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荣耀改名功能存在异常(被曝光平台更名仍在发布刷单任务)

导读王者荣耀改名功能存在异常文章列表:1、被曝光平台更名仍在发布刷单任务2、杨霞背后的土蜂蜜销售乱象部分微信号因欺诈被封号3、赛麟汽车危局：账户被冻，中高层离职，工厂办公楼

王者荣耀改名功能存在异常文章列表:

1、被曝光平台更名仍在发布刷单任务
2、杨霞背后的土蜂蜜销售乱象部分微信号因欺诈被封号
3、赛麟汽车危局：账户被冻，中高层离职，工厂办公楼遭全面查封
4、1950年毛主席提议入朝军队名支援军，黄炎培反对：要师出有名
5、寻找3号文十年苦旅：一个民营企业家垫付上亿工程款之后

被曝光平台更名仍在发布刷单任务

昨晚，“宝宝刷单网”的QQ业务群内，“主播”们仍在发布刷单任务。

昨日被曝光后，“握手网”已改为“帮手网”。

新京报昨日关于电商刷单的调查报道版面。

阿里称今年已监控到2800多个刷单团伙；专家称打击刷单需要线上线下共同出手

■ 《电商刷单江湖：“每天60万刷手待命”》追踪：

昨日，新京报刊发电商平台商家在“双十一”前刷好评、刷销量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及，包括“握手网”“宝宝刷单网”等在内的多家刷单平台，通过APP或社交软件、语音软件进行刷单交易，“握手网”客服还号称该平台有60万名“刷手”。

被曝光后，此前业务频繁的上述刷单网站已经关停网页，但“握手网”只是更换了APP名称，但刷单业务仍在进行，“宝宝刷单网”仍在群聊和语音频道中继续开展。

昨日，阿里回应报道称，今年已通过数据技术主动风控识别出2800个刷单团伙，京东也表示正加大打击刷单力度。互联网法律专家朱巍认为，刷单已形成新的产业链，需要电商平台及相关执法部门线上线下共同打击。

■ 回访

刷单APP改名仍在发布任务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双十一”前，一些刷单平台隐藏在社交软件、语音软件的群聊、频道中，有的平台则上线刷单软件，商家注册后发布任务，“刷手”在线抢单，业务频繁。其中，“握手网”客服号称有60万“刷手”，而“宝宝刷单网”客服则称每天有万名“刷手”在线。这些平台里，放单的商家主要来自淘宝、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

报道刊发后，记者昨日发现“宝宝刷单网”已无法打开，但在其QQ群中，商家仍在密集放单。上午，群助理要求群成员更改群名，放单的“主持”同意改为“主播”，助理未给出更名原因，但要求必须当天更改完毕。

记者观察发现，在“宝宝刷”一个300多人的QQ群内，从上午9时到下午8时，共有15位“主播”放单。

此外，新京报报道中提及的“握手网”注册页面也已无法打开，记者尝试添加网站客服，也未获回应。昨日晚间，记者再次打开握手网APP，页面弹出软件更新提示，新软件更名为“帮手网”，原本蓝色的图标改为绿色，但软件内部布局没有明显变化。记者发现，在更名后的“帮手网”APP上，刷单任务仍在不断更新。在其放单页面上，昨天出现刷单任务50单左右，任务上线后立即被刷手抢单。

■ 回应

【阿里】今年识别出2800多个刷单团伙

针对新京报有关刷单的报道，阿里巴巴表示正在不断升级打击刷单行为的力度，运用社交群体反作弊算法、物流空包算法、刷单资金网络算法，从刷单行为的每一个环节入手，建立覆盖全链路的大数据实时风控与稽查系统。2018年1月至今，阿里巴巴共监控到2800多个炒信平台，包括刷单QQ群2384个，空包交易平台290个，刷单交易平台237个。

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共有4.6万家因刷单违规的店铺被阿里关店处理。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这一数字在2017年下降到2.6万家。

为从源头打击刷单，斩断上下游产业链，从2014年开始，阿里与各地工商执法、公安等部门积极合作。作为反炒信联盟的主要成员，阿里巴巴先后向联盟提供了4批炒信“黑名单”，包括85家企业、66个炒信平台/网站和100个炒信QQ群。

今年以来，阿里已联动多省市工商对多个刷单空包平台和黑产组织进行线下打击，累计提供案件线索20多条。据阿里的调查摸底发现，目前大学生、家庭主妇都参与到炒信、刷单产业当中，上百万全网平台刷手其70%的年龄都在20至24岁，且大部分是大学生。

阿里方面表示，刷单炒信需要行政监管部门、司法机关、行业协会、电商企业、社会组织等合力打击。而电商平台没有执法权，是刷单行为肆无忌惮、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这让平台颇为头疼。

【京东】利用大数据识别虚假交易

京东也在做着打击刷单的努力。据了解，京东研发了“反作弊识别系统”，利用大数据识别交易环节的异常数据，对虚假交易进行精准定位。识别出来的作弊订单均不计入销量排名，且会删除虚假的评价内容。京东方面介绍，为打击虚假交易行为，京东制定了一系列的严格管理及惩罚措施。凡是被系统鉴定为虚假交易的店铺，京东将对商家进行严厉处罚。对涉及商品进行惩罚性降权、下架，情节严重者关店。

京东一位负责人坦言，近几年，刷单上下游分工明确，已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包括虚假物流、刷单软件、贩卖个人信息、招募刷手等多个环节。因此，反“炒信”已经不再是某一家公司或者机构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整个互联网行业需要跨平台、跨企业共同打击的恶劣行为。

■ 专家说法

打击刷单需线上线下共同出手

互联网法律专家朱巍表示，对于网络刷单行为，各家电商平台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检测出很多，平台自身对于刷单的商家是有处罚权利的，通过平台协议、违约金、账号管理等问题对商家进行制约。

而线下的刷单产业链涉及多种不同问题，从行政处罚到刑事犯罪，工商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公安部门都可以进行管理。

朱巍告诉记者，刷单行为存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管理，这需要多部门的联合管理，通过技术手段，从平台的线上规则到线下法律，管理部门、平台、商家、网民都应共同努力，综合管理。如果用户不举报，产业链条断不了，也很难进行严厉的打击。

在朱巍看来，目前网络上的刷单已经不单单是针对电商平台，“现在还有反向刷单的现象，有的店家恶意去给竞争对手刷单，让其引发平台的检测机制。此外还有刷流量刷点击量，都属于这种情况。”朱巍表示，现在网络上存在一个现象，很多人喜欢用数据说话，但网络上的数据又很容易造假，“小到电商单量，大到明星粉丝，再到新闻舆情，归根结底都是诚信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其实会导致诚信的一个崩溃状态，一切都用数据说话，回头看看其实是需要反思的，为了保证诚信，应该要下大力气进行监管。”

新京报记者李明刘经宇

杨霞背后的土蜂蜜销售乱象部分微信号因欺诈被封号

来源:北京青年报

部分“杨霞”拿出的分析检测报告

部分“杨霞”借口“同行诽谤”继续用“杨霞”之名销售

“杨霞”背后的土蜂蜜销售乱象

用于网络推广的费用就达几十万元部分涉事微信号因欺诈已被封号

11月27日，本报发表《起底神秘的卖蜂蜜网红杨霞》一文，引发众多关注。不久，有读者打来电话反映称，此前在朋友圈活跃异常的“杨霞”们纷纷改换了头像、微信名，一时间真假难辨。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所谓“杨霞”，并非是由某一个团队具体运营的网络形象，而是已经成为众多“土蜂蜜”销售者搭顺风车做广告的对象。追根溯源，其“出生”或许与郑州一电子商务公司不无关系，但在今年8月，该公司就已注销。此后，不少“土蜂蜜”销售者都曾打着“杨霞”的名义，在各地自媒体投放广告，这些广告无一例外都使用了“杨霞”的故事、视频、照片，只是将其中的动态二维码做了更换。对此，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对部分有欺诈行为的“杨霞”微信号封号处理。

遍地土蜂蜜广告

一个点击3角钱

在本报发表《起底神秘的卖蜂蜜网红杨霞》一文后，关于“杨霞”的讨论越来越多，但主人公“杨霞”的实际身份却依然疑点重重。为挖掘出其背后的实际运营者究竟为何人，11月27日，北青报记者尝试联系了两家曾为“杨霞”土蜂蜜发布广告的自媒体运营者。两家公众号曾分别于今年9月、10月发布名为《那个叫杨霞的人，你在某地火了》的文章，其中无论是文字、视频还是照片，均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扫码文末二维码会扫出不同的“杨霞”。

据其中一家主要发布广东汕头内容的自媒体运营者介绍，“杨霞”土蜂蜜的广告系一家网络推广公司主动找到自己要求发布的，但其背后具体是什么企业、什么人在运营，自己并不知情，“当时很多地方大号都发了杨霞的广告，我们也就发了。”他透露，公号每天都会接到三四条关于蜂蜜的广告，“特别多，根本没时间审核，基本上就是看有没有别人发过，再决定接不接这个广告。”

该说法也得到湛江一地方自媒体运营者的证实。该公号运营者告诉北青报记者，在发布“杨霞”广告前并未检查对方工商注册、食品生产资质等证件。最近两天因为对“杨霞”土蜂蜜投诉的用户较多，公号已经删除了这条广告。

资深蜂产品经营者秦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由于自己在销售蜂蜜产品之余也打理着一个科普蜂蜜相关知识的公众号，今年下半年也曾有网络推广公司找到自己，说要投放“杨霞”土蜂蜜的广告。“都是推广公司作为中介联系广告投放事宜，根本查不到背后到底是什么人”。他透露，彼时，关于“杨霞”土蜂蜜的广告报价为一个点击量3角钱。北青报记者搜索发现，在所有“杨霞”相关推广链接中，阅读量最高的一篇可达到6.7万多，阅读量上万的共13篇，其余大多维持在六七千至三四千不等，数量可达几十条。粗略估算，过去几个月，“杨霞”土蜂蜜仅用于网络推广的费用就达几十万元。

对于蜜蜂女“杨霞”事件，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者，经核查，相关个人微信号为批量恶意注册账号，且部分账号被举报有欺诈行为，微信团队已经对这些微信号进行了封号处理。同时，对于存在虚假广告、诈骗行为的文章，一经核实，微信公众平台将按照违规程度对文章进行相应处理。

“杨霞”纷纷改名、注销

甚至微信群里“互怼”

经曾在“杨霞”处购买土蜂蜜的曾女士介绍，北青报记者此后加入了一个名为“杨霞土蜂蜜防骗群”的微信群，目前群内已有30多名消费者。但据大家介绍，由于每个人最早看到“杨霞”土蜂蜜的推广链接不同，各自添加的“杨霞”也不相同，甚至最终收到的蜂蜜包装、成色都不一样。但无独有偶，这些“杨霞”均使用着同样的头像，朋友圈风格也极为接近。奇怪的是，在北青报《起底神秘的卖蜂蜜网红杨霞》一文发布后，不少“杨霞”却偷偷换了头像、改了微信名。

11月27日，北青报记者先后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通过不同链接添加的两名“杨霞”，对方均表示自己就是“杨霞”本人，但拒绝通过视频聊天等方式证明自己就是视频中出现过的“杨霞”，借口也都是“山里信号不好”。而在记者询问“如果你是杨霞，那另一个人又是什么身份”后，却得到了不同回答，其中一名直接表示否认，称对方是在假冒自己行骗；另一名则表示，“这是霞姐以前用的号，现在是家里人在打理”。为让两名“杨霞”证明各自身份，北青报记者随后将两名“杨霞”拉进了同一个微信群，很快微信名为“杨霞土蜂蜜”的“杨霞”就和“秦岭杨霞土蜂蜜”的“杨霞”吵了起来，并纷纷指责对方才是假的。但不久，两人却都偷偷改了名字，删掉了原名字中的“杨霞”字样。

此后北青报记者又尝试添加了其他推广链接中提供的二维码，发现不少“杨霞”都改了名字、换了头像，甚至还有人直接销号。

疑似起源“蜜蜂霞”早已注销

西安出现同名新公司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市场上活跃的各种“杨霞”，不仅不是同一个人，甚至可能不是同一伙人在运营。那么，“杨霞”的故事究竟从而而来？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个“杨霞”中，能够为自家产品拿出分析检测报告的，其所展示报告均为由青岛华科检测分析中心出具的“20170422010a”号《分析检测报告》。顺着该报告中提及的委托单位“蜜蜂霞”，北青报记者找到了一家名为“郑州世外蜜源”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杨霞”最早的宣传链接中，曾提到“蜜蜂霞”是乡亲们对自己的昵称，也是自己目前的品牌，而这也正是郑州世外蜜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名下的注册商标。根据工商注册信息，该公司已于今年8月底注销。

但“杨霞”的故事却并没有因为这家公司的注销而结束。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今年9月底西安成立了一家同名农业合作社。这家全称为“西安世外蜜源养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杨金霞，经营范围中包括蜂蜜初加工及销售。目前，公司已经注册了“杨霞蜜语”这一商标，并进行销售。在10月份出现的“杨霞”推广链接中，可以扫码识别出该公司所属“杨霞”。但该“杨霞”是不是就是最早视频中的“杨霞”，对方却并没有回应，并在记者表明身份后不久，注销了自己的手机号。

究竟有没有最开始视频中出镜的那个回乡卖蜂蜜的“杨霞”？对此，业内人士秦先生介绍，自己曾与推广过“杨霞”土蜂蜜的公司有过联系，根据对方介绍，他们所采用的套路就是选一个形象亲切的代言人，找一些价格便宜的货源提供者，再由电商团队发布广告，最后由客服伪装“杨霞”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成交后各环节再分红。至于有没有“杨霞”这个人、故事是不是真实的，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环。“类似的操作手法很常见，而且也不局限于卖蜂蜜，卖酒、卖海参……都是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土蜂蜜市场会出现这么多的“杨霞”，秦先生解释，由于土蜂蜜产量低，所以在市场上相对少见，很多人就是利用这一特点，鼓吹土蜂蜜的营养价值，高价出售，“但其实蜂蜜质量好不好，主要还是看蜜源”。（记者孔令晗）

赛麟汽车危局：账户被冻，中高层离职，工厂办公楼遭全面查封

2019年7月20日还豪掷重金在鸟巢举办发布会的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赛麟”），今年6月被曝资金链条断裂，公司账户被供应商冻结，公司资产被法院查封、拖欠一千多名员工工资，疑似无力继续支付上海办公场地租金。

6月22日下午的工作时间，江苏赛麟上海公司的员工三三两两地聚集在公司楼下，商讨着如何讨回工资。6月23日工作时间，江苏赛麟位于如皋的两个工厂生产车间大门紧闭，除了几名员工留守看厂，整个工厂鲜少有员工出入。

6月22日，由江苏赛麟副总裁Frank Sterzer主持的沟通会上，江苏赛麟上海公司员工还得知，除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晓麟、Frank Sterzer等少数几个高管外，其余大部分高管都已递交离职申请。Frank Sterzer还表示，公司位于上海的办公楼将于6月底关闭，不愿离职的上海员工可以选择去南通如皋办公，但也不能保证如皋办公地之后能正常运作，在家办公公司是不会发放薪水的。

还未到6月底租金到期，江苏赛麟上海公司就在6月23日等来了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查封公告。一周前，江苏赛麟如皋工厂也被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贴上了查封公告。

多名江苏赛麟上海和如皋员工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本该在6月10日发放的5月工资，目前仍未发放。

曾经财大气粗的江苏赛麟，为何如今会难以为继？江苏赛麟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晓麟称，这是因为公司前法务经理乔宇东在今年4月对其涉嫌虚假技术出资及贪污巨额国资的举报，还有乔宇东此后直接致电投资人，导致原定于5月份到位的30亿资金被搁置。

不过，乔宇东却对澎湃新闻记者矢口否认，称这是王晓麟的捏造，他从来没有致电过投资人，“我连有30亿投资的事都不知道，哪里能打电话。”

2020年4月27日，自称江苏赛麟前法务人员乔宇东的微博用户，实名举报王晓麟涉嫌虚假技术出资及贪污巨额国资。此后，南通当地官方介入调查。

江苏赛麟如皋工厂

难以为继的江苏赛麟：上海分公司、江苏工厂遭查封，中高层离职，拖欠工资

江苏赛麟上海员工李一（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公司在北京、江苏如皋和上海三地的所有项目已经全部停掉，员工已无工作可做。“公司内部都在传我们的办公楼租期6月底就要到期，很快我们连办公场地都没有了，让大家去如皋办公都是推脱。拖欠的工资都未必能要得回来，谁还敢继续跟公司耗着。大家现在都在忙着找工作和想办法讨要工资。”

6月23日，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全部资产汶水路299弄7-8号楼1-5层17-18号楼1-5层遭到查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查封公告提及，该查封是在执行南通嘉禾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中作出的。

同一天，澎湃新闻记者在江苏赛麟如皋二厂发现，该厂同样遭到了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查封。查封公告的落款日期是6月16日。偌大的厂区未见生产工人，厂区办公室几乎全部闲置，仅剩几个员工看守工厂；工厂生产车间的排班表停留在2020年1月，此后再无更新；生产设备被塑料布密封起来，可以看得出，已有段时间未使用；两三百辆装配好的迈迈汽车随处散落在工厂的各个位置，散落在外的迈迈汽车只能承受风吹日晒、霜打雨淋。

江苏赛麟如皋一厂，停车厂里也停放着几百辆装配好的迈迈汽车。不同于二厂生产过近两千辆迈迈汽车，2018年底就已建好的一厂建立至今仍未真正进行过生产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庞青年的青年汽车工厂和与江苏赛麟如皋一厂仅一墙之隔。同样的，青年汽车工厂也大门紧闭，厂区未见员工走动，仅大门口有一名保安留守看厂。

江苏赛麟如皋一厂建设监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整个一厂建设耗资过十亿，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工厂设备年前就已调试好。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目前江苏赛麟还拖欠一厂建筑公司、监理公司好几个亿的工程款。“现在公司突然不行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人给我们个说法。”

江苏赛麟如皋员工韩非（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江苏赛麟一厂原规划生产SUV车型迈客，不过该工厂还处于设备调试阶段，并未真正进行过量产；二厂原规划生产迈迈汽车和S1跑车，二厂在春节前不久关闭，截至目前仍未能复工，“两个厂里一共堆了一千多辆迈迈汽车。”

“不止高管，中层也几乎都离职了，将来要工资都不知道找谁。明明一家公司，如皋员工还能选择因拖欠工资而非自愿离职，上海员工就没有这个待遇。”李一说。

6月10日，王晓麟曾发布致江苏赛麟全体员工信，其中提到，受乔宇东“诬告”事件在网络传媒发酵的影响，部分供应商通过法院全面冻结了江苏赛麟账号。如皋市政府已组织工作组就乔宇东诬告的事项进行调查。

王晓麟称，原来和投资人达成共识的30亿元融资本应在今年5月分步到位，由于乔宇东的“诬告”和他直接致电投资人破坏融资的行为，导致了投资人在政府作出调查结论前搁置投资的决定。“如果股东之间不能达成一致，解决公司的运营资金，公司将无以为继。”

“今年3月我和史蒂夫·赛麟先生、玛丽安女士，马春野院长安排完迈迈的美国认证和市场布局后，几个月来买了十多张机票回国，均被航空公司取消，最近一张6月3日到上海的机票又被取消。”王晓麟在致员工信里这么解释自己为何没及时回国。

江苏赛麟如皋二厂

举报导致资金链断裂？举报人否认致电投资人：我连有30亿投资的事都不知道，哪里能打电话

6月17日，王晓麟再次发布致江苏赛麟全体员工信，再次重申乔宇东“诬告”导致公司难以为继。

王晓麟表示，乔宇东直接致电投资人，使得原定于5月份到位的30亿资金被搁置。

对此，乔宇东对澎湃新闻记者称，这完全是王晓麟的“捏造”，“我从来没有致电过投资人，我连有30亿投资的事都不知道，哪里能打电话。”

王晓麟还称，国有股东不提供资金，他要求召开股东会，由股东们共同协商解决目前的问题，但至今没有得到国有股东的回应。而根据公司章程，对于公司重大决策，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同意。所有非国资股东加在一起也不到三分之二，因此，没有国有股东参加会议的股东会无法做出决议。

对于公司账户被冻结，王晓麟称，这也是举报人的“锅”。他称，江苏赛麟的资产负债率不到40%，如果不计入国有股东提供的流动资金借款，公司资产负债率仅为8%。目前的不正常状态是不应该出现的。公司一直到5月份仅有两家供应商和公司有付款争议和诉讼，且该诉讼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乔宇东举报的再次调查和巨大的媒体负面，让江苏赛麟供应商在5月突然冻结公司账户，导致了公司运营的全面停顿和员工工资社保等款项无法支付。

对此，乔宇东表示，他只进行过一次举报。此外，根据财务谨慎性原则，由于迈迈电动车的惨淡销量，必须对对应的11亿技术出资的资本金减值计提损失，但是，由于实际虚假技术出资涉及的66亿都要减值计提损失，赛麟肯定资不抵债了。“员工工资未能按时付出的根本原因是：南通嘉禾要求王晓麟追回其挪用给深圳金弘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巨额资金用于支付员工工资，但王晓麟不同意。”

乔宇东表示，深圳金弘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为王晓麟朋友。

天眼查资料显示，深圳金弘元是一家法定代表人为李朝晖。参股了慧托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5%。江苏赛麟也持有慧托帮（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30%股份。

南通嘉禾全称南通嘉禾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江苏皋开投资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皋开投资则全资隶属于如皋市政府（授权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

天眼查信息显示，江苏赛麟前身为如皋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2016年3月14日，公司注册资本增至96.5863亿元，并改名为 “江苏赛麟汽车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南通嘉禾、南通威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威蒙”）、如皋萨林混合动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萨林”）、南通狮迈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狮迈”）、如皋积泰电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积泰”）。2016年6月12日，公司再次更名为“江苏赛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00亿元。

目前，江苏赛麟的股权结构为：南通嘉禾持股33.42%，南通威蒙持股17.76%，如皋萨林持股18.95%，南通狮迈持股18.8%，如皋积泰持股11.07%。

南通威蒙、如皋萨林、南通狮迈均为资富控股全资子公司，如皋积泰为威蒙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据媒体报道，资富控股和威蒙工业集团均为外国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都是王晓麟。据人民网报道，南通嘉禾对江苏赛麟实际投资现金31.705亿元，另外4个外方股东以无形资产出资。

这样的“无形资产”出资，让江苏赛麟饱受争议。

饱受争议的66亿技术出资和套取国有资产质疑

乔宇东对江苏赛麟的举报主要分四点，江苏赛麟在2016年未履行国有独资企业变更的国有资产改制审批程序；王晓麟实际控制的江苏赛麟公司的4个外资企业股东，系以“虚假技术出资”作价66亿取得江苏赛麟公司股份；江苏赛麟唯一国有股东南通嘉禾实际总计已提供资金66亿元，包括负担了全部江苏赛麟日常运营和工厂基建费用、向江苏赛麟股东提供借款等，实际上王晓麟根本就不应该享有赛麟公司的控制权；南通嘉禾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其职责的履行在江苏赛麟公司却因王晓麟的极力阻挠而根本无法开展。

乔宇东提供给澎湃新闻记者的由万隆评估和中环松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出具的评估报告显示，如皋积泰作为技术出资的车型“积泰·迈迈MyCar”估值为11.0692亿元，其余3款注明为赛麟品牌的B级SUV车型估值分别为18.8042亿元、18.9452亿元及17.7627亿元，总计约为为66.5813亿元。

乔宇东表示，估值11.0692亿元的“积泰·迈迈MyCar”车型真正价值只有2000万，也只是一款低速电动车，跟王晓麟口中的车型不符。而另外估值55亿的3款赛麟品牌的B级SUV车型，王晓麟也只花费50万美元取得技术授权，并未真正掌握该技术，“这个授权还不是单一授权，怎么能作为技术出资？”

王晓麟在今年6月两次接受访问时均表示，美国开发一款新车（整车）的投入一般是十亿美元。“相比之下，我们四款车66个亿，已经是非常低廉的一个价值。并且经过了三家独立的评估公司进行的评估作价，所以我对技术出资的解释是丝毫没有回避的。”

南通嘉禾于4月29日曾发布声明称，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赛麟汽车的发展。对于乔宇东“实名举报”所涉的内容，南通嘉禾称已于去年10月就开始进行相关核查，并将核查进展情况与乔宇东进行了多次沟通。此外，南通嘉禾表示，江苏赛麟组建所涉的技术出资，业经相关专家考察讨论及权威人士评价，业已由独立的、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出资程度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及赛麟汽车公司章程规定。

去年“赛麟之夜”举办后，就有“江苏赛麟实际上只有国企出资，国企是否遭遇空手套白狼”的质疑？马金华去年10月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称，外方拥有的专利、车型、技术等知识产权折算了66亿多元。“有人认为以知识产权入股存在问题，那么，什么叫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他说，外方出资金额的认定是经过有证券评估资质的专业机构按照规范程序评估的，且该技术出资已经得到商务部的确认，这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符合国家要求和《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不过，被多方引用作为“合规”依据的评估报告“发出方”万隆评估，却在5月20日发声明称，公司从未出具过《如皋积泰拟以其持有的无形资产出资项目评估报告》，也从未对“如皋积泰所持有的委估无形资产”出具过任何资产评估报告，且从未接受过江苏赛麟4个非国有股东的委托就“拟以其持有的无形资产出资项目”出具过任何资产评估报告。

对此，江苏赛麟回应称，万隆评估声明不实，并要求万隆评估删除相关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7月-11月，南通威蒙等江苏赛麟四个外方股东向南通嘉禾进行了股权质押，换取20亿借款。2019年7月，江苏赛麟还以动产抵押向南通嘉禾借贷12亿。因此，王晓麟被指套取了32亿国有资产。

对此，王晓麟在今年6月接受访谈时表示，外资股东没有拿走一分钱。“其实为了基地顺利投产，外资股东把股权质押给另一方股东，贷款来的钱又投入到几方股东共有的公司。我觉得作为外方股东来讲，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职责来把这个公司做好。”

但从产品销路来看，江苏赛麟的诸多设想似乎仍是空中楼阁。

截至目前，江苏赛麟只在2019年上线过一款城市电动小跑车迈迈，该车售价在15.88-16.88万元。销售迈迈的迈迈汽车天猫旗舰店也于去年12月底就关闭，11月也仅售出9辆汽车。

“卖不出去主要是定价太贵，该卖几万的车卖十几万。”李一表示。

江苏赛麟还曾表示，赛麟S1将于今年年初上市，SUV车型迈客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向市场。截至目前，并未有新车上市消息传出。

“本来以为公司至少还能撑一两年，我们还能等到新车量产上市，完全没想到1000多人的公司说不行就不行了。”多名员工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如皋已针对举报成立调查组，查封、冻结资产早已展开

6月23日，澎湃新闻记者试图就江苏赛麟被举报一事，前往如皋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进行采访，但被告知领导未在家。记者留言给管委会相关人员，截至发稿前，未收到其回复。

如皋市政府相关人员回应澎湃新闻记者称，如皋已针对江苏赛麟被实名举报一事成立了调查组，目前调查结果尚不清楚，其余细节目前还不便向媒体透露。

1950年毛主席提议入朝军队名支援军，黄炎培反对：要师出有名

1950年6月朝鲜族战争爆发。很快战火就烧到了中朝边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颐年堂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针对朝鲜战争的问题，最终毛主席力排众议，做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的决定。

然而，在抗美援朝的决议形成后，以何种名义出兵便成了主席心中的困扰。毛主席想了想决定把入朝军队叫做“支援军”，其他人对此并无异议。

然而就在即将定下名字的时候，黄炎培却直接反对，并说“这叫师出无名”。

黄炎培是谁？他为何这样说？

出兵在即，主席为名犯难

在颐年堂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便开始着手研究当以什么名义出兵朝鲜。

若是直接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赴朝鲜作战，那等于是公开的向美国宣战，

这将会给予美国扩大侵略战争的借口，与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初衷相违背。

如何能够既支援了朝鲜人民，又不会给美方落下口实，就全看这支入朝的军队是以什么名义出兵朝鲜了。

对此，毛主席与周总理苦思冥想，决定删繁就简，就以支援朝鲜人民的名义来命名，军队的名称就定为“支援军”。

许多人都对“支援”一词持肯定态度，认为这个词既能代表中国军队的目的，又能诠释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

但毛主席却总觉得有点不妥，于是他在出兵前仍在苦苦思索，究竟用什么名字。

很多人都劝说毛主席无需再对此耗费心力，应当速速将这个名称交付军队使用。

但毛主席却认为师出必有名，军队名称事关重大，一定要听取多方意见，绝不可在此事上有半点马虎。

所以毛主席迟迟没有授予军队名称，而是找其他民主人士来看看他们“支援军”一名的看法。

终于，在花费了一些功夫后，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说法令主席颇为满意。

征求意见，支援改名志愿

毛主席听闻黄炎培为“支援军”名号一事专程来访，心中很是高兴。

他深知黄炎培先生学识丰富，性格又直率，一定能提出更为客观的意见。

于是，毛主席亲自前往中南海门口迎接，并通知卫士邀请周总理一同来听黄炎培先生的意见。

黄炎培看到主席如此热情，心中的紧张顿时不见了，因此他刚一落座就开始说“支援军”一事。

“有个问题我们要多做考虑啊。”

黄炎培看着两位伟人十分诚恳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自古以来用兵讲究师出有名，若是名不正则言不顺，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点头表示赞同。

然而这句话仅仅是提出了出兵的原则，并没有说“支援军”这个名字应该修改为啥。

周总理便笑着问道：“我们叫做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这不是名正言顺吗？”

黄炎培听到总理的话，摇了摇头说：

“不对，这样的叫法是不是师出有名，我看还需要考虑。”

听到黄炎培这样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意识到他已经看出来“支援军”这个名字的不妥之处。

“那么先生有何高见？”周总理问道。

黄炎培缓缓地站起身，走到毛主席悬挂的地图旁边说：

“支援军，支援军，顾名思义，那就是派遣出去支援的。

那是谁把军队派遣出去的？还不就是国家吗，那不还是我们首先向美国宣战了。”

黄炎培的这番话声音不算大，但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来讲却是异常响亮。

他们商讨军队名称的初衷就是为了不给美军留下口实，不扩大战争范围这个目的，所以入朝作战的军队是绝对不能带有中国政府的属性。

而支援一词却违反了这个初衷，它的本质还是由中国政府派遣到朝鲜作战的军队，因此万万不妥。

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说道：“有道理，有道理。”

但如今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不用“支援”一词，那该用什么呢？

毛主席想了想，既然军队的名称不能带有中国政府的属性，那便只能是代表个人参战，这样充满个人志愿的军队应该叫......

想到这里，毛主席迅速起身走向书桌，他从笔筒中抽出一支铅笔，将先前在稿纸上拟写下的“支援”一词划去，在它的旁边写下了与之同音的“志愿”。

写罢这两个字，毛主席回身拿给周总理和黄炎培先生来看。

当“志愿”两个大字呈现在二人眼前时，他说道：

“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我们的人民志愿去帮朝鲜人民的，这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

周总理听完毛主席对“志愿”一词的解释，并联想着黄炎培先生刚刚所说的话，

一面点头一面肯定地提出，二战前的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军队使用“志愿”的先例，因此他认为志愿这两个字很好。

黄炎培也对“志愿”一词表示满意，因为这既符合了自己所说师出有名的原则，也不会让美国借此来攻击中国。

于是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说道：“这正是我所要表达的，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你们领导人时间珍贵，我就不多打扰了，没有其它意见了! ”

黄炎培先生离开后，毛主席立刻向中央军委作战部发出指示，让他们起草一份将东北军区和第十三兵团组建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至此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字便彻底确立，以后陆陆续续开赴朝鲜作战的中国军队，也都统一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志愿入朝，大显我军神威

随着军队的正式定名，开赴朝鲜的各项事宜都在稳步有序地进行中。

1950年10月8日，毛主席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命令里指出，由彭德怀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志愿军在朝作战。

同时毛主席还在这份命令中，痛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朝鲜人民的侵略，表示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义的，是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争取自身的解放，保卫中国人民以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

在命令下达的当天夜里，总司令彭德怀就紧急赶赴沈阳，为即将开赴朝鲜的志愿军战士做最后的战争动员。

然而，当站在一排排全副武装的志愿军战士面前时，彭德怀感觉战争动员似乎是多余的，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随时愿意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于是，他走上高台，举起手中的碗，打算与战士们聊聊心里话。

“同志们，咱们叫志愿军，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鸭绿江边，我也不会志愿的。现在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

此话一出，下面的战士们当即高喊“志愿。”

这个声音响彻了10月8日的夜晚，也将毕生的信念注入了每一位战士的心中。

当天夜里，早已聚集在东北的十几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纷纷摘下了帽子上的八一帽徽，并换上了志愿军的军装，伴随着保家卫国的信念，正式开赴了朝鲜战场。

10月25日，志愿军118师对驻扎在中朝边境附近的两水洞南韩军第6师发起猛攻。

由于我军纪律严明，事先并未暴露行军计划，因此，仅用了1个小时就拿下了两水洞。

而这一战却将南韩军打得措手不及，一面扔下武器，一面抱头鼠窜，

又因为我军攻势迅猛，使得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突然出现的军队是哪里来的。

直到26日凌晨，志愿军118师在与120师的配合下，南北合击拿下温井后，这时美军才从南韩的前线情报中发觉了有中国军队参战的消息。

然而，麦克阿瑟依旧认为中国政府不敢正式出兵朝鲜，情报中所说的中国军队顶多是小股部队的象征性参战，故而派遣美英联军接替南韩军，继续朝着中朝边境推进。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志愿军总部决定采用侧后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给敌军展开了一个巨大的战略口袋，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状态。

终于，美英联军在与我军的战略交锋下屡尝败绩，只得于11月3日开始全线撤退至清川江以南。

我军击毙击伤共1.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鼓吹的在感恩节前占领整个朝鲜的战略计划，取得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绝对胜利。

美方发觉，只得自食苦果

在第一次战役期间，毛主席为了迷惑美军，特意让我方与朝鲜人民军都没有对外公布志愿军参战的消息。

这使得美军对中国军队参战一直存有疑惑，再加上麦克阿瑟为人刚愎自用、骄傲自大，根本不相信中国政府有胆量派军队参战。

因而我军能够在出其不意间给予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重创。

但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军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军队已经赴朝作战。

此时毛主席意识到可以逐渐地公开志愿军部队参战的消息，若是再不公布，那么在美军反应过来后极有可能借此煽动国际舆论，从而进一步扩大双方的战争。

于是在11月5日，毛主席向彭德怀发去电报，指示他可以在战报中公开提及此次作战中有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与作战，并且强调志愿军战士打的很勇敢。

随后，新华社在11月7日首次向世界公开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战的消息。

同一时间，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也发表公告称，在朝鲜西北部的战斗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援助。

这一消息传到美国后，杜鲁门对此感到十分气愤，他早已告诫麦克阿瑟，中国随时可能会出兵朝鲜，所以不要主动挑衅，应将战争控制在朝鲜半岛以内。

但麦克阿瑟根本不听他的意见，甚至派飞机轰炸中国的安东地区，如今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入朝作战，连战连捷，却让自己陷入了难堪的境地。

杜鲁门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抢先曝光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先机，也不能主动向中国开战。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仅仅代表着中国的民间志愿组织，他们只是以协助者的身份参与到这场战争中。

因此，中国在名义上并没有与美国成敌对关系。

但杜鲁门何尝不明白，美军所遇到的人民志愿部队就是中国的正规军，

并且中国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开志愿军入朝作战消息，不仅让美国抓不到把柄，更给朝鲜的军队提升了士气。

然而，此时他也无能为力，即使叫嚣着以原子弹相威胁，也无法阻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势。

终于，美国政府自己咽下了这个苦果，也承认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以此来表明中美两国并未开战，并以此来安抚自己的国内的民众和其他盟国。

结语

朝鲜战争，一直以来被称为我国的立国之战，这场战争打出了我国的气势、声威，打退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使得中国获得了一个非常长的和平发展时期。

而参与这场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保家卫国、捐躯赴难的精神，铸就了真正意义上打败美军的铁血军队。

寻找3号文十年苦旅：一个民营企业家垫付上亿工程款之后

湖南湘西自治州曾经的民营企业家田茂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4年前，他全额垫资为当地县政府修路，是实力雄厚的老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凤凰县最好的民营企业家”，而现在，他是一个历经艰难维权、债务缠身的窘迫穷人。

这一切，都与州里当年的一份红头文件（下文称“3号文”）有关。因为这份红头文件，他的上亿工程款迟迟未能结算，约1500万元的交通干扰费“合法消失”，直至他耗费十年时间维权，才从法院得到胜诉判决。

多年来，田茂平一直在追访那份引发近十年纠葛的红头文件，2018年10月29日，田茂平向湘西州住建局申请信息公开，想见一下当年这份“神秘”红头文件的真貌，然而，令他惊诧的是，11月26日，住建局书面回复称：这份文件7年前就已无法找到。

12月13日，田茂平站在国道209上，这条凤凰县的“城北大道”当年有他“扩建拉直”，因为一份文件，他的命运发生逆转。澎湃新闻记者谭君图

亿元工程款，首次审计就被“砍”掉一半

国道209是湘西州进入凤凰古城的唯一道路，在凤凰县城区，该路又称“城北大道”。2018年12月13日，站在这条当年由他全额垫资修建的大道上，田茂平百感交集。当年，他们将原由山体夹着的狭窄国道进行“扩建拉直”，路面两边各扩宽50米，拉直2公里。现在，这条道路整日车流不息，自2008年竣工至今未曾翻修。

“在山区修路与别处不同，需要‘炸山’。当年修这个路，流了我多少血汗，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将这个工程做出口碑来。”田茂平对澎湃新闻说（www.thepaper.cn），他根本没想到，这个“公家”的业务，后来会出现长达7年的“结账纠纷”。

湖南高院的民事判决书显示，2004年7月，田茂华担任项目经理的公司（乙方）与凤凰县建设局（甲方，后改名住建局）签订合同，建设局将凤凰县城北大道建设工程发包给乙方。合同规定，乙方全额投资，按实际工程量结算。随后，田茂华陆续出资712万元用于拆迁安置。2006年8月至10月，凤凰县建设局陆续还款378万元，余下的334万还款期限不明。2008年6月，城北大道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同年8月，该工程款经凤凰县建设局审核，确认总造价为1.18亿元，双方签字盖章认可。

但是，田茂平没有照单收到工程款。因为根据规定，政府工程的决算必须接受审计监督，尽管城北大道并未按照招投标法进行招标。对于未招标的原因，在后来湖南高院的法庭上，凤凰县建设局副局长樊朝勇的回答是：“政府没钱弄这个事（修城北大道），田茂平初步具有这个实力，他有相关的资金及设备，其他人没有这个实力接手。”

吉首进入凤凰古城的必经之路，城北大道。当年被田茂平开山破石劈出来的道路两侧，现在已经建满了房子。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谭君摄

原城北大道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曾任凤凰县法院院长的麻寿贵对澎湃新闻说，“城北大道当时是凤凰县最大的工程，田茂平是当时是凤凰县最好的民营企业家，他此前在外地搞过很多工程，大型设备、技术团队都非常好。后来整个工程历时4年，很顺利，多次爆破作业，亦无伤亡事故，路也无质量问题。”

在当时，审计是田茂平拿到工程款的必经之路，然而，他很快陷入了一场审计“拉锯战”。

据湖南高院判决书，凤凰县审计局此后对城北大道进行了为期3年多的审计，审计时间自2008年11月3日至2011年12月20日，并于2012年1月17日作出了审计决定，审定城北大道项目工程总造价9223万余元，建设单位多计工程造价2634万元。

根据《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管理办法》，“审计报告应当在审计实施日起3个月内出具。特殊情况确需延长审计期限时，应报经审计计划下达机关批准。”这个垫资工程，为何审计三年多？

澎湃新闻从一份凤凰县政府《凤凰县关于落实重庆天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信访问题的情况汇报》（送审稿2011年11月30日）中看到，该材料称，“3年来，审计组先后6次发出工程项目造价征求意见书，2011年7月，第6次审计后确定总造价为8836万元，由于审计单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三方未达成统一意见，仍无法确定审计结果。”

“9223万的审计是第7次审计，此前出过6次审计结果。”田茂平告诉澎湃新闻，城北大道不仅审计时间长，而且罕见地审计了7次。第一次审计在原造价基础上核减了50%的造价，田茂平不服，之后6次，几乎每次审计又都增加一点。尽管最终第7次审计只核减了20%，他仍不能接受——因为“交通干扰费”没有计入。“我这是全额垫资的工程，扣掉利息钱，剩下的都是兄弟们的血汗钱，交通干扰费本来就是应该给的，凭什么不给？”

所谓“交通干扰费”，据后来湖南高院判决书，根据合同约定和相关规定，工程受到行车干扰，就能依据一定的系数计取交通干扰费。

法院认定的证据证明，为保障国道的交通畅通，工程施工时确实受到行车干扰。比如，在迎接领导来凤凰考察时，城北大道所有工程均停工休息，以及城北大道作为吉首通往凤凰古城的必经之道，为配合旅游经济发展，2004年至2007年共7个黄金周都停工。据凤凰县公路局统计，209国道施工路段的昼夜行车密度大于3000辆以上，据此可调整的系数为0.2。城北大道能计算交通干扰费1500万元。

但是，在这个长达三年多的审计中，一份“神秘”红头文件，却让1500万元交通干扰费“合法消失”。

12月13日，麻寿贵拿出当年城北大道“建筑安装工程决算书”原件，该决算书载明其总造价为1.18亿元，与法院最终认定的仅差400万元。

7次审计与“神秘文件”的出台

田茂平称，最初的“异常”来自2009年1月，“当时，审计组成员段飞国私下与施工队接触，并提供了一份在原造价基础上扣减5280万元、几乎核减50%金额的审计结论。”

澎湃新闻从一份凤凰县审计局2008年10月28日下发给“凤凰县城北工程建设指挥部、凤凰县建设局”的审计通知书中看到，审计组一共6人，组长是安国平，段飞国在审计组成员中位列第二。“因为县审计局人手不够，审不下这么大项目，请了段飞国的飞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进行审计。审计组里只有组长和廉政监督员是县审计局的人。”麻寿贵介绍。工商信息显示，湖南飞达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100万，现任法定代表人段飞国，为最大股东，此前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为段江琳。

“段飞国说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给他两三百万帮忙费，就可以出具高额的审计结论。”田茂平说，他们当场拒绝，“段飞国非常恼火，说他飞达造价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亲姐，湘西州建设局造价管理站站长邹纯科是他亲姐夫，让我等着瞧。”

在一份手写的材料，以及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中，麻寿贵说，“2009年1月3日，审计机构出了第一份审计意见书，在未与甲方沟通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份审计意见书私下与乙方见面，不负责任核减工程造价5200多万元。事后我从双方得知，乙方称审计方向他们索取好处费，审计方称乙方试图行贿。总之，这是双方私下见面导致的结果，显然影响审计工作的正常进行。”

2018年12月13日，面对澎湃新闻采访，曾任湘西州建设局造价管理站站长、现为州建设局房地产监管科科长的邹纯科承认，段飞国和段江琳确为他的舅子和妻子，妻子确实一直在飞达公司上班，但是，“他们公司的经营我从来不插手”。

12月13日，段飞国对澎湃新闻说，与田茂平方私下见面，“有这么一回事。”不过他表示，“我去的时候不知道是他们（田茂平方），喝茶坐了下，觉得好尴尬，立马走了。”对于是否说过邹纯科是他姐夫一事，段飞国说，“没有，这事和他（邹纯科）没关系。”

田茂平称，在那次与段飞国不愉快的见面后，2009年5月底的一天，在又一次与审计单位就造价问题的争议中，段飞国突然拿出一份名为“州建价［2009］3号文”（以下简称3号文）的红头文件。

该文件是由邹纯科任站长的湘西州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于2009年5月25日发给湘西州政府投资审计中心的。“你单位‘关于凤凰县城北大道土石方工程如何计取交通干扰费的请示’收悉。经请示省造价管理总站研究同意，答复如下：湘建价［2006］18号文规定‘合同规定按实结算的工程，除土方工程不计交通干扰费外……’，文件中所指土方工程包含石方工程，即土石方工程均不计取交通干扰费。”文件还特意标注：答复人：向先平审核人：邹纯科。

田茂平说，他看到这份文件，似乎看到了“万丈深渊”。这份文件将“土石方”解释为“土方”，称石方不计取“交通干扰费”，而他的工程97%是石方工程，交通干扰费这一项的费用达1500万元，不计算的话，他这全额垫资工程，就是真正的“赔本工程”了。

“小小一张纸片，可把我害惨了。”田茂平说。他生于1954年，土家族人，生性耿直，他曾担任三届凤凰县政协委员，后又任湘西州人大代表。他完全不服这个文件，“搞建筑的人都知道，在工程造价中，土方与石方是两码事。土方只要挖掘机到场，上车运走就行。石方不但需要机械打眼、爆破，而且装运难度大。石方施工成本高得多，怎么能混为一谈？”

州建价［2009］3号文复印件。

“都是他弄的，我只是签了个名”

田茂平首先怀疑的，是文件的真实性。自从段飞国将那份“红头文件”在他面前出示过一次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这份文件的原件了。他认为，3号文的出台不是合法的，以致于对方不敢再拿出来。

12月13日，邹纯科对澎湃新闻说，3号文的出台，来自于州政府投资审计中心刘学军的咨询请示，他们才答复的。

随后，在邹纯科办公室的楼下，湘西州建设局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澎湃新闻找到了3号文上的“答复人：向先平”。二楼办公室外，挂有工作人员“向先萍”的牌子。向先萍说，向先平是她的曾用名，3号文上那个字确实是她签的。但是，“（3号文）不是我答复的，整个文件都是邹站长起草的，他弄的，那天他急着要带去凤凰，叫我签个字。他（邹纯科）是领导，需要一个经办人，所以找了我。”向先萍还说，后来州纪委督查室也来查过，“又要我补签几份（文件），剩下的我都没签了。”

州政府投资审计中心是否发过土石方工程如何计取交通干扰费的请示函？“我都不知道，（请示函）我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向先平说。

澎湃新闻注意到，工商登记显示，向先萍在湖南飞达造价咨询公司任监事。对此，向先萍说，“他们公司需要造价师达到一定人数，就把我的造价师证拿去挂在那里。只是挂在那，我没拿一分钱，也有任何股份。我们还有一个副局长也是挂在那里给他们当副总经理。”

当日，澎湃新闻来到湘西州审计局，在位于5楼的州政府投资审计中心，人事工作人员拨通已经退休的刘学军的电话。在电话里，谈到3号文，刘学军说，“这些都是他（邹纯科）弄的，我只是盖了个章。”对于审计中心是什么时候遇到了土石方计费问题的，刘学军说，“一开始没有这个问题，是后来谈不下去了，才要发这个文。”

那么，3号文的出台，将对田茂平产生损失1500万元的重大不利，文件审核人邹纯科又如何看？

面对澎湃新闻的采访，邹纯科说，“人家（审计中心）问我们，我们不能不答，毕竟涉及一千多万的国家资金，我还请示了省里的。当然，他的现实损失确实也存在。按说，他（田茂平）拿到这个文件后应当主动来找我，说明一下情况，打个报告什么的，我带他一起到省里去。但他一直没来找我，反而去举报告状去了。”

邹纯科还介绍，除了在城北大道项目的审计中用过，3号文此后没有再使用过，“州里没有那么大的需要推山的土石方项目了。”

“他搞这个文件，明显就是给我的项目量身定制的，我还能相信他，去找他为我做主？”田茂平对澎湃新闻说，“我这个项目从立项到规划设计，征地拆迁到施工建设，全是我个人全额出资，政府没出一分钱，每一分都是我的血汗钱，我哪还有钱去贿赂他们，我自己去找不行？”

就这样，田茂平带着“讨伐3号文”的材料，开始了“信访”，“去省城，去北京，去找3号文的‘爷爷’和‘父亲’”。在田茂平的表述中，“爷爷”是指湖南省住建厅，“父亲”是指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湖南省程序法学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告诉澎湃新闻，3号文只是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内部咨询回复，属于政府行政性工作，不是规范性文件，也不是对外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行政相对人，不属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范围。也就是说，田茂平不能针对此文件去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但是，“既是职能性的行为，当然可以进行监督。首先，上级机关可以监督，其次，监察机关可以监督，可以申请启动相关单位调查是否存在违法或者犯罪。”

“主要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亏本干活谁给你干？”

历经曲折之后，令田茂平不敢相信的是，2010年7月2日，他等来了为3号文的“强化版”——湘建价函[2010]15号文（以下简称15号文）。

该文件是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专门发给田茂平所在的天字公司的，并抄送湖南省信访局和田茂平。文件称：土方工程包含石方工程，土方工程不计交通干扰费；州建价［2009］3号文关于交通干扰费的解释与我站湘建价价［2006］18号文（以下简称18号文）的规定一致。

对此问题，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答复澎湃新闻称，他们是按省信访局和省住建厅的要求作出的15号文，“只是重申18号文的解释精神，不存在追认（3号文）一说。”该站办公室陈姓负责人还介绍，“这个15号文下发时，可能确实存在不严谨的地方，比如这份函文中，一眼望去，就有两处错误，住建厅的‘厅’字、自治州的‘治’字都漏掉写了。”

但对田茂平而言，“拿到文件那一刻，整个人都凉了。”

3号文的解释，到底是否合法合理？

澎湃新闻查阅18号文发现，“合同中规定按实结算的工程，除土方工程不计算外，市政工程的交通干扰费的计取仍按湖南省95市政工程单位估价表和相关解释执行。”95市政工程单位估价表则规定，“不能封闭而必须维持通车的工程，其受行车影响部分人工和机械台班根据机动车行车密度乘下述系数调整”。

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人谢小成介绍，根据上述文件精神，交通干扰费的计取，取决于工程是否封闭施工。如果不封闭施工，则势必使施工方为保障通车而出现增加人工和设备设施，以及因停工导致机械人工闲置等效率降低，而造成现实损失，因而在工程总造价中应当给施工方计取交通干扰费。如果封闭施工，则不存在以上情况，自然就不存在计取该费用。土方工程，在建筑行业内，因不存在不能封闭施工的情形，所以不计取交通干扰费用。石方工程，如果确实不能封闭施工，可以计取交通干扰费。

那么田茂平施工时的石方工程，是否是不能封闭施工的呢？

湖南高院判决书显示，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城北大道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封闭。邹纯科也承认，“城北大道建设时，为保障原国道畅通，实际是未全封闭施工的，且工程需要开山，两边的山都要推一半，对交通肯定有干扰。”

3号文中将“土方”解释为“土石方”，这个对吗？

“在建设工程领域，大家约定俗成的将土石方简称为‘土方’，所以土方包括土石方。”谢小成说。

那么，3号文出台后，将“石方”工程归入了“土方”工程，使应当计取交通干扰费的石方不能计取该费用，这样做对吗？

“州里打报告请示时，我们是针对文件本身的‘土石方’字面含义答复，可能并不了解具体的工程项目情况……这个事，主要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该给人家的就要给人家，亏本干活谁给你干？”谢小成说。

湘西州住建局答复：3号文早就无法找到。

又过4年官司赢了，3号文却不见了

2012年1月17日，田茂平信访失败后，凤凰县审计局依据3号文，未计算石方交通干扰费，对城北大道项目作出了第7次审计结果——总造价9223万元。

同年3月16日，田茂平所在公司向湘西州审计局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该审计决定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

然而，5天后，田茂平就收到了“不予受理”的审计复议申请决定书。湘西州审计局认为，被审计单位是凤凰县建设局及凤凰县城北大道工程建设指挥部，田茂平所在公司不属于被审计单位，不能提起行政复议。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一个文件，明明其出台有问题，明明实际影响我的权利，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田茂平说，那段时间是他感觉最黑暗的时刻，他面临不公，更面临资金周转的压力，为此他变卖施工设备，从一个企业老板转身为债务累累的穷光蛋。作为当年城北大道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麻寿贵也表示同情，“换其他人，早跳楼了。”

然而，命运还是给田茂平开了另一扇窗。田茂平所在公司以合同纠纷，随后将凤凰县住建局告上法庭。

2012年5月7日，湘西州中院立案受理，并于当年7月11日作出判决。澎湃新闻注意到，法院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认为审计机关对建设单位投资项目进行的审计结果，对施工单位的造价决算不具有约束力，认定城北大道的工程造价为此前核定的1.18亿，而非审计局核减之后的9223万元，判决住建局应将2634万元欠款及利息支付给田茂平公司。但住建局不服“交通干扰费被计取”而提出上诉，田茂平也因别的原因上诉。湖南高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

2014年10月的重审中，县住建局将“3号文”作为一项重要证据提交，拟证明：本案工程不计取交通干扰费。然在，住建局提供的只是一个复印件，而不是3号文的原件，湘西中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不过，交通干扰费的问题仍是庭审焦点。

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认为，该工程造价为9901万元，交通干扰费为1495万元。与此同时，2014年9月10日，湖南省工程造价管理总站一改在3号文、15号文中对“土方和土石方”进行咬文嚼字式答复的立场，在田茂平公司交通干扰实际存在的报告材料中，盖章答复称：“如果实际遇不能封闭等特殊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可另行计算交通干扰费。”

湘西中院采信了此证据，认定交通干扰费应当计取，并确定城北大道工程总造价为1.14亿元。这与当年城北大道工程指挥部决算审定的1.18亿只差400万元。重审还判决凤凰县住建局应支付2000多万的欠款及自竣工以来的相应利息。

凤凰县住建局再次以3号文为由上诉，2015年9月22日，湖南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湘西中院判决，并要求凤凰县住建局再补支付部分利息。

对于这个判决，段飞国说，“法院这么判，我都不服，行政机关的东西（3号文）都不用。”

田茂平说，他终于等到了正义，但因为执行的原因，三年多来，他仍然没有他应该得到的胜诉的两千多万元。而如今，田茂平因为当年高息贷来的垫资款，维权十年，他早已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因为拿不出钱，我失去投资别的项目的机会。因为还不了债，我儿子、外甥都被抓去关了几个月。”田茂平说，“我已经60多岁了，这个案子拖到现在，真的很对不住当年借钱给我的老板和帮我做工的农民兄弟，而现在，（胜诉判决的）还利息都不够。”

“政府部门还得把该给我的交通干扰费等欠费给我，拖了这么多年，需要多付给我近1500万元的利息。这些钱该由谁埋单？”田茂平说，该有人为此负责。

田茂平说，多年来，他一直在追访那个使他的人生陷入黑暗的3号文，他要寻找一个真相。2018年10月29日，田茂平向湘西州住建局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州建价［2009］3号文件。

然而，再次令他惊诧的是，11月26日，湘西州住建局答复说：“此文件在2011年州纪委核查时就已无法找到。特此告之。”

12月13日，澎湃新闻在湘西州住建局采访时，邹纯科说，“我都离开几年了，（3号文原件）都放在造价站。”向先萍则说，“那些材料，邹站长走的时候全都带走了。”

田茂平说，他对住建局这个“找不到了”的答复不能接受，他已经向当地法院递交起诉材料。他还随身带着一摞打印的材料，全是中央最近几个月来有关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的文件和媒体报道。

他仍然满怀希望，相信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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