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版最炫民族风文章列表:

• 1、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一张寄往世界的贵州文旅名片
• 2、2006－25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邮票与小型张 赏析
• 3、八路军、新四军有军衔吗？
• 4、58年前的国庆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惊艳亮相，总导演竟是周总理
• 5、健走队的人和事246学诗词·庆七一·叁

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一张寄往世界的贵州文旅名片

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情、热情洋溢的民族歌舞、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第五版今年7月28日在贵阳大剧院复演，每场千余名观众的上座率，展示了这张贵州文化旅游名片经久不衰的迷人魅力。

《多彩贵州风》的复演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关注，除了国内20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复演相关消息也通过10余种语言在环球时报、国际在线、中国网、中国日报网等国际媒体平台和国外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宣传报道。

《多彩贵州风》演员与观众互动

作为外地游客来贵州“必看的一场演出”，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由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运营, 经过16年的打磨，已演出近5000场，并在全球40个国家及地区、国内50多个城市进行巡演，荣登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和全国十大剧目票房“十强”行列，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以及行业内各种荣誉近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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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台演出”到“一个品牌”

多彩贵州散发出醉美风采

《多彩贵州风》“岜沙汉子”剧照

从打造“一台演出”到形成“一个品牌”，《多彩贵州风》深耕中国文旅演艺产业16年，见证了多彩贵州如何以独特的文化魅力让世界沉醉。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剑青介绍，2005年，贵州举办首届黄果树瀑布节，来自全省9个地州市的民族民间文化精英同台献艺,以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歌舞，打造了《多彩贵州风》的雏形。

为进一步挖掘及保护多彩贵州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提升贵州对外宣传形象和增强本土文化自信、打造独具贵州特色的文旅品牌，2006年，按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多彩贵州公司”）应运而生，市场化独家运营《多彩贵州风》。

《多彩贵州风》“侗族大歌”剧照

作为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的一台大型民族歌舞，首版《多彩贵州风》由来自贵州17个民族的600名演员，精心演绎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的族群记忆和浪漫风情，并运用现代舞台高科技展示手段，将侗族大歌等贵州少数民族歌舞、器乐、绝技表演和民族服饰进行展示，使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生态文化、历史文化在全新的舞台上得以深度融合展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醉美风采。

《多彩贵州风》甫一亮相，便因其鲜明的贵州原生态元素和强烈的时代感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2006年9月，《多彩贵州风》首次承担起贵州对外文化交流重任，开启了贵州演出史上的破冰之旅和文化远征。

《多彩贵州风》国外巡演剧照

多年来，《多彩贵州风》先后赴美国、法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韩国、匈牙利、瑞士、波兰、捷克、墨西哥等30多个国家开展巡演和文化交流，并在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广州等40多个城市进行展演。

《多彩贵州风》还完成了世博会贵州文化周表演、奥运会开幕式前演出、沿贵广沪昆高铁主要城市巡演等演出任务。

16年来，《多彩贵州风》一边承担着对外展示贵州多彩文化形象的演出重任，一边也随着时代需求、市场发展，先后更新了五个演出版本，从原生态版、经典版、民俗版到旅游版、升级版，每个演出版本的蝶变，都在保留经典剧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既保留了“一夜多彩贵州风 演绎贵州六百年”的文化特色，也契合了文旅市场发展的需求。

《多彩贵州风》剧照

其中，于2009年打造的第三版《多彩贵州风》为开拓国际演艺市场，完成了剧院演出与旅游市场的深度融合。从2010年起打造的第四版《多彩贵州风》，引入主持人与观众互动环节，使整台节目从过去专注于艺术性向艺术性与市场需求并重转型。

2014年底，贵州至周边省市的高铁陆续开通，大量游客入黔旅游，《多彩贵州风》游客接待量累计突破800万人次大关。2016年至2018年，《多彩贵州风》每天演出场次最高达5场，且场场爆满，2017年全年演出营收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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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台演出”到“一个产业”

见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旅游演艺的兴起与繁荣，与我国近年来旅游市场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旅游演艺已成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必打卡的项目之一。多年来，《多彩贵州风》被中宣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被列为国家多部委颁布的《国家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多彩贵州公司先后获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等荣誉。”多彩贵州公司董事长毛剑青说。

《多彩贵州风》“水姑娘”剧照

立足于《多彩贵州风》定点演出、文化巡演、文艺创新, 16年来，多彩贵州公司在丰富的实战中,培养了优秀的文艺创作和运营管理团队,形成“艺术生产 管理运营”的复合发展模式，以独特优势赢得强大的品牌竞争力，形成“商业演出 品牌策划 营销推广 设计制作 艺术培训”的多元化发展格局,领军贵州文化旅游演艺市场。

多年来，前后五次改版的《多彩贵州风》，共吸引省内外1000多家旅行社、近2万名导游前来合作，与多彩贵州公司开展文旅合作的国内外文化演艺合作商和经纪机构已近1000家。不断增长的业务和资本,为公司在省内外拓展文旅产业打开了突破口。

2005年到2016年,多彩贵州公司完成了从《多彩贵州风》演艺项目到文化旅游产业圈的业务布局。2016年9月,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目前，该公司正运用“文化 旅游 资本”的产业投资模式布局贵州文化旅游市场,冲刺创业板，力争实现IPO主板上市。

《锦秀丹寨》剧照

除了运营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多年来，多彩贵州公司还先后推出了《天香》《大明屯堡》《云上凉都》《蝴蝶妈妈》《锦绣丹寨》等精品文旅演艺项目，以演艺项目推动景区旅游产业发展。2020年，为致敬贵州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该公司推出贵州脱贫攻坚主题剧目《高高威宁》，引起热烈反响，荣获贵州文艺精品奖。

这些文旅演艺项目，在助推各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文旅产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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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密钥”

拓展《多彩贵州风》品牌效应

近年来，多彩贵州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对《多彩贵州风》演出内容进行调整，使服务对象兼具省外游客、本地散客以及定制旅游服务等，并通过艺术质量提升，让观众获得更好的文化体验。

今年7月复演期间，《多彩贵州风》推出市民每人68元的购票优惠活动，拉动了本地市场。据统计，购票观看《多彩贵州风》的观众中，本地市民占比近50%。

以创新求突破，多彩贵州公司将后疫情时代的演艺服务重心转移到省内市场，策划推出了“多彩贵州风”IP系列文化活动，积极探寻进一步打开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密钥”。

《海底总动员》2剧照

今年6月，大型多媒体童话音乐剧《海底总动员2》在贵阳大剧院完成两场首演，这是《多彩贵州风》原班舞蹈演员首涉话剧演出，剧场内座无虚席，观众好评如潮。

6月24日起，同属“多彩贵州风”IP系列的《时光唱片·脱口秀复古音乐会》，作为专属于50后、60后、70后群体的音乐盛会，在贵阳大剧院连续上演三晚，场场爆满。之后，由该公司打造的相声大会也将在贵阳大剧院登场。

此外，多彩贵州公司还在后疫情时代打造了符合本土“一老一小”群体定位的演艺产品。

多彩贵州风少儿艺术节剧照

2021年7月，旨在推动少儿艺术市场繁荣发展的首届“多彩贵州风少儿艺术节”暨少儿优秀作品舞蹈展演在贵阳大剧院举行，全省1300余名少儿舞蹈爱好者参演。展演的80余个舞蹈作品，涵盖了民族舞、古典舞、流行舞等种类，打造了少儿版“多彩贵州风”艺术盛宴。该艺术节全年线下参演人数已突破3万人。

2021年9月，首届“多彩贵州风”中老年艺术节隆重开启，来自全省各地的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和表演群体，首次登上贵阳大剧院的专业舞台，进行时装走秀、舞蹈、合唱、健身操、武术等艺术表演，释放属于中老年的荣光与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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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发掘民族文化内涵

助推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

国家一级导演、金狮奖获得者樊小锁，是第五版《多彩贵州风》旅游晚会版的导演。她说，新版《多彩贵州风》旨在通过进一步的艺术提升再造，更深层次发掘贵州民族文化内涵，打开民族经典之妙——以LED大屏“气势磅礴飞流直下”的“黄果树大瀑布”为背景，侗族大歌、舞蹈《水姑娘》、非遗表演《上刀山》等一系列经典保留节目，将观众迅速带入熟悉的民族风情；风格各异的民族盛装，随着各类节目的上演，再次逐一亮相；贵州少数民族 “长桌宴、打粑粑、婚庆醉酒”等民俗被搬上舞台，让外来游客在互动中有更好的体验感。

《多彩贵州风》“突破乌江”剧照

新版《多彩贵州风》更增添了展示贵州红色文化底蕴的新剧目——《突破乌江》：在水流湍急的乌江，红军强渡天险的战斗故事首次登上3D舞台。

新编剧目《爽爽的贵阳等你来》，将甲秀楼、青岩古镇、青云夜市等多个场景巧妙搬上舞台，充分展示了贵阳旅游“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

多彩贵州公司还出台激活贵阳文旅市场演出的新方案，计划于2023年持续致力《多彩贵州风》对外品牌输出作用，不断巩固品牌影响力。

《时光唱片复古音乐会》剧照

为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繁荣贵阳演艺市场，打造本地15分钟文化经济生活圈，该公司除了将原定于9月和10月在全省巡演的《海底总动员2》，在贵阳演出的《物理化学秀》《时光唱片复古音乐会》调整至11月至12月演出，还将从今年11月起陆续推出《熊出没》《迷你特工队》《冰雪女王》《永远永远爱你》等儿童剧，并开展“筑光杯”舞蹈、戏曲、朗诵比赛。2023年2月起，多彩贵州公司还将推出演出音乐会《直到世界尽头》《国风国潮音乐会》，以及《超级飞侠》《故宫里的怪兽》《宇宙护卫队》等儿童舞台剧。

第二届《多彩贵州风》中老年艺术节及少儿艺术节计划于2022年12月底至2023年1月中旬举行。

《多彩贵州风》剧照

毛剑青说，围绕《多彩贵州风》这一核心文旅品牌，公司未来还将进一步精准定位、深度开发本土市场，策划和打造口碑好、传播广、大众喜爱的演艺精品和文化品牌，培育本地演出市场和文化消费新习惯，促进经济内循环发展。她相信，未来每一步的探索和创新，对进一步拓展《多彩贵州风》文旅品牌价值和助推贵州旅游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文章转载：贵阳日报）

2006－25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邮票与小型张 赏析

邮票名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J)

发行日期： 2006年10月22日

(4-1)J 80分 送别 1051.55万枚

(4-2)J 80分 遵义会议 1048.35万枚

(4-3)J 80分 飞夺泸定桥 1047.07万枚

(4-4)J 80分 过草地 1047.07万枚

(1-1)J 6元 大师会(小型张) 899.98万枚

邮票规格： 50mm×38mm

整张规格： 240mm×180mm

整张枚数： 16(4×4)

齿孔度数： P13

设计者： 郝旭东

小型张规格： 120mm×90mm

小型张邮票规格： 80mm×50mm

小型张齿孔度数： P13

小型张版别： 影写版

小型张原作者： 李宝林、周顺恺

小型张印刷厂： 北京邮票厂

版别： 影写版

背胶： 有背胶

全套枚数（枚）： 4

原作者：

(4-1)靳尚谊

(4-2)彭彬

(4-3)刘国枢

(4-4)张文源

资料提供：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责任编辑： 陈宜思

防伪方式： 防伪纸张、防伪油墨、荧光喷码

印刷厂： 北京邮票厂

本册

志编号： BPC-1

本册名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本册

发行日期： 2006-10-22

版别： 影写版

齿孔度数： P13

本册规格： 290mm×210mm

售价（元）： 90

发行量（万册）： 35.00万册

册数： 1

邮票原画作者： 靳尚谊、彭彬、刘国枢、张文源、李宝林、周顺恺

雕塑创作者： 四川美院集体创作

摄影者： 任国恩、赵顺义

邮票设计者： 郝旭东

本册设计者： 阎炳武、郝旭东

编辑：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发行： 国家邮政局

印刷厂： 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

总经销： 中国集邮总公司

七十年前，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现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胜利的卓越能力，充分体现了红军将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充分证明了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红军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锻造了革命力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谱写了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壮丽篇章。

红军长征更造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是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 精神；今天，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阔步进行伟大的新长征。

本套邮票选取了长征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场景，艺术地再现了长征这一英雄史诗，展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艰苦奋斗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画框装饰画作，将面值、铭记和图名等元素布置在画框之外，最大限度地展现了画作的魅力。

资料提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责任编辑：陈宜思
印 制 厂：北京邮票厂
出售办法：自发行之日起，在全国各地邮局出售，出售期限6个月。
2006年10月22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弘扬长征精神，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4枚，小型张1枚。

(4-1)为“送别”。画面取材于靳尚谊的油画《送别》。创作于1959年，137×242厘米。画家用冷色调把红军撤离苏区的瑟瑟秋风与老区人民依依不舍的感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画家早期现实主义代表作。现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当地群众依依送别红军。

(4-2)为“遵义会议”。画面取材于彭彬的油画《遵义会议》。创作于1977年，388×223厘米。油画表现的是遵义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等领导人从会议室里走出来的情景。画面上，毛泽东双眼凝视前方，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香烟向前迈去，紧随其身后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发、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博古和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此外，还有欢呼的红军指战员和迎候的人民群众。现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城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4-3)为“飞夺泸定桥”。画面取材于刘国枢的油画《飞夺泸定桥》。创作于1957年，作品以仰视的创作技法，表现长征途中的一场艰险战斗，战士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永远定格在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镶嵌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之中。作者在处理环境和战争气氛上下了很大功夫，污浊的河水突出“急”字，陡峭的山体突出“险”字，火焰硝烟突出“难”字，横穿画面的铁索桥简明突出，桥上英勇向前的勇士夺人眼目。他们一手紧拉铁索，一手挥枪射击的英姿，使整个画面形成了冲锋的阵势，大有力扫千钧之力。现被军事博物馆收藏。
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第四团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奋勇向泸定桥对岸冲去。当勇士们接近桥头时，丧心病狂的敌人突然点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但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义无反顾，跳进火海，打退了守敌，胜利地夺占了大桥，攻克了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4-4)为“过草地”。画面取材于张文源的油画《过草地》。创作于1976年，300×184厘米。画面描绘了红军战士在环境恶劣的草地上艰难前进的场面。他们相互搀扶、相互鼓励，表现出集体的温暖。作品继承了我国军事画的优良传统，主题鲜明、主次有序、内容充实、细节丰富等特点，通过人物的动态表情，来表现人物情节，再现了事件的历史原貌和人物的精神状况。是一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力作。现被军事博物馆收藏。
长征途中红一、二、四方面军都曾穿越过草地，其中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因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影响而三过草地。草地上形成的大片沼泽，加上饥饿、寒冷、疾病等原因，使许多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红军指战员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最终走出了茫茫草地。

大师会(小型张) 899.98万枚

小型张主图为“大会师”。画面取材于李宝林、周顺恺的国画《大会师》。创作于1976年，360×210厘米。画面以挥舞旗帜的两队红军奔跑着、相拥在一起的场景为主线展开，人物的表情丰富多彩，有久别重逢后的喜悦，有意外相见的惊奇，有喜极而泣的激动，有兴高采烈的呼喊……他们欢快的表情和动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画家用国画技法来表现这样宏大的场面和高深的绘画技艺，让人感受到一种屹立千年的中国人物山水画的精到细致。画面场景恢弘，构图饱满，准确传神的人物造型迎面而来，迎风招展的军旗、欢呼雀跃的人群，构成一个欢腾的海洋，画家用深沉、流畅的笔调一寸一寸地刻画出来，绵绵密密地深入到画面的每一个角落，在一张纸上，表现了一种新时代最伟大最丰富的内容。既有“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昂扬和豪迈，又有“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浪漫和欢欣。主图下面配以毛泽东手书的《七律·长征》诗一首，右侧为直排“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1936-2006)”字样。整个画面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完美表现了主题。

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中国工农红军持续两年、转战14个省的长征全部胜利结束。长征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从此揭开新的篇章。
本套邮票选取了长征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场景，艺术地再现了长征这一英雄史诗，展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艰苦奋斗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画框装饰画作，将面值、铭记和图名等元素布置在画框之外，最大限度地展现了画作的魅力。

大师会(小型张) 899.98万枚

小本发行量（万册）： 35.00万册

注：另同时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本册1本。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宣传长征伟绩，颂扬长征精神，在200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之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研处编辑，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纪念邮票本册》，印量共35万册，由中国集邮总公司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发行价70元。本册长29CM，宽21CM，用31个页面中所含的大量丰富的资料、绘画、图片、诗词再现了七十年前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尤其是把史实资料与邮票、小型张合为一体，印制成册，实乃一大创举。。。

2007－27届 全国最佳邮票评选张 长征 发行量 13万枚

长征评选张 发行量 13万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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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新四军有军衔吗？

来源：中国军网微信·中国军号

编者按

85年前，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奔赴抗战前线。为纪念八路军和新四军成立85周年，中国军网微信将陆续推出系列文章，带你了解八路军、新四军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有没有军衔？要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有：当时八路军、新四军部分干部在档案中确实有过军衔记载，有些干部还佩戴过军衔领章。再说没有：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并没有正式实行军衔制度，绝大多数官兵都没有军衔。

八路军改编后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后各级干部曾有过军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并且，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军衔等级，给各级干部都授了军衔。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衔等级设置，为六等十六级：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开国中将陈先瑞曾回忆，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对他说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敲警钟，就会犯错误……”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〇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均为中将；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〇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一二〇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右一）、副师长肖克

1955年海军少将卢仁灿曾回忆，自己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时有过上校军衔：“当时，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别被授予少将的军衔，他们分别是旅长陈锡联（1938年6月在王宏坤之后继任旅长——笔者注）、旅政治委员谢富治以及担任副旅长职务的民主人士赵辉楼。那时不设大校，我和旅参谋长曾绍山、政治部副主任赵月舫被授予上校军衔，为旅里仅次于3位少将的最高职衔。”

开国中将廖汉生将军曾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仿照其他部队的标准，也给八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封了一些军衔。我担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副团长，上校军衔，没有佩戴军衔标志，只是在准备对外联络用的名片上印着‘上校副团长’几个字。八路军内部并不准备实行这一套。”

看来，当时八路军一些干部为了工作需要，确实印了带有军衔的名片。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派出了八人参加这次会议，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代表八路军总部，少将衔）、周昆（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少将衔）、边章五（代表八路军一二〇师，少将衔）、张经武（代表八路军一二九师，少将衔）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名义，上校衔）、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欧阳毅（以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谭政（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衔）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戴军衔。”

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只是在抗战初中期有过记载。据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关于整军工作的报告提纲》中，“第四，将校以上官佐简历表” 可见，此时八路军干部简历中还有军衔等级，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

当然，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干部在抗战中后期也都使用军衔。据一个“日本八路”——反战士兵水田靖夫回忆：他在1940年梁山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送他一个笔记本，署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杨勇”。

抗战时期的“陆军少将”杨勇

少数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佩戴过军衔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说明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佩戴过军衔标志。不过，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身穿中将军服的叶挺将军

另外，一些高级将领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过军衔领章。如徐海东将军抗战初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决定，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那时，刘少奇也要到华中赴任。怎样才能保证少奇同志安全到华中呢？中央决定，徐海东以中共中央检查新四军工作组组长的名义，刘少奇化名胡服，以“秘书”身份，“跟随”徐海东到华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烦，多亏徐海东的少将军服，才化险为夷。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将军在2002年回忆陈赓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自己任十一旅三十三团副团长，1940年在太行某军政学校首次见到闻名全军的陈赓将军，陈赓当时挂中将军衔，其他旅长一般都是少将。张蕴钰觉得奇怪，后了解情况后，认为陈赓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又是黄埔一期，挂中将军衔并不奇怪。

另外，根据一些回忆史料，这一时期我军的一些初中级指挥员也佩戴过军衔标志。开国少将王直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军需处长郑重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苏区红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集中，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四支队。上级派我担任支队军需处长，并发给缀有少校军衔的胸章佩戴。”

新四军准尉特务长胸章

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军衔少将。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不过，他们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所以他们的军衔不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衔。

佩戴中将领章的周恩来

第十八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

抗战初期，为了方便与国民党军打交道，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伍修权将军回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迎接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我们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人起一个假名字。根据各人的年龄和身份，每人安上个适当的军衔和官职，最小的给个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为我自己当时挂的是个上校军衔。”

张震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办公。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我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的身份，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并兼任办事处总务科科长。……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谋边章五也在这里。……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买的，回来报销。我那时不知道军衔如何佩戴，便问商店老板。他很吃惊，说：‘当官的自己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细问。”

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时穿过的少将服装

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上等兵胸章

此外，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由于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中国军网微信·中国军号出品）

58年前的国庆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惊艳亮相，总导演竟是周总理

1970年4月24日，伴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经典红色乐曲《东方红》响彻寰宇，揭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那一刻，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气，《东方红》更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美好记忆。

歌曲《东方红》是一首陕北民歌，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诞生于我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然而，二十多年后，它从众多的红色歌曲中脱颖而出，却是因为与之同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的国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后反响空前，那种激情和辉煌，仿佛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场。《东方红》不仅创造了中国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上的神话，也成为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一段美好的历史记忆。

那么，这部由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条件下，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1964年7 月 20 日，当时全国主管文艺工作的几位负责人都接到了周总理的邀请，请他们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坐一坐。

中南海西花厅

干什么呢？原来啊，为了庆祝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周总理是想和大伙儿探讨一下，创作一部大型的歌舞作品，以歌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以此献礼国庆15周年。

周恩来总理对这部舞蹈史诗非常重视，他亲自点将，成立了以时任文化部长周扬为组长的大型歌舞领导小组。时任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为领导小组成员并兼任大型歌舞组负责人。

周扬

周巍峙

不仅如此，还从北京、上海等地精心挑选了一批文艺精英。比如著名的诗人阮章兢、贺敬之、乔羽等，著名的作曲家安波、马可、吕骥、时乐蒙、彦克等，还有不少戏剧学院和中央歌剧院的精英。

贺敬之

乔羽

经过一番商议后，这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最终定名为《东方红》。作为《东方红》的总策划、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更为《东方红》倾注了大量心血。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他都亲自参与。

伴随着千人大合唱的《东方红》，舞台上的帷幕徐徐展开。整齐的动作，繁复的图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欣赏，这种大气又富于变化的集体舞表演都令人耳目一新。试演的时候，这个开场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认可，大家也都信心倍增。

《东方红》开场舞

可是，正当大家伙都全身心地投入，充满激情地开始接下来的创作时，导演组却在第一场表演创作中就遇到难题了。《东方红》开场后的第一场表演叫“东方曙光”，是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歌舞。然而，几经周折，导演组却没能选出一首合适的曲目。终于有一天，周巍峙从中国音乐研究所找来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这首歌。

当时，周总理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非常高兴，认为它很好地表现了中国革命的启蒙思想，他还亲自设计了这首曲目的舞美布景。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剧照

天幕左侧是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像，在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两面旗帜的引导下，行进着中国革命队伍。

《东方红》的歌舞主要按照中国革命历史大事件的时间顺序来编排，可是，熟悉中国革命史的观众会发现，《东方红》中并没有表现“八一”南昌起义的场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油画《南昌起义》：中为周总理

其实，剧本中最初也有表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但周恩来考虑到自己是南昌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写南昌起义，就必然要出现他的艺术形象。所以，周总理提出建议，关于南昌起义只保留“打响了第一枪”这一句。

《东方红》剧照

接下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经典歌曲《十送红军》又为何没能入选？明天继续为您解密！

健走队的人和事246学诗词·庆七一·叁

清平乐·六盘山

一九三五年十月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注 释】

〔六盘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固原县西南，是六盘山山脉的主峰，险窄的山路要盘旋多重才能到达峰顶。毛泽东在1935年9月中旬率领中央红军进入甘肃省南部，10月上旬，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部队，胜利地越过六盘山。

〔望断南飞雁〕化用唐王维《寄荆州张丞相》诗∶“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望断，犹目尽，放眼远望，望到看不见。古人有雁足传书之说，本句蕴含作者思念和关怀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深情。

〔长城〕指六盘山附近遗存的古长城。这里借指长征的目的地。〔红旗漫卷〕红旗，首次发表时原作“旄头”，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改为“红旗”。漫卷，随风翻卷。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化用南宋刘克庄《贺新郎》词∶“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长缨，见《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注。苍龙，古代传说的一种凶神恶煞。《后汉书·张纯传》注∶“苍龙，太岁也。”古代方士以太岁所在为凶方，因称太岁为凶神恶煞。

作者自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考 辨】

这首词最早非正式地发表在1941年12月5日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奔流新集之二·横眉》上，因系传抄发表，略有讹误，如将“二万”误作“两万”，将“六盘山上高峰”误作“六盘山上峰火”。后来曾以《长征谣》为题刊登在1942年8月1日的《淮海报》附刊上，又见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1948年7月1日出版的《知识》杂志，1949年8月2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改题为《长征词》，编者注明“转载东北哈尔滨日报”。

此词在《诗刊》发表时，下阕第二句作“旄头漫卷西风”。旄头，古时旗杆头上用牦牛尾做的装饰，后泛指有此装饰的旗帜。1961年，董必武受宁夏同志委托，请作者书写此词时，作者改为“红旗漫卷西风”。9月8日，作者派人将此词手迹送到董必武处并附信说“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此词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有十二件，词中“红旗漫卷西风”句，有八件作“旄头漫卷西风”“何时缚住苍龙”句，有七件作“何时缚取苍龙”，有一件作“他年缚住苍龙”。

1995年8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记者报道《“塞上江南”在延伸》一文说∶“毛泽东的著名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就是在山上（指六盘山）一个叫和尚铺的地方挥毫写下的。”说《六盘山》词作于六盘山上，写作时间无疑就是1935年10月了，因为作者是10月7日越过六盘山主峰的。

此说很可能是当地人的附会。此外，对这首词作于何时也有另外的说法。一说是毛泽东长征时的警卫员陈昌奉的回忆，他说∶“1935年12月的一天，毛主席没有开会，也没有看书，静地坐在桌前，反复吟诵，挥笔写出了《清平乐·六盘山》。”（1986年12月28日《解放军报》所载李敏杰文）另一说是∶“杨静仁曾当面问过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是否长征途中所写。

毛主席说，长征千难万险，哪里有时间写!这是在延安感怀长征的情景时写的。”（1993年《读书》第八期所载郁之的文章）这两种说法值得研究，如果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就等于否定了作者编辑《毛主席诗词》时对这首词判定的写作时间。《六盘山》词同《长征》诗、《昆仑》词一样，都是在1935年10月长征取得胜利时所作，当然也不排除在长征路上曾打腹稿，甚至已产生初稿；据传《长征》诗和《六盘山》词当时在部队朗诵过，但是直到长征胜利结束时才写出定稿，并且后来又修改过。

说《六盘山》词在六盘山上“挥毫写下”，缺乏可信的证据。陈昌奉回忆此词在1935年12月“挥笔写出”，可能把修改当成初写了。

杨静仁当面问过作者，不过是否听得准确，记得准确，会不会把“保安”听成了“延安”?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红军抵达保安县吴起镇，标志着长征取得胜利。此词可能完稿于保安县吴起镇，因为10月30日作者才离开此地。这样，此词可以说成作于保安，即作于保安县而非作于保安城。作者在1936年7月12日才到保安城，难道过六盘山后隔了九个月才作这首词?

再说，作者到延安是在1937年1月13日，那时离过六盘山已长达十五个月，难道还会有诗兴写这首词?

如果此词真的作于保安城或延安城，作者怎么可能把写作时间确定为1935年10月呢?说《六盘山》词同《长征》诗、《昆仑》词都是在1935年10月长征取得胜利时所作，有一个可靠的旁证∶彭德怀的秘书王亚志在《关于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的诗》一文中谈到，1954年8月彭德怀回忆了毛主席写给他那首诗的情况，同时还说∶“那时（指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保安县吴起镇时————引注）毛主席除抓紧时间读书外，经常挥笔写诗、写词或写别的什么，一有空就总是写呀!写呀!写个不停。”（1979年2月8日《人民日报》）

* 赏 析 *

再长征的号角 朱家驰

——《清平乐·六盘山》赏析

1935年9月，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南部，先占领通渭县城，继而又突破了西（安）兰（州）公路封锁线。北上抗日的目的地胜利在望。而蒋介石亲自出任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调兵遣将，妄图阻止红军继续北上。10月7日，在六盘山下的青石嘴，红军与敌骑兵七师之一部遭遇，大获全胜。当天下午，红军便登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清平乐·六盘山》即作于此后。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开篇从登上六盘山所见的景物写起。这两句大意是说∶在这天高气清、淡云飘空的秋天，诗人登上六盘山的峰顶，深情而久久地凝望着南飞的大雁，直到其消失在远天的尽头。

犹如一幅高原秋景图，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辽阔而明丽的艺术境界。这里借景抒情，既是深秋景物的写实，也抒发了诗人长征以来战胜千山万水，胜利在望时喜悦舒畅的心情。

在广阔而深远的背景上，我们不仅仰望到作者立于高山之巅目送飞鸿的高大身影，更感受到他那博大的胸襟和气魄。“望断”是久久凝望，直到望不见还在望的意思。如此一个细微动作，却包蕴着诗人无限情思∶雁系候鸟，秋来南飞；而红军为了民族的生存却跋山涉水，万里北上。大雁南飞的去路，不正是红军北上的来路吗？长征万里，关山阻隔，大雁可凭借双翅飞翔而过；红军则是历尽了艰难险阻，靠着一双铁脚板走过来的。

诗人仰望大雁南飞，也自然会想到留在南方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革命战友和人民。红军一路播下的革命种子，如今是否已经开花结果身在北国的诗人，无时无刻不心系南方，“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正因为开篇“天高”两句浓郁的诗情中包蕴着丰富的画意，所以才能诱发一位当代画家以“望断南飞雁”为题挥笔作画。这固然不应排斥画家于艺术再创造过程中辛勤的劳动，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诗句本身艺术形象的生动性极其鲜明的画面感。

没有诗句提供的坚实绘画基础，是很难引起画家的创作欲望的。并非任何诗句都能命题作画，道理即在于此。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长城，指长征的目的地。这两句大意是说∶屈指一算，长征艰难的行程已走过两万余里了。不到达目的地就不是英雄好汉。如果说前两句所抒之情绵邈而深沉，这里诗人笔锋一振，则一变而为豪迈坚定了。自打长征以来，一路上红军以一当十斩关夺隘的英雄壮举已证明“红军是英雄好汉”。（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然此刻长征的目的地已相去不远，如果就此半途而废，还算得什么英雄好汉呢?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抵御外侮的钢铁屏障，它雄伟、坚定、壮观。诗人以此同陕北革命根据地及抗日最前线联系起来，对红军的讴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气壮山河的诗句，是对红军英雄气概、革命豪情的赞歌，是红军长征必胜的决心和信心不可动摇的铮铮誓言，是鼓舞红军将士去夺取长征最后胜利的进军号角，也是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有力批判。

随着历史的发展，诗句本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长征这一特定历史事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变成鼓舞人们战胜困难去夺取胜利的精神武器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当人们遇到困难和挫折，便会记起“不到长城非好汉”这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诗句。

毛泽东诗词中这类富有哲理和警策意味的句子还有不少，诸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虽终古长见而光景常新，总能不断给人们以新的启示。

“屈指行程二万。”“屈指”，扳着指头计算的意思。“二万”系举其成数，并非确指。这一句是诗人登上六盘山之后，对长征漫长而艰难的历程的概括与深情的回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红军，二万里艰难的行程都胜利地走过来了，余下的这点儿路程更不在话下。回顾中充满了无限豪情和必胜的坚定信念。

值得玩味的是，诗人在“行程二万”前面巧妙地冠以“屈指”二字，一个细微的动作，体现了诗人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容不迫举重若轻的广阔胸襟和豪迈的气度。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如果说上阕是由远景兴起对长征以来的深情回顾，下阕则就近景引出对长征前景的展望了。六盘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固原县西南，是六盘山山脉的主峰，海拔三千多米，险窄的山路要盘旋多重才能到达峰顶，故名六盘山。“六盘山上高峰”，过阀点题，既收敛了上阕对长征的回顾，又开启了下文对未来前程的展望。

“红旗漫卷西风”，这首词于1957年最早在《诗刊》1月号上发表的时候，“红旗”原作“旄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改作“红旗”。一词之改，色彩、形象更加鲜明，革命的象征意蕴也尤为显豁了。“漫卷”，舒卷自如的意思。鲜艳的革命红旗在高高的六盘山上迎风招展，自然使人联想到，这面火红的战旗，从井冈山一直打到六盘山，不但没有倒，反而更加鲜艳夺目，光彩照人。

它是革命胜利的象征，也是诗人及广大红军将士兴奋喜悦心情的艺术再现。“红旗”出现在诗人的笔下，总是同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今天在六盘山上迎风招展的红旗，明天也必将在全中国胜利飘扬。诗人站在六盘山上，胜利的喜悦和满怀的豪情难以自抑，高瞻远瞩，遂逼出下文结尾两句。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长缨”，长绳子。《汉书·终军传》云∶武帝时终军出使南越，“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长缨”在这里借指革命武装力量。“苍龙”，凶神恶煞。语出《后汉书·张纯传》注∶“苍龙，太岁也。”古代方士以太岁所在为凶方，因称太岁为凶神恶煞，这里借指国民党当局首领蒋介石。

两句大意是说∶如今中国人民已掌握了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打败蒋介石已指日可待。结尾两句，诗人用了两个典故，生动形象地揭示了长征必将胜利的光明前景。

“何时缚住苍龙”一句，并非诗人对克敌制胜缺乏信心而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慨叹，而是故作设问，是诗人和红军将士恨不得立刻就把敌人彻底消灭的急切心情的自然流露。既已“长缨在手”，“苍龙”被缚则定然无疑。“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结尾两句，既揭示了全词的主旨，也是全词的高潮，曲笔为用，婉而有致，意味深长地表达了革命人民要战胜一切敌人的雄心和壮志。这首词在当时曾鼓舞长征路上的红军将士奋勇前行，在今天新的形势下，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队友们，昨天刘医生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健康健走确信念，跟党长征意志坚。

队友们，学诗词·庆七一，雨中健走健康行，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一下这大雨健走，体会一下大气磅礴的健走气魄和感觉，滂沱大雨为了谁?为了咱们健走队，倾盆大雨为了谁，为了咱们健走队！

队友们，狂风暴雨涤荡的是我们的心灵，激发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动能。净化的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健走精神！

队友们，不到长城非好汉，健康健走，贵在坚持。

队友们，我们是最棒的，加油！

是为记。

建东于202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