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的家1攻略文章列表:

• 1、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丨专访孙康宜
• 2、半月谈丨不设院系，这所新大学有何不同？
• 3、DNA结构揭秘：跨学科探索擦出的火花
• 4、两位大师同一天远去，共和国今年已痛失28位两院院士
• 5、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五年后，南沙有望初具硅谷模样

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丨专访孙康宜

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诞生于危机与转折的时代，在时代的动荡与波折中经历了生命的脆弱与价值的荒谬，经常是诗人意识的觉醒。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环境与人生，不再执意于现世与道德、历史的视域，而具有一种终极性的追问，走向个体人格的最终归宿。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断裂与开创，叛逆与超越并存的时代。也正是在这样山河易色的背景下，知识阶层逐渐由追求标准的人格理想，转而寻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如果在“政统”与“道统”中无法找到安放个人理想的空间，何不在审美与自然的世界中恬然鼓腹，从欲而欢？如果仁义礼教中，找不到宇宙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也无法回应现实中的眼泪与伤逝，在失意与适意中浅吟低唱的诗人们，也许会欣然发现自己的生命感觉寄存于山水和情爱之中。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与精神气质，是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中的异类。在时代的剧变与知识阶层的苦闷中，中国文学第一次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声音，士大夫的个体意识从群体自觉中解放出来，渴望在内心的幽微之处找到任情与适性的自由。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中国文学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抒情传统。这个边缘与叛逆的时代所孕育的边缘的诗人们——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庾信诗赋中悠长延绵的家国意识与易代之悲——成为了后世的诗人们缅怀与回望的传统。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6日专题《风景不殊——魏晋时代的文学与抒情》的B02-B03版。

「主题」B01丨风景不殊——魏晋时代的文学与抒情

「主题」B02-B03丨从魏晋到晚明：寻找被压抑的抒情之声

「主题」B04-B05丨制造陶渊明：韵律、玄思与美酒打造的文学风度

「经济」B06-B07丨经济学仅仅是富人的学问吗?

「主题」B08丨谢灵运 一生放纵不羁爱山水

采写丨袁春希

变革与离乱的朝代，也常常是文辞烂漫，郁结的情绪一涌而出，诉诸于诗文与想象的年代。

魏晋南北朝与晚明，正是两个极其相似的时代。诗人把道德选择、创伤记忆和家国之悲诉诸于笔下，在史籍中寥寥几笔的剧变，却是诗人一生的矛盾与伤痛。诗人既是记录者，也是含蓄而隐忍的演员。他们把自我隐藏在历史的幕布之下，通过意象与描写，把自我的命运剖白于千年之后的读者。因为在那时，优秀的诗人也常常是历史的亲身参与者。

庾信宫体诗中的“明镜圆花发。空房故怨多。几年留织女。还应听渡河”，写的何尝不是自己流离于南北宫廷之间的一生？钱谦益晚年的“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是否也是对自己忠贞与变节之间灰色的人生的一声无力的辩解？他们把自身的际遇融汇到风景、爱情与友情的描绘之中，诗歌承载了他们的历史记忆，也有着以情悟史的深切。

困厄与艰辛虽然使得诗人壮志难酬，但是也会激励他们，把创作当做时代的一声回响与心灵的报偿。中国历史不乏这样的时代与这样的人物，而他们为所留下，不仅仅是一卷诗书与穿越历史长廊的一声嗟叹，那些逃脱了礼教束缚的文字与狂风骤雨下的喘息与呢喃，既是他们对于历史与生命的声声嗟叹，也是时代狂潮下的辩解。

历史学家希冀于其中发现他们隐微的写作和隐喻，能否发掘出更多诠释和解读的空间。而文学家则敏锐地发掘出他们笔下的自我形象与情绪的流转，以及暗藏于诗文之间的自我反省与情绪流转。而这种山河易色之间的惨痛的生命经历，也让我们在书卷一端得以理解文学不可替代的意义——我们可以穿过时间、地域与语言的界限，移情于千年之前的古人。他们的遗民情怀与对于一个消逝的世界的怀恋与执着，在今天的读者与研究者的世界中得以还原与重现。他们化身为意象与典故，展开了一个独立于权力和现实的领地，供今天的人们抒怀与遨游。正如陈寅恪之于《柳如是别传》，赵园之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曾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著名荣休讲座教授孙康宜的研究作品《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也正是对这魏晋与晚明两个衰世的一种展开与想象。历经了抗战、迁台、白色恐怖的孙康宜，把她的生命经验对照、倾注于陶渊明、谢灵运、陈子龙等诗人的作品之中。诗文的世界，既是她逃脱与隐逸的田园，也驱使她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的意义与结构。为什么往往在离散与困厄的时代，是诗人们尽其性情，写下惊天地泣鬼神之诗文的时代？而那些处于权力世界边缘的诗人，为什么往往会受到后世诗人的爱戴，成就了后来文学主流中的传统？

也许那些在现实世界中的失意与悲怀，会在文学的世界得到意外的补偿。也许礼教和仕途所遮蔽，会激发出压抑的性情和叛逆。那些幽微的诗学与意象，既是一声控诉与追问，也是隐匿于佛老与山水之间的逃逸。

魏晋与晚明：

中国历史中的“异类”

新京报：你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与晚明两个时段，这两个时段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山河鼎革的历史背景，思想上的不羁与解放，外来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改造等。对你而言，这两个时段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这与你早年的人生经历是不是有一种对照与参考？

孙康宜：我觉得一定是有关系的。我博士主要是在高友工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晚唐和北宋词的，但我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时就对六朝文学感兴趣。我是读比较文学的，已故的耶鲁大学犹太裔教授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对我影响很大，他认为西方文学有两个传统，一是希腊传统，另一个是希伯来传统。这两种写法是不同的，一种是比较平行（paratactic）的，另外一种是渐进（hypotactic）的，这其实与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很类似。当我完成对晚唐词的研究去耶鲁教书之后，我就想着手进行六朝诗歌的研究。

我早年的经历确实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尤其是经过了抗战、迁台以及白色恐怖之后，很自然地我会移情于魏晋时代诗人们的生命经验。后来我写鲍照、谢朓尤其是庾信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人生中的伤心往事以及种种执念。我不是学究型的学者，我喜欢把我的生命经验与学问结合起来。在耶鲁时，余英时先生是我的同事，当时他的论文《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就阐述了魏晋时代对中国文化的突破性，他的研究对我有很多启发。所以我从陶渊明开始入手，以比较的方式论述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人。

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是同步的，耶鲁一直是美国文学批评的最前线，当时流行描写（Description）与抒情（Lyric）两种视角的分析。后来我想，这两种视角也许可以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因为陶渊明和谢灵运都属于抒情和描写并重的类型。对魏晋文学的研究，也与我受到杜甫的影响有关，杜甫对庾信的评价最高，他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是他暮年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杜甫可以感受庾信的生命经验。我后来对明清文学与陈子龙的兴趣也是源自于此。

《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的英文名叫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我对危机型的时代有兴趣，因为往往这种时代才能看出人的精神本质。陈子龙不愿降清最后投水自尽，在后世的研究者看来，他属于民族英雄，他的人格与诗文影响深远。他去世之后，为了逃避清廷的追捕，他的朋友纷纷噤声。到了十八世纪，乾隆皇帝为了表彰忠义反而追谥陈子龙为“忠裕”。和陈子龙相比，另一位晚明的大诗人钱谦益则备受冷落与抨击。清军攻陷南京后，他本想自尽殉国，但是借口“水太凉”，做了清朝的官员。这使得他与柳如是的关系一度坠入冰点。但是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即便是降清之后，钱谦益依然在暗中资助与帮助南明抗清的义军。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对我也有着非常深的影响。

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我每次的研究都与文学批评有关。因为我课堂上的对象都是美国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我必须用他们的语言让他们了解，所以我借助了奥尔巴赫的理论。奥尔巴赫所谓的“圣经传统”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指喻，《旧约》中往往预告了《新约》中即将出现的内容。后来我发现陈子龙在诗词中有很多相似的用法，他往往用自己的早年爱情诗中的意象来指涉、隐喻作为晚年的爱国诗。比如他在晚年也喜欢运用相思、清泪、雨打风吹等意象。我后来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很多对照，这个发现就成为我研究中的重要观点。

新京报：魏晋与晚明不仅在文学上有着翻天覆地的革新，同样在哲学与思想上也是突破传统的存在。比如魏晋时期玄学与佛教的兴起，晚明时钱谦益、黄宗羲等人尊崇心学。魏晋与晚明文学的这种离经叛道和开拓性，是不是也与这种思想界的革新形成了一种共鸣？

孙康宜：这种影响是一定存在的。余英时先生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汉末以来自由个性的崛起、宋代新儒学的改造以及晚明士商阶层的合流定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突破。汉末以来士人的个体自觉不仅在思想上转向老、庄，而且扩张到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文学、音乐、山水欣赏都成了内心自由的投射对象。甚至行书与草书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个体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使他们不肯压抑自发的情感，拒绝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规范。而到了明末，因为阳明学和区域性商帮的兴起，商人地位提升，“觉民行道”的观念成为士大夫阶层的追求。士商阶层联手，对皇权进行了有力抵抗。

五代十国 董源《潇湘图》。

陶渊明在诗歌中就有不少玄学的痕迹，比如“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但玄学的诗歌大多充满玄理，有些无趣，而陶渊明则突破了他们的影响，在诗歌中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个体经验与普遍的情感追求，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抒情意味。谢灵运则受佛教和道教影响很深，他把哲学经验转换为一种审美态度。因为万物遵循“道”，而生长其中的和谐世界，同时也是最美丽的。

而到了明代，阳明学的兴起其实是对明初朱元璋严苛的道德主义的一种抵抗。王阳明的心学对整个士大夫群体的影响都很大。到了晚明，更是有些知识分子去“逃禅”，躲进佛教中去逃避现实。我的学生严志雄教授就研究了钱谦益诗文中的佛教因素。陈子龙因逃避清军的剃发令，曾有一段时间削发为僧。但我觉得他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原因，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佛教徒，反而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士大夫。

断裂与危机孕育的抒情传统

新京报：我们在文学史中常会读到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起源于魏晋，也就是从建安七子到庾信这个阶段。有哪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中国文学的传统开始于魏晋这样一个断裂与危机的时代？

孙康宜：首先还是与魏晋时代的整体背景有关，这还是在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之下展开的。魏晋时代对经学的反动，玄学和佛教带来的思想解放带给士大夫阶层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但是，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也不完全是在魏晋开始的，比如《诗经》《楚辞》以及建安七子中王粲的《登楼赋》，其实都是一种个体的抒情。

但我认为，魏晋政治的混乱对士人精神和思想的冲击，其实是使得士人可以更深地审视自我去发扬这种抒情的传统。这其实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患难的时代，文学家其实更善于找到抒情与写作的特征。

不过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有很不同的一点，我在书里也向读者暗示，即西方文学里抒情不是最重要的。西方文学里面最重要的是戏剧与叙事，这个传统是从《荷马史诗》中开始的。抒情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英国文学如果要找到纯粹抒情传统可能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在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济慈这些诗人的时代才开始。因为西方人的思维还是直线型，他们注重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反而比较弱，但是中国人追求的是“诗言志”，这个志指的是情怀、抱负、理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新京报：“情”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往往会认为情是一个属于私人领域的价值取向，针对的对象是朋友、爱人。但我们在中国文学中会发现大量的抒情对象其实是针对政治领域或是君主的，但是借用的对象经常是以友人、爱人为喻。最典型的就是屈原的《楚辞》。你也写过《中国文化里的“情”观》一文，你怎么理解中国文学中“情”的这种跳跃性？

孙康宜：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写这篇文章与我在美国的教学有关系，美国的学生经常问我，为什么中国的男人不敢直接表达承认自己的感情？为什么陶渊明总是提醒自己要克制自己的情，甚至在《闲情赋》的结尾还要“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提醒自己不要沉溺在情感之中。甚至在《聊斋》里，每谈到儿女之情时都要借鬼故事来说，而不敢正大光明地承认自己的情感。而且表达家国之情的时候都要借助寓言（allegory）表达。同样我的学生也会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女诗人写诗就要比男诗人直接得多？因为女诗人从来都是直抒胸臆，而不会假托寓言。

《世说新语》唐写本残卷。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男性的直接追求永远是政治性与公共性的，希望自己可以得君行道，所以他的命运其实是与皇帝的态度息息相关的。无论他写什么题材，最直接的关怀永远是政治性的，包括屈原与杜甫都是如此。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即便是中国的男性诗人直接写了爱情，他内心也非常羞于承认这种感情，希望读者把它当做寓言诗。比如陶渊明的《闲情赋》明明写的是爱情，但他要在序言里说“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他要说明自己的诗赋只是在模仿前人。

到了明清之际，中国诗人发生了很大的转向。比如陈子龙就很直接地表达他与柳如是之间的爱情，情与忠不再对立。陈子龙相信“艳情”绝不会损人气概，晚明的士大夫尊重他们的爱侣，他们不希望别人把自己对爱人的感情解读为对故国的效忠。到了晚明妇女的观念已经不再是红颜祸水，在那样的时代，陈子龙与钱谦益都把自己的爱人视作自己抗清的伴侣与同志。而当时的女诗人，无论是柳如是、卞玉京还是顾媚，都才华横溢，她们的伴侣也珍惜她们的才华，替她们出版作品。而唐代的女诗人薛涛、鱼玄机都因为身份是歌妓，而被认为不配作为士大夫明媒正娶的对象。所以晚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

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文学与历史的缠绕

新京报：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晚明的这种个性解放与女性诗人的自我表达，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先声？

孙康宜：我认为可以这么说。虽然在美国的文学系看来，把明清文学算作古典文学还是近代文学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但是我很同意王德威教授的说法，研究现代文学要从明清开始。正所谓“没有晚明，何来晚清”。而这种现代性我觉得与王阳明的心学有莫大的关系，因为王阳明的“发明本心”其实有着发现人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用意。而晚明知识分子的结社其实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其实中国文学中所谓寓言的传统源远流长。比如曹植的《洛神赋》在我看来，一定是爱情诗。曹植把爱人比作美丽的水鸟，哀悼她的伤逝。可是在中国的阐释学传统中，却偏偏认为这首诗是曹植写给曹丕的，表达自己怀才不遇。中国的阐释学传统开启于《毛诗》，汉代儒学家注疏《诗经》的时候贯彻了孔子的“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教化思想。所以很大程度上《诗经》尤其是《国风》中的浪漫色彩是被削弱的。所以英国的翻译家亚瑟·威利在翻译《诗经》时就一直强调，我们不应该把《诗经》当做寓言，而应当直接当做抒情作品。而到了明清时代，这种阐释学的传统逐渐受到挑战，我们从陈子龙等人的诗歌中可以找到更真挚的表达，感到一种与现代人表达情感类似的方式。

新京报：无论是陶渊明、谢灵运还是庾信，在后世都成了诗人模仿与赞誉的对象。比如苏轼对陶渊明的喜爱，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也继承了谢灵运对“风骨”的追求。而杜甫在晚年对庾信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陶渊明所代表的田园诗，谢灵运所代表的山水诗，以及庾信的家国情怀其实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文学重要的传统与母题，其实早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奠定了雏形？

孙康宜：我觉得可以这么界定魏晋文学的地位。按照奥尔巴赫的说法，西方文学也是分为两种模型（model），一种是希腊罗马型的，一种是《圣经》型的。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其实也存在这种模型。比如田园诗，就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谢灵运的山水诗是汉赋型的。

如果我们把诗歌比作一个圆圈，那么陶渊明是努力探索圈内的部分。他试图找到心灵的平静与秩序，而谢灵运是努力把圆圈的范围扩大，在外部世界找到心灵的自由。你看谢灵运的《山居赋》，里面全然是他为自己构筑的一个精神世界，其中有山有水有动物。他希望借此塑造一个世界，这就是受到了汉赋的影响。陶渊明的诗非常短小精悍，但是足够表达他的精髓。所谓“欲辨已忘言”，其实是说他回归到了田园，真正地摆脱了外部世界，成为一个隐士。到宋代时，随着理学与士大夫品位的兴起，陶渊明才变得重要。苏轼把陶渊明视作偶像。但在唐代，陶渊明是很边缘的。杜甫就曾经批评陶渊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他认为陶渊明放弃了出仕的理想与追求，未必真的成就了“道”，所以“未必达道”。然而到了宋代，苏轼等人提高了陶渊明的地位。但我个人的认为（也是高友工先生的想法）是：杜甫的人生观与陶渊明很不相同，他一直忠君爱国，以出仕作为他的最高理想。我以为杜甫误解了陶渊明，而苏轼才是真正了解陶渊明的人。

然而到了明清时代，庾信的地位被重新发现与肯定。尤其是晚明与魏晋在时代背景的相似，比如少年诗人夏完淳就写过“苏属国（苏武）之旄节终留，庾开府之江关永弃。”以此表达自己抗清的立场，而他的《大哀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哀江南赋》的模仿与致敬。陈寅恪先生认为《哀江南赋》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新京报：其实唐代文学也在某种程度受到魏晋文学的影响，比如初唐文学盛行“江左余风”，诗就受所谓庾、徐流派的影响很深。包括古文运动，也是要打破六朝文学旖旎绮丽的风格，回归质朴和简白。无论是继承还是超越，我们可以看到，南朝宫体诗的影响对唐代文学的风格影响甚深。作为中国诗歌的高峰，唐代文学与魏晋文学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孙康宜：唐初的诗人也许在有意识地模仿宫体诗。但当时的批评家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而唐初的诗歌只是一味地模仿。杜甫偏爱庾信，所以某种程度上杜甫通过对庾信的评价，提高了宫体诗的地位。但是庾信晚年的诗歌与早期不同，尤其是他被掳去北周之后，问题完全变了。庾信早年在萧纲的影响下，写的是宫体诗。但是他晚年的风格则是清新质朴的风格，尤其是很多诗歌以陶渊明作为榜样。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宫体诗是作为宫廷礼仪的一部分，并且有着严格的格律，很难有个人抒情的空间。但我认为，只要是诗歌就一定会有抒情的部分。因为诗歌的目的一定是“诗言志”。比如庾信的《咏美人看画》中的“欲知画能巧，唤取真来映。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镜。安钗等疏密，着领俱周正。不解平城围，谁与丹青竞。”其实就表现了对自己的身世和命运的感慨。如果我们看萧纲为《玉台新咏》做的序（“既而椒宫苑转，柘馆阴岑，绛鹤晨严，铜蠡昼静。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谁能理曲。优游少讬，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轻身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我们就会发现宫体诗预设的读者其实是宫廷中的女性，所以在宫体诗里发现大量对女性容貌的描写，但宫体诗不见得所有的部分都是描写，一定会有属于个人抒情与思考的空间。

新京报：诗史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成为史学家的史料与研究对象。比如陈寅恪先生就借用明清士大夫的诗文写就了不朽名作《柳如是别传》。你曾把陈子龙的诗歌称为具有悲剧感的历史观念。我们应该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并理解历史的存在？

孙康宜：我之前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高友工和牟复礼一直强调，研究文学的人一定要随时想到历史，研究历史的人绝对不能离开文学。这二位先生对我影响太深了，我一直认为文史不分。

电影《柳如是》（2012）剧照。

我在写陈子龙和庾信的时候，一直注重描绘他们的历史背景。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与环境，会激发出庾信和陈子龙这种天才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训练学生的时候一直对他们强调，不仅要看到文学本身，还要看到历史。我一边让他们注重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一边希望他们注意文本生成的时代。只有南朝与北朝对立的时代，才会让庾信写下那么伟大的作品，而造就庾信的，还有他独特的经历，如果不是侯景之乱，庾信无法回到故乡，他也无法写出《哀江南赋》中那么独特委婉的感情。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庾信、杜甫、陈子龙，都是经历了苦难之后，才创作出他们最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饱含着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流离、挣扎的痕迹。

《千年家国何处是：从庾信到陈子龙》，[美]孙康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版。

所以中国古代的注疏者，常常把这些充满个人生命经验与个人色彩的文章解释为爱国诗，或者引申为一种政治抱负。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更希望我的读者能把文学与历史放在一起，去感受读解这些诗人在山河鼎革之际的个人体验。

新京报：阅读晚明时代女性诗人的作品有一个发现，就是她们往往会把自己当做一个男子去看待。而看士大夫的诗文，他们却经常借用女性的意象和典故来抒怀自己的命运和对于时局的忧虑。通过这种现象，我们会不会觉得所谓女性诗人的出现其实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一种更直接的传统？

孙康宜：我认为明清文学中的性别观念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我在美国的研究有什么贡献的话，我认为是这一点。因为转变的不只是性别观念，还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情”的观念，以及“清”的观念。“清”就是清洁、高远，萧条方外、不与俗世萦怀的意思。在魏晋时代，“清”是只属于男子的评价，比如阮籍、陶渊明。但是到了明代，这个观念就不再仅属于男性了。相反很多男性因为政治的腐败选择不参加科举考试，反而赞助自己的妻子的文学事业。比如陆卿子和王端淑的丈夫赵宦光与丁圣肇，他们都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1993年夏天，我与魏爱莲教授合办了耶鲁明清女性文学国际研讨会，网罗了海内外优秀的明清文学研究者。而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文学中的女性诗人，我与我的学生苏源熙编纂了《传统中国女性作家：诗歌批评选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一书。所以明清文学在我的研究中一直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关注的不仅是女性意识，而是为什么这样的时代，会使得女性有自我意识解放与觉醒的机会去写作。藏书家胡文楷收集到16—19世纪的女性诗人作品一共有3000种之多，我后来跑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图书馆、哈佛图书馆，甚至请人专程去日本找王端淑的《吟红集》，收集到的也只有胡文楷先生的5%那么多。

新京报：正如你刚才所言，中西文学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你在向西方的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一种语境和文化上的隔阂。或者说，你在与西方学者和学生交流的时候，如何向他们解释中国文学普遍性的价值？

孙康宜：我总希望把中西文学放进一个比较的视野和框架里看，我面对的学生大多是本科生，他们也不懂中文，但是他们上了两周课之后自然就会发现《诗经》《楚辞》都懂了，因为文学有一些跨域语言和国界的共通性。我在讲课的时候会让他们比较同时期的西方文学发生了什么，我在讲杜甫、苏轼的时代，英国文学才刚刚开始。自然而然他们就会通过比较了解到中国文学的魅力在哪里。很多学生通过我的《人与自然》这门课对中国文学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我许多的学生，他们现在都是汉学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但是他们最早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都是由此开始的。

采写 袁春希

编辑 张进 商重明

校对 薛京宁 付春愔

半月谈丨不设院系，这所新大学有何不同？

不设院系，这所新大学有何不同？

半月谈记者 郑天虹 杨淑馨

象征着香港科技大学创新精神的红鸟日晷在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冉冉升起，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历经3年建设，于9月1日在南沙正式开学。学校首批迎来500名硕博生，并将于明年开始招本科生。

不设“学院”“学系”，首创“枢纽”“学域”，这所立志建成世界上第一所融合学科大学的大湾区最年轻高校，将要怎样培养学生？

枢纽 学域

落户南沙的港科大，只是港科大又一处新校址吗？并非如此。

港科大（广州）与港科大实际是两所独立的大学，但在办学上“一体互补”。港科大校长史维说，虽然两校法人独立、财务独立，在教学、研究和知识转移等各方面错位发展，但两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且学术标准和水平一致。

具体而言，两校学生互享两校课程和研究设施，可以双向选课修课，学分互认，港科大（广州）的毕业生也可获授港科大文凭。港科大（广州）校长倪明选说，港科大（广州）不是港科大的简单复制，不会重设港科大已有的学科，而将依托港科大奠立的学科基础，着意创新，探求新的学术架构和人才培养模式。

倪明选对半月谈记者强调，目前人类社会遇到的挑战，并不是单一学科可以解决的，学科交叉协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传统系科架构下，条条框框太多，交叉探索往往无疾而终。港科大（广州）采用“枢纽”（Hub）和“学域”（Thrust）两级学术架构，取代传统的“学院”和“学系”，这在全球高等教育界是一项创举。

港科大（广州）副校长吴景深打了个比方，如同航空枢纽集结世界各大航空公司一样，学术枢纽面向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把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集结起来，以做项目的形式，让学生建起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形成心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组织的新生交流活动 刘大伟 摄

目前，学校设置功能、信息、系统、社会四大学术枢纽，每个枢纽都指向一个综合性系统问题，其下聚合多个学域进行交叉融合，涉及学域共计15个。枢纽设置相对固定，学域却有“保鲜期”。吴景深表示，若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发生变化，学校就会重新评估学域设置。

项目制教学

在国外求学9年的赵子昂曾收到多所国际高校的录取通知，但他最后选择成为一名港科大（广州）2022级硕士研究生。“交叉学科的架构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大学本科时，赵子昂曾与不同学科的同学合作项目，跨学科思维碰撞的美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循着这个印象，他来到南沙。

“我们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去解决一个综合性系统问题，即人类社会当前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吴景深说，为此，该校设计了全新的人才培养方式。

“红鸟硕士班”这一创新项目，就是跨学科人才培养的一个直观示例。它突破传统硕士生招生的专业划分模式，围绕“未来医疗健康保健技术、可持续生活、智能工业化”这三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以学生为中心”安排教学活动。

俯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

红鸟班学生入学头6个月不分专业，学生可凭共同兴趣的牵引自行组队，确定一个想要解决的综合性系统问题。团队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大家共同探索这个研究课题。在此过程中，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位学术导师、一位项目导师及一位企业导师的共同指导。

据介绍，学校将全面开放“模块式”课程超市，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随着研究课题的需要，选择所需的课程模块，自主设计个性化课程，发展个体的即时学习能力，学以致用。

“我们给学生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设计思维，前6个月我们训练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后面18个月，学生们去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沟通，把自己的想法跟团队讲出来，更需要去创客空间动手实践。”倪明选说。

老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港科大（广州）功能枢纽微电子学域署理主任须江说，每个年轻人都是有理想的，老师的作用就是把他们埋藏得或深或浅的理想激发出来，让学生清晰地意识到他有能力追求自己的理想，进而指导学生找到实现理想的路径，夯实实现理想所需的基础。

相应地，学生的考试不再是一张试卷，也没有标准答案。吴景深说，考题可能是“根据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用5分钟或者15分钟做一个简短的演讲，讲给你的小组同学听”。“并不是一定要攻克某个综合性系统问题才能毕业。”吴景深说，“我们的标准是学生在他选择的研究方向得到了深化训练，并且能够展示出来。”

产学研不分家

新学期伊始，港科大（广州）给所有新生布置了一个课题：如何经济而有效率地维护美丽新校园？这个课题其实是学校碳中和计划的一部分。

如港科大（广州）校长特别助理、校办主任李斌博士所言，一方面建设绿色校园确实是学校的愿景，另一方面本校老师在碳中和方面颇有科研实力，这个课题的设置，除了要锻炼学生，还希望能探索出校内科研成果落地的新可能。

产学研有效结合，一直是港科大的“金字招牌”。2021年统计，香港诞生的18家“独角兽企业”有7家来自港科大。港科大（广州）要如何发扬这个传统？

倪明选说，港科大（广州）的法门便是依托大湾区内制造业的成熟积累，以南沙与港澳全面合作为契机，着眼于补齐南沙与香港协同发展的完整科创生态链条。

产业界出题，学术界答题。港科大（广州）功能枢纽先进材料学域署理主任高平说，当前我国一些重要行业存在严重的对外技术依赖，学校将利用自身科研资源努力答好技术攻坚“必答题”。

“在国外求学时，始终希望能回到国内开创事业。港科大（广州）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后的发展空间更广阔。”作为这所崭新大学的第一届学生，赵子昂认为学域与枢纽中正涌动着无限可能，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大湾区奇迹闪烁的星空。

（刊于《半月谈》2022年第18期）

DNA结构揭秘：跨学科探索擦出的火花

◎杨芊羽

日前，在孟德尔诞辰200年之际，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举办了“从豌豆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线上展览，其中，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的发现史是展览的一个重要部分。

60年前的一个冬日，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人头攒动，三位年轻的科学家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分别是美国的詹姆斯·沃森和英国的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尔金斯。他们共同分享了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成果，为“核酸分子结构及其对生物中信息传递的意义”作出了贡献。如今DNA双螺旋结构的三维模型图已经遍布于中学、大学的生物教材，成为基础教育的常识。

其实早在1869年，瑞士生化学家米歇尔便发现了核酸的存在，但当时人们的研究重心放在了蛋白质上，对核酸缺乏关注。主流生物学家到20世纪40年代仍认为蛋白质是研究基因的首要对象，直到1944年，艾弗里、麦克伦德和麦卡蒂发表了关于“转化因子”的重要论文，首次用实验证明了这种转化因子是DNA，才揭开了DNA是遗传物质的序幕。同年，薛定谔《生命是什么？》一书问世，提出生命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信息的传递。

但在沃森和克里克1953年的DNA双螺旋结构论文问世之前，科学家虽然已经承认DNA是遗传物质，却并不清楚DNA的具体结构以及它是如何传递遗传信息的。

1951年，沃森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邂逅了他人生最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同样认为DNA比蛋白质重要的克里克。两人一拍即合，并决定借鉴当时已经因发现了蛋白质α螺旋结构而小有成就的结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的研究方法，即制作分子模型，并由此探索原子间的关系，解决DNA结构的问题。

为了更高效、更精准地解密DNA分子结构，沃森和克里克还需要浏览尽量精确的X射线衍射资料，这能避免他们走很多弯路。当年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作为前期“垄断”英国DNA研究的人，也是X射线衍射照片的持有者。他认同了克里克关于DNA结构是螺旋状的观点，并同意给沃森和克里克共享照片。

后沃森又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了X射线衍射技术和结晶学，以期与伦敦国王学院由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组成的研究小组一起证实DNA的螺旋结构。沃森和克里克提出的第一个模型是三核苷酸链模型，然而却被富兰克林的定量测量结果全盘否定。卡文迪许实验室以糖和核酸作为中心的DNA分子模型构建一度陷入低迷。克里克的博士导师布拉格教授甚至勒令二人放弃DNA结构的研究。因此，克里克将他研究DNA结构用的夹具寄给了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并希望他能继续DNA分子结构事业。威尔金斯称这一举动为“加快科学研究进程的合作精神的绝佳范例”。

虽然表面上卡文迪许实验室暂停了DNA研究工作，但沃森还在通过研究烟草花叶病毒中的核酸成分为DNA研究寻找灵感，并学会了用X射线照相机拍摄烟草花叶病毒显示螺旋结构的照片。

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并不成功的“三核苷酸链模型”后15个月，鲍林也提出了与之类似的“三螺旋模型”，但被沃森敏锐地察觉到其不合理性：这一模型的磷酸集团没有离子化，或者说鲍林的模型中的核酸根本不能构成一种“酸”。这一发现让一直醉心于DNA分子结构研究的处在合作关系中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和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小组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在鲍林的竞争压力下，他们也加快了研究步伐。

DNA分子结构研究的转折点是著名的“51号照片”的问世。这是一张B型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由富兰克林拍摄，送给威尔金斯使用。这张照片证实了DNA的螺旋结构。沃森根据这张B型结构图，在双螺旋和三螺旋两个方向中毅然选择了双螺旋。于是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开始制作DNA双螺旋模型。沃森是噬菌体遗传学方面的专家，而克里克擅长物理学和数学；两人在不同科学的交叉结合下协同攻关，妥善解决了DNA分子碱基配对和氢键结合的谜题，提出了著名的DNA分子碱基互补配对原则。

伦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很快也发现他们的X射线数据可以为双螺旋结构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经过整理，沃森和克里克的论文于1953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DNA分子结构终于尘埃落定。

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被授予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本应共享这一成果的富兰克林因病逝世而无缘奖项，但其为DNA分子结构研究所作的贡献也当被永远铭记。这些科学家并非都来自生化领域，但都运用自己的专长推动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诞生。可以说，DNA分子结构是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多学科一起擦出的智慧火花。

来源： 科技日报

两位大师同一天远去，共和国今年已痛失28位两院院士

2022年9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力学专家张佑启在香港逝世，享年88岁。

张佑启

公开资料显示，张佑启，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9月18日生于香港，1958年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土木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64年获英国威尔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73年获英国威尔斯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82年获澳大利亚阿雷特大学工程博士学位。

据中国科学院官网介绍，张佑启是计算力学、土木工程专家，开拓了有限元法在结构力学、特别是板与壳的研究。

他是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198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香港工程科学院创院院长（2001年）、加拿大科学院院士（2002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香港大学代首席副校长、副校长、土木工程系主任、工程与建筑学院院长、工程学院院长等职，兼任国际计算力学协会（IACM）副主席、国际地质力学计算机方法与促进协会（IACMAG）常务理事、香港工程师协会高级副主席、香港科学会创会主席、香港IE鉴定委员会主席等。

包括张佑启在内，共和国今年已痛失28位两院院士，9月已有4位大师离世。其中，钱鸣高院士、张佑启院士均于9月23日离世。

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无党派人士、精密机床设计及工艺专家、原机械工业部（局）科技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徐性初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专家、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研究员潘自强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月2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冶学家、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戴永年在昆明逝世，享年92岁。

1月3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农业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朱兆良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

3月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核技术应用专家、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原研究员毛用泽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3月1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电磁场理论与天线技术专家、原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二十三所副所长陈敬熊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3月2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海洋学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文圣常在青岛逝世，享年100岁。

3月2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动物营养学家张子仪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4月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工专家、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在天津逝世，享年100岁。

4月1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焊接专家潘际銮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4月2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计算机专家、清华大学教授李三立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5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庄巧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5月1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动力学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黄文虎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6岁。

5月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坦克车辆设计专家王哲荣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6月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家、东华大学教授周勤之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6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感光材料专家、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首席专家、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邹竞在天津逝世，享年86岁。

6月1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化学动力学家、矿床地球化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於崇文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6月2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半导体材料专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梁骏吾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7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晶体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海福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7月1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发光学家徐叙瑢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7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风景园林学家、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孟兆祯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7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

7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属物理学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张兴钤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8月26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医学工程学家（医学电子学）、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王威琪在上海逝世，享年83岁。

9月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变压器制造专家、沈阳工业大学教授朱英浩在沈阳逝世，享年93岁。

9月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成形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德群在武汉逝世，享年78岁。

9月2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采矿工程专家、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钱鸣高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9月2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力学专家张佑启在香港逝世，享年88岁。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五年后，南沙有望初具硅谷模样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 图/新京报 许骁 制图

10月28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下称“港科大（广州）”）与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广州市科学技术局举办系列合作协议签约活动。根据协议规定，港科大（广州）与南沙将立足双方各自优势，在共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六个方面开展协同创新合作。

港科大（广州）由香港科技大学（下称“港科大”）和广州大学合作举办，由广州市人民政府资助，教育部于2022年6月批准正式设立，今年9月1日开学。港科大（广州）作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的代表性项目，从筹建期起即备受关注，因为港科大（广州）打破传统高校的院系之分，首设“枢纽”和“学域”的融合学科学术架构。

港科大（广州）是港科大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发展的一个成果。作为世界知名高校，在QS2023年世界大学排名榜上，港科大排名40，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年“世界大学排名”中，港科大位居第58名。作为一所年轻的世界一流大学，港科大的“科创”特点十分突出。近年来，港科大孵化了一批高科技公司，比如大疆创新、云洲智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获批的首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机构，港科大（广州）将如何不负使命，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

为此，近日，新京报新京智库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教授，是为“粤港澳知名高校校长访谈”系列报道之五。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 图/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供图

倪明选长期从事高性能体系结构、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技术、高速网络、智能计算研究，曾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015年1月，倪明选出任澳门大学学术副校长；2019年1月，获任港科大首席副校长。2021年4月，倪明选被港科大委任为港科大（广州）创校校长。

高端人才是建设科创中心突破点

新京智库：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将大湾区建设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你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的突破点是什么？

倪明选：需要高端的人才。《纲要》出台后，我们也在想，大学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对高校而言，我们最大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培养高端人才。没有人才，想要发展是很困难的。二是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优秀科研成果，从而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新京智库：你觉得大湾区的高端人才还是不够？

倪明选：从全世界几大湾区看，粤港澳大湾区相对优质的高校或好的研究院所还是比较少。不可否认，京津冀地区有北大、清华等好的大学；长三角地区也有上海交大、复旦、浙大等一批优秀大学。大湾区尽管也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南方科大，以及港澳的一些好大学，但相对而言还是偏少，尤其是珠三角地区。

新京智库：10月份《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内地有七所大学进入百强，香港有五所。这是不是意味着香港高校在大湾区有很大发展空间？

倪明选：对，大湾区是给香港高校创造了很好的发展空间。20年前，我从美国回香港工作，当时香港的条件比较好。这些年来，香港高校培养了不少高端人才，尤其是内地学生来香港读本科的，大学毕业后很多人都到国外去深造了。我观察到，从十年前开始，很多人也愿意留下来，搞科研创新，或者创业。

大疆创新的成功给学子们一个很好的鼓舞，很多毕业生发现，他们留下来（在中国）创业可能更好。这成为香港高校培养的人才是选择出国还是留下来的一个转折点。不过，他们不是在香港创业，而是去了深圳创业。我就反思，我们培养这么多的人才，他们为什么去深圳了？

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生态环境决定的，因为在香港创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港澳融入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个必然趋势。要不然，香港或澳门建立不起完整的创新生态链。就此而言，《纲要》对港澳高校而言是非常好的一个战略指引。

创新生态环境吸引港科大（广州）落地

新京智库：《纲要》提出，要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这四个城市相较而言，在科技创新方面各自的优劣势是什么？

倪明选：科技创新生态，最好的是深圳，广州还要继续直追；香港有很多优质的高校和人才，但创新生态不完整；澳门相对还要更弱一些。所以，如何把港澳的优势与广州和深圳的科技发展路线对接起来，把整个创新生态建立起来，我想是当前我们要做的一项最重要工作。

新京智库：一家企业到一个地方去设立一家新工厂，会考虑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一所高校在一个地方建一个新校区或设立一所学校，通常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港科大（广州）为何选择了在广州，在南沙？

倪明选：让我们一起来设想，港科大来到内地办学，需要考虑哪些重要因素？首先，我能否把优秀的老师请过来。培养学生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优秀的老师，怎么培养好学生？我们需要吸引天下英才到学校来，但他们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来广州，而不是去深圳、上海、北京？他们也在选择。

接下来的问题是，优秀的老师招来了，他们会想，“我孩子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这比什么都重要。不能说港科大（广州）旁边有工厂，有大企业，就行了。关键是，这些高端人才的子女能不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这关系到人才能否留下来扎根，做科研、搞创新。所以，我们学校也在积极与各级政府协商，呼吁给港科大（广州）配套好的教育资源，覆盖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

南沙区政府也非常积极地投入资源。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牵头创办的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学校就在港科大（广州）旁边，与我校同一天开学。医疗配套资源也很重要，这是人才选择长期居住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观察到，南沙的各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得越来越齐全。随着港科大（广州）的入驻，南沙区的整体区域规划日趋完善，吸引力也日渐增强，不少企业跟随进驻。

尤其是《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下称“南沙方案”）发布后，港科大校友创办的企业纷纷表示，愿意来到南沙。不仅因为“南沙方案”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也因为港科大（广州）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尖端的科学问题，他们可以和港科大（广州）的老师们合作，在先进的实验室开展联合攻关。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位于南沙区庆盛，图为该校校园景色。图/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供图

新京智库：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你对此怎么看？这对于港科大（广州）来说意味着什么？

倪明选：二十大报告，我们有仔细聆听，听了非常兴奋。我记得很清楚，二十大报告提到了“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对一个国家来说，培养或引进高端人才是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不管是哪一次工业革命，都是科技推动的。现在，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小康社会，下一步国家要强大，还是得依靠科技，依靠人才。

可以说，这也是港科大到广州来成立港科大（广州）的最重要使命，因为对我们高校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为科技发展输送更多人才。二十大报告对我们而言就像是打了一剂强心针。

突破传统 大学要给学生更多思维空间

新京智库：港科大拥有良好的科创传统，曾培养了一批如大疆创新、云洲智能、一清创新等高科技企业。2021年，香港18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七家来自港科大。你觉得港科大作为一家高校孵化出这么多高科技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这对于将大湾区打造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何意义？

倪明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年轻人的创意比你想象得还要多，你只要给他们空间去想。

首先是我们的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老师为中心，有给定的题目，而且每个题目都有标准答案。但这束缚了学生探索新问题的能力。所以，解放学生的思想，是港科大（广州）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要给他们更大的创意空间。

其次，社会怎么评价高校？不可否认，港科大以及香港其他高校，从十几年前开始发表了很多论文，排名蒸蒸日上。但这是真正的一流大学要做的吗？我就问一个问题，一所大学，能不能说出三样全世界都知道的科研成果？可能很多一流大学都说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开始反思，一所高校的科研影响力在什么地方？港科大有一个好的传统是，从来不会给老师下达任何为了提升学校排名的指标，比如要求他们必须写多少发表在世界一流学术期刊的论文。港科大一直认为，打破学生思想的枷锁更重要。

为什么港科大会有更多成功的创业案例？首先，年轻的学生们看到大疆、云洲的成功案例后，他们也在想，自己创办的公司可能就是下一个“大疆”。

其次，我发现，很多创业的学生家庭经济压力相对比较小，没有那种一毕业就要赚钱、养家糊口的压力，所以敢去尝试。我年轻时，在美国也有创业机会，但我不敢，因为我怕创业不成功没有下一顿饭吃，房贷还不上。

最后，大湾区的创新“土壤”相当好，有整个创新创业的生态链。我在美国工作时也创业过，我在密歇根州想做个电路模板，不知道该找谁、能去哪做，后来到加州跑了一趟，加州也很贵。我就飞到香港，但他们告诉我要去深圳。那时我就跑到深圳，第二天就找到公司，帮我们把模做了出来，做出的电路板又好又便宜。因此，有上下游产业链的支撑，对创业公司很重要。

新京智库：那你们也经常向学生宣传校友成功的创业的故事？

倪明选：是的，我们常常请他们回来。港科大的校友是非常爱自己母校的。今年，在港科大（广州），我们开办了“红鸟硕士班”，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教育改革，探索以学生为中心，老师引导他们反复进行头脑风暴，让他们学会自由想象，学会团队合作。

大学一般做毕业设计，就是一个团队在工作，而且是同一个领域的人一起工作。但一个工业设计，可能需要有学材料的，也需要学计算机的，还可能需要学商业计划的。让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学会与不同领域的人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一个人，不可能懂所有知识，而是需要去与不同专业的人合作。

下一步就是帮他们解决需要学习哪些知识的问题。传统教学让学生修了很多课，但是可能一辈子都用不着，所以我们培养学生有即时学习的能力。很多学生是在读了硕士一年，甚至两年后，才发现他未来要做什么，是继续读博搞科研，还是去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抑或创业。在港科大（广州），针对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学校将帮学生匹配不同的博士生导师。比如想创业的，那我们就请相应的校友回来授课。这就是我们所理解和践行的“因材施教”。

位于广州市南沙区庆盛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园一角 图/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供图

不设院系 促进交叉学科发展

新京智库：港科大（广州）今年9月招生后，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因为港科大（广州）打破了传统的教学体系，不再设有院系。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

倪明选：我在港科大时就一直在想，我们在广州应该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我们可以把港科大30年的办学经验复制到广州来。但我们能不能做过去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

反复思考下来的结果就是：世界一流高校都知道交叉学科的重要性，但至今却鲜有做好的。我担任首席副校长时，港科大设有工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每一个院长一定从他所在院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不是他们的错。

哪怕我跟他们说，你们写好合作方案，我再把经费分给你们。但实际执行起来，往往是经费拨下去之后，各学院就各做各的。这样的现象，全世界的高校里都有发生。所以我在反思：交叉学科、融合学科非常重要，那么，它们受到的限制是什么？现有的制度有很多障碍，包含考核老师的方法。

港科大（广州）作为新的学校，没有历史包袱，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把传统的架构打破，把传统的框框都打碎，让每个教师可以真正开展有效的交叉合作。而且这个合作不说是限定在领域A与领域B合作。交叉学科合作是任何组合都有可能发生的，而不是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学科组合之间。

我想，全世界都在看，港科大（广州）会发展成什么样。如果我们的探索能够获得一些成功，这也将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

新京智库：港科大（广州）选择了在南沙一个相对僻静之处，这与广州本土高校不同，但却与港科大相似。这是否算港科大（广州）为产学研打造的独特“环境”?

倪明选：港科大（广州）选择在南沙办学，是有历史渊源的。选址落定前，内地有不少城市欢迎港科大去办校，但港科大与南沙的结缘非常早。二十年前，霍英东先生在南沙建设资讯科技园，当时的港科大副校长林垂宙先生参与规划。我是那年的7月从美国回到中国香港，12月第一次到南沙参观考察资讯科技园。当时，周边是一片香蕉园。

说实话，当时成立这个园区，我自己都不知道它的未来会怎么样。我只知道，南沙是在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一个中心位置，未来会有发展。不久之后，霍英东先生捐了一笔款给港科大。他想以南沙资讯科技园为基地，培养一批人才，于是就委托港科大来培养。

2007年1月，我们在南沙成立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一直到那时，我们还在想——能做些什么呢？这地方远离广州市区，当时交通也不方便，人才难招。我们想做一些产学研，开始确实非常辛苦。很多老师问，为什么不到深圳去？

霍英东研究院成立之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各位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多成绩，过去15年做得越来越成功，孵化出了不同的公司。这也为港科大与广州市继续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我们在南沙建设港科大（广州）的一个缘起。

新京智库：港科大决定设立港科大（广州）是在2017年，成为《纲要》发布后首个获批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机构。回过头来看，你觉得港科大是幸运的成分多点，还是战略谋划好的成分多点？

倪明选：国家出台《纲要》，必然是经过长期的调研、全盘的谋划，并且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从学校的发展战略来看，也是一样。港科大在内地也有很多积累。港科大与内地的合作不仅仅在广州南沙，与深圳、佛山也有很多合作项目，与内地的其他很多城市和大学都有很好的交流与合作。

广州对港科大（广州）的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我觉得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有位领导曾说过，广州需要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他对港科大寄予厚望，希望港科大（广州）能够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所以，也不能说，我们一早就预测到了未来。但我们确切地知道，如果不融入内地，港科大的发展空间绝对有限。港科大与广州南沙结缘二十年后，再深入合作的机会到了。现在看来，港科大做的一切都做对了。

南沙五年后将初具硅谷模样

新京智库：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港科大与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江门双碳实验室等机构达成合作。这些合作，你认为给港科大（广州）带来了什么？对于将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有何意义？

倪明选：港科大（广州）不是关着门自己做，而是敞开着门办学，敞开心胸，与其他高校、研究院（所）一起合作。因为大湾区发展需要大批创新人才，这不是港科大（广州）一所高校能够完成的任务。

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学生的眼光看得更远一点。以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为例，我与创始人沈向洋博士认识很多年，非常认同他的理念。他是世界知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在学界、业界都有很高的声誉和号召力，并且招聘了一些相当优秀的研究员。港科大（广州）与他们合作，对科研攻关、人才培养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于博士生而言，到学校外面多看看，对个人职业发展也有帮助。

再说我们与江门市共建的江门双碳实验室。“双碳”问题，你说由哪个系来做好？环境系，材料系，还是政策系？如果按传统的院系设置，就涉及这个问题——哪个系来主导，哪些系来参与？实际上，“碳中和”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问题，从“双碳”政策、绿色金融、绿色材料、绿色能源，到生活方式，再到碳捕获技术等。港科大（广州）多个学科与碳中和都有关系。当江门决定成立双碳实验室时，邀请我们合作，双方达成协议，共同培养人才、打通产学研。

新京智库：广州方面希望将南沙打造成中国的“硅谷”，你也曾在美国读书、教学将近30年。你认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少年，未来几年重点做好什么？

倪明选：世界一流湾区总是与世界一流大学共生共荣。美国硅谷有斯坦福大学，波士顿的肯达尔广场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一批知名大学。这些大学贡献出了大量的原创科研成果，带动了诸多产业发展。现在，港科大（广州）和南沙也非常有希望踏上这条已经被验证的成功之路。因为港科大（广州）的入驻，南沙庆盛片区正在规划、建设港人社区，未来还会有多个高科技产业园。我很乐观，五年以后，这里的创业生态链慢慢就能建立起来，南沙庆盛也将显露出硅谷的模样。

大湾区高端科技人才还远远不够

新京智库：在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港澳高校纷纷在粤建设校区，并设置了一些相同的学科。你如何看待港澳高校在珠三角的竞合关系？

倪明选：香港的高校都很乐意来大湾区发展，因为都遇到了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香港寸土寸金，学校很难得到扩展，整个产业生态链也不如珠三角完整，创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就受到限制。我们也希望香港的兄弟高校过来内地办学。从世界几大主要湾区发展来看，一个湾区的繁荣发展都不是靠一所高校，而是许多高校支撑发展起来的。

同时，我认为，健康的竞争才是进步的原动力，没有竞争是没有进步的。而且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的定位，每一所高校的优势也不一样。就港科大（广州）而言，我们是科技大学，方向非常清楚，就是以科技为主，以发展融合学科为特色。所以，我们与香港，乃至大湾区内的多所高校都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交流，也很乐意共同完成对区域和国家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

新京智库：你认为将来在某个学科领域的人才市场是否可能出现供大于求的困境？

倪明选：其实，每一个领域的人才供求都会出现up and down（起伏）现象，但就目前大湾区而言，一些重要领域的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还是不够的。

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永远都缺。比如，我所在的计算机学科领域，我从来不担心我的学生找不到工作。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很不景气时，这个领域的毕业生找工作出现了相对困难的现象。但总体来说，只要你学的是重要领域的科学知识，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即使就业市场相对收窄时，如果你是优秀的人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

新京智库：你如何看待计算机学科的发展前景？对于将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来说，计算机学科能发挥多大作用？

倪明选：首先，我不该只讲计算机学科，毕竟我现在是校长，不是计算机系主任。当我们在做学科建设规划时，我们需要想的是：国家、社会的需求是什么？大湾区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学科和人才？

所以，港科大（广州）现在开设的15个学域（第16个即将推出），从微电子、先进材料、能源、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智能交通、金融科技，到城市规划设计，这些都是大湾区发展必须要有的学科。也有两个学科是港科大想开设但没有开设的，我们在港科大（广州）都实现了。

一个是计算媒体与艺术，这是艺术与计算机科学的相结合，将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科学有点太枯燥了。我希望艺术与技术结合。我如果纯做艺术，一定比不过已经做得很好的高校，可是我把艺术与技术结合在一起，我有机会做到领先。

还有另一个学域是创新创业与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的研究方面，港科大（广州）的特色是科技政策这个方向。例如半导体政策、能源政策、碳中和政策，该怎么做？现在缺少这样的人才，一般做公共政策研究的学者可能缺少相关的科技背景。所以，我们希望有些学生，比如他本科读的是半导体，读完硕士再去和研究政策的学者、专家合作，然后他们在科技政策制定、建议上有发言权，这是将来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实习生 付佳

编辑 / 柯锐

校对 /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