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社会革命的第一人文章列表:

• 1、历史上的今天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回望百年历史，革命绝非偶然
• 2、血洗计划泡汤记——老抗联战士刘铁石回忆东北抗联夜袭汤原
• 3、新城区人物志：多松年，蒙古族革命先锋，牺牲时年仅22岁
• 4、从大历史观视角全面领会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内涵
• 5、你认识几位开国将帅？

历史上的今天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回望百年历史，革命绝非偶然

导语：105年前的今天，在公元1917年11月7日（既俄国儒略历10月25日），俄国爆发了一场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战争。

回望百年的历史，学界众说纷纭，诸如普列汉诺夫、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等人都认为这次革命是偶然发生的。但东叔看来，这次革命如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的话，有着它深刻的必然性。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

一起看看为何说这场革命有着无法开脱的必然性。

变革时代摸索前行，十月革命成唯一出路

在十月革命发生前的那一百年，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动荡分裂的100年。当时没落的沙皇封建专制摇摇欲坠，整个俄罗斯内忧外患，毫无昔日的俄罗斯帝国风采。整个大帝国陷入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当中，可以说政局十分动荡。

而这个民族从来不缺乏有血性有想法的人，那些十二月党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平民知识分子、民粹主义者虽然道路各不相同但都在为俄国的未来摸索前行。

1917年10月革命

以亚历山大二世、维特、斯托雷平等人为代表等人在资产阶级道路上探索，试图以妥协的方式改良俄国的沙皇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却一再失败。

直到后来的十月革命，虽然成立了以李沃夫为首脑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这个临时政府却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不仅仅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还维护地主的许多利益。这一次的革命显然是不彻底的。

俄罗斯临时政府首任总理李沃夫

地大物博的俄罗斯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占了非常大的比重，他们在二月革命后并没有捞到多少好处十分的不满，国内的阶级矛盾还是没有化解，临时政府面临挑战，十月革命是迟早要爆发的。

资产阶级软弱妥协，内忧外患的俄国终将走向革命

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可却置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和平与土地的要求于不顾，要知道当时的俄国被卷入一战，本就不富裕的俄国更加雪上加霜。俄国民众饥肠辘辘，许多人无家可归活活饿死。

“要面包、要和平”是广大人民的迫切需求，可这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没有做到，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自诞生之初就是封建地主阶级扶持的产物，它从封建地主中来，许多资产阶级新人曾经甚至还是贵族，自然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俄国一战被炸毁的铁路

俄国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受惠于俄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即使到了后面逐渐壮大了还是不敢于地主阶级翻脸，这在一战中很好的体现了。

在一战中临时政府始终不愿意摆脱战争，当时的外交部长米留科夫照会各国政府, 重申俄国对外政策不变, 甚至还保证“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引发了全国民众的抗议,这时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已经站在了广大民众的对立面了，已经是逆着历史的潮流了。

贫穷的俄罗斯民众

俄国陷入了经济崩溃、政局混乱的局面，战争还在继续, 前线累遭失败;物价飞涨、食品短缺, 地主富豪囤积居奇, 人民仍在挨饿受冻。

在这种情形之下，内忧外患的俄国以及广大的人民根本就不能依靠临时政府，一场彻彻底底的革命一直在酝酿，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够领导俄国前进的力量。

攻打冬宫

广大工农阶级力量强大，十月革命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

前面说到俄国的资产阶级自诞生之初就有着深刻的软弱性，而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们却大不相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 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 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使得封建自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共存。

俄国有大工厂大城市也有许多乡村和贫民窟，正是这样导致了俄国农民如此之多，因为在广阔的土地上有着许多贫穷的农村，他们的主力军农民和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的利益想对来说比较接近。

俄国农奴

而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俄国诞生了许多无产阶级，工业的完善也大大使得无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而且俄国的无产阶级还特别的集中在那些工业发达的大城市，像莫斯科、巴库和里加等城市有着大量的工人。

俄国无产阶级不仅数量集中而且还广布于大型企业当中，影响力大并且有着充足的数量基础。当时, 俄国工人阶级连同家属的总人数已达到2200万人, 占俄国人口的18%, 其中产业工人的人数为300万，这一数字可以说不小了。

俄国工人欢呼胜利

在一个俄国的工人十分有组织，他们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工农联盟而使其力量空前强大。许多被地主剥削的农民也进程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也使得工农联盟的基础愈加浓厚。

强大的思想武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抛弃幻想

俄国无产阶级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组织和领导可以说是战斗力十分之高。他们有着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领袖，他擅长于将广大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战、反饥饿的动力于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将革命顺水推舟的进行。

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维护广大工农的利益，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不断拉拢农民壮大无产阶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后面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列宁从国家利益出发想要与临时政府和平过渡，但是随后七月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七月流血事件大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被杀害使得列宁抛弃了心中和谈过渡的幻想，十月革命更是一触即发了。

列宁在和人们宣传革命思想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看，事物的发展总是离不开矛盾，在当时的俄国来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此尖锐，必将会推动俄国进一步发展形成革命。

在当时世界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历史大潮中，必然是顺应潮流才能真正地好好发展，十月革命正是如此。

血洗计划泡汤记——老抗联战士刘铁石回忆东北抗联夜袭汤原

汤原县是抗日联军第六军的故乡，县城不大，座落在松花江北岸，距佳木斯不过几十里路，是伪三江省的中心。附近有黑金河、葛金河、乌拉嘎河等金矿和鹤岗、双鸭山等煤矿。

日军虽然十分重视这块地方，但由于我们党在这一带群众基础强，游击战争活跃，他们费尽了多年的心机，也没把这个县伪化。到一九三五年，敌人在南满、北满各地，几乎大都实行了“归屯并户”，在汤原， 这个毒辣的政策， 就是行不通。

汤原人民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 “宁作枪下鬼，至死不归屯。”三五个汉奸特务，根本不敢跑出据点。日军天天叫唤：“三江已成共党乐土!”“汤原的地皮红透了三尺!”不光是乡村大都被我们控制着，就连汤原城里和有数的几个据点里，都有我们的内线。城里的敌人一翘尾巴，我们就知道它往哪儿飞。

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的一天深夜，汤原中心县委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情报——这是在汤原伪县政府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送来的。大意是：日寇下了血本，要血洗汤原县。已开到了一部分日军和伪军，并且运来了大批的武器弹药。 另外还特地从“新京”派来了日本高级参事官。 ……

这时，抗联第六军，已经发展为五个师了，不凑巧的是，这五个师都远离了汤原：一师、三师南跨松花江，到依兰、桦川、富锦、宝清一带开辟新区去了；二师、四师西越小兴安岭，前往哈北，配合三军开辟新游击区去了；五师也到边境的萝北佛山执行任务去了。眼下，汤原境内，只剩下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同志带的一个百多人的留守团。

敌我兵力如此悬殊，我们这一百多人，别说打仗，就是保护机关、放哨也不够呀！更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冯志刚同志从县委开会回来后，向干部宣布说：“县委决定，去攻汤原县城!”

大家一听，不禁有些愕然。一百多个人，去打人家重兵防守的县城，这是哪一本兵书上也查不到的啊!

“擒贼先擒王，先下手为强，”冯志刚同志接着解释说，“趁敌人刚到，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捣乱这个马蜂窝。何况我们的人数远不是几百!……”

同志们听了他的话，还是莫名其妙。我这时在军部当军需官，因过去在汤原城里做过工作，大街小巷都熟，所以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引路，摸进城后，组织人到仓库里搬运武器弹药。天刚黑，队伍就出发了。

各乡的群众听说日寇要来施行三光政策，“血洗汤原”，个个咬牙切齿，都自动报名前来参战。群众队伍到底有多少？天黑看不清，只见大路小路都是人。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农民自卫队都来了。有的扛着土枪土炮，有的拿着红缨枪，更有许多人手里提个煤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几乎是路多宽人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冯志刚同志所说的“何况我们的人数远不是几百” 这话的意思。 有的战士悄悄说： “这么多的人!一人吐一口唾沫，也能把汤原城淹了!”

走到曹二虎屯，只见妇女会、儿童团、救国会也都出动了。他们在路旁摆上茶水，热情地打着招呼：“同志，喝口茶吧！”一个老汉，把自己的车套上，拉着牲口，站在道旁，对我们说：“你们前头走，我后头跟。”问他做什么去，他说：“去拉胜利品啊！看着这样动人的情景，我就想：恐怕这就是日寇说的“汤原地皮红三尺”吧!

半夜光景，我们留守团悄悄地摸到了北门外。这时只听见城墙上传出冷漠的更锣声，和更夫一声声拉长音的吆喝：

“平——安——无——事——啰!”

我们刚接近城门，城门开了。接着闪了几下红光。冯志刚同志说了声：“前进！”队伍快速地插了进去。门口一个人，低声向冯志刚同志说：“一切都按照计划，快进去!”

事后知道，这是内应关系安排好的。城门早被他们控制起来了。

汤原小城，被两条十字街割成几个方块。西北是县政府大院和警察大队队部，东南、西南分驻着伪军和日本兵。街中心十字路口上，有一个大碉堡。

农民自卫军化装成敌人，采取里应外合，不费一枪一弹，把大碉堡控制起来。我们进城之后，在地下工作的配合下，也是没放一枪，收缴了伪军防守所的一个排。随后各区的农民大队，拥进了城。

神不知鬼不觉，汤原城几个要害地方，全部换了主人。

我带领冲锋队，沿北城根穿过几条黑胡同，悄悄地来到县府大院跟前。一路上很顺利，部队一到，立刻又有人来带路。县府大院后墙早有人摆好了梯子，另一名“更夫”还在那里喊着“平安无事”。

进了县府大院，队伍一股直奔大堂，一股去堵日寇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宿舍。我跟另一股扑向驻在前院东厢房的日寇守备队。刚过东墙根，遇上一个穿着睡衣的日本鬼子，他闻得动静，叽哩哇啦叫起来，转身想跑。

冯志刚同志举起匣枪，“当”地一枪，鬼子倒在地上。枪声打破了寂静的夜。顿时，沉睡着的汤原，像爆豆一样地响起无边的枪声。

县府大院打乱了营，敌我混在一起，乱喊口令，乱打枪。声势浩大的农民队伍，听见我们这边打响了，就把事先准备好了的鞭炮，放在煤油桶里放开了。那声音，像几百挺机枪怒吼。不要说敌人听不出是鞭炮，就连我们知道底细的人，也分不出真假。

直打到下半夜，西北方向的枪声才逐渐停了下来。街中心与县府大院门口的枪声却愈来愈激烈。农民自卫队和各种群众武装，把日寇和伪军牢牢地封锁在院子里，又放鞭炮，又吆喝，吓得敌人只打枪，不敢走出一步。

在内线工作同志的策应下，县府大院旁的伪警察全部被缴了械，东厢房里的日寇守备队被我机枪严密封锁。我急忙带人砸开仓库一看，满是枪械武器和军用物资。赶大车、牵毛驴的群众队伍上来了，搬的搬，扛的扛，一群群地涌进来，又一群群地涌出去，比赶集还热闹。

仓库那旁的监狱也砸开了，一片欢呼声，跑出了几十名“犯人”。他们有的披着长长的头发，抓住我们就喊：“同志们！你们可来了！”有的不等吩咐，就随便摸起一件武器，跑去参加战斗。

这时，冯志刚同志带的冲锋队，完全占领了日本参事官的住房，日本副县长，也做了刀下鬼。伪县长吓得钻在桌底下，直叫唤着：“饶命!饶命!我……我没……签字……”

战士们从桌底下把他揪出来，他仍是连连叫着：“我……我……真……真没签字啊!”

“签什么字?”冯志刚同志愤怒地问。

“血……血洗计划……”他结结巴巴地说，“血洗计划，我没签字啊!”说着用手指发抖地指着桌上一个文件。

冯志刚同志拿起一看，果然是日军“血洗汤原”的计划。他气得当即把它撕得粉碎，扔到地上，向那个伪县长说：“这就更用不着你签字了!”

天快亮的时候，部队交替掩护着撤出了城外。战士们抬着缴获的三挺机枪，三门迫击炮，几十支步枪；大车上满载着子弹、炮弹，浩浩荡荡地向深山密林走去。

日本鬼子受到这一突然袭击，吓昏了头。他们只好仍蹲在城里西南角上放枪放炮给我们“送行”。

夜袭汤原的胜利，轰动了整个北满。我们转到深林，仍严阵以待，加紧准备对付敌人的 “血洗”。可是，一连几个月，也没听到敌人的动静。听到的，倒是我军主力南下西进的胜利。

刘铁石（1904.1—1992.1.29）原名刘显，字惠远。祖籍山东诸城。　1924年考入吉林省第五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响往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暴行。 1927年秋，自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汤原县第一高小教员、第二高小校长，并于1929年升任汤原县教育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当即辞去县教育局长的官职，参加汤原反日同盟会，投身抗日，1934年春，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后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军需官。 1935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在苏联伯力海军基地学习无线电报业务。1940年5月以后，多次潜回东北侦察敌情，接送领导干部和寻找北满省委。 1943年3月，随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向苏联转移，先后任野营教导旅无线电少尉教官、中文教官、政治教官。1945年晋升为中尉教官，并获“艰苦奋斗”奖章。 1945年9月，从苏联回国，先后任沈阳卫戍区司令员助理、沈阳市政府秘书长、沈阳电台台长、汤原县、勃利县县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水利总规划处长、东北地质局财务处长、辽宁省、吉林省地质局副局长。1979年当选为吉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 1980年11月，任吉林省地质局顾问。 1981年1月，当选为吉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常委。1992年1月29日病逝。

新城区人物志：多松年，蒙古族革命先锋，牺牲时年仅22岁

多松年（1905～1927年），原名多寿，蒙古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出生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新城北郊麻花板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民国7年（1918年）春，十三岁的多松年进入归绥十王庙蒙文小学读书，后来又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就学。在这里，他在一位思想进步的国语教师的启发下，了解到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蹂躏的惨痛现状，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迪，开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塞外古城归绥时，多松年投身于当地反帝爱国斗争，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

民国10年（1921年）秋天，他参加了归绥学生砸日资电灯公司的斗争。民国12年（1923年）5月，归绥各校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和“五七”国耻日，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一举捣毁了顽固推销日货的“盛记”商行，多松年是这次学生爱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分子。

民国12年（1923年）秋天，多松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蒙藏学校。他与乌兰夫、李裕智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一起，踏上了为拯救民族而学习科学文化、寻求革命真理的征途。

中共北方区委对这批献身解放事业的蒙古族青年极为重视，先后派邓中夏、韩麟符等深入蒙藏学校开辟工作。在这些革命同志的教诲下，多松年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了党的刊物《新青年》、《向导》、《政治周报》等，思想豁然开朗。开始用阶级观点来观察社会，逐步懂得了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各民族人民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共求解放；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工农民众解放的领导者，他毅然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决心做一名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民国12年（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蒙藏学校团支部负责人；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最早的蒙古族共产党党员之一。

在蒙藏学校期间，多松年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参加了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担任了北京西城区党的宣传员。民国13年（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北京蒙藏学校的革命青年是这场运动的生力军之一。多松年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把党的刊物和各种传单、标语，及时安全地送到各个联络点。

为了在蒙古民族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蒙古族农牧民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多松年与乌兰夫、奎璧等一道，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刊物——《蒙古农民》。民国14年（1925年）4月28日创刊的《蒙古农民》，由于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形象逼真的漫画、语言通俗的民歌、颇具号召力的文章和文风泼辣，通俗易懂，在热河、察哈尔、绥远的蒙古族群众中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多松年的思想也逐步成熟起来。

为了进一步培养蒙古族的革命新生力量，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将蒙藏学校中部分蒙古族青年分别送苏联、蒙古和广州等地学习，多松年和乌兰夫等五人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民国14年（1925年）10月间，多松年和战友们一起到达上海，转乘苏联货轮，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多松年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聆听了斯大林的讲演。十月革命后，苏联发生的一切变化使他耳目一新，特别是劳动人民翻身做主，少数民族享受了民族平等权利，使他激动万分，感慨不已。在苏联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攻读马列著作，为全力投身于革命事业而武装自己。

民国15年（1926年）秋天，多松年回国担任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奔波于察哈尔的农村、牧区，发动农牧民运动；深入工厂、学校，推动城镇运动的开展。民国15年（1926年）6月～民国16年（1927年）6月，在察哈尔特别区农村建立起村委会组织82个，区农会4个，还建立起一个县级农会。同时，多松年与在归绥工作的吉雅泰和在包头工作的李裕智等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使察绥地区的革命斗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民国16年（1927年）4月，多松年作为热、察、绥三特别区的代表，赴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党的领导人和杰出活动家，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的批评，使多松年增长了见识，加深了对党的路线的认识。

在武汉期间，多松年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召集的扩大会议，参加了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和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的讨论。

5月中旬，多松年手提底层藏有“五大”会议文件的木箱，离开了武汉，取道沪、津、京，北返张家口。

6月底，多松年回到张家口。此时，正值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家口形势已十分险峻，反动当局贴出布告，悬赏缉捕“大共产党多松年”。多松年不得不接受同志们的劝告，暂回绥远隐蔽。

在绥远期间，多松年为中共“五大”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察哈尔地区党组织的善后工作未能及时布置，遇难同志的营救工作未能尽快进行而深感不安。

8月初，多松年再度只身返回张家口。多松年一到张家口，就被特务盯梢。当他回到党的机关销毁文件时，跟踪而至的特务、警察破门而入，多松年当即被捕。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下属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为了一网打尽我党在察哈尔的地下组织，以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为条件，许诺多松年高官厚禄，妄图诱使多松年叛变投降，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多松年的冷嘲、怒斥。敌人又对多松年施以酷刑，多松年双唇紧闭，只字不吐。

在八月中旬，多松年被奉系军阀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杀害。

多松年在张家口牺牲时年仅22岁。

内容摘自：《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志》2006年3月

资料汇辑：黄翔，网名“阴山小虫”，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包头九原博物馆 理事、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尝百般滋味。

从大历史观视角全面领会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内涵

作者：罗军（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本质要求、战略部署，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号角。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奋进新时代的行动指南和政治宣言。从大历史观视角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深刻内涵，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从中国历史的视角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阶段性目标和持续性过程。只有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史、百年来我们党的探索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史中进行考察，才能准确把握其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伟大梦想。中国近现代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人民通过追求现代化而争取民族复兴的历史。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被动地纳入现代化大潮。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的仁人志士从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尝试，但都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直到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找到了改变命运的出路。从此，我们党以社会主义为奋斗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在逆境中突围，在困境中开辟新路，为实现现代化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长期不懈的努力，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让世界瞩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多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经验总结。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拉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序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实现了从“以俄为师”向“以苏为鉴”的转变，确立“四个现代化”目标，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更加成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多个世界第一，深刻影响着世界力量对比。“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中国式现代化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勇于创新的结果。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促进了现代化的创新性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制定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使现代化的内涵更丰富更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的“两步走”战略设计、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等新理论新理念新战略，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更具体，目标指向更明确，理论更加成熟。

二、从现代化发展史的视角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世界历史的宏阔视野中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准确了解其世界影响力。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局限性。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西方现代化，无法克服两极对立、政局动荡、精神空虚、人与自然紧张对立、扩张掠夺等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比如，强调人民利益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突出全面协调发展是对物质至上的片面式发展的超越，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扩张掠夺”的否定。鲜明的中国特色正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西方现代化引发的全球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了社会主义发展新方向。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从世情、国情和党情出发，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以满足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机统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正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迈向现代化新高度。

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一个国家或民族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归根结底要看这条道路是否符合自身实际，能否解决自身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一些国家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无法自拔时，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鲜明的对比表明，中国“走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也说明现代化没有固定模式和唯一道路，发展中国家应该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

三、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汇的产物。在纵横交织的坐标系中审视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深入理解其文明程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先进理论指导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特色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引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高度关注人、自然、社会关系，科学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式民主自由只关注少数人利益而忽略其他的局限性，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政治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始终站在人类进步一边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西方两极对立的否定。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促进全体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足，弥补了资产阶级追逐物质利益而忽略精神需求的不足；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环境，解决了西方国家人与自然对立的矛盾；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关怀，等等理念，都标志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达至新高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高质量发展等关键词，无不体现其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五位一体”总布局，包含了国家、社会、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和权益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奋斗目标、发展动力、政治保障和领导核心在全面协调发展中为民族复兴事业提供了有力保障。高质量发展把对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相结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突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思维。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历经百年探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只有全面把握其深刻内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把党中央精神落实落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你认识几位开国将帅？

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现重庆市开州区）。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震上将

刘震（1915年3月3日—1992年8月20日），男，原名刘幼安。湖北省孝感孝昌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亚楼上将

刘亚楼（1910年4月8日-1965年5月7日），男，籍贯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湘洋村，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抗日红军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

刘亚楼在革命生涯中，先后参加了文家市战斗、第二次攻打长沙、吉安战斗、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进攻遵义、四渡赤水、夺取泸定桥、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苏联卫国战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等。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支队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师长、纵队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四野兵团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为全面加强空军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使空军部队成为一支训练有素、具有相当规模的重要国防力量。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刘华清上将

刘华清（1916年10月1日-2011年1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原籍湖北省大悟县。

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85年、1987年相继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刘华清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