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2官网文章列表:

• 1、文化新观察丨新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出炉，透露哪些信息？
• 2、十大考古发现哪个省份最多？古人类何时开始洞穴中用火？丨小测试
• 3、中国最早的龙窑、原始瓷器在何处？——追寻福建文明之光系列报道之三
• 4、那山，名叫贺兰
• 5、东西问｜梁繁荣：中国古老针灸如何走向193个国家和地区？

文化新观察丨新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出炉，透露哪些信息？

国家文物局12月29日公布了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这次评定工作于2022年4月启动，从31家申请评定、62家申报立项单位中，最终确定19家评定单位和32家立项单位。至此，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55家，立项80家。

据介绍，评定单位是国家文物局经法定程序正式确认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使用国家文物局发布的规范名称。

立项单位是评定单位的培育对象，距离评定单位还有一些硬性条件和具体工作需要完善，还不能使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2010年启动以来，逐渐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命力。从一项行业内的工作到列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考古遗址公园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貌航拍图（国家文物局提供）

竞争无疑是激烈的。

“此次评定单位数量是历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最多的一次。未进入最终名单的单位，有一些也仅仅是差之毫厘。”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评定结果呈现出哪些特点？

首先是深度展现本体价值。此次评定单位和立项单位在国家意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体现出中华文化鲜明标识，符合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地标的要求。

其次要充分实现社会意义。入选单位年代上限至旧石器时代，下限至明代，有聚落、城址、窑址、矿址、陵园、寺院等，分布于城市中心、城郊、乡村、戈壁、绿洲等不同地理位置。保护利用模式因地制宜，融入城乡发展，具有多样性、创新性和示范性。

第三要突出发挥各自特色。19家评定单位中，均建有或在建遗址博物馆、陈列馆、展示馆，考古研究保护、展示阐释、管理运营等各项工作都相对突出，规划实施路径明确。32家立项单位也都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的专门管理机构，制订建设发展目标，在考古、研究、保护、规划落实以及展示服务建设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这位负责人透露，目前的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数量相比，还不足以构成完整体系，很多类型还存在缺项或稍显单薄。鉴于此，在2025年底前，将争取组织开展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工作。

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提供）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与一般公园有什么区别？考古研究工作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挥怎样的作用？

“鉴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和高质量发展，应始终有机衔接考古研究工作。”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说。

他表示，考古研究工作对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来说，一是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考古遗址公园的价值认识、整体布局、内涵阐释、保护措施、展示手段都要在充分考古和深化研究的前提下逐渐厘清，逐步实施。二是发挥着标识性指向作用，通过以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开展考古研究，具备科研、教育、游憩功能，达到研究阐释考古遗址、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的目的，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别于一般公园的最大特点，也是服务于公众的最主要目标。

2021年10月，小朋友在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考古体验园绘制纹饰。（新华社记者 许雅楠 摄）

相比于普通公园，我们走进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会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对国家而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何意义？

事实上，公众走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蔚然成风。据统计，“十三五”期间，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每年平均接待游客达4000万人次。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价值阐释者和中华文明重要标识地，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人们可以通过观摩考古现场、欣赏出土文物、消费文创产品、体验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接受考古熏陶、历史教育，深入了解遗址承载的文化与历史，理解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探寻人类社会的过往与将来。

涓滴成海。每一次近距离的感知，每一次亲手修复文物的体验，汇聚起来便是古老文脉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记者 施雨岑）

十大考古发现哪个省份最多？古人类何时开始洞穴中用火？丨小测试

单选题(共10题，每题10分)

Q1.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哪个省份入选最多?

A. 贵州

B. 河南

C. 青海

D. 江苏

答案：B

答案解析：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月13日揭晓，入选项目分别为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河南双槐树遗址位置图

其中，河南省以三处考古项目成为入选最多的省份。

Q2.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时代最早的是哪一处?

A.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B.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

C.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D.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答案：D

答案解析：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发掘区照片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时代最早的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2016-202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进行了5个年度的考古发掘。

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遗迹、遗物非常丰富，发现51处用火遗迹、2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

Q3.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时代最晚的是哪一处?

D.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答案：C

答案解析：

东夏国时期遗物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时代最晚的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为金末东夏国南京故址。

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该城南高北低，城墙沿山脊、山腹修筑，平面呈阔叶状，周长4549米。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早期或与大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之城有关。

Q4.古人类何时开始在洞穴中用火?

A. 五千多年前

B. 一万多年前

C. 一万五千年多年

D. 七千多年前

答案：B

答案解析：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40号火塘(HT40)

招果洞遗址的环境考古工作采用了地层沉积物代用指标和石笋古环境代用指标并用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系国内首次，目前已经获得其中几根石笋的精确年代模型，并对石笋进行显微观察，发现石笋纹层内含有许多木炭碎屑，与文化层堆积中的用火强度高度耦合，推测系古人类在洞穴中用火的纪录，最早可追溯到至少一万多年前。

Q5.哪个遗址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

A. 三星堆遗址

B. 巩义双槐树遗址

C. 井头山遗址

D. 舞阳贾湖遗址

答案：C

答案解析：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海洋软体动物贝壳

井头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四明山余脉与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带，2013年在遗址所在原厂区地质勘探中被发现，总面积20000平方米。

发掘成果表明，井头山是典型海岸贝丘遗址，具有浓厚而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是中国先民适应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证，表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源头区域，是中国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发现，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了精确的时空坐标;也为研究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起源提供了宝贵材料。

Q6. 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在哪里?

A.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

B. 巩义双槐树遗址

C. 西安半坡遗址

D. 渑池仰韶村遗址

答案：A

答案解析：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地上式粮仓F5俯视照(上为北)

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北临太康县。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钻探和发掘表明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考古工作表明，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从出土陶器反映的时代特征看，大致相当于嵩山地区的“新砦期”阶段。系列碳十四样品测年数据显示，上述遗存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公元前1700年左右，已进入夏代早期纪年。

Q7.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时代为东汉早中期，那么土山二号墓的墓主最有可能是谁?

A.汉明帝刘庄(光武帝之子)

B. 楚王刘英(光武帝之子)

C. 光武帝刘秀

D.汉章帝刘炟(光武帝之孙)

答案B

答案解析：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前室-东徼道(东南-西北)

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三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一号墓规模较小，三号墓可能为废弃墓葬。二号墓位于主封土下，1977年发现至今，历经了三代考古人40余年的发掘历程。考古发掘探明，土山二号墓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墓主以刘英可能性最大。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刘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五年(39年)封楚公，两年后进爵为楚王，二十八年(52年)就国彭城;明帝永平十八年(70年)，因谋反被废迁丹阳泾县，第二年自杀，以诸侯王礼遇下葬。后于章帝元和三年(86年)改葬彭城。墓室中出土流行于1世纪中后叶的连弧纹铜铁镜，以铺设木板作横梁支撑的早期券顶方法等与墓葬时代相符，墓中出土银缕玉衣、双重漆棺均符合诸侯王葬制。尤其是墓石上发现多处“官十四年”纪年刻铭，恰为刘英就国之年，进一步证实墓主为楚王刘英。

Q8.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哪个考古发现中发现了葡萄籽?

A.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B.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C.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

D.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

答案C

答案解析：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容器及装饰品

科学发掘确认，2018血渭一号墓是青海热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之一，考古人员由此首次掌握了吐谷浑陵墓形制的基本特征。

出土银印章一枚，为方形，边长1.8厘米，是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经释读，大体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铜器以容器、铠甲片、各构件上的铜饰等;铁器以铁甲胄，漆器有漆盘、甲片等，木器以马鞍、小型斗栱模型为主。玉石器以装饰的玛瑙、琉璃珠、水晶和大量的黑白石片等。另外祭台上的漆盘内发现未炭化的葡萄籽若干。

墓葬发现的墓园祭祀建筑、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结构、壁画、彩棺，还有出土的大量精美遗物等，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Q9.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哪个考古发现中的牛车内有植物遗存?

A.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

B.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答案解析：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 中兆村M100牛车内植物遗存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2020年，考古发掘了三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共计278件随葬器物以及土雕建筑、壁画。

本次考古发现的三座墓葬，规模巨大、形制特殊、结构完整，又出土土雕建筑模型、巨幅壁画且皆为两室以上的大墓，应是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

随葬器物有陶罐、陶井、碓房、陶仓、牛车、虎子、陶鸡、陶狗、武士俑、鼓吹仪仗俑、陶马等共计198件。其中陶仓、牛车中含有大量的可观察到的植物遗存。

Q10.西藏阿里地区桑达隆果墓地有体现中原地区文化传播的痕迹吗。

A. 有

B. 没有

答案：A

答案解析：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木俑

桑达隆果墓地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体现了以札达县为中心，来自于其西部、东部、南部、中部以及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传播至此的痕迹。

你答对了几题呢?

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

编辑 王晓琳 校对 柳宝庆

中国最早的龙窑、原始瓷器在何处？——追寻福建文明之光系列报道之三

猫耳山窑址群遗址出土的陶器。（浦城县博物馆供图）

苦寨坑窑址群遗址。（永春县博物馆供图）

裹挟着先人的珍贵记忆，从蒙昧混沌中走来，福建先民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状态，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就地取材，制作陶器、瓷器，并且伴随着需求多样、技术升级，创造出令人惊羡的中国最早的龙窑、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0多年前，闽西漳平奇和洞，福建先民把取自脚下大地的土壤，经过水的凝聚、手的捏造和火的烧炼，制作成一件件陶器，完成了一次从无到有的伟大尝试。

4000多年前，闽北浦城猫耳山，被称为“中国龙窑鼻祖”的窑炉第一次有了长条形的窑炉形态，大量烧制出的黑衣陶以其过硬品质和美观外表，成为先民们的“流行爆款”。

3000多年前，闽南永春苦寨坑，龙窑的炉火熊熊燃烧，出窑的原始瓷器成为当时统治阶层用以炫耀的奢侈品——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

1000多年前，“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建阳水吉建窑和“中国白”德化窑扬帆海上丝绸之路的伏笔，更是在福建的上古时代就已埋下……

“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代表了中国智慧、中国创造与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等学者编写的《考古中国》一书如是论述。

今天，当我们沿着历史长河向上溯源，在岁月的岸边与考古发现的福建史前陶瓷相遇，那欣喜映入眼帘的陶瓷光泽，正是闽人智慧的闪烁，也是福建文明初始的模样。

陶器：从实用之物到审美承载品

学术界一般公认，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制陶技术的提高，也助力人类提升生存本领、生活质量，在苍莽大自然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

漳平奇和洞是福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器，烧制于10000年至7000年前，包括了罐、釜、盆、钵等。早期陶器质地以夹砂陶为主，多灰色，后期陶器纹饰种类增多，绳纹与刻划的方格纹、网格纹成为主流。

这说明，人类的审美意识在萌芽。陶，在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同时，也渐渐被先民赋予艺术属性。

当代文艺理论家朱狄在论及早期艺术时指出：“艺术是具有多种特质的、单纯化了的客体，虽然早期艺术品和工具一样由物质材料构成，但却与工具不同。早期艺术的物质材料的特质已被融化到形象之中。”

捧起一抔泥土，先做成一个圆形的陶饼，然后在略凸的背面捏出人面形图案——靠上部略凹的两眼、靠下部有略凹陷的嘴、中间是微凸的鼻梁、左右两侧稍微突出的部分表示双耳，捏好后再进行烧制。这件在奇和洞发现的陶制人面形艺术品，距今9000年到7000年。

这是我们祖先的一次自我凝视：生命和心灵，以及全无杂念的想象，在双手中表达和传递。今天，当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试图从中读懂先民们的思想、感情，思考他们曾经的思考——生命的本源是什么？人类何以为之人类？

福建博物院研究员范雪春认为，奇和洞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装饰艺术品，已经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承载了先民对美的追求。早期艺术创作是一种原发性能力，也是导致后来人类审美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

《说文解字》中这样记载：“文，错画也，象交文。今作纹。”

不仅仅是奇和洞，断发文身的福建先民，早早就把对“纹饰”的审美偏好融入到了陶器的制作中，“印纹陶”成为福建史前陶器的一个重要特点。

距离奇和洞约150公里的明溪县城关乡南山遗址（距今6000年至4300年），文化遗存丰富，共分为五个文化期。从第二期遗存开始，就出现了曲折纹、漩涡纹等印纹纹样的陶器；到第三至四期，陶器的印纹种类逐渐丰富，包括回形加点纹、栅篱纹、方格纹、叶脉纹、席纹等。

“南山遗址的陶器纹饰非常丰富。”范雪春解释，“这表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南山先民开始了对美的追求。”

长期以来，由于分布广泛、影响持久，南方地区印纹陶的发生、发展等问题，受到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从时间上来看，南山遗址的陶器充分反映了早期印纹陶的起源和发展变化轨迹，为研究南方地区印纹陶的起源演变提供了重要证据。

从空间上来看，除了闽江上游的明溪南山遗址等，位于闽江下游的昙石山遗址，同样发现了大量的印纹陶——陶器表面拍印有曲折纹、绳纹、方格纹、叶脉纹、波浪纹等。

这些几何形的纹饰，究竟来源于闽族先人对于蛇的图腾崇拜，因而对蛇纹进行模仿？还是由于缘水而居，对日日可见的水波纹路进行描摹？今人已无从得知。

但我们却可以从考古发现中，清晰地触摸上古时期闽人制陶工艺沿革的脉络——在早期印纹软陶的烧制之后，距今4300年左右，昙石山人烧制出了印纹硬陶。

所谓印纹硬陶，是新石器时代集中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一种表面为几何形纹饰图案的陶器。这种陶器要比普通陶器更加坚硬细腻，烧成温度也比一般陶器要高，所以烧制这类陶器在技术上要求也更高。

望之纹样繁多工整，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在浦城猫耳山、武夷山葫芦山等地出土的商代左右的黑衣陶，表面有着一层类似釉的黑色物质，光泽引人注目。黑衣陶虽然还属于印纹硬陶的范畴，但其实已经是一种印纹硬陶向原始瓷器过渡的形态。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闽人制作出的陶器也越来越美观大方。浦城县管九土墩墓群出土的西周时期印纹硬陶代表了福建陶器发展的一个高峰。

“福建从陶到瓷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印纹陶、印纹硬陶这样一个十分完整的过渡环节，这成就了福建陶瓷起源、发展独特的文化序列。”闽江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黄运明告诉记者。

浦城猫耳山窑址群：中国龙窑之祖

“生在选土、长在成型、死活看烧成”，这句行话形象道出了窑炉作用。伴随陶器生产的需要，在日复一日的烧造过程中，先辈工匠们也在不断琢磨着，如何让窑炉温度更高、容量更大、冷却更快？

从无窑平地堆烧式的原始烧制阶段到有窑炉的穴窑，窑炉逐渐从地下发展到地上，烧造工艺在数千年的沉淀与探索中不断改进。特别是龙窑，这种窑依山势而建，由于状若一条俯首而下的巨龙而得名，具有窑床长、装烧面积大、产量高、火焰流通均匀、冷却快的优点。

那么，福建是否有龙窑？如果有，在何处？过去，受制于考古发现的稀缺，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直到2004年一次配合高速建设需要开展的考古调查，让“中国龙窑之祖”重见天日。

观察位于浦城县仙阳镇的猫耳山窑址群，可以想见，福建先民因地制宜，依托南方多山地的地形特征，率先试水建造形态更高级的龙窑。这里出土的全国年代最早的龙窑，让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烧造变成了现实。

2004年，为了配合京台高速公路浦城至南平段建设，考古人员沿线先期开展了文物普查和考古勘探，在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猫耳山上，发现几何形印纹硬陶片俯拾皆是，随后证实了这里存在商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

2005年9月，对猫耳山遗址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留下了福建首次高速公路为文物“让路”的佳话。探究其背后原因，却是来自于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的一个意外发现。

此前，由于遗址分布面积达100万平方米，考古队率先对高速公路即将动工的三处遗址展开发掘。在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居住区和墓葬区之后，考古队的工作大致完成。高速建设者按原计划进驻，开始初步施工。可就在此时，考古人员意外在东部山凹低部一处新开小路的断面发现了许多陶片，其间还夹杂着灰烬和红烧土块。由于遗址出土大量黑衣陶器，队员们联想到此处可能有窑址作坊，随即展开发掘。

接下来的发掘成果令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艳：9座各种类型的窑炉相继出土，特别是其中还有由火膛、火道、窑室和烟囱组成的长条形窑炉——结构完整，已具备龙窑的要素。根据最新的测年数据，猫耳山出土的长条形窑炉距今4000年左右，堪称“中国龙窑之祖”。

按照常规程序，在对古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完成文物提取记录等工作后，考古队要将土地移交给建设方施工。考古队员们不由心急如焚：难道为了修建高速公路就要毁掉珍贵古迹？他们连夜起草文件，呼吁上级支持高速公路改线以保护古窑群。

2005年底，国家文物局派出考古专家组赶赴猫耳山考古遗址现场。专家组成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在现场勘察后指出：猫耳山发现的9座窑炉，结构清楚规模较大，保存完整，全国罕见，属重大考古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是有价的，猫耳山窑群属于珍贵遗迹，是无价之宝。“有价”让“无价”，夏商窑群应原址保护，列入“国保”单位，开展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工作。

很快，在接到专家组意见和文物部门报告后，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文物、考古、公路设计专家研讨之后变更设计图，增加数千万元投资，将高速公路改道2000米，整体往东移了30多米，绕过了窑址群。

猫耳山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文博研究员郑辉认为，猫耳山窑址群分布集中、规模较大、窑形多样，其间还有叠压、打破关系，为研究我国早期窑炉，特别是龙窑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了“龙窑之祖”的猫耳山窑址群，获评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学术界一般认为，世界上的龙窑技术起源于中国，传播于东亚，而福建则是中国龙窑的重要起源地。

黄运明说：“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专业的制窑炉就已经出现。猫耳山龙窑的发现，反映出窑炉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为原始瓷器的出现以及后来成熟瓷器的烧制提供了技术基础。”

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的葫芦山遗址，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窑炉遗址，向人们清晰呈现了福建史前窑业技术的肇始与发展。葫芦山出土的陶窑大都为横穴式，窑坑平面呈“8”字形，个别窑室呈圆形或长方形。部分窑室结构比较复杂，其中一座窑炉有环窑壁的两条弧形火道，中间还有一条直火道，使火能更均匀地触及窑室的各个角落，有助于提高烧造陶器的成功率。

专家认为，葫芦山遗址的发现与浦城猫耳山遗址的发现相互印证，说明这一时期闽北已形成了多个陶器烧造中心，也揭示了陶器烧造技术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完整过程，为原始瓷器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永春苦寨坑窑址群：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

陶瓷的制造是一门时间的艺术——要等土干、等火旺、等水凉。伴随着陶窑建造技术的提高，先民们逐渐找到了烧制原始瓷器的办法。

所谓原始瓷器，是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以瓷土作胎表面施高钙釉，经高温烧成。今人观之，是“原始”，但在当时，可谓最先进的“高科技”。

原始瓷的釉，原料为单一的草木灰，窑工们或许是在无意间摸索出，把以草木灰为原料的釉施于坯件上，在烧成过程中会有神奇的功效。这种朴素的观念成为窑工们习以为常的操作守则，并形成烧制原始瓷的选择。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先民们是如何建窑、作胎、烧制原始瓷器，只能在考古发掘的历史遗存中去追寻先民智慧演进的轨迹。

静静伏卧在苦寨坑山坡上数千年的原始瓷窑，长条形的窑身倾斜向上延伸，好似蛟龙游走于山间。如果没有考古发掘，苦寨坑只是一处位于永春县介福乡的不起眼小山坡，海拔600多米，坐落于偏僻山间小盆地边缘。

2007年傍晚的一个电话，打破了苦寨坑数千年的平静。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陈建中回忆，自己当时还带队在外考古，突然接到同行来电，说一位收藏爱好者在永春介福的柑橘园发现了大量古代陶瓷碎片，可能有一定价值。

就这样，一批发现于柑橘园的陶瓷碎片，撩开了永春原始瓷器神秘面纱的一角，且和“永春芦柑”一样美名远扬。

2007年10月，陈建中作为泉州市考古队队长组织人员前往苦寨坑进行现场调查，采集了许多陶瓷标本，送到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做“PIXE”（质子激发×荧光能谱）检测。结果显示，标本中铁、氧化成分与原始瓷器中的含量比较相符，从而判定是原始瓷器。

由2007年开始，苦寨坑的发掘一直在持续进行。

201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福建博物院联合泉州市博物馆、永春县博物馆再次对苦寨坑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50平方米，共出土了9条保存较好的龙窑遗迹和大量原始瓷器。经碳14年代测定，窑址距今3800年到34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将中国烧制原始瓷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年。

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烧制原始瓷器的窑址。

“窑炉的建造在窑业技术中属于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苦寨坑考古发掘领队、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羊泽林介绍，“苦寨坑原始瓷器窑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国瓷器起源的一大突破。”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瓷器出现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原料的选择、烧成技术的改进和温度的提高、高温釉料的发现与使用。

苦寨坑窑址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聪明的先人巧妙凭借自然山坡来建造拱形顶，从而与地面形成倾斜的角度，火焰由下部的窑头平行流动至上部的窑尾，利用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快速升温。正是由于龙窑具有建筑方便、装烧量大、燃烧温度较高、火焰流通均匀的特点，因此特别适合烧胎体较薄、高温下黏度较小的原始瓷器。

许多学者认为，原始瓷器的烧制成功与龙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苦寨坑遗址的发现发掘，让今人得以一窥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探中国瓷器文明发祥地是如何烧制瓷器的。

苦寨坑窑址的发现轰动一时。2016年1月16日，来自故宫博物院和福建、上海等省市的众多考古专家共同前往实地考察，一致认为：苦寨坑揭露的9座烧造原始瓷器的窑炉遗迹大部分保存较好，结构清楚，层位关系明确。这一发现填补了福建地区早期龙窑发展的缺环，是研究我国早期龙窑起源及其演变序列的珍贵实物资料。

此后，苦寨坑窑址群获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苦寨坑窑址群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福建史前陶瓷文化史仍有重重迷雾等待今人拨开。

根据已有考古材料，在晋江流域的安溪、南安、晋江、惠安等地的青铜时代遗址，都发现了大量与苦寨坑窑址产品相同的原始瓷器；与此同时，在闽江下游、九龙江下游的青铜时代遗址中也有发现。

这些遗址发现的原始瓷器是否都是苦寨坑窑址生产的？如果是，这些瓷器3000多年前的传播路线如何？

不同流域的聚落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商业贸易行为，他们是如何交易的？苦寨坑原始瓷窑址群规模宏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去了哪里？

“拨开这些历史的迷雾，还需要考古工作者的时间和汗水。”作为2015年苦寨坑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羊泽林出言谨慎，深感重任在肩。

给岁月以文明，也给文明以岁月。蕴藉闽人智慧的陶瓷烧制技术世代传承，陶瓷产业到今天也还是永春及其相邻德化县的支柱产业。薪火相传自远古时代的陶瓷工艺已成为一个文明的符号——瓷·China·中国。

当今天的我们去寻访龙窑的前世今生，从苦寨坑原始瓷窑址往山坡下走不远，就是现在仍在使用的一处龙窑——东月窑。山上山下，窑火生生不息，短短一段下山路，蹚过三四千年的时间河流。

千载光阴，在陶瓷烧成的一瞬间凝固成了永恒。

跨越山海：福建瓷与“最早的中国”相遇

在苦寨坑先民烧制出大量原始瓷器的同时期，中原正处于青铜时代，铸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与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明不同，在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交替之际，福建的先民充分利用自己的瓷土资源优势，不断总结制陶经验，改进窑炉技术，最终烧制出原始瓷。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福建自夏代中期闽南苦寨坑窑址可以生产出原始瓷器开始，闽北武夷山竹林坑也在商周时期生产出了原始瓷器。

“福建瓷器起源的年代还可能比夏代中期更早，还可以往前推。”羊泽林分析道，“从现有出土标本来看，已出现成熟的窑具垫饼，并采用叠烧、套烧等先进烧造工艺。因此，无论从窑炉建造技术还是制瓷、烧造工艺来看，还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原始瓷器窑址。”

福建，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中国最早生产原始瓷器的重要地区。

原始瓷器一诞生，就凭借青绿如玉的釉色、坚硬细腻的胎质，赢得当时中原地区上层人士的青睐，成为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讲述了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书中展现了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的恢宏风貌：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是当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拥有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体现了国家文明和天下观念，堪称“最早的中国”。

正是在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夏都遗址，考古工作者惊奇地发现了许多精美的原始瓷器。这些原始瓷器多发现于宫殿和高等级贵族墓葬中，且在陶瓷器物的总数中所占比例极低，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不仅如此，在陕西西安一带出土的许多西周时期大墓中的原始瓷器，和福建武夷山竹林坑窑址西周时期生产的原始瓷器也十分相像。

大部分学者认为，北方地区的原始瓷器是从南方传播过去的。因为，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原始瓷器化学成分具有南方瓷石高硅低铝的特征；并且，原始瓷器的发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相对较少，而且没有发现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

这是一次青铜器与原始瓷器的相遇，更是一次青铜时代北方文明与南方文明的交汇。

这些原始瓷器具体来自南方何处？一直是学界关注探讨的热点问题。永春苦寨坑原始瓷器窑址群的发现，成为一个有力的考古实证，说明福建的先民在夏代就已拥有了烧制出大量高品质原始瓷器的先进生产力，具备向外输出的条件。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在青铜时代究竟发生过怎样的互动和流转？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史前陶瓷高度发展的南平市浦城县。

位于福建北大门的浦城，自古就是闽浙赣三省襟喉，仙霞古道的必经之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作为福建与江浙、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发源于北部武夷山脉和仙霞岭支脉处的南浦溪穿城而过，汇入闽江上游。而猫耳山、牛鼻山、龙头山等多个史前重要考古遗址正是分布于南浦溪沿岸，与浙南共同形成了一个大的史前文化圈。

福建史前陶瓷文化以其先进性和开放性，不仅对周边省份形成了影响，而且犹如层层荡漾的涟漪，向更远的北方传播。

福建与二里头遗址，一南一北，相距遥遥，原始瓷器如何运输？

答案，隐藏在闽山闽水的地图里。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武夷山-玳瑁山横亘西北，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纵贯闽中；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等河网自成体系，蜿蜒流转于群山之间，缓缓汇入大海。而福建大大小小的瓷窑，都位于靠近河道溪流的小山坡上。

“一水二火三瓷土。”永春县博物馆的康桂清告诉记者，远古先民要想烧出瓷器来，必须地下有瓷土资源，山上有可以烧柴火的林木，附近还要有河道或者溪流，苦寨坑就具备了这些条件。

河道、溪流的存在不仅为瓷器的烧制保障了水源，更为后期的运输提供了便利。在主要以水运为交通方式的古代，对于陶瓷这一类易碎品来说，水运更是上上之选。

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条夏商时期福建瓷器北运的路线：先经过闽北的仙霞古道，进入赣江支流信江的上游地区，后沿信江向西顺流而下至鄱阳湖入长江，再沿江向西北行，到达夏商时期江汉平原重要的核心聚落盘龙城，然后以盘龙城为中转站，再北上运送至郑洛地区，到达二里头夏都。

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也经由同样的路线南下，影响福建。闽东黄瓜山文化陶器上出现的青铜器云雷纹，闽南浮滨文化的青铜牙璋，闽北牛鼻山文化的三足陶鬶……这些文物都穿透千年历史的沧桑，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青铜时代中原与闽地文化的双向交流交融。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

于“最早的中国”，遇见福建领先于同时代的陶瓷文化，那是在“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之中，绽放着的别样华彩！（记者林蔚 段金柱 赵锦飞 陈梦婕）

来源： 福建日报

那山，名叫贺兰

【中国故事】

作者：陈育宁（著名民族史专家，宁夏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雨过彩虹升起，天空更加湛蓝清新。站在银川平原辽阔的大地上，向西眺望，一座南北走向的山脉静静地卧在那里，似一条蔚蓝色的屏风，竖立在荒漠戈壁与平原绿洲之间，把两种不同的景色分开。再久久地望去，忽然会觉得那静卧的山峦舞动起来，像群马呼啸着奔驰向前。这是何等壮观的图景！四季不同时间里，这里的景色会变幻万千，无论你何时伫立于此，都会思绪潮涌，不忍离去。

这座山叫贺兰山。

鸟瞰贺兰山资料图片

壹

真是难以想象这座山有多么古老。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这座山经历了20多亿年地史的演变，从一片浩瀚大海中，接受了巨厚的沉积，历代地层层层叠加、挤压、褶皱，最后在喜马拉雅运动的作用下，形成了今日的贺兰山。如今在山谷中随处可见山体上一道道紧挨着的褶皱，记录着那惊天动地的变化。

当人类认识和记录这座山时，已到了距今2000年左右的时期。

汉武帝时，北击匈奴，再一次将军事力量延伸到贺兰山地区，在贺兰山东麓设立了北地郡管辖的廉县。《汉书·地理志》记：“廉县，卑移山在西北。”廉县西北的卑移山就是贺兰山。

“贺兰”这个名字是何时出现的，是什么意思？

《晋书·四夷列传》记载，在匈奴的众多部落里，有一个叫“贺赖”的部。后来的学者考证，“兰”是“赖”的转音。因为匈奴贺赖部在贺兰山一带驻牧活动，久而久之就将原来的卑移山称为贺兰山。到了隋代，贺兰山的名称终于确定下来。

唐朝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志》对“贺兰”做了这样的解释：“山多树林，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为贺兰。”所谓“北人”是指北方游牧民族，“贺兰”意为像青白色的马。原来“贺兰”一词是“胡语”，即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但它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流传至今，如今不仅是山名，也是宁夏的一个县名。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传承下来，这是一个实例。

让贺兰山熠熠生辉的不仅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这个名称，更在于它蕴含的文化的内涵。远古，那些驻跸在贺兰山各条山沟里狩猎和游牧的先人们，不仅靠着大山的采集和泉水养活着自己，而且还把自己内心世界的所思所想和追求，想象成艺术形象和各种图案，凿刻在坚硬山崖的石壁上。后来的人们，模仿着他们的先辈，不断在贺兰山的石壁上凿刻着各种图案，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情感和对贺兰山的崇拜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这就是先人们留给人类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岩画，贺兰山因为有了各式各样的岩画而灵动起来。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几乎在远古的同一个时代，世界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相类似的岩画，他们似乎是相约而为，共同用岩画这种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崇拜追求。

我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对岩画星星点点的记载，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去发现、去研究，却是很晚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宁夏在开展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了在贺兰山的各沟口有不少岩画分布点，后来发现越来越多，内容形式特别丰富，引起了国际岩画学界的高度关注。从此，贺兰山向世界展示了独特的岩画王国的面目，国际岩画委员会两次重要的现场观摩、研讨交流会议，就在贺兰山下的银川举行。

20世纪80年代，艺术家韩美林第一次踏足贺兰山下，就被古老神秘的贺兰山岩画深深打动。此后，他多次来到这里，观摩岩画，汲取灵感。他在《兰山天书》中云：“贺兰山险入层云，万古长风动鬼神。石器为符岩作纸，摩崖铸画史留魂。”他停住脚步，继杭州、北京建立的“韩美林艺术馆”之后，把第三座艺术馆建在了与岩画为伴的贺兰沟沟口。2015年12月21日，他在开馆仪式上，深深地向贺兰山鞠躬，感谢贺兰山及山上的岩画为他开启了艺术创作的新阶段。远古文明与当代艺术在这里连线，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在贺兰山再现风采。

贰

贺兰山依傍着黄河，山沟里的泉水、山前洪积湖及黄河之水养育了山前的平原及先后来到这里从事狩猎放牧和农耕劳作的人们，他们依水而居，生命有了保障，也有了创造文明的条件。就在贺兰山东麓约30公里、黄河东岸的水洞沟，发现了2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河套人”文化遗址。创造旧石器文明的河套人与创造岩画的贺兰山人，他们选择的共同家园就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

早从秦汉开始，贺兰山以东的黄河两岸，大量的内地移民至此戍边，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农耕技术，又致力于利用黄河优势引水灌田，世代相传，终于把这里开发成富饶的绿洲。因为有贺兰山的护卫，才有了银川平原富庶之地，正如唐朝诗人韦蟾所称颂的“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贺兰山西侧，曾经是匈奴、鲜卑、突厥、党项、蒙古等众多游牧民族驰骋过往的大漠荒原。他们往往跨过山口，越过边墙，富饶的绿洲也是他们向往的地方。

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迁徙而至的农耕民族，常常在这一带集中，或友好往来，或相互征战，目的都是要取得相互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以补充和满足各自的需要。天然的贺兰山、黄河，还有人造的长城，都不能阻隔这种交往交流，这一线反而成为各民族的交融线，农耕与游牧，都在这一线驻扎下来，因为他们越来越觉得相互都不可缺少。

在贺兰山苏峪口的山沟里，有一座佛教寺庙叫灵光寺，门前的说明牌上介绍说，“灵光寺原为西夏皇家寺院，后因地震而毁”，现在的寺院是以后重新修建的。由此可见，那个时候，佛教文化已在这里得到传播。一位守山人告诉我，就在灵光寺之侧，至今还留存一条古老的驿道，虽然不再使用了，但山里人给它起了个现代名字“银巴古驿”，即连通大山东西两侧的通道。在这条古老的驿道上，曾发现过一枚唐代的钱币。守山人推测，当年的丝绸之路，可能会有很多条走向大致相同的支线，这条驿道会不会是其中的一条？唐代的钱币是不是丝路的遗留？

公元十一世纪初，建立西夏国的首领们毫不犹豫地将帝王陵园建在贺兰山脚下，他们对这里是风水宝地深信不疑。其实，贺兰山赋予他们的是早已在这里形成气候的中华文化之风。当世人说，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西夏陵也是仿宋陵而建。中华文化乃立国之本，它将多元归为一体，西夏概莫能外。

清朝初年，清廷允准蒙古和硕特部的部众，自新疆移牧于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地区，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设置了直属清廷理藩院管辖的阿拉善和硕特旗。阿拉善设旗以来三百余年，不仅担负着守护北疆的重任，也一直保持着和贺兰山以东宁夏地区各民族的密切往来。大山两侧的人们一直像走亲戚一样，你来我往，他们对贺兰山都怀着同样敬仰、感恩和崇拜的心情。阿拉善的蒙古族同胞，视贺兰山为带来温润和福音的神山，精心呵护。在阿拉善境内的贺兰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贺兰山还是阿拉善地区的佛教圣地，深山之中的广宗寺、福音寺是内蒙古西部地区规模最大、名望最高、建筑最美的两座藏传佛教寺庙。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这一带深深感受到衣食住行、礼仪习俗、语言娱乐中各民族的文化元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终于成为水乳交融的一体。贺兰山联结着各民族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命运，贺兰山在这个共同体的大家庭中，就是团结和统一的象征。

叁

从贺兰山苏峪口沟口向西望去，在夕阳的辉映下，山形呈现出一尊睡佛的形象，睡佛被一层金边包裹，剪影显示出睡佛面仰天际，有突出的“眉骨”和“鼻梁”，还有微合的“嘴唇”，好像一位安详卧睡的老人。守山人骄傲地说，这是带来吉祥和好运的天相。

贺兰山真的很神奇。地理学家指着中国地形图说，如果把南北走向的祁连山、贺兰山、吕梁山这三座山和东西走向的秦岭连在一起，就呈现出一个“山”字,贺兰山就是这个“山”字中间竖写的那一笔，这一笔,注定了贺兰山在中国内陆山形格局中的独特地位。贺兰山东麓的银川，则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的地理中心。

这块风水宝地不仅是人类的家园，各种动植物也乐于栖息于此。松树、山杨、白桦等数百种植物，分布于山前山后；马鹿、獐子、盘羊、青羊、岩羊等一百余种动物，奔走在山崖、山涧，他们无忧无虑地生长生活在贺兰山这个多种生物共存的美好乐园里。

贺兰山还是一座资源的宝库。公元1272年，马可·波罗穿越西夏旧地，他发现贺兰山北部有一种黑色的“会燃烧的石头”，这就是著名的贺兰山太西煤。如今优质的太西煤远销世界各地，成了宁夏的品牌。相传，贺兰石是女娲炼石成功后的第一块补天石，其光泽柔润，质地细密，幽蓝的色泽中“碧绿”嵌入，自然生成一体，成为制作砚石的极品。

为什么从古到今人们留恋贺兰山？因为贺兰山巍峨起伏，峦峰连绵，用自己宽阔的胸膛和背部，呵护了宁夏平原，为大地奉献了一块珍珠般的绿洲；因为贺兰山的几十条山沟，把大山两侧各民族的人们紧紧相连，打不散，分不开，谁也离不开谁；因为贺兰山不仅是宝藏丰富的一座富矿，还是底蕴丰厚、充满灵气的精神家园。宁夏平原的人们称贺兰山为父亲山，阿拉善的同胞视贺兰山为神山。只有走近它，仰视它，才能深刻感受到贺兰山在人们心目中，有何等崇高的地位。清晨或者黄昏，风雨或者霜雪，向西眺望，静静地看山，看山顶云卷云舒，看山上色彩变化，历史现实，家国情怀，都会和贺兰山紧紧联系在一起，都会有一番心灵的对话。

啊，那山，名叫贺兰。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4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东西问｜梁繁荣：中国古老针灸如何走向193个国家和地区？

中新社成都5月3日电 题：梁繁荣：中国古老针灸如何走向193个国家和地区？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英国伦敦有上千家中医针灸馆，美国纽约一次针灸费用可高达500美元……作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最闪耀的名片之一，中国针灸已在全球19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中国针灸发源于何时，为何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为什么不能仅用西方的研究体系论证针灸？如何用现代科学向世界证明穴位与经络存在？世界针灸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国家重点学科针灸推拿学学科带头人、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首席教授梁繁荣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深度解读。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针灸起源于何时？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又经历了哪些变迁？

梁繁荣：作为针法和灸法的总称，针灸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医疗、生活生产实践中产生的传统医学方法。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种由特殊石头做成的工具，可以消减病痛、按摩排毒。这种被称为砭石的石器是目前有考古实证的最早的针灸工具。

针灸的发展始终与时代科技紧密结合。原始社会主要采用砭石、竹针等针灸工具治疗病痛。殷商时期，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青铜针开始作为针灸针具被广泛使用。目前出土的青铜针材质较砭石更锋利，但韧性较差。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铁具出现，人们将铁做成不同形状的针具。随着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针灸开始从临床实践上升到拥有完善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记载了丰富的针灸治疗方法，并流传至今。

2013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20余支医学竹简、50枚木牍以及带有“心”“肺”等线刻小字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在这些医学竹简中，“敝昔”二字多次出现。经过考证，“敝昔”为“扁鹊”通假字，部分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而出土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该人像所描绘的经脉包含正经9条、奇经1条，时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书《帛书·经脉篇》之后、《黄帝内经》之前，对研究中国早期经络学说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随着科技进步，针灸产生了不同的诊疗方法，灸的材质也更为丰富。明清时期，不仅艾条灸取代了艾炷灸，针也朝着无痛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西方医学传入，针灸开始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针灸现代化、国际化更是使其发展步入快车道。

明代“腧穴针炙铜人立像”。该文物高86.5厘米，全身铸有15条经络和354个穴位名称，穴位的定位与明中期的医学文献一致。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灸如何走向世界？当前全球193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应用针灸，为什么针灸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和重视？

梁繁荣：针灸走向国际的第一个高潮可追溯至隋唐时期，针灸逐渐传入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所带的医书中便包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针灸甲乙经》，所以至今日本仍将中医称为汉医。明朝时期，针灸率先传入法国并逐步推广至欧洲。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受中国政府邀请一同访问，在此期间因突发急性阑尾炎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接受了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二天，赖斯顿出现腹部胀痛的症状，中国医生选择用中医针灸对其进行对症治疗。据赖斯顿回忆，当时，一位年轻的中国针灸师在他的右肘部和双膝下共扎了3针，并用一种“廉价雪茄样”的艾卷灼烤腹部，治疗结束后，腹胀症状明显减轻。这位记者痊愈后在海外发表文章，回顾了自己接受针灸治疗的神奇经历，在海外掀起又一波针灸热。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随员从中国带回的针炙人体模特。中新社发 井韦 摄

21世纪以来，针灸在临床实践上不断取得成绩，充分证明了针灸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国际上广受欢迎。最早海外主要将针灸作为替代医学、补充医学，而现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将针灸作为整体医学进行推广应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有193个国家和地区运用针灸，59个国家和地区立法承认针灸。在美国，自1972年针灸治疗在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合法化后，目前有超过4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立法承认针灸，一些保险公司将针灸部分纳入保险计划。

1996年加拿大卑诗省对针灸立法后，魁北克省和阿尔伯塔省也对针灸疗法进行了立法管理。此外，针灸还被古巴纳入国家医疗保健体系。

在亚洲，针灸已在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取得合法地位。在非洲，早在1975年埃及政府就以文件形式，对中医针灸的应用予以肯定。南非政府于2002年正式颁布了《南非联合健康专业委员会管理条例》，将中医及针灸列入10个可从事的医学专业之一，确立了中医及针灸行医的法律地位。加纳、津巴布韦、纳米比亚、毛里求斯等国也将中医针灸纳入传统医药管理部门管理范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针灸是全球最受欢迎和应用最广泛的传统医学疗法。原因在于与其他传统医学相比，针灸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治疗方法，有针、灸、火罐、刮痧等丰富的治疗工具，并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衍生出多种治疗技术。针灸使用方便，成本不高，属于绿色疗法，通过体表刺激对疾病的治疗起到调整作用，有别于内服药物治疗。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针灸是中华民族通过几千年临床实践发展起来的医学，其疗效受到广泛肯定。

中国针炙专家汪玉婷子在柬埔寨为50岁的村妇登莲针炙。中新社记者 黄耀辉 摄

中新社记者：针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难？为什么不能仅用西方的研究体系论证中医药？如何用现代科学向世界证明穴位与经络存在？

梁繁荣：最早针灸“走出去”面临三大瓶颈——扎针疼痛、针具卫生以及法律制度，现在这三大难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首先，针灸的针身制作得更为纤细，配以管针针法，让大部分患者感受不到疼痛；其次，原来针具会被反复使用半年甚至更久，而现在均为一次性使用，避免了传染疾病的风险；最后，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立法承认、保障针灸，针灸“走出去”的法律瓶颈也逐渐减少。

虽然上述困难已基本得到解决，但针灸在海外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新的瓶颈。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灸受中国文化、中医整体观念和个性化治疗等中医理论的指导，与西方医学理论体系不同。德国等国外研究团队曾用西方医学的研究方法，得出针灸穴位与非穴位并无显著差异的结论。

为了向世界证明针灸的疗效真实存在、有据可依，中国于2006年启动了针灸领域的第一个973项目“基于临床的经穴效应特异性基础研究”。十余年里，来自中国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00多位学者，对全国5000多名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比对了穴位与非穴位、同一经脉不同穴位以及不同经脉不同穴位的疗效，所涉及的病症包括偏头痛、心绞痛、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试验结果证明，针灸有效率高达70%至90%，向世界证明了穴位的有效性。

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首席教授梁繁荣指导学生做动物(小白鼠)实验。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研究发现，经穴效应特异性与经脉循行和穴位状态有关，经穴在生理情况下的“沉寂”转化到病理情况下的“激活”是发挥经穴效应特异性的关键；证实穴位与非穴位在肥大细胞分布、胶原形态、元素含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其中肥大细胞脱颗粒是经穴效应特异性发挥的重要始动信号之一；经穴的中枢整合及对疾病关键代谢产物的影响较非穴位而言，具有显著的靶向特征。

针灸界常说“宁失其穴，勿失其经”，意思是取穴时可以有些偏离穴位，但不能偏离经络。虽然穴位的存在已得到广泛认可，但经络是否存在，国际上仍有怀疑之声。除了向世界证明“穴位的存在”，我们正用现代科学向世界证明经络的有效性，进一步丰富中医针灸的理论基础。经过10余年深入研究，目前项目组已首次从穴位局部启动、中枢响应和靶器官效应三个关键环节，系统、深入揭示了针刺效应循经特异性规律的生物学基础和科学内涵。

作为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一门学科，针灸要遵循中医药的发展规律。同时中医针灸学并非封闭的体系，其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极具包容性。现代多学科交叉能够促进对针灸的科学认识，为深入阐明针灸的相关机制提供可能。只有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同时，通过现代多学科交叉破除各学科思维方式的限制，才能让古老针灸得到更快更好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梁繁荣，成都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国家重点学科针灸推拿学学科带头人，2项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岐黄工程首席科学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主任，曾任成都中医药大学校长。他率先将循证医学原理和方法引入针灸研究领域，开创性地构建了循证针灸学理论体系，并将其成功运用于针灸临床实践。

来源： 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