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队大战僵尸文章列表:

• 1、建筑工大战僵尸 下载
• 2、老人、老楼与新电梯：上下楼纷争如何休
• 3、施工队意外唤醒丧尸，导致全城感染，敬老院老人开挂怒怼丧尸
• 4、爆裂无声：半生矿工遇暴雨
• 5、风暴眼丨县城里的光伏垄断生意：1家国企包全县，7家民企备案难

建筑工大战僵尸 下载

游戏简介

《建筑工大战僵尸》是所有打僵尸中一个独特的方式，是一帮建筑工人与僵尸所对抗的游戏，游戏里造的是士兵和架着机关枪的吉普车，你见过建筑工人有这些么？每种建筑工人还会有别样的技能哦，会让你非常的意外，这游戏大家一定能玩嗨起来的。

游戏剧情

在一个老旧的公园里，建筑队正在进行公园的翻修工作，然而当他们撞开一个房子的门时，里面却突然涌出了大批的僵尸，于是，一场建筑队与僵尸之间的攻防战就此展开……游戏很有意思，你可以生产厂房增加人口上限，可以招募工人、火枪队、冲击车来对抗僵尸，目的就是防御好自己的基地，并且拆除僵尸盘踞的大楼。如果想要更好的对抗僵尸，建造能够生产资金的厂房是必不可少的哦，当你击败僵尸获得的积分累计到一定程度时，还可以施放积分大技能，对僵尸军团进行一次大冲击哦！变态版，初始金钱修改为30000。

游戏操作

鼠标点击左上方的图标派出工人，点击中间的建筑图标建设基地，点击右上方的图标释放技能。

人物

1：铁铲工人，价格低廉速度快但防御较差。

2：步枪工人，射程远具有远距离杀敌的能力，移动速度较慢。

3：燃烧弹工人，投掷燃烧弹，威力较大移动速度慢。

4：装甲车， 威力很大，速度快造价较高。

5：控制者，可以控制敌方的人对付敌方，价格高速度慢。

道具

1 兵营：扩大招兵的人数。

2 工厂：增加赚钱的速度。

3 汽车生产车间：可以生产装甲车。

4 全面进攻：可以在瞬间增加你的人数。

5 收割机：收割路上所有的敌人。

6 空中支援：轰炸机投放燃烧弹消灭敌人。

游戏截图&视频

老人、老楼与新电梯：上下楼纷争如何休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全面展开，加装电梯成为呼声很高的改造项目，而与高需求对应的是相对缓慢的安装进程和频发的邻里纠纷。加装电梯是好事，却为何成了难题？不同楼层居民的利益诉求该如何平衡？装不上电梯的老楼能否解决老人的出行问题？对于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我们，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

经过8个月的等待，2021年6月，张健(化名)所在小区的12栋单元楼，有5栋安装上了电梯。从11月开始，小区便再次动员剩余的单元楼也安装电梯。

这是山西太原一个建于1999年的小区，所有单元都是六七层高。因为是单位为职工建的家属大院，房屋质量好，物业服务跟得上，张健觉得生活很舒适。“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电梯，我想，以后年岁更大了，还爬得动楼梯吗？”他今年60岁，住在4楼，前两年与妻子看了不少电梯房。

2020年太原开始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小区成功申请了电梯安装，张健觉得这样就不必再换房了，省钱省事，积极帮忙张罗着业主们签字同意。他原本担心一层和二层的业主有顾虑，尤其是一层的两户业主都未自住，没想到他们直接同意安装，“都是同事，楼上楼下的，没必要搞得不愉快”。

张健所在的单元顺利得到了全部住户的同意。相邻单元则在业主全部签字同意后，一层中的一户中途反悔，并阻挠施工队继续作业。

1 为电梯对簿公堂

打好的地基露在单元门口，邻里之间打起了官司。

一层用户的担心显而易见。低层无法享受电梯带来的便利，反而有采光被遮挡、电梯噪音等问题。如果考虑到之后出售的问题，没有电梯时一层二层的价值更高，有了电梯之后，不仅没了优势，还可能导致房屋贬值。

对此，张健单位统一规定安装费用一、二层住户不需支付，由其他楼层均摊。如果二层想使用电梯，初装费只需缴纳5000元。

而反悔的业主则希望高层业主能给自己一定的赔偿，双方没能达成统一，工程被耽搁了。

负责电梯施工的管理人员张学书介绍，安装电梯涉及一系列前序工程，比如设计、打地基、购买材料等，而国家的电梯补贴需要等到工程验收后才能下发，所以工程队在垫付了一部分资金后，将居民自筹的这部分资金也用了进来，已无法退还。这栋楼就“僵”在了这里。

此类问题并非没有解决的先例。此前媒体报道了一起非常类似的案件。四川成都温江区一个修建于2004年的小区，其中2栋2单元的居民多为老年人。在国家出台老旧小区院落加装电梯的政策后，通过投票表决，12户业主均同意加装电梯。2020年5月，电梯公司开始入场施工，但遭到一楼两家住户阻拦。此后，四户高层业主将一楼住户诉至法院。

这起诉讼经历了一审、二审。2020年9月，成都温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楼住户须停止对电梯安装施工的阻挠和妨碍。二审维持了原判。

记者翻看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近年来因安装电梯引发的相邻权纠纷多了起来，判决往往与此案相同，其适用法律经历了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转变。

根据物权法规定，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民法典则变更为表决权降低至“两个四分之三”，即参与表决的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就可以实施电梯的改造工程。

记者采访了多位社区工作人员，他们都表示，对簿公堂并非良方。

加装电梯不是老旧小区改造的强制性要求，主要以居民协商为主。北京某街道的工作人员刘林(化名)表示：“老旧小区改造本身是一个为民工程，如果强制安装会造成居民对立，而且之后的电梯维保工作可能更麻烦。”

2 “自下而上”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6%提升至2020年的63.89%。因此，城镇更新也一直在进行中。在棚户区改造完成后，大多建于90年代前后的低层楼房进入了需要改善的阶段，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被提上议程。

清华同衡城市更新设计研究所所长助理田昕丽参与了很多城市更新项目，她介绍，老旧小区改造是因地制宜的，各个社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列出所需清单。其中她感到最难推行的就是加装电梯，复杂的不是电梯的物理建设，而是牵涉各家各户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个小区能有5%、10%的单元装上电梯都算多的”。

以北京市为例，综合此前媒体报道，2019年，北京要求各区开展摸底调查。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曾介绍，通过上报估算，全市符合加装条件的大约有10多万个单元门，涉及居民200多万人。而实际安装情况则是，2019年新开工电梯693部，竣工555部；2020年新开工476部，竣工636部。

在某省级住建厅相关负责人看来，相较于此前棚户区改造拆迁工作，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亮点是坚持居民自愿。这种“自下而上”生成的需求，需要居民同意并经社区上报申请，相关部门批准后才纳入改造范围。这某种程度上对居民自治水平提出了不低的要求，也非常考验社区工作者：面对老百姓不同的诉求，如何能够求得最大公约数。

如何协调不同用户的利益，北京普胜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张晓娜建议采取“逐层分摊”方案，即加装电梯除去补贴部分，剩余的部分，一楼的住户不用分摊，一楼以上的住户根据楼层高低而不同，比如每增加一个楼层，就多分摊一部分。

“也可以用‘共享电梯’方案。简单理解，就是安装免费、按次收费。前期安装时所有住户都不用分摊费用，由电梯公司或者政府出资建设，但是后续使用时要刷卡开电梯，每次刷卡收取一定的费用，根据楼层的不同，收费也有所区别。”张晓娜说。

张学书在施工过程中感到技术的进步与合理的安装方案也有助于提高低层住户同意安装电梯的可能性。“张健单元的电梯能顺利安装，部分原因在于电梯对着单元门，而非住户的阳台，透明箱体也使低层采光几乎不受影响。”他认为，应该制定更能保障所有人权益的安装方案，对住户加以详细说明，并在安装过程中加强监督、审查等工作。

3 不再是一小部分人的难题

对于另一些老旧小区来说，“安装电梯”不必讨论，因为硬件条件都不达标。

张健的父亲今年已90多岁，他居住的小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砖混预制板结构，因为组装方便、造价低，城市民用住宅曾大量采用这一结构。直到2000年左右，多地出台规定禁止建筑中再使用。这种结构承受不了安装电梯带来的震动。

除了楼房结构外，刘林介绍，有些小区在建造时并没有现在的“小区”概念，因此没有公共区域，“出了单元门就是马路”，没有加装电梯的空间。此外，安装电梯的设备层在地下，电梯选装区域往往在单元门口，这里涉及电力、燃气、排水等一系列管线，有些管线无法改动，有些改动则成本太高。这些因素都会使得一些小区与电梯无缘。

张健的父母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只有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才会扶着楼梯护栏下楼，去院里的长椅上坐坐。这或许是大部分老人的日常。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从快速发展转向急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不仅老龄人口规模庞大，而且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老人的问题不再是小部分人的问题。让老年人能更加方便、安全地参与社会活动，是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的重要关切。

面对老龄化社会，李佳认为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瞄准“增量”，做好新基建的适老化前瞻设计；一方面优化“存量”，做好已有基础设施的全面适老化改造。

对于老年人的基本出行，李佳认为不应该只盯着安装电梯这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因地制宜，研发一些普及性更强、使用更便捷的下楼工具”。

这两年，楼道代步机作为替代选择，进入不少老年人的视野。这是一种通过在楼梯上铺轨道，让人上下移动的设备。媒体曾报道过浙江杭州一位80多岁的吴奶奶，想用这种方法取代迟迟安不上的电梯，实现自己和老伴的“下楼自由”。

吴奶奶联系厂家上门勘测，得到的设计方案是，1楼到4楼每层楼梯在靠墙的位置安装一条轨道，轨道上安装一个座椅，轨道的横截面为12厘米×11厘米。座椅不用时呈靠墙折叠状，把占用的公共面积降到最低。

遗憾的是，楼道代步机最后没能装上。尽管街道工作人员认为它对楼房影响不大，但仍有邻居担心消防问题或影响楼房质量。

刘林直言，在社区工作中，安装楼道代步机不是社区鼓励的行为。“就像地铁使用的无障碍升降机，是需要工作人员进行操作的。代步机也属于一种电器，老年人的行动和反应能力没有那么快，有可能在使用中出现危险，摔伤了怎么办？”他说。

而这种担心也印证了李佳所说的，老年人出行还需要更多创新产品。“以往老龄群体较其他年龄群体数量少、占比低，相关基础设施也缺乏重视和投入，长期以来形成了基础弱、底子薄的客观现实。许多企业和社会组织止步于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资金不足，难以填补这个窟窿。因此，只有政府来主导相关建设，补齐短板，企业和社会组织才能够投入其中。”李佳指出。

同时，他认为，面对老龄化，政府、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必须多元参与，形成合力。因此，要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让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和管理运营机制，推广新的合作模式。(记者 陈慧娟)

来源：光明日报

施工队意外唤醒丧尸，导致全城感染，敬老院老人开挂怒怼丧尸

{"rich_content":{"text":"","spans":null},"video":{"vid":"v028b0810000brggcmkuatlckdbgqi90","duration":279.754,"width":1280,"height":720,"file_size":34556645,"thumb":{"web_uri":"tos-cn-p-0000/225ef0e8142b471980f6696d3c68cc7e","width":640,"height":360,"image_type":null,"mimetype":null,"encrypt_web_uri":null,"secret_key":null,"encrypt_algorithm":null,"extra":null},"video_size":{"high":{"duration":279.754,"file_size":21645127,"w":854,"h":480},"normal":{"duration":279.754,"file_size":15831342,"w":640,"h":360},"ultra":{"duration":279.754,"file_size":32766980,"w":1280,"h":720}},"is_encrypted":null,"md5":"a35c8211f60cddff890c4e8c2904282f","tos_key":null,"secret_key":null,"encrypt_algorithm":null,"extra":null}}

爆裂无声：半生矿工遇暴雨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发自山西 实习生 舒嫣芸 包文源 张迪青 刘更

40岁的宋建伟觉得，自己会是关子岭村最后一个农民。

关子岭村是山西介休市连福镇的一个边远山村。年轻人基本去了城里，留在村里耕种的都是些老年人，若不是照顾父母，宋建伟会去约30公里外的介休市里住。

山西罕见的暴雨停歇后，10月16日傍晚，他扛着扁担在北风中走下山谷，去收家中仅存的一亩小米。这条被雨水冲坏的路有碎石、倒伏的树木。有的地方几乎变成裸露的斜坡——刚发生的山体滑坡模糊了山路与山本身的界限，他家门前的路，也被雨“削”出了一个能看到底下煤柱的“大坑”。

这天，山后面“烧”了一会儿红通通的霞光，但又急遽地变暗。他紧张起来，转头回家里，戴上头灯。

在80公里外的吕梁交口县双池镇青山村，61岁的前矿工周喜占到附近公路边上去捡雨后散落一地的树木枝条，堆成一堆。他有残疾，行动不便，只能等儿子有空，把树枝扛到坡上的家门口，作为家里过冬的柴。

周喜占住在矿山周围，拉煤的车每日从村边的公路上碾过，就像矿山的脉搏。山民的人生总是与煤炭有百转千回的关联，他们到地下刨它、摆放它，待它们如婴儿。

乌黑的煤炭带来火，将在炉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但是，这能量与采运它的人无关。大山接受连年的挖掘，如同山里人沉默地面对充满磨难的生活。

不愿下山

宋建伟记不得“大坑”出现的时日，也许是9月底，也可能是10月初，总之，是雨水成灾的那些天。某日上午，宋建伟回到山上，发现父母家门口的一段公路宽度减少了大约1/3——靠近山谷的部分被连日大雨不规则“削”了下去，露出下面几十米高、粗壮的煤柱子。

宋建伟一家门口的“大坑”。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摄。

父母家住采煤区，房子底下早就是中空的，被煤柱撑着。

宋建伟70岁左右的父母甚至没听见那声巨响，他们更没想到给山下的儿子打电话，提一提门口的“坑”。

家门口不远处早就挂着 “地质灾害隐患区，注意避让”的黄色牌子。介休市政府也组织关子岭村的居民陆续搬离这片“采空区”，为每户提供山下60平米的房子。

关子岭村村委会副主任高清源负责对一些老人做搬离此地的思想工作，但是，他甚至无法做通自己的工作。他年纪大了，今年只有种两亩地的精力，他全部种上了不愁销路的土豆，最不济可以留在家，作过冬的口粮。

高清源说，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觉得，不能下山，下了山，自己哪儿还有收入？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矿上上班，一个月能挣六七千元，在当地算还不错；他们每个月分别贴父亲二三百元。“他们也有孩子，也要生活。”高清源理解儿子们。

下雨的那几日，虽然高清源“各家各户转转、看看”，警告留守的老人们快下山去，但他知道这没什么谱，天一有放晴的意思，老人们马上又回来准备收秋。

高清源介绍，关子岭村的每户人家平均能分到五六亩土地，无论种玉米还是土豆，一亩土地每年只有五六百元的收入。高山上基本没有灌溉设施，都是“靠天吃饭”，从前，村民们看到下雨会异常喜悦，但自从了解到村里位于煤矿采空区，心情变得矛盾起来。

宋建伟也试图劝过父母搬下山去，但是，老两口舍不得山上的田。

问宋建伟的母亲韩玉萍，山塌了怎么办，“那就死毬了嘛。是命。”她一边说，一边将面皮切成细细的丝，灶上的锅咕咕地冒着水烟。

宋建伟也没那么惶恐。前几年，政府告知这里有塌方的危险，宋建伟想，门口不还跑着大车？看到屋底下煤柱的那天上午，他有一瞬间想：“（房子底下）并不是空的。有这么些柱子。”

这家人一直在等待雨停。关子岭村的位置几乎处于山顶，下地干活就意味着要沿着山路一直往下走。当地人的习惯是，下雨就不下地。

如果你在不同的时候问宋建伟，喜不喜欢种田？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回答。

比如，10月20日下午，他刚从山上下来，这天的工作是骑车在收下的小米穗上来回碾，碾成光棒和籽粒——他说，不喜欢种田。山里寂寞，是一个“有钱没处花”的地方。种田辛苦，尤其在山里，从来没什么大型的农机，夏天除草用耙子，隔几天就去看看有没有新的杂草长出来。如果偷懒打除草剂，“玉米跟杂草一起死去了”。

宋建伟会帮人做理疗，刚在山下开了一间推拿店。要不是父母亲坚持在山里种地，他会把店开去介休市里，那里人流量更多。

但是，在晴朗的天，宋建伟会骑着摩托车曲折地转过十几个弯和坡，到低处的田里去，他从来不怵，几个看着超过60度的陡坡，摩托车潇洒地蹦一下就上去，别人都不敢。

一路上遇到的花，宋建伟知道它们的名。比如，淡黄的是柴胡、紫色的是黄芩和地榆。款冬花长得更敦实些，像一个带花瓣的香菇，总是开在河边，它也可以入药。暴雨之后，河边的土地裂了大口，他不敢走过去采。

从宋建伟的父亲宋中星开始，这家人就是关子岭村的村医。宋建伟的哥哥宋建锁读了卫校，继承父亲的医术，逐渐有一点中医方面的名声。他的屋里现在还挂满病人送的锦旗——今年5月，他因患胰腺癌去世。

宋建锁从小学习成绩比宋建伟强，比弟弟少让人操心，从前，他在村卫生室里行医，“门口常停着十几辆车呢”。什么病都看，看头疼脑热，各种各样的疼痛。宋建伟在边上帮人打针、挂点滴，一天打十几回。

宋建伟不愿回忆哥哥，一旦想起来，“到了夜里还是想他”。

他说，这也是母亲宁愿住在山上的原因，城里对于她太聒噪了，左邻右舍的人总是劝她“不要太难过”——事情过去小半年，她本来已不太难过，被人一说，又伤心起来。从前她只偶尔抽烟，最近变得烟不离口。

入夜，屋里还亮堂堂，韩玉萍歪在宽大的炕上拿手机听戏，好像浑不在意窗外的塌陷。

当地监理人员对记者说，弥补宋家门口的巨坑，要先削平坑地堆积的浮土，然后用管道灌入大约一万方红水泥 。

10月16日，施工队还在勘探。韩玉萍与坑之间的屏障，是院里的柴门和狗。

“家里生活不了”

暴雨之后，去往关子岭村许多田地的山路在山体滑坡中消失。

宋建伟家还剩最后一亩小米，其他的——“全毁了，全毁了。”宋建伟指给记者看远处的一小片淡黄色：“那是我家玉米。”还有那棵核桃树，据说有大碗口那么粗。宋建伟说，以前，那儿有三棵树。现在走不过去，不知道树是折断了，还是被水流冲走了。

吃过饭，宋中星和韩玉萍绕过门口的坑，去收小米。这些轻活他们即便年迈也还能干，搬运的重活留给小儿子。大雨后的土地如皲裂一般，小米的秆子东倒西歪、狼狈地低下头，黄色的谷穗可以要，有些浸泡后发霉发黑的，只能烂在土里。

韩玉萍去自家的小米地，山路边的一些树被水冲得歪斜。

满头白发的宋中星把谷穗挨个拈起来看看，麻利地割断还能收的小米的脖子，一边对记者说——

他是城里“六二六”医科大学毕业的，是特殊年代用来培养“赤脚医生”的。考上并不难，他是贫农出身，成分好；毕业回来当村医，“家里生活不了”，捱到改革开放，附近煤窑加速采掘，他也去下煤窑。

“挖煤窑苦。”宋中星说，“就跟骡子一样。”从前的矿井下，什么事都是徒手去做，要“开炮”，要拉土。村医刚下井，工作是用撅头往井道两边“砍煤”，一连八小时不吃饭、站不直。一些松软的煤块有时突然坍塌，压到他们身上。

宋中星的一个手腕和一个脚踝分别在煤窑里折断过，他的左手手腕从此不能灵活转动。

宋中星的一个手腕和一个脚踝分别在煤窑里折断过，落下后遗症。他的左手手腕从此不能灵活转动。

他还记得煤窑坍塌的那一回，顶上突然砸下来。宋中星说，自己命好，那天，窑里已经铺了一层石头的拱顶，没有把他直接埋了。他躺在煤箱上，工友绞动链子，把他拉出漫长的巷道，脚骨折了，疼得不行。他心里想，可能活不成了。

矿上把他送到一个私人的小诊所，打上石膏。却更加疼痛，他自己扒开石膏一看，腿变成黑紫色的，快要坏死了。宋中星认识那个小诊所的人：“那个医院（小诊所）的医生就是跟自己叔叔学一下接骨。”

自己的骨头几次没接好，宋中星决定自学接骨，从城里买了一些书来看。

后来矿长让他当了矿上的医生。宋中星的工资涨到每月240元钱，矿上时不时有骨折的，都是他来接骨。那就是他收入最高的时期。到九十年代末，有一年矿上欠发工资，让他没钱过年，年后再请他，他也不再去：“好马不吃回头草，是不？”

他当时住在矿上，妻子在家拉扯孩子们。后来，大儿子学医，小儿子学推拿，宋中星是读过书的人，还想教他们一点为人处世：“不能问病人多要钱。你问他多要钱，他以后就不来了，那你也挣不到钱。”

“切脉下指先看心，心脉浮大为正形。浮而有力心经热，热主舌破小便疼。感冒风寒弦又紧，头疼寒热数难平。惊悸怔忡沉细弱。上焦蓄热洪大应。”他慢慢地背了一遍从前诊脉的口诀。

他又说，他这样的年纪，进城能怎么样？难道能去打工？

宋中星在田边留下八个装满小米的口袋，自己走回家去。经过暴雨后山路最陡峭的路段，宋中星抱住一棵歪斜的树，慢慢转过身，脚下一个踉跄，回头提醒人“慢着点儿”。前几天，他在路上看见老鼠跑过。为了把偷食庄稼的它们吓跑，宋中星点了几个小鞭炮。

太阳沉到山的那一边去，群山抱紧受创的山谷。

“到山西才能吃上窝头”

山西交口县青山村边的公路上散落着很多被风雨打下的枝条。村里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冬准备木柴，有些健硕的老人，还能上山锯下碗口粗的树枝，而周喜占只能去公路边拖一些死木。

暴雨后，周喜占收集了一些被风雨刮断的枯木。

周喜占的腰因为股骨头坏死而垮下来，是一个走路靠“挪”的老人。

在暴雨之中，他先看到自家围墙外的地面略微往下凹一些，然后轰然一声，大雨冲走了地基边缘的一大块土，所幸房屋没什么事。他家地基用的是三十多年前掏窑洞挖出的浮土，当年打得不太结实，去年就塌过一回。

周喜占家地基用的是山上掏窑洞挖出的浮土，当年打得不太结实。去年就塌过一回。

他“挪”着一个三轮车，捡自家隆起的地基塌陷后、散落一地的废砖。一块旧砖能卖几毛钱。

不止是宋中星一人保存着挖煤以前“生活不了”的回忆，煤窑虽苦，却供人生活。

周喜占是陕西农村人，有兄弟五个，他回忆，小时候夜里饿急，拿一个麻袋上山，去偷生产队种着准备给牲口吃的苜蓿，拿回家煮一煮，拌一点盐就吃。他读了绥德县的高中，没考上大学，一时只能回农村去。那一年，当地农村还在“学大寨”，平山、填沟，试图造陆。

家乡的表兄认识了一个山西的养蜂人，听说山西煤窑里记工分，出力多的，不仅分口粮、还给钱。

这话引得周喜占赶紧出发，让过来陕西放养蜜蜂的农民介绍，到山西矿里打工。1978年，18岁的他先坐班车从陕西绥德到山西孝义。他本该在介休下车的，但那时没搞清楚车的路线。他又到火车站，扒一辆运煤的车到吕梁的交口县。下车的时候，“身上成了一个黑蛋子”。

他回忆，刚“改革开放”，属于生产大队集体的煤矿正缺劳动力。生产大队的书记兼任矿长，能开委托书，帮他把户口从陕西迁到山西来。

他变成了当时的交口县双池镇蔡家沟大队第一个打工的外地人。为了和当地人处好关系，周喜占帮他们做农活儿，收玉米、割麦子。

他早上出门去煤窑，下午三点下了班，再去地里，没太阳了回来。在生产大队里，许多工人只有小学文化，他的高中文凭很显眼，能干一些高级的活儿，比如操作把煤送出来转动的皮带。

周喜占最初下窑，戴装有电石的头灯，在井下先浇一点水在头灯里，那“嘴嘴”会冒出白色的乙炔，再拿打火机点燃成持续的明火。电石逐渐消耗成灰白色的土。这种头灯很沉，用皮筋紧紧地箍在帽檐上。他那时候老做梦，梦见额上有一个沉重的东西压着。

即便如此，在山西挖煤，他至少能吃上玉米面窝头了。

他娶了妻、造了窑洞。周喜占的妻子是同一个大队的本地人，家里也穷。

刚结婚，家里只有一张炕，和灶上的锅、筷子。他挣到钱，请木匠打了一套家具，刷青绿色的漆。他们陆续有了两个孩子，分到头上的土地提高到八九亩，种上棉籽和玉米。孩子们也在村里上学，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不同年级的孩子都坐在一个教室里，一年级的孩子上过课，低头写作业，老师再给二年级上课。

他在村里当了半辈子矿工。面对故乡逐渐起来的县城经济，周喜占有时不能不懊悔，他形容自己脾气“犟”，当年跨省到山西讨生活，到头来，为什么还是受苦？

他曾经忍不住对儿子说，在陕北老家，一起毕业的高中同学，“好些后来在城里安排工作了”。

把希望加在儿子身上

周喜占说，生产大队一度是高度集体化的，农业种类很齐全，有自己榨油的作坊。衣食都能内部解决。但是，偏安一隅的生活在淘汰落后产能的浪潮中难以为继。2000年左右，整治无证生产、乱挖滥采的过程中，山西省在1998年至2004年之间关闭乡镇煤矿6692座，压减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1亿多吨。

政策“指挥棒”之下，蔡家沟大队的煤窑也在2004年一次性有偿转让给太原来的民营企业。

多名村民回忆，第二年，煤炭价格回升，村里人对买断协议中规定往后每年给每位村民发放2000元、一吨民用煤的“价格”很不满意。一些本地村民到矿上阻止开工，爆发了冲突。从此转手的煤窑不再要本地的工人。

周喜占说，自己没有去参加堵煤矿，因为自己“是外地人”。

他说，自己“把欲（希）望加在儿子身上”。周喜占二十多岁时，坐矿上的班车去煤窑里，看到司机总很羡慕——收入比自己高，安排的伙食里有肉，工作也没下窑的工人那么辛苦。“有关系的人才能开大车。”这是他的理解，那时候交通不便，有一辆自行车就很了不得。儿子周翔没有考上高中，周喜占一定要他跟着师傅学车。

周翔初中毕业前后，已是全国整治小煤窑、“关井压产”的开始。那几年，煤炭价格也低。周喜占没能帮儿子在矿上找着工作。

周翔对记者说，从前不想学车，不感兴趣，但他拗不过父亲。

村民闹事搞僵了关系，周喜占自己不能再去附近的煤窑上班，开始骑着摩托车四处打零工，在工地上给人搬砖，有时去其他煤窑干临时工，周喜占出过车祸，压断了一条腿。

周翔二十岁出头结婚，周喜占又盖了三间平房。第二年，周翔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孩子两个月大，在送到双池镇卫生所打疫苗之后，发了很久的高烧。

从此，孩子不再哭，也不再闹，总是瞌睡，喂他吃奶，他没有欣喜的模样、甚至不怎么能仰起脖子。孩子隔三差五发烧，要送去诊所头皮输液。

周喜占翻找家人们的病历。

孩子光睡觉，村里的老人们说，也许每个孩子发育的时间不一样，这样一直拖到孩子将近一岁，才送去太原市儿童医院看病。

最初认为是脑瘫。周翔夫妇都不再工作，在医院里陪着住了四五年。周喜占打零工养家。

他没有陪儿子、儿媳和孙子去北京。北京医生的结论是，高烧导致彻底的脑死亡。他们回到家乡，给孩子办了一级残疾证。

10月18日，记者见到这个孩子，他就睡在周喜占的炕上。他有一个16岁少年的侧面——穿着他舅舅淘汰下来的运动服，盖着绣荷花的被子，那是他母亲从前的陪嫁。他永远醒不过来，每日裹着尿不湿，靠周喜占喂食，他还有吞咽的本能。

之后，周家的小两口又要了一个孩子。为了小儿子能读个好点儿的小学，周翔前些年搬到三十公里外的灵石县去，这是当地许多人的选择。除了陪儿子看病的那几年，周翔一直在开货车，供养一家人的生活。10月20日，他对记者说，自己刚度过了愁苦的9月。

他经常从陕西或内蒙古拉一些成分不同的煤到山西，给洗煤厂混着用、作为原料。也把山西的铝土矿拉出去。他经常上夜班、整夜地开车，爬盘山公路。

偶尔下雨对他是很好的——路不好走、货主怕沾湿这些工业原料，也不出货，他会在家里整日整夜地睡觉。想不到，9月的雨下了第一日，又下第二日、第三日……

他需要钱。生病的父母亲、妻子、两个孩子要他养活。

说起开车经过那些“煤矿采空区”，他说，感到害怕，有时想象着，山塌下去、自己陷进去……这些路段时不时地修路，司机们要绕道。

他说自己没有“路怒”。“我生什么气呢？我又没有能量。”他愧疚着自己不够有出息。

大山寂静的夜里，他会把车速降到二三十迈，和前后许多其他的司机一起，慢慢地驶过，不去惊醒“空洞”的山。

路牌：“路面下沉路段 车辆谨慎慢驶”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周翔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校对：徐亦嘉

风暴眼丨县城里的光伏垄断生意：1家国企包全县，7家民企备案难

编者按：襄城县作为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的试点城市之一，在探索模式的道路上是有争议的，7家代理商的诉苦，是理解地方落地执行情况的一个切面。

国家能源局，今年7月，针对坊间有关整县推进政策疑问，专门提出五大工作原则——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垄断、工作不暂停。然而不少地方却念歪了“真经”，背离政策初衷，和国企或者央企签署排他性协议，意欲挤出民企。在国家光伏产业大计面前，国企和民企如何高效协作，发挥市场的积极性——考验着部分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出品/风暴眼工作室

文/ 刘培 廖越

梁泽迫切地想见到县长。连续三周，他每天早上7点从家里出发，开着别克车直奔襄城县政府。他穿着一双白皮鞋，拎着公文包，上身套一件深色的呢子西装，从门卫森严的县政府右侧安检门下走过。看上去他像是来上班的公职人员，没有任何保安阻拦。

沿着台阶直上县政府大楼一层，高达近10米的立柱挺拔耸立，围成一座狭长大厅，格局酷似高校图书馆。大厅后面是十余间办公室，另有三部电梯，梁泽对这些早已了如指掌，知道乘坐哪部电梯，能更方便直达某位领导办公室。

这位43岁的光伏代理商，保持着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顽强精神，频频“造访”此地。尽管在同行看来，他的行为有股“傻劲”，可能会让自己与政府的关系搞得很僵。但梁泽眼下正面临着生死关头，不得不这样“冒犯”。

襄城县位于河南腹地，隶属许昌市；虽然和周边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城相比，经济产值要贫瘠的多。但独特的自然条件——阳光和气候，赋予这座城市“十亩地八亩烟（烟草），二亩红薯顶住天” 的盛誉。今年6月，充沛的阳光再次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机会——入围国家分布式光伏发电整县推进的第一批试点城市。

也正基于此，这座本不受企业青睐的小城突然火热起来，成为各大光伏厂商的必争之地。包括阳光新能源、创维光伏、天合股份、光伏星、碳银光伏5家代理商在今年5月新入后，华为等厂商近期也开始入驻，梁泽正是今年新涌入的品牌代理商之一。

然而9月3日以来，原本如火如荼进行的光伏发电安装工作陷入停滞。数家代理商递交的农村户用光伏发电相关的备案文件，都堆积在县供电局的办公室里。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迅速获得备案已过的通知。甚至连农户自己安装光伏发电的申请表，也躺在办公室里，迟迟未得到回复。

叩响县长的门

今年9月开始，梁泽的工作和生活就被完全打乱了。

他所有的重心都围绕着供电局、发改委、信访办三个地方转。为了不受干扰，他常常把手机设置成静音。然后“噔噔噔”踩着楼梯上楼，看见办公室有人，立即送上笑脸，用极富磁性的声音打招呼，“领导在忙啊”。

他的诉求只有一个——想知道之前已经递交的农户光伏备案到底什么时间可以通过。

停止备案的几个月里，他的资产在无形中不断萎缩。备案在流程上每耽搁一天，他的损失就呈指数级放大。他前期投入的价值数百万资金的光伏组件，躺在仓库里无法出货，资金无法周转；组建的60余人工程队，因为无法开展工作，逐渐在流失；十余号业务员因为催要开发费用，几乎打爆了他的电话。

这些他都无法交代。因为他也不知道备案什么时候通过，他所得到的回复就是“回去等”。

“等不了啊！”梁泽内心嘀咕。备案不通过，后续工作就无法开展，他的资金也无法流转。而资金对企业来说，犹如血液。

血液快要流干了。他软磨硬泡地坐在领导的办公室里，热气腾腾的红茶香气氤氲在空中。办公室人员进进出出，领导一直不得空。他必须得等，等得实在久了，就主动拿起茶几上的茶具，按下自动烧水器的开关、浸泡茶叶、过滤、沏茶。他有时会喝很多杯，直到领导抽出空来，发现他还坐在那里。

“一个做企业的人经常来喝茶，说明是不正常的”，他叹道。回顾自己过去数十天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经历，他很失望。上周四，他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当面见县长。

“见到县长后，你期待什么结果呢？”我问他。

“不管什么结果，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希望县长知悉光伏目前的停滞情况，能够给予重视。”

也许只有见到县长，困在漫长等待中的精疲力竭的心灵，才能稍获安慰。

其它代理商对梁泽略显笨拙的上访手段很不认同，他们更愿意走“捷径”。11月的一个周三，一位关系通达的代理商，自告奋勇地联络其他几家代理商，张罗危机应对方案——譬如每人根据自家需要安装备案情况，给发改委主任送上5万、10万的“心意”。

当然，梁泽被排除在外。梁泽也并非毫无收获，他的西西弗斯精神似乎取得了微弱的成效：办公室很多人都已认识他。有人甚至私下给他出主意：“出力没有功，等于零。不要干等一天，啥也没见到。你可以在领导开会前，提前半个小时守在会议室门口，等领导来了，直接反馈。”

周四一大早，他正是这样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县长下午有会。所以他从下午2点半开始，一直守在县长办公室的门口。

立冬后的襄城，阳光依然浓烈。梁泽背着光，站在7楼的长走廊一端，双手交叉在身前，公文包垂在手下，双腿像圆规一样立在那，几乎一动不动。外面洒水车的音乐声在走廊里回荡，他充耳不闻，眼睛盯视前方，出神地望着走廊里进进出出的忙碌的身影。

16:30，从走廊的另一端，终于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进了县长办公室。

“啊，县长来了。”旁边等候多时的另一拨人马抢先一步，去了县长办公室。梁泽并不生气，“只要能见到人，我等多久都没问题。”语气明显轻松许多。

他从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文件，包括国家能源局的〔2021〕84号文，以及2页的情况说明，在心里草拟一会见到县长的“说辞”。

“离成功只差最后一道门了……”梁泽抬了抬有点僵硬的腿，手中的文件在空中抖擞。

备案制倒退回“审批制”

梁泽为临近这道门付出了长达数月的努力，但在这道门开启前，襄城县政府已经为所有的光伏安装企业设置了层层关卡。

这一切源于今年夏天，分布式光伏行业发生的一件大事。能源局〔2021〕84号文在全国推行分布式整县推进试点城市，要求试点县在2023年前实现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50%；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40%；工商业厂房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30%；农户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20%。

襄城县正是全国676个试点城市之一。这对襄城县原本是个加速分布式电站投资进程的大好机会，多家厂商涌入这座不引人注意的小城，准备大干一场。然而，9月3日，一则“口头”行政命令，却把许多安装电站需求都挡在备案的大门外。

备案流程，原本十分简便，所有安装的农户或委托人，向供电局递交个人身份证明、房屋产权证明以及安装意向合同等纸质资料。这些资料经电业局汇总后，统一上交给发改委备案。3-5个工作日后，申请人就会收到备案通过的通知。

但是现在，多家厂商困在了电站备案环节。无法备案，就意味着无法并网销售，也无法获得电价收益，更享受不了国家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补贴。

“有些做法更荒唐。9月3日原本备案通过的电站都挂在网上了，第二天又给删除了。”有代理商说。多位代理商向凤凰网《风暴眼》称，“暂停的原因是河南城投公司豫能控股与襄城县签署了整县推进的独家协议。”

一份官方文件记载，9月4日，襄城县人民政府与豫能控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明确襄城县整县推进屋顶光伏资源交由豫能控股的子公司豫能公司（襄城县豫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5天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市场，襄城县统一召开屋顶光伏项目第一次推进会，台下坐着各村委负责人。在推进会上，襄城县明确指示各村委：“从今天开始，任何企业或者个人到村里以给群众房顶、空地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名义，要求各村出局证明或盖章的，村委会一律不予盖章、签字或出具任何手续。”

禁令实行之后，就没有代理商递交的备案获得通行了，除了豫能公司。9月28日，襄城县政府通过对县城政府、工商业、事业单位、农户屋顶毛估面积，最终给豫能公司备案了300MW的光伏电站。

很多代理商表示，“这是明显的垄断，与国家文件精神背道而驰”。

他们所说的背道而驰，是指国家能源局的84号文早就指示，整县推进的分布式光伏试点工作要严格落实“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垄断、工作不暂停”的工作要求；文件还要求试点城市不得以开展试点为由暂停、暂缓其他项目立项备案、电网接入等工作。

“部分地方政府随意拖延备案，搞垄断，跟国家指导文件相违背，不合乎法规，也是与民争利。”中国光伏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告诉凤凰网《风暴眼》，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各有优势，谁来参与市场，不是人为、拍脑袋决定的，而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中国光伏业协会日前已向相关部委反馈地方乱象。

站在县长办公室的门外，梁泽回想自己在襄城县开展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屡屡碰壁的经历，心情异常复杂。当县长推门而出，准备去另一个会场时，梁泽快步移到县长面前，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手指抓着文件的一角，激动地有些语无伦次，表达了“备案难”的诉求。

县长因为要去走廊的另一侧开会，匆匆说了句——“过渡时期提交的备案资料，我们在研究，会分批处理”，然后转身离开。梁泽当时并没有听懂县长的话，以为还是“托词”。县长走后，他一个人还立在原地，感觉自己计划彻底失败了。他仰着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强行抑制住它滚落下来。

不过，欣慰的是，几天后，9月3日审批通过后被撤销的92户电站，确实备案通过了。但剩下的400余户电站能否备案通行依然未知。

混乱的整县推进市场

作为全国676家整县推进试点城市之一，襄城县的初衷，希望快速形成“襄城模式”能够在河南推广。

但是“襄城模式”却在襄城内部引发不小争议。

在从事光伏行业安装代理多年的王军看来，襄城政府和豫能公司签约的300MW电站可能存在“虚空备案”。

正常的操作流程应该是，企业先和农户沟通合作意向，确定安装功率数后，受委托拿着农户的资料，提交到电业局，由电业局统一整理后递交给发改委，再由发改委进行备案。

“但是豫能公司备案的300MW却逆向操作，先提前备案，再去和客户商谈电站建设意愿。这其中可能存在很多问题。”王军说，用户愿不愿意安装，用户如果自己想出资建设怎么办，如果有些用户已经和其他光伏公司签约了怎么办，这些都是无法预测的变量。如果最终实际用户安装达不到300MW的量，那可能就属于虚空备案了。

突然而来的行政命令也让王军哭笑不得。今年10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库庄镇政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称，“为了避免给你造成损失，以后库庄乡就不要来（开发客户）了，我们已经和其他厂商品牌签约了。”

这通电话让王军觉得很好笑，他当时有些赌气地回道，“你说不让我装就不装了，我怎么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呢？现在网络上诈骗电话那么多。”不过，库庄镇确实是豫能公司在襄城的首个试点乡镇。10月20日，豫能控股曾宣布在襄城县库庄镇境内投资1.7亿，建设电站30MW。

不过，即使有行政命令的加持，库庄镇的光伏推进计划在现实中也遭受了不小的挫折。库庄镇曾在2020年就推出打造光伏小镇的计划，但后来一直没有推行成功。“我们这条街上，都不怎么乐意安装光伏电站。租金没多少，担心实际建设后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房屋想要扩建加高，屋顶光伏电站要不要拆，很麻烦。而且担心存在不透明条款，安装上后，出了问题去找谁呢？”库庄镇主街道上的一商户提到，自己村里有一户就遇到类似的问题。这几年来，有多家安装公司来这条街道上兜售光伏电站，但他们一直都很抗拒。

即使有意愿的农户也并不一定能安装上。隔壁乡的刘鹏发在农忙季节刚过后，手上正好有些闲钱，想在屋顶上自费安装一套光伏电站。10月，他带着相关材料证明，跑到电业局申请备案，因为备案迟迟未通过，安装电站的计划一直搁浅着。

而且，在光伏电站建设的租赁模式中，豫能公司给予农户的租金也比其他公司要低得多。

豫能公司和农户的租赁协议中，每块光伏板给付农户的租金是30元/年。而正泰、中来、阳光、天合等市场上厂商给的租金已涨到40元以上。“农户也会质疑，别家给的租金多，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装别家的？”王军称。

王军曾和豫能公司的工作人员打过交道。“豫能完全是个光伏行业的新兵。他们在今年8月派人来襄城调研，闹出过很大的笑话。调研人员写的调研报告，在提到成本估算时，把后期运维成本定在0.2元/瓦/年，而实际上这部分即便给5分钱，市场上都有一票人抢着干。”

在许多代理商看来，整县推进，如果是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屋顶，确定一家大型国企（或央企）来操作，融资成本低、获取资源能力强，效率也高；但是对于分散的个体农户，如果由一家央、国企包揽，根本不现实。市场上农户居住分散，需要大量的开发人员一户户去沟通，而且每家每户屋顶适不适合安装也需要勘查，譬如房屋坐向，光伏板安装角度，有没有树木遮挡等等。如果前期勘查设计不好，也会影响电站的真实发电收益。这一块应该交给更为灵活的民企来开发建设。

“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渠道分布广，在行业也耕耘多年，它虽然小，但灵活，更贴近市场，对终端市场更敏锐。”刘译阳称。

“一企包一县”背后的利益博弈

不止襄城县，河南多地，均陆续出现暂停光伏电站备案的情况。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仅仅河南省，就有包括镇平县、修武县、叶县、濮阳县、邓州市等至少10个试点地区出现明令或实质暂停备案。

河北一光伏品牌方也反映，河北省邯郸、邱县、馆陶、肥乡、安平等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湖南省常德、韶关也陆续出台文件暂停光伏项目备案。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各地祭出“拖字诀”，主要是整县推进之后，“一企包一县”探索模式的盛行。这波“一企”的主角主要是国家电投、华能、国家能源集团、大唐等大型央企、国企。他们积极响应碳达峰指标，加入屋顶分布式光伏资源“抢夺战”。

国家能源集团曾对各分公司提出新的目标，要在一年（2022年底）后，开发要不少于500个县（市、区）域，不局限于主导或者合作方式。而在短短的5个月，国家能源集团也已经签下了23个县（市、区）。国家电投董事长钱智民更是在10月的一场论坛上宣布，到2025年，国家电投要建成世界一流光伏产业。截至11月，国家电投已经拿下41个县（市、区）的分布式光伏开发协议。

在各种雄心壮志的宣言中，不仅许多国企央企迅速和地方政府签订独家协议，各路资本也想在产业的宏阔天地中分得一杯羹。

兴业银行、 工商银行的地方分行，都找到李洪兴，希望能在光伏贷款方面展开合作。

李洪兴在一家光伏品牌担任区域招商经理，曾被多家国企邀请去讲解光伏电站投资建设方面的课程。他最能明显感觉到政策红利下，各方资本踊跃的心态。

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国企和地方签署独家开发协议后，非常不满：“怎么找我取完经，这些大企业就直接搞起垄断，把耕耘多年的我们拒之门外了。”

分布式光伏市场几乎陷入了“怪圈”。所有人都想争抢分布式光伏的蛋糕，但每一方品尝下来似乎都有些食不知味。

“他们很难挣到钱的，我都给他们算过一笔账：假设10千瓦电站，一年12000度电，河南这边电价按照0.379元/度电，一年收益4400元。成本上，光伏组件成本2.1元/瓦，逆变器0.3元/瓦，安装建设成本1.3元/瓦，总成本差不多要3.7元/瓦。10千瓦总成本就是3.7万元。他要给农户租金大概是一年就有600元。这样计算，静态投资收益，都要10%了。”李洪兴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李洪兴说，如果算上融资成本，每年收益率还要大打折扣，可能只有6%左右。

一家在地方拥有渠道优势的国企融资负责人表达了类似观点。“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收益率不高，也就7、8%左右，远不及集中式光伏的收益率，而且管理上也更为繁琐。”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它们之所以愿意入局，有自己的小算盘。地方政府的整县推进计划，更希望背靠有资金实力的国企操盘。它们愿意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寄托于政府可以批地，让他们参与到利润更高的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也在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为市场的火爆，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仅仅国庆前后，组件价格就从1.8元/瓦左右攀升至2.1元/瓦。

很多国企签约下开发协议后，因为组件成本的上升，目前都暂停了建设安装。李洪兴说。

凤凰网《风暴眼》在走访襄城县了解，豫能公司自9月4日正式进入县城以来，仅仅完成6家电站建设，其中包括3户农户屋顶，另外3户是库庄乡政府、库庄小学、库庄中学的屋顶。

即使是民营安装公司也觉得，今年组件成本实在太高了。北京一家民营光伏电站投资方向凤凰网《风暴眼》透露，由于成本上涨，今年一直是卡着最低投资回报率7%的红线做的。

不过，作为光伏行业的老兵，李洪兴点出了大型厂商或集团疯抢下游市场背后的长远逻辑，“谁掌握了终端资源，就有了话语权。除了迎合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趋势外，终端资源包括渠道和农户，尤其是农户自愿，都是建一户少一户，掌握底层用户数据，未来还可以搭建更多元的商业逻辑。”

这些都是厂商更长远的战略部署。但是对于代理商梁泽来说，这跟他关系不大，他只是渠道资源上的一环。他眼前最大的危机，就是如何把前期开发的上百户电站，获得备案，然后让农户屋顶真正可以并网发电。2016年，他曾在晶科光伏位于越南的海外分厂，任管理岗。他当时的想法很纯粹，就是搞精通光伏相关知识，有朝一日回到国内，独立门户自己干。如今，他已经拿下河南两区6县的代理，但如果类似的“襄城模式”推广普及下来，梁泽忧虑自己在国内将无用武之地。梁泽不得不为将来做最坏的打算——假如国内进展不顺，等越南疫情结束后，他可能就要退回越南市场。他已经花钱购买英语网课，每天深夜时，跟着屏幕另一端的老师，练习口语。

（文中名字均为化名）

相关报道：

《风暴眼｜困在光伏里的农民：免费的阳光为何让我欠了银行2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