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蛙族使节团的遗书无法使用文章列表:

• 1、一带一路吸引全球媒体目光
• 2、1979年，越南副主席黄文欢拒绝反华投奔中国，最后结局如何？
• 3、感受穿越岁月的文化魅力金台随笔
• 4、美第奇家族的消亡
• 5、让慈禧下旨追封一品的美国人，为大清以身殉职？曾是林肯的心腹

一带一路吸引全球媒体目光

新华社兰州９月１９日电 题：“一带一路”吸引全球媒体目光

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遥远的东西方曾因丝绸之路而牵于一线。两千多年后，以网络传播替代驼队，加速着人类文明交流的进程。

９月１９日，来自１２６个国家和国际组织、２６５家外国媒体的代表齐聚甘肃省敦煌市，共议“一带一路”带给媒体的机遇和挑战。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重镇，中原连通西域的三条道路汇聚于此。东来西往的商旅使节在这里交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

“很高兴来到敦煌。我知道这里是古代商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前积蓄力量的地方。”西班牙埃菲社社长何塞·维拉在丝绸之路敦煌国际会展中心说。

这栋汉唐风格的建筑外，是绵延起伏的敦煌鸣沙山。千年前，背负着丝绸与珍宝的骆驼曾在这里列队前行，往来东西。

“古人用有限的资源实现了丝绸之路的商贸与文化繁荣。今天应该由谁来承担思想交流的任务呢？我认为是媒体。”何塞·维拉说。

美国彭博新闻社亚太区执行总编辑毕海胜说，“一带一路”对全球至关重要，沿线国家ＧＤＰ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近年来，彭博新闻社关注并全方位报道“一带一路”，分析“一带一路”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并在伦敦等城市举办“一带一路”投资机会的路演。

“一带一路”不仅让亚欧非等大洲的商贸往来更加迅捷，更如柔软的丝绸，将不同文明牵系在了一起。

“中国在建立不同文明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壮举。”尼日利亚《今日报》编委会主席奥卢塞贡·阿德尼伊说。

１９００年，莫高窟藏经洞石破天惊，５万多卷遗书在这里出土。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之一《敦煌进奏院状》就包含其中。如今，信息传播的渠道远不止报纸，移动互联网深刻地改变着传媒格局。

“媒体行业受益于基础设施和经济的互联互通。”爱尔兰独立新闻与媒体集团总编辑史蒂芬·雷说，“如今，全球媒体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基于网络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欧亚媒体应该保持交流，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与会媒体人士普遍认为，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受益，但如何让“一带一路”真正促进民心相通，仍需各国媒体思考。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说，希望借助国际媒体间的合作，构筑信息高速路，拆除情感隔离带，扩大合作朋友圈，拓展文化同心圆。

1979年，越南副主席黄文欢拒绝反华投奔中国，最后结局如何？

1991年5月，86岁的他因病于北京故去。

几天后，他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不仅中共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送上花圈，而且各界人士，包括当时正在北京的部分国际友人，也纷纷为他的逝去致以哀悼。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光美等同志送了花圈。

追悼会结束，人们把他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的墓冢呈长方形，周围设大理石围栏，墓前有台阶，两侧各雕石狮一对，墓碑高大肃穆，上有他的遗照及姓名、生卒年等。

枝繁叶茂的柏树遮挡炙热阳光，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般庄严静默，就好像他生前留给世人的印象一样。

中国媒体评价他，说他是中国人尊敬的老朋友，一生对中国人民抱有诚挚情感，为中越两国的发展和友谊做出许多有益工作。

同时，他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深，并且曾用中文写下不少诗歌及对联。

他就是越南的老革命家，晚年定居中国的黄文欢。

在他的传奇一生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即是外界给予他的特殊评价：“叛逃”至中国的最高级别外国领导人。

那么，黄文欢为何会告别自己的故土，远离他深爱的越南，千里迢迢赶赴中国安度晚年？原因要从黄文欢本身经历说起。

01、半生斗争，亲近中华：他的半辈子都在致力于越南革命，可结果并不如他意

黄文欢19岁加入反法革命斗争，21岁在相关革命团体的帮助下，毅然离开故土，远赴中国广州，成为由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建立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一员。

他刻苦学习，为日后种种打下坚实基础。结束学业后，黄文欢重返越南，继续参加革命活动。

4年后，渐渐在革命团体中崭露头角的黄文欢与胡志明等人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

1935年，年近而立的黄文欢又一次来到中国。他化名李光华，走过南京、武汉等地，并在云南成立越侨基层组织，率领印度支那共产党进行海外革命工作。

不料4年后越共领导人黎鸿峰的意外死亡，竟险些让越共组织工作陷入瘫痪。

幸而黄文欢当机立断，与武英等人商议，作为越共代表重新恢复联络关系，向当时正在中国主持八路军贵阳联络站工作的胡志明发出回归越南的邀请，方令此次危机彻底解除。

次年，黄文欢再度来到中国，经柳州、桂林等地，与胡志明会合，共同来到靖西县，为返回越南进行革命活动提前做好充足准备。

同年，一支名为“复国军”的越南组织在谅山发起起义活动。

黄文欢不仅参加北山起义发动工作，而且在越南高平建立一支由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后来，这支队伍被胡志明改作“越南救国军中队”，为越南现在的人民军前身。

可以说，从参加革命起，黄文欢就多次来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活动，他亲近中国，友善中国，并在中国学习到很多有用知识。

中国人把黄文欢视作好友，黄文欢同样将中国人当作他的生死之交。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身为越南首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黄文欢积极游走两国之间，为中越建交付出一番心血。同年，黄文欢出任首任越南驻中国大使，来中国居住7年有余。

期间，从未接触过外交工作的黄文欢征得周总理同意，化名“老蔡”，以海归华侨的身份加入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培训班，学习相关外交知识。

同时，为方便黄文欢的外交工作，中央特地为黄文欢在东交民巷安排一处居所，并把越南大使馆安置在史家胡同，且安排黄文欢向毛主席递交委任书。

在与其他国家外交使节接触后，黄文欢明显察觉到越南政府代表级别过低的事实，于是他紧急向越南政府请示。

终于，在当年的12月底，黄文欢正式成为越南驻华特命全权大使，接受中方专门为他举办的呈递国书仪式。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这样一位曾在天安门亲身参与中国援越誓师大会的亲华越南领导人，竟会在胡志明逝世后，遭到越南当局刻意迫害。

不仅被黎笋集团恶意贬低他的作用，而且被其排挤出越南中央圈子，失去实权，只剩下一个越南国会副主席的虚衔。

半辈子为越南革命的黄文欢，在越南国内争斗下，彻彻底底沦为失败者，甚至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被迫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他深爱的祖国，前往北京寻求庇护。

02、震惊世界，转道中国：他说就算黎某人将他开除越南党籍，他也不会动摇继续革命的决心

1979年夏天，年已古稀的黄文欢因持续发烧37℃，不得不住入河内军医院治疗。虽然黄文欢并未学过医学，可他对自己的身体早有预料，猜测他大概率是患上癌症了。

偏偏奇怪的是，越南医生却在会诊后，一致判定黄文欢并非癌症，而是肺部长出一块黑斑，怀疑为肺结核，建议他到东德接受更精良的医学检查及治疗。

黄文欢表面答应，挑了一名秘书和一位医生随行前往东德，却在巴基斯坦转机。

在接受越南驻巴使馆一等秘书共用午餐邀请时，提出“要在卡拉奇休息几天，赶下个航班到东德”的决定，且以“准备”为由，成功把跟在他身旁的秘书与大使馆一等秘书一起送上当天飞往东德的航班，只留下一位医生继续跟随他左右。

同日晚上，黄文欢叫医生为自己扎针后，便独自一人回到房间休息。医生见他无事，同样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而医生不知道的是，其实黄文欢一直在悄悄留意他的举动。等他彻底放松警惕后，黄文欢即偷偷离开居所，随意找到一辆出租车，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带比划请司机载他前往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

不过叫黄文欢未曾料到的是，由于当时正值周末，领事馆工作人员按规矩休息，所以他敲了一会儿门，并无人回应。黄文欢不愿放弃此次机会，又敲了小半天门，这才惊动门内工作人员。

领事馆的门打开了，奈何开门者年纪尚轻，不认识黄文欢。黄文欢无奈，只得在纸上写下自己的中文姓名，并请年轻人拿去向上级报告。

不一会儿，总领事出来迎接黄文欢，耐心听罢黄文欢讲清事情原委，答应会把这件事上报国内，并和黄文欢商定，次日傍晚中国领事馆会派专车去黄文欢当下居所接他。

黄文欢心中大石稍稍落地，又若无其事回到居所，没有惊动任何人。

中国领事馆则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北京，中央领导马上派遣中联部一位副部长到卡拉奇迎接黄文欢。

第二天傍晚，仍在居所的黄文欢按照往日习惯，喊医生给他打了针。等医生回房间休息，他再一次故技重施，看似平常从容地走出居所，坐上早就等候在路旁的中国领事馆车辆。

紧接着，中国方面派人迎黄文欢入华夏。而黄文欢直到定居北京才知道，当时跟在他身边的秘书及医生，皆因他而事后被捕入狱。

当年8月9日，黄文欢在中共安排下，于北京政协礼堂召开记者会。

黄文欢当堂对外揭露黎笋当局在越南的“错误路线”，并公开发表一篇名叫“致全国同胞信”的文章。

就像黄文欢昔日所言，哪怕他被迫远离故土，哪怕他遭受到很多来自黎笋当局的控制和政治迫害，他也会一如既往坚持革命，绝不动摇半点儿革命之心。

03、安度晚年，葬于中国：中国人给予黄文欢领导人待遇，不仅为他治愈癌症，而且将他葬在八宝山

当然，在进行革命斗争之前，黄文欢还有另外一件大事需要解决，即他的病症。

来到北京几天后，中共方面便安排黄文欢住入医院检查。医生给出的结果，果然印证黄文欢的猜测，他患上了稍显严重的肺癌。

在中国医生的建议下，黄文欢接受放射治疗，并辅助使用熊胆、麝香等中药，一段时间后，他的肿块果然缩小些许，可病症无法根治。

黄文欢主动提出手术建议，中共特地为他从日本肿瘤医院请来院长及专家会诊，和中国医生一起制定治疗方案，决定按照黄文欢的要求，进行手术。

但在手术前，黄文欢尚有一件“大事”需要办理。

同年8月底，病床上的黄文欢揭露越南一个“大秘密”，指责黎笋私下篡改胡志明遗嘱。

黄文欢表示：胡志明去世前，包括他在内的几名政治局委员曾集体请求到胡志明身边听取他的最后遗言，但均被黎笋用“胡志明尚不清醒”、“胡志明说不清楚”等为由阻止，让政治局委员的打算落空。

除此之外，始终关注胡志明病况的政治局委员全未听说胡志明留有任何书面遗嘱。

可偏偏，在胡志明去世当天，黎笋却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拿出一份约有3、4业纸张打印文件，说是胡志明事先准备好的遗嘱，并当众宣读。这份遗嘱末尾签有胡志明的名字和黎笋的名字。

几天后，胡志明遗嘱被刊登在报纸上，且多了一份胡志明手迹。但细心的黄文欢发现，这份文件与当时黎笋出示给政治局委员的文件并不相同，末尾也没有黎笋签名。

对于黎笋这种不公开遗嘱全文，断断续续分别公布的行为，黄文欢怀疑胡志明遗嘱原文已被黎笋暗中篡改或阉割，黎笋企图以刊登一部分胡志明手迹的方式愚弄大众。

而黎笋的回应则是宣布越共中央书记处“开除黄文欢党籍”的文件。

同年9月，黄文欢躺上手术台，他的主刀医生是301医院院长。手术共进行4个多小时，十分成功。

之后，黄文欢在医院休养两周，刀口愈合拆线，他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返回北京居所，继续休养治疗。

中共方面派遣两名医生及4名护士日夜照顾黄文欢。

几个月后，黄文欢再到医院复查，医生宣布他彻底痊愈。黄文欢特别开心，当即以中文赋诗一首当作庆祝。

1980年6月，越南方面再度针对“黄文欢来华”一事给出回应，他们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判定黄文欢“叛国罪”，予以“死刑”。

黄文欢利用声明及答记者问两种方式表示，他的革命意志坚决不会因这些事而动摇，他的革命立场和革命态度一如既往，毫无改变。

1983年秋末，忙碌的邓小平在钓鱼台会见已来中国定居数年的黄文欢，二人态度亲切地坐在沙发上聊天。邓小平问黄文欢如今身体怎样？

黄文欢回答：“有中国同志和中国医生的关怀，我好多了。今年夏天，我去青岛休养，曾下水游泳10余次，每次半个小时。若不是医生阻止，我能在水中待上一个小时。偶尔，我也会故意瞒着医生，少算一点儿时间。”

他的话刚落，邓小平便“哈哈”大笑起来，表示游泳确实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并风趣告诉黄文欢：“你能在水里游一个半小时，我却只能游半个小时，我们的差距太大了，我理应向你看齐。”

紧接着，黄文欢向邓小平说起越南人民的斗争情况，斥责黎笋集团违背胡志明生前坚持的方针路线，他们的种种行为，都是“祸国殃民”的行为。邓小平赞扬了黄文欢为越南人民革命事业所付出的心血。

之后在中国的日子，黄文欢始终过得平静美好。

他写了回忆录，也写了文集和诗集，将自己对中国的感谢和亲近全部汇聚成文字，书写在纸张上。

数年后，中越关系慢慢缓和。越南方面虽仍未取消对黄的判决，但对他的态度已然松动些许，准许黄文欢亲属来华和他团聚。

1990年，曾任越南国防部长的武元甲受邀来华参加亚运会，期间曾与黄文欢私下见面。中方接待人员对外透露，他们看见黄武二人拥抱。

当时的越共总书记也向中国大使表示，他本想为黄文欢平反，并接黄文欢回越南，可该想法却无法得到其余领导人支持。

1991年元月，年已八旬的黄文欢因病住院治疗，尽管医生竭力挽救他的生命，但因为他的重要脏器功能衰竭，所以还是遗憾地在数个月后与世长辞。

黄文欢的丧讯传出，中央领导给予极度重视。不仅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黄文欢追悼会，而且将他安葬在革命公墓中，并在墓碑上刻下“越南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尊敬的老前辈”之语，以示对黄文欢的敬重。

参考资料：

《毕生致力越南革命的黄文欢》

《越南高官黄文欢逃到北京，质疑胡志明遗嘱被改》

《震惊世界：越南领导人黄文欢来华前后》

感受穿越岁月的文化魅力金台随笔

来源：人民日报

一代代敦煌人用无数个日日夜夜丈量千年时光，也以默默奉献回应着历史深处的文化召唤

敦煌文化，博大精深，美轮美奂。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周年，那些气象盛大、绚丽多姿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在网上，敦煌莫高窟推出线上免费参观和研学活动，促进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融合；在线下，游客们走进西北大漠，感受穿越岁月的文化魅力。历史与现实，在此刻融为一体。

“白雁西风紫塞，皂雕落日黄沙。”穿透时光的，是坚守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一代代敦煌人择一事、终一生，用无数个日日夜夜丈量千年时光，将一生的热情投射在洞窟的壁画和雕塑上，也把敦煌的文化气韵留存在自己的生命之中。为了“探寻民族艺术的宝库”而毅然回国的常书鸿，生命最后时刻还呼唤敦煌的段文杰，“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用无悔坚守诠释了莫高人的情怀，也以默默奉献回应着历史深处的文化召唤。

敦煌所在的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作为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敦煌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上千年来，沿着中国的西北边陲，在那条绵延万里的古丝绸之路上，无数使节、商队与探险家走过，无数画师、僧人、学者们也走过，朔风拂去漫漫黄沙，浮现出的都是文明交往、文化交流的足印。如今，千年古道再启文化新篇，从“数字丝绸之路”，到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建设，正构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丰富着丝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正在为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增添新的光彩，更充分展示和弘扬辉煌灿烂的敦煌艺术。通过数字展示技术，精美的古代艺术纤毫毕现地呈现于游客眼前。实景漫游厅、多媒体展示厅等相关配套设施，为人们带来身临其境的参观感受。数字存储与再现技术也正在助力敦煌艺术数字档案建设，为人类尽可能完整地留下这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共享。与此同时，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技术手段，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也在逐步实现“数字化回归”。相信科技的不断发展，将更好推动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焕发出现代魅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敦，意为大；煌，意为盛。辉煌盛大的敦煌文化，无比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曾经，藏经洞5万多卷文献的发现，孕育了后来的敦煌学，也呈现了多元文化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谐相处。今天，我们倡导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各国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必将更加凸显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信心和底气，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书写更加璀璨的文明篇章。

美第奇家族的消亡

近日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美第奇家族的兴衰》，英国Christopher Hibberrt著，冯璇译。

美第奇王朝（1434～1494、1512～1527、1530～1737），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资本主义王朝，因为家族的姓氏而得名，统治过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一共传20个君主，统治208年。

该书前面大半部历史叙述读得有点无趣，主要讲开创者们既有成功商人的机敏、大胆，又有政治家的谨慎、大方，从农民到纺织业再到银行业，贷款给教廷、各国贵族，一步步在佛罗伦萨建立了巩固的统治地位。

当时还属于共和国时期，第一代乔瓦尼·德·美第奇、国父科西莫、伟大的洛伦佐等，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热爱艺术、赞助文化，长期资助艺术家，兴建柏拉图学园，大量购买藏书是他们家庭的传统，从而推动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马萨乔、多那太罗、吉贝尔蒂、拉菲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等等大师都曾受到他们的资助。

不过到教皇利奥十世之后，故事开始没那生硬了，越来越像英剧，一出比一出奇葩，令人乍舌，真是每个人都是不羁的传奇，玩到最后家族绝嗣，佛罗伦萨被美第奇嫁给法国国王的凯瑟琳的后人－洛林家族继承了。

美第奇家族衰败的过程是这样的——

大公科西莫一世

伟大的洛伦佐死后，他的儿子皮耶罗只执政了两年，就因内忧外患被赶下了台。内忧是指僧侣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推行反美第奇的政策，外患是指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南征意大利，逼近佛罗伦萨时皮耶罗投降了，因此遭到佛罗伦萨人的遗弃。此后，美第奇家族又重新回到过佛罗伦萨两次，建立过短暂的统治，但基本上在内耗和外来威胁中度过了16世纪的前30年。直到老科西莫的最后一位嫡系后代被同族暗杀，美第奇家族面临绝嗣的危险。

这时，一个年轻人顺势登上了佛罗伦萨的政治舞台，他就是科西莫一世。同美第奇家族的先祖老科西莫同名，但却是老科西莫的兄弟的后代，属于美第奇家族的旁支，原本毫无地位和声望，只是依附于老科西莫一支。

年轻的科西莫这时刚好17岁，同母亲待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小镇过着清苦的生活，他并不知道城里的元老和美第奇的拥护者们选中了自己作为美第奇事业的接班人。当然，选择这个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可以给元老带来很多好处，他们以为可以任意地支配他，将他当作一个傀儡。 然而，科西莫年轻的面孔下却是极有雄心的。

他母亲是教皇利奥十世的姐姐生的，教皇是他的舅公。父母长年分居，感情不合，所以他也天生冷漠，精明寡言，对残忍和暴行无动于衷。他把西班牙军队赶出了托斯卡纳，也统治了锡耶纳，后来还打造舰队，保证佛罗伦萨海岸线不受土耳其侵犯。不过，因为他处罚异议者和敌对者时的严厉无情，1569年教皇庇护五世赐予他大公头衔的时候，“人们的脸上看不出多少真心的喜悦”。

一个威尼斯使节记录说：“有时他会抛开所有的威严和尊贵同每一个人非常亲密的玩笑，并且似乎也鼓励别人同样随意地对待他；但是一旦玩闹的兴致过了，他会翻脸不认人，好像根本不认识你一样。如果还有人胆大到做出哪怕一丁点儿随意的行为，公爵会马上摆出平时惯有的严厉模样。所以在佛罗伦萨，人们都说公爵就像有一套戏服，他高兴穿就穿，高兴脱就脱。”

他有5个儿子3个女儿：大儿子弗朗切斯科是指定继承人；二儿子乔瓦尼17岁时被封为枢机主教，两年后死于“恶性热病”；三儿子费尔迪南多也被封为枢机主教，后来成了托斯卡纳大公；加尔恰也是17岁去逝；最小的彼得罗生于1554年。三个女儿都是严格按照西班牙人的方式养育的，除了做弥撒，几乎不给出家门，除了神父、医生、家庭教师几乎没见过别的男人。有两个女儿未成年就夭亡了，伊莎贝拉结婚后住在美第奇宫，是被丈夫谋杀死的。

科西莫似乎从来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没有什么生活乐趣，除了打猎。他很少笑，吃得也少，到晚年更是每天只吃一顿简单的饭菜。他在旧宫的房间装饰豪华，他却选择睡在一间墙上挂着深绿和深蓝烫金压花皮子的昏暗房间里。

因为不信任别人，很多工作他都亲力亲为，经常加班审阅和回复信件、标注文件、编辑报告等。

除了工作，他会去做弥撒，通常是在大教堂，有时也去圣母领报教堂。虽然有瑞士保镖时刻陪伴，出门的时候，他总是里面穿着一套软甲，腰带上挂着一把宝剑和一把匕首，还在剑鞘里插了许多短剑。有不少针对他的暗杀事件，不过都被有成功，当然失败者下场很惨。

妻子离世后，他把自己与所有人隔离开来，独自哀伤。

有传闻说，每当他陷入无法自拔的伤痛中，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观看了上千部时事讽刺剧，这既不符合他的身份，也不符合他的年纪（43岁）。他还和很多女人发生了关系，尤其是那些在佛罗伦萨地拉显赫的夫人们”。后来他还娶了其中一个情妇，不过这个女人贪婪自私、脾气暴躁，经常对他索求无度。为了躲避她，科西莫要么把自己和学者们关在一起，听他们给他念书；要么把到美第奇宫去，和女儿一起消磨晚间时光。有一晚他在美第奇宫突发中风，第二次发作后胳膊和脚就不听使唤了，后来也失去了说话能力。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某个下雨的冷天，他还坐马车去看足球比赛，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近乎昏迷的状态。直到1574年4月21日去世，享年55岁。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他的去世而感到惋惜。人们知道他是圣马蒂诺兄弟会的活跃成员，致力于匿名求助穷人；人们也感谢他鼓励并资助佛罗伦萨传统的流行娱乐活动，比如露天表演、赛马和足球。他最受赞颂的功绩是让佛罗伦萨摆脱了对西班牙依附。不过，人们只看见他剥夺了佛罗伦萨曾有的自由，却看不到他带来的稳定。人们更愿意控诉他的间谍和监狱、他的重税和对私人贸易的肆意垄断，却不愿提及在他的倡导下托斯卡纳地区农业、排水和灌溉方面的进步，更不用说他为促进橄榄种植和银矿开采而开凿的运河，还有对比萨和里窝那的开发，以及实现托斯卡纳地区城市之间的政治团结。

科西莫一世的后人们

弗朗切斯科既没有父亲的生意头脑，也没有父亲的勤勉精神。他不负责任、任性妄为、沉默孤僻。有大使说：“他的着装没有一丝品味，举止也毫不优雅。”过分沉迷于女色“，"没有什么美德可被称赞。”

弗朗切斯科的妻子是奥地利大公约安娜。她和丈夫一切苍白、瘦削、缺乏魅力。她嫁到托斯卡纳后极度思乡，从不把佛罗伦萨当成自己的家。她水土不服，心情沮丧，丈夫对她不闻不问，连佛罗伦萨的人民也讨厌她的奥地利式傲慢，只有公公尽己所能地关照着她。不过她1578年就去年了，年仅30岁，去世前一年生下来的同样病恹恹的儿子在她死后没多久也死了。

解决掉情敌后，弗朗切斯科还是娶了已婚的情妇：比安卡·卡佩洛，耗资巨大，让人民义愤填膺。

而弟弟彼得罗更是游手好闲、放荡不羁。其妻埃莱奥诺拉只能从众多情人那里寻求安慰，后来还是被彼得罗勒死了。
妹妹伊莎贝拉和丈夫的堂兄偷情，丈夫和情人则合计解决掉各自的配偶好双宿双飞。
各种丑闻让弗朗切斯科的名誉一落千丈。余生不是在拉托利诺隐居起来喂金鱼、养驯鹿、种植印度送来的稀有灌木，谈论宇宙构造、化学和自然的秘密，就是在旧宫的实验室中，研究化学和科学——炼金术、熔炼、吹制玻璃、宝石镶嵌、钻石切割等。当然，艺术还是他的业余爱好，在乌菲兹宫四层开办了一个画廊，还为年轻的艺术家们创办工作室。

他最擅长熔炼水晶和用贵重金属制作花瓶；还发明了一种切割水晶的新方法，以及一种革命性的瓷器制作方法，使得当时托斯卡纳地区的陶艺匠们能够制造出与中国瓷器一切精致的陶瓷作品。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焰火和仿真珠宝的制作方法。然而，这些科学实验给他带来的却不是赞誉而是诽谤：人们说他整天把自己锅在嘈杂和实验室里研制毒药，供女巫安卡使用。这样的说法因化们两人在1587年10月突然同时死亡而更加令人深信不疑，事实上，他们都是死于疟疾。

弗朗切斯科死后，他久居罗马的38岁的弟弟费尔迪南多一世继承了爵位——他15岁就成了枢机主教。他特别钟爱古典雕塑，并且收藏了很多古希腊雕塑的罗马仿品，并且继任后都带回了佛罗伦萨。

费尔迪南多大公也喜欢铺张浪费、招摇卖弄，但真切关切佛罗伦萨人民的福祉，并决心保持佛罗伦萨的独立地位，哪怕要付诸武力。他的当治之下，腐败问题有所好转，财政更加稳定，贸易和农业也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他自己更喜欢囤积财富而不是拿去投资——当然，需要炫耀铺张的场合也绝对毫不吝惜，比如改造别墅、皮蒂宫、波波利花园、扩建乌菲兹宫画廊并修建展室。他还从波斯和埃及购买了无数稀有的手稿来扩充美第奇藏书室。他还重金购买了一个巨大的镀金地球仪，其构造之复杂前所示见，就是用来证明托勒密关于太阳、月亮和星星围绕地球旋转的理论，并否认哥白尼的说法。

他娶了凯瑟琳·美第奇的孙女——洛林家族的克里斯廷，这场盛大的婚礼成为舞台艺术、芭蕾和新兴的音乐剧发展的新里程碑。这些娱乐表演给后来在凡尔赛宫为路易十四举办的诸多庆祝活动带来了启发。他还成功举办了侄女玛丽亚与后来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婚礼（1600年10月5日）。

1609年弗尔迪南多去世，他19岁的儿子科西莫二世继承爵位——他聚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尔迪南多二世的妹妹，女大公玛丽亚·马达莱娜。

他的建筑的品位跟父亲相似，也扩建了皮蒂宫，重建了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伽利略随身带到佛罗伦萨的望远镜就架设在那里，后来伽利略本人也住在这里并得到了庇护。

不过科西莫二世刚过三十岁就去年了。

父亲去世时，费尔迪南多二世只有10岁。17岁时，他周游欧洲大陆，怕佛罗伦萨留给母亲和祖母管理——两个女人的团队争吵不断。

1630年，费尔迪南多20岁时，佛罗伦萨暴发瘟疫，有钱人家都躲到城外去了，他和弟弟坚持留下来帮助受难平民。

他体形肥胖，性情温和，比起貌美姑娘，他更喜欢年轻俊俏的男子。他喜欢钓鱼、打猎、玩保龄球——前提是别人会让他赢，因为他一输就会发脾气。

他的生活不算铺张，但也不小气，和前辈一样会花很多钱举办露天表演、化装舞会和奇幻秀；在弟弟莱奥波尔多的鼓励下，还慷慨资助一些科学家和文人雅士。自1657年起，试验科学院开始在皮蒂宫举办会议。虽然因为学者们的争吵、嫉妒和不和解散只存在了十年，但发表的出版物却做出了巨大的科学贡献。

他和两个弟弟关系和睦，除了吉安·卡洛——也是一位枢机主教，却狂好美食和女色，还玩群P，后来死于中风。
让他厌烦的是妻子——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一本正经还爱管闲事。被撞见丈夫爱抚一名男待从后，她几周不跟丈夫说话，等他决定讲和后，他却不愿重归于好，差不多二十年后才缓和，生了第二个儿子。

两人对儿子科西莫的教育方式分歧很大，大公夫人坚持以传统的方式由教士来教育儿子，大公妥协了，科西莫被灌输的思想是科学实验不但是不信神的邪恶行径，更是不符合王子身份的事情。很快他就形成了一种古板的缺乏宽容精神的人生观，也成了左右他一生的性格缺陷。

除了教堂圣歌，科西莫不喜欢任何音乐，也不喜欢跳舞；宁愿去做弥撒，也不愿去剧院看戏。更愿意和教士们而不是女孩或者侍臣讲话。他也会出去打猎，但当猎物从头顶飞过却不开枪，口中还喃喃念着“可怜的小东西”，不过事后他还是会津津有味地吃别人杀死的猎物。

1661年，18岁时，父亲为他选定的新娘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叔叔的女儿玛格丽特·路易丝。15岁的新娘是个活泼、敏锐、充满活力、爱玩闹且任性妄为的姑娘，而且早已有心上人。 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婚姻不幸。折腾了几年，生了几个孩子。

1670年，科西莫二世因水肿和中风等病痛去世。科西莫三世在无尽的惶恐中继承了爵位。财政、贸易、农业等问题远超他能力范围，索性把政务抛给了母亲及朋友，甚至指派不满12岁的弟弟替他去接待外国大使。

1671年，玛格丽特·路易丝生下第二个儿子吉安·加斯托内。之后夫妻关系又迅速恶化。最终结束了13年的婚姻，不过公爵夫人还是不断索要钱财以供各种奢侈花费。直到她从自己妹妹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她活到了76岁，从不后悔离开托斯卡纳：“啊，只要我再也看不到大公的的脸就行了。”

科西莫三世则用炫富的方式来庆祝摆脱了这个惹人烦的妻子。与此同时，他对教义的理解越来越狭隘。各种严令禁止，短短一年间就真过两千次公开处决。加上各种重税和财政勒索、横征暴敛。

他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玛丽亚最奢侈浪费，48岁放弃枢机主教身份结婚，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科西莫三纪的大儿子费尔迪南多王子是有天赋的音乐家和露天表演的策划大师——可惜他是gay。大公给他迎娶了巴伐利亚公主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费尔迪南多基本上无视妻子的存在，某一天在威尼斯从一位贵族夫人那些染上了梅毒。后来失去了记忆，时不时还会突发癫痫，1713年去世。

二儿子吉安·加斯托内，内向、孤僻、没有野心，喜欢研究植物学和古文物。他常常带着常常的恐惧家族会给他选择怎样的新娘，当他看到新娘的一刻，恐惧变成了惊骇，因为安娜·玛丽亚·弗兰切斯卡算得上一位奇丑无比的女人，样貌丑陋，很爱吵架。他们1697年在选帝侯城堡的教堂举行婚礼后，回到了城堡里。无论妻子还是城堡都让他感到恶心。他的同性恋倾向比兄弟还强烈，所以他在这里就靠和一个狡猾、俊俏的马夫偷懒来寻求安慰，终日沉迷于赌博、性爱和酒精。

女儿安娜·玛丽亚·路易东莎公主说话声音很大，笑起来很大声，甚至有些粗鲁笨拙。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萨瓦公爵和法国王太子先后拒绝了提亲，最后帕兰帝内选帝侯威廉同意聚她为妻，婚后不久就把性病传染给她了，导致公主流产不育，丈夫1716年去世，也无能为美第奇家族带来继承人了。

科西莫三世的晚年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每天吃最简单的饭菜，除了白水什么也不喝，早睡早起，甚至不点火炉，直至1723年八十多去世。

当时的佛罗伦萨已经变得愁云遍布、贫穷破败，城里多是乞丐、流浪汉和修道士。财政已濒临破产。

吉安·加斯托内52岁接替了父亲的位置，不过没人相信他能克服自己的懒散、酗酒和放荡淫乱。一开始还挺像回事，展现出对人民福利的真诚关切，并且鄙视大多数亲戚奢侈炫耀的行为。他把税赋降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并且降低了谷物的价格；终止了公开处决犯人的习俗，并且给城市里乞丐们设计了济贫院；把政府从科西莫三世时期被教会严格控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了科学家和学者们近年来被剥夺的自由；也取消了针对犹太人的法令。

可是，不久之后，他懒散的本质重新占据了上风，大部分时间里甚至不肯离开自己的床，任由“基友”将他不想见的客人拦在门外。基友还给他招募了一批年轻男女来供他消遣，以粗鲁吵闹的年轻男孩居多。大公心血来潮了还会跟他们一起恶作剧，让他们假装成朝臣祝酒，让他们互相做爱给他观赏。更多时间他都是在床上用餐的，下午5点午餐，凌晨2点晚餐，房间里摆满了新摘的玫瑰是为了掩盖霉臭的气味。

欧洲其他大国自行选定洛林公爵作为他的继承人，甚至都没有费心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1737年7月9日，吉安·加斯托内去世，享年65岁。

新政权控制的六千人大军此时已经进入了佛罗伦萨的边境；政府中所有重要的位置也都被指派给了外国人。托斯卡给成了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属国，而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个代表，帕兰镑内选帝侯夫人安娜·玛丽亚则被许可一直生活在皮蒂宫中她的房间里。

这位高挑、尊贵，甚至有些粗鲁、高傲的老妇人一直强烈反对自己弟弟的行为，虽然她费尽苦心的劝阻总是被以辱骂驱逐结束，但她最终还是在弟弟临死前说服他接受教会的仪式。安娜·玛丽亚本人也是极为虔诚的，她很少离开宫殿，偶尔坐着“有侍卫随行的八匹马拉着的”马车驱出宫殿的庭院，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确认她要么是去做弥撒，要么是去向她最爱的慈善事业捐款，要么是去视察圣洛伦佐教堂里家族陵墓工程的进展。

安娜·玛丽亚一直很清楚自己是世上最后一美第奇的事实。

佛罗伦萨人也知道这个事实。

人们为自己的国家再一次被外国势力占领而感到愤慨与羞愧，占领者的大炮被放置在这个城市的堡垒中，炮口却对准了人民。

此时回想美第奇曾经的荣耀让他们感觉既骄傲又感伤。

1742年2月，75岁的安娜·玛丽亚去世。

在遗嘱中，她把美第奇家族所有的都留给了新任大公和他的继承人，包括所有宫殿和别墅，所有的画作和雕塑，所有的珠宝和家具，还有书籍和手稿——美第奇家族世代收藏的所有艺术品。

她唯一的条件是：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能离开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全部财富都要永远留在这里供全世界人民欣赏。（完）

让慈禧下旨追封一品的美国人，为大清以身殉职？曾是林肯的心腹

1870年2月23日，一个出使俄国的美国人突然猝死，消息传向四面八方。

遥远的京城，得知此惊人消息的恭亲王奕䜣，失魂落魄地赶往宫中。随后，大清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也纷纷赶来，他们一脸戚色，如丧考妣。

在宫中，奕䜣牵头上表，请求太后给这个美国人追封抚恤！

聆讯实情的慈禧太后迅速反应，下旨令大清总理衙门颁布上谕，追封这个美国人一品官衔，并拨出抚恤金白银10000两交付给其家属，以厚谢此人为晚清王朝做出的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此人病逝的消息也传到欧美各国。

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西方多国首脑对他的离世垂首哀悼，西方各界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生前事迹，特别是美国。

著名讽刺作家马克.吐温得知他病逝时，亲笔为他写祭文，称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更是世界的公民”，哀悼他的逝世是“所有国家和人种的损失”！

那么，这个美国人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清王朝不惜以“一品官衔”相赠厚谢、西方各国首脑为他垂首默哀呢？

蒲安臣

01 蒲安臣的大清之旅

蒲安臣，1820年出于美国纽约州波士顿。

作为欧洲拓荒者的后代，蒲安臣的家族一直热心于传教事业，试图用教义“拯救”那些来自欧洲的被放逐者的灵魂。

从小，蒲安臣就随着虔诚的父亲参加这种活动，四处布道。

随着家族名望的提升，少年时期的蒲安臣随着父母来到密执安州定居，并在这里接受初等和中学教育，并于22岁按年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公正无私的律师。

彼时的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的前夕，北方的资产阶级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南方的庄园主却需要大量种植的奴隶。出于对人口和物资资源的迫切需求，北方的资本家打出“平等”的口号，试图用武力“解放”奴隶，把他们送入自己的工厂。

矛盾不可调和，战争即将爆发前，双方各自寻找有名望的代言人为其发声。

名校出生的蒲安臣不改家族传统，坚持“兼爱平等”的教义理想，被善于伪装的资本相中。

于是，不谙世事且一腔热血的蒲安臣开始为“废奴运动”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高贵的出身，纯洁的理想，再加上持之以恒地不改初衷！

蒲安臣不畏生死地支持“废奴运动”，很快就声名鹊起，并得到马丁.范布伦、林肯等人的赏识，被其召至麾下，悉心培养。

1855年，蒲安臣当选众议院议员，迫切期待一展胸中的抱负。

在南北战争期间，蒲安臣一边利用家族声望帮助林肯筹集战争款，一边到处游说中立者投入北方阵营，成为“南北战争”的功臣，更是“共和党”的缔结者之一。

1861年，已把蒲安臣视作心腹的林肯，任命其奥地利公使。

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是19世纪欧洲传统强国之一，人口和版图稍逊沙俄帝国。由此可见，林肯对蒲安臣的重视程度。

可当奥匈帝国得知蒲安臣是个坚定的“民族平等主义者”和“革命者”后，坚决拒绝让他到奥地利任职，甚至不惜要挟要断绝外交关系。

无奈，行至巴黎的蒲安臣被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紧急召回，并转派到大清做美国第13任驻华公使。

在给蒲安臣的外交指令上，西华德明确要求他在对华事务上和英国、法国展开“协调与合作”，因为，西华德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和英国、法国是一致的”。

就这样，蒲安臣被迫踏上“大清之旅”，走上了传奇人生的巅峰！

中间者为蒲安臣

02 蒲安臣“合作政策”的本质

众所周知，1860年节点上的大清正内外交困。

外部，英法联军悍然起兵攻入京城，烧毁圆明园，逼迫大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内部，太平天国发动“二次西征”，一度进逼武汉，曾国藩甚至已写好遗嘱交代后事。

外有强盗持锐披坚步步紧逼，内有战火连绵不绝损殆根基，大清正处于万钧系于一发之际。

蒲安臣一到任，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美国刚刚打完“内战”，国力衰弱，相比欧洲列强颇有不如。

这也是西华德强调要和英国、法国展开“协调与合作”的根本原因，目的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到任后的蒲安臣当即意识到，立足深渊边缘的大清需要一个把它拉出险境的拉力，而国势鼎盛的英法列强则需要一个强大的羁绊，如此，美国才能在纷乱的局势中获得发展的良机。

为此，他迅速回信给西华德，提出要和大清政府展开真正的“合作”。

蒲安臣的主张包括，“支持清政府维持统治秩序，不干涉其内政，且不破坏其领土完整”，以维持清政府对远东大陆的长期统治。

如果说蒲安臣的这种“理想”是拯救大清于水火、使其倾倒向己方，不如说，这是一个目光长远的西方政客期冀通过维持一个老朽的封建帝国以持续向美输出利益，并藉此遮蔽欧洲列强投向美洲大陆的目光。

他的这一主张，兼顾了其年少时期“兼爱平等”的理念，但也充分体现了‘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利益思维。

一边是理想，一边是利益，这就是蒲安臣“对华合作政策”的本质。

不过，当时已经走投无路的大清政府，即便看清了“合作政策”的本质，也依然会欣喜若狂地扑上来迎合。无它，这是清王朝续命的唯一稻草。

因此，蒲安臣的主张在得到美国的批准后，迅速得以实施。

从本质上来说，西方的“掠夺政策”几同于东方的“羁靡政策”，都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

以英法之实力，尚不足以瓜分疆域广阔的大清利益！习惯了“朝贡体系”的大清也认可了本质相同的“羁靡政策”，不得不为西方列强输血。

甫一亮出主张就得到清政府认可的蒲安臣，从此成为大清贵要的座上宾。

坚持“兼爱自由”的蒲安臣，也确实没有让大清的王公贵族失望。

比如，1863年美国的“幸运之星”商船在靠近大清的港口后被抢，蒲安臣拒绝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施压，认为这种民事案件不应损害两国的关系。

再比如，美欧海底电缆接通后，国务卿西华德指定一家美国公司承包铺向中国的海底电缆，却被蒲安臣拒绝，认为这将会引起“清政府的强烈不满”。

又比如，1866年美国的“谢尔曼将军号”双桅纵帆船在朝鲜失事，船上人员被当地人杀害。蒲安臣请示西华德派他去调查真相，以免激发大清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总之，蒲安臣的“合作政策”既有为美国谋利益的一面，又坚持了“兼爱平等”的理想色彩，让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清政府，得到了唯一的、稍有颜面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尊重。

03 出任大清使节的西方第一人

在任职美国驻华公使期间，长袖善舞且秉性正直的蒲安臣，得到了清廷王公贵族的一致好感。当他的五年任期已满，来为他庆贺、送行的大清贵族汇聚一堂，摩肩擦踵。

前庭里美酒佳肴，各国使节热闹叫喧，却找不到身为主角的蒲安臣。

庭后的一间密室里，恭亲王奕䜣、工部右侍郎文祥正和蒲安臣相对而坐，蒲安臣脸色上充满了挣扎之色。

就在他热情招待送别的朋友时，奕䜣突然代表大清正式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接受大清总理衙门的聘请，以大清使节的身份出使欧洲。

1860年，英法俄等国逼迫大清签订不平等条约。

如今6年时间已经过去，各国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打算强迫大清签订后续的不平等条约。可是，弱国无外交，恭亲王奕䜣深知大清没有和西方列强平等谈判的底气，就把希望寄托在一直对大清友善的蒲安臣的身上。

让一个外国公使担任自己国家的使节，这在世界上还是头一遭。

但也正因为如此，蒲安臣才更加理解大清王朝的难处。

坚持“兼爱平等”理想的蒲安臣，最终同意接受了奕䜣的聘请，代表大清总理衙门前往西方各国，帮大清和西方列强谈判。

聘用一个外国人做大清使节，和外国人所在的母国及其同伙谈判，难道就不怕被卖吗？

熟谙西方外交规则的奕䜣，其实也对蒲安臣的使节权限做了明确的限制：

“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复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为此，总理衙门还专门给蒲安臣下了8条训令，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

一是由蒲安臣训练大清的随行人员，增长其外交才干；二是遇重大事情，必先告知总理衙门定准，不得擅自作主。

上述几条乃是使节的权责，蒲安臣同意全面遵守。

蒲安臣同意出任大清使节，在西方列强中引起强烈反响。

很多蒲安臣的朋友得知此事后，劝他三思而后行，不要为了“理想”而损害西方世界的利益，但被蒲安臣婉言谢过。

作为蒲安臣的好友，马克.吐温也给他去了一封信。

不过，马克吐温并非是劝蒲安臣拒绝这一职务，而是对他的这一决定表示钦佩和赞赏，并支持他的正义事业：“我经常看到中国人遭到各种各样、卑鄙至极的、懦夫式的凌辱和虐待......他们遭受的不公平，需要你去改变和付出！”

就这样，刚刚卸职美国驻华公使，摇身一变成了大清使节，开始代表大清出使西方列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对于保守的大清贵族来说，任用一个西方人来和西方人谈判，这简直是开门揖盗！

可是，恭亲王的坚持、文祥的作保，以及太后的默而许之，让大家不得不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以观成效。

那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蒲安臣到底会不会出卖大清的利益呢？

04 大清王朝的第一份对外平等条约

1853年，18岁的马克.吐温从闭塞的乡下来到纽约，用充满鄙夷的眼神打量着所见所闻，在给他母亲的信中，满腹牢骚地宣泄着自己对黑人、华人的偏见！

“街道上充满了形容各异的小孩，诸如黑G、中国L、黑白混血儿，他们挤满狭窄的街道，要从这一大群人Zh中穿过，就是最有耐心的人也会心里窝火......”

在此后的10多年里，对华人的偏见，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屡见不鲜。

但是，187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全美上下掀起“排华”浪潮，马克吐温却突然站出来，对遭受凌辱的华人给予道义的声援！

20年前后，对华人的态度判若两人，马克.吐温的观念为何发生如此大的转折呢？

事情要追溯到1866年夏天，马克.吐温在家因不慎从马背上摔下，卧床养伤。

彼时，结束休假前往中国的蒲安臣途经此地，携儿子爱德华前去拜谒这位大作家。

虽然萍水相逢，但蒲安臣谦恭的态度、高深的修养以及他的“兼爱平等”的思想，却让马克吐温一见折服，称赞他是“ 一个了不起的美国人，尽管他身居高位，但却天性善良、乐于助人！”

回到北京后，蒲安臣一直惦记着这位作家朋友，以及他言谈中无时不流露的种族偏见。

为了纠正朋友的偏见，蒲安臣经常和马克.吐温联系，向他介绍自己眼中的中国人。对蒲安臣人格的信任，让马克吐温渐渐改变原来的错误立场。

1868年6月，蒲安臣代表大清出使欧美列强，第一站就是美国。

在欢迎宴会上，蒲安臣以大清使节的身份发表演讲，他警告西方列强：

“若你们用强力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那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不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卷入浴血的战争。”

了解东方古国底蕴的蒲安臣，对惊醒“睡狮”的后果一清二楚。

当时的美国对遥远的东方充满了幻想，加上美国各界急于打破欧洲列强把持世界格局的野望，促使总统约翰逊以高规格接待蒲安臣一行，并和大清政府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这是大清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份相对平等的条约，美国以“不干涉内政”的做法，区别于英法德俄等列强，让大清王朝感受到久违的善意。

正是这个条约，打开了近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大门。

对蒲安臣个人魅力的崇拜，以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还行文西方列国，请他们在蒲安臣出使各国期间给予必要的帮助。

可是，彼时的欧洲列强，却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骗局”，引他们入彀。

05 帮大清赢得西方列强的尊重

蒲安臣的第二站是英国，固执、保守，充满了偏见，是马克.吐温眼中的英国人。

作为挚友，马克.吐温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来支持他的正义事业。为了声援他的英国之行，马克.吐温8月4日在纽约《论坛》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经常看到中国人遭到各种各样卑鄙至极的、懦夫式的方式凌辱和虐待，但他们从没出现在法庭上指控欺负他们的人......如今，那些恶棍再也不能对华人使枪弄棒，再也不能对华人动用拳脚，再也不能对华人纵狗行凶了！”

和蒲安臣的交往，帮马克.吐温打开了一扇真实的东方视窗，并通过他展示给西方世界。

1868年9月，蒲安臣带着一众大清使臣来到利物浦。

一如蒲安臣预想的那样，无人接待，无人理睬，甚至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一位同等身份的英国外交人员，前来和蒲安臣接洽。

可是，美国国内对蒲安臣的声援，正飘洋过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英国。

2个月后，英女王迫于压力接待了蒲安臣一行，并在展开一系列谈判后，同意承诺“对大清的主权和司法权持基本尊重态度”。

谈判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蒲安臣的坚持，以及他身后的强大舆论，才是其为大清政府争取上述权利的助力。

在谈判期间，扬州的法国育婴堂连续死去40多名婴儿，而英国传教士又强行购地建造教堂，引起国内数万群众烧教堂、打伤传教士。彼时，英国调遣军舰开赴南京，胁迫两江总督曾国藩严惩大清民众。

大清总理衙门把这一紧急事件传给蒲安臣，希望他帮助大清争取正当权益。

经过蒲安臣的强硬交涉，英国承认“并无勉强中国致碍自主之权”，承诺约束在华英人遵守大清律例，且“尽力与百姓之舆情相洽”。

这是英国第一次承认大清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

在英国获得的成功，激励了坐镇大清总理衙门的恭亲王等人，也解除了那些保守的王公贵族对一个外国人能否发自真心维护大清合法权益的疑虑。

随后，蒲安臣再接再励，率团出使法国。

有英美前例，法皇拿破仑三世也不得不承认大清之权益，并下谕文：

“予今幸见中国钦使，使两国友谊愈厚。予望从此两国和好，日加进益。本国求贵国多加保护 在中之法国人民。至于本国，务使该人民遵守贵国法律、风俗而行。”

在法国再次得到尊重和认可，让蒲安臣十分欣慰，决定乘胜追击。

在随后的一年里，蒲安臣率着年轻的大清使节，足不旋踵，接连出使普鲁士王国、日耳曼王国，为大清争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让大清品尝到了平等交往的尊严。

1870年春节，蒲安臣率团离开德国，前往圣彼得堡，拜谒沙皇。

这将是他代表大清王朝出使西方列强的最后一站，可是，没人会意识到，这也将是他生命的最后之地。

06 蒲安臣的身后哀荣

1870年2月，蒲安臣一行人来到酷寒的圣彼得堡，拜见沙皇二世。

已经闻名西方的蒲安臣受到沙皇的热情招待，双方互表“欣赏”，畅谈过去的“友谊”，磋商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但是，蒲安臣却敏锐地察觉到，大清和沙俄在续约的谈判上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此中原因有三：其一，西方列国与大清无领土之纠葛，可沙俄却和大清有万里接壤之域；其二，19世纪下半叶的沙俄，充满了咄咄逼人的对外精神；其三，欧美各国和俄人长期不对付。

为了在谈判桌上占据主动，不失大清的颜面，甫一抵达圣彼得堡，蒲安臣便开始夜以继日地翻阅各种资料，梳理大清与沙俄以往200多年的历史纠葛。

遗憾的是，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心怀忧虑，蒲安臣因此染上了风寒，喘咳不止。

随行的中医无法治疗他的病，圣彼得堡的西医也同样束手无策，短短数日，蒲安臣便病入膏肓。

临终前，蒲安臣突然清醒，指着大清派来的钦差志刚，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倏然长逝。

钦差志刚随着蒲安臣一行辗转2年多，已深知这位西洋人实是善良正直之人，他看似言笑晏晏地在西方列强中周旋，实则如履薄冰，唯恐大清失颜于西人。

蒲安臣临终前的那一指，实则是在向他剖明心志！

按理，使节在外若大将出征，何须钦差随行？但是，用人且疑的大清中枢，还是派出了具有强烈监视意味的钦差，一路记录蒲安臣的言行。

在过去的2年多里，蒲安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兼爱平等”的人生理念，至死不渝。

关于蒲安臣猝死的原因，志刚以密信禀报回国：

“蒲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尤心志过高，不肯俯而就人，常恐失颜于中国，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遂致捐躯于异国。”

跟随蒲安臣出使各国的周自齐评价蒲安臣说：

“蒲为人刚直坦易，且娴辞令，明法律。恒以中国为守礼之邦、地大物博，必为全球第一，誓愿为中国效力。所上条陈皆富强之要，切实可行。奉使未竟，赍志以殒，时论皆惜之。”

有蒲安臣任使节的那两年，是晚清王朝在国际上最有面子的两年！

所以，当蒲安臣病逝的消息传到大清中枢，从未尝过尊严为何滋味的王公贵族，如丧考妣，惶惶不安。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一向低效、冗政的清政府操作惊人，迅速下旨追封蒲安臣“一品”官衔，抚恤白银万两。

蒲安臣的突然去世，也让西方世界极度震惊！

在圣彼得堡，沙皇委托亲信为蒲安臣举行了葬礼，并派人护送他的遗体回美国；英女王万里迢迢派人前去吊唁，以彰其德；法德各国也纷纷派出使者，前往垂首默哀。

当马克吐温得知诤友去世的消息后，不吝笔墨，亲自写下《悼蒲安臣》，盛赞他的无私和善意，称其具有 “骑士般大慈大悲的胸怀”。

蒲安臣从小所受到的就是“兼爱平等”的教育，并作为其个人的事业，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的精神，他的情怀，以及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坚持，让他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身后哀荣无双。

写在最后

公允地说，蒲安臣虽然利用个人魅力为大清赢得了一些体面和尊严，但“弱国无外交”仍是残酷的现实。落在纸面上的协议，在利益的冲刷下，又对强国能有多少约束力？

从古而今，由中及外，落后就要被欺负、就要挨打，是颠簸不破的生存法则。

尽管，蒲安臣让西方列强和大清王朝并肩坐在了一起，让晚清的王公贵族们品尝到一点点可怜的尊重，但这种虚假的滋味不过是揽镜自赏的自欺欺人。要想为自己赢得真正的尊重，唯有自强，唯有努力！

遗憾的是，晚清王朝在所谓的“相忍为国”的自我安慰中，依旧麻木不仁，依旧得过且过。

所以，蒲安臣的努力其实不过是帮助摇摇欲坠的大清，再糊上一层外表鲜艳的纸。

对于信奉“丛林法则”的西方列强来说，“协议”是强者之间的游戏，一旦一方失势成了弱者，就失去了与之平等对话的资格。

毋庸置疑，蒲安臣的人格魅力无与伦比！

他为了帮助大清朝争取权益，鞠躬尽瘁，以身殉职，其人其事令人动容。直到1906年，马克.吐温在回忆蒲安臣时，仍称赞他是“一个睿智的、正直的、慈悲的人”！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别人强加的屈辱，忘记了屈辱，等于放弃了尊严；同样，一个民族也不应该冷淡别人给予的善意，忘记了善意，就无法得到更多的善意。

从这种意义来说，让蒲安臣活在世人的记忆中，更有必要。

参考文献：

01、孙倩、余育国，《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美国人蒲安臣》

02、敬敏，《中美历史学界就蒲安臣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03、邓云飞，《蒲安臣与马克吐温中国观的转变》

04、王晓璐，李响，《蒲安臣条约与幼童赴美》

05、游宇明，《蒲安臣，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