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勋章之先头部队文章列表:

• 1、抗美援朝，有多少热血故事像血战长津湖一样可歌可泣
• 2、精锐对精锐：使命召唤背后的真实故事，四〇〇号高地攻坚战
• 3、尹先炳：16军首任军长，1955年仅授大校军衔，一年后被开除党籍
• 4、深藏功名  不改本色
• 5、开国将军杨永松逝世，梅州乡亲追思：他虽然走了，但仍活在我们心中

抗美援朝，有多少热血故事像血战长津湖一样可歌可泣

这个国庆长假，有关电影《长津湖》的话题，一次次冲上热搜。英雄的志愿军留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再一次感动中国。

其实，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每一战，几乎都像血战长津湖一样，气贯长虹。

1996年12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率团访美，接待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对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中国老军人肃然起敬。原来，他的父亲维克托·克鲁拉克，是长津湖之战时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副师长，迟浩田当时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79师235团一营副教导员。

那一战，成为美军最精锐的地面部队——陆战一师挥之不去的噩梦。

麦克阿瑟的“滑铁卢”

从1950年10月25日到11月5日，历时11天的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敌1.5万。

尽管包括美军历史最为悠久的骑一师在内的“联合国军”遭受重创，但这似乎没有影响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这位美军五星上将狂妄地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麦克阿瑟的狂妄，来自于他手中的底牌：此时的“联合国军”，作战飞机1100余架，还有紧贴着朝鲜东西边海岸布防的3个航母战斗群，战舰200多艘。而此时的志愿军，还没有一架可以用于作战的飞机。

1950年11月6日，麦克阿瑟发动“圣诞总攻势”：以美第十军在东线经长津湖西进，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由清川江北上，以“钳型攻势”在江界以南武坪里会合，再向北推进，企图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朝鲜全境。他还将部署在汉城的美第二十五师和刚刚到达朝鲜的土耳其旅、英军第二十九旅加强西线，美军第三师加强东线，地面进攻兵力22万。东西两线的指挥官也是麦克阿瑟的两员爱将：一个是担任过他的参谋长的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一个是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

11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刚刚突进到鸭绿江畔的惠山小镇，麦克阿瑟的座机就飞到他们头顶助威来了。登机之前，麦克阿瑟面对众多记者夸下海口：“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的标题中几乎都有“圣诞”二字：《麦帅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胜利在望——圣诞节不远了吗？》《圣诞节士兵可以回家》……

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西线反攻在漫天飞雪中开始。毛泽东和彭德怀为志愿军确定的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一次内外双重迂回作战。西线之战的关键是，侧翼力量能否迅速打开战役缺口，直插敌后，断敌主力后路。

这是战将与战将的较量。中国军队一方，指挥西线作战的是37岁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美军一方，是51岁的美军“进攻专家”沃克。沃克曾经在二战时期名震欧洲战场，此时已被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名，授予四星上将军衔。

这是王牌对王牌的比拼。中国军队两支战功卓著的部队——第38军和第40军承担穿插突击重任。前者，是在平津战役中参与29小时攻克天津城的“攻坚劲旅”；后者，是跟随韩先楚从东北征战到海南岛的“旋风部队”。虽然他们没有飞机、缺少大炮，但从不缺少以弱胜强的战争经历，更不缺少敢于压倒强敌的胆气和勇气。

仅仅一天一夜，“联合国军”东西两“钳”之间就被志愿军撕开了一道口子。沃克没有料到，美军飞机坦克编织的立体火力网竟然无法阻挡中国军队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当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大军已经陷入包围时，赶紧命令突围撤退。第38军113师创造战史上的奇迹：用双腿跑过了美国人的汽车轮子——14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袭72.5公里，先敌5分钟挡住了退路。

正是这5分钟，赢得了胜利的先机。

雨一样的炮弹和航空炸弹密集爆炸，阵地上的岩石化成了粉末；成群成群溃退下来的“联合国军”蜂拥而来，争取最后一线活路。

志愿军始终坚守在阵地上……撤退和接应的两支美军，相隔不到1000米，最终也只能相望而未能汇合到一起。

如果说，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勇猛无畏，那么，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则没有料到志愿军如此坚韧不拔。

与麦克阿瑟一样，58岁的阿尔蒙德也是个狂妄之徒，一直把中国人称为“洗衣工”。当时，他的第十军下辖美军中装备最精良、保障最充足的第七师和陆战一师。然而，正是被阿尔蒙德称作“洗衣工”的中国人，让他的和他的精锐部队在长津湖留了耻辱一页。

大雪茫茫。50年不遇的严冬伴着暴风雪横扫朝鲜北部盖马高原，长津湖地区夜间最低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战斗打响的时候，43岁的宋时伦率领的志愿军第9兵团，已经在雪野中设伏六天六夜。这支从华东急赴朝鲜战场的部队中，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他们的食品是冻成了“冰疙瘩”的土豆。同一战场上的美军士兵，每天可以领到净重227克的3个Meat系列罐头和3个Biscuit系列罐头，前者以肉类为主，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后者以饼干为主，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柠檬粉等速溶饮料……

长津湖之战，美第七师三十一团被全歼，上校团长麦克莱恩受伤被俘后身亡。这是一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被授予“北极熊团”称号的老牌劲旅，“北极熊团旗”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

虽然陆战一师最后时刻在美国舰队强大的海空火力支援下，侥幸从长津湖地区撤退，这支号称美军“王牌之中的王牌”却付出了总减员11731人的惨重代价。战后多年，陆战一师作战处处长鲍泽仍对仓惶逃离长津湖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死鹰岭，身穿鸭绒服的美军见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129个冻成“冰雕”的志愿军保持着战斗姿势，年轻的士兵与手中的武器冻在了一起，129杆枪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长津湖之战，出现了3 个“冰雕连”。第9兵团冻饿减员，超过了战斗伤亡。

打扫战场的时候，人们从177团六连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当这张一度冻得不能够完全展平的纸条送到志愿军司令部时，彭德怀几度泣不成声，哽咽着说：“第一线部队的艰苦，甚至超过了长征时期，他们为谁牺牲？他们为谁流血？他们还都是年轻可爱的娃娃呀！”

归国途中，宋时轮面向长津湖方向三鞠躬，同样也是热泪奔流……

是役结束，正值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摄影记者大卫·邓肯问照片上这个美国兵：假如我是上帝，你想要得到什么？士兵低头沉思了一会，艰难地说出一个词：“tomorrow（明天）。”

很多美国兵再也看不到明天了，这中间就包括沃克中将。绰号“斗牛犬”的沃克败退途中车祸丧命，死在了“圣诞”就要到来的时候。他的上将军衔也只能由美国国会“追授”了。

麦克阿瑟吹嘘的“圣诞节攻势”彻底成为泡影，死亡的噩梦却成了美国大兵的“圣诞”礼物。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与“联合国军”鏖战47天，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缴获与击毁各种炮1000余门、汽车30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辆，缴获飞机6架，收复了沦陷43天的朝鲜首都平壤……一举扭转战局。

曾经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1951年4月11日，第四次战役还在进行之中，刚刚度过71岁生日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杜鲁门解职，无奈地结束自己的军事生涯。

1955年年9月27日，57岁的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放弃汉城，李奇微留言：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1950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在凛冽寒风中抵达朝鲜战场，接替沃克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一职，同时兼任“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

李奇微也是一位个性十足的悍将，习惯歪戴着一顶毛边帽子，战斗服外套件马甲，胸前还吊着两颗黑色的瓜形手雷——据说，两枚手雷伴着他在朝鲜战场上度过了一年零6个月。

李奇微没有麦克阿瑟那么大的名声，但同样有着不凡的战争经验。西点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来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实施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诺曼底登陆战役后升任美第十八空降军军长。早年的李奇微，还曾在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当过副连长。

沃克阵亡不过三天，五角大楼便急忙选派这样一位“中国通”到朝鲜，无疑是想挽救战场颓势。上任之前，李奇微专程飞到日本东京拜见麦克阿瑟。李奇微问：“您对我上任后，立即实施进攻有无反对意见？”这时的麦克阿瑟似乎已不再那么狂妄：“从清川江撤退下来的美军正据守三八线一带，部队疲劳，士气不高……”他特别提醒李奇微不要轻看中国人 ，接着又拍拍李奇微的肩膀说：“第八集团军是你的，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

事实上，李奇微原本也想着立即转入进攻以争取战场主动，然而，当他视察了自己的部队后才发现，他的心情甚至比朝鲜的天气还要阴冷：损兵折将逃出志愿军重重包围的第八集团军士气低落，主帅沃克之死更是给这支曾经的“王牌”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李奇微悲哀地承认：“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 对于此时的美军，美国随军历史学者亚历山大·贝文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有着更为详细的分析：“第八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大溃退终告结束，此时第八集团军正在等待中国军队的下一次攻势，主动权已经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

无奈之下，李奇微只好快速部署防御，阻止志愿军继续南进。此时的“联合国军”基本防线兵力为13个师又3个旅20余万。李奇微玩了一个心眼，他将南朝鲜军8个师放在第一线当“炮灰”，把美军和英军放在第二线，以便可攻可防、随时撤退。不过，李奇微不曾料到，他的西起临津江、东达东海岸的防线刚刚部署完毕，志愿军的炮火急袭，伴着飘舞的雪花开始了。

黄昏血色。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发起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

“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美国作家约翰·托兰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不过一昼夜，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已经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的美军第一、第二军陷入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刚刚在元旦清晨向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这一幕“深感震惊”：“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直到多年之后，他还对当时的情景难以释怀：“视察美军第二十四师十九团的伤员时，发现他们已经像皮球一样泄了气……”

李奇微后来成了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但此刻，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残酷现实。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弃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戴维斯，美国空军第四航空联队少校中队长，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就是这个美国人眼中“百战不倦的戴维斯”，却死在了中国空军的战鹰之下——创造这一战绩的是25岁的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和他的僚机战友单志玉。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美国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政府发动的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得知我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费席尔很吃惊。”68年后，志愿军空战英雄韩德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岁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魂归云天。他那架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年轻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

一升空就奔着胜利；一亮相就是强者。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不无吃惊地说：“中国几乎在一夜间已成为世界空军强国。”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接替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以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范佛里特，受命主导新的攻势。

范佛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不过，这一听上去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不过是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范佛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滥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思：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上甘岭之战，60岁的范佛里特的对手是38岁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血战上甘岭，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秦基伟用斩钉截铁的话语表达了志愿军将士的坚强决心：“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英雄儿女多年轻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二十三团团长，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极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3个月后的10月25日，日军越过鸭绿江——清军守将不战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硬碰硬较量。

毛泽东为彭德怀选择的助手，都是久历战火的年轻战将，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三位副司令员：邓华40岁，洪学智、韩先楚37岁；第一批出国作战的4个军的军长：第38军军长梁兴初和第39军军长吴信泉均为38岁，第40军军长温玉成和第42军军长吴瑞林都是35岁。

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美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之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危急关头冲锋在前，血洒长津湖。13岁就参加红军的胡乾秀，牺牲时只有36岁。

抗美援朝战争，4位年轻的军级干部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朝鲜战场，他们是：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战旗。

这其中，就有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

毛泽东一家已经为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两个儿子只有岸英健康，上战场意味着什么，毛泽东当然清楚。然而，当许多人劝毛泽东阻止岸英赴朝鲜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最朴素的两句话：“他不去谁还去？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后来，得知岸英在朝鲜牺牲的噩耗，承受老年丧子悲怆的毛泽东，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这位二战名将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亲眼看看在朝鲜战场上完胜英国皇家王牌的中国军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陪同蒙哥马利走进了天津郊区的一座兵营。

1953年盛夏时节，未满40岁的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之战。杨勇的对手，是新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年长他12岁的泰勒。金城之战，志愿军半个月歼敌5.3万余人，一举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金城战役结束之日，便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

蒙哥马利观看完500名中国士兵的刺杀之后，端起一支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然后，他把枪递给了杨勇，杨勇举枪就射，9发子弹发发命中。

结束中国内地的访问，蒙哥马利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毛泽东闻言，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抗美援朝战场，如同一座淬火成钢的熔炉，锻造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铁一样的部队。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用生命热血，铸成了新中国巍巍精神丰碑。

美军远东空军参谋长艾尔金曾说，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眼里，中国军队后勤保障不至中断是一个“谜”，如果有机会，他们战后最想见的一个人，就是志愿军的后勤指挥官。

1986年10月，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率团访美——大洋彼岸的同行，见到了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走上朝鲜战场那一年，洪学智37岁，已经是一位拥有21年战火经历的兵团级指挥员。

美国人问：将军是哪个军校毕业的？洪学智笑着回答：“我是美军空军大学毕业的。坦率地说，我搞后勤是你们给逼出来的，是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教会了我如何组织现代战争中的后勤保障。”

硝烟过后，相逢一笑。只有不变的信心和精神深藏心底。这样的信心，足以赢得对手的尊重。

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的李奇微，后来出任北约最高司令。他评价说，中国军队是他见过最坚强的敌人，“他们也是最值得尊重的敌人”。

就在迟浩田上将1996年的访美过程中，美方还邀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胡德堡基地参观最新型的MlA2坦克。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重要将领约翰·胡德名字命名的胡德堡基地，也是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永久训练基地。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美军与志愿军第一次交手，骑一师就遭重创，损兵1840人。那也是有着“开国元勋师”之称的骑一师首遭败绩。

91岁的迟浩田回忆：美方人员介绍完坦克的性能及电子系统后，提议我试射一炮。我说打就打。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都没怕过，这有什么？结果，我对准目标就开炮，一发命中。对讲机里报告，“目标距离是1500米，一发命中！”（作者：贾永）

精锐对精锐：使命召唤背后的真实故事，四〇〇号高地攻坚战

1944年12月5日，在德国的许特根森林，一名深陷惨烈战斗的美国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到：“无论是直接通向前线的大路，还是夹杂在这一大片密密麻麻看不见尽头的，还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冷杉树林中的泥泞小道上，亦或返程的吉普车里，他们一直不停地带回那些仍然苟延残喘的伤兵。有的伤兵在待在后座里，要么坐着要么躺着；因为吉普车早就没位子了，有的干脆就只能朝前坐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面。大老远就能看到他们身上草草包扎的白色绷带；棕色的毛毯盖在他们身上，一直到下巴——不管是横七竖八躺倒在前后座的担架里的，还是躺在引擎盖上面的士兵都是如此。抬头仰望，也只有一片死气沉沉，苍灰色的天空。”

“密林里的帕斯尚尔战役”（见附注1）

占地约50平方英里，崎岖不平且覆盖有浓密植被的许特根森林位于德国-比利时边境，以及亚琛——第一座落入盟军手中的德国重镇的南面。这片森林布满了密集的雷区、带刺铁丝网，以及围绕着连锁的扇形火力圈（见附注2）的封闭碉堡。美国第一军被命令夺取森林，以肃清正在前进的第七集团军的右翼，防止德军冲出防线发起反攻，同时从后方进攻齐格菲防线的大部分永备工事。

许特根森林的主要制高点城堡山，或者按美国人根据其高度（以米为单位）的叫法，四〇〇高地（约1312英尺高）位于伯格斯坦附近。其最陡的坡有45度左右，此外山上还覆盖着密密匝匝的常青树。这个高地不仅可以将此处的美军动向尽收眼底，还能引导炮兵支援，然后山上的德军还能顺便反攻一波，给山下的美军来个一勺烩。对美军来说，无论是车辆还是人员都会完全暴露在这座高地面前。一言以蔽之，四〇〇高地就是德军防线的重中之重。如果美军拿下了四〇〇高地，他们将会得到一个俯瞰鲁尔河的绝佳观察点——对德军来说，盟军的下一个目标已经不言而喻了。

1944年9月，美国陆军第9步兵师作为先头部队，向森林挺进并发起了第一波攻势。然而到了10月中旬，第9步兵师在付出了4500人伤亡之后仅仅推进了3公里，与此同时攻势也陷入了停滞。11月时，第28步兵师发起了新一轮进攻。然而在付出了6184人伤亡的代价之后，他们也没捞到半点好处。第4步兵师于月底受命接手进攻，但在12月上旬被第8步兵师撤换下来之前，除了遭受6053人的伤亡之外也是毫无进展。查尔斯·B·麦唐纳（见附注3）在他的《巨大的努力》（The Mighty Endeavor）一书中，将许特根森林的战斗描绘为“完全就是‘树篱之战’的二周目（指冲出诺曼底时在法国乡村的树篱丛中的苦战），唯独这次还有一堆像是从德国的儿童邪典里冒出来的冻雨、雨夹雪、冰雪、泛滥的泥水、烂泥巴、碉堡和密不透风的树丛——把它称作阿尔贡战役的二战翻版也不为过。”

著名作家，战地通讯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对此的描述则要更简洁一些——“密林里的帕斯尚尔战役”。

被指派给第7集团军的第2游骑兵营也加入了这场森林消耗战。这些D-Day老兵曾经在奥马哈海滩成功登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还狠狠地蹂躏过奥克角（见附注4）。在此之前，这个营还被留在诺曼底执行了一些奇怪的任务。当第7集团军开进布列塔尼时，他们也随其一同开拔，并协助攻占了法国的港口重镇布雷斯特。在为期两个月的短暂休整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们加入了对齐格菲防线的攻势之中。在补充了485名新兵和27名军官之后，第2游骑兵营被配属给了第28步兵师，开始进军齐格菲防线。

第28步兵师的师长诺曼·寇塔将军（见附注5）曾经在奥马哈海滩见识过这些游骑兵的战斗，并把他们部署到原先112步兵团的位置上。A连的中尉排长鲍勃·埃德林带着他的部队一路穿过积雪和没过脚踝的泥地，进入了Geremeter村，并在那里见到了112步兵团的兄弟们。

埃德林回忆到：“当时那里的步兵兄弟们为了能离开，几乎溃不成军。我碰巧遇到了我的一个朋友，普林斯顿·杰克森上尉。他当时和我说，‘鲍勃我跟你讲，这绝对是老子这辈子来过的最憨批的地方，说真的我也很不想你们来遭一样的罪。’”

（四〇〇高地位于这张地图中间偏右的地方，它因其高度而得名。对于第2游骑兵营来说，这里就是“屠宰场”的代名词）

但不管怎样，这些游骑兵就是来了，而且马上就被德军炮兵糊了一脸——虽然这只是第一轮炮击，但远不是最后一轮。埃德林回忆到：“突然间炮弹就落下来了，这绝对是我经历过的最恐怖的地狱，没有之一。那帮德军炮兵跟屎崩了一样，炸到你晕头转向直到歇斯底里为止。”

当然最让游骑兵们吃惊的反倒不是德军，而是其它的美军战友们。西德·所罗门上尉记录下了他手下们在这的见闻：“B连的游骑兵们在见到散落一地的军用装备，衣物甚至武器时直接懵逼了——先前28师驻守在这里的部队干脆就这样把它们给扔了。这些经验不足的美军士兵在寒冷的天气和倾盆大雨的双重蹂躏之下，士气大受打击。”

然而更震撼亲妈的是，112团连他们自己的伤员都抛弃了。弗兰克·苏当时是第2游骑兵营的一位军医，他向我们讲述了他那时候目睹的一切：“我们当时前往了位于Vossenack附近的十字路口，那边原本有个德军战俘收容所。当进入收容所之后，我们这帮医生才惊讶地发现，里头居然有许多美军伤员。112步兵团在仓皇逃离时不仅丢盔卸甲，还把自己的伤员给抛弃了。当然，我们立刻开始照顾他们，并马上将他们转移到了后方。”

在这之后，游骑兵们开始巡逻，深挖壕沟，用圆木段加固散兵坑，同时还要对抗这湿冷的天气。然而比较幸运的是，应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直接要求，第2游骑兵营获得了更好的保暖装备，甚至好过几乎所有的同处于许特根森林的其它步兵单位。鲍勃·埃德林描述道：“当我们在营地里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将军下来视察我们，大概整个营的人都聚过来了吧。然后他直接就问我们，谁能告诉他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靴子。然后人群里就有人说：‘妈的将军，后方指挥部里的人都有了！’他这话还真没错——无论是集团军司令部，还是军级师级指挥部，靴子、皮衣和保暖大衣全部齐活，应有尽有。而这些装备（在这场战役中）从来没有下发到前线基层，我们甚至在低于30度（华氏度，零下1摄氏度左右）的天气里还穿着夏装。然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会解决的，而且拜他所赐，真的解决了。几天以后我们就收到了靴子，甚至还有一批手表。他绝对把那堆垃圾指挥部全给洗劫了一通，直到搜刮到足够一个游骑兵营用的物资为止。”

划归到第5集团军麾下

十一月月底，第5集团军的第8步兵师接管了第28步兵师的防区。游骑兵们仍然留守，支援第8师行动，但现在划归为第5集团军直属部队。在第8师完成接管之后，第2游骑兵营把C、D、E、F连从前线撤出，往后撤了一小段距离。A连和B连仍然原地待命，驻守在第8师的第121步兵团的最右翼。

詹姆斯·艾克尔中尉当时是营部的通讯参谋，他向我们描述了当时兄弟们的感受：“你要知道我们是个专精战斗的单位，而且我们所有人都自愿成为游骑兵。结果上头却让我们在散兵坑里干坐着看戏，守着这个毫无用武之地的地方，我们真的很失望。”

（图为当时在许特根森林中艰难挺进的美国装甲部队。第2游骑兵营的到来着实为第5装甲师的弟兄们分担了不少压力）

与此同时，第9、第28和第8步兵师都在尝试夺取四〇〇高地，但是无一例外全都无功而返。然后第5装甲师的一支装甲战斗队在十二月的第一周也试了一次，但就算有装甲支援，协同进攻的步兵还是给德军赶了出来。在德军的反攻面前，第47装甲步兵营只能勉强守住伯格斯坦，无力再对四〇〇高地发起攻击。

动身夺取四〇〇高地

第8步兵师师长瓦尔特·威夫尔将军私下请求了第5集团军指挥官伦纳德·杰罗将军，让游骑兵增援被困在伯格斯坦的装甲战斗队，同时增援第8师对四〇〇高地的后续攻击。杰罗在获得第1军军长寇特尼·霍奇斯将军的同意之后，解除了第2游骑兵营与第5集团军司令部的直属关系，并派卡车把他们从营地里一路载往四〇〇高地。威夫尔将军打算放手让游骑兵自己组织突击——这样一来既能让自己的部队避免无谓的牺牲，同时也能让游骑兵按着自己的路子放开手脚干一仗。

当日，营长詹姆斯·鲁德尔中校被调往第28师的109步兵团；营级参谋乔治·S·威廉姆斯上尉和营情报官哈维·库克上尉被叫到第8师师部接受任务——这些调动都是为了增援第5装甲师在伯格斯坦外围的预备队，并夺取四〇〇高地。乔治·S·威廉姆斯上尉在晋升少校之后，接手了地面行动的指挥权。

威廉姆斯少校随后在晚上九点半返回了游骑兵的集结地，然后游骑兵们坐上卡车径直驶向Kleinhau镇。他回忆当时“卡车在路上分散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费了好大劲才让它们重新回归队形”。在到达Kleinhau镇之后，各游骑兵连开始向伯格斯坦前进。在他们出发前往伯格斯坦之前，鲁德尔中校急忙从第1军军部赶回来，尽可能协助威廉姆斯少校。同时，威廉姆斯少校前往了勃兰登堡。

天亮之前，游骑兵们在烂泥地和刺骨的低温中摸黑跋涉，最终抵达了伯格斯坦。威廉姆斯少校也在勃兰登堡见到了第5装甲师预备队的指挥官，格伦·安德森上校。安德森指出了他的部队目前的困境，并派人带着威廉姆斯一行人前往镇里的装甲步兵连指挥所。

哈罗德·K·斯莱特上尉（译者注：当时第2游骑兵营D连的连长）当时前往小镇的西侧并找到了第5装甲师的人。与此同时，A、B、C连已经抵达伯格斯坦。他们马不停蹄地穿过小镇，直接前往小镇的西面和南面。在他们到来之前，这两个位置甚至没有布置人手——第5装甲师的士兵都躲在地窖里，也没给游骑兵派向导以熟悉情况。所幸第2游骑兵营有三名中尉是高级联络官。他们在装甲部队指挥所里得知德军位置之后，协助整个营在凌晨三点之前移动到了敌军附近。随后A、B、C连在四〇〇高地山脚的森林边缘扎营，凌晨三点到五点之间，D、E、F连也抵达了伯格斯坦。

鲁德尔的突击方案

当游骑兵离开营地时，鲁德尔就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正因为计划出自鲁德尔之手，所以游骑兵们对此倍感自信。D连和F连将会直接攻击四〇〇高地；与此同时A、B、C连将会肃清周围的其它山头，设置路障，并提供迫击炮支援。E连和第5装甲师的预备队留守伯格斯坦并作为预备队，视情况增援突击或阻止德军可能的反攻。在进攻之前，D连和F连将会派人侦察四〇〇高地，而伦纳德·罗梅尔中尉也会从D连抽人进行巡逻。

罗梅尔回忆到：“巡逻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碉堡和其它的敌军火力点。凌晨三点半我带着巡逻队出发，早晨六点再带着情报回到营前沿指挥所。”

（沿着一条泥泞小路向许特根森林前进的第2游骑兵营）

指挥部过了一眼情报，就把它们分发到突击连手里了。目前，原计划仍按部就班地进行着：E连作为预备队；D连和F连在一条临近教堂和公墓，与四〇〇高地山脚平行，但是已经部分塌陷了的道路上集合。突击将在早晨七点半开始，而威廉姆斯少校则在破晓时命令了火力准备。

突击开始

短暂零碎的炮火把德军炸了个措手不及。黎明时分，威廉姆斯命令突击的两个连冲过一片开阔地，往高处进攻；同时动用了一个连对他们进行火力掩护。早晨七点半，D连和F连跨过攻击发起线，冲出伯格斯坦。

驻守此地的是德军第272国民掷弹兵师（德三国防军晚期的一种编制，士兵多为青年和老年人，自动武器普及程度高，然而机械化程度几乎为零，故大部分时候都被部署在静态防御战中）。他们不顾美军炮兵的轰炸，像老兵一样立刻做出了反应，马上回到了战斗岗位上。指挥B连的西德·所罗门看到了德军当时是如何反应的：“德国守军马上就进入了戒备状态，敌人的一个哨所也打了一发红色信号弹。没过多久，一轮密集的迫击炮和重炮火力接踵而至，直接拍到了正在冲锋的游骑兵的脸上，密密麻麻的轻武器和机枪火力也开始向他们射击。双方的伤亡都开始逐步攀升。而落在游骑兵后方，压倒性的德军炮火正在制造更多的伤亡——敌人的抵抗十分顽强。”

四挺机枪毫无阻碍地对着冲上山的游骑兵不停扫射。同时，德军的一个观察哨也行动了起来，精确引导着迫击炮和重炮火力。威廉姆斯在战后报告里写道：“德军的迫击炮、88毫米高射炮、120毫米榴弹炮和自走炮一瞬间集体射爆了。”

C连在他们冲过开阔地的时候，负责提供火力支援。所罗门向我们讲述了游骑兵们最开始的推进：“连长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然后游骑兵们顶着德国守军的机枪和轻武器火力，尽可能快地穿越大约100码的空地，同时一边胡乱向山上射击，一边呐喊着冲锋。在穿过空地，冲到山脚之前，他们的连长和他的传令兵就已经负伤了。可是D连剩下的游骑兵们仍然英勇无畏地向山上发起了冲锋。”

罗梅尔中尉描述了他所在的第一排在攻击发起时的样子：“我的那个排穿过了大约100码半冻的地面，然后朝着山上乱开枪，冒着枪林弹雨进行着一次死亡冲刺。”

不过不管是所罗门还是罗梅尔，他们都不知道究竟是谁下达了进攻命令。但是比尔·派提上士当时就在现场，看到了事情的经过。

“当敌人的迫击炮开始咆哮，炮弹落在我们身后大约75码的地方，而且落点一次一次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派提回忆到，“你能感受到大家开始愈发地不安，而且开始抱怨为什么还不冲锋。我们当时就傻傻地待在那里，等我们自己的炮兵反击。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炮兵开始反击之前，敌人的迫击炮肯定会先落到我们头上——我们现在就被炮火困在200平方码大的地方。有个新来的军官居然还想叫人出去侦察，然后我和麦克休就朝着士兵们大喊千万别听他的。结果列兵布沙尔服从了命令，刚站起来还没走几步就被撂倒了。这件事成了游骑兵后来发起冲锋的导火索。当我把布沙尔拖回来的时候，转头就看到麦克休把他的汤普森冲锋枪举过头顶，听到他大喊‘跟我一起冲上去淦踏马的！’（见附注6），然后他就独自一人冲进空地里了。有了他的带动，F连的其他兄弟们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像屁股插了火箭一样，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鬼门关。同时杀声震天动地，不绝于耳。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比那次更英勇无畏的冲锋。那一刻，我真的为自己是一名游骑兵而倍感骄傲。”

“兄弟们都给我冲啊！”

当然不是所有的游骑兵都被当时发生的事情唬住了，啥都没想就全都一窝蜂全都冲出去了。同属于F连的赫尔曼·斯坦因当时还是稍作了些思考的：“说实话当时我也厘不清……自己在想啥，但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让我冲过这片空地，到对面的树林里找点掩护就好。’”

史蒂芬·安布洛斯在他的《平民士兵》一书中提及了游骑兵对奥克角和四〇〇高地的比较：“那些D-Day在奥克角战斗过的老兵都认为四〇〇高地明显更糟。虽然四〇〇高地不像奥克角是悬崖峭壁，但是覆盖着冰霜和积雪的页岩地面也好不到哪里去，更何况这次他们没有抓钩和绳索。当时他们真的恨不得两只手当三只手来用——多出来的一只手用来开枪。”

D连的巴德·波查兹那时候也跟着人群一起冲上了山坡，他回忆到：“F连当时冲在最前面，然后D连的前两批人跟在他们后面。我们从那条塌掉的路上朝着平地发起攻击，在D连的兄弟们前头用步枪对着两栋已经烧成渣了的房子射击。迫击炮弹在我们身旁爆炸，我们的一些兄弟也因此负伤。然后，F连连长奥托·马斯尼上尉命令我们上刺刀。突然间，迈克·沙里克站起来冲着对面大喊了一声‘有本事来干我啊！你们这帮闸种！’话音刚落，我们就跟着一起冲出去了。我就记得我们当时气势汹涌，一路高喊着‘兄弟们冲啊！’，一路穿过空地，直到山脚。”

所罗门也看到F连的弟兄们在上山之后，就直接冲进敌人的工事里了。“当F连的游骑兵们穿过空地的时候，一挺敌人的机枪朝着山脚的左下方射击，给他们造成了一些伤亡。”他回忆道，“F连剩下的人还是继续往前冲，不管跑得快的还是慢的，一路上都对着山上拼命开火……一些在山脚的德国人见势不妙，要么掉头向山上逃命，试图躲开那些正在冲锋的游骑兵；要么只好站起来，就地投降。”

（美军士兵正在检查一处被德国人匆忙抛弃的机枪阵地。1944年秋开始的许特根森林战役后来被一致认为是欧洲战场上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赫尔曼·斯坦因觉得德国人可能是这么想的：“逃命的和投降的德国佬大概各占一半吧……我觉得如果你亲眼目睹120名士兵像印第安土著那样朝你涌来，你肯定会觉得这帮人疯了！我们当时真的，扯开喉咙喊得跟一群要上房揭瓦的疯子一样。”

二等兵威廉·安德森，比尔·派提上士和一等兵克罗伊斯·曼宁是当时F连最先抵达四〇〇高地顶部的人（安德森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不过由于在军营里违纪，他从中士被降职为最低级的二等兵）。他们在山顶上看到了一座被钢门封住的地堡。派提冲上前去用他的BAR自动步枪顶住一个射击口，对着里面打空了整个20发弹匣；安德森也往里面丢了几个手雷。但是没过一会儿，一颗敌人的炮弹在安德森身旁爆炸了，把他炸死了。

后来马斯尼上尉带着更多人上来了，并拿下了地堡。罗梅尔后来说，在哈维·科宁中士的班被重新部署到山顶前沿的防线上之前，他们班一路追着溃逃的德军，跑下了山，甚至追到了鲁尔河边上。早上八点三十五分，第2游骑兵营拿下了四〇〇高地，还俘虏了28名德军士兵。

德军的轰炸

游骑兵们知道德军马上就会发起反攻，必须尽快布置人手并做好准备。然而D连和F连的游骑兵这时才发现，他们真的很难在岩石地面上挖散兵坑。

由于两军都明白四〇〇高地的战术价值极其重要，于是德军投入了最好的第6伞兵团发起反攻。根据后来俘虏的口供，只要能夺回高地，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不仅会给参战士兵颁发铁十字勋章，还允诺给他们放两周的探亲假。

德军炮兵席卷了四〇〇高地，致命的榴霰弹狠狠地砸在了游骑兵的头上。虽然页岩地面没法深挖壕沟，但那些地堡还是提供了一些掩护。波查兹回忆到：“炮弹从三面向我们袭来，我们不仅听到了一些兄弟试着原地挖坑，也听到了一些人被炸死时发出的惨叫。浓烟全都一股脑地涌进我们的眼睛和鼻孔——那场面真的很可怕，那些被炸伤的兄弟的哀嚎也同样令人撕心裂肺。”

（德军炮兵在许特根森林中使用的sIG 33 150mm重型步兵炮）

炮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战斗减员。历史学家迈克尔·达布勒在他的《接近敌人》一书中写到了炮击带来的心理创伤：“第2游骑兵营的一名新兵在不到3英尺的地方，亲眼目睹他的一个队友的脑袋被整个炸飞掉。这个新兵当时就被吓得失去语言能力了，记不起他的名字，身边的人也都不认识了。游骑兵们只好在德军反攻的间隙把他送下了山——他最后被送回国内的一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由于游骑兵的人手严重不足，无法同时兼顾整条防线，罗梅尔必须了解德军最有可能从哪里发起进攻，以先发制人——他冒险派出了几个两人侦察巡逻队下山，去侦察敌人可能的集结点。然后根据巡逻队收集到的情报，用他手头仅剩的一点人马将德军的反攻各个击破。最后，游骑兵们以他们的谋略和胆识，在最初的反攻面前勉强守住了四〇〇高地。

派提上士当时负责指挥F连剩下的弟兄们，在山顶组织防御。赫尔曼·斯坦因则带着第一排和第二排，到山下朝着河流的方向构筑防线。事后，派提上士一直坚信，正是当时还留在山上的这六到八个人使得F连没有被彻底歼灭，给F连留下了种子。事实也确实如此，那天德军为了夺回山顶的地堡，拼尽全力进攻F连。

1比10的绝对劣势

从攻上山头的那个早上的九点半开始，直到接下来的两天里，德军向游骑兵发起了最初的五轮攻势，每一波攻势都有100到150人左右。大部分的攻势都从东面和南面发起，因为那里靠近山脚的树林可以为一个连的德国伞兵提供掩护。

威廉姆斯少校向我们描述了某次进攻：“当游骑兵们察觉到之前，德国人就已经出现在山上的地堡周围了，有些甚至都已经摸进来了。他们一上山就开始组织进攻，一见到我们就用机枪、冲锋枪、步枪和长柄手榴弹招呼。山上的一些地方的战况甚至胶着到开始拼刺刀，打白刃战了。”

派提上士由于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负伤，当天晚上就被转移走了。游骑兵们竭尽全力坚守阵地，并迫使德军撤退重整。然而敌人的炮击却一刻也没停下过。

（许特根森林战役中向美军快速接近的德国步兵）

到中午时，两个连的游骑兵只剩下32个人还能战斗了。更糟糕的是D连在德军发起接下来的进攻之前就失去了他们的连长——马斯尼上尉在试图下山带回援军的时候被俘虏了。罗梅尔现在是D连仅剩的军官了，但他也已经负伤。他失去了他的左手食指，耳膜也因为受到炮弹的冲击而不断流血。

然而威夫尔将军这时候也没法从正在其它地方交战的部队里抽调人手支援游骑兵。在接下来的40小时里，游骑兵们被困在山上，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德军的反扑。

德军在中午进行了第二次反攻，派出了约150人直扑F连，给游骑兵们造成了进一步损失。罗梅尔回忆到：“我们当时面对着1比10的绝对劣势，炮弹不断在我们身旁炸开，不长眼的子弹四处乱飞，而我们却找不到什么能用的掩体。”

来自18个炮兵营的强力支援

正当德军即将拿下高地之时，一名游骑兵的壮举成功扭转了局势。罗梅尔回忆到：“我的副排长艾德·赛科尔，他平时是个很安静的人……但是他当时打光了所有的弹药。于是他从德国伤兵身上搞了两把冲锋枪，直接就一边开火一边大喊着冲向德国人，他手下还活着的几个人也跟着冲了上去——他们就这样一起把这些德军士兵赶下山了。”（见附注7）

到下午四点，四〇〇高地上只剩下25名还能战斗的游骑兵了。罗梅尔回忆到：“我们又击退了一次反扑，但如果德国人真的发现我们在山上就只剩这么点人的话，他们肯定还会继续进攻的。”

位于伯格斯坦的游骑兵营指挥部当时已经知晓了山上的惨烈战况。威廉姆斯少校紧急向威夫尔将军请求增援，但将军也实在是抽不出人手。威廉姆斯只好从驻扎伯格斯坦的E连的一个排里抽人，拼凑了个10人的队伍上山驰援，刚刚好在德军第三次反攻时抵达。这次德军把之前被击退的两个连拼凑起来，组织了进攻。

（美国第5集团军炮兵的火箭发射器。对于第2游骑兵营来说，它们的支援真的至关重要）

然而击退这次进攻的功臣却是美军炮兵——准确来说，是隶属于友军预备队的第56装甲野战炮兵营，一位名叫霍华德·K·凯尔特哈特的前沿炮兵观察员的功劳，因为他能360°无死角地观察整个山头，并呼叫火力支援。

一名观察员回忆到：“那时候凯尔特哈特叫来了整个集团军所有可用的火炮支援——足足有18个炮兵营：155毫米榴弹炮、75毫米山炮、自走炮、8英寸和240毫米重炮一哄而上，用炮弹把高地周围一圈全都犁了一遍。”凯尔特哈特引导的炮击不仅把德国伞兵从山顶上逼了出去，同时也阻止了敌人进一步从树林里派出增援。这一轮反攻，以及下午三点的另一次反攻均被击退。

“简直就是死亡工厂”

在战斗间隙转移伤员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伤员最多的时候，山顶地堡的急救站一次性塞满了多达20名伤员。当夜幕降临之后，运送弹药的友军穿过冰雪和岩石地面，登上山顶，然后再抬着担架把伤员带回来。晚上九点左右，这项任务由E连和C连负责。军医约翰·沃夫曼向我们讲述了当时运送伤员的过程：“当时绝大多数伤员都必须用担架抬回急救站。说真的，在平坦的地方用担架搬运伤员已经够难受的了，更别提这种地面湿滑还草木丛生的山坡了。”

载有担架的吉普车就在山脚下等着——基本上营里每一辆吉普车都用来转移伤员了。营部主任医师瓦尔特·E·布罗克上尉命令他手下的军医，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好好照顾那些游骑兵。但遗憾的是，在布罗克后来照顾伤员，协调转移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到了急救站的顶上，把他炸死了。

（死于战火而来不及掩埋的年轻德军士兵。由于青少年和老年人不适合现役，所以他们一般会被征召进由一小部分老兵带领的“国民掷弹兵”部队）

德军一整个晚上都在轰炸游骑兵。“我们彻夜未眠，”斯坦因后来回忆到，“但那晚下了点毛毛雨……那时候我身边还剩6个F连的兄弟吧。里头还有个叫朱利安·哈纳汉的新兵，不过他当时表现得就像个老兵一样。我们那时候也还有几个兄弟在下面，山脚那里。”

罗梅尔后来总结了四〇〇高地上第一天的战斗：“那地方简直就是死亡工厂……不管怎样，那地方真的震撼到我们了——我们要么冻死，要么冻出病，再要么被炸得粉身碎骨。老实说，1944年6月6日远远算不上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天。老子活了75年，只有1944年12月7日才是我这辈子最难熬，最痛苦的一天。”

最后的反扑

12月8日天刚亮，E连就报告遭到了来自北面Obermaubach的敌人的攻击。德军第6伞兵团在炮兵的掩护下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早上八点零八分，友军从道路北侧叫来了炮兵支援。炮击成效显著，德军马上就撤退了——凯尔特哈特和他引导的炮火轻而易举就粉碎了早晨的攻势。

阿诺德上尉讲述了当时12月8日最凶猛的一次反扑（见附注8）：“最猛烈的攻击应该是12月8日下午三点的那次。大约100到150人在88毫米高射炮、自走炮、迫击炮和其它各种重炮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有五个德国士兵甚至冲到了离教堂只有100码附近的地方——那座教堂当时被用作急救站。炮弹接连不断地在急救站周围爆炸，有一发炮弹甚至飞进了一扇窗户，然后撞烂了另一扇窗户飞了出去。这波反攻持续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后被我们自己的炮兵逼退了。”

（在许特根森林转移伤员的吉普车）

夜幕再次降临之后，德军试图渗透游骑兵的防线以接近山顶地堡。游骑兵们直接用BAR自动步枪、步枪和手雷把这一小股德军轰了出去。最后，美军炮兵的一轮20分钟左右炮击把德军彻底赶下了山，击退了他们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两天的激战里，德军基本都是冲着D连E连和F连去的，给他们造成了巨大伤亡。但不管怎样，游骑兵们最后还是在友军炮兵的支援下，死死守住了阵地。

尾声

12月8日傍晚，威夫尔将军绞尽脑汁，在想方设法调整了第13步兵团的防线之后，终于从中抽出了一个营的援军。他派卡车把这些步兵送到四〇〇高地，然后他们自己趁着夜色爬坡登顶。经过40多个小时的激烈厮杀，游骑兵们终于撤出了战斗，付出了107人负伤，19人阵亡，4人失踪的代价，减员约四分之一。但在美军四个多月的森林鏖战中，唯独只有他们拿下了四〇〇高地。

然而不幸的是，九天之后，第13步兵团驻守的四〇〇高地再度易手——美军在1945年2月之前都没能再把它抢回来。

（一名在鲁尔河附近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许特根森林的美军士兵。四〇〇高地的海拔给予了美国守军观察周围地形的良好位置）

注释：

【附注1】帕斯尚尔战役（也叫作第三次伊普尔斯战役）是一战中英军和加拿大军于1917年7月31日发起的一次攻势。虽然帕斯尚尔地区没有森林，但是与许特根森林战役类似，也是一场在滂沱大雨和烂泥地里的惨烈厮杀。

【附注2】“连锁的扇形火力圈”，原文“interlocking fields of fire”，或译作“火力扇区连锁”，是一种建立防线的策略。目的是火力交叉连锁，在一定距离上不让防御火力出现间隙。另附一张图解释（手机截图有点模糊，凑合看吧www）。

【附注3】查尔斯·B·麦唐纳（1922.11.23-1990.12.04），美国陆军前副首席历史学家（现在这个职位属于美国国防部），著有包括本文提到的The Mighty Endeavor在内的多部美军二战战史。

【附注4】奥克角之战，指第2游骑兵营于D-Day为了摧毁威胁奥马哈和犹他滩德军重炮，在奥马哈海滩西面的制高点奥克角进行的登陆作战。游骑兵借助登陆舰发射的攀岩绳索（火箭助推钩）直接爬上了约30米高的峭壁进行突袭，并深入德军防线搜索并摧毁了早已被转移的德军重炮。随后游骑兵遭到了德军猛烈反扑，在奥克角坚守了两天一夜后，第5游骑兵营和第116步兵团的增援最终赶到。参与这次战斗的225名（或更多）的游骑兵最后打到只剩90多人。

1944年6月6日强攻奥克角的第2游骑兵营

2019年6月6日，75游骑兵团第2营在奥克角进行的D-Day七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两代游骑兵（雾）重攀奥克角

【附注5】75游骑兵团沿用至今的座右铭“游骑兵，做先锋！”（Rangers Lead the Way!）即出自诺曼·寇塔将军之口。

【附注6】原文是“Lets go get the bastards!”，要是对使命召唤2的剧情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还能记得这句话吧（笑），不得不说这点倒是挺还原的哈。

【附注7】这段描述说实话笔者也存疑，看官们自行取舍。我后来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另一段对此的描述，说赛科尔中士当时一手抓着一支冲锋手枪（德三的伞兵会带着玩意儿吗……我真不知道……）冲到空地里，边跑边开枪把敌人击退了。好吧，如果只是几个敌人登顶的话也许还好说……

【附注8】阿诺德上尉是B连连长。笔者推测这波进攻应该不是针对四〇〇高地的，而是针对包括B连负责的防区在内的其它区域的进攻。根据后面的描述，四〇〇高地也不该出现教堂之类的建筑吧……

本文出现的几位老兵的背景（有一两个实在查不到）

【1】伦纳德·罗梅尔（Leonard Lomell，1920.01.22-2011.03.01）中尉，原为D连的上士（上士一般担任连长的幕僚，辅助决策或管理部队），而且直到攻打四〇〇高地时他还是上士。在坚守四〇〇高地时由于D连包括连长哈罗德·斯莱特在内的各级军官们非死即伤，他临时被晋升为中尉，接管了D连的指挥权。他也因为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银星勋章。许多军事历史学家对其在四〇〇高地的表现，尤其是面临敌众我寡的绝对劣势时的迎敌策略给予了很高评价。D-Day时，他也是率先发现并亲手摧毁被德军转移的重炮的游骑兵之一，并因此获得了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在拿下四〇〇高地后，他又参与了突出部之役并再次负伤。最终他于1945年12月荣誉退役。

【2】罗伯特·托马斯·埃德林（Robert Thomas Edlin，1922.05.06-2005.04.01，Bob应该是绰号），A连1排中尉排长。他在四〇〇高地的战斗中并没有什么很出彩的表现（毕竟A连这次坐冷板凳），不过他在44年夏美军围攻布雷斯特港时干过一件非常开挂的事。埃德林当时受命带领一支四人小队，侦察Graf Spee附近的一处德军炮兵阵地并标定雷区，然而却误打误撞俘虏了一座碉堡里的德军军官，并逼他护送自己和翻译官前往Graf Spee炮兵阵地的指挥所。进入指挥所之后，他解除了手雷的保险并以此威胁德军炮兵指挥官，并最终迫使他下令所属防区投降。（包括800多名士兵和4门280毫米重炮）事后，他获得了营长鲁德尔中校的荣誉勋章提名，但他为了能继续和兄弟们一起战斗而拒绝了。最后他还是因此获得了杰出服务十字勋章。

【3】赫尔曼·斯坦因（Herman E. Stein，1921.04.23-2012.06.27），F连老兵，退役时军衔上士。D-Day时他是第三个登上奥克角的游骑兵，后来也因为四〇〇高地的战斗的英勇表现而荣获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

【4】哈罗德·K·斯莱特（Harold K. Slater，1919.03.04-2011.04.05）上尉，D连连长，退役时军衔少校。他后来参与了朝鲜战争，于1951年5月18日被俘（1953年9月5日释放）。

【5】奥托·马斯尼（Otto Masney，1917.08.15-1991.01.18），退役时军衔上尉，F连连长。在四〇〇高地被272国民掷弹兵师俘虏之后，他遭受了两个星期的拷打，门牙被全部打掉。据他自己后来的回忆，除了没卵用的个人信息以外，他没向德国人出卖任何情报。随后他被转移到位于波兰的64号军官集中营。由于苏联红军的逼近，他又被再次转移到德国的哈默尔堡集中营，但是中途和其他几名俘虏逃了出来。之后他们逃回了64号集中营，等待苏联红军的到来。然而红军将他们扣押为人质，并用他们作为和盟军谈判的筹码。之后马斯尼利用看守的疏忽，抢了一辆吉普车逃出了集中营，趁着战后欧洲的乱局一路逃到1000英里外的黑海港口敖德萨（今乌克兰境内），并于1945年3月7日登上了一艘澳大利亚船只，前往埃及的一座美军野战医院，回归美军序列。1945年10月19日，奥托·马斯尼以上尉军衔荣誉退役。

【6】詹姆斯·E·鲁德尔（James Earl Rudder，1910.05.06-1970.03.23）中校，1941年开始指挥第2游骑兵营，后来在D-Day指挥了奥克角之战。在本文提到他被调往109步兵团之后，参与了突出部之役。他于1957年晋升少将。

尹先炳：16军首任军长，1955年仅授大校军衔，一年后被开除党籍

1955年，新中国实行历史上首次授衔，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及以下将官1000余人。

然而，作为战争年代威风凛凛的“朱德警卫团”团长、二野五兵团副司令员、解放军第十六军首任军长的尹先炳，却仅仅被授予了大校军衔，成为解放军70名首任军长中唯一一位无将军军衔者。

1950年，尹先炳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司令员，标准的副兵团职级干部，而“大校”则相当于“正师”级，中间隔了准军、副军、正军、准兵团，等于是降了5级。

那么，这个尹先炳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有何战功？又为何被降级授衔呢？

一

李先炳，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一户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红军。

土地革命时期，李先炳曾先后出任过红四方面军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尽管立有战功，但一直默默无闻，在军中并不是那么地突出。

不过，在红军时期，尹先炳却差点被打成“改组派”分子，要不是遇见贺老总，其结局不言而喻。

据尹先炳回忆说：

“当时改组派专门成立了一个连，打仗时，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缴了好枪不准用，一律送给其他连队，而且每人只发10发子弹……”

所以，一旦被打成“改组派”，其面临的结果就两种，要么被自己人打死，要么被敌人打死。

抗日战争爆发后，尹先炳奉命出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该团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朱德警卫团”。

尹先炳接任时，该团已经扩编成“三三制”的大团了，下辖三个营、九个步兵连、三个直属连和三个营属机枪排，总计2300余人，既神气，又威风。

二

1940年初，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的尹先炳，奉命调任冀西游击总队副司令。

当时，时任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和政委黄镇来到冀西，宣布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命令，要求冀西游击总队北上元氏，寻机歼灭日军，以粉碎日军将华北地区变成其“兵站基地”的阴谋，保卫我抗日根据地。

同年3月19日夜，尹先炳奉命率部对马岭伪军据点发起猛攻。

但敌人据险固守，我军连续抢攻几次，都未能奏效。没办法，尹先炳只能先把部位撤到南北沙滩一带待命。

21日，尹先炳组织营以上干部开会总结马岭战斗的经验教训，不料会议刚进行到一半，日军的炮弹就从会场上空呼啸而过，打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

尹先炳立即终止会议，并命令三支队一营二连连长范金标带领几名侦察员去打探情况。

很快，范金标回来报告说：日伪军有300多人，今天早晨从南佐出发，在姚庄抢粮，沿姚庄至黑水河大道西进，有向根据地一带侵犯的企图。

黑水河一带地形十分险要，非常适合打伏击，再加上部队北上元氏的任务就是要寻机歼灭敌人，尹先炳思索片刻后，当即下令：坚决歼灭这伙敌人。

具体部署为：元氏独立营一个连前往黑水河大沟以东佯动，战斗打响后不要恋战，边打边退，将敌人引诱至黑水河大沟；第三支队一个营迅速占领黑水河以西的大垭口，等日军进入大沟以西时，从正面阻击日军；第六支队一个营则占领大沟以南的有利地形，待战斗打响后，由南向北出击。

与此同时，再派一个营前往姚庄以东地区，向南佐、元氏方向执行警戒任务，保障主力侧翼安全。其余部队全部作为预备队，以配合正面作战。

按照此部署，部队很快进入到指定位置。

中午十二时左右，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越过大山垭口，后面部队也已进入大沟入口处。此时，日军已经完全进入到尹先炳精心设计的包围圈内。

战斗打响后，身处包围圈中的日军，很快就被我军的猛烈攻势给打蒙了，不一会儿就损失过半。

不过，这伙日伪军很狡猾，他们很快就收拾好残兵，占领了大沟以西的仙姑庙，等待援兵的到来。

仙姑庙的庙墙很高，而且都是由青砖砌成的，非常坚固。

庙的正前方是一片开阔地，日军退守仙姑庙后，就在大门口架起了两挺机枪，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

事实上，我军只需要轰上几炮，就能轻松解决所有问题了，但可惜的是，当时我军并没有重武器，就连基本的步枪、弹药都少得可怜。

冲锋不现实，火炮又没有，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尹先炳反复思考，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迅速解决这伙敌人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援军接走。

更何况，驻守在仙姑庙的这伙日军可不是一般的敌人，他们都是日军士官、军官，如果放他们回去，将后患无穷，所以必须全部消灭干净。

尹先炳思想来去，最终决定采用“火攻”的方式。

战士们登上仙姑庙的侧后方，将一堆堆柴草点燃起来，实施火攻。当时恰好是顺风，大火很快便烧到了仙姑庙。

在此熊熊烈火之下，仙姑庙已经不能藏身了，日军只好冲出大门与我军决一死战。

结果，这正好中了尹先炳的计，刚一冲出庙门，就被早已埋伏在外面的我军战士全部击毙。

黑水河战斗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6点，共击毙日伪军200余人，其中100多人是日军，生擒3人，缴获一门山炮和三挺轻机枪。

黑水河围歼战，是抗战中冀西地方武装的首次大捷，受到了129师和晋冀豫边区纵队的通电表扬。

而在战斗中，尹先炳决心果断、部署周密、反应灵活的指挥作风，也受到了刘伯承师长的高度赞扬。

这一仗，充分显露了尹先炳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0年6月，冀西游击总队与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第二团等部合编为新编第十一旅，尹先炳任旅长，黄振棠任政委，秦基伟任副旅长，下辖三个团。

在此之后，尹先炳率部在抗日战场上东征西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

解放战争时期，尹先炳先后出任过第二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等职。

1949年2月19日，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和豫皖军区独立旅奉命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原纵队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分别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政委，第十六军军长一职，则由原一纵副司令员尹先炳担任，政委由王辉球担任。

第十六军下辖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三个师，归第五兵团建制。

尹先炳首任第十六军军长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横渡长江。

4月21日，尹先炳和王辉球经过精心部署后，开始指挥部队发起渡江作战。

仅用了30分钟，我军第一批渡江部队便登岸成功，一举击退了国民党守军，占领了滩头阵地。

不久后，尹先炳乘坐的第二批船也顺利登岸。

然而，由于在渡江之前连续七天七夜没有休息，尹先炳过江后不久便晕倒了，战士们只能抬着他前进，整整抬了一整天，到东流时才醒过来。

尹先炳在指挥部队行军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用拇指和食指在地图上丈量行军距离。

小拃至少要行军一百二三十里，大拃至少要行军一百八十里。

以至于战士们还经常开玩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军长这一小拃、一大拃。

渡江后，第十六军就是在尹先炳的这一拃一拃下追击国民党军的，其行军速度之快，攻势之猛，为其他各军之典型。

5月6日，尹先炳率军攻打衢州，整个战斗仅持续四个小时就结束了，一举歼灭国民党守军2000余人。

但这还没完，在这之后，尹先炳又在地图上小拃一下，命令十六师政委范阳春率领一八三团奔袭三十公里攻打江山县城。

此战，创下了政治干部率一个团打下一座县城的辉煌战绩，歼灭国民党军5600余人。

不得不承认，尹先炳行军打仗的确是一把好手，决心大、部署周密，敢打必胜。

从这之后，尹先炳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路南下追击国民党军，战至15日，第十六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追击至福建中部地区，总计歼敌15000余人，解放了11座县城。

不久后，尹先炳接到了进军大西南的命令，在与司令部参谋人员研究行程时，尹先炳也是每天一拃，从玉山县开始，一直拃到萍乡、宝庆、贵阳、毕节等地。

在此期间，尹先炳率领第十六军一路势如破竹、连战连捷，解放县城几十余座，还生擒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参谋长饶启尧少将、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肖以觉中将，以及数千名国民党军官兵。

强渡岷江后，第十六军迅速攻占乐山，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第一三五师警卫辎重营、山炮连700多人，还俘虏了国民党军第三军副军长沈开越。

12月30日，成都宣告和平解放，至此，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画上了句号。

而这一路走来，尹先炳率领的第十六军已是战功赫赫的威武之师了！

四

1950年1月，第十六军奉命回师贵州，进驻遵义。

不久后，尹先炳出任第五兵团兼贵州军区副司令员，王辉球任政治部主任。十六军军长一职仍由尹先炳兼任。

当时尹先炳在贵州的主要任务，就是剿灭盘踞在此地的土匪。

不过，这些土匪在久经沙场的尹先炳看来，根本不足为虑，他说：“贵州几个毛匪，有什么了不起的！”

结果，尹先炳的这种轻敌思想，当即就遭到了刘伯承的批评：

“剿匪也和打仗一样，要集中兵力，不要五个指头按跳蚤，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结果是一个跳蚤也按不到。”

1950年6月，贵州军区发起了名为“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的剿匪行动。

在尹先炳的亲自部署和指挥下，这几个地区的匪患很快就被肃清，歼灭匪首王福堂以下3000余人。

不久后，尹先炳又发起了一系列的剿匪战役，皆大获全胜。

据十六军的老战士回忆：在贵州剿匪的这段日子里，尹军长住在城基路的一栋小楼上，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指挥作战。当时他的卧室里除了一部电话机外，还有5部无线报话机。

为了保密起见，在与剿匪部队联络时，一律以生意人的称呼，尹先炳在军区是三号，因此就叫“三老板”。

1950年11月底，贵州地区的匪患已经基本肃清，尹先炳奉命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1951年2月，为了应对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新形势，中央决定再次在国内组建新的志愿军兵团入朝作战。

而作为全军中的一支“王牌”部队，第十六军自然在组建新兵团的范围内。

当时，第十六军除留两个团驻守铜仁、毕节外，其余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入朝作战。

对于十六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极为关注，因为这支部队是当时全军唯一的一支合成军。

就连军部，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海陆空联合指挥所”的编成来建设的，军部领导不仅要懂陆战，还必须要自学一些海空知识。

此外，该军的武器装备也非常的先进，除了原装的红军老底子主力部队外，还配有高炮师、铁道兵师、坦克团、炮兵团等，其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堪称全军的“王牌”。

正因如此，第十六军入朝前，毛主席还前后两次接见了军长尹先炳和政委陈云开。

在第二次接见时，毛主席对他们俩说：

“敌人从我们正面打不动，就可能从空中或侧后找出路。你们要提高警惕，工作也一样，抢在时间面前就主动，装备来一个师就改一个师，不要等来齐了再改……”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让尹先炳和陈云开非常感动，当即便向毛主席表决心：“我们一定带好部队打好仗，不辜负主席和祖国人民的期望。”

五

十六军入朝后，奉命驻守在朝鲜战场的西海岸，担负反空降和抗登陆的作战任务。

刚到朝鲜的时候，尹先炳便想在朝鲜战场上打出点名堂来，他精心策划了一个大反击战，即：在全军的防御正面，组织一次步、炮、坦克协同的反击作战，将战线向南推进20公里，直捣铁原机场，一举拿下美军第八集团军前指。

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最后并没有实施，他刚做好预案，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便打来电话：“敌人要签字了，我看你们就停下来吧，别打了！”

所以，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尹先炳虽然也多次与“联合国军”交手，并且都取胜了，但却都是些“小打小闹”的战斗，这对于一个装备精良的“合成军”军长来说，确实有点不过瘾。

以至于在接到杨得志的电话后，尹先炳还气得将手中的红蓝铅笔重重地仍在地图上，气愤地说：“这个美国佬，你啷个老是跟老子过不去嘛！”

1954年3月，尹先炳从朝鲜回国。

1955年授衔时，作为二野名将的尹先炳，无论是凭资历还是凭战功，都应该被授予中将军衔，最后却被降为大校。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当时的授衔预案中，尹先炳的确是在中将名单里的，但却因为生活作风问题，遭到中央点名处分，转而改授大校。

据说，当时毛主席听闻尹先炳腐化堕落的事情时，恼羞成怒。1956年5月，尹先炳还被开除了党籍。

不过，尹先炳虽然没有被授予中将军衔，但其仍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还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成为当时全军唯一一位有将军勋，而无将军衔的特殊将领。

不过，这也表明，组织上对于个人的功过是非，是分得很清楚的，不会因为犯过错误就抹杀了所有的功劳。

六

1958年，尹先炳调任解放军政治学院物资保障部副部长，尔后又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务部副部长。

在此期间，尹先炳有一个“奇怪”的行为，那就是非必要场合从不穿军装。1965年军衔制废除后，他又开始穿军装了。

1980年后，在杨勇、苏振华等二野老同志的极力推荐下，尹先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83年1月6日，杨勇和徐立清两位将军不幸去世。噩耗传来，尹先炳悲痛欲绝，当晚便突发脑溢血住院。

短短地一个月后，即2月10日，尹先炳逝世，紧随两位老战友驾鹤西去了，享年68岁。

深藏功名  不改本色

来源：【人民网】

张富清在家里看书学习（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2022年12月20日23时15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时代楷模”称号获得者、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最美奋斗者”张富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8岁。

“我是一个老兵，是党培养的人，我要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张富清老人生病住院期间，曾这样说过。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

几张类似奖状的泛黄纸页、一个红本子、三枚奖章……2018年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收到了张富清珍藏多年的军功证明，人们这才发现了这位深藏功名63年的老英雄。

张富清生于陕西省洋县。1948年3月，24岁的张富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从参加解放军起就觉得，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队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也是从那时起，我一直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富清老人曾回忆。由于作战勇猛，当年8月，由连队集体推荐火线入党，成为预备党员。1948年6月至9月，张富清参加壶梯山战役，攻下敌人碉堡一座、打死敌人两名、缴获机枪一挺，并巩固阵地；在东马村消灭外围守敌，占领敌人一座碉堡，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在临皋执行搜索任务，发现敌人后即刻占领外围制高点，压制敌人火力，完成截击敌人任务。

1948年，张富清作为班长，和两名战友组成突击组，率先攀上永丰城墙。他第一个跳下城墙，冲进敌群展开近身混战，端着冲锋枪朝敌群猛扫，突然感到头顶仿佛被人重重捶了一下，后来又感觉血流到脸上，用手一摸头顶，一块头皮翻了起来……击退外围敌人后，张富清冲到一座碉堡下，刨出一个土坑，将捆在一起的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下手榴弹的拉环，手榴弹和炸药包一起炸响，将碉堡炸毁。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他炸毁了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永丰战役后，他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

每一次战斗，张富清总是担任“突击队员”。“那时候，解放军的‘突击队’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我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为什么？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为了党和人民，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比光荣！”说起当年的战斗岁月，张富清总是无比坚定。英勇作战的张富清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

1955年，张富清即将复员转业。“部队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 张富清选择了湖北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之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

从到来凤的那一天起，张富清就封存了所有战功，一心一意干好每件工作。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县外贸局、县建行工作。工作30年，他从没提过军功，也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在来凤，张富清同样是“哪里最困难去哪里”。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在那里，张富清带领社员们投工投劳，一起打炮眼、放炸药，开山修路……用两年时间修通了高洞的第一条公路。

工作30年，不管职务如何变迁，他从不利用手中职权照顾自己的亲人。上世纪60年代，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一人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六口。妻子孙玉兰原本在三胡供销社上班；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张富清首先动员妻子离职，减轻国家负担。“我不让你下岗，怎么好去做别人工作？”张富清对妻子说。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也总是教育他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自己奋斗。“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张富清说。

张富清离休后，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住旧房子穿旧衣，家里的家具电器都是有年头的“老物件” 。物件虽旧，他的思想却一直保持与时俱进。直到90多岁，张富清依然保持着每天上午8点到9点读报纸，晚上7点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人不学习要落后，机器不用要生锈。”他常常对老伴这样说。

每逢党和国家举办重大活动，张富清都认真收听收看广播电视。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听到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时，他感慨道：“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很多事情需要年轻人接着做。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干下去，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随着张富清事迹被人们熟知，他获得了许多荣誉。一个个沉甸甸的荣誉对张富清来说，是一次次鞭策。他说：“要时刻问自己，党的要求都做到了没有；要不断努力，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他说，自己这辈子最深的信念就是：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

《 人民日报 》（ 2022年12月22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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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杨永松逝世，梅州乡亲追思：他虽然走了，但仍活在我们心中

载于2022年9月2日南方日报A11版。

原标题：

最后一位广东籍开国将军杨永松逝世

10岁参加革命，一路南征北战书写传奇人生

时任战车师政委的杨永松（左二）。

9月1日中午，广东籍最后一位开国将军杨永松离世，享年104岁。

2019年重阳节时，南方日报记者曾赴杨永松的北京家中采访，他回忆起家乡梅州大埔，勉励后人要继续艰苦奋斗。

杨永松出生于1918年，一路南征北战书写了传奇的一生。1955年，杨永松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将领之一。

生于大埔百侯

10岁参加革命

1918年7月，杨永松出生在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一个贫苦家庭，一家人靠父亲贩卖咸鱼咸菜为生。

当时，为了生存，不少当地人下南洋去海外谋生，杨永松的大哥和二哥也跟着几个叔叔去了新加坡。

杨永松5岁时，父亲积劳成疾因病离世，家中生活更加艰难，母亲还是坚持送杨永松去镇上的小学读书。

那时，梅州大埔的中共党组织在乡村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工会、农会等组织纷纷成立。杨永松的二哥在新加坡加入共产党后，也返回家乡积极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杨永松夫妇和四个儿子。

1928年，年仅10岁的杨永松受到革命启蒙，加入学校组织的劳动童子团，参加大会、示威游行。

1930年4月底，杨永松在二哥的安排下去闽西，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留在县委机关打杂，正式开始了革命工作。

长征路上九死一生

病中拼命追赶部队

在参加革命期间，杨永松没少因身体吃苦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部队东进闽西的路上，杨永松反复发高烧，病了几天后已是骨瘦如柴，行动都很困难。那时部队要转移，由于缺医少药，杨永松只能留在后方医院休养。

为了追赶部队，杨永松不顾伤病坚持赶路，在第五天赶上了部队。到部队的第二天，杨永松收到通知——部队傍晚就要出发，那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翻越雪山时，由于天气恶劣而困难重重，不少战士因为看不清路掉进雪坑。部队一直是急行军，饮食也差，杨永松眼见着剩余的人数不足出发时的三分之一。

部队一路攻坚克难，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进入草地的第六天，杨永松的双腿因长时间泡在雨水里，已经肿胀得无法起身。

无法预料明天的杨永松索性把在湖南买的一双新袜子穿上，把自制毡鞋也穿上：“如果横竖走不动，我总是要死的，留着它们也没用。”两三个小时过去，他的脚竟然慢慢好转，逐渐走得快些，又走了一阵，两腿几乎完全恢复正常。

南征北战

成为最年轻开国将领之一

杨永松经历了多场战斗。抗战时期，他跟随部队挺进山西，首战平型关；解放战争时期，他战山东、克东北，成为第一支装甲部队的首任政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忱，纷纷要求对日抗战。1937年8月23日，杨永松所在部队作为先头部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杨永松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参加这一战役的经历。

“有一个连队只剩下一个副指导员和一个战士，许多战友为保家卫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杨永松说。回想起那些充满着鲜血和牺牲的“硝烟往事”，他十分感慨：“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全国的解放，他们的鲜血洒在了革命的征途上，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和平。”

1955年，杨永松被授予少将军衔，37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开国将领之一。杨永松荣获过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7年8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后，杨永松被分配到原北京军区工程兵任副政委。

心怀家国

勉励年轻人艰苦奋斗

1978年，杨永松退居二线，任北京军区工程兵顾问，继续为国家的军事建设贡献力量。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19年重阳节时，南方日报记者在杨永松家中采访了他。在北京的一所小院里，年过百岁的杨永松精神矍铄。

杨永松将军。南方日报记者 张迪 摄

那年10月1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上，从当年的“万国造”到全部国产化的先进装备，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由于身体原因，原本受邀参加的杨永松没能到现场。他在家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阅兵仪式，也深感如今各种武器越来越先进，国家强大了，他感到很开心。

看到来自家乡的大埔蜜柚等特产，杨永松感叹：“国家建设好了，大家的生活也过得更好，比以前富足很多。”

“在外这么多年，记得最深的是那里的革命氛围。”在回忆录中，杨永松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老家百侯镇侯南村，老家一直保留着崇文重教的习俗。

杨永松也对年轻人发出寄语：“我是个放牛娃出身，从小练复写纸、练刻蜡版，文化有所提高，但是文学水平不高。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有这么好的条件，应该很好地学习，践行为中国人民的福利服务。我们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奋斗下，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来之不易。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他虽然走了，

但仍活在我们心中”

听闻杨永松将军离世的消息，大埔百侯籍退休老干部张云开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杨永松老将军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这个信念毫不动摇。”2019年，张云开等一行几位老友特意从老家大埔赶到北京，专程拜访老将军。在交流中，张云开深深感受到了老将军浓浓的家国情怀。

张云开还听杨永松老将军说过，他很小就参加革命，与亲人聚少离多，并不清楚自己的生日。后来，老将军决定把自己的生日定在7月1日，这一天也是党的诞生日。“爱党爱国情怀已根植到他的骨子里。”

在张云开印象中，杨永松老将军还是一个幽默的人。

最后一次见面那天，张云开带了两个大埔县侯南村自产的蜜柚到北京，想给老将军尝尝家乡的味道。“老将军，来尝尝家里的柚子，可能有点甜中带酸。”

杨永松吃后笑着说，“侯南村的柚子不如南山村的好吃。”老将军的一句话，顿时引得在场的人一阵欢笑。

“在外多年，老将军对家乡的一草一木还有很深的印象。”张云开说，特别是家乡的发展，杨永松尤为关注。“老家的路现在好走了吗？乡亲们生活怎么样？”

2019年后，张云开连续两年为杨永松老将军寄去了来自家乡的蜜柚，现在他手机里还留存着老将军端着蜜柚的照片。今年，看着大埔的蜜柚又成熟了，他很是感慨。

那一年，与张云开同行的还有老乡蔡俊发。从朋友处知道了杨永松老将军离世的消息，他也很悲痛。“听说我在大埔支持家乡建设，利用青山绿水开发景区，老将军还鼓励我要好好发展，建设好家乡。如今他走了，但仍活在我们心中。”

【来源】南方日报

【南方日报记者】曹嫒嫒 马吉池 唐林珍

【通讯员】张云开

【作者】 曹嫒嫒；马吉池；唐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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