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家族战歌(不是红楼是郁雷——读朱彤先生的郁雷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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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红楼是郁雷——读朱彤先生的郁雷剧本
不是“红楼”是郁雷
——读朱彤先生的《郁雷》剧本
俞润生
我总觉得今天社会上, 依旧满布着“郁雷”的空气。我们无论走到甚么地方, 都可以看见小言小语的讽刺和倾轧，不明不白的推托和牵就, 有力无力的陷害和颂扬。谣言的势力是更猖獗了，背后的毁谤成为攻击别人主要的武器。变相的商业恋爱到处流行着，情感是很深一层投入物欲的罗网里去。整个社会的人格是软弱的，态度是模稜的，心里是郁结的, 我们的性灵深处始终不能滔滔汨汨地涌出琮琤的泉水来！
这现象是可惧的, 然而更可惧的是, 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这个问题的严重。我几次要试试叫唤出来，希望在这个阴霾的天空中得到一些同情的回音, 我又发现自己的嗓音原来是嘶哑的, 我于是感到一种无比的郁抑的痛苦。这使我不禁想起《红楼梦》来, 我想起那古老墙角下小耗子小兎子的声音，想起那声音所反映和代表的人格与意义。那是怎样一种软弱的生命呵！两百年以前, 他们就在耶里无力地呻吟着叫唤着, 直到今天, 他们的呻吟和叫唤, 还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和注意。现在趁着悲壮的情绪还没有消逝, 民族的精神可能发生剧变的时候, 我们从新把那一种哼哼唧唧的声音转播出来, 似乎也还不是全无意义的。
----朱彤：《<郁雷>序》（1946）
一，话剧剧本《郁雷》简介
朱彤先生1944年在重庆读书生活社出版《郁雷》（一名《宝玉与黛玉》,多幕剧）。
1946年，上海，公演话剧《郁雷》。据《艺文画报》第一卷第二期(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即1947年8月上海艺文书局出版发行)所刊登的剧照,可知当年《郁雷》的演员阵容相当强势：
孙景路反串饰宝玉 碧云饰黛玉
秋梵饰宝钗 谢怡冰饰王熙凤
上官云珠饰紫鹃 傅惠珍饰袭人
雷蕾饰晴雯 冯琳饰李纨
从演员阵容和规模看，可以说是轰动一时。
《郁雷》二场四幕。以林黛玉为轴心,把李纨和小红作为过来人和后来人联结起来,引入生死苦乐的形而上思考,得出性灵的自由重于躯体的存在这样的判断,从而体现改编的意图。
时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作者有感于抗日战争这场悲壮的大战所激发的古老民族的热情会很快消逝,内心充满焦虑和期待。在这样“郁雷”式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下,作者“要试试叫唤出来,希望在这个阴霾的天空中得到一些同情的回音”，“现在趁着悲壮的情绪还没有消逝,民族的精神可能发生剧变的时候,我们重新把那一种哼哼唧唧的声音转播出来,似乎也还不是全无意义的。”正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促使剧作者借重自己心怀虔敬的古典名著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刘雪庵先生也以配乐《红豆词》是他音乐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事，他1949年对学生说：“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环境、人物心态，并不代表作者思想。我为朱彤名著《郁雷》（宝玉与黛玉）写插曲《红豆词》，大家以为缠绵悱恻，就是例子。”1946年留法歌唱艺术家周小燕在巴黎用中西合璧的艺术方法演唱《红豆词》，震惊歌坛。1947年由周小燕演唱并灌录成唱片，由百代岀版发行流传不息。
朱彤先生1947年上海版的《郁雷》，全书152页，扉页上印有“一首民族的哀歌 献给再生的祖国”十四个大字。接着，节录温特勃《夜莺》诗句：
醒来，醒来! 天已快亮，
在森林中我听见一个曲子歌唱。
是那个豪放的夜莺，
她震荡于山野的豪放之音。
昏夜落到了西方，
曙光降临把光明笼罩了，
昨夜将逝的暧昧的云辰。
太阳就要出来照耀，
月光消灭于灰色之城。
《序言》4页，作者写道：
小时读红楼梦，已经不至一遍了。每次读后，我总不能自制地浮起一层黯淡的景象。接连总有好几天，那黛玉饮泣的声音，宝玉佯装的疯狂和宝钗寒冷的感觉，一径萦绕着我的记忆，徘徊留连，不能遽去。我仿佛看见一群可怜的小耗子和小兔子，畏缩地蜷伏在大观园的古老的墙脚下，哼哼唧唧地捱着生命的悲剧。日子久了，这个印象虽然也曾慢慢地淡漠了下去，但有时又会突然地凸将出来，有一次凸出的更特别显著。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是一个初秋的傍晚，天气虽不燠热，却是彤云密布山雨欲来的形势。当我挟着避雨的心情，匆遽地走过一座石桥的时候，我听见天空隐隐地响着雷声，最初是阴阴地，沉沉地，后来是闷闷地，郁郁地，最后竟是隆隆地了，然而始终不能挣出一声震耳的霹雳！——那是多么可怜的声音啊！这使我不禁想起那古老墙脚下一群可怜的小耗子和小兔子，我因此更深一层明白它们哼哼唧唧的悲哀了。
作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深刻地观察到社会，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我总觉得今天社会上，依旧满布着‘郁雷’的空气。我们无论走到甚么地方，都可以看见小言小语的讽刺和倾轧，不明不白的推托和牵就，有力无力的陷害和颂扬。谣言的势力是更猖獗了，背后的毁谤成为攻击别人主要的武器。变相的商业恋爱到处流行着，情惑是很深一层投入物欲的罗网里去。整个社会的人格是软弱的，态度是摸稜的，心里是郁結的，我们的性灵深处始终不能滔滔汩汩地涌出琮琤的泉水来。”“这使我不禁想起红楼梦来，我想起那古老墙脚下的小耗子小兎子的声音，……‘我们要求灵魂的解放!’‘我们要求敢爱，敢恨，敢悔的性灵生活!’” 本着这样的主旨，作者编写了这个剧本。
沪版《郁雷》在序后以136页刊发多幕剧全文, 约11万字。
第一幕 透露心事。薛姨妈对宝钗和黛玉说：“就比如你姊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把儿女的心事訇然托岀，揭示戏剧的矛盾。
第二幕第一场 从黛玉葬花开始，至紫鹃试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冲突更为激烈。
第二幕第二场 宝玉病榻上的表现，宝玉说：“我告诉你一句话罢：活着，我们一块儿活着; 不活着，我们一块儿化灰化烟，怎么样?” 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
第三幕第一场 李纨劝黛玉，“我劝了这半日，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傻大姐洩密，黛玉剪碎准备送给宝玉的香囊，焚稿，紫鹃被王熙凤遣走，黛玉身亡。这是宝黛爱情冲突的顶峰。
第三幕第二场 宝玉成婚，“宝玉又疯了”，他明白了，他要寻找林姑娘。
第四幕 宝玉出走，“远远什么寺院里，传来迟重而单调的钟声。……”
紧接着是朱彤先生的《后记》，朱彤先生说：“小红和李纨是两个陪衬的人物，用来拱托‘郁雷’的氛围。傻大姐儿扮演一个滑稽的丑角，在戏里起着特殊的刺激和调剂的作用。凤姐的‘戏’依然不够，始终是一个缺憾。其他配角也有写得不惬意的地方。不过我所能辩护的，就是关于每个人物的个性，我都用过一点心力。”
继《后记》之后，朱彤先生还有一篇《沪版记——一个总答复》，强调“我没有改编红楼梦那样奢侈的企图。我不过袭取里面一个轮廓，几个情节，十来个人物，幻想说明一个态度，一种东方古老的生活态度。”
附录五篇：（一）朱彤：《郁雷不是红楼梦》;（二）克尼：《诡辩之反感》;（三）野风：《郁郁地雷粉碎了红色的梦》;（四）王锐：《看〈郁雷〉》;（五）马彦祥：《性灵的解放》。
1946年1月，上海名山书局出版的《郁雷》有不同，这在作者《后记》中有交代：“渝版原有八景和一个尾声，改后只剩六景。……原第四幕及尾声，沪版完全删掉了。”
二, 不是小说《红楼梦》
小说和戏剧是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艺术。从小说改编为戏剧，特别是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改编成戏剧，难度更大。越剧《红楼梦》的改编者徐进先生说：“几经挫折，反复探索，我觉得要把小说这一百多万言的浩瀚篇幅，如此丰富的思想内容，都容纳、概括在三、四小时的戏里，似乎足不可能的。因而我终于确定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作为戏的中心事件，而围绕着这一爱情悲剧，适当地扩大一些生活描写面，歌颂他们的叛逆性格，揭露封建势力对新生一代的束缚和摧残。” 他深有体会地说：其一，戏的布局既须参照小说布局，而又不可依样画葫芦，完全受其制约。其二，小说写了四百多个人物，改编成戏，必然要求把人物作最高度的精炼集中。戏只能选取一些主要人物入戏。其三，小说中的人物是用巨大篇幅以无数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的细节描写构成的。戏不可能有此篇幅，也不能如此散写，因而要求在塑造人物时，把握其性格最主导的方面，突出人物最基本的素质，予以形象，予以“工笔画”。其四，对事件、情节必须精选。“总之，理线索，选要点，抓关键，动结构，最后希冀能达到无损原著而传其精神的目的。”
朱彤先生也有类似的体会，但他明确一点：“我没有改编红楼梦那样奢侈的企图。我不过袭取里面一个轮廓，几个情节，十来个人物，幻想说明一个态度，一种东方古老的生活态度。”可以说他不是改编，而是再创作。他的创作指导思想是“现在趁着悲壮的情绪还没有消逝，民族的精神可能发生剧变的时候，我们从新把那一种哼哼唧唧的声音转播岀来，似乎也还不是全无意义的。……我幻想那些沙沙的嗓子能够挣岀一句话来：‘我们要求灵魂的解放!’‘我们要求敢爱，敢恨，敢悔的性灵生活!’”
很显然，朱彤先生所言是依鲁迅先生1925年在《忽然想到（五）》中所说的话。鲁迅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朱彤先生的这种创作心态，暨对《红楼梦》的艺术感受对不对呢? 我们以为这种艺术认识是非常正确的。还是鲁迅先生讲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贯穿《郁雷》的, 简要地说, 有三个特点：
1.穿着古装, 说着现代话的现代社会生活的重现
2.情节和性格高度集中、典型化的探索
3. 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在肯定的前提下的再生, 而不是另砌炉灶的改写和重写。
4. 朱彤先生是地下民盟成员,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做了不少工作。怎样结合他所从事的文艺创作进行阐释, 有待深入发掘和发现。
朱彤的《郁雷》，以贾宝玉和林黛玉婚姻为主线，对小说《红楼梦》所提供的素材，大胆地进行整合，改动情节，重塑人物，以新的视角，妙做裁剪，最后编织成新颖的话剧。例如，第一个岀场的小红，她找紫鹃，告诉她贾芸赠送给自己手绢，此事林姑娘知道了，所以，求紫鹃救救她。这一小节开场戏，原著第二十七回写道：“宝钗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气，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 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
朱彤的《郁雷》节取这个故事，是有根有据的。
接着，第一幕莺儿上场，向紫鹃说出一个“秘密”：就是宝二爷和宝姑娘的事情。这就引岀一系列矛盾冲突。从《红楼梦》第八回描写看，莺儿有可能知道宝二爷和宝姑娘的 “秘密”。换句话说，《郁雷》对莺儿戏剧安排是在情理之中的。
薛姨妈和黛玉的戏，见小说第五十七回。和小说比较，次序有变化，“慈姨妈爱语慰痴颦”提前，“慧紫鹃情辞试莽玉”推后，这样，戏剧矛盾就逐步尖锐了。
至于紫鹃与黛玉的关系，通过第五十七回也可见端倪。
说了这么多，是以证明《郁雷》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对原作的情节进行调整，纵横捭阖，突出关键，亮明矛盾冲突。
一组性格鲜明的人物设计，是决定这个戏成败的关键。
小红是第一位，她和李纨是两个陪衬人物，小红“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在贾府丫环中，算是薄有几分姿色的，情窦初开，很想找一个寄托的地方。但是她不是意志很坚强的人，她只能偷偷摸摸地传递一些风情，很怕别人窥破她的秘密，她受不住那些尖酸的言语和嘲讽的眼光。”李纨，笫三幕才出场，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出嫁一年，丈夫便过世了。她寂寞地度着孀居生活，抚育着一个不懂事的遗腹子，消磨了多少绚斓的春天和和潇洒的秋天。最初她还背地里流几滴眼泪，发几声轻微的叹息。日久眼泪尽了，她也不再悲叹。成日她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没有一点愉快或痛苦的表情，她变的十分沉郁而且孤僻。人们欢乐的时候，她总是独自躲在楼上，数着天边那些遥远的星星。只有在别人患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她那久已消失了青春光彩的双眸里，看岀一点同情的光辉来。”小红是一位喝望爱情自由的人，李纨是一位丧失爱情的人，对比鲜明。这两个人作为林黛玉的陪衬，同时出现在舞台上，效果更加显著明朗。
第二个特点是人物个性鲜明，矛盾更加突岀。还是让我们读剧本吧，《郁雷》是这样介绍黛玉的：
一个十六七岁美慧的姑娘，有着卓越的风度和才情。因为太美了，她对于花开花落的感觉，也就特别的敏锐。因为太慧了，她不免有几分露骨的矝贵。她爱清净，淡雅，喜欢服饰御素色的衣履。然而那种简单自然的风韵，却掩饰不了她的艳丽。她有着一颗热烈的心，满怀着无比的热情，要向什么地方倾泻。她爱什么人的时候，她会爱得那个人皮肤灼痛，她也要求对方同等程度的反应。任何疏忽和怠慢，尽管在别人看来，就是细微得同芥茉一样的，也会使她感觉得尖锐的痛苦。她发现她的感情扑了空，她的憎恨也是很可怖的。
她也在热烈地怜惜着自己。她珍重她写过的一撇字，她穿过的一双鞋，她走过的一寸路，她抚摸过的窗前一片竹叶。世界上恐怕没一个人，像她那样顾念那已经坠失的旧梦了。当她一人悄然静坐的时候，她常会卷弄一根偶尔脱落的青丝，默黙地凝想它的柔弱，它的美丽，它的瓢零，和它的寂寞的将来，以致潸潸地流下泪来。
如果她托身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或者她会像一只活泼的小鸟一样，翱翔在自由的云际，高唱一些轻快的、愉悦的诗歌，自然也能动人心弦。不幸她自小就没了爸妈，流寓在外祖母这里。老人家虽然慈爱，姨妈们也不是不关切，但总比不上母亲的体贴入微。她有什么欢乐和悲哀，毕竟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经年累月，她永怀着一种难以排遣的记忆，渐渐地就变的烦躁而且多疑。她喜欢咀嚼别人的言语，有时甚至为了一句漠不相关的笑谑，她也可以通宵无眠。而她的偏激的性情，却又使她在高兴的时候，常常会从嘴里滑出一根伤人的细刺，不高兴的时候，甚至会掉下一柄亮晃晃的斧头。这样与人相处，往往苦了别人，也苦了自己，后来她索性与人疏远了起来。有人说她高傲，也有人说她孤僻。也许这两种议论都是不错的、
她的体质自小就不很好，不是腰酸，就是咳嗽，病病恹恹的，成年难得有一天清爽。现在又发了老病。刚从贾府道贺回来——
这一番人物提示，散文诗一般的语言，抵得上一篇《论林黛玉性格》的论文，极其理性地认识林黛玉，又形象地展示了林黛玉的行为和语言的特点及其走向。
再看《郁雷》对薛宝钗的介绍：
一个贤慧温厚的姑娘，年约十八九岁，方方的脸，大大的眼睛，庄严中透着雍容华贵，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不多说话，但每一句话，必定经过细心的权衡，提防她用的字是不是太重了，或者太飘浮，日久她已经能够运用自如，恰如其分。她也从不窥探别人的秘密，就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机会。撞破了别人的隐私，她也只佯装不知道的样儿，免得招人嫌忌。在必需的时候，只要是她能够办到的事情，她总是很乐意地伸岀她的援助的手，并且她没有一次把她的恩德放在嘴上，因此她在这里博得上上下下的称誉和尊重。她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她觉得“现实”是命定的，是不应该也不能反抗的，她尽力使自己成为“现实”的朋友。在她看来，反抗现实至少是一种不聪明的行为。调和与妥协乃是最稳妥的路。因此如果有一位摄影师，择定了某处名胜之区，要给她拍一帧单人肖像，无论她喜欢那里或不喜欢那里，她总会设法寻觅一个最适宜的位置，使她置身于风景之中，配合得自然而然而且美丽。她不是不聪明的，也不是没有决断的，不过她的聪明和决断，只有在这个范围以内，她才愿意充分的使用岀来。
有人说，她这种生活态度是最好的，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们只知道，她确实借此避免了多少不必要的纠纷和痛苦，并且赢得了一种贤淑的令誉。她自己也很明白这种利益，养成习惯了，她自自然然就不会想到现实以外的事情。如果有一天，“现实”发生了不可弥补的缺陷，而她仍然不能不和它做朋友的时候，她也许会陷入一种绝望的隐痛里。没有幻想来安慰，没有勇气来革命，甚至于没有自由来表示爱和憎，她会怎样感到一种死样的悲寂——但是目前她是不会想到这上头去的。
她的家境很丰足，很有一些典当和田产。父亲过世了。她依傍着母亲投奔到姨母这里来。她们就在贾府宅分了几间房子，结了近邻，一切日用生计，都由她们自己开支。有时她也到贾府这边来，寻找姊妹们说说笑笑，日子也就很容易地过去了。
现在她陪伴黛玉回来，微笑地说道——
一个有城府而美丽、端庄的薛宝钗就站在舞台上。黛玉的矝持、宝钗的大方，各站舞台的一角，年轻的“小鲜肉”主人公贾宝玉上场了，他是什么样儿呢?
一个青年公子。年约十七八岁，生得面目清秀，眉宇间隐隐有一种郁秀之气，彷彿蕴藏着多少飘渺绮丽的梦境。目光是和善的，聪慧的，时常露岀一种过分天真的快乐。有人说他有点痴诚，他也许是的，因为无论是一泓水，或是一块顽石，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他会絮絮地向他们倾诉衷曲; 而一株枯木，一瓣残花，也会勾引他凭添无端的哀愁。
他现在面对着一个黄金的世界：那里有春风嘘咈，百鸟婉啭，阳光遍地。他尽可以引颈高歌，渴了，有的是肥桃硕橘，任他攀折品嚼。他也不妨寻幽觅胜，走遍人迹罕到的地方，累了，有的是绿草如茵，任他坐卧抚摩。就是偶然一口乀丶花丛的蜜蜂，螫破他的手指，或是一根玫瑰的利刺，扯破他的足踩踝，他不免大哭一场，但是那眼泪并没有悲哀的意义。我们毋宁说，它们倒很像是清晨的雨露，在幸福生活的微风中，那些晶莹圆润的珍珠，却显得是一种更其高贵和华美的点缀了。他的无端的哀愁，也就好比是几朵淡淡的浮云，暂时飘过他的蔚蓝的心境，把他的幻梦装饰得瑰谲而多变化。
有人耽心秋天来了，他能不能经得起风霜的侵凌，我们也是这样地想。我们总觉得他不是一个性格很强的人。他怕寒冷，他嫌恶阴郁的天气，果真有一天他跌入了那样的世界，他会呼号的，会挣扎的，或者会设法逃走的。但是他恐怕没有勇气来创造一个光明的天地。
不过现在他并没有想到这些。他现在很安乐，他有一颗好心，他不吝惜把他的安乐的
果实，分给别人尝尝，特别是分给那些珑玲美丽的姑娘们，他看见她们快乐，他也就有一种崇高的满足，这就很够了。他只盼望无限的春光无限的长。
他在贾府青年子弟们中，是老太太独特锺爱的孙儿。姊姊是当今皇上的贵妃，祖先是世代名臣，爸爸还袭着三品官员的禄位，现在奉遣岀外去了。他成日就躲在祖母和母亲爱宠的怀里，度着优游的岁月。
这时他快快活活地进来，发现黛玉在垂泪，笑容骤然敛起，悄悄地走近她，体贴地——
贾宝玉的第一句台词是：“妹妹，又是谁气着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位主人公的对白，开始拉开了性格冲突的碰撞。
第三个特点是与林黛玉形成对立的一组人物，性格也极其鲜明，比如贾母，这位大观园中宝塔尖上的人物，剧本是这样介绍的：“她有着富贵的老太太们所特具的性格，心地慈祥，儿孙心重，喜欢别人恭维，但是她自并不是没有主张的。在人生旅途上，她已是饱经风霜了，因此她总觉得她的意见是最有根据和最权威的。她尊重传统，厌恶变动，就是一盏茶壶，一双绣鞋，她原来放在什么地方，永年古代，还是放在那里。谁要改变了它们原来的位置，无论移到什么地方，她总认为是不适宜的。她愿意世界永远是她心里想的，眼睛看的那种老样子。” 贾母的儿媳、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一个心地厚道的妇人，头脑却很清楚。她尊敬她的婆婆，却不愿过分邀疼; 她爱护她的孩子，却不愿过分放纵。她的性情谦和，感情不轻易流露，比方现在，她对于孩子的婚事，虽然已经胸有成竹，她却不透一点口风。”在这两位老人面前，还有一位呼风唤雨式的“女强人”——王熙凤，论辈份，她是荣国府贾赦之子贾琏之妻，是贾母的嫡孙媳，王夫人的内侄女。论实权，荣国府的贾政和王夫人将总管家务之事交给了贾琏和王熙凤。由于贾琏无能，王熙凤就成了贾府的实际当权者。“她是贾府中岀名泼辣人物：心狠，嘴利，手段辣。她懂得如何愽得长辈们的欢心，也知道如何使得下人们凜然畏惧。而在一上一下之间，她从不曾忘却自己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他倒是一个十足的惟物论者，她的聪明和机巧，又能够帮助她散布各种烟雾，把她的内心动机装得富丽迷离。她并不是一个很呆板的商人，有时她也不惜付出较小的牺牲，来换取她所预期的收获。虽然这样，次数多了，总不免要露岀马脚来，她自己却还以为十分圆到。因为在她看来，旁人都比不上她聪明，一定摸不到她的高深所在。其实仔细想想，她也真是可怜的很。成天应付这个，盘算那个，心里嘴里，没有片刻的休闲。‘心为形累’，她也够苦的了。不过她并不觉得这种生活是苦的，每日她依旧怡然自得地运用她的数学公式，来拨动那生活的珠盘。现在她从竹林里绕岀来，兴兴头头地嚷道——”
果然是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大观园里不止三个女人，还有许许多多女人。
其他女人都是配角，戏的演岀，除了人物、情节以外，还有不可忽视的细节。这就是这个剧本的第四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是细节贯串，遗绪绵绵。舞台帷幕拉开，小红见到紫鹃的第一句话是“紫鹃姊姊，你要救救我！” 到了第四幕，帷幕落下之前，通过宝钗之口，使观众知道“小红自尽了”。
“海棠今日忽然开花了”，这是第二个细节，一直贯串始终。
第三个细节是林黛玉为贾宝玉缝制的香袋、有题诗的手绢，一直贯串始终。
最为奇特的是第四幕，幽灵的岀现，幽灵更激发观众思绪绵绵。李纨和小红的对白更为奇中之奇：
小红：大奶奶，你说，人死了，倒底有鬼没有?
李纨：他们都说是有的。
小红：我想也是有的。我就不知道做鬼快活不快活?
李纨：你问这话做甚么?
小红：我是白问问的。我怕鬼，我又觉得做鬼很快活。
李纨：（点头）有时候一个性灵自由的鬼，比一个不自由的人要快活。
这段台词会使人联想到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还可对比越剧《红楼梦》中的《哭灵》，其强调性灵自由的特点更加显著。
随着远处寺院里的单调而沉重钟声，舞台的帷幕落下了。
三，刘雪庵为《红豆曲》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
在话剧《郁雷》第三幕第二景中，宝玉宝钗新婚之夜，宝玉明白被骗了，大呼：“我也不要娶这个亲，我也不穿这袍子，我找她去——可怜妹妹不知道要怎样了！”
这时外面然场的歌声传来，这就是《红豆曲》。
歌曲抒情、婉转，规则、整齐、平和与伤感胶织在一起。《红豆词》决非尽是一般的诗情画意，而包含特殊痛苦与伤感的呈诉。这段诗歌的前八句都含有一个“不”字，血泪是滴不尽的，花和柳是开不完的，黄昏之后也还是无法入睡，愁苦与相思是绵绵无绝期的，再昂贵的饭菜也无法下咽，那美丽的容颜早已消逝，眉头永远是紧缩的，时间难捱，这其中层层递进，尽诉相思之情，之苦，之愁，最后两句，那隐隐的青山和悠悠的绿水还在，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此相思再也无法来了断。歌曲的速度，关系整个歌曲表现的气氛。但是这个问题常被一般演唱者忽略，《红豆词》就是一个例证。它的速度本来是行板（andante），却被很多人唱成慢板（adagio）或缓板（lento），使它毫无生气，『拖』『拉』得使人感到厌烦。所以《红豆词》速度的掌握，是表现成功的首要条件。
休止符在歌曲中有促进表现生动的功能，尤其是抒情歌曲更是如此。这问题也常被人误解，一般认为它是休息的，其实那仅仅是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更重要的：有换气、情节的转换、高潮浅的伏笔、曲意未尽（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念）等表达作用。例如本曲的第七小节“睡不稳”、第九小节的“忘不了”、十五小节的“展不开眉头，捱不明更漏”，其后的休止符均有情意未尽的意味。要表达它的效果，最好的办法，是将休止符前的乐音稍作缩短转弱，方能显出乐句的含蓄性。
歌唱家周小燕演唱，风靡一时，饮誉艺坛。
作曲家刘雪庵（1905—1985） ，中国作曲家。四川铜梁(今属重庆)人。1925年在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音乐。1929年入私立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学习。翌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黄自等人学习作曲。抗日战争初期创办中国作曲者协会，主编抗战歌曲刊物《战歌》。1939年起，先后在重庆国立音乐院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建国后历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乐剧组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等职。作有抗战歌曲《长城谣》、《流亡三部曲》、抒情独唱歌曲《追寻》、《红豆词》、《飘零的落花》和电影歌曲《思故乡》等一百三十余首，钢琴曲《中国组曲》、《飞雁》以及话剧《屈原》的配乐等。
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周小燕（1917—2016），出生于武汉，早年毕业于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她是中国美声声乐教育大师，先后荣获了中国音乐艺术最高荣誉奖“金钟奖”，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国家军官勋章”等。作品有《长城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蚌壳》。1946年10月，应邀首次访问德国柏林，在复兴剧场举行了两场个人独唱音乐会，为周小燕赢得了“中国之莺”的美誉。报纸兴奋地评价：“最充分地表现了舒伯特的情趣！”“中国的黄莺唱出了舒伯特的歌声！” 1946年12月9日，巴黎的“中国之夜”假座化学会总会举行，巴黎使馆钱泰大使及夫人、联合国科学文教大会的代表和官员，以及中国科教文代表赵元任、李书华、程文放、竺可桢四位博士，华侨知名人士钱三强、汪德昭先生，女画家潘玉良等也都济济 一堂。周小燕和李献敏在上下半场各表演了一组节目，上半场是中国歌曲《采莲谣》《红豆词》《叫我如何不想他》等，后半场则用英、意、法、德等国语言演唱了 原文歌剧咏叹调和外国艺术歌曲。《申报》驻巴黎特约记者强仁写了通讯，12月26日的《申报》即以“海国扬威之女歌唱家周小燕、旅欧有年之女琴师李献敏”为题，详细报导了晚会盛况。这位中国记者在通讯中写道：“鄂粤两姝功候造诣均与欧美人才相匹敌，自非有十年上下金钱与时间之大量牺牲不可。” 1947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主办的首届“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周、李两人的照片和音乐会节目单登在“布拉格之春”精美的印刷品上，节目单上还有一大段介绍中国当代音乐的文字，这段文字出自齐尔品的手笔，演唱了三组歌，第一组是江文也的《lovecall-inthefields》、贺绿汀的《神女》、刘雪庵的《红豆词》；第二组是《长城谣》等三首；第三组是《蚌壳》片段，以及齐尔品谱曲的《春晓》《饮酒歌》等。
1947年10月，周小燕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回到了告别九年的祖国，当时中国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人民仍旧生活在苦难之中，眼前的一切让周小燕感到痛心疾首，她四处奔走，为进步的学生们演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小燕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她受聘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活。
朱彤先生有幸与两位音乐界的翘楚合作，是他个人的幸运，也是文学巨著《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致。
剧作者朱彤先生为冲破“郁雷”，追求性灵的自由，勇敢地加入了地下组织民盟，为新中国的诞生悄悄的工作着。新中国成立后，却因此而受到审查。《郁雷》在小组中受到批判。从此，他不谈《郁雷》，好像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没有这件事一样。在他的档案中就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7月……此时期内是否参加反动党团；1947年去美留学究竟靠什么关系，是否反动派送去，为什么是1948年回国，在美国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如何；解放前与刘雪庵承应联合国为它收集我国古典音乐，他与联合国关系如何等三个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未弄清楚，应予保留。” 他受到审查，控致使用; “暗右”，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一直1978年12月，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委员会才下达《关于朱彤同志历史的复查结论》，十二个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朱彤同志历史清楚，没有问题。”1983年1月，江苏人民岀版社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美学与艺术实践》。
此书汇积了朱彤先生对《红楼梦》的心得与体验。
四，以此为契机,朱彤先生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
朱彤先生解放后没有专门撰写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因而有幸躲过1954年来势汹涌的批“红”运动，没有遭遇到批“红”所带来的不幸。朱彤先生是以对《红楼梦》的艺术典型，阐发美学的感受，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美学的认识。这和他当年创作《郁雷》的艺术追求是比较一致的。艺术典型要立在舞台上，屹立在读者心中，震憾读者的心灵，才是成功的。他就是以这把尺研究《红楼梦》的，从而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处于“任尔东西南北风” 的永不倒伏的地步。
朱彤先生对《红楼梦》研究的成果散见于《美学与艺术实践》九篇论文之中，前后约有1 6处之多，可见朱彤先生对《红楼梦》熟烂于胸，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到人物性格、从艺术结构到艺术语言都有所论及。但是如果深入考察，朱先生的许多学术见解都是他的话剧剧本《郁雷》的深入和继续。
朱彤先生指岀：曹雪芹撰述《红楼梦》，展开那么宏大的生活画卷，主题思想该有多么丰富啊！小说揭发司法的贪污，礼教的腐朽，仕宦之途的肮脏，考试的戕贼性灵，高利贷的罪恶，男尊女卑的悖理，封建租佃制度的剥削，主与奴的矛盾，特别写出贵族世家走向衰败的黯淡景象，在“食尽鸟投林”的总趋势下，以贾琏、贾瑞、夏金桂之流的禽兽般的纵欲横流，对照宝玉和黛玉一片真情的灵爱，深深使人感动。小说第五回，警幻仙姑称道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情痴，确实如此，这个人物是开创文学史上的特例的。灵爱绝望了，宝玉也就飘然离开尘世。形象大于思维，这么丰富的主题思想，曹雪芹都是自觉的么?当然不可能。因为要写凤姐的毒辣，打官司贿赂，就牵涉到司法，要写贾家的奢侈。贾珍的贪财，不能不涉及收租子，主角的婚姻问题，暴露了腐朽的礼教，而封建婆娘王夫人，对宝玉深有戒心，这就加深主与奴的矛盾：逼死金钏儿，撵走病重垂危的晴雯。所有这些，曹雪芹或是不自觉、或是半自觉，由生活图景自然而然带出来的。
朱彤先生在《艺术悬念与艺术陡转》中还指岀：比方说，宝玉把那块玉弄丢了，搞出疯癫病来，贾母要给他冲喜，选定宝钗做新娘，但又怕宝玉不愿意。凤姐出主意，就说娶黛玉，并把雪雁叫来做喜娘。这事发生在结婚时刻，是个关系全局的误会，也是小说情节的陡转。宝玉的反应怎样呢? 凤姐就来试试看，走进屋里道：“宝兄弟大喜，要给你娶亲了，你喜欢不喜欢?”宝玉只管瞅着凤姐笑，微微的点点头儿。凤姐笑道：“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好不好?”宝玉却大笑起来，与病时光景大相悬绝。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其实，他心里很着急，盼吉时，盼黛玉，问袭人道：“林妹妹打园里来，为什么这么费事，还不来?”见了雪雁，他竟如见到黛玉的一般欢喜，还走到新人跟前，说道：“盖着这劳什子做什么?”他按捺不住，就想揭新娘的盖头，又怕招恼林妹妹，这是他第二个反应。后來，盖头揭开了，宝玉睁眼一看，好象是宝钗，此时心中恍惚无主，呆呆地只管站着，两眼直视，轻轻问袭人道：“我是在那里呢?这不是做梦么?”袭人说，新娘是宝姑娘，他糊涂的更利害了，“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钟情深处一片痴。第三个反应如此。后来，他连人也认不明白，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汤水不进。偶然，片时清醒，他“自料难保”，对袭人说：“趁早把我和林妹妹抬在那里，死了一处停放。”这是生不同衾，也要同穴的意思。小说依靠虚构，通过陡转，描写宝玉的欢乐、焦急、恍惚和深悲大恸，在似痴非痴中，把悲剧推向高潮，就象阵阵喜乐伴奏下的一首挽歌，表盘了苦涩的悲剧美。
对于黛玉闻讯后的反应，朱彤先生对原著第96回的理解更是入木三分，他概括为疾雷—心跳—傻笑—迷离四个阶段，一层比一层心理复杂，敢后通向死亡的悲剧。
请看《红楼梦》，宝玉要娶宝钗了，这消息给黛玉听见，如同一个疾雷，心头乱跳，身子晃晃荡荡，眼睛也直直的，她最后一次和宝玉诀别，嘻嘻的傻笑，问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吓得袭人、紫鹃两人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紫鹃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吧。”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了”。这些表情和言语，都是明显的变态。宝玉说：“我为林姑娘病了。”她既不以为轻薄，也不觉得可感可念，只是痴子一般，报以无动于衷的傻笑。紫鹃催她回家去，她也说，“是回去的时候了。”其实她讲的“回去”，乃是死亡的隐语。黛玉的答话似傻似真，给读者迷离恍惚之感。不能不说，这是作者善于描写，巧于使痴傻话寓有悲凉的意思。
对朱彤先生对《红楼梦》中的袭人、王熙凤等都有精道的论述，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援引。江苏省红楼梦学会1982年4月成立之时，特邀朱先生蒞会，并合影留念，可见当年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的重视。可是，我们后学对朱先生了解甚少，对朱先生对《红楼梦》的改編、对他的研究成果也知之少，这种情况似应改变，应予重视，并给予恰当的历史评价。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原著、朱彤改作：《郁雷》, 名山书局1947年1月印行。
2.朱彤《美学与艺术实践》，江苏人民岀版社1983年1月版
3. 《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
摘要 朱彤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他据《红楼梦》改编的话剧《郁雷》,1946年在上海公演，轰动一时, 反响强烈。本文扼要介绍了演出情况, 论述了其艺术特点和刘雪庵创作、周小燕演唱《红豆曲》的特点, 以及朱彤先生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 从而论定朱彤先生在江苏红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红楼梦 郁雷 红豆曲 美学 话剧
作者简介 俞润生 编审 1938年生, 南京人。退休前为南京师大《文教资料》副主编、《江苏教育学院学报》副主编, 担任过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秘书长, 出版过《实用编辑学概要》《邹韬奋传》《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国会》《蕙风词话 蕙风词笺注》和《红楼梦文化面面观》等。退休二十余年, 仍笔耕不辍, 发表文史和红楼梦读书笔记多篇。
《郁雷》书影
《美学与艺术实践》书影
《鲁迅作品的分析》书影
朱彤先生(1915年12月-1983年6月)
国歌的故事与精神传承
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曲，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新中国成立前，《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战斗号角；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又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精神动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每一次唱响这激昂的乐曲和歌词，对于弘扬爱国情怀，凝聚中国力量，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影片《风云儿女》在这里拍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空前激烈，要求电影“猛醒救国”宣传抗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32年秋，夏衍、阿英和郑伯奇受党的派遣进入上海电影界。1933年3月，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正式成立由沈端先、阿英等人组成的电影小组，实施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与影响。1934年春，电影小组建立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业公司。1935年初，电通影业公司从斜土路迁至原荆州路405号，在这里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是该片主题歌。
《风云儿女》拍了近3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剪接、洗印、录音等后期工作，直到1935年5月24日影片首映前夕，历经4个月，一部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歌的《风云儿女》影片就这样摄制完成了。
影片《风云儿女》表现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地走向抗日前线，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锻炼、成长，表达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
田汉和聂耳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根据全国形势的需要，1934年秋天，在电通公司的一次会议上，田汉答应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凤凰的再生》，以支持共产党人占领的电通阵地。田汉在会上初步讲了电影故事的构思：即通过“凤凰涅槃图”的精神来反映流亡内地的青年诗人和农家女走上民族战场的故事，比喻中华民族像凤凰一样在烈火中得到再生。
1934年底，田汉对《凤凰的再生》又有了新的构思：即在凤凰涅槃图的情节线索外，突出青年诗人写作长诗《万里长城》的情节线索，并将电影片名改为《风云儿女》。后因“催稿甚急”，田汉只完成了故事梗概还来不及写完电影脚本，就因电通公司开拍日期的要求而向电通公司交稿了。原计划要写得很长的自由体诗《万里长城》只写完一节，而这就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1935年2月，田汉因宣传抗日而被捕入狱。田汉被捕后，电通影业公司邀请夏衍把田汉写的《风云儿女》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台本，并交给导演许幸之进行拍摄。
对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相继被捕，聂耳感到义愤填膺，同时也唤起他的创作激情，当他得知电影《风云儿女》结尾需要创作一首主题歌，就主动向夏衍请缨，要求担当起《义勇军进行曲》作曲任务。
聂耳是3月中旬拿到《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任务的，他在上海的霞飞路1258号3楼的居所内，以勇敢和智慧，倾注了生命的热情，谱写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初稿。
就在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初稿后不久，聂耳也被列入当局的黑名单。党组织为了保护和培养年轻且具有音乐才华的聂耳，决定派他出国学习，由日本转道欧洲。1935年4月15日清晨，聂耳从上海汇山码头乘“长崎丸”轮船赴日本。4月下旬，聂耳在日本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修改定稿之后寄回了电通公司，《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面世，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战歌，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高唱着、呼喊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惧流血牺牲，英勇冲锋陷阵，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在这里灌制。现如今在上海徐家汇公园内有一幢法式小洋楼，因为房子外墙的主色调是红色，所以大家亲切地称它为“小红楼”。这座位于徐家汇路1434号的“小红楼”就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唱片经营和制造企业，曾诞生过大量进步的爱国革命歌曲。
1935年5月初，在吕骥、任光等音乐家的鼓励下，电通公司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支七人合唱队。这个小小的临时合唱队里有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梦鹤、施超共七个人。经过短短几天时间的练习，1935年5月9日，时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在其录音棚内，为电通公司七人合唱队灌制了首版《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这张唱片的编号是34848b，上面有百代唱片公司独特的金鸡标识，唱片上的录音后被转录到影片《风云儿女》胶片上。
《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与影响
金城大戏院——影片《风云儿女》在这里首映。从1935年5月6日开始，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刊出《风云儿女》公演广告。《申报》上连日刊登的《风云儿女》公映广告，广告对内容的描述有：“绮腻温馨，诗和画的构想。可歌可泣，血与泪的结晶。乡土沦亡，投笔从戎，正义战粉碎了恋爱梦，疆场效命，舍身为国，志士血完成了民族魂。”“这儿有动人的舞——是皮鞭下的挣扎舞！这儿有雄壮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悲壮、哀愁、轻松、明朗，使你喜、使你悲、使你感奋、使你知道对祖国的责任！”
1935年5月24日，影片《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北京东路的黄浦剧场）举行首映。由于《义勇军进行曲》集中地概括了《风云儿女》的主题，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金城大戏院从公映《风云儿女》第一天起，场场客满。《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爱国热情。许多人为了学会这首歌，到金城大戏院一场又一场地观看《风云儿女》，不久就出现了电影院内银幕上下一起高声歌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
《义勇军进行曲》传唱中的国歌故事。刘良模国内倾力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刘良模的贡献是在国内许多地方组织民众歌咏会，培养歌咏骨干，到学生、工人、军人中去教唱、推广《义勇军进行曲》。为了支持“七君子”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刘良模组织民众歌咏队，于1936年6月7日上午10时，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由5000多人参加的群众歌咏大会。刘良模站在一个两米多高的木梯凳上，指挥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慷慨激昂。许多持枪的武装警察包围了会场，刘良模拿起话筒向警察喊话：“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国，我们都不愿当亡国奴，我们今天唱的都是爱国歌曲”，说完又指挥大家继续唱歌。警察们的爱国之心随着雄壮激昂的爱国歌声燃烧起来，当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警察们已经同几千群众唱成一片了。
张学良指挥唱《义勇军进行曲》。1936年6月，在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时期，张学良为了改造东北军，以适应抗日需要，在陕西省创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一天，当张学良踏着月色走进学员们的窑洞，外面传来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无一日不在期望收复东北失地的张学良跳上土坑，指挥大家一起唱了起来，陕北高原响起了雄浑的歌声。张学良跳下土坑，挥动手臂说：“我们要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收复失地，重整河山！”在继第一个开办的干部连之后，又连续办了三期学员班。每个班都配置了留声机，课余时间用留声机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张学良特别强调《义勇军进行曲》意义深刻，曲调激昂，军训团不仅人人都要会唱，而且回去要教会部队。他认为唱好一首抗日歌曲胜过讲课，因此他和大家不止一次的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传唱《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以雄壮的旋律吹响了抗日救亡的进军号角，抒发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首歌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1941年，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不仅在纽约用中英文演唱了这首歌，并灌录了一张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在美国发行传唱。宋庆龄还亲自为这张唱片撰写了英文序言。1949年4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保罗·罗伯逊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194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保罗·罗伯逊再次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他还将演唱收入寄给了田汉，田汉又将钱寄给了聂耳的哥哥聂叙伦。
《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家象征
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主持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方案》，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宪法第四章章名改为“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写入宪法有利于维护国歌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能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国歌入宪，也意味着《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地位同国家主权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每逢周一，路过中小学外，嘹亮的国歌声总会按时响起，学生时代的升旗仪式和国旗下演讲已然成为多少中国人的青春记忆。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尊重、不爱护国歌的现象屡见不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关于国歌立法的呼声从未停歇，《国歌法》的制定出台刻不容缓。
2017年国歌立法程序正式启动：2017年6月2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开始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2017年8月28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国歌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提请审议；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为国歌立法，有助于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行为，维护国歌的神圣与庄严；为国歌立法，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国歌的认识，提升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为国歌立法，有助于激发人们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为了永远的纪念
为纪念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中共杨浦区委、杨浦区人民政府在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地——杨浦区荆州路，联合建设了全国第一个以国歌为主题的纪念广场及展示馆，并于2009年9月25日落成开放。国歌展示馆分为上下两层，建筑面积1450平方米。全馆以国歌故事为主线，全面展示《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传播及其深远影响，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多媒体互动展示，生动演绎了《义勇军进行曲》从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历程。
国歌展示馆自成立以来，先后被命名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党史教育基地”“上海市廉政教育基地”等。2015年，国歌展示馆光荣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在这里，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座雕塑，都能还原岁月的底片，唤起一段红色记忆，在人们的情感与国歌有关的故事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义勇军进行曲》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激励人们前进！前进！前进！进！
国歌的旋律激昂振奋，它奏响的是一个饱受苦难的东方大国奋发图强的旋律，呼应的是一个唯一不曾断代的世界古老文明复兴的决心。今天，国歌不仅是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载体，更是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好题材。弘扬爱国主义，既要尊重国旗、国徽，也要唱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蕴含的“万众一心”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表达的坚忍不屈的民族品格，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弘扬，不断光大。（国歌展示馆供稿）
原创捷克人民反法西斯占领的斗争画卷
——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文/马家骏
捷克的民族英雄、优秀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和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是永远闪耀着不灭光辉的。这名著中一节《二六七号牢房》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细致的阅读。
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年出生于波希米亚京城布拉格一个镟工的家中。当时的波希米亚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劳动人民身受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作为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伏契克自幼就认识了罢工与斗争，学习了民族的进步文化，无比憎恨压迫与剥削。
1918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争得了民族独立。但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政府攫为已有。而右翼社会党人，也背叛人民解放事业。在工人运动的高潮中，1921年诞生了捷克共产党。当时正在读大学的伏契克，十八岁就参加了共产党，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土。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用文艺评论这个武器，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1928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捷克资产阶级政府向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发动全面进攻。在白色恐怖中,伏契克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勇敢地担起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和文艺与政治评论刊物《创造》总编辑的重任。兼记者、作家、评论家于一身的伏契克从此终身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员。
1930年，伏契克秘密越过国境，访问当时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归国后，他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写了《明天成为历史的国家》一书，作了几百场演讲，鼓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斗争。因此，他的书被禁，人也一再被捕，刑满后被征去当兵。
1934年，伏契克以《红色权利报》驻苏记者身份，再去苏联。两年间他走访了许多地方，听过斯大林演说，写了不少戳穿资产阶级反共反社会主义谎言的文章。1936年回国后，伏契克仍不得不隐姓埋名，化名写作。他在文章中揭露德意法西斯的扩军备战与侵略西班牙，批判西方各国的绥靖政策，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严重危机。1938年9月，捷克卖国政府接受了慕尼黑协定，查禁《红色权利报》。伏契克在《幻想世界》、《行动》、《蜜蜂》、《职工之路》等各种杂志上用不断变换的化名和各种方式，大声疾呼：战争近在眉睫!号召人民警觉，猛烈抨击德国法西斯和捷克卖国政府。
果然，1939年3月希特勒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并吞了捷克。纳粹秘密警察到处搜捕转入地下的共产党员。党中央全体成员离捷赴苏，在国外组织斗争。国内成立地下中央委员会领导反法西斯的斗争。在那些激烈斗争的岁月里，有二万五千多党员和五届地下中央委员四十二人相继牺牲。在残酷的年月里，伏契克留在国内，辗转城乡以躲过敌人盯梢，化名写了许多传单与宣传品。1941年当第一届地下中央委员会被破坏后，伏契克与另外二同志组成第二届地下中央。他担任政策指导与新闻宣传工作，在地下《红色权利报》上，发表许多文章，组织秘密斗争。疯狂的敌人到处追索着他。
1942年4月，第二届地下中央被破坏，伏契克在布拉格被捕。监禁在庞克拉茨监狱的一年多里，他受尽了折磨，但英勇不屈地组织狱内斗争。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写下了震惊世界的《绞刑架下的报告》。1943年8月，伏契克被解到柏林受审。他把法庭变成了审判法西斯刽子手的场所，大无畏地怒斥法官们。这年9月8日，敌人对他执行死刑，他高唱《国际歌》，引得勃列青斯监狱全体政治犯齐声唱这无产阶级的战歌。当他走过行刑地方的四号牢房前时，难友和同志们又高唱伏契克在献中编的《百万战士争取人类幸福》。在雄伟的歌声陪伴中，他英勇就义了。可是他写的《绞形架下的报告》，被翻译成近百种语文，传遍了全世界。这篇报告信笔写来，洋洋洒洒，情景逼真，感人至深。
《二六七号牢房》是《绞刑架下的报告》八章中的第三章。是对法西斯的控诉书。它真实地记录了法西斯监狱中的非人生活，控诉了法西斯匪徒虐待和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人民的罪行。伏契克揭露了牢房中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睡在“草褥上”，吃的是“稀粥”，以至“肚子饿得叽哩咕噜叫，洗澡时候都露出皮包骨头的瘦样子”。偶尔有所谓“星期肉菜汤”，不过是“一勺子土豆”和“几根肉丝”以显示牢房还“带文明气”而已。至于对待病人，则“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的药方都不敢开”。
忍受着饥饿、疾病和刑伤折磨的革命志士，还要承受审讯、拷打的虐待。法西斯匪徒灭绝人性地残酷对待伏契克。伏契克被捕后就被打得“一动不动地卧在窗下的草褥上。……过了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这才慢慢恢复过来。”他伤口上尽是脓血，衬衫也被打破，但仍不断被拉去“受审”，“又带着伤回来”。就是一动不能动了，还被担架抬去、装上大卡车并由几个武装匪徒押到刑讯地址——贝柴克官去受审。昏迷了，第二天再拉去，而且还被“碰”上一顿，即拷打一顿。
更可憎的是死亡时刻威胁着狱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法西斯匪徒在任意屠杀人，折磨人至死。“送葬歌”随时唱起，善良的卡瑞尔头夜还劝人进餐，次日就不知下落了。二六七号牢房关押的人“从两个换成三个，又从三个换成两个，然后又是三个，两个，三个，两个。”那么，这流动数字中的“囚犯”，又有多少不是被死神唤走的呢?作者伏契克也一再几乎死去，他的死讯还传到妻子耳中。
但是，折磨、拷打和死亡威胁，都消泯不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斗争精神。《二六七号牢房》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赞歌。
这篇报告表现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描写了牢房中团结战斗和阶级友爱的精神。卡瑞尔给受伤的伏契克端饭、逼他喝“星期肉菜汤”；“老爸爸”连夜不睡，守护病人，擦脓血，换给衬衣，盖被子……深沉的阶级友爱把牢房中的“囚犯”团结成了一个人。他们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怀，而且精神上相互鼓励。“老爸爸”放风时就给伏契克带回来“一小朵雏菊和一根青草”，即带来了新鲜生命与精神慰藉。伏契克被抬去受刑时，就对满是哀怜眼光的囚犯及家属握拳致敬。一个人把生命投入无产阶级战斗的集体中，就会有不可穷竭的力量。伏契克就是这样。
这篇报告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是英雄的颂歌。《二六七号牢房》中所写的卡瑞尔·马里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这个机车司机，搞地下工作，运送炸药，被敌人逮捕后监禁两年了。他爱他的妻儿，但他毅然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工作。尽管他明知死亡在等待他，而他坚定地说“我只能这样做”，即不顾生死去战斗。“老爸爸”约瑟夫·贝社克也是一个英雄。这个老教员在德国法西斯严酷统治下，草拟着解放后的教育计划。在狱中他无微不至关怀同志，从不屈服。虽然音调唱不准，也诚心诚意地唱战斗的歌。作者伏契克更是一个英雄。他身在牢房，想的是“民族正被钉在十字架上”，想的是人类的解放。他的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思想，鼓舞他威武不屈地战斗。坚定的革命信念支撑着他，去战胜敌人的折磨与死亡的威胁。伏契克在《论英雄与英雄主义》文中说：“英雄，这就是在决定性的关头做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的人。”他正是这样的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
这篇报告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阴森恐怖的二六七号牢房里，面对拷打与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有崇高的理想、坚强的信念、高贵的品质，因而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作者写道:。“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一生都在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就要离去、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东方战线上传来的好消息。我们由于高兴歌唱，我们用歌唱来安慰自己。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就这样歌唱着，只要不灭亡，还要这样歌唱下去。”这不单是歌唱。这是确信未来属于人民、属于共产主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正如他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说的:“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把一个悲悼天使放在我的坟墓上，对于我是不公平的”。所以，《二六七号牢房》尽管是狱中纪实，却不停留在揭发上，而是充满了战斗的、昂扬的、欢乐的情调和气氛。
《二六七号牢房》是一篇优美的报告，也是一首艺术性极高的诗篇。要知道，伏契克写《绞刑架下的报告》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他争取了狱卒，狱卒带来纸片与笔，他在敌人监视下，不假思索，片片断断写出，陆续秘密转移狱外。总之，没有完整的写作时间，没有自由的写作环境，没有通盘考究全书结构布局的可能，没有修改字句与内容的空隙，更没有去思考用什么艺术表现方法的余地。但，凭着作者崇高的思想感情。丰富的斗争生活、向狱外传达他战斗的业绩与意志的迫切愿望，以及作者久经锻练的艺术才能，他一挥而就、信笔写出来的，就是老练成熟的精美艺术品。他的写作方式与环境，也给这著名的报告文学带来独具的艺术特点。
这篇报告是用鲜血和生命写的真人真事。它描绘的是作者亲自耳闻目睹的实在景象，它叙述的是作者亲自经历的战斗过程，它刻画的是作者亲自打交道的敌、我、友，它议论和抒发的是作者自己的见解、感受，其中每件事、每个细节、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经过作者强烈的爱憎冶炼过的。因为这篇用第一人称所写的实录渗透着作者的真情实感，所以异常扣人心扉，真切动人。我们读着报告，就像随着作者的笔触所写，也经历了二六七号牢房的幕幕斗争情景，深入到了作者思想感情的深处。
读这篇报告，头脑里犹如映出了幕幕电影场面。确实，它运用着电影的剪辑法和人物内心独白式的解说与柔情相结合的叙述法。从大的结构上看：从写牢房状况到查房，到卡瑞尔的逼作者喝肉汤，到“老爸爸”的关照，到牢房里的生活与剃胡子，到被押去受审，到向妻子唱歌，进而由唱歌到盼望日出，一幕幕、一场场，灵活自由地向前推进，文气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毫无一丝刻意去布局的痕迹。但在自由灵活中显出完整统一而不散漫。从小处的段落过渡看，顺着前一段文意自然生发新的段落，中间插入追述、补叙、抒情插笔，使全篇浑然一体，天衣无缝。
作者的文笔洗练而圆润、刚劲而朴实。它概括时，几十字就写了卡瑞尔的传记。从牢房的狭小窒息人，即刻就连引出战前被监禁、民族受难、看守在巡查、命运女神的纺绩、人类坎坷的前途、聂鲁达的诗歌和对人类的信心。大量事实、材料、感受，全概括入作者的转瞬的沉思中。它描绘时，常抓住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细腻地写出情景、声色、动态、原委。如“老爸爸”看护作者一段，刻画入微，深沉而精确。作者的描绘十分注意形象思惟。写他爱人听说他牺牲时的痛苦，只写“坐在牢房里，终日瞪着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呆望着牢房的白墙”，就比更多的抽象言词来得具体。它抒情时，充满了诗意。象“啊，没有在1942年的庞克拉茨监狱住过的人，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星期肉菜汤是个什么味儿! …… “我们还会再见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呢?……”“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太阳呵，这个圆圆的魔术家，他多么慷慨地普照大地……”等等段落，刚柔相济，意味深长，显现着作者热爱生活、把生死置之度外地去迎接战斗的浓郁的感情。
作者的语言柔韧而流畅，风格清新，表达法多样，词汇丰富，言简意赅，话外有音。讽刺敌人时，或直接揭露与抨击其“违反天理人情的残酷”，“粗暴地嚷”、“用凶暴的眼光监视我这半死不活的人”，或轻蔑地挖苦这些野兽，故意含蓄地说反话与双关语。如看守“带着很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伤口”，“秘密警察很不小心地‘碰’了我一下”(即故意打了我一顿)，女看守对作者妻子“朝她脸上打了一拳来‘安慰她’”等处，写得入木三分，极为深刻。描写叙述狱中生活时，作者遣词用语颇耐人寻味。如果卡瑞尔被叫走，“门上的锁喀答声锁上了…… ”，这段文字就中断了。在删节号处让读者去回味，去猜测卡瑞尔的下落。如写斯珂尔雪帕叮咛被抬去受审的作者“要拿稳呵”，就不再多费笔量去说破。这些地方都写得经济而贴切。其他如故意的反复(“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运用典故与成语(“我们民族正被钉在十字架上”、“熊的服务”)，巧妙而夸张的比方(“弹簧似的跳起来”、“像乱草一般的胡须丛中竭力开辟出一条路来”)，突出特征的修饰（“肿胀的喉咙”“破得可怜的衬衫”、“无耻的俏皮话”)，箴言警句(“痛苦，生命的孪生姊妹”、“没有歌唱就没有生命”)，人物特称与绰号“老爸爸”、“服务员”、“磨坊主人”不但显示了作者是语言大师，而且读过之后，给人印象极深，悠久难忘。
写于1978年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诗人朱子奇写就人民的张家口
◎金 姝
1920年，朱子奇（原名朱智麒）出生在理学家周敦颐曾著就名篇《爱莲说》的湖南汝城县。朱子奇一生对诗歌有着超乎常人的热爱。在十四岁时，因受姑妈（共产党员）革命思想的影响，曾欲投奔井冈山参加红军未果；十六岁时，热血青年朱子奇加入了南京左联、剧联下的磨风艺社，开始从事进步活动，创作进步诗歌。1937年，为毛泽东所创立的革命事业所感召，由徐特立介绍，怀揣报国理想，他奔向了“延河，太阳升起的地方”……
1938年，随着日寇侵华的步步深入，他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期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次，毛泽东为抗大学生讲课，观看他与魏巍办的《抗大生活》诗墙报，赞扬说：“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好！”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他的笔记本上题写：“打日本，救中国，青年在先”予以勉励。此后，他的诗歌创作愈加丰厚，革命诗作陆续收入《友谊集》《春鸟集》《春草集》《爱的世界》《和平交响诗》等著作中。其中《春鸟集》在读者中反响最为强烈，成为朱子奇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品。他的夫人陆璀，是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被捕现场，曾用英文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在报道中称她是“中国的贝德”。朱子奇还曾与张沛合作，将张沛、郭小川、高敏夫等人于1941年延安新诗歌会创作的诗歌，编入《延安晨歌》一书。与李焕之合编了《苏联歌曲选》（第一集）。他还以毛泽东、任弼时等革命家为主题创作并出版了600行长诗《星球的希望》。诗人朱子奇，同时也是翻译家、散文家。他一生著书不断。凭借着娴熟的俄文翻译水平，1986年，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优秀诗歌、民歌作品翻译出版了《战歌与情歌》（朱子奇译诗集）。还出版有《飞向世界》、《北京——莫斯科》、《心灵的回声——诗文集》、散文集《十二月的莫斯科》等著作。
1945年8月23日，塞外山城张家口终于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从这一刻起直到1946年10月11日八路军主动撤离，期间一年多的和平时期，张家口不仅成为我党我军与国民党在军事上相抗衡的重要据点，而且也是当时各解放区中文艺事业最为繁荣的“文化名城”。有不少原在晋察冀边区及陕甘宁边区的诗人作家不断来到张家口，结成了相当可观的创作阵容，写下了一大批反映张家口及周边地区人民生活的诗歌作品。比如著名诗人艾青、田间、王炜、萧三、严辰，还有为张家口创作了很多诗歌作品的蔡其矫……
资料显示：就在这一年的严冬季节，诗人朱子奇也来到了塞外山城。12月3日，他带着远行的征尘，以连日来对张家口极其准确的观察，细致的笔触，挥笔写下了一百二十行的抒情诗《人民的张家口》。
在诗中，诗人表达出对张家口这座新生城市的一切新鲜感受：他在开篇写到“在这塞外底风沙的黄昏里，/看，你仿佛一位多难的老人呀，/坐在山盘中沉思，/无论孩子和老人都不会忘记，/在那屠场的西沙河的西岸上，/还能瞧见同胞们未干的血迹。/排立于宣化大道上的电线杆呦，/还记得：/多少好兄弟的影子/被狱牢的黑门所吞噬……”
诗人在诗中还真实描述了“悲痛的恐怖时代过去”之后，张家口市景上所呈现出的崭新面貌：从长长的山路上人们扬起长鞭，赶着成群的羊、马、骆驼“争先恐后地”走来，汉、蒙、藏、回各族人民见面时互相喊着“同志”，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放射着从来没有的/明快而安详的光。/每一个人都挺起主人的胸膛，/欣然漫步在/桥上、巷子里、马路上……”工厂里隆隆的机器声、车的喇叭声、火车的汽笛声和“四处腾起的歌声”，如同大家合唱着“一首和平建设的战歌”“……整个城市，沐浴在烁灿的晨曦里”。
诗人朱子奇以真挚的情感，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为和平而“献身”的激情不断融入到诗中，鼓舞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幸福的生活而奋斗。他赞美到：“美丽的张家口，我们勇敢的城市。/正是你为祖国献身的时刻，/开动你底轰鸣的马达吧。/头上是和平的照耀的天空，/脚下是平稳安宁的土地，/看哪，在远远的天边，繁荣的旗帜在召唤着你呀，/召唤你快去收获更多的胜利。”诗人展开的和美画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翌年，春寒料峭之时，大型综合性革命文化刊物《北方文化》在张家口创刊。朱子奇担任了该杂志社秘书、编辑。工作之余，发表了寓言诗《螳臂挡车的故事》，以揭露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倒行逆施。
同年，他以记者身份，深入塞北草原、内蒙古化德等地采访，写下了“草原的保卫者”、“草原欢迎八路军”、“朝霞烧红满天边”、和“同志，唱给毛主席吧”、“兄弟”五首诗组成的组诗《在草原上》。在组诗中，诗人以真情表达，为读者集中展示了塞北草原人民战斗生活的场景和淳朴健康的精神面貌，歌颂了草原人民的纯朴心灵……
在抗战胜利后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朱子奇与生活在张家口的诗人们一起，创作出大量激情洋溢的革命诗歌，将火热的情感倾注给了这座新生的城市。诗人们的创作，集中反映了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张家口人民和军队生活、斗争的精神风貌，为读者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成为张家口文化史上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朱子奇曾担任团中央名誉主席任弼时的秘书、苏联东欧处处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书记处（布拉格）中国书记等职。长期从事对外友好交流工作，随团出访过40多个国家，致力于亚非拉各国的团结事业。
2008年，被誉为“世界和平诗人的”朱子奇先生离世。2012年，在他的家乡建立了朱子奇故居，成为当地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之一。
潢川，抗战中的孤岛
文：杨峰
据说，“孤岛”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指的是在上海被日军占领之后由美英法租界组成的未被日军占领的市区。“孤岛”的存在从1938年淞沪会战结束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被日军占领结束。但是，我们潢川却是豫南，以至于中原名副其实的“抗战中的孤岛”。我们的孤岛不是靠外国人的保护，我们的孤岛是我们中国人民，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保护与捍卫的孤岛；我们的孤岛超越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直至抗战胜利；我们的孤岛也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以自身巨大的牺牲，以人力，以物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战。是楔入华东、华中、中原日占区的一枚钉子。
一、诗人臧克家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臧克家（1905—2004），山东潍坊诸城人，闻一多学生，现代诗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1937—1939年曾到潢川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潢川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日诗文作品。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他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他组织“文艺人从军部队”；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曾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歌颂抗日军民的事迹。1938年2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臧克家的《孩子们举起了火炬》一文，记录了抗战中发生在潢川的一个片段：
孩子们举起了火炬
潢川，这小小的地方,也在反侵略的呼声中荡动起来。
孩子们,我们宣传队的同志们用短短的工夫训练成功的少年队伍，他们年龄都很小，五、六岁的,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就得算顶大的哥哥和姐姐了。我们教会了他们救亡的歌曲,教他们一些别的事情，他们应该知道的。他们日夜缠绕着我们宣传队的男女同志们，亲亲热热得就象自己的哥哥姐姐。
元宵节到了，我们不能放走这个节日。决定要来一个“潢川儿童反侵略大会”。这样讲，孩子们不容易立刻明白，对他们讲“反侵略”就是“打倒日本鬼子”，他们都高兴地笑了。有的已经自备了各种的灯，我们宣传队的同志们也用了两天的工夫自制了许多。
黄昏的时候，人脸上贴着蒙胧的黑纱，在这个十日九阴沉的潢川，难得今夜的这一轮明月，逼人似的涌上梢头，给人们一个惨痛的回忆。“新民”大会场上渐渐的人影憧憧了。孩子们高挑着不同式样的彩纸灯，从南
城，从北城，带着欢欣和兴奋，在姐姐的提携下，在妈妈的领导下汇聚到这里来。一座空洞死寂的场子顿然涂上了明朗的色调。
为了珍惜短瘦的蜡烛， 叫它游行的时候多亮一会儿，带着深色的黄昏，我们宣布开会了。小小的主席立在台上，很有神气的向大家致开会词。他一点也不觉得渺小，他不为台下的多数听众——军团的学生、警察、形形色色的堂堂男子和成年妇女的注视而显得局促。他很勇敢的把日本兵的残暴当众高声历数，他高举着拳头叫大家一齐起来！接着，有好几位小朋友在大人的扶持中登台演讲，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潢川的小孩子们团结起来！”
......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由孩子领导着高呼口号，声音很响亮，把旁边老树上睡了的乌鸦都惊醒了。
“我们点蜡吧。”
宣传队的一位同志在台下对孩子们说。“好啊......”嘻嚷着仰起脸，翘起脚，争着把自己的彩灯挑到台子上去。
灯全亮了。飞机在半空展翅，上面题着“航空救国”，地球团团的转，上面的字写得明目，叫“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有一个长条的大灯是我们开会的标志，“潢川儿童反侵略大会”的八个大字鲜亮的横列在上边。蝴蝶灯，狮子灯，......每个灯上亮着我们的标语和口号。最使人感兴趣的要算那个和真人一样高大的汉奸了。他有一个可憎的脸子，背上插一支亡命旗，光亮的肚皮上大书着“枪杀汉奸”四字。人人注视他，憎恨他，他是大众的眼中钉！
我们开始歌唱了。唱义勇军进行曲，唱杀汉奸，唱救亡的小调。台子上的锣鼓给配衬着。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遍又一遍，孩子的心，大人的心随着他们口中吐出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了。
月亮升高了，灯夺去了她的光艳。
我们的队伍开始移动起来，场子里流动着灯光，流动着细碎的语声和笑声，“南城的孩子们向南，北城的孩子们向北”，两句话象一道分水岭把这个大海——光的海，力的海，岔做两注洪流。
我们加入到南城去的队伍。锣鼓声在前头，一百多柱灯火把队伍变成一条火龙。
宣传队的男女同志们在领导着，护持着这一群可爱的孩子——反侵略运动大会的主人。彩灯举在头上，持在手里，把一条条穿过的街巷都照亮了。有一些孩子，左手握在妈妈的手里，右手提着小灯，十分健步地向前走，走在崎岖的道上，走在泥泞的小巷里。前面的歌声还没停下来，后面便紧接上了。
在每一条巷里，歌声都是叫出许多人来，大人和孩子。我们立在门口注视着，倾听着，直送队伍走去。有些孩子手里提着灯直想参加到队伍里来。
穿遍了所有的大街和小巷，粘结来了无数的新的力量。最后，在一个大空场里停留下来。商量怎样处置那个汉奸。
“汉奸可恨不？”一个人问。
“可恨！”一千个人回答。
“那应该怎样办他？”
“枪毙！”无数的口里喊出了同样的声音，愤怒的。汉奸立在半空，亮着肚子在战栗。
“好，焚掉吧，洋火就是我们的枪。”
“好啊，好啊......”
火柴擦的一声，汉奸破肚子，暴出了骨骼，一阵红光象大家心头的怒火，在愤恨中，在欢腾中把他焚化成一堆灰。
明月在中天， 好似一个公平的证人。
正月十六日于潢川军团
臧克家的《别潢川》更是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从潢川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
别潢川——赠青年战友们
去了， 我驮起
悲壮的感情，
它过重的份量
压得我心痛。
临去我回头望望 “沙河”，
水浪曳动着轻舟，
三五匹战马
在饮着清流。
河水它会永远记得，
记得我投给它的眼波，
记得救亡歌声
给它的激动。
白金粒的沙滩，
像一个镜的梦境，
上面印着我们的脚迹
和武装的身影。
残破的城垣，
多少次我登在上面，
一片原野引我的心
到战场，
到故乡，
到遥远遥远我所向往的地方。
我的感情染上了鹅黄的柳条，
染上了萌动的小草，
同着春色
染遍了无际的青郊。
五千年轻人
失去了家园，
五千个胸膛里
挂一副铁的肝胆。
为了祖国，
把生活浸在苦辛中，
为了抗战，
甘愿把身子供作牺牲。
女的是姊妹，
男的是弟兄，
立脚在一条战线上，
我们一点也不陌生。
我要去了，
到漠漠的西北去看风沙，
去认识一个新的世界，
使自己的生命重新萌芽。
也许会到战场上去
面对着血肉的现实，
叫自己的心
受炮火的洗礼。
战神一手
把人间的关系搅乱，
待将来，
再给它一个新的安排。
赠别不须眼泪，
我们都还年轻，
一齐挺起腰来
去拉大时代的纤绳。
将来在碰到时，
用欢喜的泪
去庆祖国的新生，
无妨用长长的话头
细数个人
那一段苦斗的历程。
——1938年3月底于潢川
二、画家吴作人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吴作人（1908—1997），安徽宣城泾县人，生于江苏苏州，从师徐悲鸿先生，并参加南国革新运动。早年攻素描、油画，功力深厚；间作国画富于生活情趣，不落传统窠臼。晚年后专攻国画，境界开阔，寓意深远，以凝练而准确的形象融会着中西艺术的深厚造诣。在素描、油画、艺术教育方面都造诣甚深，他在中国画创造方面更是别创一格，自成一家。吴作人是继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界的又一领军人物。
2009年8月10日，“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中又一重要展览“造化天工——吴作人写生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展览囊括了从上世纪30年代吴作人旅欧学习期间的素描习作开始至80年代的速写《巴黎卢浮宫》等写生作品90余幅。其中最重要的展品就是吴作人创作的速写《战地值勤》、《战地难民》等，这些是在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在中央大学和徐悲鸿的支持下，吴作人与中大艺术系学生孙宗慰以及在武汉的陈晓南、沙季同、林家旅等五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赴河南潢川等战场进行写生创作的。这些作品如实地记录了当时我们抗日战场的真实场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吴作人1938年在潢川创作的抗日题材速写作品
吴作人1938年在潢川创作的抗日题材速写作品
吴作人1938年在潢川创作的抗日题材速写作品
下面这张老照片记录的就是1938年7月，吴作人率“战地写生团”到达潢川前线的情景。照片中团员们站在潢川城墙上眺望前线阵地（右起：陈晓南、吴作人、孙宗慰、沙季同，团员还有林家旅）。
1939年初，战地写生团充满抗日激情的速写画展在重庆举行，吴作人等在前线实地的速写画作引起巨大的轰动。画展给偏安西南，但又十分关心前线，心系祖国生死存亡的重庆人民群众揭开了壮丽的一页。也打动了青年画家们对宣传抗日的爱国主义激情。继这次画展之后，又陆续出现一些战地写生团，不少青年画家纷纷拿起画笔，为伟大的抗日战争服务。随后，吴作人又根据这些素材创作了多幅油画作品，并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战时中国画展”巡回展出，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反法西斯抗战的决心与付出的巨大牺牲。
三、1939年，史沫特莱眼里抗战中的潢川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她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一起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抗战中，1939年晚秋曾经来过潢川。下面文字摘自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真实地记录了抗战最艰难岁月中的潢川：
第七章 穿越中国心脏地带（1939年晚秋）
......
在大别山西部山脉，我们看到一个地主家的围墙上用白色石灰水写着一个口号：“军爱民，民拥军——潢川青年联合会”。但是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写口号的人。好像他们写下了口号，然后逃跑了。我回忆起在立煌曾经碰到三位来自于潢川青年联合会的女学生，在安徽的抗日基地里学习。
......商城官方给我提供了一支十五人的武装护卫队，并带我去了潢川，西北方的一座大城，曾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三个月之久。我不得不推迟行程几个小时，因为潢川附近的一个游击队刚刚发生了兵变。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军饷了，缺乏政治训练，有些人甚至跑到了日本人那里；而现在，他们正在抢劫村庄或是打劫过路人。
......在公路上，我发现没有一个口号表达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自信的歌声，没有民众的行动。病倒的民众随处可见，请求着帮助：婴儿有天生的梅毒——皮肤病——生疮的头——以及患溃疡的腿！有人告诉我，潢川有所教会医院，但是当我劝民众到那里接受治疗时，他们绝望地回答医院要收钱，而他们什么都没有。
......从一群强壮的农民正在训练的平台上，我可以俯瞰整个潢川——一个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古老城市。老的内城位于一座高山上，四周是一道破旧的围墙，并环绕着护城河。我想到了古老的布拉格，中世纪的捷克城堡耸立在山上，蓝色的伏尔塔瓦河流在它的脚下流过。在我们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别山淡蓝色的轮廓落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突然，人们开始从村庄里跑过麦田。空袭！我们逃到了一片墓地里，蹲在墓碑之间，看着天空。在北边，来了九个黑色的斑点。他们变得越来越大，在我们头上盘旋，然后向南飞去。
下午四点，我们通过了浅绿色河流上的一座桥梁，穿过了古城墙。在城门正上方，有一个口号：“镇压共产主义；他们是苏联走狗！”在墙上还有另外一幅：“头可断，但是心不能被征服！”
内城正处于军事管制。爬上石头台阶，我们穿过了三个军队的哨兵警戒线，每一个都搜查着每一个人。特别委员会的总部在山顶上，被另一排钢铁护栏环绕着。
特别专员麦大富（MaiTa-fu）是一位年轻的军事指挥，他是国民党员，从前是第一战区司令员陈诚将军的副官。他欢迎了我，然后为我们订了餐。在我们在等着吃饭时，他带我们穿过司令部，到了后面一个花园，我们马上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两丛血红的玫瑰花，装扮着一个巨大而可爱的花园。花园里还有一个年久失修的石桌，周围是石头凳子，在另一边，是一座低矮的坟墓，里面埋葬的是公元前某个朝代的王子。
麦专员非常适合这个画面。他皮鞋闪闪发光，人非常英俊，而衣着也非常精良。带着巨大的荣耀感，他开始讨论我的休息场所。因为空袭，他建议我住在镇子上的三个基督教会里；他们有自己国家的旗帜悬挂在屋顶，而且他们长久以来没有遭受过轰炸。天主教会是受到怀疑的；一名意大利传教士被官方驱逐出去，因为他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协助日本人。
我很不希望住在教会里。教会是那些从有活力的、有思想性的、斗争性强的国度来的少数外国人的绿洲。我宁愿去与中国人共度难关。一位副官因此被派到镇上去找一家客栈；他回来报告说客栈都太脏了。最后，我同意麦专员给美国路德教会写张字条。
最后，我在一个舒适的美国家庭里呆了几天，吃着美国食物，睡着如此柔软的床铺，让我直到半夜还睡不着。房间里甚至还挂着一幅猫拉小提琴的画。
教会的修女是Patterson修女和Quello修女，都是挪威后裔。前者是护士，后者是一位福音传道者，她刚刚从一个北方地区的两周巡游中回来。我进入了横跨河南的路德教会地带。
Patterson修女已经看惯了中国的丑恶一面，她已经变得愤世嫉俗。她谈到中国人顽固的唯物主义，中国人的腐败，以及土匪。Quello修女少有偏见，拥有一个生动描述的才能，更倾向于同情中国。在她最后一次行程中，她花了一个晚上呆在一个村子，阻止他们因害怕土匪而逃跑的举止。一名军官警告她，中国“修女”和她马上离开，但是这两个女人开始祈祷，其后她们安全地睡了一晚。第二天，村民开始返回，而她开始她通常的圣经课程，并办了一个复活大典。她所有的皈依者都是老妇女，她说，每次她回去时，她们就已经忘记了她之前教给她们的东西。让我感兴趣的是，大多数基督教的感化者都是那些怕死的老人。而年轻人一般大部分是“大米基督徒”。而且我还从来没看到过基督教士兵。
在访问过程中，我参观了潢川的军队门诊部。我在那看到了许多生病和受伤的人，但是却没有医疗设备。他们从来不会送他们的伤者到教会医院，因为他们付不起挂号费以及每天五十分钱的病房床位费用。路德教会医院从汉口免费接受国际红十字所提供的医疗设备，但是拒绝免费接收伤兵。Patterson修女争辩说，外国药品仅仅是为难民准备的，而这一地区没有难民；而且他们想送伤员过来的话，军队有足够的钱——特别是军官们总是非常有钱的。她主持着一个治疗穷人的小门诊部，但是病人必须能证明他们的贫穷。
一天，我住在医院的秘书报告说一个受伤的士兵已经在医院门口躺了四个小时了，但是因为没有八十分钱的挂号费以及每天五十分钱的床位费，医院拒绝接收他。我看着这个伤兵的血缓慢地流淌着，在担架上静静地等死。我付了挂号费，以及一个月的治疗费用，然后走进医院，去找那个无情的中国基督教医生，并要求他立刻去照看那位伤兵。因为已经付了钱，这个士兵被收纳了。
当我告诉Patterson修女，我将把这个事件汇报给国际红十字总会并公开报道这一事件时，她查看了她的文件，最后坚持要把钱还给我。但是在我呆在那里时，没有其它士兵被教会医院接收。医院接收这样一个病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国际红十字总是会为它的医院买单。即使他们对我个人非常友善，我仍然后悔我必须住在一家修道院里。
四、1942年白桦眼中抗战中的潢川
2010年12月30日的《文汇报》上有一篇白桦的回忆文章《黄国故里人》，道出了白桦眼中抗战中的潢川，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这是一段生动的记忆，这是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阶段至抗战胜利时关于潢川的记忆：
河南潢川县电视台来电话，说“黄国故里人”节目要访问我。当夜，一座早已模糊了的美丽小城——潢川，又在眼前清晰起来。
一架木桥横跨南北二城，潢水穿城而过，桥头经常挂着几个木笼，每一个木笼里都装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据说罪犯都是汉奸。关于黄国，相传：颛顼帝分封诸多王子王孙到各地就食的时候，黄就是某一位王孙的食邑。之后，黄氏自立为国，并得到夏、商、周诸王朝的承认，在公元前648年被强楚灭亡。可以理解，今天的潢川人特别在意曾经有过的一个独立小国，并引以为荣。
我是黄国故里人么？——这是我自然要想到的问题。于是，我就把一些记得起来的生活片断写了下来。
其实，我出生在与潢川相邻的信阳。1942年冬天，流亡在潢川的二姐突然化装为村妇，拿着买来的良民证，回到日军铁蹄下的信阳。她所以冒险返乡，完全是为了我们兄弟俩的学业，那时我们正辍学在家。我知道潢川离信阳只有几十公里，但那里还挂着中国国旗。见到二姐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她以为我是因为久别重逢才痛哭流涕的，其实，我是喜极而泣。没想到，我竟然还有从铁蹄下走出去的机会。二姐也哭了，当她看见几乎成了废墟的老屋，一群孤雏围绕着的母亲骤然苍老很多，她必然会想到，三年前被日本宪兵活埋的父亲。离开信阳那天破晓，鸡叫头遍，母亲就叫醒了她的这一对孪生儿子，那年我们12岁，是她身边两个最大的孩子。为了瞒着弟弟妹妹们，她把我们轻轻牵到廊外，为我们洗脚，她一面洗一面说：“要是苦不下去，回来，跟娘一起苦……”我知道，流亡在潢川的两个姐姐的丈夫都在地方部队充当下级军官，收入极低，而且她们是前娘所生，母亲难免也有些疑虑。我对她说：“娘！我们走了，谁陪你过河拾柴呀？”“你们的弟弟妹妹也要长大的呀！”说着她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滴在脚盆里。她擦干我们的脚，给我们穿上新袜子新鞋，我们已经很久都没穿过鞋袜了。母亲把我们送出城。天还没亮。在五里岗上她才站住，转过身去，低着头再也没有扭转身来。我们走两步都要回头用泪眼回顾一次她的剪影，一直到晨雾把她和小山、灌木丛完全淹没，我还在回头。
去潢川的路徒步走了两天，进潢川城时已是灯火通明的夜晚，西关的夜市极旺。进城的时候我十分兴奋，无须脱帽鞠躬，而且城门口压根就没有哨兵。于是我就像主人那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了。当晚，住在南城，一夜都没睡着。早上，急于想看到“故国”的威仪。醒来，竟然大吼一声“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第二天到北城和大姐见面。北城是潢川的行政中心，专员公署就在他们住处的前街。后门紧贴着城墙，黄土城墙上一面国旗在寒风中飘扬。战时的孩子对武器熟悉的程度绝对不亚于职业军人，我一眼就能看出，站在旗杆下那位士兵的肩上扛的是一支汉阳造步枪。我当然知道，比起日军来，中国地方部队的装备差得很远。但士兵身上那套灰布军装给我一种朴素坚毅的印象，我把潢川当做一个坚强的堡垒。也许是因为我与日军不共戴天的缘故，从来都没有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失去过信心。没想到，第二年的春天日军突然扫荡了潢川城，我和所有的居民一起倾巢出逃，田野里全都是羊群般无助的老弱妇孺。眼看就是一场血腥的屠戮，所幸日军只是过路，并未追杀。我这才意识到潢川原来是如此脆弱，仅仅是半个旅团的日军在潢川过路，就把国民党军赶得人仰马翻，潢川城顿时变成一片断壁残垣。后来，整整一个夏天，潢川城出现一种怪异的现象，每到深夜，露宿在院落里、大街上的居民同时被一种幻觉的魔影和怪叫声惊醒，所有的人都像中了魔似地大声狂呼疾走，有关无头鬼作祟的谣传不胫而走，整整闹了半个月之久才渐渐平息。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称之为“夜惊”的群体性精神疾病。
尽管如此，潢川仍然是豫南的一座避难之城，又是一座中学生之城，平汉铁路沿线沦陷区的孩子有条件的都到潢川来读书。和两位姐姐商量以后，决定报考省立潢川中学，不仅因为她是公费学校，还因为她拥有很多名师，正好1943年潢川中学招春季班。说实话，我俩都很忐忑，因为我们在1938年就辍学了，只读到小学二年级。日本人占领后的学校把我们关在门外，只在塾间读过几本“诗云”“子曰”。两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童进中学的考场，居然榜上有名，真是意外。我猜想，一大半的原因是出于学校当局对我们这两个沦陷区学童的同情。
临近抗战胜利的1944年，潢川遭遇蝗灾，加上日军对豫东南的封锁，更多难民涌入。百业萧条，连军政人员都大幅度减薪。大姐家开了一个家庭手工纺织作坊，雇工中有来自黄泛区的难民，有负案在逃的士兵，有西安集中营刑满释放的政治犯。我俩每天放学回来都接替他们登机做夜班。非常意外的是，作坊成了我们学校之外的大学，工友都是我们的老师。而且街上还有一些很廉价的旧书店。我往往会整个周末都站在旧书店的书架前，因而结识了契诃夫和拜伦，鲁迅和巴金。那一段生活使我萌生了写诗的愿望，开始了我的文学之旅，诞生了我的第一首诗《织工》。
后来，为了减轻姐姐们的负担，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家寄宿搭伙，房东们大多是升斗小民，以招揽学生寄宿搭伙为生。往往由于身在沦陷区的母亲筹措不及，经常拖欠伙食费，有时长达一个学期，每当月底同学们交伙食费的时候，我们极为窘涩。总是房东考虑到我们的困苦，主动来安慰我们。我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很多中国人都经历过战争、饥荒、瘟疫等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离乱，但并非所有人亲身经历过蝗灾。蝗虫在我记忆中可不是一个个的小虫，而是一个庞大的兵团。当它们在空中向你逼近的时候，遮天蔽日，首先让你身不由己地索索发抖，然后才听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噼啪声，蝗虫落地就像阵阵铺天盖地的飓风俯冲下来，比日军的蚊式机群的俯冲还要恐怖。跪在田野里烧香叩头的农民们大叫着把头埋在麦田里，一个个嚎哭起来。潢川全城的数千中学师生手里擎着柳树条子和麻袋，早就在麦田里等待迎战蝗虫兵团了。起先农民们央求我们不要走进他们的麦田。他们认为蝗虫是神灵，跪拜央求它们就能幸免于难，我们只好躲在树林里。但蝗虫却毫不留情地降落了，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吞噬声，它们咬断所有的麦秆，啃光所有的麦穗。我们的老师一声令下，师生们挥舞着柳条冲进了麦田，顾不得农民们的阻拦，狠命地扑打，蝗虫纷纷被击落在地，迅速装进麻袋，就地焚烧。等到麻袋装满，田里的麦子也已颗粒不剩了。到了傍晚，眼泪哭干的农民一反常态，索性不怕这些神虫了，大声对我们说：“学生娃！别轻饶它们，烧死它们，还要把它们统统都吃了！放在锅里焙，就像炒花生那么好吃，要是有油，炸了吃，有板栗味。”我装了一书包活蹦乱跳的蝗虫，每天夜晚利用灶里的热柴灰把蝗虫烘熟，当夜宵吃了一个星期，既解气又顶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一进校门就看见“关于1943届初中春季班的沦陷区学生可以提前毕业”的布告，当着一大堆同学我就大声哭泣起来，学校怎么这么体贴沦陷区的同学呢！三年间，我只要有梦，就能看见母亲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和弟弟妹妹们冻皴的手足。
1946年，我重新回到潢川，考入高中。寄宿在校外的陈小庄，那是一座很有名的独家村，寄宿着七八位即将毕业的学长，因为接受他们的影响，跟着他们开始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组织读书会，夤夜印刷油印小报，发动同学们抗暴。但很快就为此而不得不仓促出逃。我的母校迫于政治压力，只好开除我的学籍。1947年一个夏天的黎明，一位卡车司机朋友，让我蹲在他的驾驶室里离开了潢川。我还是依依不舍地偷窥着窗外的田野、道路和小潢河。
在潢川的生活虽然不足四年，我和黄国故里人一起几乎经历过人世间所有的痛苦与欢乐……
五、抗战中的自我牺牲成就潢川“抗战中的孤岛”
在七十九年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我们潢川，被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既定的武汉会战北线战场之一。这里有过激烈的战斗，那是潢川近代史上最英勇，最辉煌，最值得记录的英雄岁月。潢川在抗战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中国的抗战史上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第一：抗日战争中，潢川作为河南省第九区行政首府，下辖了固始等几个县。抗战开始的标志是七·七卢沟桥事变，而七·七卢沟桥事变中，率先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是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其营长金振中就是固始人，其1400多战士，大部分也是我们河南人！
第二：抗日战争中，河南省作为日军既定的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全省有九十多个县沦陷，并建立了伪政权，但潢川没有！潢川有过最激烈的战斗，虽然城市也有过短暂的被占据，但它一直在我们军队的手里。
第三：潢川人民牺牲自我，默默地给予中国八年抗战最重要的后勤支援。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在潢川发行的《豫南日报》文章《道潢人疾苦》介绍道：“在八年抗战中服役纳粮，吾豫当为全国各省冠，九区为全豫冠，潢川又为九区冠。”
第四：1938年，日军左路军行在固始富金山受阻，其右路军第3和第10师团猛攻固始，一番激战后于9月7日占领该城。接着，两个师团沿公路西进潢川，撞上了国军一代名将张自忠。张自忠从9月9日一直打到9月19日，整整守了10天，比原来预定的坚守七天整整超了三天，最后在敌人面前又安全撤退。
日军第10师团在9月16-19日攻击潢川时，使用毒剂弹、筒上千枚，毒云覆盖潢川。张自忠命令军需处给每人发放两块日光皂和一条白毛巾，用毛巾浸吸肥皂水遮掩口鼻，坚持战斗。
据参加过潢川保卫战的郭荣昌回忆说：“日本人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向我们攻击，弟兄们穿着短裤，插上刺刀和日本鬼子打红了眼，日本鬼子退下去之后便向我们施放毒瓦斯，弟兄们一看到黄色的烟雾，就赶紧掏出手绢或者是撕下一块布用水、尿弄湿捂住鼻子和嘴巴继续战斗，有好多人就这样倒下去了，但没有一个逃跑的。”一场恶战下来，郭荣昌所在的营仅剩下13人，光着膀子、浑身是血的营长张树清对郭荣昌说：“这13人就归你了，你当班长吧！”
潢川保卫战，为武汉会战备战和全国军民、工厂、学校、物资内迁争取了宝贵时间，亦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和必胜信心，也彻底地粉碎了日本人妄图消耗我们有生的军事实力的梦想。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本原书名《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随着兵团进入信阳及武汉平原，第二军于（1938年）11月中旬约用十天的时间将庐州——信阳间、商城——麻城方面的兵站线撤完。最大的问题是运送病员，主要因道路关系。”正是我们军队这种不畏牺牲，坚持抗战，才迫使日本法西斯即使短期内占领了潢川县城，最终也因为无法保证后勤供应及伤病员转运而被迫退出。这正是潢川成为“抗战中的孤岛”，成为楔入日军华东、华中、中原战区的一枚钉子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