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登基之后的新皇将功臣诛杀殆尽的例子不在少数，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之一，自然少不了这类事儿。

胡唯庸，安徽定远人，是朱元璋，也就是明太祖亲手杀掉的第一个丞相，在朱元璋登基之前，胡唯庸是前者最为重用的部下，也是朱元璋诛杀宫廷反骨的第一武器。但是，人都是自私的，与其他历史故事中的冤臣一样，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为新皇的登基殒命的命运，落得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

这件案子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终于二十五年。而在这件案子里，最让人惊讶的并不是胡唯庸的死因，而是朱元璋凭空给他加上的一个罪名——“通倭罪”，“倭”这个字在当时是对日本人的专属称谓，意思就是说：胡唯庸是因为和日本人私通才被处死的。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这里我们就来说道说道。

明代史籍中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多有矛盾，因此关于其是否确实谋反，当时便有人怀疑，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胡惟庸早年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通判、太常少卿等职。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按照朱元璋的理论来看，胡唯庸是一个妄图捣毁明朝政权的叛国贼。他对胡唯庸的恨意十足，不光把他的名字加进了后世出版的《奸臣记》里，甚至，还在百姓中称他为“私通外国第一贼子”。在这整件案子当中，有一点十分可疑，那就是，胡唯庸处斩时的罪名是谋逆罪和徇私枉法罪，而“通倭罪”却是在他死后八年才追加上去的。　

按《胡唯庸传》中的记载来看，在公元一三零八年，朱元璋以前文所提到的两大罪名处死了胡唯庸和其拥护者，书中的官方解释是：明州守卫林贤率领大军驻扎在此，以便时刻防御东海来进犯的日本人。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林贤进京汇报的时候就已经和胡唯庸结成了同盟，并意欲谋反，后者假借公务前往日本，实际是去向日本人租借兵力，假装来国内进贡，实际上是在策划着一场大的暴乱。

在现代人的眼里，这事儿算大吧？性质严重吧？

那么，如此严重的一个谋反大案，是完全有理由作为例子放进史书来警戒后人。然而，除了朱元璋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和宫史以外，《大明实录》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涉及此案的字。这里面明显有着更大的阴谋，朱元璋必定是在隐藏着背后的真相。

换个角度想，如果胡唯庸对朱元璋的皇帝位子有威胁，或者影响到了后者的利益，那么，他的死就并不算蹊跷。但是，胡唯庸死后八年，朱元璋为何还要在他的名下加上一个“通倭罪”？按理来说，胡唯庸只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丞相，何必招来朱元璋如此多的憎恨呢？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自古以来都是将中国作为自己的榜样和“老大哥”来看待的，但是，到了明朝之后，却态度大变，事事都对中国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不光不进贡，还把朱元璋派去的使者杀了个精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迟迟未成为中国的藩属国。

在经历过“使者”事件后，反而被朱元璋定为了“不征之国”，要知道日本全国上下在当时都对中国是有强烈的敌意的，那么，何来胡唯庸与日本同谋已久这一说呢？

再者说了，当年的日本正处于内战当中，南北朝的战争让百姓民不聊生，既然如此，国家都在搞分裂，凭什么和胡唯庸相勾结来攻打中国？

这两点就足够推翻朱元璋的谎言了，所以，胡唯庸必定是被朱元璋冤死的。

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早在洪武九年，即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十一年，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权力。在中国历史上，要说哪个君王对日本人最为痛恨的话，朱元璋称第一恐怕没人敢称第二。

自己派去警告日本的使者被杀了不说，还被日本方面寄来的信奚落了一通，想去打吧，又惧怕于当年让整个元朝舰队全军覆没的“神风”作祟。既然不敢重蹈忽必烈的覆辙，又咽不下这口苦水，那怎么办呢？

这时，胡唯庸就成了朱元璋泄私欲的一个棋子，反正迟早要杀你，不如编个叛国的理由，这样既出了心头气，又在国民大臣面前取回了自己的威严，可谓是一箭双雕啊。

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不过也可惜了胡唯庸侍奉朱元璋的一片忠心，还落得个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