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宫回忆录攻略(1979年，83岁老农给叶剑英写信：我要将捉蒋介石真相，公之于众)
华清宫回忆录攻略文章列表:
- 1、1979年，83岁老农给叶剑英写信：我要将捉蒋介石真相，公之于众
- 2、55年中央授解方为少将，彭德怀听后掀桌：他要是少将，我顶多中将
- 3、10万元起家的银行家，1元开户的首创者，中国旅游业之父！
- 4、李自成少年天子张居正……历史小说与学问和历史观
- 5、西安城里的街道——西四路
1979年，83岁老农给叶剑英写信：我要将捉蒋介石真相，公之于众
图丨王玉瓒
前言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些尘封的历史档案得以打开。随着史料的发掘，历史终于告诉人们：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是时任西北剿总三队第一营营长，执行蒋介石清华池行辕警卫任务的王玉瓒。
事情真相
1979年的某天，一位83岁的老农像往常一样务农回家后，便随手拿起一份报纸进行翻阅。当他看到叶剑英同志在视察西安期间访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时，有感而写得七绝：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雨立多时。
在读过这首诗后，这位老人愈发得不淡定了。多年来，始终有一件令他感到焦虑：40余载已过，但促蒋过程的真相依旧不被世人所知！
作为亲身经历者，正是这种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着他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将真相留给后人。
这位老人便是王玉瓒，原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营长、奉张之命捉蒋并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一线指挥官。
图丨华清池五间厅，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住在此处
关于华清池领兵“捉蒋”的经过，国内外传闻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由张学良将军亲口面谕，由上校营长王玉瓒率卫队第一营步兵连(含手枪排)和骑兵连去华清池完成“捉蒋”任务的。
第二种，由中校营长孙铭九率领张学良卫队第二营，于12月12日凌晨，突进华清池大门，完成“捉蒋”任务的。
第三种，由张治邦团长率领的东北军第105师第一旅第一团去华清池完成“捉蒋”任务的。
在这三种传闻中，最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便是第二种，即：由孙铭久领兵在华清池“捉蒋” 的。在《西行漫记》中，作者就是根据孙铭久的回忆向世界介绍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而使国共双方再次进行合作，也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得以实现。
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功绩，永垂史册。
1979年6月，83岁的王玉瓒便用他那颤抖的手，将事情的经过和真相，全部都写了下来。他一封一封地写，又一封封地寄。
图丨叶剑英
从王玉瓒老人落户的派出所，一直寄给当年曾陪同周副主席在张公馆与他们谈过话的叶剑英委员长：我要将捉蒋介石真相，公之于众！
在王玉瓒老人给叶帅的6000字信件中，在结尾时便写道：
关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经有43年的岁月，我所作所为，尤其是捉蒋和云南起义两事需要调查核实的话，请向我提出的见证人征取书面证明，即可完全清楚了！总之，在报纸上已登载了孙铭九的两篇有关捉蒋文章的今天，不会有敢于冒充捉蒋先行官，而甘愿受法律制裁的蠢人。
叶剑英元帅在接到这封信件后，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是需要严谨的去论证的。为此在叶帅的叮嘱下，这件事情便由辽宁省委“速办”。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黄欧东批示“请抚顺市委调处”，并派秘书专程赶赴抚顺市催办。
根据当时工作人员的回忆：“本着叶帅‘速办’的指示精神，我们从6月25日出发至10月7日返抚，先后向吕正操同志、万毅同志、刘澜波同志、还有原张学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人。最终确定王玉瓒老人所提供的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图丨王玉瓒晚年
对于王玉瓒老人，不管调查到谁，谁都说他是个老实人！
1979年11月16日，抚顺市委统战部的两位同志，便带着调查结果前来拜访这位老人家，并请他在《关于王玉瓒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上签字。
对于这份报告，王玉瓒老人很重视，他将报告拿在手中逐字逐句地进行阅读。但王玉瓒在文件中看到“爱国”、“有功”等字眼时，内心无疑是非常激动的，眼泪便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在稳定好心态后，王玉瓒便用颤抖的手，在文件上写下八个大字：符合实际、同意、感激！
当一直压在心头的问题得到解决后，王玉瓒老人好几天都兴奋得欲寝难眠。为此他还给自己作了一首诗：
西安捉蒋求抗日，云南起义为解放。蒙冤不白数十载，结论昭雪沐党恩。
至于说王玉瓒为何如此的高兴，那么便不得不谈谈王玉瓒的这一生！
西安事变经过
王玉瓒，1896年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大夏村农民家庭。在当时那个年代，想要的填饱肚子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为此王玉瓒自幼便经历生活的苦难折磨。
为能够活下去，王玉瓒便加入到张作霖的的东北军当中，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由于年轻的缘故，为此王玉瓒在战场上非常的勇猛，外加上他的运气，这也使得他经历数场苦战而活了下来。
图丨东北军旧照
在经过几年战场的磨练后，王玉瓒便开始在军队中崭露头角。在军阀队伍中任职，除非你背景通天，不然能够成为将领的，都是实打实拥有真本事的人。
虽然王玉瓒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但在战场上也教会他很多。在1929年时，33岁的王玉瓒便以东北军副旅长的职务，进入东北讲武堂进行学习。
东北讲武堂是什么地方？能够进入这个地方学习的，要么是高官子弟，要么是各部队的精英。王玉瓒能够进入这里学习，代表着他的未来自然是一片坦荡的。
果不其然，在王玉瓒毕业后，因为他具有爱国思想和优异的成绩，为此便被少帅张学良所看重，直接给调到身边工作。
对于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张学良对其是很器重和信任的。想当初张学良赴南京就任海陆军三军副司令时，王玉瓒就是被张学良所指定的随行人员，后来便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部卫队营上校营长，负责重要人物的警卫和保护工作。
图丨蒋介石
正是因为这项工作，使得王玉瓒有机会成为蒋介石的警卫，从而直接参与西安事变清华池捉蒋。
不过随着局势的发展，日寇的铁蹄已经践踏长城以北，蒋介石所实行的政策，使得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整个民族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这时担任平津卫戍司部卫队营上校营长的王玉瓒心急如焚，渴望将日本人赶走，打回老家去。对于王玉瓒而言，要打回老家去，还是想要跟着张学良。
在几经周折后，王玉瓒终于得到批准，于1936年初，平津卫戍司部卫队营调到西安。
王玉瓒的卫队营是由三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平射炮特种连和一个骑兵连所组成，兵力大约1200人左右，是一个能够独立作战地加强营。
在抵达西南后，将部队安排妥善后，王玉瓒便去见张学良。经过卫士传达获准后，王玉瓒便再一次见到了张学良将军。
图丨张学良
他以一个标准的军礼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并说道：“我营奉命已全部抵达西安，请您指示。”对于这位老将，张学良也是非常熟悉的，在听完他的汇报后，便点头说道：“要带好部队，要完成总部交给的任务。”
王玉瓒点了点头，然后行礼告别。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为防止张、杨两军向红军靠拢，为此便亲自飞往西安，准备继续执行自己的政策，部署“剿共”计划。在抵达西安后，蒋介石便住在临潼的华清池。
最开始，张学良准备让孙铭九营担任守卫华清池的安保工作，不过在“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的强烈反对下，便只好让王玉瓒所率的卫队负责卫蒋。
平时，王玉瓒所率的卫队一营要严密巡逻，遇到蒋介石外出更要随行保护，虽然他们对蒋介石有意见，但对其安全却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蒋介石第一次前往西安，一切都相安无事。
图丨张学良和蒋介石合影
为逼迫张、杨两将军共同“剿共”，为此蒋介石便于12月4日，再次抵达西安。这一次，蒋介石依旧是住进了华清池，头道门和外围的警卫任务，仍然由王玉瓒率队负责。
五天后，12月9日，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一周年的日子。西安市万多名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并决定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在得知这件事后，便非常生气为此便立即让侍从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闹事，如果有不从就进行武力镇压。
王玉瓒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为此他便立即骑摩托向学生来的方向迎去。在看到学生代表后，他便将自己所知的消息告诉了这些学生，从而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1936年12月10日，也就是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两天，张学良又前往蒋介石居住的地方，阐述自己的想法。
“联合抗日是全国人民都要求的，倘若再一意孤行，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张学良说道。
图丨蒋介石讲话
不过对于张学良的话语，蒋介石不仅不认可，反而还严厉斥责了张学良。
12月11日，张学良同蒋介石进行了长谈。下午，张学良从蒋介石的办公室出来，走到头道门时，便对值班的王玉瓒说道：“王营长，跟我回城一趟。”
王玉瓒骑上摩托车，便跟着张学良的汽车往城里开去。在这一路上，王玉瓒头脑中始终在想一个问题：张学良此次召见自己，是想要给自己布置怎样的任务？
在抵达家中后，张学良便将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部“赶”了出去，客厅中只留下他和王玉瓒两人。
张学良在反复沉思了会，便语气坚决地对王玉瓒说道：“命令你将将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说实话，王玉瓒在听到张学良的命令后，内心还是有点搞不懂的：毕竟张学良刚从蒋介石住处回来，怎么还让我去“请”呢？
“要抓活的……”张学良继续说道。
这时候，王玉瓒才反应过来张学良要做什么。为此便立即回答道：“我保证完成任务！”
图丨张学良
张学良之所以选择王玉瓒，还是有他的原因的。首先，王玉瓒跟随自己多年，不管是能力还是忠诚都是能够保证的。其次，这两次蒋介石来延安后，都是由王玉瓒负责保卫工作的，对于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力量也最为了解。
两人谈话结束后，在王玉瓒准备离开时，张学良便叮嘱道：“明天是什么样的情况，谁也无法预测。但我们要有思想准备，最好牺牲的准备……”
王玉瓒从张学良住所出来后，他浑身紧绷的状态便放松下来。对于张学良下达的这道命令，王玉瓒从内心是支持的。为此他便来到谭海副官长办公室。
谭海在得知这则消息后，便立即说道：“好，那行动时间便定为拂晓时刻。”为防止在夜间我方人员和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混淆，为此便需要换衣服。
在换衣服的时候，王玉瓒便一直在想：这个任务事关重大，一点纰漏都不能出！为此在换完衣服后，王玉瓒并没有回家，反而是在谭海办公室等着时间的到来。
在此期间，他根本睡不着觉，脑袋里一直都在想制定的方案有什么漏洞。好不容易熬到行动时刻，王玉瓒便立即开始行动。
图丨兵谏亭，蒋介石在此处被捉
王玉瓒先是来到指定的作战位置，先命令骑兵连长绍兴基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逮捕一切外逃人员；随后又安排手枪排排长金万普率领部队参与这次的行动。
在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后，王玉瓒便率部慢慢靠近。此时，正值凌晨四时许，蒋介石还在睡梦中，他还不知道“守卫”他的王玉瓒，已经按照计划准备将他逮捕。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万事俱备，王玉瓒率兵穿过庭院，三园门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见蒋的一个步哨来回走动。王玉瓒便甩出手枪，对着他连击三枪。这三枪，就是信号，就是命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方是经过苦心谋划的，一方是毫无预备的，结果是如何，那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在上午八点钟的时候，王玉瓒等人便将蒋介石押入一辆小车里，然后送往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联合指挥部。
图丨张学良和杨虎城
在这次作战中，王玉瓒的表现非常出色，为此张学良奖励他五千元并提升了他的官职。对于这件事，王玉瓒曾回忆道：
我是素无积蓄的人，张学良先生因我捉蒋有功奖给我的五千块钱，为子女读书早已用尽。
王玉瓒的后续发展
西安事变在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担心执行“捉蒋”任务的官兵会遭到报复。为此在事变后，给每一位参加这次的士兵发了一笔安家费，并将他们的人员名单全部都销毁，防止被有心人利用。
七七事变后，王玉瓒便带领部队在华北战场与日寇奋战。不久后，他便奉调参加上海战役，阻击从海面登陆的敌人，以此保卫上海右翼的安全。因为在这次作战中，王玉瓒部表现出色，他也被提为副旅长。
王玉瓒一方面抗战，另一方面随着官职的提升，内心也是非常的忐忑，担心蒋介石向他下“黑手”。之后，他不得不忍痛离开部队，开始隐居山林中。
数年过去，尽管王玉瓒为人踏实能干，但是在当时那个战争年代，还是入不敷出，一家人生活困难。
为了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王玉瓒便决定前往云南，去寻找自己的老战友，在他们的帮助下，王玉瓒便担任云南二十三伤兵教养院上校院长。
图丨陈赓率部进昆明
在解放战争期间，王玉瓒也参与到云南起义中。1950年1月5日，他站在各机关长官行列里，欢迎陈赓、周保中将军进驻昆明。
在王玉瓒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件事曾如此回忆：
我再也不怕蒋介石对我报复了，共产党将我从蒋介石刀口下拯救出来了。
在这年冬天，他便请求回祖籍辽宁黑山定居，对于他的请求自然是得到上级的批准。在军代表的护送下，王玉瓒回到了自己阔别20多年的老家，见到了自己90多岁的母亲，两人抱在一起又是痛苦又是高兴。
在回到家乡的三十多年的岁月中，王玉瓒也遭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纵观这段艰难岁月时，王玉瓒并没有抱怨，反而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询问”。
图丨王玉瓒老人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些尘封的历史档案得以打开。随着史料的发掘，历史终于告诉人们：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是时任西北剿总三队第一营营长，执行蒋介石清华池行辕警卫任务的王玉瓒。
知道王玉瓒老人一生的群众，也都劝他好好向上反映，子女们也全力支持。
正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便有了开头王玉瓒老人给叶剑英元帅写信的故事。当你了解到王玉瓒的一生时，你也就会明白，在接到党组织的调查报告后，他为何会如此的高兴了。
一方面是历史真相得到澄清，另一方面则是王玉瓒老人得到了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
1984年2月17日，王玉瓒老人病故于辽宁省锦西县，享年88岁。
55年中央授解方为少将，彭德怀听后掀桌：他要是少将，我顶多中将
彭德怀脾气火爆，性格直爽，一生中没有服过几个人，但对于解方的能力，他却十分佩服。
1955年，党中央决定授予将领军衔，在评选名单中，彭德怀被评为元帅，解方被评为少将。接到消息，解方没有丝毫怨言，但彭德怀却掀桌子表示：“他要是少将，我顶多中将！”
那么，解方究竟是拥有何等辉煌的战绩，才能让彭老总对他如此欣赏？
图|解方
往昔岁月
解方出生于1908年，是吉林省东丰县四平乡人，他之前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解如川。
对比同一时代出生的大多数人，解方的生活要幸福得多——父亲是位省议员，每个月都有笔不错的收入进账。母亲是大家闺秀，温婉可人，持家有方，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如蜜罐一般甜蜜。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解父慢慢变心，喜欢上另一名美貌女子，一段时间后，竟然还打算纳那位女子为妾室。
解母柔弱，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睁睁看着解父将那名女子娶进门，并逐渐被她笼络了过去。
好在解方足够争气，一直在学校中努力学习，保持着优异成绩。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十四岁那年，解方考入了奉天第三高等中学。这所学校以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及完善的教育设备闻名遐迩，许多达官贵人都会让儿女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只要解方愿意，此后便能轻易就能结识到一众有权有势之人，这会给他的未来增添许多助力。
解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美貌妾室在他心中占据一大块位置，但解方却依然是他最看重的儿子，这是妾室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代的地位。为了更好培养这个儿子，解父每次都会给足费用，让他在学校吃好穿好，而懂事的解方却会把大部分的钱都留下来，交给自己的母亲，只留下一小部分钱维持生活。
在努力学习之余，解方也会经常通过和校友打篮球、网球等娱乐活动来放松自己，这样一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自然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目光，渐渐地，他甚至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一次巧合中，解方还结识到“东北王”张作霖的次子——张学铭。
图|张学铭
张学铭认为解方是位大才，将来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因此经常在父亲和哥哥面前提起他的名号。张作霖和张学良调查过解方，也承认他的能力确实不错。
1927年，张作霖和张学良为巩固东北势力，决定派遣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前往日本军校学习军事知识。张学铭听闻后，打算带解方一同前去。
张作霖和张学良答应了他，但当他找到解方讲明来意后，解方却拒绝前往军校就读。
解方告诉张学铭，自己从小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着，现在突然要让他转变态度，他怎会愿意？张学铭只能无功而返。
受到打击的张学铭有些颓废，回到家中也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张学良看到后，问他出现什么问题，张学铭如实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张学良听闻后思虑片刻，趴在桌子上写下一张纸条，让弟弟转交给解方，并告诉他，只要解方看到这张纸条，有很大可能会同意这件事。
张学铭对哥哥的本领很是信服，拿到纸条后，马不停蹄将它交给解方，解方展开一看，纸条上赫然写着是个大字——大医医国。
当时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唯有拥有强大的军事武力才能医好国家之疾。聪明人不需要太多讲解，看到这四个大字后，解方心中的爱国情怀被唤醒，他决定如张家父子所愿，前往日本学习军事知识，然后报效祖国。
解方的父亲得知儿子被选中，即将前往日本学习军事后，喜上眉梢，深以为解方日后定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于是一改往日那副冷淡面孔，笑容满面告诉解方，让他无须担心家里，自己定会好好照顾解母，并告诫他努力学习，好日后成就一番伟业。
解母心中虽有万分不舍，却也明白儿子出国后会有更好的未来，因此也忍痛放他远行。
在这种情况下，解方怀着不舍的心走出国门，自此开启了他的从军道路。
图|解方
从军之路
1927年，刚刚抵达日本的解方等中国留学生被安排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那里是中国学生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培训地点，在那里，众人将学习日语和基础的军事知识，为将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做准备。
张学良对这批学生十分重视，入学半年后，便亲自将他们带回国内，编入自己的军事队伍，让他们体验最真实的军事生活。这对学生们此后的军事生涯而言，无疑是件好事。
百忙之中，张学良还专门抽出时间站在台前给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讲，让众人更具从军的野心。
一段时间后，涿州之战爆发，被编入部队不久的学生们第一次见识到真实战场的残酷。解方的思想逐渐转变，他开始褪去往昔的浮躁，有了几分军人的刚毅。
回忆这段过往时，解方曾如此写道：
涿州之战，以强攻固守而闻名于全国，成为张学良与傅作义的成名之役。我是在那次战役中，第一次认识了铁与血，认识了战争。
1928年，自觉众人已经对真实的军事生活有了充分了解，张学良便将他们送回日本继续深造。不久，包括解方在内的一众学子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录取，开始学习系统的军事知识。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这么一条规定：新生入学前，需要先到日本队伍服役一段时间。经过分配，解方被归入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成为队伍中一位无名小兵。值得一提的是，这支联队的队长，就是后来侵华战役的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同年5月，日本鬼子与国民党队伍在济南发生冲突，不久后，侵略者对国民党发起攻击。消息很快传入蒋介石耳中，众将士请命，希望发起反击。
图|事变前的济南城
令人遗憾的是，蒋介石针对共产党是十分嚣张的，但在日本鬼子面前却疲软得很。接到前线传来的消息后，只知道一味妥协退让，这助长了日本鬼子的野心，他们开始认为中国军人只是没有实力的“软脚虾”，于是日本鬼子变得更加跋扈，短短时间内，就残杀死了1万余名中国人，就连我方派去谈判的议和人员也没有放过。
得知消息后，解方再也无法按捺自己心中的愤恨，为表达抗议，他愤然离队。
临阵脱逃是各个国家都无法允许的行径，轻则开除，重则枪毙，因此，当解方被找到后，无数朋友为他捏了一把汗。
在危难时刻，有人曾问过解方是否后悔，解方却一脸决然回道：“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但身为中国人的脸面不能不要。作为炎黄子孙，我怎么能跟着日本人一起回到祖国为虎作伥？”
在张学良等中国军阀的阻止下，解方明面上并未受到日本鬼子的处罚，依然允许他在军事学校就读。然而背地里却给他记下了一笔账，在他名号中标注他有“反日倾向”。
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后，解方依然是人群中最显眼的那位——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在参与军事训练时，教官还会以他为模板，告诉众人每个动作做到极致的模样。
如此优秀的他自然能取得应有的成就，当他毕业时，学校测算，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当然，由于解方被贴上了“反日”标签，他最终并未拿到学校颁发的第一名奖章，而是被改成了第三名。
即便被改了成绩，名列学校前三的解方还是拿到了一把据说是日本天皇授予的军刀。其他学生拿到武器后都热泪盈眶，只有解方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将那军刀视为无物，在一个爱国军人眼里，手拿日本鬼子的军刀不能算是了不得的荣誉。
图|日本鬼子
张学铭和解方很快就回到了国内，根据身份，张学铭被授予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一职。深受张家父子信任的解方被任命为天津保安队特务总队主任，开始一起为祖国建设做努力。
根据清政府与其他国度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人不得在天津一带驻扎部队，而日本鬼子等国外来客却能轻易派兵进驻天津，这无疑是个陋行。在日本留过学的张学铭和解方明白，中日大战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为了保护祖国，提升国家军队实力势在必行。
为达目的，两人开始运用此前所学培训队伍，同时大力整顿士兵风气，提拔大批热血青年。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原来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天津保安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只要穿上合适的衣服，这赫然就是一支正规部队。张学铭利用权势，还给队伍弄来少量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武器，如此，天津的安保力量得到大规模提升。
1931年9月1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利用区区几万兵力，一举吞没我国东北领土。自此日本人的险恶面目暴露无遗，中国军人慢慢觉醒，明白只有赶走日本人，中国才能恢复往日和平。
正在此时，日本鬼子再度盯上天津，企图派出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再在天津搞个事变。
刚刚搞定东北的土肥原贤二志得意满，表示中国军人不过如此，他能轻松占领东北，就也可以轻易攻占天津，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使命。
土肥原贤二抵达天津后，立即组建起一支约2000人的部队，里面大多是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吸毒人员等中国的汉奸败类。由此可见，日本鬼子在当时对我国的轻视。
拉起这支部队后，土肥原贤二对他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紧急培训，当汉奸们可以拿起枪后，就将他们交给日本军官带队，前往天津骚扰中国军人。
图|土肥原贤二
当然，土肥原贤二并非只做了这些准备，在培训汉奸们的同时，他还让驻天津的日本宪兵以及一些日本武装侨民组成一支1000余人的队伍，为扩大战斗力，还给他们运去十几辆坦克和一些火炮。
开战前土肥原贤二已经通过情报人员，对中国驻天津的势力有所了解，明白保安队目前虽进行过军事训练，却也只有2000多人，并且还没有配备拥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军事武器。依照此前事变中中国军人的表现，他认为利用3000名兵力攻打天津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于是，在1931年11月8日这天，日本鬼子与中国军人再度爆发战争，企图再次在中国造成惨案，然而这一次，他们却踢到了一块铁板。
日本鬼子发动总攻那一天，正好是张作霖三子张学曾的大婚之日，各位名人齐聚一堂，共同祝福这对新人未来婚姻幸福美满。
日本鬼子接到消息后，趁机潜入天津城，以汉奸们为先锋队，策划爆发战乱。
当晚10点半，日本鬼子吹响进攻号角，汉奸们迅速行动，兵分三路向市政府、公安局以及一些警察所发动攻势。解方立刻前往一线，指挥早已在此埋伏良久的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击。
这是日本鬼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在关内遇上有组织有纪律的反击战斗，让日本鬼子明白，中国军人并非柔弱可欺。
然而日本鬼子却依然不死心，眼见偷袭不成，就开始指挥部队强攻天津。他们将所有坦克、大炮统统拉往前线，试图用强大的火力压制我军。
图|日本鬼子
解方深知保安队缺乏强大武器，不能与敌人硬拼，为确保胜利，他把汉奸部队引进城内，再采取近战攻势，消灭敌军。汉奸们大多只会几招假把式，怎么可能是保安队的对手，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落入下风。
站在坦克大炮身边，他们还能强装镇定叫嚣几句，当看到我军尖刀真的刺向他们后，汉奸们立刻傻眼了，纷纷举手投降。
张学良当天便将“天津事变”通电全国，并对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双方正式进入谈判时间。
谈判持续期间，双方依然在天津大打出手，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日本鬼子从未在我军身上占到一丝便宜，眼见久攻不下，不得不罢手接受调解。
对于这件事情，幕后策划者土肥原贤二懊悔不已：“天津事变”中，没想到“学生”竟会将“老师”打得如此狠，也没有想到天津保安队竟能作出如此强大的防守。
解方听闻后向他传话：“中国不是印度和朝鲜，天津也不是北大营！”（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7旅驻地，九一八事变时被日军占领）
自此，年仅24岁的解方开始在国内崭露头角。
天津事变发生后，解方进入东北军第51军，并成为张学良身边的少校副官。
图|张学良
1934年，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解方仍身处51军之中，虽然职位不高，但他权力却不小。因为信任，张学良特别要求众人，一旦部队有所行动，必定让解方进入指挥中枢，甚至明确表示，军中一切机密必须让解方与他联络；
1936年12月12日，解方接到来自张学良的秘密电报：
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3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速转达五十一军，立即在兰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任何联系，将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对重要人员限制其自由，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
经过了解，解方得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于12月12日上午，合力将蒋介石囚禁于西安华清池，自此，“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爆发前，杨虎城有所犹豫，担心51军不了解情况，轻易行动，而张学良安慰他，自己早已通电51军的解方，他们不需要有这个担心。
图|杨虎城
收到这份电报后，解方十分激动。当时国内的局势不算明朗，由蒋介石所带领的一众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攻打共产党，而对真正敌患日本鬼子视而不见。张学良这份电报，让他看到更多人加入革命的希望。
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后话了，目前他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考虑如何完成配合西安行动。
当时51军的军长是于学忠，他虽然不是张学良的嫡系，却对张学良忠心耿耿，如果他在部队的话，必定能顺利执行这个任务，但不巧的是，于学忠和其麾下各位亲信师长都去参加西安军事会议了。军中没有主将，想要实施这个任务格外困难。
深思熟虑后，解方将电报交给参谋长刘忠于，希望他能出面统率大局。刘忠于对张学良也是十分忠心，然而对于这个任务，他也有些有心无力——他的名望还不太够高，难以服众。
事情再度陷入僵局。
图|于学忠
解方于是将各师参谋长统统叫来开会，众人拾材火焰高，一段时间后，大家还真的想出解决办法——摆一桌鸿门宴。
利用身份之便，众人给诸位国民党将领分发请帖。当天晚上，接受邀请的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章良琛，及其亲信进入规定宴会厅，兴高采烈同众人喝酒。酒过三巡，趁众人昏昏沉沉之际，解方站了出来，表示要将他们隔离一段时间。章良琛闻言大怒，想要强行冲出去，却遭到51军将士堵截。
次日清晨，解方命人将附近国民党军的武器统统卸下，防止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同时以51军和甘肃省政府的名义通电全国，宣称他们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在众人的支持下，张学良的计划获得圆满成功。当他听闻此事后，心中十分高兴，并大赞叹解方的才华，称他为“难得奇才”。
在后续的革命岁月中，解方还先后领导过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等重大战斗，为中国打倒日本鬼子作出巨大贡献。1939年夏季，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的他再次得到提拔，被晋升为第五十一军四师少将参谋长。
遗憾的是，随着张学良的失利，归属于他麾下的东北军势力也随之瓦解，解方国军将领身份遭到革职。
正当众人为解方的后续军事生涯而忧虑时，却发现他还有另一层身份——八路军战士。
图|八路军战士
1941年，解方回归延安，并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接见，自此，他的另一层身份终于大白于天地，众人这才知道，原来解方早在193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为共产党做事，在军队开战时，他还会秘密在东北军发展热血青年，邀他加入地下党。
见他终于回归，毛主席十分高兴，甚至还风趣地对他说道：“如今你已经‘回家’，是时候换个响亮的名字了……，就叫‘解方’如何？”
解方知道，这个名字不仅仅是在欢迎他回归，更是寄托着毛主席对中国解放的美好向往，于是欣然同意使用这个名字。
抗美援朝
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虽说解方在抗日战场上作出的成就不可磨灭，但真正使其闻名世界的，当属在朝鲜战场的辉煌过往。
在彭老总的英明指挥下，人民志愿军部队大败美国，取得不朽战绩。见我军势头越来越猛，联合国军队渐渐力不从心。于是，双方开始进入谈判阶段。
解方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且能说会道，是谈判桌上的一把好手。当美方提出他们在空中和海上有着绝对优势，必须在陆地上得到补偿，令我方部队后撤1.2万平方公里时，解方严肃驳回了他们的痴心妄想。
野心得不到满足的美军狂妄喊道：如果你们不肯，那就让我方的坦克、大炮与你们在战场上见真章吧！你们如今不给，我们将来也会得到！
面对他们的丑恶面孔，解方不为所动，冷静回击道：“坦克、大炮有什么好怕的？你们在谈判桌上拿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休想拿到。”
就这样，双方打打停停，谈判一直持续了两年时间。
图|彭德怀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谈判代表曾在回忆录中表示，他们的最大对手是解方，他思维灵敏，辨若悬河，身处于谈判桌上总有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气势。
彭老总欣喜于他的才华，不止一次对工作人员表示：“回国后，我要将解方介绍给周总理，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
正如大家所料，在军队与谈判人员的默契配合下，我军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英雄们得以凯旋归国。
1955年，中央决定授予将领军衔。整理出诸位将领此前事迹后，工作人员发布了对众人的评选结果，在这个报告中，彭老总被选为元帅，而解方被选为少将。
对于这个结果，彭德怀有些疑虑，找到毛主席诉说自己的想法。
毛主席对彭老总的性子十分了解，听到此事后，语重心长对他表示：这个评选是中央经过诸多思考得出的结果。
彭德怀对毛主席十分尊敬，经过他的劝说，彭德怀最终理解了党中央的良苦用心。
于是，在1955年时，解方在大家的祝福下，被授予798位少将之首的头衔。能担任少将之首，这也能充分表现出党中央对解方的肯定。
10万元起家的银行家，1元开户的首创者，中国旅游业之父！
10万元起家的银行家，“1元开户”的首创者，中国旅游业之父！看着这一系列的光环，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素有“中国摩根”之称的、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
01 “潜力股”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陈光甫，江苏镇江人，原名陈辉德。父亲名叫“陈仲衡”，是一个做进口火油生意的小商人。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陈光甫兄弟姐妹一共有八个。
在陈光甫12岁那年，他父亲的生意实在做不下去了，不得不关闭店铺，另谋出路。不久，全家便搬到了湖北汉口。因为陈光甫的父亲略懂一些英文，所以，在亲戚的介绍下，在一家“报关行”做了一名小职员。
老汉口码头
陈光甫的父亲稳定下来以后，便把陈光甫也送进了这家报关行当学徒，想让他跟着学习英语，将来好去做一名十分吃香的“买办”职业。
就这样，陈光甫在报关行一边干着最苦最累的粗活，一边刻苦跟别人学习一切知识。渐渐地，陈光甫的英语水平，已经能够十分熟练地跟洋人交流了。
都说：“机会总会留给有所准备的人！”1861年，中英签订了《中英天津务约》，清政府被迫将镇江、九江、汉口辟成了对外开放的商埠，并设立了海关。汉口也分设了海关——江汉关。
1898年，汉口的海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员工，招聘的首要条件便是需要具备十分熟练的英文。
陈光甫正好学徒期满，他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海关直属邮政局”的一名职员。
后来，陈光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这段邮政服务的经历，就像进入了一所学校，使我近距离地看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做事方式，使我对新企业有了更大的兴趣。因此，这段经历为日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江汉关遗址
在邮局工作的那几年，虽说陈光甫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毕竟每天面对的是洋人。那时的洋人在我们中国，十分地嚣张跋扈，陈光甫最终还是愤然离职，进入了“汉阳兵工厂”担任英文翻译人员。
提起“汉阳兵工厂”，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汉阳造”步枪，那可是当时全国闻名的步兵武器。而汉阳兵工厂也是当时的晚清名臣“张之洞”主持开办的军工企业。
陈光甫的人生转折点就是在这个全国闻名的汉阳兵工厂得以改变。他遇到了“景维行”。
这位景老先生，上海县浏河镇人，他是德商瑞记洋行的买办。瑞记洋行专营机器出口，生意做得十分大，在汉口的外商洋行里数一数二。
由于买办景维行经常来往于兵工厂洽谈业务，渐渐对陈光甫也有所了解。他慧眼识英才，非常喜欢这位谦和有礼、不卑不亢的年轻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景维行把他漂亮的二女儿“景韵芳”，嫁给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陈光甫。
汉阳兵工厂遗址
02 10万元起步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04年，美国准备在圣路易斯安那州举办一次“世界博临览会”，遍邀世界各国参加，以此庆祝从法国购买此州100周年。
中国清政府也在受邀之列。慈禧太后专门委派了皇室贝子“溥伦”率团参加这次博览会，并要求每个省都安排随员带展品参加这次活动。陈光甫凭借着过硬的英语水平成为了湖北省的代表团成员。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这一次的美国之行，令陈光甫大开眼界。那些电子管收音机、自动交换电话、福特汽车、电动公共汽车等获大奖的科技产品，令他惊叹不已。陈光甫感到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工业上的差距太大了。
几个月以后，圣路易斯博览会结束了。陈光甫随着眼界的提高，他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于是，他决定留在美国学习深造。
陈光甫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他岳父的大力支持，并主动承担了他部分学费。陈光甫又申请了官费津贴，解决了留学的困难。
（世博会遗址·圣路易斯）1904年的世博会是慈禧第一次对外开放
陈光甫首先进入了当地一所商业学校，学习一些最基础的商贸知识。然后进入了世界上最好的商业学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这所商学院，直到现在还仍是学子们心中学习商业管理的最高殿堂。
在沃顿，陈光甫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用三年的时间就全部学完了商学院四年的课程。回国后，被清政府委任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并兼任“江苏银行总经理”。
然而，陈光甫在任职期间，官办银行的体系内部，处处受到限制，上层官员常常公私不分，并时时任意支取款项。令陈光甫有心改革，却又无能为力。
1913年，此时袁世凯已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江苏都督也换上了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辫帅“张勋”。这位张帅一上来就要求陈光甫把银行的客户名单交给他。陈光甫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愤而辞职。
这一事件，被当时国内的媒体记者大力报道，人们纷纷为陈光甫高尚的职业道德大加赞赏。而陈光甫也下定决心，从此不再涉足政治，将来一定要创建一家真正独立的私人银行。
陈光甫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两位好友同样也是银行家的“张嘉璈”和“李铭”的支持。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照片
陈光甫通过分析调查，提出了一个令人称奇的商业创意：避开与大银行的激烈竞争，创办一家为老百姓服务的10万元起步的小银行。
1915年4月17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了，银行董事长为认股最多的“庄得之”，陈光甫为总经理。
作为只有10万元原始资本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当时所有新成立银行当中起点最低的银行。那么，陈光甫又是如何带领大家走向成功的呢？
03 首创“一元开户”银行业务
陈光甫在开办银行之前，就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并对银行开业后的经营方针和业务的拓展工作，也做了一整套规划。
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实行西式委托代理制，实现银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改变了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弊端。
上海老钱庄
在传统的“钱庄”金融业务中，股东们设立的监理机构下面，设立了一名经理，钱庄里的一切事务都由经理负责。经理下面再设立了协理和襄理，再下面便是“八把头”：清账、跑街、钱行、汇划、洋房、银行、信房、堂室。
这样一来，钱庄里的经理就可以独揽大权，一旦取得了股东们的信任以后，就可以把“八把头”的重要职位，都安排成自己的亲信。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经理便可以透支现金，干其它投机倒把的买卖。
二，储蓄是银行的根本。所以，银行不但要积极吸引储户，还应当重视“准备金”的储备。
比如近代钱庄里有一项业务，叫做“贴票”，即贴钱况换票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定期存款，是钱庄以高利息揽储的一种方法。
当时，一些钱庄都没有足够的存款准备金，所以，当客户需要取钱时，钱庄就不断提高利息，游说民众贴票，开始“拆东墙补西墙”。
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一旦钱庄遭遇挤提事件，倒闭是必然的。
三，银行定位的客户为普通的老百姓，实行“一元开户”。
陈光甫的“一元开户”的服务项目一推出，就遭到了同行们的共同蔑视，都说：“你规模小也就算了，竟然还提出一元开户，这样也太掉银行的身价了，这让大家以后怎么办？”
没几天，就有同行来故意刁难。有一天上午。一个年轻男子，走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便拿出100元钱，要求开100个账户，这下吸引了大厅里所有的客户。大家都等着看好戏呢。
但是，负责接待的柜员并没有表示不满，依然笑容满面地细心地为这个客户办好了100个账户。这个人当时大受感动，拿着一堆存款凭证离开了大厅。那些亲眼目睹事情经过的客户们，都为银行的服务大加赞叹，从此也成为了这家银行的忠实客户。
通过陈光甫的一系列措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开业就迅速吸引了一批客户。有了这个开门红以后，陈光甫又推出了“活期储蓄”、“整存整取”、“整存零取”的业务。这些业务，直到现在都一直在沿用着，成为了现代银行里，最基本的服务项目。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陈光甫的带领下，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这个经营理念，在银行业里，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上海商业储蓄银老照片
04 “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
陈光甫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曾经对自己有一段评述：“对于抗日战争，我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我是战时贸易调整委员会的主任；第二，我在1939年和1940年通过谈判获得两笔美国贷款；第三，从1941年到1943年我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席。”
陈光甫对于抗日战争有三大贡献，其中美国的两笔贷款是最具影响力的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日本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并且有继续南下的趋势。此时的国民政府才开始醒悟过来，准备抗日。
抗战到了后期，国民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危机。万分着急的蒋介石，准备向美国发起借款支援。因为，当时的美国具有雄厚的资金。美国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帮助。
1938年6月，以陈光甫为代表，还有当时十分著名的银行家、中国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以及矿产品出口商“任嗣达”，三人组成的中方谈判团，乘坐美国飞机飞到了华盛顿。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照
借款谈判一开始并不顺利。得到了美国远东科科长“马克斯韦尔·哈姆登”为代表的反对。哈姆登认为，与其给中国贷款，还不如直接对日本施加压力。
所以，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韬”愿意给中国贷款，帮助中国度过危机。但是，由于有一方提出了反对票，所以，美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陈光甫一行，只好在异国他乡等待美国的正式答复。
正在中美双方僵持的时候，重庆方面传来了风声：一，蒋介石有可能会考虑跟日本合作。二，中国政府将依赖苏联的军火援助。
美国当局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答应了立刻向提供中国贷款。但是，美国方又提出了两个左右为难的问题：
一，担心中国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二，《九国公约》中的“反贸易垄断”规定了不得直接向中国政府贷款，不得挪用借款购置军火和其它战略物资。其实就是不想得罪日本。
桐油运输
有着丰富经验的陈光甫，早在赴美之前就想到了美国无偿贷款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他在内地就想到了选用“桐油”为抵押物品。
桐油，既是制漆中的原料，也是军事工业上重要物资。而美国的桐油产量又比较低，根本无法满足本国的需求。
同时，陈光甫还建议在在中国国内创办一个复兴商业公司负责国内收购桐油。在美国也设立一个世界贸易公司代售桐油。然后，让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并由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出面担保。
这样一来，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次贷款业务，只是商业上的来往，与外交无关。
不久，美国给予了纽约世贸易商2500万美金的贷款。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与美 国进出中银行签订了合同。
虽然贷款数额并不多，但这次的贷款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亚于雪中送炭。当消息传到国内以后，使战场上的将士们士气大增。
签订两项贷款以后陈光甫与摩根韬还有驻美大使合影
后来，在“桐油借款”不能满足继续战斗的情况下，1939年9月，陈光甫又正式向美国财政部提出了以锡矿为抵押的贷款的方案。因为这次是以中国云南的锡矿为抵押品，所以，这次贷款史称“滇锡贷款”。
“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被确立为美国援助中国的一种特殊模式。
05 创建中国第一家旅行社
陈光甫决定从事旅游业是缘于一件事情。
有一次，陈光甫准备由香港去云南考察，需要买船票，于是，他来到一家外国人经营的旅行社去购票。
没想到进门以后，那名外籍服务员对他根本不理，只管与别人闲聊。陈光甫一气之下转身离开，去了一家比较远的地方去买船票了。从此，陈光甫下定决心一定要开一家自己的旅行社。
陈光甫曾因业务上的事情，经常会去欧洲各国。那时他就发现，英国不单是各家银行设有旅行部，就连稍大点的百货公司都会设有旅行部。
当时，在中国，都是外国人开的分社。比如：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
这些外国人开办的旅行社，都是专门为接待外国人服务的，对中国人根本不予理会。所以，使陈光甫更加有了开办一家中国旅行服务机构的决心。
1923年8月1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旅行服务机构。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前期还是比较艰难，为了提高旅行部的知名度，陈光甫采用赠送礼品，聘请业务员统一着装，分别去码头、车站招揽生意。主动帮助顾客看管行礼、预订车票。渐渐地旅行部的业务开始繁忙起来。
1927年，为了旅行部的发展，陈光甫把旅行部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里面分了出来，正式更名为“中国旅行社”，各地的分部同时也更名为中国旅行社分社。
中国旅行社独立后不久，国民政府便颁发了“第一号”旅行社行业从业执照，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成立了！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发生在中国旅行社的下属单位——西安华清池招待所，张学良就曾经在这里软禁了蒋介石。可想而知，这里的食宿条件是配得上蒋介石的身份地位的。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的一生叱咤金融界，被称为“中国摩根”！最后，陈光甫跟许多银行家一样，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不得已避于香港等海外。
这些银行家们，他们放弃了大陆的产业，在海外重新注册了相同名称的银行，但是最后都不再辉煌，只有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继续在台湾延续，不断发展壮大。
参考资料：十二叔著作《民国陈光甫——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
上海书店出版社《陈光甫日记》
李自成少年天子张居正……历史小说与学问和历史观
原创： 孙郁 文汇笔会
汪曾祺生前想写一部历史小说《汉武帝》，却未能如愿。我曾问他何以如此，先生笑道：小说开了头，抽烟时不小心烧了稿纸，于是没有了心情。我后来看汪先生的《猴年说命》一文，说出了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史料的稀少，乃无米之炊，存在着很大的难点。这也让我想起鲁迅先生，他当年也想写一本叫《杨贵妃》的书，但到了陕西的华清池，兴致全无，所想与所见差异大，遂不再存有此念。如此看来，历史小说，不是提笔可做的事，写好它，要有积累和机缘的。
许多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家，是用一辈子的精力从事创作的，可谓心血熬尽。年轻时看姚雪垠《李自成》，印象深的是他最初的一部，因为有史、有人，还有诗心，是很有意味的作品。后来先生脱离了历史语境来写明末之乱，就难以卒读。历史小说涉及帝王生活的部分，其实很是难写。《李自成》里写的失败者，就让人觉得可怜，内心的活动也栩栩如生，这是很深的功夫。作者研究了大半辈子明史，《李自成》也越写越长。这种创作让人生出敬意，但也有点吓住我们。就学问而言，不修炼到一定程度，是不敢碰那些老的遗存的。
据说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就有许多吸引人的内容，读者颇为喜欢。我因为没有读过，不敢置喙。倒是凌力女士的《少年天子》《暮鼓晨钟》等，读后觉得历史小说被定型成一种模式。此后熊召政的《张居正》等，似乎也从这个模式过来，文体多了纯文学的元素。不过这类作品常常让人想起兵法之气，这与我们的历史观似乎有关。历史小说不都是审美的问题，牵动着认识论的难点。后者对于写作者，也多少有所限制的。
我自己对于历史小说读得甚少，不能说出其间的一二。但从姚雪垠、凌力、熊召政等人的写作里，觉出内中的学问值得深思。比如帝王与士大夫的关系，民族间的交流，皇族文化与市井文化，宗教信仰等等，这些元素搞不清楚，小说里的韵致就缺少了什么。或者不妨说，历史小说也是学问家的小说，只要看看作者对个体生命与时代风气的处理，深浅的程度就清清楚楚了。
凌力的《少年天子》走红的时候，读者欣赏的是那些不俗的气象。小说的内在空间很大，政治方面有国家统一问题，大臣间的内斗以及宫女的冲突，其中君权与贵族权力的厮杀，惊心动魄；宗教领域有基督教文化和庙堂的佛教传统，以及东北遗留的萨满教；诗文层面则涉及六朝、唐宋作品及晚明野史等等。作品对于官规民俗、亲政大典、狩猎场景、八旗形态都有会心描述。哪些属于史实，哪些来自虚构，也都有所考虑。比如福临与乌云珠的爱情，有许多属于虚构的，可是资料上也有依据，作者从史学家陈垣对于《汤若望回忆录》的考据，获得诸多灵感。多年的写作里，她不仅参照了《清史稿》《御制孝献皇后行状》《清宫述闻》等，还从方志、野史、小说中搜集研究帝京民俗，皇家园林之趣与街巷积习悉入笔端。
写历史人物，有时候也是写自己的时代。姚雪垠的《李自成》，语境就缠绕着许多六七十年代的影子。他与茅盾讨论小说的主题时，是有现代经验的投射的，自然，作者也把李自成写成了神，这是读者不满意的地方。凌力后来的写作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作品里把显赫者还原为人，高位者如何的孤独、多疑、任性乃至失落，都有分寸地描摹出来，就与读者拉近了距离。《少年天子》的问世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文学家历史观念的变迁。
像顺治皇帝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罕见。关于他的传说，一直有一种特别的色彩，神秘的地方殊多。凌力写他，淡化了许多传统的理念，人性的元素多了起来。她写这位皇帝政治上的失败和爱情中的不幸，就把人物从宫廷文化拉到了天人之际的命运悲剧里，有了凡俗之趣。我们在森然的宫廷内外还能够看到有血有肉的帝王之影，当感谢作家的想象力与理解力。
世间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小说，说书人的和精英文人的，各存路径，文气不同。历史小说与传统的说书文本关系很大，具有猎奇性和窥探性，野史与正史的界限有时候并不清楚。凌力自己的写作是走雅正的路，吸收了民间故事手法和章回小说的技艺。但她并不满足于此，觉得有各种书写的可能。她提出了以现代文学多种体裁和手法写历史小说的，“象征式、幽默式、寓言式、荒诞式”都可进入写作的领域。
提出这样的看法，其实是作者感见了危机，她觉得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作家们似乎被固定在一种或几种相似的思路里。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后不断被讨论过。杨绛在谈及西方小说的时候，特别看重那些别样叙述风格的作品，以为这样便敞开了思维。翻阅域外学者的论述，有类似看法的也很多，有一次，博尔赫斯发现莎士比亚对于历史事件的艺术处理时，“艺术的梦”与“活生生的人”之间，有一种虚构的力量在左右着文本。以《麦克白》为例，博尔赫斯认为作者在处理历史场景时，用了外在于英国人的眼光凝视问题。这种外在的眼光以及语言，恰是历史元素被激活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里也有这样的例子，鲁迅的《故事新编》用的也是这样的眼光。比如他写《起死》，思路却从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那里来。后来王小波的《红拂夜奔》，就用了卡尔维诺的某些元素，开辟了另一空间。这些有创造性的作家描写历史的时候，既在历史里，又在历史之外。
这是个大话题了，不独中国如此。有一段时间，日本的历史小说在中国比较流行，记得井上靖就很有名气，他的关于本国往事的描述，带出许多中国文学的元素，可谓溢出了本土的思维。而那些描述中国历史的作品《敦煌》《孔子》等，介于传记与历史小说之间，审美方式异于中土的许多作家，乃日本人视角的闪动。有人说小说中的孔子形象，井上靖写得最好。如果是真的话，这可能是博尔赫斯所云的异于本土的思维在起作用。如此看来，处理本土经验，须有世界史的视野。德国的歌德曾强调文学的跨边界性，也是这个意思吧。
2019年7月18日
本文刊2019年8月7日《文汇报 笔会》
西安城里的街道——西四路
大家好，我是黄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黄昆说西安》的关注和支持，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西安城里的西四路。
西四路位于西安城里解放路以西、尚德路以东、西三路以北、西五路以南的东北区域，全长大约210米步行两三分钟就可以穿过整条西四路。这条路虽然不长但能说的历史却非同寻常。
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期，西四路所在区域就是当时长安城里的“天子脚下”，在那时候现在的西四路这里即使在唐末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以后，也不是说随便谁都能随便住的地方，长安城被拆毁以后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在原来的长安皇城基础上缩建新城以后的几百年间，西四路虽然被圈到了城墙以外，那也是紧挨着城墙，经过五代、宋、元以后，在明朝建立以后，西安城在原来的基础上向东向北分别延伸扩建了大约三分之一，西四路和东边隔着解放路的东四路再次被圈到了西安城里，明朝西北乃至整个北方最高的军政机关明秦王府就在西四路西边、端履门以北的新城广场和陕西省政府所在的新城大院那一块区域，在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原本想定都西安，所以他派太子朱标亲自到西安视察，并且那时候重修的西安城墙和鼓楼钟楼的规制级别都比当时的都城南京还要高，所以那时候的西四路附近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的地方。到了清朝时期，清军在西安城里从钟楼沿东大街和北大街各筑了一道墙，将合围的西安城东北区域作为八旗兵驻守和旗人居住生活的区域，被叫做满城。那时候的整个满城除了被特批的人以外，汉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能走到西四路这一块儿区域。
直到辛亥革命时期，起义军攻破了满城，推翻了清朝统治，经过战火洗礼之后的满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民国元年，当时陕西督军张凤翙拆除满城重新开辟了东大街和北大街，并利用拆了满城残余房屋的砖石木料在东大街修了两层木质街楼。
再后来，被重新规划后的东大街以北和北大街以东的区域出现了八条东西向的道路分别以崇字打头，以孝、悌、忠、信、礼、義、廉、耻八个字命名，依次叫做崇孝路、崇悌路、崇忠路、崇信路、崇礼路、崇義路、崇廉路、崇耻路，以及以尚字打头的尚勤路、尚俭路、尚仁路、尚德路几条南北路。
1927年，冯玉祥将满城中原来的明秦王府区域改名“红城”，同时把省政府搬了进去，后来在同一年“红城”又被改为“新城”，也就是现在的新城广场和陕西省政府区域。
1926年河南军阀刘震华带领十万镇嵩军围困西安城八个月之久，城里断水断粮，直到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之后带兵赶到，才解了西安之围，当时城里有四万多人战死饿死，这一时期被称作“围城”，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围城》写的就是那一段历史。
民国1928年，关中大旱，陕西遇到了老人们常说起的“（民国）十八年遭年馑”里边提到的大灾荒，西安又饿死了很多人。
1935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西安火车站对面的尚仁路改名中正路，那时候已经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加上后来1942年中国又一次遭遇了大饥荒，潼关以东大部分国土被日军占据。那时候的陕西向灾民们敞开了大门，无数灾民难民沿着陇海铁路开到了西安，就是那时候陕西成为接收难民最多的省份，西安也成了接受难民最多的省会城市。
随着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在那一年，当时的中正路迅速取代了南院门发展成了西安乃至西北地区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很多难民也在那一时期在现在的解放路两侧包括西四路附近搭起了窝棚，开始安家落户。因此，直到现在西安城东北区域里边大多数人仍然操着一口河南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原本在陇海铁路通车西安时以当时的总统名字命名的中正路和中正门在1950年更名成为现在的解放路和解放门。
之前的崇信路在解放路以西的这一段才被改成了西四路。
如今西四路东口路北西安事变旧址之一的西京招待所，是杨虎城将军在主政陕西时为招待南京国民政府要员而设立的西北唯一的一个可以接待国内外旅人的高级宾馆，同时也算得上是如今西四路上最古老的建筑。
1923年8月，由银行家陈光甫创建的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正式宣告成立，也就是日后的中国旅行社前身，近代中国旅游业由从那以后才开始萌芽发展。1927年6月1日，旅行部自立门户，改名“中国旅行社”，经向国民政府交通部注册、核准，领到了中国的第一号旅行执照。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南京面临沦陷，国民政府决定将西安作为陪都，定名西京。
在1933年上海银行派陆君谷先生到陕西筹建西安分行的同时筹建中国旅行社西安分社。 作为陪都，自然不能没有上档次的宾馆饭店，
1934年，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与中国旅行社协商，决定在西京(当时西安作为陪都被改称西京)建造一家特级招待所。考察了西安全城之后，中国旅行社把地址选在了尚仁路（这里补充说明一下：陇海铁路1935年通车西安时尚仁路改名叫中正路也就是解放后西安的解放路)。
电影《西安事变》中的西安火车站（当时站名应为长安车站）
1935年陇海铁路长安车站(今西安火车站)通车正式开始营运。同年11月16日，中国旅行社西安分社在解放路投资约二十万元耗时两年修建的西京招待所正式开业，西京招待所开业当时便成为西北唯一的国内外旅人的特级豪华招待所，也是当时当地的一个上层交往活动中心。
当时最早建成的时候，西京招待所占地大约有十一亩（也有资料显示为六亩和四亩，至于具体当时多大我也说不清楚），招待所建筑主楼是八角形三层楼、两侧是矩形二层东翼楼和南翼楼，中楼边连着八角大厅的是一层平房，整个建筑楼顶都是用美国淡红色凹楞铁皮代替瓦片覆盖，整栋建筑在那时候的西四路和解放路上都显得特点鲜明，与众不同。楼房建筑的设计师是一个叫苏夏轩的工程师，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拥有客房约50间，备有卫生设备、暖气设备，附设的还有可供中西餐的餐厅及理发、洗衣等附属设备。
我们可能无法想象西京招待所那时候竟然会是当时中国旅行社所办的三个大型招待所之一 ，跟民国时期中旅的南京首都饭店、南昌洪都招待所齐名。整座楼房虽然在现在看来并不大，但在三十年代，西京招待所也曾与南院门的西京国货公司、北大街的通济大楼并称为西安三大现代建筑。我们不得不说西京招待所房屋建筑质量非常不错，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西京招待所曾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一枚炸弹落在餐厅位置，当时幸好没有爆炸，要不然西京招待所的建筑也不会保留下来。当时的西京招待所院子中间有一个五六十公分高的喷水池，池子里边有假山，楼后边有花园，高2.5米的镂花砖砌围墙即传统又时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整个西安的汽车加起来也没几辆，那时候更没有出租车，西京招待所大门外墙边常常排着几辆像现在高档饭店门口的出租车一样等“座儿”的人力黄包车，因为那时候西京招待所接送客人的汽车也不是谁都能有资格坐的。
现在人们肯定很难想象到七十多年前西京招待所曾是西安最豪华的涉外宾馆。
西京招待所建成后，主要就是用来接待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籍名人，所以一直守卫特别的森严。
1936年的西安事变让西京招待所名声大噪。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由于当天蒋介石召集在西安开会，所以有不少军政要员都到了西安，西京招待所当晚所有房屋全部住满。
电影《西安事变》剧照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进入西京招待所
起初蒋介石也住在西京招待所，只是后来他又去了临潼，所以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东北军才在临潼捉到了蒋介石，临潼骊山的捉蒋亭据说就是当时蒋介石被捉住的地方。就在东北军在临潼捉蒋介石的同时，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在西京招待所扣押了随同蒋介石来陕的诸多军政大员及他们的家眷和随从。
在《陕西党史》2009年第二期里边曾刊登的《西京招待所的历史回顾》一文中就曾提到：“西安事变时，在此下榻的有陈诚、钱大钧、卫立煌、万耀煌及夫人、朱绍良、蒋鼎文、陈调元、邵元冲、蒋作宾、张冲、蒋百里等，还有东北军将领于学忠、马占山、万福麟、胡若愚等人”。在当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扣押了跟随蒋介石前来西安并住宿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民国政府的军政大员，要求他们在史称“张杨通电”的《对时局宣言》上边签字，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后来经过多方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可以说在西京招待所里众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当时在临潼被扣押的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一样对于促进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据说，为了便于行动，1396年12月11日晚上张学良搞了个“群英会”，把当时来西安的军政大员都请到了西京招待所。
当天凌晨5点，东北军向华清池发起攻击的同时，负责西安城内行动的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杨虎城将军的心腹爱将宋文梅率领部队解决了警卫，然后冲进了西京招待所，按着提前准备好的名单扣押了那些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剧照
那天晚上，时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的陈诚听到枪声跑出房间，躲到了地下室的一个木箱里。当晚，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被集中八角大厅里边以后，十七路军的人开始点名，点了一圈，就缺陈诚。因为陈诚听到动静早已经躲了起来，最终陈诚在慌忙中把睡衣的一角夹在木箱外边，被士兵发现。
当晚被张学良开车送到西京招待所的卫立煌睡到快天亮时，听到枪声后还以为是在修水管，后来发现不对劲，他起床，穿着一身秋衣，准备到外边看看怎么回事。门刚一打开，杨虎城部队的两个士兵就站在门口，拿着名单，对他说“我正找你呢，穿上衣服吧，到大厅集合。
很小的时候听我就听老人们讲西安事变的时候说过：本来当天到西京招待所参与兵谏的士兵想把每个人都绑起来，陈诚等人还大声的呵斥那些当兵的说“你不能绑我们，你是国军，我们也是国军，你有什么资格绑我们，叫你的长官来”。
那些国民党的“长官们”被集中在大厅里边尽管被重兵限制了自由还大发官威，张学良将军来了以后大厅才安静了下来。
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剧照
张学良将军一进大厅就先给他们敬礼，并对他们说“对不起，有误会”。接着，张学良将军就跟他们说“我来兵谏，我要请委员长抗日，要发表一个声明，请你们大家签个字，就好解决”。
担任西北剿匪司令部参谋长的晏道刚当时没有在西京招待所，听到枪声他立即给办公厅的第二科科长军统驻西北的二号人物江雄风打电话，询问情况，江雄风在电话里说他也不知道，没多大功夫晏道刚就被赶到的十七路军士兵从家里带走。
江雄风是国民党的老牌特工，接到晏道刚的电话不久，他再给晏道刚打电话过去发现已经没有人接听了，他立刻意识到发生了大的变故，所以赶紧销毁了手中掌握的军统机密资料，随后在潜逃的路上用军统西北区掌握的其他秘密电台，给戴笠发了一封密电，“张、杨叛变，校长被扣，生死难料”。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在当天下午三点就传到了南京，关于总统蒋介石的情况，南京方面直到第二天才得到确切的情报，发消息的正是江雄风。
就在西北军带队的宋文梅指挥搜查西京招待所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枪声，他当时立即带人查看，后来发现一个人满脸是血倒在血泊当中，那个人就是云南大军阀胡若愚。胡若愚是滇军出身，经过一路征战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他曾经也是云南的风云人物，就连大名鼎鼎的云南王龙云都曾经败在他手下还曾被他扣押过，后来胡若愚在和龙云的斗争中失败，再后来，几经沉浮，1933年胡若愚去了德国留学，致力研究军事，并参加了杨耿光率领的“中国欧洲军事考察团”，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他刚刚回国。按说胡若愚当时根本算不上中央大员，可倒霉的是他偏偏在那个时候就住在西京招待所里边。
西北军士兵搜查的时候，胡若愚虽然没有抵抗，可惜当士兵问他有没有武器的时候，他说没有，结果士兵很快在他枕头底下搜出了一把小手枪，带队的军官抬手就是一枪，直接打在胡若愚的脸上，侥幸的是子弹穿过他的两边脸颊飞了出去，没有伤到要害，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国民党的超级元老，与蒋介石八拜之交的邵元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整个西安事变当中，除了蒋介石的卫士，仅仅只有一名军政要员被打死，那人就是被误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邵元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在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
邵元冲
在这里值得一说的是：邵元冲是坚定的抗日派，是国民党权力核心罕见的主张对日强硬的人物，他甚至对盟兄蒋介石的政策也有所不满，多次写信要求蒋积极备战抗日，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邵元冲就是当时孙中山先生遗嘱见证人之一。1936年4月，因对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的妥协媚日外交政策不满，邵元冲与汪精卫爆发矛盾，争吵无果后，他就辞职然后到西北诸省游历考察。同年12月初，应蒋介石电邀到西安商议国事，结果刚到西安，就碰上了兵变。当天邵元冲住楼下东北角113号房，靠近尚仁路（今解放路），当时他听到枪声准备跳窗被士兵发现，士兵本想鸣枪阻止，结果他不听劝阻被子弹打中，倒在汽车房的垃圾箱旁边，后来被送到医院抢救，最终抢救无效死在了医院。
没想到，这位坚定的抗日派却命丧在要求抗日的军人手中，简直是冤枉死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得到消息立刻派代表赴西安进行谈判，周恩来还在西京招待所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发表重要演讲，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来西安的时候也曾在西京招待所居住。
解放以后，西安市政府在回民街北头的西华门办公的时候将市政府招待所移到了临近的西大街大学习巷南口东侧，改名叫做西京饭店，2003年，西京饭店才转成了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的“西京国际饭店”。原址后来就成了西安外事办所在地，同时作为西安事变旧址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值得一说的西四路东口曾经的西京招待所还与陕西的外事工作及文化文学领域有着极深的渊源。抗战时期的西京招待所就曾经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外事接待单位之一，《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法兰克福报》女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以及我国文学家徐迟等都曾在西京招待所居住。
除了招待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和国内外记者以外，那时候西京招待所也是美国飞虎队队员的休闲场所，因此美国人的汽车那时候也经常在西四路进进出出，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哪位作者曾经的一段回忆录里就曾提到当时住在西京招待所里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撞死过人。
西安解放以后，贺龙、彭德怀等也曾亲自到西京招待所进行视察安抚，也是在解放后西京招待所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专门负责涉外活动。
1954年，国家出资三十万元购买下了西京招待所。
1958年，省政协进驻西京招待所办公。
上个世纪60年代末，省政协迁到了建国路，陕西省外办、省侨办、省对外友好协会先后进入西京招待所并在里边办公，这一期间的西京招待所先后接待过众多国际政要。
几经变迁，后来西京招待所成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办公地。
2008年解放路拓宽改造时，招待所由东向西内缩30米，才使院落显得有些局促。
2011年，陕西省外事办迁出了西京招待所，曾经的那些些涉外机构全部从这里迁了出去，西京招待所才恢复了久违的宁静。
如今，往日的西京招待所作为西安事变八大旧址之一，因为民国时期别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在全西安都算是保护比较完好，1981年，成荫导演电影《西安事变》取景拍摄之后，电视剧《西安事变》、《延安颂》、《李克农》等多部影片也先后在西京招待所取景。
其实，在前边我们已经提到了西安最早的旅行社，没错！西京招待所本身就是西安第一个现代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西安分社建立起来的，在那时候西京招待所就有了代买火车票等业务，那时候西京招待所的汽车还为大家提供接送服务。确切地说西京招待所过去应该是有两块牌子，一块是西京招待所，另外一块是中国旅行社西安分社。有资料显示：西京招待所建成后，中国旅行社总社在这里设立了驻秦办事处，后改为“西北区经理处”，直至1948年撤销。
西京招待所旧照（照片来自网络）
如今过去的西京招待所门还开在解放路和西四路东口的拐角上，和它隔着解放路民国时期的国民市场和南边的民生市场早已经变成了民乐园万达广场和民生百货大楼。
沿着西四路北侧人行道边上仿古装饰的两层楼算是现在老西京招待所的南墙，沿路以前应该开过一段时间商铺门面，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去看的时候所有的卷帘门全部拉着。
路南边有个布丁严选酒店，西京招待所西边有个不大的黑色铁门，里边是省外办家属院。
省外办家属院铁门外边偏西路边的人行道上的两根电杆上架着一台变压器。省外办家属院北边是工信厅家属院。沿着西四路向西过了省外办家属院是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城大队(西区)，蓝底白字装扮的交警队在整个西四路都非常显眼。
虽然我没有查到最早设立的时间，但根据网络上的资料显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里已经有了交警队，只不过门口的牌子从四中队换成四大队，后来又换成了现在的新城大队。
2009年2月26日上午，西安市交警支队机构调整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交警支队会议室内隆重召开。将原"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更名为"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还同时挂上了"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牌子，也是在那个时候，对交警支队机关和各执勤大队名称、管辖区域划分、机构设置和警力配置等都同步进行调整，撤销了原交通管理支队1至11大队。
大概也就是在2009年交警四大队（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四大队）改成了现在的新城大队（西区）。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一个交警中队只有一辆送文件用的摩托车和三辆自行车，那时候的四中队就是这样。
1993年，交警四大队有了五辆洪都125摩托车，虽说是一个牌子一个型号的摩托车，五辆摩托车各有各的特点。明明有着出警速度快，民警也省力的优点，可有的需要轻踩挂挡，有的需要重踩挂挡，有时着急出警，干着急就是发动不着。
过去也是因为当时车少，所以交通事故非常稀少， 作为城区大队的四大队有时候一天都接不到一起事故报警。那时西安交警四大队曾有过一年交通事故死亡率为0的记录。巡逻在路上，抬眼看到10辆车，其中8辆都是出租车，私家车非常少。所以交警也只是以站岗为主，站在十字路口就能解决拥堵问题，所以很少巡逻，偶尔出去巡逻，一般也是骑自行车。
那时候的交警们无论遇到摩托车的大小故障，都是他们自己动手操作，后来一个个也都练就了一身修理摩托车的本领。
如今，西四路上的交警队少说应该也有四十年了。
交警队对面向南的巷子叫奋勇巷，最早能通到西二路，后来随着时代发展，现在缩短了一半只能通到南边的西三路上。奋勇巷东边直到解放路西侧、向南一直到西三路范围内的大楼是民乐园和解放路地区改造以后才建起来的腾悦广场。从外边的广告可以看到北京同仁堂、迪卡侬等都在里面有自己的铺面。
奋勇巷西边的西四路南边大院子里是大门开在尚德路的西安实验小学。
在西安实验小学北墙外边靠近奋勇巷的东北角有一个垃圾压缩站。
交警新城大队警务大厅路对面垃圾压缩站西边有一个中通快递。
交警新城大队（西区）西边的一排五层家属楼一直延续到西边的尚德路口，楼下临街开满了商铺，从交警新城大队西区大门向西依次是汽车服务部
足辉修鞋店
婷婷商店、翰皇鞋衣优品馆
靓衣阁
图文快印
靓安减肥、中通快递和汤米便利店。
汤米便利店西边是另外一栋白色外墙的五层家属楼，一楼刷着蓝色涂料，整体向北缩进去有两三米，所以西四路西口东北角的人行道也比整条路上都宽了不少，靠着最拐角还有一个蓝色卷闸门顶上挂着一个文具店的牌子。
西四路西口路北向东一点大致在文具店门口的路边竖着一个禁止停车的标志牌。
西四路西口隔着尚德路是大门开在西五路正对着革命公园南门的西安市体育场。
从西四路不论沿着西边的尚德路还是东边的解放路走到西五路也不过两分钟左右，步行到西安火车站也不过一站路。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多少年来，西四路因为它特有的地理优势伴随着西安火车站和解放路红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自小随着祖辈逃难到西安曾经在西四路安家落户的河南人已经变成了爷爷，甚至重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西四路也像一位老人见证了近百年来西安城发展繁荣的整个过程，我相信除了我在前边说过的西安事变时期发生在老西京招待所的事情以外，还有无数我所不了解的故事和传奇，如果你也曾在西四路生活过，或者你知道一些曾经发生在西四路的事情，再或者你还记得西四路之前的样子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黄昆，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安人，《黄昆说西安》说的都是我个人对西安的了解和认识，作为一个生在西安长在西安的西安人，我计划以《黄昆说西安》为主题，通过视频和图文两种形式介绍西安的历史文化和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西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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