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5000余名考生，进行了20多项有效性研究，而结论令人瞠目结舌：GRE成绩仅占这些学生在研究生院成绩变化的6％，从能力测试的角度看，“几乎没有用”。

教育理论家比尔·艾尔斯也评论过标准化考试的局限性，认为它“无法衡量主动性、创造力、想象力”，可以衡量和计算的是“孤立的技能、特定的事实和功能、内容知识”。且不说考生中的“不良应试者”和考试焦虑症群体，标准化考试的这一特性在所有的翻译水平考试中尤为凸显：翻译虽然是“戴着镣铐起舞”，但离不开译者的主动性、创造力和想象力，前文提到的翻译家必备素质，也决定了翻译不是靠孤立的技能立足，也不是靠单一的事实、功能和知识便可判定。

理论与实践、通才与专才，

翻译考试的几个矛盾

翻译（笔译）能力究竟如何判定，其构成要素包括哪些？《现代外语》2018年第1期的一篇论文《中国英语笔译能力等级量表的构念与原则》提到笔译能力由双语交际能力、翻译知识、百科知识、工具使用与研究能力、译者心理生理主体因素、策略能力这六个子能力构成。有鉴于此，《外语学刊》2018年第2期的《笔译能力测试的构念界定和效度研究：以全国翻译专业八级考试为例》一文则分析，“全国翻译专业八级考试”通过“翻译知识”、“概要写作”和“篇章翻译”三个板块，能以较高效度评测出“译者心理生理主体因素”之外的其他五个子能力。

《翻译研究》，思果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1月。

但是，多数翻译工作者既非翻译专业出身，也不需要翻译史、翻译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性知识与研究能力，他们所能参加的，也只有与职业和实践技能挂钩的社会考试（包括CATTI）。这些考试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但基本上着重于篇章翻译的考查，要求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若干篇文本翻译。

考试广度越窄，自然越难全面考查翻译能力；考试精度越低，也更难检验考生的专业能力是否足够。尽管翻译能力的考查聚焦于文本翻译本身，不同考试的考查范围也存在差异：DipTrans和UNLPP提供了不同领域供考生选择参加考试，而CATTI考试始终保持“全国一张卷”，选材偏重于政治类文本和《经济学人》等外刊。

由于翻译工作者很难真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杂家”，不同的人能否通过考试，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考试题材，而非个人功底。曾通过CATTI三级、二级、一级笔译考试的资深翻译培训人闫玉亮便指出，翻译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通才”，各种领域不同题材的翻译工作都可胜任，但无法做到顶尖水平；另一类则是“专才”，只能胜任特定领域的翻译，但水平非常高。

对于“通才”而言，一旦遇到难度明显拔高的文本（如2020年11月一级笔译考试中关于作家爱丽丝·门罗的文本，摘自《纽约时报》），便会力不从心；对于“专才”而言，题材不熟悉更成为他们折戟沉沙的硬伤，毕竟当今社会翻译工作者遍布的领域太多，各领域交叉的趋势也越发明显，提供领域选项再多的考试也无法兼顾（例如当下盛行的影视字幕与配音翻译）。对于因“题材不适应”而无法被考试认可的翻译，也很难直接给出“不称职”的结论。

这也是为何不少关注CATTI考试的业内人士多次提及的原因，他们希望该考试一方面能提供更宽泛的考查领域以供选择，另一方面更注重工具使用与研究能力（如在译者专业知识有限的情况下考查其资料检索能力，而不局限于查纸质词典），同时给予考生更加宽松的考试时间，让他们从容答题、充分呈现自己真实的翻译水平。

《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美]乔治·斯坦纳 著，孟醒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0年9月。

除了考查，“评估”也是考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翻译考生而言，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考查。正如前文所述，文本翻译并无客观标准答案，何为好翻译也是见仁见智。在直译或意译、归化或异化、忠实原文或“脱壳”的选择上，同一文本不同的语句都需要具体推敲，而且各有利弊。一些不知为何考试失败的翻译工作者，甚至包括一些屡战屡败的资深翻译，往往不是输在能力不行，而是不知道自己的译文风格是否符合CATTI考试的评分标准。

一些业内人士在读了胡婧公开发表的译文后便发现，其翻译水平毋庸置疑，但她那种略为“跳脱”、运用辞藻的翻译风格，极容易触碰到CATTI考试的扣分点。相比于中规中矩的学生，这往往是老翻译们的“通病”。在此情况下，一个更加透明、清晰且公开的评价标准或许能有效避免这一现象，帮助这些翻译工作者更有针对性地答题，使其翻译能力得到更加客观的评价。

考试的局限性或许难以完全消除，但翻译领域也很难找到能力考查的更优途径。即使没有全国统一考试，不少单位在寻找译者时，也会组织考试或者试译。包括闫玉亮在内的不少资深翻译也坦承，CATTI等考试至少可以有效考查翻译工作者的外语和翻译基本功，判断考生是否具备成为称职翻译的潜质。

考试的“能”，或许就在于此：它无法判断考生是否已经为翻译人才，但可以窥见他们是否具备了成才的基础条件，并激励他们持续学习提升，在成为真正翻译人才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作者 | 胡毓堃

编辑 | 西西

校对 | 刘军

有温度的文化 不一样的精彩

居民在复古主题日活动“北平派对”上合影。

“27院儿”供图

市民在沈阳汉字主题书房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学员在夜校上课。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供图

成都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资料图片）

衙前镇群众在画农民画。

受访者供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十年来，我国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不断扩大和完善，文化产品和活动极大丰富，服务更优化、更便捷、更“对味”，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不断增强，生活更加美好。近日，记者走进北京、上海、成都、沈阳、杭州5座城市，邀请普通市民讲述他们的故事，与他们一同感受身边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变化。

来北京胡同开一场社区派对

讲述人：牛瑞雪（北京市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负责人）

2006年，我赴法国留学，在当地感受到社区公共文化福利带给居民的影响，美好的事物与艺术的氛围在一种全民享受的状态下展开。2011年底，抱着要将公共艺术带给大众的信念，我回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创办了北京ONE艺术周。

北京ONE艺术周的目标是以公共艺术激活城市文化生活，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2015年年底，在一次活动上，我围绕创建新型文化空间、通过艺术这一驱动力助力社区建设、复兴邻里关系等热门话题做了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负责人找到我，主动提出和他们一起携手打造一个公共文化升级的试验田，将我们期望传递的理念在社区落地。

这个试验田就是内务部街27号院。当时走进去，第一感觉是院子太大、太旧，以我们的实力很难负担这样的整修改造。但是3个月后，街道负责人再次带着我走进院子的时候，这个坐落在胡同里的小院已经修葺一新。街道书记和主任掏心窝子地跟我说，东四南大街这一片在历史上就是文化集中地，大家下了决心，一定要用文化带动这个地区的发展。就在那时，我看到了政府的付出和决心，决定扎根社区，为公共文化、为居民的福祉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6年9月10日，“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开张了，因为27号的地址，大家也给这里起了亲切的昵称“27院儿”。起初并不顺利，居民对我们组织的活动完全不买账，他们的文化活动还停留在广场舞、棋牌室的阶段，社区组织活动也处于“不给我东西我不来”的境况，完全没有文化中心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那时，我们迫切意识到，凭借一腔热情和学术态度进入社区是不够的，必须学会如何融入。

由此，我们开始了“艺术社区”的探索和“伙伴”关系的搭建。我们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和社区居委会不断沟通，统一认知，细分居民的多元文化需求，针对不同年龄人群喜好，设计不同内容的供给。随着“艺术社区”逐渐成型，我们将更多来自社会力量的优质资源引入社区，将优质资源与本土故事的挖掘相结合，输出高质量的服务。

近年来，我们为朝阳门积累起了多元丰富的本地品牌：有专门以“老人”为群像的艺术项目“老好使”，通过采访老人的人生故事和采购经验，开发了“老好使Zine”和“老好使SHOP”，深度探讨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有集合了沙龙、展览、工作坊、市集、音乐与舞蹈的复古主题日活动“北平派对”，激活老年人与年轻人轻松社交与家园精神；有关注老年人与年轻人互动交流的公共艺术项目“当我像你一样”，实现了本地故事向社会影响力转化的可能。此外，还有各领域专家智库交流的主题对话“朝阳门TALK”、文商旅探索项目“8小时掌柜的计划”、公众议事能力培养的“生活大爆炸”、关照社区日常的“无废社区空间站”“记忆交换站”等项目。成立至今，“27院儿”培育了400多个文化创意项目，开展各类文化活动4000余场，服务人群超过14万人次。

6年来，“27院儿”如一块文化磁石，将天南海北的文化艺术吸引到胡同四合院里，老人、年轻人、外国人、小朋友争相成为参与者、培育者。年轻人重新回归社区生活场景，本地居民的幸福感也在增长，整体满意度达95%。我们通过“艺术社区”的不断实践，探索出公共文化新型空间的可持续运营和高质量发展路径。今后，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深耕在这个既洋溢着艺术气息，更充满人情味的文化艺术空间里，像一粒种子扎进土壤，为这片家园持续开出美丽的花儿。

沈阳城市书房的“汉字热”

讲述人：英 子（沈阳汉字主题书房负责人）

今年夏天，在有着厚重文化积淀的辽宁省沈阳老北市，一家以汉字为主题的城市书房开业了。

汉字主题书房是沈阳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百家城市书房（书屋）以来打造的又一文化惠民项目，也是全国第一家以汉字为主题的书房。书房引进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让你爱上中国字”，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与城市书房结合在一起，为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丰富的文化养分，是城市书房主题化、特色化、趣味化、体验化的创新尝试，更是以文化人、以文化城的深耕设计。

东临实胜寺，西傍锡伯家庙，青砖黛瓦的汉字主题书房建筑面积约16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根据书房主题、阅读需求、创设目的、建筑结构等因素，设计了以经史子集分类的国学区、以图书旧藏为主的主题区、以传统儿童教育为特色的蒙学区等，此外还有上书房、南书房、上房东壁、南斋西园、可以上房揭瓦的读书廊等阅读打卡点位。甲骨文及汉字演化的历史具象化蕴藏在书房的各个角落，可谓处处有典，处处是故事。

除了具备城市书房功能，满足大众阅读需求之外，汉字主题书房还是面向中小学生、文字和书法爱好者、国际友人的汉字文化传承传播基地。来这里的读者和游客可以通过讲解员讲解、电子设备演示、主题讲座等方式，了解汉字的产生、演变历程。依托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成果转化，书房还向大众提供读、听、看、写、讲、研、训、动等特色服务，开展“每周一字”“每月一训”“每季一讲”等活动，每年主题活动不少于60场次，让读者和游客以趣味化的形式，加深对汉字文化的理解和记忆。

近些年，随着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国人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汉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也是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汉字主题书房通过考试招募了400多名志愿讲解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0岁，最大的66岁，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火种在一代代地传递。除了中国人，也经常有外国人带着孩子来这里看书，感受中国文化，通过汉字，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另一扇窗口。

汉字主题书房开业以来，每天最多接待过读者1500多人次，爱书、读书、爱汉字、学汉字的热潮在这里涌动。仅3个多月，书房便登上知名点评网站“沈阳书店音像好评榜”的第一名。在众多点评中，有一位读者说，没来汉字主题书房之前，一直以为这只是一家充满噱头的书房，来过后才发现并非如此，这里让他再次认识和爱上了中国的古老文字。这些评价，让我们获得了继续前进的信心与动力。

接下来，随着图书的不断添置更新，活动的持续开展，我们将争取用3年的时间，把汉字主题书房变成所有读者查找、认知、解读汉字的特色主题书房，成为引导全民阅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市品位的文化地标。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真是妙

讲述人：王 伟（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学员）

与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结缘，纯属巧合。4年前，我在网上查询文化展览信息，无意中看到“市民艺术夜校”秋季课程的报名推文，觉得好奇点了进去，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一块“新大陆”。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是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创办的文化艺术普及项目，采用延时开放、公益收费模式，在晚间时段为18岁至55岁的中青年群体提供艺术培训课程。我是一名金融从业人员，平时虽然工作比较忙，但因为喜爱文艺，一有时间就会去听听音乐会，看看展览，也会找机会学一些感兴趣的艺术课程。在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提供艺术培训时，我毫不犹豫就报了名。

我很喜欢花，选的第一门课便是花艺课，目前已经学了好几年了。不同季节盛产不同的鲜花，在花艺课上，老师会根据节气的变化选择花材，解花语，说历史，介绍花艺基础知识以及不同花艺流派的特点，然后让我们自己动手完成插花。有时候，我会把自己的作品发到朋友圈，朋友们纷纷点赞，夸我的水平已经可以去开花店了！

生活中，我热爱传统文化，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4年来，在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我学习了花艺、茶道、香道、布艺、中式点心制作、朗诵等十余门课程，最近我又报名了盘扣制作课，再度“解锁”了一项非遗新技能。通过这些课程，我学到了许多以前想学没学的东西，触达更为广阔的传统文化领域，结识了一群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的志趣相投的朋友，对艺术、对美、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获益良多。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分春秋两季招生，每门课程12节，每周一节，时长3个月，每堂课收费500元。与市场上同类课程相比，虽然是公益收费，但却是高品质。我接触到的老师不仅专业资质高，而且很多是行业翘楚、非遗传承人。现在，我每周保持三节课的节奏，下班后垫点小食，就驱车10公里先去上课，乐此不疲，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这几年，上海市民艺术夜校越办越好，也越来越火。据统计，7年来，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共开办课程495期，参与学员30282人。2021学年春季班开启线上报名通道时，5大校区46门课程近1200个名额，在5分钟内被抢报一空，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作为一名比较“资深”的学员，我也明显感受到夜校已经火出圈。今年，上海市政府将夜校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在政府支持下，夜校以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为总校，不断“扩容”，实现16个区全覆盖，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享受到这项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唱一唱

讲述人：杨振华（成都市街头艺人）

春熙路、大悦城、太古里、来福士熊猫广场、九眼桥、东郊记忆……近几年，很多来成都的朋友注意到，不少热门地标、繁华地段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就是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欧美许多大城市，如巴黎、伦敦、罗马、纽约等很普遍，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在街头表演，不但可以展示自身的文艺特长、获取相应的酬劳，同时为市民欣赏艺术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在国内，上海、广州等城市也一直在摸索街头艺人的管理。

2018年，成都开放街头空间，启动“成都街头艺术表演”项目，将街头艺术表演纳入公共文化统一管理，面向社会公开招募街头艺人，经成都市文广旅局、市城管委统一授权，由成都市文化馆为考核通过的艺人颁发表演证。那一年，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也报名参加了。

我自学过Beatbox（嘻哈文化的重要元素）和街舞，在全国、省、市的比赛中获过一些奖项，但在街头艺人的考核中却经历过两次“滑铁卢”。成都街头艺人的考核还是比较严格的，对表演形式、节目内容等都有较高要求。考核结束后，需要参加一次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政策法规、管理规定和行业规范、演出包装、基本礼仪等，艺人还需现场签署《成都街头艺人公约》，最终才能“持证上岗”。

2019年，我成为成都市第七批街头艺人。记得第一次走上街头是在春熙路，表演的是Beatbox和街舞。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街头演出的经验，很拘谨，不会和观众交流互动。观众也一样，对街头艺人的了解还不够，比较羞涩，彼此都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我演了4个半小时，最后只得到几块钱的“打赏”。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经过几年运行，“成都街头艺术表演”项目从最初的30几个点位增加到88个点位，艺人近500人。表演门类除了流行、民族、说唱、器乐等音乐类型之外，还有魔术、舞蹈、相声等。大量优秀艺人的涌现，给成都带来了不一样的文化氛围。如今，只要音乐声在街头响起，不论是步履匆忙的上班族，还是含饴弄孙的老者、外地游览的旅客等，都会驻足停留欣赏演出，有人还会跟着艺人一起互动，“打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每次站在街头演出，我都有一种幸福感。其实不只是观众，街头艺人大部分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忙碌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很多人无暇释放压力，绽放多面才华。在成都街头，我们学会了停下脚步，彼此接纳，互相欣赏，传递温暖。

杭州“文化管家”的新鲜事

讲述人：李凯迪（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文化管家）

“文化管家”是个什么职业，很多人可能最近刚听说。

这是2020年，杭州针对基层缺少专业人才、服务项目不能与时俱进、群众要求无法及时满足等痛点和难点，在全市范围创新推出的一个项目——由政府出资购买服务，第三方社会文化机构按照需求清单，以基层综合文化中心、文化礼堂为阵地，让老百姓享受一揽子公共文化服务。简单点说，文化管家就是政府聘请的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人才。

我大学读的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校期间，受公共文化服务课程启发，对公共文化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进入杭州新青年歌舞团实习。杭州新青年歌舞团2015年推出“文化管家”的服务模式，是“文化管家”项目的雏形，并延续至今。实习中，我切身感受到群众文化的热情和活力，也见证了“文化管家”项目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推进，2021年毕业后，我就职杭州新青年歌舞团，正式成为一名文化管家。

“文化管家”的职责涵盖活动策划、专业培训、场馆运营、群众文化队伍建设等。在衙前镇，我主要负责“三团三社”建设，在原合唱团、民乐团、艺术团、摄影社、文学社、书画社的基础上新增了走秀队、戏曲部、美妆队、舞蹈队等多支队伍。策划组织活动150多场，如走秀队老街旗袍秀、农民画走亲活动、喜迎新春运河游园活动、“西湖之光”诗书画印大展暨红色衙前艺术作品展，参与人数众多，反响热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农民画团队，作品频频获奖，省级以上获奖31幅，其中入选中国美协的作品1件，入选浙江美协的作品4件。

“文化管家”项目把文化课程送到镇街，走进村社，原本利用率不高的文化礼堂、家园现在每周都有活动，瑜伽、太极、舞蹈、书法、戏曲等文艺活动代替了棋牌娱乐。文艺团队从平时闲散的娱乐，变成了能够登台演出的“专业”团队。去年，衙前镇创业新村社区在“文化管家进村社”项目中排练出舞蹈《红旗飘飘》。由于首次表演，很多人怯场不敢登台，但演出大获成功，有些队员还收到家人送来的鲜花，成就感满满。今年的课程，队员们积极性飙升，经常自发组织练习基本功，等待新的表演机会。看到队员们自信起来，精神面貌更加昂扬向上，我也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文化管家”这种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已经写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在我看来，“文化管家”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创新，同时也改变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以衙前镇文化品牌——农民画为例，乡村妇人在茶余饭后，放下手中的手机、麻将，拿起画笔，讲述本地红色文化故事，交谈着村镇的进步变化，一笔一画勾勒出一幅幅“红色衙前美丽乡村”的作品，精神文化生活富足了起来。（郑 娜）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