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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谢辰生走了：他用一个世纪的生命，阻止文物古迹的湮灭
• 2、90个鸡蛋10多个都是双黄蛋，奶奶惊了，这能吃吗？
• 3、多肉缘妙不可言！我养多肉的这几年
• 4、光明文化周末版：临时家长
• 5、昆明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养老诈骗传销团伙 维护老年人权益 守好养老钱袋子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谢辰生走了：他用一个世纪的生命，阻止文物古迹的湮灭

据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多方消息，被文博界尊称为“谢老”的谢辰生老先生于5月2日逝世，享年100岁。

谢辰生是国内文物保护首屈一指的文物学家，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他曾担任郑振铎的秘书，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等。1961年，他主持起草《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他还推动设立“文化遗产日”，并倡导创办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

谢辰生，1922年7月-2022年5月2日。

对大多数人来说，谢辰生这个名字，就像树荫下潺潺的溪流，安静而缓缓地流动着，流向夕阳余晖洒满金色的山谷——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事迹。毕竟，对今天脚步匆匆奔向未来的新一代人来说，他却转过头去，面向过去，面向那些正在衰朽、消逝的事物——那些古老的文物，锈色斑驳的鼎彝、胎薄轻脆的瓷器、暗尘古色的书画、字画漫漶的碑铭、屹立千载的石窟、梁栋承尘的古建……在岁月的剥蚀中，它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湮灭的命运，就像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的生命，也会最终迈向死亡一样。而他毕生的事业，正是尽其所能阻止这种湮灭的进程。这让他有些像时代洪流中的磐石，张开双臂去护住那些被无情岁月冲刷而下的古老文明的遗迹：

“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这便是他给自己一生的概括，或许也再找不出比这更恰当的概括了。

本文内容为记者李夏恩撰写的纪念文章。

印象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访他，是在2017年。在见面前，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多多少。他的生平履历自然可以在网上轻而易举地检索到：他是郑振铎的秘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主持起草者，如今常用的“文物”一词的定义，便是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的前言中撰述的。他是国家文物局的元老耆宿，是文物领域绝对的权威。

从24岁协助郑振铎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开始，到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已经九十五岁。七十一年的光阴，全部倾尽在文物事业之中，而且，毫无疑问，只要自己的生命继续延续，他的文物事业也会行之不辍——随着那些与他并肩工作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渐次凋零，我清晰地知道，即将要去拜访的，是中国文物界仅存的百年硕果。

谢辰生参与编纂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图为中西书局2012年重新出版的一部分。

这多少让我有些忐忑不安。但不是因为他的名望与地位，而是出于三个现在回忆起来很自私但在当时却觉得很现实的原因。

首先，他已经年过九旬，我担心他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能否正常的沟通交流和回答问题。其次，此前，不止一位文博圈子里的朋友提醒我说，谢老爷子是文物保护的“死硬分子”，是“活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古董”，这让我不由得担心他会一板一眼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我宣讲规章政策中的官样辞令——那样，我还不如直接去抄红头文件。最后，也是我个人最担心的一点，像他这样年岁和级别的高级退休干部，自然是住有楼，行有车，身边还有秘书和保健人员随侍在侧，想到自己通过一整套繁文缛节去拜见的，是一位被积年荣誉光环团团包裹的文物界吉祥物，我就感到头皮发麻——我会因为一个人的年岁和与之相配的德行发自真心地恭敬致礼，但实在难以假装对地位和荣耀的组合貌恭心服。

前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致谢辰生信，称赞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年逾耄耋，犹奋力抢救，吾愿忝列其后，以尽公民之责”。

我就这样一路胡思乱想着出了地铁，按照地址来到了他居住的安贞里居民小区。那是一月的暮冬时节，万物萧索，我环顾着苍白天空下灰色鸽子棚一样的老旧楼群，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早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自己本就有路盲的前科，所以特意又在周围转了转，最后确定，就是眼前的这幢灰沉沉的老楼，于是迈进了像没牙鳄鱼一样的黑魆魆的楼道里。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小时候住的那幢筒子楼，灰色的墙壁、灰色的水泥地面、灰色的铁栏杆，透过楼梯间窗户的阳光也被这团团的灰色黯淡了几个色调：“他真的会住在这种地方吗？”我心底嘀咕着，敲了敲门。

开门的正是他本人。见到他的第一面瞬间撞碎了我先前所有的担心和想象。我的眼前是个面色黄白的枯瘦老头，白色的头发像枯瘠龟裂的土地上胡乱滋生的枯草，沟壑纵横的脸像晒干的老萝卜。他伛偻着身子，穿着一身老北京人称之为“耗子皮”颜色的旧西装，是工地上中年打工人常穿的那种款式，里面套着一件土黄色的毛线坎肩，扣子却都没有系好。膝盖似乎犯了关节炎，总是弯着的，趿拉着拖鞋，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这不像一个年轻记者拜访文物界年高德劭的权威泰斗，倒像是社区志愿者给生活拮据的老人送温暖。我所有准备好的问候和寒暄，连同脸上摆好的尴尬微笑，都瞬间咽了回去。倒是他笑着，伸出枯瘦的手拉住我的胳膊：“外面冷，快进来。”

2000年，谢辰生在云南丽江考察攀登玉龙雪山，这一年谢辰生78岁。

“比起那些安坐在充斥着琳琅满目古物奇珍阔绰豪宅里的收藏家们，这位曾主持起草1982年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定义的文物界元老，有的只是一间逼仄的小屋子。任何一位来访者都会对他屋子里的书留下深刻的印象：门口灰暗狭窄的过道被摞得高高低低的各类专著占领了一半，在他唯一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书就像藤蔓一样从地板上生长到写字台上，再蔓延到整个墙壁上。一张写字台就是他的书房，一张床就是他的起居室，一张沙发就是他的客厅，这三件家具就这样漂浮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之中，每一位来访者不得不从齐膝的书海中跋涉而过，才能找到一个坐着的地方。”

这是我之后在采访中对他居住环境的描述，直到今天，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但我没有写到的是，那时是下午两点半，正是阳光充足的时候，但迎门的那条过道却黑魆魆的，倚墙高高摞起的那些书只是被光微微勾勒出几线轮廓，就像是灰黑色的页岩垒砌的悬崖一样；我也没有写到自己从那儿穿过去时竟有一种闪避峡谷落石的滑稽的冒险感；我更没有写到的是，当我看清其中几部书的书封和裸脊上的书名时，以我粗浅的藏书常识就可以推断出来，只消这座书崖消失哪怕不到三分之一，他就足以住上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干部享有的敞亮公寓。但在这间逼仄的房子里，这些书的唯一价值，就是被翻看、查阅、占据着这里本就不宽余的空间。

我被引到他的书房里。这间书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几无插脚之地的书外，就是那个书柜。土黄色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公室里的那种文件柜的样式。但没有柜门，只拉了一块布用来遮挡尘土。

“你年轻，可以坐床上，不拘束。”

我听话坐下。在这间被书海填满的窄小房间里，一老一少像两块礁石一样相对而坐，我身下木板拼合的床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故事

有的故事适合从头讲起，有的故事适合从中间开始讲起，而有的故事，则从任何地方讲起都趣味横生。谢辰生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随时拈出一段滔滔讲起的故事，每一个都起承转合、有来道去。

《谢辰生口述》，谢辰生口述，姚远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

谢辰生为《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题写七律。

如果从头讲起，他的出身武进谢氏家族乃是江南名门望族，父祖一辈，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近代席风卷云的人物都相识熟稔，他的父亲谢宗陶，则是徐世昌总统府中的秘书，后在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视为有能力统一全国的儒将军阀吴佩孚麾下担任参议，后又在天津先后做河北省两任主席于学忠和商震的秘书。如果细细勾连，这大可以串联起一部私人视角的近代史。他的长兄，历史学家谢国桢，至今仍是明清史学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来往的都是像唐兰、容庚这样的名流，还有像梁启超的弟子刘盼遂、甲骨文专家孙海波等人”。如果将谢家当年往来的人物与他们的交谈对话记录下来，难保不是一部厚重的近世学案。

生长于这般家世，濡染于这般环境，那么身上带有世家子弟的清贵气与名流学人的清雅气，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在谢辰生身上，却全然看不出这两种气息一丝一毫的痕迹。多年后，当他的年纪随着时序迈入新的世纪，我见到他时，留在他身上惟一旧日世家的痕迹，似乎就只有他在北京住过的那个四合院，直到暮年，他还清晰地记得地址“白塔寺锦什邡街小水车胡同1号”：

“小水车胡同的房子是样式雷家的，特别好，可惜后来都拆光了，地方用来盖金融大楼了。一进门是一个院子，绕过去又是一个院子，然后是垂花门，又有一个院子。前后三进，东西两个跨院，有厨房，厕所，总共三十几间房。院里有丁香、藤萝架，住着真舒服。”

谢家兄弟姐妹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谢国祥（十弟）、谢辰生（八弟）、谢絮清（四姐）、谢国振（七哥）、谢国捷（六哥）。

“我要是留恋旧社会，可有的留恋的，但是我还是向往革命”，当暮年的谢辰生谈起旧日庭院时，与其说是追怀韶年清光，倒毋宁说是对今日文物古建保护工作的慨叹。他提起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那是赵紫宸、赵萝蕤两位学者的旧宅，罕见的象眼砖雕犹能看出明代的风致。“我去现场看了，院子漂亮极了，我是坚决反对拆！”但经历了两年的拉锯战，这座年岁比当年谢家旧宅还要久长的古老四合院，还是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化作钢筋水泥大厦下的劫灰。

儒雅、谦和这些形容旧日文士的辞藻用在谢辰生的身上是完全不相宜的，反倒是热情、率直，这些形容退休工人的词语用在他身上却再恰当不过。如果不是他自己吐露，你是想象不到他年轻时也是写过“红叶红叶，寄来纸儿上贴，遥忆旧院清秋，千里飘零客愁。愁客愁客，两地相思系着”这样清酸婉约的小令的。

1942年冬，谢辰生在西安所作《调笑令》即文中所录“红叶红叶”。

这首小令，写于他羁旅西安的少年时代。他20岁那一年，身处沦没日寇铁蹄下的北平，心心念念着当时年轻人私下流传的“革命圣地”延安。少年谢辰生投奔延安的故事，如果让另一个更善于修辞鼓噪的人讲述，一定会是一部辗转于家国战火之间的冒险传奇。然而谢辰生讲述的故事却坦诚得令人忍俊不禁——他与弟弟谢国权和大哥谢国桢的女儿谢莹，把学费凑起来，又卖了自己的自行车，凑上了去延安的路费。他并未避讳这趟少年朝圣之旅的起点乃是年轻人的一场热情的冲动：“我们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那时候走，并没有跟中共地下党有什么联系，完全是瞎撞，也不知道国共关系怎么样。我们就想，先到西安，到了陕西，不就能到延安了吗？那时候我们中学还都没毕业，脑子想得简单。”在先送走了谢国权和谢莹后，家里的反应是“闹翻天了”：“这什么意思？他们去哪儿了？你们成天在一块儿，你肯定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没法子，只好说实话了，说我们打算去延安，他们先走，我后走。结果怎么着？我家里说：‘你走吧，走吧！得了，我们给你钱，你走吧！’”

这样一场本应是秘密前往延安的朝圣冒险之旅，在谢辰生的口述回忆中，就以这样一种直白谐趣的方式铺开了。

而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直到抗战胜利，谢辰生也没有去成延安：“在西安，我不认识地下党，光有对延安的向往也没有办法，只好想到回去。但是不敢回北平，你跑了日本人知道啊！”之后，他与两位同行者去了安阳，想从安阳翻阅太行山前往延安。但兵荒马乱，同行者被拉回北平，前路受阻，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先在安阳当地一家平价商店做小伙计，再到安阳县立一小当小学老师。胜利光复后，他的大哥谢国桢路过安阳，把他接到上海，为中共领导的北方大学购买图书——这才算是他第一次与心系所念的延安产生了隔空的联系。

1948年12月，郑振铎在上海书房中。

这已经是1946年春夏之交，而他也是在这时见到了郑振铎，成为他的助手，帮助他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谢辰生文物事业的起点，也由此开始。而这个起点，在他的口述中，同样是坦率的三言两语。那是他随长兄谢国桢到上海的第三天，金石学家徐森玉请谢国桢和他吃饭，郑振铎作陪。在席间，郑振铎提及自己忙于接收敌伪文物的工作，又在创办《民主》杂志，亟需人来帮忙，于是徐森玉顺着他的话题推荐了谢辰生：

“徐森玉说：‘谢辰生刚到，他一个年轻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是刚主（谢国桢的字）的弟弟。这个年轻人给你帮帮忙不是正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太赞成了，那不等于给您当学生吗？’郑振铎说：‘那好啊，就这样吧。’”

谢辰生的终身大事就在这三句对话中敲定下来了。而他在1949年进入国家文物局，同样也是与郑振铎的几句对话中最终替他做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郑振铎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准备去哪儿干。他说：‘我把你带过来，是准备让你到文物局去的，但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愿意搞什么？’因为我家里头都是搞学问的人，我也觉得应该搞学问，做研究。所以他把我调到文物局之前，我就讲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您是大学者，我也想当个学者，也想搞点学问，跟您学习。您不是搞学问嘛，是不是我可以到研究所去？文学研究所我也可以去，考古研究所也可以，都可以啊。’他说：‘你哪儿都别去，你就在文物局。’我问：‘怎么啦？’他说：‘现在文物局里完全懂行的人还不多，你就在这儿搞。’”

1952年冬，文物局人员在团城承光殿前合影，最后一排右九为谢辰生。

“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你搞文物的保护也是个重要的事，就在这儿干着吧，现在也缺人。文物保护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这不是学问。”郑振铎的这句话，对谢辰生来说，成了他笃定终生的至理名言，也可以说成为了他毕生的执着。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也只有像他这样坦率、耿直及至暮年都热情不减的人，才能将这句话当成不渝的信条坚守下去。当我告诉他，那年冬天山西介休源神庙门口的琉璃壁心居然被人整块盗走的消息时，他重重地靠在椅子上，愤怒地用手拍着桌子：“我就知道会这样，一直都这样。”

介休警方追回被盗明代文物介休源神庙“二龙戏珠琉璃壁心” 。（图自介休市公安局）

他的手如此枯瘦，但拍击桌子时，暗蓝色的血管隔着粗糙的皮肤显露出来，仍然让人感到一种钻心的刺痛。

主张

坦率有时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时常也会使人感到刺痛。那些对谢辰生固执、保守、“死硬分子”的讥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的坦直，总是将自己所想毫无掩饰地倾吐而出，并不在意他人的辞色好恶。他有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不乏激愤之辞，但却并非故作高论，而是发自肺腑。

如果从一位文物保护者最炽热的真诚之心去理解的话，就会理解他的苦心。他有一个常被引用的所谓“暴论”，即“文革”后文物被破坏和流失的情况比“破四旧”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事实上，这只是断章取义的摘引，谢辰生真正表达的含义，反而被这些零碎割取的情绪化“暴论”所掩盖了。在那次拜访时，我特意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回答道：

“我在很多场合提出一个说法，近20多年来文物破坏的程度不亚于‘文革’时期。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后期，除‘文革’初一段时间外，所有颁布的这些保护文物的办法条例都是得到严格执行的，国家文物局的权力非常大，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文物工作，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可以直接给周总理打报告，很多文物保护的方案政策都是国务院特批的。‘文革’初期“破四旧”浪潮中，很多文物遭到破坏。1967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要求全国各地保护文物（按，这一文件指《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颁布于1967年5月14日），很快疯狂破坏文物的行为就受到遏制，一些重要的文物部门甚至派部队去驻守。这以后对文物保护的规章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令行禁止。

但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文物市场的开放，一方面对金钱利益的追逐使一些人打着‘死人该替活人做贡献’、‘要想富、先盗墓，一夜变成万元户’这些旗号进行文物犯罪。另一方面就是法虽然立起来了，但是如何执法，怎样执法却成了难题。很多白纸黑字的保护法律条例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地方政府和部门机关不去执行，又该怎么办呢？在以前，国家文物局是直属国务院的，而现在，成为了部委下属的一个机构，权力也缩小了。当地方上文物被破坏时，文物部门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涉，往往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地方政府。法律很严格，但执行不下去，拨款不到位，保护不得力。仅仅靠严打时抓几个犯罪分子，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如果不将他当初的说话语境与前后全文摘引出来，恐怕许多人仍然会被那几句零割碎取的只言片语蒙在鼓里。他在讲述过去的人和事的时候，也同样以一种坦率无余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见闻与好恶。他并不会因讲述的对象地位尊显或声望卓著，就对其讳饰隐恶，假以辞色。在他的口述回忆中，他曾细述1956年北京朝阳门拆除过程。在谈及拆除缘起时，他说道：

“1956年，北京市决定拆朝阳门。吴晗是主张拆的，还有北京市秘书长薛子正。北京城墙的拆除有一个过程，最先拆的是城门楼子，然后才是城墙。当时社会各界对拆城墙有很多争论，许多专家坚决反对拆，文物局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群众，都是要求保护城墙的。像梁思成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文物局也不同意这么干，郑振铎坚决反对拆。”

“我跟今天什么人写信都一样，这一点我坦荡得很，我对事不对人，这人好不好是你的评价，但如果这件事情是事实，该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我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就是谢辰生敢于直言无隐的原因，他洞观自己的内心，深信自己的坦率与真诚。然而，对于他自己在文物保护上的功绩，他却总是轻易带过，除非这些事迹能够与他毕生笃定的信条“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相联系，他才愿意加以陈说，但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痛切的忧虑，也只有在这时，他看起来才像是一位传统时代的士大夫，执笏立于阶陛之下，随时准备以“以首碎柱”的气势上书切谏。

书画鉴定组成员合影，自左至右为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和傅熹年。

在口述回忆中，他鲜少提及自己是1983年成立的全国书画鉴定组的七名成员之一，与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傅熹年、刘九庵举世闻名的书画收藏大家比肩而立。他在谈及这件绝对颇具荣耀的事情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文物局派来负责协调工作的，几乎只字不提自己在书画鉴定方面的造诣。反而总是一再重复自己当初只拿了高中文凭，而且“中学还没有毕业”。但关于他的真正学养水平，老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举世闻名的收藏大家和金石学家马衡先生有一个简短却剀切的评论，写在1950年2月1日的日记中：

“谢辰生来谈，彼为刚主之从弟，对旧学颇有根底。嘱开示甲骨、金文书目。”

这一年，谢辰生只有28岁。

谢辰生与收藏大家之间交谊匪浅，早在1946年，他作为郑振铎的助手，就协助编辑出版了收藏大家张珩蒐集汇编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1983年与他一起走遍全国踏访书画的书画鉴定组成员，也都早已是他的至交。然而，当我探访他简陋的家中时，环顾四周，除了有关文物、历史和考古的书籍之外，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件文物：“这是文物局从一开始成立时就定下的规矩，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

这一条，后来被他亲自写进了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物工作人员守则》中：“文物工作者严禁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得利”——当他和我念叨这些事时，或许没有注意到我竭力克制的一丝苦笑，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几幢宽敞豁亮的房间，玻璃柜、多宝阁上摆放着各个朝代的器皿瓶罐，以它们主人在专业领域的造诣，我毫不怀疑这些藏品绝对是货真价实。

谢辰生也有自己的藏品，除了那些当年廉价购置、如今已经价格不菲的文物考古资料和图录之外，那些旧年至交们的珍贵记忆，也是他的宝藏。1983年8月，全国书画鉴定组鉴定工作第一天会议，在东交民巷15号国宾馆举行。众人汇聚一堂，谢辰生作为文物局顾问首先发言。在众人的目光中，他郑重地取出一听香烟：

“这是二十多年前，张珩去世前送给我的，他去世后，我一直封闭着不抽，后来又经历了那十年浩劫，好容易保存到今天，就为了等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他打开那听香烟，一根根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余下的话

往事如烟。这个譬喻或许太过陈俗，以至于在许多人眼中，它已经成了一句俗语故而失去了内中所蕴含的意象。但在得知他去世的中午，看着照在书桌上的那束阳光中悬起的尘埃，时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时而飞出光的所在，倏然隐遁在幽暗中，纵然伸手，也无法接住其中的一颗。我只能看着它们在我的眼前浮现，又消逝。

我想起，在那次拜访之后，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跟他聊起当时民间古建保护的一些困境和自己与朋友们的无能为力。他说：

“小李呀，你不要怕他们，你们做的是好事，对的事，应该让他们怕你们才对呀！”

可是……我知道百岁高龄，寿终正寝，理应不必那么难过。或许，还应该安慰，他以如此高寿谢世，多少证明这世上善行会有善报，他竭尽一生为那些文物古迹延续生命，上天也回报他以绵鸿遐龄。

刘拓与王天祥在福建考察民居古建，他们在2018年共同参与保护了福州连江古城，如今那里已经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然而，当我写下这篇文字时，还是忍不住泪下，哽咽得几度握不住笔。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先后失去了两位年轻的朋友，刘拓和王天祥，他们同样执着、笃定，以自己的诚挚和热情去保护、记录那些终将消逝、甚至即将消失的古建。有的，譬如福州连江，他们成功地保护住了，而有的，譬如江西九江的明清老宅，譬如辽阳古寺的壁画，却只能看着它们在时空中永不复焉。终于，他们也离开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个世界，他们会在那里相聚，那些被侵蚀、被衰朽、被消失的文物古迹，也会在那里完好无损地屹立着。我只知道，那些真诚、那些执着、那些笃定、那些曾经炽烈的热情，那些尚未完成的理想，如今都不在了。

我想起那天临走前，给谢辰生拍照时的情景。他特意把毛线坎肩系好了扣子，又抚了抚西装上的褶皱，他的白发本来是乱蓬蓬的，也用手理了理。坐端正了，对我说：

“拍笑着些，让那些人看到，谢辰生还活着，活得好着呢！”

谢辰生和他的书房。（本文作者摄于2017年）

作者 | 李夏恩

编辑 | 挪冬 青青子

校对 | 王心

90个鸡蛋10多个都是双黄蛋，奶奶惊了，这能吃吗？

“我买了90个鸡蛋，吃了10多个，发现都是双黄蛋，这会不会是激素蛋？能吃吗？”10月18日，家住安徽合肥肥东县的杜奶奶向记者反映，自己买了一筐“怪蛋”，有点不放心。

杜奶奶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在小区门口买了3板鸡蛋，一板30枚，每板售价25元，给女儿和儿子都分了点。

回家敲开第一个鸡蛋，发现是双黄蛋，老两口心里还有点高兴。

紧接着，第2个、第3个、第4个……第10个都是双黄蛋，老人家的心里犯起了嘀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给儿子和女儿打电话，发现打开也是双黄蛋。

“儿子、女儿觉得奇怪，他们叫我先不要吃了。”杜奶奶说，这些双黄蛋看着比普通鸡蛋个头大点，可她当时买鸡蛋时也没有挑拣，就随手买了3板。

“一家人都很疑惑，想知道这个鸡蛋是否能放心吃？”杜奶奶说。

记者来到杜奶奶家，随手敲了3个鸡蛋，发现也都是双黄蛋。

对此，记者咨询了安徽农业大学家禽产业专家，专家告诉记者，母鸡产蛋是先排卵黄、再分泌蛋清，最后形成蛋壳膜和蛋壳，在产蛋初期，或受外界刺激时，都可能因排卵异常产下双黄蛋。

之所以能够集中购买到双黄蛋，专家表示，尽管单个母鸡产出双黄蛋的几率较小，但大型养鸡场的鸡是成批饲养的，母鸡的基数很大，一天产出几十斤双黄蛋也不稀奇。

“有些鸡场根据鸡蛋大小自动化分拣，双黄蛋重且大，很容易被分拣出来，放在一起集中售卖。”专家表示，只要杜奶奶家的鸡蛋没有变质，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综合：潇湘晨报、合肥晚报

来源： 杭州交通918

多肉缘妙不可言！我养多肉的这几年

感谢作者【艾鱼】的原创独家授权分享
编辑整理：【多肉植物百科】百科君

坐标：辽宁省 盘锦市

2018 年4月，我被老公推下了坑！他没想到的是我被坑得义无反顾，乐此不疲。拉着他逛破烂市场，长白山下让他扛木桩，庄河农家院捡咸菜坛子，养肉人都懂的必经之路。

劳尔我的新手肉，价值1元。当时绿色的大脑袋如今已经鹤立鸡群，娜姐嘲笑它的不合群，让我了结了它。小姐姐坏的狠，那小老桩都4年了，谁下得了手！

娜姐大东云

18年底我通过各种渠道疯狂地学习养肉知识，废寝忘食，泡贴吧，守群聊。认识了那个坏得很的小姐姐。同时还认识了一位北京的丫头小太阳。3人拽了个群叫多肉三剑客，时间久远，看这名字应该是娜姐的手笔。

这颗沁心是从娜姐手里砍过来的，她适合各种辣手摧花，下叶片叶插从不手软，撸到多肉战战兢兢。我刚在群里说最近喜欢什么，她基本都是 ：“你别买，我整个大群给你弄两头”。我承认我的地方小，但是我也要有选择多肉的权力。“花那钱干啥啊，你那点地方，我这群上下几个头你就够用”我没电了！

小太阳手书，才女一枚

摄影美娜同学

2020年元旦我们奔现了，没有初次见面的矜持腼腆，倒像经年未见的老友熟悉又坦然。娜姐夫车接车送，马路边边欢声笑语，多肉大棚谈肉生人生。

见证友情的金腊

3天很短，小太阳那软糯糯的手我还没牵够，画面不对重来！该上学的上学；嗯，没人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们俩踏上归程。我们仨笑约京哈高铁马上提速，我们都是这条绳上的蚂蚱，想见面了周六日走起。却不知一个月后，我们要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再次见面难上加难。

我喜欢月影系的小包子，这群磨人精！太考验浇水的功夫了。养肉后我少了些浮躁，多了份耐性。耐心等待它服盆，耐心等待它上色，耐心等待它包起来！小样，我磨不死你！注定我们这辈子要春秋冬夏互相拉扯！

东云系我家最憋屈的品类。没有地方让它们霸气，都被困在7方盆中。嗯，7方！我家最大的盆！

白月影缀

这也是陪我走过来的新手肉，每年出状态都是黄粉色，今年我在群里嘀咕了一句，我说我的肉很少有红色。我是说你跟我心有灵犀呢，还是说你想我所想呢？你还是变回去吧！好吗？

你还是适合小清新路线！

日子朴实平淡，高兴了找她们分享分享，有心结了找她们分担分担。我这40年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浪，日子顺风顺水滋润且绵甜。

太顺了，老天总会给你添些堵，就像天鹅绒里的龅牙。22年伊始，我即将步入人生第40个年头，却经历了一段不愿回忆的苦痛。如同虬曲的老树根深深扎进心脏抓实，我拔的鲜血淋漓，血肉支离破碎！

老公寸步不离，都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看到了他的泪我也看到了他的心！我嫁了一个对的人！

仙女杯的风骨，坚韧不折。

我在群里的沉默也牵动了另外两个人的心！

正月十六我独自一人进京，老公的电话，小太阳娜姐的微信让我尽量放空大脑，不会胡思乱想。车上漫长的时间碾压着我快到极限的时候，我看到了小太阳。美食，电影暂时缓解了我的焦虑，谁知我竟把我的手串弄丢了？

失而复得的手串

我说丢就丢吧，我表现得很不在意。她坚持要找，餐厅，电影院，星巴克。其实我很在意这条手串。不是它有多贵重，我爸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就一直捏着它祈祷。她陪着我不厌其烦一趟趟楼上楼下的跑，最后手串失而复得。晚上她又陪我完善了就医的一些问题。

雨后总会见彩虹。父亲在稳步恢复中，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多肉让我结识挚友，多肉让我升华爱情。多肉缘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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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文化周末版：临时家长

【中国故事】

作者：陈果（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在那高山顶上》《古路之路》等报告文学作品）

插图：郭红松

“捉”娃

实在赶不动的就抓。左手抓了三个，右手抓了四个。也可能是三个。右手到底抓了三个还是四个娃她说不清楚，就连手里拉扯着往楼下跑的都是谁，她也一个都说不上来！她快急糊涂了，唯一明白的是，这些都是家长的心肝宝贝，都是她的娃。

太突然了！站立在讲台左侧的木柜如同犯了魔怔，訇然扑向墙壁。瞬息之间，柜门大开，一秒钟前还安躺柜中的画笔、颜料盒、各种教具玩具，花花绿绿滚了一地。

“轰隆，轰隆”，地底发出的轰鸣，接连撞击着耳膜。王丽霞快站不稳了，她怎么也不敢相信，早上才搞过避震演练，中午它就来了！

二十六个刚刚还在耍玩具的萌娃，表情和动作，全然乱了阵脚。课桌上的物件趁着桌椅摇晃推推搡搡往地上跳，物件的小主人们，哭着喊着围向老师。知道地震，却不知道地震如此可怕，老师上午才递过来的避震知识，被魂飞魄散的四龄童五龄童们，统统抛在了脑后。

地面上下起伏，娃们跑得踉跄。最前面的叶婉婷摔倒了，只差一点点，脑袋就磕到桌上。

“钻桌子，钻桌子！”高声喊叫的同时，王丽霞大步上前，揪住叶婉婷的后背，一把塞到课桌下面。

明明二十六个孩子，怎么像是二百六十个。王丽霞手忙脚乱塞娃，塞啊塞，老是塞不完。

晃动由强而弱，哭声却由小变大。赶走潜进孩子心中的恐惧，王丽霞仅有的办法，是用声音填满嗓门，不留缝隙：“快跑！抱头跑下楼，到操场！”

她的叫喊，却被早已吓傻的孩子们，自动调成了静音。

也顾不得手轻手重了，王丽霞左右开弓把孩子们从课桌下拉出来，从教室里赶出去，像赶一群鸭，像赶一群鱼。更像是赶一群鱼。人的话，鸭能听进去一些。鱼不能。

石棉县王岗坪乡第一幼儿园和第一小学共用一个操场。就在幼儿园中班班主任王丽霞和配班老师吴晓琴捉完本班的娃，奔赴同在二楼的小班帮忙时，校长罗雷已带着小学老师毛小江、任俊宇、克珠赶来增援。中班的娃娃还可以牵下楼，小班的娃娃大多只有三岁，六神无主的他们，得抱着搂着，“空运”出去。几位男老师，成了从天而降的“神”。

“争分夺秒”形容不了当时的紧张，除非“分”能细分，“秒”是毫秒。毛小江的贪心正是因此而生，别的老师都是两腋各夹一个，而他伸手一搂，怀里就是仨娃。

孩子不是玉米秆，老师也不是起重机。体力在小学楼就已严重透支的毛小江脚下一滑，眼看着就要仰面摔倒。语言过渡班老师刘燕刚好跑到这里，撑顶他的后背，她出手的速度比闪电还快。刘燕生得文弱，若非任俊宇在前面死死抓住毛小江的手，定会有一堵墙、三块砖，重重砸落到她的身上。

时间过去了两天，刘燕还在为之感慨：已经倒成了一道坡，毛老师搂抱娃娃的双手，不见一丝松动。

“遛”娃

喊渴的小朋友排成两个纵队喝水，一队用碗，一队用水杯。人多水少，每个人都只能抿上一口。孩子们满足又遗憾的眼神，放飞了刘燕的想象：等娃们长大一点，读到上甘岭的故事，准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点数，报数。

连点三遍都只有二十五，王丽霞腿又软了。

她的心却硬得像穿了铠甲：必须找到孩子，必须！

每层楼有八间教室，每间教室有两个卫生间。王丽霞和吴晓琴把楼上楼下的教室和卫生间都找遍了，差着的那一个，还是差着。

王丽霞脑子里嗡嗡响着，一片空白，直到有人大喊一声：“快看，那个是谁？！”

是他，罗志轩！淌着鼻涕，晃晃悠悠走过来的臭小子，就是缺着的那一个。原来，老师忙着去小班救人时，小胆吓破一半的他钻进了小学生的队伍，找哥哥。

一段插曲引出一支心曲。罗雷召集班主任开会：“我们的娃娃，九成是彝族或者藏族。他们当中，有本县石棉新民乡的，也有泸定得妥镇的。条条道路都不通，短期内，他们不可能都能回家。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这个时候，我们是护花使者，是临时家长。”

这边会还没散，那边哭声又起。哭得最厉害的是三年级二班张文越。班主任张涛以为他下楼时受了伤，孩子对老师说的却是，“我好担心家里，担心妈妈。”学生的懂事差点击溃了张涛的泪堤，而他只用一句话，就筑牢了两个人眼底的大坝：“人没事，心也安稳，家里最想得到的，就是这个消息。”

讲道理这招对幼儿园小朋友却不管用。许是因为紧张，小班的谢佳宇尿了裤子。又因尿了裤子，他高一声低一声哭，怎么也哄不住。宿管阿姨想办法找裤子给他换上，才又摸着脑袋，接着哄他：“乖乖，不哭了。乖乖，听话。”

谢佳宇边抹泪边嚷嚷：“水，喝水。”

就像是拧开了水龙头，一滴水后面有无数滴水，几十个小朋友一起冲老师嚷嚷：“水，喝水。”

刘燕决定去办公室一趟。尽可能短的停留，尽可能快的出来，她给自己定下原则。为此，动身之前，她在心中嘀咕：办公室三桶水，有两桶还未开封，拎水时一定要拈轻弃重；办公桌上，新买的水杯要取出来，水杯旁的碗也要取出来，其他的，包括挎包，都先别管。

喝完水，魏新宇班上的小凯吵着要睡觉。看稚气未脱的小魏老师被一群小鬼支使得晕头转向，一年级数学老师黄秋娇微微笑着，把小凯牵了过去。地作床，书包当枕头，披在身上的衣服是被子，小凯很快睡着了。这孩子进幼儿园前就没了父亲，老师们平时对他都格外关照。听着他均匀的鼾声，黄秋娇被地震搅乱的心绪，竟然安定了许多。

地震后不久，陆续有家长来学校接人。到下午五点，二百八十一个小学生剩下一百五十二个，九十个小朋友剩下二十二个。

水断了，电也停了，然而，让孩子们吃上晚餐，后勤主管钟敏的决心半点都没有动摇。锅扛出来了，柴火生起来了，蛋炒饭的香味升起来了。这顿饭没有一个菜，没有一勺汤，但是，负责后勤十年整，钟敏从没见孩子们吃得那样香过。

上级通知是六点过来的：学校短期内不能上课也不能住人，全体教职工和留校的孩子，去一公里外的大岗山发电公司营地临时安置。

“还”娃

龙尾刚过乡卫生院门口，语言过渡班的罗文轩被父亲拖着追了上来。文轩的母亲在地震中受伤，伤情超出预判，医生简单处理后，建议转送上级医院。不大一会儿前才被亲戚接回去的文轩一时没人照顾，父亲不得不将他“还”给老师。

家与学校的直线距离不足百米。地震十二点五十二分发生，罗雷亲眼看见父母住的两层土坯房垮为一层，大约是一点半。

实际上，地震两三分钟后，当全校师生安全转移到操场，情不自禁地抬头一瞥，从弥漫半空的尘土中，他已隐约看见了老屋的样子。

好在家中老小平安无事。姐姐跑来报信，也是希望他拿个主意，下一步怎么办？拿着电话的罗雷看她一眼，转身走了，一句话也没有。

别说一百米，除了找信号打电话，一步他也不敢离开学校。本来也离不开，上下协调、内外沟通，他一分钟也不得闲。

此刻，带领排成长龙的学生向营地转移，他仍目不斜视。

龙身叠在田湾路，看见母亲迎面走来，张文越张开双臂，带着哭腔，喊了一声妈。母亲没有告诉他奶奶在地震中去世的消息，只含泪说道：“妈妈今天事情很多，缓一下再来接你。老师也是把你们当心头肉的，要听他们的话。”

龙头探进营地已是晚上七点，在此之前，几十名公司员工已在为师生的到来紧张忙碌。有人架锅煮饭，有人清扫场地，有人忙着搬来招待所的被褥打地铺。师生人数众多，招待所倾尽所有，铺位仍有欠缺。也不知是谁带的头，毯子、棉被、枕头，职工们纷纷从自己的小窝往外搬。

居然有皮蛋瘦肉粥喝。喝过粥，讲了纪律，就该休息了，罗雷把三十七名教职工分成四个组轮流值守，给孩子掖被角，带孩子上厕所，给过度兴奋或恐慌的孩子做“心理按摩”。

二百多人的大通铺安静了不过十分钟，来了余震。鞋和衣服都没敢脱的孩子们，睡眼惺忪往外跑。

又是五花八门的凌乱，又是五光十色的安抚。好在孩子们已困得不行，脚跟脚回了梦乡。王丽霞也是早就撑不住了，哪知上眼皮刚和下眼皮合一块，又给语言过渡班的骆清敏强行撑开。准确说是被骆清敏一阵尖叫撑开的。本来是哭，因为哭得尖厉，听起来更像是叫。

魏新宇哄她哄得越是用心，骆清敏就哭得越是努力。王丽霞从铺上爬起来，轻手轻脚走过去。幼儿园七个姐妹，三十四岁的她是大姐，其余都是90后，魏新宇和刘燕还是00后。干工作个个都没毛病挑，要论哄娃带孩子，不得不说，这些小年轻，多少“嫩”了点。

“我想妈妈。”孩子半梦半醒中的啜泣让人心疼。

“妈妈明天就来了。”王丽霞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要是妈妈明天不来呢？”

“会来的。相信妈妈。”

“妈妈，妈妈。”骆清敏的呓语，一句比一句慢，一声比一声低。

翌日早餐，有蛋有稀饭。打湿王丽霞眼眶的，是孩子们捧着的牛奶。要知道，进出王岗坪的公路已全部中断，此时的灾区，别说奶，就是水，也比油要金贵。

牛奶香打底的新的一天徐徐展开了。讲故事、做手工、玩游戏、打球、看书……头天的焦虑和愁闷，从稚嫩的小脸上渐渐退隐，安心和开怀浮上眉梢，像黑板擦去残迹，闪着幽光。

午饭前后，陆续有家长来营地接人。第一天接走二十多个。第二天接走四五十个，张文越是其中之一。到了九月九日，留下的孩子只有十二个，都是小学生。

二○二二年九月五日，震中磨西的泸定地震，与泸定县背靠背的石棉县受灾严重。县城方向的公路已经抢通，绝大部分孩子也“还”给了家长，时刻牵挂着家中老小的老师们，是时候回去看一看了。然而，比受灾群众安置点的帐篷还要整齐，老师们报名当了志愿者。安置点里有老人有孩子，他们可以照顾老的，也可以照看小的。

难得有一回，教师节和中秋节过成了一道加法。该有的仪式感还是要有，十日上午，临时营地，罗雷和同事们围着一张长条桌，为刚刚过去的这几天，挽了一个小结。

“临时家长，大家当得不长，也当得不错，包括我。”罗雷的开场白，恳切和幽默，六四开。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6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昆明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养老诈骗传销团伙 维护老年人权益 守好养老钱袋子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为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自今年4月起，全国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坚持宣传教育、依法打击、整治规范“三箭齐发”，依法严惩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延伸治理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涉诈乱象问题，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在专项行动中，各地各部门做好宣传发动、依法严厉打击、开展整治规范，打掉了一批养老诈骗犯罪团伙，严惩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养老领域涉诈问题，整治规范了一批存在诈骗苗头隐患的机构、企业。老年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有所增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逐步健全。

——编 者

63岁的云南昆明市民张秀（化名）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陷入诈骗圈套。

花费44000元买的两套餐具还没开封，张秀就放到了家里的角落。至今她也不愿提起被骗的经历，只希望有一天能将这“天价餐具”退回去。

今年7月，昆明市东川区公安局成功打掉当地一个具有养老诈骗特征的传销团伙，目前已抓获团伙成员66人。据了解，该团伙借助线下实体门店，以推销陶瓷产品为名，谎称购买每套餐具可以附送3万元股权，并终身每月领取220元返利，发展一个下线还能拿到5940—11000元不等的奖金。警方调查发现，仅在东川区就有上百人参与该“项目”，其中四成左右为老年人，张秀便是受害者之一。

老人们是如何落入圈套的？警方如何打击此类养老诈骗？随着案情逐渐明朗，犯罪分子的诈骗套路浮出水面。

相信“投资”可获稳定回报，老人误入圈套

被骗之前，张秀的生活平静如水。买菜做饭、逛街遛弯，她时常穿梭在家附近的菜市场里，也多次路过菜市场斜对面的一家门店。5月8日，盛情难却的张秀被“热情”的门店店主李芝（化名）拉到店里“了解产品”，从此她的晚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大的店面里，许多像张秀一样的老人正围拢在一起，听着李芝滔滔不绝地介绍一套价格不菲的餐具。“一套瓷器12件，永不生锈、不含重金属、不氧化食物，产品质量好，也有益于家人身体健康。3天无理由退货，如有质量问题，公司三包一年。另外，我们还会返还等额的购物券，可以在公司商城选购绿色健康产品。”李芝说道。

这诱人的条件并没有打动张秀，可李芝接下来的话，却一下子抓住了张秀。“咱这餐具一套虽然要22000元，但之后每月可以返还220元。您可以终身领取，以后还能将福利传给子女。”听罢，张秀有些动心。

张秀的老伴是一名教师，家里日常开销主要靠老伴每月为数不多的退休金。自己没有经济收入，心里总是少了点安全感。“银行卡里还有45000元，买两份每个月就能有440元返利，能有持续稳定的收益。”张秀心里盘算着。

李芝一边介绍，一边观察现场老人的反应，见张秀有些迟疑，于是又加大了话语攻势。李芝拿出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各种证件，向老人们一一展示。这一举动击穿了不少老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也看不懂，但感觉还挺正规的。”平时管着家里钱的张秀，当即去银行取出44000元现金，购买了两套餐具。

回到家中，张秀越琢磨越觉得自己买贵了。来到店里要求退款，李芝称钱已经打给了总公司，只能发货、不能退款。老伴虽然也觉得买贵了，但怕她着急上火，便宽慰她“只要是正规产品，买就买了”。

多次电话沟通无果后，为了退款，张秀3次来到门店，李芝仍旧跟她“踢皮球”，还主动提出“挽损方案”：“再喊别人来买，每拉一单就能拿到5940元的分红。”一听到拉人头返利，张秀心里有些犯嘀咕，意识到自己可能遇上了传销团伙。

但由于心存侥幸，张秀仍期待着能收到每月440元的返利。李芝也隔三差五给她打电话，一边介绍餐具的使用方法，一边继续鼓动她拉客户。第一个月月底，张秀并没有如期拿到返利。几番催促之下，李芝又称公司处理账目需要时间，让她再等等。

传销团伙打着保健旗号，靠逐级返利来维持运转

一步步落入圈套的张秀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投资返利”注定不会到来。李芝等人精心设计的骗局，早已盯上了她的“钱袋子”。

3年前，李芝向深圳玉瓷科技有限公司交纳12.6万元，随之成为该公司东川运营中心负责人，开始做起瓷器餐具销售生意。一年前，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雷（化名）因涉嫌组织传销活动，在江西被公安机关抓获。

董雷入狱后，其弟董霆（化名）很快又重建起原玉瓷公司的部分销售网络。为了逃避打击，去年11月，董霆更换“马甲”成立了深圳小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瓷公司）。小瓷公司对外宣称“构建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全产业链”，通过销售“炒菜过程中不会分泌有害物质”的陶瓷厨具，借助“好食材”微信小程序来配送绿色无公害食材，以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招徕顾客。

于是，一个以江西为厨具定制基地、注册地址在深圳的传销网络得以重启。接到小瓷公司云南总代理的一通电话后，李芝很快重操旧业，于今年5月成为小瓷公司东川区代理。

为了吸引老年人参与，小瓷公司精心设计套路，层层包装骗局。

一套含12件瓷器的套装产品成本不足2000元，加上花里胡哨的包装，22000元的定价依然畸高。但如此定价，小瓷公司有自己的销售“秘诀”。据董霆供述，每件套装除去公司核减的2000元成本外，剩余的20000元货款，总公司留28%，省级代理留10%，剩余62%留给李芝这样的区域代理。

为了最大程度获利，李芝会继续发展下线。“如果张秀为李芝发展一名会员，就能拿到5940元‘分红’，这5940元说到底还是来自新会员购买瓷器花费的22000元。”东川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袁发林介绍，为了诱骗老年人购买，小瓷公司设计出一套看似稳赚不赔的“返利”方案：每月返还220元、3万元的股权证以及22000元的购物券。但这些“权益”的兑现都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本质上仍是利用老年人意欲投资的心理推销产品，引诱入会者层层发展会员，靠逐级返利来维持运转。

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靠着这种销售模式，李芝就获利10多万元。为何如此多人愿意相信？袁发林说，不同于一般的传销团伙，小瓷公司的产品虽价格畸高，但并非假冒伪劣产品。小瓷公司还搭建小程序，声称打造健康全产业链，迷惑性很强。“但就其本质来说，仍是通过发展下线来牟取暴利。当上线赚得盆满钵满、溜之大吉时，受损失的都是像张秀这样的老年人。”

警方提醒，打击传销型养老诈骗，必须打早打小

7月10日，警方的一通电话，让张秀意识到自己真的被骗了。前一天，办案民警将正在某庄园进行销售培训的董霆、李芝等人一举抓获。作为受害者、证人，张秀被要求去录口供。

在这次培训会上，李芝第一次见到了董霆。据李芝供述，自今年5月以来，她共向小瓷公司缴纳100多万元，总公司返还给她50多万元，她又将40多万元分配给了下线。即便如此，她的非法获利依然有10多万元。

袁发林介绍，在这起养老诈骗案中，许多老人即便觉得买贵了，但因为没能意识到这是传销或诈骗，再加上不少人碍于面子不会要求退款，主动报案者并不多。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中，东川区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主动摸排，发现有老人花22000元购买餐具，同时积极向周围人推介，这让民警们察觉到了异常，才揭开了小瓷公司的骗局。

今年5月发现线索后，经过初步侦查，办案民警确认该团伙存在传销及诈骗行为，于6月15日正式立案侦查。为了尽快固定证据，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分别在云南、江西、广东调取固定相关证据。7月9日，借该传销团伙在昆明开会、董霆等骨干成员均参会之机，民警果断开展了集中抓捕行动。

袁发林表示，由于小瓷公司成立运营时间不长，因此涉案资金规模还不算大。“小瓷公司的前身玉瓷公司运行两年，涉案资金过亿。因此打击传销型养老诈骗，必须打早打小，否则查办案件难度大不说，违法所得也很难追回。”

加强反诈宣传，尽可能减少发案并降低个案的受害者人数

近些年，许多不法分子打着关爱老年人的幌子，对老年人“嘘寒问暖”、施以小恩小惠，再设计圈套把老年人的养老钱骗走。袁发林介绍，如今不法分子熟谙老年人看重康养、投资的心理需求，通常会以老年人焦虑的“健康”“养老”“医疗”等问题为切入点，通过长期劝说、开展讲座培训、熟人诱导等手段让老人降低警惕，以“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宣称稳赚不赔，使得老年人陷入圈套。

“投资型的养老诈骗，有明显的传销化趋势。”袁发林说，从近年来查处的养老诈骗案件来看，违法犯罪分子往往将公司注册在发达城市以便包装，而中西部城市的中老年人则容易成为受骗的重点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传销组织刑事打击门槛较高，部分低层级人员或者没有直接涉案的人员很容易再次重建网络。“必须形成跨地域打击合力。”袁发林说，由于传销组织涉案人员众多、牵涉地域范围大，目前已将部分案件线索移交其他地区警方处理。

“不同于以往的传销，养老诈骗中很多不法分子会有一个固定门店，并办理了相关营业执照等手续，更加具有迷惑性。老年人鉴别能力弱，容易被骗。”袁发林认为，打击养老诈骗必须形成多部门合力，既要加强刑事查处，市场监管等行政部门也要加强日常巡查力度。

“关键还是加强反诈宣传，尽可能减少发案并降低个案的受害者人数。”袁发林表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必须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让老年人提高警惕性，发现被骗苗头或者身边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等相关主管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报案。“特别是对于大额投资，不管利润是否合理，都要尽量跟家里年轻人或专业人士咨询后再做决定。”袁发林说。

如今，张秀家附近菜市场斜对面的门店已经大门紧闭。李芝曾经发放传单的路口，“天上馅饼含陷阱，守好自己养老金”的宣传横幅已高高挂起。（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