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自行车队经理2013文章列表:

• 1、机器一响，黄金万两一条野生蚯蚓的利益链
• 2、电动自行车治理难：小区电动自行车到底怎么管？
• 3、盖茨被逐出微软董事会真相曝光：长期跟员工搞地下情，人设已崩
• 4、以用户为中心 引领第三空间生活方式 迪卡侬&鸿鲸体育联合专访
• 5、共享单车新规发布！综合采取经济惩罚、记入信用记录……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一条野生蚯蚓的利益链

一条野生蚯蚓的利益链

冰点特稿第1266期

晾晒地龙干的现场。威宁县检察院供图

制作地龙干的现场。威宁县检察院供图

对蚯蚓宣告死期，是很容易的事，无论是一只，还是一群。

用一种叫“地龙仪”的设备捕捉蚯蚓，“一个电瓶，两根线子，插在地上，蚯蚓马上爬出来了，看着让人头皮发麻。”在有些地方，捉五六斤蚯蚓只需要20分钟，而一块充满电的电瓶能连续工作5个小时。在尚未被“电”过的土地上，一天电两三百斤也不在话下。

在自然界，蚯蚓生长了数亿年。原本，影响它们生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温度与降水，现在，人类用科技横插一脚。

捕捉到的蚯蚓，开肚，冲净，晒干，然后被卖到中药材市场。在那里，它被称为地龙。它是一味被收录在《中国药典》的中药，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利尿”的功用。

尽管地龙作为中药材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野生蚯蚓的捉捕从未像近些年来这般疯狂。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成百上千吨蚯蚓从土地里被电出来，人们捡走它们，晾晒成干。

电捕蚯蚓的人说，中国越来越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需要它。在保护生态与保护健康同样备受关注的当下中国，野生蚯蚓被推至舆论焦点。环保组织、地方检察院开始起诉售卖地龙仪的商家、电蚯蚓的人、收蚯蚓干的老板，破坏生态与土壤；而在另一边，各地的药材市场，地龙被高价出售给制药公司、医院、药房，最终进入人的身体。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在北方，夏季并不是一个适合捉蚯蚓的季节。这一点，河南商丘农妇刘玉莲心知肚明。她接触“蚯蚓产业”20余年，最近，一个朋友告诉她，“在家满处跑都找不着蚯蚓”。

这个时候，高温，少雨，土地常被晒得裂开口子，蚯蚓钻得更深。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带着地龙仪，在田间地头寻找它们。怕光喜暗的蚯蚓昼伏夜出，这群捉蚯蚓的人便昼伏夜出，带着灯，提着桶，穿着胶鞋，在夜幕降临后出现在野外。

有时，他们也“夜伏昼出”，通常在开春之后。滋滋作响的地龙仪，会出现在农田、菜地、公园、干枯的河道，以及山林。不少人第一次见到用如此“现代化”的技术来抓蚯蚓时，驻足围观，有人说，站在一旁能感觉到脚被电得麻麻的。

捉蚯蚓的人并不只是出现在河南，在安徽宿州、江苏徐州，在两广地区的山地丘陵、云贵川的山野森林、海南的橡胶地，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是循着蚯蚓留在地表的粪便，才寻觅到它们的踪迹的。140余年前，达尔文也曾观察过蚯蚓排便时的情景，最终写出《腐殖土与蚯蚓》，并称颂，“蚯蚓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动物，有蚯蚓才有沃土。”

但捉蚯蚓的人找到蚯蚓粪便时，想到的是钱。

根据记者从多家蚯蚓收购商处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干蚯蚓价格在90-120元/斤，蚯蚓品种、成品质量不同，价格不一。在蚯蚓资源丰富的地区，一个农民靠“地龙仪”一天能够捉到上百斤湿蚯蚓，最终10斤湿蚯蚓，可以晾晒1斤干蚯蚓。

尽管农民们都知道，蚯蚓的存在有益于土壤，但对很多农村人而言，很少有挣钱的办法比电蚯蚓来得更快、更轻松。

20多年前，刘玉莲第一次接触“蚯蚓产业”时，捕捉是靠锄头挖，开肚用刮胡刀片，再晾晒在地板上，蚯蚓干大约20元/公斤。“(湿蚯蚓)才3毛钱1斤，一天刨40斤才挣10几元。”刘玉莲说，“那时间(做这行的)少。”

20年来，地龙的价格翻了10倍。2021年，全开广地龙(一种地龙收购行业术语，根据加工情况，地龙可分为全开、半开、统货等——记者注)市场价一度涨至275元/公斤。

她告诉记者，她所在的村子，不少村民是最近两三年才开始接触“蚯蚓产业”。在她看来，这源于药材市场上野生地龙的需求与价格不断走高。地龙仪的出现也使得蚯蚓捕捉更加高效。除此之外，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则也让更多人接触到这个“一本万利”的行业。

刘玉莲售卖地龙仪，也回收蚯蚓干，她说，她旺季一天能收1000斤蚯蚓干货。就在前不久，有山东菏泽的人前来实地考察，她向客户展示了“秒出蚯蚓”的机器，而她收到的货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四川、云南等。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打工打工，两手空空，不如在家，蚯蚓加工。”那些收蚯蚓的商人，在网络上打出极具吸引力的口号。他们视“蚯蚓产业”为新的“农村致富路”，称蚯蚓是“农村土地里的软黄金”。

河南许昌的年轻人万泉是2019年春天从网络上注意到“蚯蚓产业”的，那时1斤蚯蚓干能卖80多元。

那时，捕蚯蚓已有一套相当成熟的产业链。此前做生意赔了钱的万泉对这个“创业项目”有疑虑，直到那年夏天，他到商丘虞城亲眼见识了当地发达的“产业链”。

万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带他创业的老板就在虞城，最初收蚯蚓时，骑着“二八式”自行车，如今，开着“大金杯”汽车，在村子里盖了一栋像模像样的大别墅，开起了超市。而他们村子围着蚯蚓挣钱的人“多得要命”。

万泉花800元从虞城带回一套设备，开始“创业”。“创业”的起点是城郊一条干枯的河道。如今，万泉的“蚯蚓加工厂”已经开到了贵州威宁、江苏徐州，每次外出回老家时，他都会去那条“创业河”看看。

他听说，在2016年左右，河南漯河刚开始有人做“蚯蚓”的生意时，有农村的老人连买地龙仪的钱也不愿意花，“全部拿锄头去挖，把那河坝子都挖塌了。”

裁判文书网上的判例显示，2020年，在江苏沛县，一名年轻男子在家门口测试购买的蚯蚓捕捉机时，触电身亡，留下年近七旬的父母、30岁出头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也有媒体报道，2022年，在江苏如皋，一个70多岁的村民自制地龙仪捕捉蚯蚓时触电身亡。

尽管如此，在这个圈子里，流传更多的是关于“致富梦”的故事。

“(想做)这个玩意儿就是得货多。”万泉告诉记者，他知道，去年在四川小凉山，有一个老板3个月出了200吨干品。他说，靠蚯蚓发家致富的“不是多，是太多了”。

近10年需求整体上行

没有资料显示，谁发明了地龙仪，但在中国，生产与销售它的商家大有人在。

多年来，用于捕捉蚯蚓的地龙仪经不同厂家的改造，已升级换代数次；市场上出现了用于蚯蚓保鲜的地龙止损液；有厂家生产专门用于剖开蚯蚓的“开肚机”、晾晒蚯蚓的铁丝网。

一家名为“中山市久驰电器有限公司”的企业在2017年、2018年申请注册了“地龙仪”“蚯蚓机”的商标，而位于中山市的另一家生产地龙仪的企业，以“地龙仪”为通用名称为由，请求予以“争议商标无效宣告”，但最终“争议商标予以维持”。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系统中，搜索“地龙仪”，有多项相关发明专利，其中最早的一项发明专利申请于2016年5月23日。

实际上，地龙仪或蚯蚓机的出现，远早于2016年。

据一位广西玉林的蚯蚓养殖户回忆，当地在2005年左右开始出现使用车用“水电瓶”电蚯蚓的现象。从事蚯蚓养殖31年的贾立明记得，他注意到“电蚯蚓机器”的出现是在十多年前。

2014年，有媒体报道称，在海南省琼海市、安定县存在用“地龙机”电捕野生蚯蚓售卖的情况，“2012年、2013年最高涨到150元/公斤”。从事蚯蚓研究30余年的中国农业大学生态系教授孙振钧，也是在2013年左右才注意到电蚯蚓机的出现。

这套设备的生产制造并不复杂。刘玉莲告诉记者，她自家有生产并销售电蚯蚓机器、开肚机。

记者通过“企查查”检索发现，经营范围中包括“蚯蚓机”的企业在河南有15家，其中13家集中在虞城县界沟镇，成立于2019年至2020年两年间，他们有的同时销售“蚯蚓开肚机”“锂电池”，有的还收购中药材。仅在界沟镇刘沿村小刘沿，就有6家与“蚯蚓产业”相关的个体工商户。

那些用电捕捉来的野生蚯蚓，需要先用“地锅灰”拌匀，再一条一条放入“开肚机”。开肚之后的蚯蚓，得用水冲洗干净腹内泥沙。而后，将其一条条摊平，晾晒在铁丝网或竹竿上。“晒干跟那个小鱼干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在一些大型加工点，会出现10余名被雇来的农妇，同时为蚯蚓开肚的景象。而成千上万条蚯蚓的开肚与晾晒，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作。一个在农村的姑娘算过，她电了20斤蚯蚓，花了4个小时才摆完。

蚯蚓巨大的腥味时常招来满院苍蝇，这并未影响许多农民趋之若鹜。在刘沿村，有的村民将蚯蚓干的收购点设在村委会对面的马路边，也有人带着从焦作赶来考察的客户在界沟镇派出所刘沿警务室前的水沟边测试“地龙仪”。

商丘虞城当地成熟的蚯蚓加工产业，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想从土里“掘金”的人。商丘毗邻亳州，而虞城县界沟镇位于两市交界处，距离亳州市区的直线距离仅20余公里。安徽亳州有“中华药都”之称，这里拥有“全球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

一位在安徽亳州从事中药材批发生意的陈姓老板告诉记者，他收来的地龙“基本上都是野生的”，产地包括广西、四川、安徽、河南。

这些地龙大多进入制药企业。“截至2021年，中成药企业需求量占比57.56%，中药饮片企业需求量约28.52%，出口、保健品和其他占比约13.92%。”天地云图中药大数据平台首席数据分析师贾海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包含地龙这味中药材的上市中成药就有40种，在中成药中，地龙需求排名前三的产品包括，苏黄止咳胶囊、脑心通胶囊、乳块消片。

该平台提供的数据还显示，地龙需求量排名第一的企业是陕西一家制药公司，该公司的不少产品集中在心脑血管用药领域，其中“脑心通胶囊”便是该公司的产品，该公司官网信息显示：此药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用药”。

6月23日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显示，我国每5例死亡病例中就有两例死于心血管病。报告还显示，目前，我国心血管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我国心血管现患病人数为3.3亿。在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病都被视为“头号杀手”。

贾海彬告诉记者，“老龄化加剧，心脑血管用药需求增长，近10年整体保持(地龙)需求上行。”确切的数据是，地龙的药用市场需求量从2010年的400吨上涨至2020年的675吨。

“野外捕捉占比约70%”

“(地龙用量)最近逐年在增加。”安徽亳州一家中药饮片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与10年前相比，地龙的使用量增幅有百分之七八十。而该公司主要生产地龙中药饮片与地龙配方颗粒，“主要是去到医院、药房”。

上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公司主要使用广地龙，“养殖的基本上没有”。“因为药典中规定了，只有那4个品种。”

《中国药典》2020年版中作为药材的“地龙”，指的是钜蚓科动物参环毛蚓、通俗环毛蚓、威廉环毛蚓、栉盲环毛蚓4种蚯蚓的干燥体。前一种习称“广地龙”，后三种习称“沪地龙”。而人工养殖的蚯蚓，主要是“大平二号”。这是人工选育种，而大平二号蚯蚓目前尚不允许入中药，因为该品种的蚯蚓并未被列入《中国药典》中药材“地龙”的使用范围。这种被广泛养殖蚯蚓“90%应该在垂钓行业”。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生态系教授孙振钧告诉记者，广地龙主产于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沪地龙主产于上海、浙江、河南等地。

“因为《中国药典》里头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2000年之前，只有1种，就叫广地龙，学名参环毛蚓，后来(这种地龙)越来越少。”孙振钧说，“2000年，《中国药典》又加了三种沪地龙，它比广地龙的分布稍微宽一点儿。”

10多年来，尽管中药材市场上的地龙需求量巨大，但广地龙、沪地龙并未能实现大规模养殖。

“技术上没突破，因为它野性太强。”孙振钧说，在海南，他们通过调查广地龙的资源分布情况，找到了它在海南的主要分布区域，并尝试将原地环境保护起来，促使广地龙生态增殖。

在广西，电捕蚯蚓的人在减少，养殖广地龙的人在增多。31岁的陆放2020年开始养殖广地龙，他有7亩地，养着收购来的野生广地龙，他还在慢慢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需要有经验”，“细心，天又好的话，(一亩地纯利润)能到1万元至1.5万元。”

但陆放告诉记者，如今有不少广地龙养殖户，一边养，一边也收野生的，“赚快钱。”这种现象在河南虞城同样存在。一家“地龙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她这里“野生的、养殖的(蚯蚓)都有”，她一边养着“自己培养”的蚯蚓，一边到各地收蚯蚓干。

“它的繁殖速率没有办法跟大平二号相比。”孙振钧说，“从现代药用化学的分析来看吧，(二者)差异不大。”

贾立明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蛋白质含量，有效成分含量等方面，“人工养殖的蚯蚓不比野生蚯蚓差”。

人工养殖大平二号蚯蚓干燥体市场价在60元-80元/公斤，要比野生蚯蚓便宜，但很多厂家不敢使用。“正规厂家(货源)都非常正规。如果不正规会犯法。”贾立明说。

但从该品种蚯蚓中提取的一种蚓激酶，可用于西药。一种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的西药——蚓激酶肠溶胶囊(国药准字H20044080)便是从人工养殖的赤子爱胜蚯蚓(即“大平二号”蚯蚓)中提取的一组蛋白水解酶。

在贾立明看来，人工养殖的蚯蚓是对野生蚯蚓最大的保护。“因为它也不属于野生动物，它不破坏生态环境。”

“对蚯蚓的利用远远不是目前现有的一些报道所说的那样，中药在利用，西药在利用。保健品、化妆品、食品都在用。”一位长期从事自然保护的专家告诉记者，“通过人工饲养繁殖，是可以起到保护野外蚯蚓的。”“要用发展的问题解决保护的问题。”

但实际上，从中药材市场上地龙的来源看，“养殖、半养殖(野外捕捉幼体育肥)占比约30%，野外捕捉占比约70%。” 贾海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广地龙的传统产区广东、广西，由于近年来对蚯蚓资源的过度捕捉，“产量在一年年下降，往年一个主产镇多的时候有上千人抓地龙，现在也只有数十人，收购点也不断减少。”

贾立明觉得，可以尝试将人工养殖的“大平二号”蚯蚓，列入《中国药典》，纳入中药材目录，打破野生蚯蚓过渡捕捞造成的恶性循环，包括土壤与生态的破坏。孙振钧也支持将它列入药典。

“转移阵地”

多年来，在广西玉林，电蚯蚓做药材“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但现在“电的少了”。

广地龙养殖户陆放告诉记者，小时候，蚯蚓几毛钱一斤，村子里有人用茶饼兑水，倒在蚯蚓多的地方，“过一段时间它就会爬上来，就会晕。”

到2005年至2008年间，当地人开始用“水电瓶”电蚯蚓。“疯狂地电，那时候那些人一年都能创造十万元、二十万元的利润。”陆放说，“一直持持续到2017年左右吧，然后就变少了。”

但市场对于地龙的需求量并未减少，地龙价格还在一路走高，一些人开始“转移阵地”。

“一些常年收购的加工户这两年已跑到四川、云南、贵州去开发新产区，新产区的收购量还是可以。”贾海彬告诉记者，安徽、河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也成为地龙的新产区。

从近年来地龙产地供应商的数量来看，排名在前10位是贵州、广东、浙江、云南、湖南、湖北、江西、河北、江苏、河南。

2021年8月，万泉将蚯蚓加工厂开到了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雪山镇。

“因为那边环境比较好。山地比较多。”万泉说，他在威宁见过最长的蚯蚓有1米多长。于是，他带着10台地龙仪到威宁，将设备免费发放给当地农民，农民到山上捉到野生蚯蚓，再卖给他。他还在当地租下民房，雇工给蚯蚓开肚、清洗、晾晒。

“(威宁)那边一直都能干到过年呢，不像北方季节性强。”万泉告诉记者。

在威宁县，检察官李爱此前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对野生蚯蚓的掠捕。

李爱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2021年七八月开始，陆续有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地龙收购商带着地龙仪来威宁，每到一个地方先租老百姓的民房，再把机器发出去。

李爱说，去年11月，有护林员、村民向林业局、公安局等部门反映有“有人在山上打蚯蚓”。威宁县检察院几乎在同一时间了解到这一情况，并决定研究“怎么样依法来处理这样的情况”，最终他们决定“拯救蚯蚓”，对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人提起“公益诉讼”。

“大概有七八个镇有这个情况。”李爱告诉记者，在其中一个镇，多的时候，有六七个老板收购加工野生蚯蚓。

加工点负责开肚、晾晒的临时工多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而外出电蚯蚓的人多是留在村子里的四五十岁的人，男女都有，年轻人较少。“也有的人之前在外面打工，听到老家有这个生意可以做，回来专门搞这个。”李爱说。

从一个外地收购商的发货记录上，李爱了解到，该收购商从3月9日到5月31日，从威宁发出1804公斤蚯蚓干品。从一个本地电蚯蚓的农民的收款记录查到，从3月到6月，“他卖出去的货价值已经到4万元左右”。

过去的两个月，李爱一直为公益诉讼的事奔走山野，但他发现，“拯救蚯蚓”困难重重。

“他们没有法律意识，觉得那个东西反正地下全都是，打了好像也不会影响什么，反正不是在自家地里打，但赚取的利益是个人的。”李爱说，“我们下去调查过程中，很多老百姓直接说，‘国家没有法律规定，你们不能禁止我们来搞这个东西’。”

李爱告诉记者，“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规定的，但是是过于原则性的规定。”

在准备公益诉讼起始阶段，他们就翻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等，“没有找到可以对应(蚯蚓)使用的具体的规定，蚯蚓也不在三有动物名录。”

他们又邀请公安局、环保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开研讨会，想听一听行政机关的意见。“争议很大，最终没有达成共识。”李爱告诉记者，“各个部门都说，这个东西其他地方没有处理过，是罚款、拘留，还是没收工具？”

等检察院进入“调查取证阶段”，李爱发现，“调查对象抵触情绪很大。很多人不愿意配合。”

有时，电蚯蚓的人见到他们，拎着设备就往山上走，根据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他们也没办法采取强制措施。“毕竟他们也是受人指使。”李爱说，有时他们去寻找加工点的收购商，收购商常避而不见，见了还会挨骂，有的甚至连夜将场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经过两个月复杂的调查取证，威宁县检察院对电击、收购、加工蚯蚓已立案民事公益诉讼案件6件。但在法律适用、生态环境损害量化上，李爱担心，无法与法官达成统一意见。此前，全国检察机关并没有提起蚯蚓保护方面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先例。

2020年，有环保组织对广东省中山市3家电蚯蚓机生产企业提起公益诉讼。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蚯蚓属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野生动物，人类对其进行经济利用的手段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荣者光电等三家公司出售电蚯蚓机，使购买者以电击的方式猎捕蚯蚓，不利于蚯蚓和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这个被媒体称为“电蚯蚓机第一案”的公益诉讼案件最终打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而高院驳回3家企业的上诉，并维持了一审判决。

除了没有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先例外，李爱的另一个担忧是，由于地龙涉及到中药产业，会不会对司法机关推动蚯蚓保护产生影响。但他还是希望，“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要在利用与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一种恶性的循环”

孙振钧担忧的，是蚯蚓的减少给土地带来的影响。

“如果大家都这么弄的话，跟农田的质量就有关系了。农田都没有蚯蚓了，没有好的土地怎么能生产粮食出来？”孙振钧说，其次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不仅对这个蚯蚓有影响，对其他的土壤生物，土壤线虫、土壤螨类，还有蜘蛛等。”

“实际上蚯蚓在生态系统里面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长期从事自然环保保护的专家告诉记者，“(电蚯蚓)对生态系统也是有破坏的。虽然它们不是受保护的物种，不是珍贵濒危物种，但是这是一个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

此前，不少媒体在报道电蚯蚓现象时，将这种行为描述为“灭绝式捕杀”。

“捕杀地龙，是不是灭绝式的，这个需要进一步探讨。”上述自然保护专家表示，在他看来，蚯蚓繁殖力极强，生存范围又广，“它不像大熊猫数量是有限的”。“现在还谈不上是‘灭绝式捕杀’，农药、化肥(对蚯蚓)造成的伤害可能在地域范围上会更广一些。”

但在这位专家看来，这种(捕杀)是存在问题的。

“土壤出了问题，是整个我们的土地利用方式出了问题。电蚯蚓只是其中问题之一，冰山一角。”那位长期从事自然环境保护的专家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蚯蚓也就是受害者。

孙振钧也认为，蚯蚓的减少是事实，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大量使用，土壤面临的污染不断地加剧，使得野生蚯蚓种群降低；其次是中药对地龙的需求越来越大；再者是地龙仪的出现，使蚯蚓的种群更少了。

“现在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孙振钧说。

“我们农业专家早就提倡要休耕，要轮作。”该专家说，“我们对土壤是掠夺式的利用。其实不只是说电蚯蚓这一块儿，更可怕的是除草剂，使土壤板结。”

而使用野生蚯蚓，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中药中部分地龙重金属超标。

根据各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告，多年来，在药品抽检中，常出现“地龙”抽检不合格的情况，其中不合格项目包括“重金属”。

四川食药监局在2018年的抽检中发现，四川涪丰药业有限公司销往威远县界牌镇卫生院的地龙“杂质、酸不溶性灰分、总灰分、重金属”不合格。2015年，亳州市国苑中药材饮片有限公司销往阳谷县张秋中心卫生院的一批地龙被检测发现“不符合规定”，不符合项目也包括重金属。

“实际上各部门都有保护生活多样性责任和义务，但我们往往认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只是保护主管部门的事，这是片面的。”那位自然保护专家认为，“利用部门要主动承担起可持续利用和保护资源的责任。中药部门如果不提前考虑，就是把中药自己的路堵死了。”

万泉也听到了一些关于“禁止电捕蚯蚓”的风声，但是在许多地方，“大家偷着做的还是挺多的”。

2021年，万泉在威宁待了一个月，将加工点交给自己的哥哥，自己去了开在江苏徐州的蚯蚓加工点。今年下半年，万泉打算去陕西，“因为陕西是去年刚加入的新货源地”。万泉的哥哥则在威宁，继续回收蚯蚓，加工晾晒成干。

他也在做另一手打算：明年准备开蚯蚓养殖场。“如果哪一天国家只要说，蚯蚓都不要再电了，我立马就收手。”万泉说，“你不能电，你得想后路啊，因为它本来就是个紧俏产品。”

(文中刘玉莲、万泉、陆放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电动自行车治理难：小区电动自行车到底怎么管？

小区电动自行车到底怎么管？

记者调查电动自行车治理难

● 近年来，因为电动自行车进楼自燃引起火灾，导致人员伤亡的事故时有发生。一些电动自行车由于其自身设计问题和不规范使用，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因过载、短路、接触不良等易起火甚至产生爆炸，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相关部门在规划建设小区时，应该为电动车的充电、停放设置合理的区域，小区居委会、物业也应及时开辟合理的使用场所。同时，对电动自行车进楼以及私改电动自行车等行为，应当明确相关监管主体，进行纠正和处罚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 本报记者 陈 磊

“又有人推着电动自行车进电梯，你们到底管不管，真出事了怎么办？！”7月9日下午，下班回家的陈女士给居委会打去电话。她都觉得自己有些歇斯底里了——因为这个问题老是解决不了。

陈女士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的一个老小区内，电动自行车进电梯、摆放于楼道等问题她反映过多次，居委会总是回复说会加强宣传引导，但一直没看到什么效果。“我真怕有一天新闻里的悲剧会在身边发生。”她对《法治日报》记者如是说。

近年来，因为电动自行车进楼自燃引起火灾导致人员伤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约发生2000起电动自行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公共场所。

那么，到底为什么电动自行车进楼问题难治理，又该如何治理呢？记者进行了深入走访调查。

自燃事故频繁发生

居民仍存侥幸心理

那天，陈女士下班回家，准备乘坐电梯时，看到一位女士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准备进电梯，旁边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您好，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万一出事不得了，何况您还带着孩子。”陈女士拦住对方劝说道。

“没事没事，这车是正规商店买的，安全得很。”对方回复。

陈女士按着电梯开门键继续劝说，对方不耐烦了，说道：“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我推车回家这么多年了，从没出过事。”

最后实在没办法，陈女士只好自己退出电梯，等待下一趟电梯。

“简直无法理喻。”后来在小区电梯里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女士仍愤愤不平。她指着电梯里一个显示屏幕——上面正播放今年5月10日四川成都一小区电梯里发生电动自行车自燃事故的视频，“惨痛的教训就在眼前，竟然还有人熟视无睹”。

记者看到，视频里，一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电梯，在电梯门关闭的瞬间，电动自行车突然冒烟起火。当时，电梯内有3名男子，一名女子抱着一个婴儿，3秒内火焰吞噬整个电梯间，导致婴儿在内的多人被烧伤。

据公开报道，近年来，多地均发生过电动自行车进楼、进电梯后自燃，或充电时起火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2020年9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王某把电动自行车电瓶带回家里，在阳台充电时发生自燃，导致其儿子被烧成重伤；同年8月7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陵村小区一栋居民楼的楼道内，一辆电动自行车突然爆炸起火，造成3人死亡。

“我自己也有孩子，看到这些新闻后十分揪心。更令我后怕的是，身边也经常看到有人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出、上下电梯。”陈女士说。

陈女士的经历并非孤例。《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北京、河北、天津随机走访了11个小区后发现，其中9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宇大厅或安全出口处，不少居民推着电动自行车乘坐电梯。

电动自行车进楼，风险隐患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应急警务教研室主任寇丽平教授介绍说，一些电动自行车由于其自身设计问题和不规范使用，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因过载、短路、接触不良等易起火甚至产生爆炸，加上车辆外壳、坐垫、控制器、灯具等部位通常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起火后燃烧速度快，短时间内就会产生大量有毒物质，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生活中，有的居民在楼外私拉电线充电，也有携带电池上楼充电的，这都不是正确的充电方式，徒增火灾发生危险。”寇丽平说，近年来，此类火灾频繁发生并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但很多人仍心存侥幸，对此应当引起重视。

口头劝阻收效甚微

物业表示无能为力

采访当天，陈女士带着记者去所在小区居委会投诉，并要求居委会对电动自行车进楼行为进行整治。居委会工作人员回应称，他们会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但是对推车进楼的居民，除了口头劝阻外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没有处罚权”。

记者注意到，陈女士所在楼栋的大门口和一层电梯旁，都张贴着居委会对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的宣传单——A4纸上打印着“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楼梯、楼层内充电、占用安全通道”“电动自行车起火夺命只需100秒”等宣传语。而该单元楼一层的步行楼梯口，就停放着一辆电动自行车，上面已经蒙上了一层灰。

陈女士告诉记者，大半个月前，她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后，第一时间给居委会打了电话。次日，这辆电动自行车上被贴了一张《北京市物业管理区域不良行为劝阻通知书》，上面写着“我公司于2021年6月21日巡查中发现，您（单位）存在公共楼道存放电动自行车等不良行为，该行为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为本项目的管理单位，现依据管理职责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劝阻您（单位）立即停止实施上述不良行为，并自行整改到位，我公司将做好配合工作”。但时至今日，这辆电动自行车仍然停放在原处。

“我们确实关注到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不当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处罚权，除了张贴宣传标语和日常劝导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对此，我们也感到很无奈。”该居委会一位姓赵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住户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争执，我们会出面调解。”

就该小区物业对于停放在楼道里的电动自行车仅下发劝阻通知书而未有进一步举措的行为，记者通过电话向物业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高先生告诉记者：“这一情况已经上报给相关部门，后续没有指示，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今年6月，应急管理部公布《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今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规定，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最高可处以1万元罚款。

进楼现象屡禁不止

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实际上，针对电动自行车停放问题，近年来有关部门曾多次出台文件明令禁止：

2017年12月，公安部发布《关于规范电瓶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提出公民应当将电瓶车停放在安全地点，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瓶车或者为电瓶车充电。

2018年5月，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视频会议提出，多措并举，下功夫从根本上解决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车同屋等问题，斩断火灾发生的链条。

那为什么电动自行车进楼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呢？

连日来，记者采访京津冀不少居民发现，一些居民完全没有风险意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进楼的危害；一些居民清楚危害性，但心存侥幸；还有一些人知道有一定风险，但以小区没有充电的地方、没有停车棚、担心被盗等理由推托。

记者随机走访的11个小区中，设置有充电桩、换电桩、停车棚等可以提供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功能等设施的小区有5个，且大多存在充电桩数量不足、不能满足整个小区车主需求、车主对收费标准不接受等问题。

在天津市河东区一小区，记者观察到，在距离一栋单元楼不远的地方，设置有8个充电口的充电桩，而居民王先生仍选择推车进楼。“充电桩那里车停得满满当当的，根本没地方充。即使有位置我也不去，上次我用手机扫码充电，操作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电没充上，还扣了钱。”王先生说。

在寇丽平看来，一些居民没有消防安全意识，或者说安全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在安全和方便之间，选择了方便。而对电动自行车进楼的管理又轻落实，由谁管、怎么管等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仅通过宣传、举报，根本无法实现防控目标。

她进一步介绍说，在事故预防中，有一个“3E对策体系”，就是从工程技术、安全教育和管理制度三个途径预防事故，其中最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就是管理制度。然而，如果不解决电动自行车停车难、充电难的问题，即使电动自行车车主具备消防安全意识也无济于事。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也就是“3E对策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对策，才是预防事故的根本出路。

“近年来，虽然很多小区设置了自助充电桩，但充电桩的覆盖面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硬件设施的缺失，使电动自行车进楼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寇丽平说。

亟须完善质量标准

建立健全配套设施

有没有做得好的小区？记者在实地走访中发现，11个小区里，有两个小区在解决电动自行车停放问题方面做得比较好。

一个是北京中广宜景湾小区。该小区在南门外建了一个停车棚，用来停放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内设置有换电桩，以满足车主的充电需求。车棚停车不收费。据车棚里一位正在使用充电桩的女士介绍，电池充满电每次差不多需要1元。

同时，该小区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据小区保安介绍：“这样的安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看到有人骑电动自行车都要拦下来，所以根本不会出现电动自行车进楼的问题。”

另一个是天津临池里小区。该小区设置了多个车棚。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目前有6个存车处，都是和居民楼一起盖起来的，当初是为了方便居民停放自行车，现在电动自行车成为居民出行主流工具，停车棚就主要解决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和充电问题。其中，十五号楼附近的停车棚能承载大约70辆电动自行车，而且车棚正处于小区出入口，很多居民都能看到，方便大家停车。”

除了设置停车棚，临池里小区居委会还在楼道门口张贴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道的标语，通过居民微信群、社区通和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些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案例等，告知居民电动自行车进楼的危害。此外，还定期对小区楼道电动自行车进行清理。

记者尽管在实地调查时并没有看到该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不规范停放现象，但临池里居委会工作人员还是坦承：“小区目前仍然存在个别电动自行车进楼、私拉充电线下楼的现象”。针对此现象，居委会称将发现一个劝导一个。

如何实质性解决电动自行车进楼难题？

多位受访群众和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提出，应加大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让广大居民真正了解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的危险性，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相互监督、相互督促，形成预防电动自行车火灾、阻止电动自行车进楼的共同体。同时，相关部门在规划建设小区时，应该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停放设置合理的区域，小区居委会、物业也应及时开辟合理的使用场所。对电动自行车进楼以及私改电动自行车等行为，应当明确相关监管主体，进行纠正和处罚。

“居委会应该掌握本辖区电动自行车的基本数据，对辖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充电设施进行总体规划和建设，宣传动员社区居民正确认识火灾，落实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的责任；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管理制度并加以落实。”寇丽平说，物业应落实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相关规定，开展持续有效的火灾隐患排查，建立预防电动自行车火灾、禁止电动自行车进楼的保安队伍，对一些情况复杂的社区可设置电动自行车进楼障碍设备。

在寇丽平看来，政府有关部门亟须完善电动自行车质量标准，从本质上降低电动自行车起火的可能性。同时，从购买、充电、停放等环节全面规范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设施的完善列入基层治理的范畴，解决车主的后顾之忧。

来源： 法治日报

盖茨被逐出微软董事会真相曝光：长期跟员工搞地下情，人设已崩

梦晨 鱼羊 发自 凹非寺
量子位 报道 | 公众号 QbitAI

2020年3月，在比尔·盖茨辞去微软董事会职务的时候，人们都在感慨一代互联网大拿，纷纷都到了交接班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一年多之后，随着盖茨夫妇离婚，现在拔出萝卜带出泥，更多内幕消息被曝光在公众眼前——

比尔·盖茨被要求退出微软董事会，与其同女员工多年地下恋情曝光有关。

这也是继比尔·盖茨传记作者爆料其私生活混乱之后，比尔·盖茨“人设崩塌”的又一剂猛料……

调查在2019年末启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一位微软女工程师在一封信中曝光了她跟比尔·盖茨的长期地下恋。

微软在2019年下半年收到这封信件，彼时，正值微软高层开始重视女性员工在工作中受到的性骚扰和歧视事件。

于是在2019年末，微软董事会聘请了一家外部律师事务所来调查此事。

知情人士还表示，在调查期间，一些董事会成员认为，因为这样的不正当关系，比尔·盖茨不再适合担任微软公司董事。

而另一位知情人士则透露，在董事会调查结束，董事会全体成员对此事做出正式决定之前，比尔·盖茨就会辞职。

事实上，在2020年3月13日，比尔·盖茨就辞去了微软董事会职务，进一步从他创立的微软帝国中抽身，并宣布此后将专注于慈善事业。同时，他继续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ia）的技术顾问。

△微软董事会成员

微软是比尔·盖茨与好友保罗·艾伦（Paul Allen）于1975年联合创办的，盖茨本人担任微软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00年，比尔·盖茨卸任CEO，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他和妻子共同创立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2014年，他又卸任了微软董事长一职，转到幕后开始担任纳德拉的技术顾问。去年，在他辞去微软董事一职时，也辞去了股神巴菲特旗下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职务。

对此，比尔·盖茨的发言人表示：

大概20年前发生过一段风流韵事，后来以友好的方式结束了。

比尔·盖茨退出微软董事会与这个问题毫无关系。实际上，他好几年前就想花更多的时间在慈善事业上。

另外，《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爆料的微软员工曾要求让梅琳达·盖茨阅读这封信件。但其最终是否看到这封信，无从得知。

不止如此，《纽约时报》还报道，即使是在1994年与梅琳达结婚之后，比尔·盖茨仍没有停止对微软、甚至是盖茨基金会女性员工的追求。

在2006年，比尔·盖茨参加了一位微软女性员工的演讲。会后，他立即给这位女员工发了电子邮件，约他出去吃饭。

知情人士透露，信中写道，“如果这让你感到不舒服，就当它从未发生过”。

更多消息曝光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梅琳达早在2019年就聘请了离婚律师。

虽然她并没有透露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但据猜测可能与当时比尔·盖茨与爱泼斯坦的关系被媒体曝光有关。

△图源：nytimes。中间为爱泼斯坦，右2为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与爱泼斯坦相识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此时距离爱泼斯坦因强迫未成年人性交易被定罪已过去3年。

2019年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包含比尔·盖茨与爱泼斯坦交往的一些细节，有些是梅琳达以前不知道的。

面对董事会的质疑，盖茨发言人回应称两人的合作只是集中在慈善事业上。

此外，梅琳达还有一项不满，与比尔·盖茨对他手下面临的性骚扰指控的处理方式有关。

2017年，担任比尔盖茨的理财经理长达30年的迈克尔·拉森(Michael Larson)，被指控骚扰所投资的一家自行车店的经理。

△迈克尔·拉森

该案最终以一项保密和解协议结束，但梅琳达对结果并不满意，并要求律师事务所继续进行独立审查。

拉森负责比尔·盖茨成立的Cascade Investment投资公司，在调查期间被停职，但最终恢复了职务，调查结果没有进行公开。

梅琳达已获得30亿美元

北京时间5月4日凌晨，盖茨在推特上发布离婚声明，称“不认为还能在婚姻关系中一起成长”。

这则消息来得突然。一直以来，盖茨夫妇对外的形象始终恩爱，每当重要的纪念日、生日，都会在社交媒体上互送祝福，甚至被称作“计算机侠侣”。

这段27年婚姻的破裂，可以说是惊动了全世界。

而自盖茨夫妇发表离婚声明后，两人并没有做出后续的回应，但财产分割仍在持续进行。

据监管文件显示，Cascade Investment向梅琳达转移了225万股迪尔集团(Deere & Co)股票，价值约8.51亿美元。

加上离婚当天就转移的Coca-Cola Femsa，Grupo Televisa等股票，梅琳达离婚后总计已获得30亿美元。

仍由拉森管理的Cascade Investment拥有多元化的持股，包括价值股、私募股权、能源、酒店业和风险资本，总计520亿美元的股权。

至于比尔·盖茨本人，似乎在离婚后把更多时间用于陪伴子女。大女儿詹妮弗·盖茨在Instagram上晒出与老爸的合影，并配上文字：“没有什么比与家人在一起更美好的了”。

参考链接：
[1]https://www.nytimes.com/2021/05/16/business/bill-melinda-gates-divorce-epstein.html
[2]https://www.wsj.com/articles/microsoft-directors-decided-bill-gates-needed-to-leave-board-due-to-prior-relationship-with-staffer-11621205803?mod=djemalertNEWS
[3]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business/melinda-gates-tops-3-billion-from-cascade-with-deere-transfer
[4]https://qz.com/1587477/microsoft-investigating-sexual-harassment-claims-overlooked-by-hr/amp/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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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户为中心 引领第三空间生活方式 迪卡侬&鸿鲸体育联合专访

近日，迪卡侬&鸿鲸体育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并在上海嘉北郊野公园PARK CYCLING小镇举行迪卡侬自行车用户交流中心揭幕仪式。借此契机，美骑记者现场联合采访了迪卡侬中国山地车品牌经理Riman以及鸿鲸体育PARK CYCLING小镇自行车项目负责人王磊，邀请他们深入谈谈迪卡侬&鸿鲸体育达成战略合作背后的内涵与未来发展的可能。

理念相合促成强强联合

美骑：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促成迪卡侬&鸿鲸体育的战略合作？

Riman：迪卡侬始终致力于让更广泛的大众同怀运动愿望，共享运动欢益的宗旨。让普通用户和运动爱好者都能够有机会得到具有性价比的运动产品和服务，让用户可以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益处，双方的合作必定能够给运动爱好者们提供更加满意的服务。

王磊：鸿鲸体育一直专注于体育文化的培育，在体育赛事、青少年体育培训、体育场馆运营等方面深耕多年，并为广大体育爱好者们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常态化服务，让不同需求的体育爱好者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大家所熟知的“HEROS自行车系列赛”就是鸿鲸体育旗下的IP赛事品牌之一，Park Cycling小镇是鸿鲸体育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潜心打造的集运动、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体验中心，倡导“健康活力、分享陪伴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以自行车运动为根基，把最优质的体验呈现给每一个热爱运动的人。

自行车用户中心是迪卡侬与鸿鲸体育深入合作的新开端

美骑：迪卡侬自行车用户交流中心于Park Cycling小镇正式揭幕，这对双方有何标志性的意义？

Riman：从1986年，迪卡侬第一款完全自产自销的产品诞生之日起，自行车一直是迪卡侬从开店至今一直在销售的热门产品。这次能够把自行车用户交流中心落在Park Cycling对迪卡侬而言，大概有以下几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首先有Park Cycling这样的专业场地和空间能够展示我们最新的产品，这是客户消费者最直接可以看到的。自行车用户交流中心可以直面消费者，强化互动，加强与用户的直接联系，在交流中心的展示区和办公区我们还设计了能够体现迪卡侬内在精神理念的照片墙，通过这些形象展示传递迪卡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运动精神。

其次迪卡侬与Park Cycling合作提供租车服务，所有来Park Cycling小镇的朋友都可以通过租赁园区内不同型号的迪卡侬ROCKRIDER山地车来体验山地骑行的乐趣。

第三点：我们同样希望将用户交流中心作为迪卡侬ROCKRIDER的户外办公场所，计划在未来安排固定时间及安排同事来实地办公，在真实的山地越野活动中创造更多的价值。

此外，迪卡侬始终以用户为中心，通过这个交流中心的建立能够和更多的和用户产生交流，进一步深入了解用户需求，通过在场地的实际使用体验也能及时反馈一些用户建议和意见，帮助迪卡侬做出不断提升消费者运动体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此外我们希望用户中心不仅仅是迪卡侬的主场，更是每一个运动爱好者激发自我、挑战自我的主场。

第五点：未来我们的新车发布、产品实地测试以及产品交流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活动都会落地于此。

王磊：2021年ROCKRIDER新车发布会就在PARK CYCLING小镇举办，同年10月与迪卡侬共同举办了星空露营节，都取得了很好的用户评价和市场反馈。鸿鲸体育与迪卡侬的联手，为PARK CYCLING小镇打造“第三空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打造户外运动休闲生活场景奠定基础。

后疫情时代，不断升级转型中探索全新可能

美骑：疫情反复对自行车赛事带来巨大冲击，同时又激发一波又一波户外潮，疫情对双方合作有哪些影响？

Riman：“Back To Moutain”是ROCKRIDER一直以来秉承的宣传口号，疫情以前ROCKRIDER通过内部组队频繁参加山地赛事活动在实战中验证产品质量，但现在能参加的比赛越来越少。一方面是人们对户外运动需求暴增带来产品销售的大幅提升，一方面是运动玩乐场地的可选范围越来越小。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当出远门也是一种奢望人们越来越倾向接近家门口的运动乐园，而PARK CYCLING就提供了这样很好的场地和平台，作为上海唯一的专业山地车公园，让之前只有在远距离赛事中才能有的体验在郊野公园就能实现，成为迪卡侬门店以外直达消费者的目的地，因为双方品牌的理念有很多共通性，相信通过长期稳定地深入合作，未来会有更多形式的合作可能。

王磊：疫情让鸿鲸体育也不断自我革新，虽然疫情为体育赛事、体育活动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PARK CYCLING小镇的建立，鸿鲸体育和迪卡侬的深度合作，也为我们带来了机会，经过疫情，我们也重新审视、重新有研判体育的功能和到底能为大家带来什么，我们将以新的姿态呈现给大家。

此外鸿鲸体育从HEROS系列赛就一直坚持在做的青少年培训如今在Park Cycling也生根发芽，在现场还和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达成战略合作，特别设立了Park Cycling青少年山地自行车运动培养计划导师，由中国国家冠军封宽杰担任导师，上海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席王海威为封宽杰颁发导师聘书。

我们希望通过包括迪卡侬在内的多方战略合作达成，能够让青少年亲近自然、强壮体魄，能够在PARK CYCLING赛道提高骑行技能及专业素质，为青少年体育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终为国家输送更多更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

不仅仅是自行车，共同引领泛户外“第三空间”生活方式

美骑：自行车运动项目是双方合作的渊源，除此以外，未来还会有哪种更多合作的可能？

Riman：迪卡侬这个名字来自于Decathlon的音译，Decathlon是十项全能运动的意思，作为全产业链企业，迪卡侬的产品线不仅仅局限于自行车，还有更多运动品类。对于大部分运动受众来说，初学者和基础用户占据多数，迪卡侬希望能够从材质，品质到技术含量做出有多种选择、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产品，最大限度接近普通用户，降低运动门槛，打造出优秀性价比产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运动的快乐。

今天我们的迪卡侬中国区CEO MARC ZIELINSKI、迪卡侬中国品牌中心CEO Aline GABLE、迪卡侬华东区总经理DIOGO MONTEIRO都出席了现场签约仪式，共同见证了双方合作的新开端，同时对自行车用户交流中心这一项目能够成功落地PARK CYCLING小镇表示高度肯定，并将持续支持后续与鸿鲸体育的深度合作。

前面我们说到未来会有更多的活动将落地PARK CYCLING小镇，包括且不局限于自行车、露营、桨板、飞盘等等热门户外运动。在这个户外风行、崇尚自然的潮流下，我们会联合迪卡侬更多部门同事，将这里打造成迪卡侬的重要实践基地。

王磊：不断反复的疫情让人们感受到居家隔离的苦闷，越来越多人开始向往亲近大自然的户外生活。刚才我们说自行车用户中心是迪卡侬与鸿鲸体育深入合作的新开端，其实PARK CYCLING小镇不仅仅是自行车。

在PARK CYCLING小镇经常会看到一家人前来度假游玩的场景。投奔乡野，寻一间民宿，搭一顶帐篷，铺一块野餐垫，在清风徐来、虫鸣草香中享受惬意时光，也成为越来越多都市白领的选择。这样的家庭微度假方式已经成为PARK CYCLING小镇的常态，PARK CYCLING小镇也为这些家庭提供了除了生活、工作以外的“第三空间”，孩子也能养成亲近自然、热爱运动的好习惯，这是非常良性的一种循环。

我们今年对园区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在硬件基础方面有了肉眼可见的变化：包括进园离园的便利性、餐饮配套、宠物乐园、增值服务、租赁服务等等多项提升，基地配套设施齐全，拥有5000平米天然草坪、咖啡馆、餐厅、卫生间等配套设施，赛事 露营 户外休闲相结合，促进山地车等户外运动和家庭微度假发展，旨在打造健康户外的生活方式空间。

我们希望通过迪卡侬&鸿鲸体育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及迪卡侬自行车用户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契机，加强双方深度合作，倡导“健康活力、分享陪伴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共同引领泛户外的“第三空间”生活方式。

共享单车新规发布！综合采取经济惩罚、记入信用记录……

为进一步优化

樊城区共享单车停放的监管

破解共享单车停放乱象

日前

樊城区城管局召开

共享单车企业2020年第2次紧急集体约谈会

明确单车停放管理“十必须”、“十不准”

其中明确要求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

要推广应用电子围栏等技术

综合采取经济惩罚、记入信用记录等措施

有效规范用户停车行为

樊城区共享单车企业停放管理责任清单

“十必须”

一、必须加强服务能力建设，充分利用车辆卫星定位、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加强对所属车辆的经营管理，创新经营服务方式，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提高服务水平。

二、必须配备运维人员，配置合理配备线下服务团队。

三、必须接受监管。

四、必须共享信息，及时将车辆投放数量、分布区域等运营信息报送当地主管部门并实现相关部门信息共享。

五、必须履行停放管理责任。推广应用电子围栏等技术，综合采取经济惩罚、记入信用记录等措施，有效规范用户停车行为。

六、必须调度转运车辆。

七、必须接受“违者必罚”，乱停乱放问题严重、线下运营服务不力、经提醒仍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运营企业，应公开通报相关问题，限制其投放。

八、必须开展公益服务。

九、必须开展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和用户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加强企业服务质量和用户信用评价，鼓励企业组成信用信息共享联盟，对用户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十、必须依法规范经营。

樊城区共享单车企业停放管理负面清单

“十不准”

一、不准超过市交通局的规定额度投放共享单车，开展恶性竞争。

二、不准将共享单车停放在“非机动车停放线”外，线内停放要做到首尾一致，颜色相似，整齐停放。

三、不准独家占用一个“非机动车停放点”，该点同品牌车辆应少于10辆，超过的应组织车辆转运，分散至其他街道。各企业要建立积压车辆预警系统，做到快速反应和处置。

四、不准积压潮汐车辆。涵洞、天桥、医院、车站、商圈等人流密集区8点30分后应组织机动车转运至其他街道，分流车辆。

五、不准乱设P点。P点停车区应报街道执法队备案审核，影响通行的，或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取消。

六、不准车容车貌不洁。外观或部件损坏的单车不得街面长期存放，每月定期集中对张贴的牛皮癣、灰尘、污渍清洁1次。

七、不准对督办事项不回应、不整改。微信督办必须10分钟响应，30分钟到位，1小时处理完毕回复前后对比照片，政务督办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文字回复，48小时内整改完毕。

八、不准无维护人员开展商业经营。按照“单车300辆/日/人, 电动车150辆/日/人”配备运维人员，着企业工装，沿街道巡视，每月28日将街道运维人员名单报执法队备案。

九、不准对基层运维困难不关心，运维质量不考核。各公司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深入街道一次，协调工作，考核运维，提高工作质量。

十、不准对政府或职能部门约谈不重视、假整改。从2020年11月开始，每季度企业被约谈超3次（含）的，将按照《襄阳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的规定，城管系统将建议考评组确定企业季度考核成绩为倒数第一名。

来源：云上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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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襄阳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