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咆哮近卫军声望文章列表:

• 1、辽粤开门黑，CBA群雄补强还是双雄争霸吗？
• 2、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世纪罗马军团武备演变
• 3、被绑架的皇帝：浅谈古罗马皇帝与军队之间颠倒的主从关系
• 4、友好互助四十年？漂亮国为何终把伊朗培养成了如今的结果？
• 5、英超七大名帅的管理哲学，你最服谁？

辽粤开门黑，CBA群雄补强还是双雄争霸吗？

辽宁23分惨败北京，广东不敌无孙铭徽的广厦，为国家队贡献最多球员的两队，在CBA第二阶段遭遇开门黑，辽粤争霸真要结束了吗？

索尼-威姆斯连续命中，易建联攻守两端全面发力，广厦的领先优势数次被蚕食。在孙铭徽早早被罚下，胡金秋刚从国家队归来已经累得快直不起腰，末节0分的情况下，赵岩昊挺身而出，用一个又一个艰难的进攻顶住了广东凶猛的反扑。

广厦力克广东，同时将辽宁重新送回了积分榜首，如此，在赛季进入第14轮时，积分榜前三战绩均为12胜2负。辽宁没有绝对的战绩优势，而广东甚至排不进前三，联赛前八的胜率均超过7成。

过去几年，联赛都在期待群雄并起，但19-20赛季新疆意外倒下，辽宁后半段崛起，联赛最终都进入了辽粤争霸的格局。联赛许多年未出现像今日这样的局面，辽粤受到的冲击比前两季要大得多。

何来群雄，是谓啸聚山林，招兵买马。

广厦三少已是唱了多年的老调，可三少均可称得上球星也就是最近两季的事情。自从2018年后，广厦引援一日不如一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各种困难局面最终把全华班练成了保底的武器，三少崛起的同时，许钟豪和冯欣老将来投，朱俊龙、许可、赵嘉仁活力十足。

贾罗德-琼斯的首秀正赶上对广东的大战，贡献17分9篮板3助攻2抢断2盖帽，除了近几年修炼出的三分仅仅6中1，几乎可打满分。破全场紧逼后助攻胡金秋扣篮，防挡拆卡住易建联随后大帽赵睿，这可不像刚刚到队的外援。

过去9年，在欧洲四处漂泊的经历，似乎让他能够快速融入一支球队，尽管他效力的联赛并不强，但至少他也以主力身份拿了3个联赛冠军。广厦并不需要大包大揽的外援，兢兢业业的贾罗德或许真是良缘。

同在榜首的深圳有联赛最长的8连胜，他们会和广厦在明天有一场大战。在阿斯齐亚-布克和沈梓捷带领的上季第8名班底基础上，深圳本赛季召入多位全运会夺冠的年轻小将，最近又签回了贾里德-萨林杰。

曾经在CBA大杀四方的萨林杰，如今是深圳的B计划。

首秀只打了14分钟，6中2，4分3篮板1助攻1盖帽，萨林杰并没有大爆发。作为布克后的第二外援，深圳有充足的时间让他去找回比赛感觉，即便无他，深圳也有4人场均15 ，而一旦他能在接下来一系列强强对话中完成磨合，深圳的未来不可限量。

上赛季的青年近卫军，浙江本赛季依旧强劲，虽然10胜3负，只排在第6位，但他们的阵容实力有增无减。余嘉豪升入一队，场均13.7分10.2篮板1.2助攻1.1抢断1.3盖帽，已经是最佳新人的头号竞争者。

与此同时，他们签回了尼古拉斯-拉科塞维奇，23岁的年轻大外援，和这支年轻的球队一起成长。这种养成式的外援使用方式，其实也透露出浙江与崛起前完全不同的心态，他们曾是最喜欢签大牌外援的球队，而且专注为各队尝试外援，威姆斯便出自该队手笔。

浙江新近又签约小外援埃里克-格林，一内一外双外援到位后，对球队实力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对了，浙江可不想只做一年冲进四强的暴发户，他们还签了外教米哈伊尔-米哈伊诺夫，曾帮助俄罗斯拿过两届世锦赛亚军，退役后在多支球队和俄罗斯国青做过内线教练，如此来头就是要为浙江打造内线重器。

击败辽宁的北京同样是大手笔引援，他们在第二阶段已经官宣了3名外援，林书豪、乔纳森-吉布森、小巴里-布朗，并且预计还要签第4名外援。最近两年，北京几乎在保留几名核心主力的情况下，把轮换阵容更新了一茬。

林书豪归来后，北京过去两年积攒的阵容实力也要开始爆发了，他们如今虽然战绩只有9胜5负，可绝对不容小觑。雅尼斯在北京还从未有过如此兵强马壮的时候，他在每个位置似乎都能够排得出几位备选，有防守兜底，补强后的北京是任何球队都不希望碰的对手。

真正能概括本季风云变幻，还看上海大鲨鱼。

上赛季倒数球队一瞬间跃居前列，上海用最不可思议的补强换来了战绩翻天覆地的变化，福建的王哲林、山西的任骏威和贾马尔-富兰克林、四川的袁堂文，再加上新人李添荣，前一季的郭昊文等人，上海队中已经没几位老同志了。对了，还有教练李春江。

诺阿-冯莱首秀27分钟，23分15篮板5抢断2盖帽1助攻，连续不停地轰炸篮筐，抢断后上演大风车，行进间单臂暴扣。NBA选秀前十顺位的内线天赋，且年龄还在当打之年的大外援，在CBA实属罕见，可就让上海挖到了。

一个休赛期，上海补充了5个其他球队主力级别的球员，又练出了2个天赋爆棚的年轻人，这还不算完，吉默-弗雷戴特早就已经对外宣布过他本季回归上海。和北京首钢一样，上海久事根本不差钱，他们的体育版图远比我们想得还要大。

这还没有算郭士强指导的广州和杨学增指导的山西，加上他们，目前积分榜前9名的球队就齐了。除了广州窗口期没有补强，未来可能会掉出前8，其他8支球队竟然在窗口期又完成了一轮新的补强，未来一段时间里，竞争将进入白热化。

回到辽粤身上，同是输球境况却完全不同。

辽宁主动轮休了郭艾伦、韩德君、张镇麟和李晓旭，一方面是隔离归来状态不佳，另一方面是迎来了新援埃里克-莫兰德，同时等到刘志轩、吴昌泽的复出，再加上数位年轻人等待机会，球队又有战绩优势，轮休也就是合理选择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大面积轮休，过去几乎是三连冠广东的专利，而杨鸣指导很长时间里都被球迷抨击不会为球员调整时间。新赛季的辽宁不是卫冕冠军，仍是挑战者，可其眼光早已不局限于一场胜负得失，格局已有冠军气象。

相反，一向调度得体敢于轮休的杜指导，在外援回归，易建联、胡明轩以及一众小将可出战的情况下，还是让国手赵睿、徐杰和周鹏都打了30分钟以上。这其实也有理由，其一广东本赛季状况很不好，杜指导从第一阶段起就不敢大意，其二为了应付艰难赛程，不得不尽快让主力们与威姆斯完成磨合。

杜指导的如意算盘打对了一半，威姆斯毕竟是三冠老臣，和广东无缝衔接，可是，国手们难掩疲惫，状态萎靡，赵睿还险些受伤。从第一阶段就持续的糟糕表现，让广东的卫冕声望迅速下跌，他们正在经历近20年最差的进攻表现。

辽粤境遇不同，但又遇到了相似的核心问题。

轮休大半主力的辽宁输球并不意外，新援莫兰德首秀4分8篮板4助攻2盖帽，他在防守端的亮眼表现和进攻端的潜能，让人们相信这次引援会很成功。可另一位外援凯尔-弗格的4投1中仅得7分，这表现又让他们想起了上一季。

弗格是有能力场均30 的球员，季后赛里，他也的确保持着高强度防守，精准的罚球，以及出色的团队适应能力，可是，球迷更期待他成为像莱斯特-哈德森那样能够在危机时刻站出来拯救球队的超级外援。

郭艾伦在更强大的对手面前是否能够得到内外线某一核心更多的帮助，这早就是在与广东争雄时留下的关键问题了。可至少在京辽战后，在莫兰德到来后，弗格在辽宁的未来定位又要接受考验了。

无独有偶，三连冠期间，一向以关键得分能力著称的广东，本赛季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对阵广厦，他们数次追近比分，却又在拉锯战中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最后被赵岩昊一通操作带走。这不是个例，本季早几场比赛就出现过。

三连冠后的疲态，更甚于广东队身体上的疲劳。他们的战法被研究了三年，他们的终结方式被对手研究了几千遍，当阿联回来，他们在打关键进攻又出现犹豫时，一切微小漏洞都会被对手抓住。

威姆斯回归能否解决这个问题，眼下来看只能解一时之急。

在下半场，威姆斯一度连续得分，所向披靡，阿联也有多个回合攻防两端持续爆发，然而，广东如今不能将这些表现稳定下来，他们的状态起伏实在太大。杜指导其实早已预见危局，他在第二阶段首场用徐昕首发，其实就是在考虑用阵容调配打破疲态，创造新的能量。

可目前来看，杜指导和广东还需要继续在阿联与球队的适配，轮换阵容的安排，防守变化等方面做出更多尝试。三连冠球队都会显出疲态，广东像极了一部电影续集，超级英雄们厌倦了打打杀杀，在平庸生活中蹉跎岁月，唤醒他们的办法，要么是有一个超级英雄振臂高呼，要么便是遇到不可逃避的危机。

辽粤争霸的第三年，群雄纷纷补强，一时间CBA天下四方割据，八方混战。争霸格局目前受到冲击，但并未被打破，大比分输球的辽宁大可以未雨绸缪，可不必杞人忧天，他们还是本季最强力球队。

要在系列赛战胜广东何其难也，哪怕是如今问题重重的广东，在季后赛，卫冕冠军的气势仍足以让所有球队胆战心惊。可在常规赛，广东已不免要遇到麻烦，各队疯狂补强，白刃战已经开始，辽粤争霸的格局在本季常规赛恐怕难以复现。

辽粤开门黑，挑战者蜂拥而至，总有人说CBA不够激烈，这战局当如你所愿。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世纪罗马军团武备演变

希腊化时代

—6.BC—4.BC

古罗马军队的起源大约是在6BC。当时瑟维尔斯 图利尔斯(Servius Tullius)把阿特如斯肯(Etruscans) ,罗马人(Romans)还有拉丁人(Latins)的联邦进行统一规划。其中军队种类不再根据部落来编制。而是根据财产多寡来进行编制，有参军资格的公民被分为五等，第 5 等级之下是贫穷者和无产者（capite censi） ， “即按人头登记的人,他们没有财产，因此也没有资格服兵役。”他们主要以武器制造者、铁匠、号兵等身份为罗马战事提供军事服务。

而这五等公民具体为：

一等公民(财产在1万德拉里以上)：提供 80 个百人队。需要自备武器装备

装备：他们被装备成希腊式样的长矛圆盾重装步兵 (hoplites)他们的防护装备为铜质头盔，肌肉胸铠和护腿。9尺长矛以及直径1米重5到6KG的大圆盾，希腊式的Kopis短剑是作为在长矛折断后的替代兵器。当然希腊和拉丁的其他种类头盔也有使用。（“肌肉”式的胸铠大概是罗马军队中寿命最长的护具了）形象如下：

希腊圆盾(Argive shield)的内侧，这种希腊圆盾由于面料的不同(皮革或者黄铜)通常重量在5kg到6kg之间，直径1米，在形成密集方阵时，盾牌内侧的边缘可以用来被搁置在肩膀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前臂上的负担

希腊Kopis 短剑是前6世纪至3世纪地中海地区一种比较流行的短兵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它来自西班牙，但在意大利发现过更早的。

二等公民（财产在7500德拉里以上）：提供20个百人队

和第一等装备的差不多，唯一不同是他们没有胸铠，使用拉丁长盾而不是希腊圆盾。

三等公民（财产在5000德拉里以上）：提供20个百人队

其装备除了没有护腿之外和二等士兵一样。

（拉丁长盾的形象头盔形制和标枪造型与数量应该是出自于此）

四等公民（财产在2500德拉里以上）：提供20个百人队

没有护具，但装备拉丁长盾和长矛

这是最直观的前四等士兵，从左至右是一等二等三等四等

五等公民（财产在1100德拉里以上）：提供30个百人队

被装备成轻装的投石兵

军团并不只是步兵，还包括骑兵，这些骑兵是来自富有家族的18个骑兵方队：

具体编制和形象等内容目前还欠缺准确资料，而装备根据波利乌斯的描述：

关于武器和盾牌，则有如下描述：

整体形象可以看出，属于希腊风格，持圆盾和尾部没有刺细长且柔软的长枪作战，不着甲，不过没提到是否有头盔

大致形象可以从以下浮雕的拓印中看出，有科林斯式头盔，圆盾：

在各等级所提供的士兵中，46 岁以上的年长士兵被分配去防卫可能针对罗马城的进攻，其余年轻士兵则组成野战军，奔赴战场。

军团人数：

根据文献记载，在罗慕路斯时代，每个军团包括 3000 名步兵和 300 名骑兵。这

个时期之后，随着军团组织结构的不断变化，军团的兵力也不断的发生变化，而

军团兵力重要的固定变动基本上都集中在步兵。骑兵人数变化不大，在马略改革

之前，基本一直保持在 300 名。不过在特殊时期偶尔也会超过 300 名。他们的

作用只是“布置在两翼斟酌情形” ， “多半留作预备队之用。 ”

罗马共和国早期，大致从王政倾覆到第 2 次布匿战争这一段时间，军团兵力常规下固定在 4000 或 4200 名步兵。根据狄奥尼索斯记载，在罗马人对埃魁人、伏尔西人和萨宾人的伏尔西战争（Volscian war）时，独裁官曼利阿斯·发利略（Manius Valerius）征召了 10 个军团，每个军团 4000 人。在李维对早期罗马军团的记载中，人数也不尽相同，或是 4000 人或是 4200 人。当然共和早期军团的士兵数量也并非一成不变，根据狄奥尼索斯的记载，

在对维爱人的战争中，罗马军队共有 4 个军团，总计 20000 步兵和 1200 骑兵。即一个军团 5000 步兵，300 骑兵。波里比阿记载，在对高卢的战争中，一个罗马军团包括 5200 名步兵。

三线列时代

—4.BC-2.BC

三线列时代起源于卡米卢斯改革（BC.386）改革的动因是这样的：直到前4世纪，罗马人还在延用从伊特鲁里亚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军队构成以及战斗队形。虽然效果很值得怀疑，但是至少在罗马人与其周围邻居的交战中，这些方式还是被证明是有用的。前390年，伊特鲁里亚遭高卢人入侵，因而向罗马人求援，后者派去的小型分遣队导致了高卢人对罗马的全面进攻。在阿里亚战役中，罗马惨败给入侵的高卢人，军队全军覆没，除罗马七丘中的卡匹托尔山外，罗马几乎全部沦陷。

战后，罗马人在马尔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的带领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中队制也是从此时开始

根据李维的记载，在拉丁战争期间罗马军团抛弃了之前希腊式的方阵战术和装备，其中步兵被分为五个等级，三个梯队：

第一线的青年枪兵（Hastati）：装备有近2米长的长矛（拉丁语：Hasta，该兵种由此得名），全部由青年人组成，共15个中队（Manipulus），每队60名士兵，2名百夫长，1名充当挑夫一类工作的杂工（其他兵种的小队人员组成与之相同）。其中三分之二的士兵是重装士兵，他们装备着罗马军团标志性的椭圆形大盾（scutum），剩余的三分之一的士兵只装备一支长枪（hasta）和一支标枪（gaesa）；

第二线的壮年主力兵（Principes）：由壮年士兵组成，装备较好。同样组成15个中队，位于青年兵之后。全部为重装兵

第一列和第二列总共 30 个中队，被称为前列兵（antepilani）antepilani 这个词的意思即是指在罗马战斗阵型中位于第一列和第二列的人。

第三列则是殿后兵，同样是分为 15 个中队，但是每个中队都是前两列中队的 3 倍，即每个中队有 180 名士兵、6 名百夫长以及 3 名杂工。这种 3 倍兵力的中队内也由 3 列士兵组成。他们从前到后依次是：

Triarii，后备兵，意为第三线，经验丰富的老兵，装备最好。

Rorarii，较为贫困者组成的预备轻装部队。

Accensi，意为助手或冗员，与前两者相比不太可靠[13]。由部队中最贫困者组成，仅配备有抛石带（Sling），只用于极端情况或者用以填补前面的阵亡者留下的空缺。

而在波里比阿的记载则略有不同，这可能是李维根据不同的资料所得出的不同结论

根据波利比阿的描述:此时的军队主体分为三条战线，即青年兵Hastati、壮年兵Principes、后备兵Triarii 并且在青年兵之前还排有一条由标枪兵velites组成的线列

而划分属于哪个线列则是根据年龄和装备进行区分，其中标枪兵velites是最年轻切财产等级最低者，而后备兵Triarii则是最资深且装备最好的公民

军团人数：

根据波里比阿的记载，除了后备兵线列人数为600人，其余线列人数为1200人，总数为4200名步兵，并且配备300名骑兵，而特别危急的时刻步兵可以达到5000人，而军团人数的增加，只增加前三列也就是标枪兵、青年兵、壮年兵，后备兵的数量维持在600人不变

再根据前面提到了李维、狄奥尼索斯的记载表明，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罗马军团的标准人数是4000到4200名步兵，300名骑兵，危机时刻则达到5000到5200名步兵

而在第 2 次布匿战争后，罗马军团的步兵人数又有所变化，根据前文波里比阿记载，一个军团只有在特别危急的时刻才增至 5000 名步兵。但是在李维的记载中，这期间的军团步兵的人数却一直保持在 5000 人以上。西庇阿在非洲的两个军团甚至包括 6200 名步兵。

财产要求：随着罗马连绵不断的对外扩展战争，小农经济纷纷破产，符合入伍资格的财产要求不断降低，在波里比阿时代，参军入伍的财产标准已经降至 400 德拉克马（drachmae），即等于 400 罗马德纳里（denarii）或 4000 阿司。如遇危机时刻，甚至将标准降至 1500 阿司。

兵役：根据波里比阿的记载：在 46 岁前，一个骑兵的服役年限为 10 年，步兵则为 16 年 ， 在特别危急的紧要关头，步兵甚至被要求服役 20 年。 但是这只是一个人被要求服役的最长年限，普通的情况之下，根据共和早期惯例，公元前 2世纪之前一个罗马公民只需服役 6 年，期满之后他即可退伍。某些人可能一次服役１年，然后必须在下一次征兵时再次服役，直到他们服完 6 年兵役。一个士兵在服役期满之后，他有作为志愿兵（evocatus）被征集的义务。evocatus 这个词即指，罗马军队里那些已服役期满，获得退伍令，但可以在执政官或将领的邀请下志愿被募集的士兵。 一些富有或声望卓著的将领在新的战役之前可能征募大量的 6 年服役期满的志愿兵

军饷：

共和早期，为了不耽误农耕，罗马人的战争往往安排在夏季。根据编年史家的记载，罗马在建城之后三个世纪内都没有在冬季进行过战争。然而随着战事的频繁发生和罗马的对外扩张与征服，战事常常持续到冬季甚至影响到来年的春种。为了防止长期在外的士兵惦念农活和滋生厌战情绪，罗马开始向长期在外作战的士兵发放军饷。 这使得士兵因长期在外作战造成的土地荒芜的经济损失得到了弥补。从而稳定军心，利于国家发动长期的对外战争。在维爱战争期间，罗马政府向长期在外的士兵发放了薪饷。高卢战争中，罗马开始固定为长期在外作战的士兵发放军饷。到波里比阿时，随着战争的频繁，士兵长年滞留疆场，军饷的发放渐渐固定化和正式化。每个步兵的军饷为每天 2欧布尔（2 obols） ， 百夫长是步兵的2倍，而骑兵是 1 德纳里。换算下来，军团步兵每年的薪资是120德拉里，百夫长为240，骑兵则为360

战利品：

除军饷之外，连绵不断的对外征服的结果使罗马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战利品。对于土地，罗马将这些新土地的一部分用来奖赏军队。此时的土地分配原则还比较公平，即使贵族和战功卓著的将领也与所有参战士兵一样，领取同样数额的份地；对于战利品，罗马士兵掠夺敌人的黄金和白银是罗马国家鼓励的一种行为。但每个士兵所得到的战利品中的十分之一需要拿出来敬神。

此后这一军制一直延续到BC107马略改革

军备：

装备、形象：

波利乌斯的描述的他所在时代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全副武装的标准防护为：

盔甲：除了标枪兵外，所有军团的士兵至少装备胸前的一块方形护心板（方形的护心镜并没有被发掘出来过。但圆形的护心镜曾在Numantia(今西班牙Soria北)被挖掘出来过），财产在一万德拉克马的士兵会穿凯尔特人的锁子甲。胫甲则可能跟此前并无差异，因此不单独列举了

头盔：佩戴铜铁制的蒙式头盔（波利比阿提到过那个时代的军团头盔有黑色或者是紫色羽毛的盔冠）

武器、护具：拉丁长盾scutum（弧形的可以遮挡保护全身的盾牌，弧形结构极大的提高了盾牌侧面的防护面积，并且具有一定的弹开箭矢的能力）

西班牙短剑gladius hispanicus（详情见罗马武备录介绍）

两支标枪、后备兵还装备有一只长型刺枪（hastae）

形象如下：

左图中为装备蒙式头盔和锁子甲的富有士兵，（头盔是复原后前3世纪末2世纪初的蒙式B形头盔。头盔顶部有一个外加的插冠基座。蒙式头盔在共和国时期很盛行，它和锁子甲一样都是来自于凯尔特人，由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罗马锁子甲的样式：无袖、长度到臀部大腿，肩部有加强片

（此图的锁子甲样式来源于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发现的高卢士兵雕像，具体见辅助军内容）

右图则为装备护心甲片和蒙式头盔的士兵

而波利比阿提到青年兵已经是全副武装，壮年兵并未提到装备是什么样的应该与青年兵一样，而后备兵装备和壮年兵一样，除此之外还多一把长枪hastae（由于财产在一万德拉克马的人装备锁子甲，因此后备兵、骑兵这样显然更富有的士兵应该是普遍装备锁子甲的）

介绍完重步兵（青年兵、壮年兵、后备兵）那么接下来介绍轻步兵velites：

标枪兵来自于那些最年轻且财产等级最低的公民，他们的装备根据波利比阿的描述，他们佩戴刀剑（西班牙短剑gladius hispanicus）、标枪、一般的头盔以及直径三尺制作坚固的小圆盾，而且还提到有时上面披有一片狼皮或者类似之物，用来保护以及辨识这名士兵；也使得军官可以认出这个人以观察他在面对危险时是否勇敢

根据雕刻和描述的形象，复原后他应当是这样的：

图中的小圆盾（parmae是长圆形木质盾牌，盾牌外包裹了皮革，盾牌中心的纺锤形的盾钮是根据在希腊dephi的Aemilius Paullus纪念碑上的雕塑而复制的）

以上纺锤中心的盾牌的浮雕以及各类标枪头、矛头的出土实物

最后是骑兵：

根据波利比阿的描述他们早期并不穿胸甲：

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得知波利比阿时期的骑兵用希腊式长枪和盾牌，那么他们的头盔和胸甲是什么样的呢？虽然波利比阿并未提及，但是所幸有浮雕提供一点线索：

从以下雕刻可以看出，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锁子甲成为罗马骑兵的主流胸甲（并且拥有肩部加厚甲片），这也侧面印证了波里比阿说的有钱士兵会装备锁子甲的描述（因为骑兵都是富有的阶级）佩戴希腊式头盔，武器为希腊式长矛，短剑或匕首（见自后两幅图）持一面希腊式圆盾（见下图）

左右图为同一个雕刻，可见其装备为长矛、锁子甲和attic chalcidian盔

同时，罗马骑兵的还穿戴希腊beotian式头盔，如下图：

左图为穿戴锁子甲、短剑和希腊的beotian式头盔的雕刻，右图为头盔文物

大队军团时代

—1.BC-AD.2

公元前107年，马略开始进行军事改革，史称马略改革，马略改革的内容主要有：

1. 军团征召不再有财产条件限制，无产者可以应征入伍，相应的，自备装备的要求被取消，国家配给标准装备。

2. 军团编制改变，百人队由60人调整为80人，大队（由6个百人队组成）制在公元前104年到102年逐渐在战术上替代中队，军团不再设立骑兵和轻步兵部队，这些兵种由辅助军提供。

3. 军饷改变：普通士兵每年工资为 120德拉里，百夫长为 240德拉里，骑兵为 360德拉里。但到50BC左右，恺撒在发动内战前，将手下士兵的工资翻了将近一翻，达到每年225德拉里

4. 服役期仍旧沿用共和时代，但是由于战争的烈度、持续时间和频率增大，士兵经常超期服役

编制：

军团由10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下辖6个百人队，从凯撒的记载来看，中队的编制并未消失，但是并不再作为独立的战术单位布置调动

同时，由于编制的改变和兵种的裁撤，军团的人数也发生了改变，根据《罗马共和至帝制初期军团研究》论文对古典文献的总结，共和晚期的军团人数应当在5000-6000人左右(虽然大队的人数是固定的，但是军团总规模却未必是固定的，这可能是有时候一个军团包含不止10个大队，也可能是军团里包含了一些其他军事人员)

比如：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 本来要开往东方参加米特里达梯战争但却被苏拉用于进攻罗马城的 6 个整编军团，有不少于 35000 人。由此可知，一个军团人数约为 5800 人。而根据阿庇安的记载，在马略死后苏拉进攻罗马城时，当时的执政官盖约·诺巴那斯和琉喜阿斯·西庇阿，以及前任执政官卡波征集了200个大队，每个大队500人，也就是每个军团5000人，在米特里达梯战争中，当选执政官和指挥这次战争的将军琉喜阿斯·卢库拉斯率领着 5 个军团，共有步兵三万人，骑兵约一千六百人。可知，一个军团有步兵 6000 人，骑兵约有 300 多人。西塞罗在去西里西亚出任行省总督时，带有 2 个军团共有 12000 步兵和 260 骑兵，即每个军团 6000 名步兵。在内战中，安东尼拥有总计 28 个军团共 170000 人，即每个军团约 6100 人（包括辅助军队在内）。

在这个背景下，罗马军团的武备演变情况如下：

公元前1世纪马略改革后到共和末期，罗马军团士兵的装备情况大致如下：

头盔：蒙式头盔

护甲：有护肩加强片、长至大腿部的无袖锁子甲

武器：美因茨式和法尔乌姆式短剑；经过马略改良，两个梢钉有一个为木头，标枪杆为熟铁的标枪；拉丁长盾

大致如上图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苏拉拉开罗马内战序幕之前，我们发现盾牌上基本没有任何图案

而在罗马频频陷入内战之后年代的浮雕上，盾牌上逐渐有了各类纹饰，如图2

奥古斯都定立军制：

奥古斯都建立帝制后，将许多共和末期的情况确立下来，成为军事制度：

1.为辅助军和军团设立长期编制：在共和末期，辅助军和军团随战争需要而征召，在战争结束时，根据法律军团应当被解散，虽然常常出现军团并未被解散的情况，但是至少规定是这样，而到了奥古斯都时期，军团和辅助军成为了真正的常备军

2.确立兵役年限：奥古斯都明确规定，士兵需在军营内服役16 年。奥古斯都的这项规定仅仅是使和时期已生效的法令正式贯彻实施：法定的成年人被征募入伍的上限是 16 年。然而只有军队中的特权部分——近卫军的服役是 16 年，普通的军团士兵则需要服役 20 年。在满 16 年后之后，奥古斯都要求期满士兵继续一个额外的 4 年服役期，此间他们作为后备军，不需要再做军团士兵的日常任务，另行组成老兵战斗队。辅助军甚至要服役达25年

3.进一步确立退休后获得土地或退休金的制度，在共和末期，士兵退役获得土地是需要靠将领在元老院进行争取的，庞培就曾因为这个问题而与元老院发生过矛盾，而在奥古斯都时期，退休后给予退休金和土地成为一项制度：士兵在退役后，可以得到一笔退役津贴，大约是每人 12000 塞斯特，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为了支付这样大量的退役金， 奥古斯都在公元 6 年以他和提比略的名义为军队捐赠了 1.7 亿塞斯特，由此建立军人金库基金，并规定从当年起，财产继承税和拍卖交易税也归入军人金库。军人金库专用于支付 20 年以上军龄的老兵薪饷和退役老兵的退役津贴。但是即使这样，退役金依然常常无法完全兑现，而往往依照共和时期的习惯以土地抵偿。奥古斯都在自传中称： “在我第四次任执政官期间以及后来在马库斯·克拉苏斯和占卜者格奈乌斯·兰图卢斯任执政官期间，我把一些自治市的土地划分给了我的士兵，为此，我向各自治市偿还了银钱，我为意大利人的地产所付出的银钱总数约为六亿塞斯特；为行省的土地付出二亿六千万塞斯特。”

4. 确立明确的薪资待遇：据塔西陀的《编年史》记载，AD14年奥古斯都刚死，驻扎在匈牙利的三个军团就发生兵变。兵变首领在煽动演说中提到，军团士兵每天收入不到3分之2个德拉里，近卫军不用面对危险，舒舒服服地呆在罗马，每天却能拿2个德拉里。也就是说，军团士兵每三天的收入为2德拉里，近卫军每天的收入为2德拉里，军团士兵的年收入为243德拉里，近卫军的年收入则为730德拉里，到1世纪末，图密善将士兵工资涨到300德拉里；过了100多年，塞维鲁将工资涨到450德拉里；此后仅过了二十年，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又加薪50％，达到675德拉里

5.军团编制改变：百人队由100人降到80人，大队当中，第一大队的数量是其他大队的两倍，因此总人数也发生了改变，帝国时代的军团人数约为6000人以上，其中步兵5280人

剩下的则是炮手、骑兵队，指挥人员、医护人员等后勤人员组成

最直观的如下表：

而这里提到引入的注释：

出自约瑟夫的《犹太战记》

军备：

公元1世纪到2世纪：

头盔：公元1世纪早期，coolus头盔出现并逐渐取代蒙式头盔，而到了公元1世纪中叶，意大利和高卢型头盔出现并逐渐取代coolus头盔

护甲：此时出现了环片甲，最晚到图拉真时期已经大规模装备军团士兵（见图拉真功德柱），但是百夫长、掌旗官、军号手还有部分军团士兵仍然穿着锁子甲、鳞片甲（军团士兵见Tropaeum Traiani浮雕）

锁子甲：在图4的浮雕中可以看出，帝国早期的锁甲的形制并未改变，但到了图拉真时期，从Tropaeum Traiani上可以看出，锁子甲的肩部加强片消失了，变为短袖锁甲，长至大腿，而在奥勒留时期，锁子甲在军团士兵身上看不到了。

鳞片甲：样式同锁子甲基本相同，短袖，长至大腿部；

武器：除了上述的两类短剑外，还出现了庞贝式短剑；出现了带铅球的标枪；奥勒留时期，pilum标枪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般的长矛（马库斯圆柱上已经看不见pilum了，军团士兵和禁卫军所持的是普通的长矛）

盾牌：拉丁长盾逐渐淘汰（图2，在1世纪的浮雕上，仍然可以看到共和末年出现的拉丁长盾，盾牌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短的长方形盾牌，这类盾牌分为两类，一类为两边长为弧形的长方形盾牌，一类盾牌为长方形盾牌 。而在奥勒留时期，方盾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时期的曲面椭圆大盾，但是长度比共和时代要短，大致和方盾大小相同，且金属中心是帝国时期的圆形而非共和国时期的纺锤形

其他：腰部多了皮革制成的条状垂直装饰物，第二次达西亚战役期间，新增了甲片层叠结构的护臂

大致如上图顺序演变

PS：第1、2幅图属于同一时期；第3、4幅图属于图拉真第一次达西亚战争时期；第4幅图是图拉真功德柱上的画面；第5、6、7属于图拉真第二次达西亚战争时期，第5、6幅图是Tropaeum Traiani上的画面；第8、9幅图是马库斯圆柱上面的浮雕，纪念马库斯奥勒留击败北方蛮族入侵

其他:根据上文至少三个浮雕以及波里比阿的描述所示，军团士兵的配剑是悬挂在右侧的

武备演变内容至此结束

被绑架的皇帝：浅谈古罗马皇帝与军队之间颠倒的主从关系

“罗马帝国走向伟大，并不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的途径而是通过政治智慧和战争，而战争是首当其冲的。”从理论上讲，军队是维系政权、维系统治者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政权的支柱。

在罗马帝国却与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悖论：皇帝与军队之间从属关系颠倒。作为帝国统治首脑的皇帝，本应对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实践中并非每一个皇帝、元首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控制军队，很多时候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军队成为皇帝命运的决定者。

与军队密切相关的频繁帝位更替

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公元前27年-公元337年)并不漫长的364年帝国历史上，先后有59人通过各种手段、方式(嫡传、收养、武装政变、谋杀、宫廷政变、非法、“合法”等)获得了皇帝称号，平均6年多一点儿发生一次帝位更替。在位时间最长者为奥古斯都，历时41年；最短者昆提路斯在位仅仅17天。如果把奥古斯都当政的41年扣除，则不足6年即发生一次帝位更替。59位皇帝中，真正属于血脉相传的帝位继承者，只有12人，仅占此间皇帝总人数的20%。

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帝位更替

由此可见，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的罗马帝国，并没有形成血脉相传的“家天下”式的帝制，真正意义上的血脉嫡传王朝亦属鲜见。绝大多数皇帝的产生是人为的过程，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与前朝皇帝有血缘或收养关系。我们可视其为正常的帝位嬗递，但为数有限；

元老院和臣民的善意。实际上只是一个“标签”，并未得到真正贯彻，或无法贯彻到底。即使是元老院和臣民的选择，也取决于军队好恶；

获得近卫军及其有权势的近卫军长官支持，其中包括了近卫军长官本人夺得帝位；

行省总督在行省军队支持下登上王位；

斥巨资“赎买”帝位，实际上收买的是军队；

军队相互残杀，皇帝成为牺牲品，外籍、甚至蛮族将领问鼎帝位。

在上述六种类型中，后四种与军队关系是垂直的，而第一、第二种类型表面上看与军队关系不大，但大多数时候仍然是军队的好恶决定皇帝的取舍，可谓“殊途同归”。当然，军队直接“制造”的皇帝也许不占多数，但间接“制造”的皇帝却不在少数。伴随军队“制造”皇帝的频率不断增加，使前两种类型变得可有可无。两次大规模内战、几次杀戮皇帝的“高潮”“军营皇帝”的出现等等，都证实了军队在帝位传承中的决定作用，也证实了皇帝与军队之间悖论关系的存在。

军队与皇帝之间的悖逆关系例证

罗马帝国历史上, 涉及军队与皇帝之间悖论关系的事例、个案非常多, 每一次军队参与的帝位传承, 都是军队和皇帝之间悖论关系的真实写照。篇幅所限, 无法一一展开叙述。但几个重要的年份、历史时段, 足以说明问题。

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制度

1、“四帝之年”——皇帝与军队悖论关系非常典型的例证

68-69年是罗马史上罕见的内战、动荡交替折磨帝国的年代，也是著名的“四帝之年”，意指在一年时间里，罗马帝国更换了四位皇帝。需要注意的是，四位依靠军队称王的皇帝都不属于恺撒、奥古斯都的血缘亲属，全部军人出身，均在罗马城以外的军团供职。

关于这段历史，塔西佗这样评论道:“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在这里面有恐怖的战争，激烈的内讧，这些内讧即使没有大动干戈也是恐怖的。有四个皇帝被杀；发生了三次内讧，更多的对外战争，常常是国内与国外的战争同时进行。”

罗马帝国的四帝之年，你唱罢来我登场

68-69年内战及其影响不在于杀戮了几个皇帝，而在于军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皇帝，产生皇帝的“标准”发生严重扭曲：既可以不在罗马城，也可以非皇统血缘，甚至可以不是罗马人。刚刚存续一个世纪的帝制，在这场内战中被人为地改变了帝位传承的方式，军队以自己的价值取舍，公开决定皇帝人选。军队将领逐步成为皇帝的主要候选人，手握重兵的悍将武夫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

“68年尼录死后的王位争夺中，军队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驻扎在帝国各地的军队成为他们自己选定的皇帝候选人的后盾。”

2、“三世纪危机”——皇帝与军队悖论关系最深刻的例证

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危机时间之长，波及社会层面之广、危害之深为罗马帝国空前绝后，期间的所谓“军营皇帝时代”既是“盛产”皇帝，也是皇帝遭杀戮人数最多的历史时期。

三世纪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在其《罗马史》中，形容奥来里乌斯死后的罗马帝国“由一个金碧辉煌的帝国变成了落满尘埃的铁锈帝国”

《埃及艳后》,片中描绘她第一次进入罗马的场景

此时的军队把保卫边疆的使命弃置一边，“积极”参与以争夺皇权为目标的种种争斗，乃至参加以皇位争夺为主要内容的内战。在这些争斗中，军队的角色不仅极不光彩的，而且毫无原则可言，不断以自己的好恶废立、取舍皇帝。“务实”的罗马军人选择皇帝的标准是“单一”的，即谁能够给予官兵更多的战利品、军饷、金钱，谁就是他们眼中的“好皇帝”，或者是“好皇帝”的候选人。

如果我们接受西方学者的观点，将“军营皇帝时代”限定在3世纪危机最严重的235-285年，皇帝人数至少达到了22人。这段时间仅占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364年的1/7略强，皇帝人数却超过了总数59人的⅓，两者之间远远非“比例失调”所能解释的。

古典史家希·罗狄安(Herodian)评论说:“(士兵们)丝毫不顾及脸面，毫无拘束地渴求金钱，同时将军们把对皇帝的尊重和情感抛弃一边。既然无人对杀戮皇帝的冷血士兵表示反对，或采取反对的行动，或阻止拍卖、出卖帝国政权的无耻行为，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家便进入了不光彩的无序状态。”

3、“五贤帝时代”——皇帝与军队悖论关系的反向例证

无论是“四帝之年”，还是“军营皇帝时代”，帝国是否安宁、帝位传承能否平稳进行，军队的稳定程度及其表现一直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皇帝能否控制军队成为关键环节。与“军营皇帝时代”史实的反面例证不同，“五贤帝时代”帝国繁荣昌盛，罗马帝国呈现出数百年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稳定，疆域也达到最大化，统治者也因此获得生前身后名，则从正面说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

五位“贤帝”分别为：尼尔瓦(MarcusCocceiusNerva，96—98年在位)、图拉真(MarcusUlpiusNerva Traianus，98—117年在位)、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117—138年在位)、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马尔库斯·奥莱利乌斯(MarcusAurelius，161—180年在位)。

“五贤帝”治下的罗马帝国，内部政局平稳，边境(总体上)保持安宁，诸位“贤帝”牢牢控制军队，军队听命于皇帝，帝国军队大多数时间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能：或对外扩张，或镇压反抗、起义，或固守边关，远离内部纷争的政治漩涡，等等，使罗马帝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长达百余年的和平时期。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不仅不存在悖论，反而通过两者之间罕见的正常关系，反向说明了其他历史时期悖论原因所在。

“五贤帝”时代的具装铁甲骑兵，被认为是“最适合大规模战斗的骑兵。”，是公民步兵军团最重要的两翼护卫者

军队与帝国之间的悖论关系

探讨皇帝与军队之间的悖论关系，不能回避军队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帝国与军队之间的悖论关系是皇帝与军队悖论关系另一种表现形式。

恩格斯指出:“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某种意义上讲，罗马能够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发展成为庞大的帝国，保卫漫长的边境线免遭外族侵犯，与军队职能的充分发挥有密切关系。

罗马帝国时代的欧亚大陆

而当军队拒绝履行这两项职能时，则不仅稳定繁荣无从谈起，酿成内乱、内战在所难免。68-69年内战、192-193年内战、“3世纪危机”、“军营皇帝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实，从反面印证了军队背离自己职能给帝国带来的种种祸患。

1、造成罗马帝国政局混乱，内战、阴谋、暴政接连不断

屋大维兵定埃及，回师罗马并未解散军队，反而贪婪地攫取政权，巩固军权。如打着“恢复共和”的旗号改组元老院，并确立自己为首席元老，使元老院变成完全听命于自己的附属机构；以弱小省份“平静无战事”为由将其还给元老院，而“把强大的省份留给自己；”“逐步建立了这一支强大的近卫军，随时用来保卫他的人身安全、威吓那些元老，并用以防止或尽快摧毁刚露头的反叛活动。”

但从公元前 1 世纪, 到君士坦丁大帝遣散近卫军的几百年时间里 ,近卫军日渐感到“君主的生死、元老院的权威、公众的财富、帝国的安危，实际上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骄横情绪日益滋长。在皇帝们的娇宠、纵容下，近卫军更是恣意妄为、肆无忌惮，逐步演变成为作恶多端的“ 特种军队” 他们残暴地杀害了康茂德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公然地拍卖帝国皇位，使帝国政局陷入一团混乱之中，且仅几个月内就有两位皇帝被杀。

“一旦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公开显现出来，任何有野心的将领都想依靠手中的军队，寻求攫取政权，一试身手。”军队为行省军事将领觊觎皇位开了绿灯。“要么安抚军队，要么灭亡”成为皇帝的座右铭。

从235至285年，短短的50年间，皇位更替与军团之间厮杀相伴随，军队哗变和内战此起彼伏，26位皇帝被军队拥上王位，平均不到两年便发生一次“非自然”的皇位更替，而在这26名皇帝中，仅有一人没有成为军队的刀下冤魂，属于“自然死亡”。

奥古斯都当政后为稳定时局、树立权威设立禁卫军，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解散了这支已服役了300年的军队

2、使帝国赋税沉重 , 生产停滞 , 经济逐渐衰弱

“金钱是内战的动力” , 只有金钱可以收买军队 , 有了军队才可以在内战中取胜进而登上皇位。于是野心家们为实现自己执政的目的 , 在“让士兵致富 ,其他皆可不顾”信条的指导下 , 不惜以货币贬值 , 征收没收性赋税以耗尽其地区资源换取军队的支持。“为了供养军队 , 帝国转而成为一架专为创造设计税收的庞大的行政机器”。并且这些暴君们完全不顾人民群众的怨声载道。如“人民群众普遍反对内战之后制定的 ,对拍卖的商品所征收的百一税。但是提贝里乌斯却提出 , 军用库是需要这笔款项的”。繁重的税收严重挫伤了地主、小佃农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 , 造成生产的停滞前。

由于罗马士兵在公元 405 年以前没有薪给，其报酬来自战利品的获得。这就注定战争的其掠夺性。这种掠夺造成大片土地和城市的荒毁，军队的互相残杀、战俘的不断减少等导致大批劳动力的丧失，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造成 , 大批农庄生产萎缩、城市萧条。

当维提里乌斯军队到达意大利时 , “意大利目前所遭受的苦难却比战争灾祸更加严酷 , 更加可怕。分布在各自治市和移民地的维提里乌斯派军队劫掠、盗窃、残暴、淫乱 , 无所不用之极。⋯⋯他们熟悉当地情况 , 就把那最殷实的农庄和最有钱的财主划出来作为掠夺的对象 , 如果对方稍有抵抗便杀掉了事。

3、使军队腐败变质，国防松弛，最终国门洞开

从根本上说, 军队的堕落是整个罗马帝国堕落必然结果。 在世风不古的罗马帝国 , 让军队不受到“ 污染” 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军团士兵腐化、奢侈，居功自傲，对罗马人民粗暴野蛮、滥杀辱骂成为常事，堕落成国家的一群寄生虫，难以抵御外敌入侵。

古罗马士兵装备

“士兵都戴上金戒指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带着妻子安闲地住在军营中，尽量让他们过着舒适生活。”

“最后，罗马人丧失了他们的军事纪律。他们甚至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武器⋯⋯士兵们认为这种武器太重了。他们得到皇帝格拉蒂安的允许不穿铠甲，后来，索性连头盔都不戴了。”

自共和国末年以来公民人数锐减，在公民中征召军队面临着重重困难。于是自图拉真皇帝以后罗马开始征募辅助军队。

“罗马人和蛮族缔结了条约，因为蛮族不像罗马士兵那样奢侈，没有罗马人那样的气质，也没有罗马人那样的要求。”

罗马军团

由此，边疆少数民族侵入了帝国的肌体，他们渐渐依靠自己的实力而成为军队的主力，甚至许多升到军官的职位。为了抵御蛮族，罗马还采用“以蛮制蛮”策略，雇佣日耳曼人来抵抗日耳曼人，致使日耳曼人大批进入帝国。

在3世纪，罗马军队中已经介入了日耳曼人、摩尔人以及来自多瑙河、伊利里亚和达尔马西亚地区的蛮族人。“到4世纪下半叶，大部分身居高位的军人都是日耳曼血统。”由于这些部族是罗马帝国征服的对象，长期受罗马人歧视，从思想意识上敌视罗马，并且长期觊觎罗马的财富。

古日耳曼人——罗马帝国门口的野蛮人

奥古斯都时，他们慑于罗马的强大；而此时，罗马内部空虚、行将就寝，则为他们提供了机会。“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加之蛮族本身同帝国统治当局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使得国家外防松懈，时常国门洞开，十分便于境外蛮族入侵。”最终，公元476年，蛮族攻陷了罗马，西罗马帝国灭亡。

军队与皇帝之间的主从关系探究

在皇权无法与军权抗衡的年代，皇帝性命有朝不保夕之虞，军队成为罗马帝国政治舞台上左右局面的“主角”。出现了“主仆”错位悖逆关系：军队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皇帝，也有“权力”和“资格”将皇帝的命运玩弄于掌股之间。罗马帝国缘何会产生这种悖论关系? 以下几方面原因需要阐释：

1、帝国统治者和军队的特殊关系并非依靠制度保障的，而主要依靠元首、皇帝个人的能力。

元首皇帝的能力——尤其是对军队掌控的能力，便直接决定了皇帝的命运。帝国时代，军队和皇帝之间表面上似乎不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事实，不存在军权与王权的对立和矛盾，但实际上帝位传承过程中却始终表现为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是军权与王权矛盾的总爆发。举凡帝位能够平稳、正常传递，泰半归于皇帝对军队控制得法。

罗马帝国元首制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

“为了防止反叛,皇帝们也知道要成功地控制军队,并在士兵中赢得声望”。

“每一个皇帝个人都与军队关系密切——作为军饷发放者、同僚、出资人——以证明他自己就是一个勇敢和值得尊敬的士兵伙伴，从而赢得士兵的忠诚。所以，到1世纪末时，皇帝亲自指挥所有重要战役，使自己的角色更接近军事领导者不足为奇”。

问题在于，并非每一个皇帝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才酿成军队动辄杀戮皇帝的局面。“五贤帝”治下的帝国稳定强大，与“五贤帝”强化军纪，治军有方密切相关。“军纪严明和统治技巧高超,则王位觊觎者近乎没有”。反之,失去控制的军队就会把握皇帝的命运,对皇帝生杀予夺。帝国历史上，王朝更替，帝位传承总是一个动态和变化的过程。与此相比,军队却是百年一系，不断导演、参与帝位传承,左右着皇帝的命运。

2、军队的堕落、腐败、蜕变。

罗马帝国军队前身是共和国时代以公民兵为主体的军队。进入帝国时代，公民数量远远不及军队发展需要, 帝国征召非公民入伍逐步增多。军队成分量变过程, 进一步加剧了军队的质变。进入帝国时代后, 即使是罗马公民也没有了共和国时代的爱国主义激情。

“公元 3 世纪, 罗马军队主要由各行省的农民组成……罗马皇帝也招募蛮族参加军队, 以补充兵源”。

“罗马的年轻人逃避征兵导致军队衰落。他们不再有爱国主义激情, 视服兵役为应逃避的奴役。”

【抢劫萨宾妇女】

军队之所以屡屡干预帝位传承，动辄拥废皇帝，是质变的集中反映，揭示了由曾经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公民兵性质的军队，堕落成为一伙与兵痞无异的不逞之徒的事实。

“军队在共和国末期一直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军队的动向直接对政局发生影响，但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奥古斯都却做到使军队成为他手中的工具(至少他在世时如此)而不是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杰作。”

这里所说的“独立的政治要求”，我们认为包括了日后军队对元首、皇帝的“挑剔”与选择。这种“独立的政治要求”本身就是军队与元首、皇帝关系悖论化的写照：理论上军队应无条件服从皇帝，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却又可以向皇帝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

荷加斯兄弟之誓

这种堕落既有军队自身内在因素，更不应忽视整个社会腐败堕落对军队造成的“染缸”效应。从制度层面分析，募兵制、雇佣兵制使军队和士兵为金钱所驱使；而从社会层面分析，则不能忽视社会对军队产生了巨大负面效应。

“对于皇帝来说,为了使自己的帝位合法化,求助于军队是一可行之路。大多数成功的皇帝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给予军队奖赏,或在登基时提高军队的军饷”。

这种变相的以金钱换士兵忠诚的做法一再被许多皇帝采用，而结果不仅没有“换”来士兵的忠诚，反而使自己的命运落到了日益失控、为所欲为的军队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皇帝控制军队和 “权力真空”。

举凡专制君主都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并利用军队实现自己的专制目的。但在罗马帝国, 却另有一种客观事实。皇帝名义上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形式上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士兵入伍后要对皇帝宣誓。而实际上，皇帝的军事指挥权取决于对军队的控制程度，“因人而异”是必然的，无法一概而论。

元老院是古罗马的政权机关。最早出现于王政时代，作为国家咨询机关，由氏族的豪门贵族长老组成，即长老会议

随之而来自然产生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帝国最高军事统帅的皇帝没有军队，也未直接掌控军权，由此产生的 “权力真空” 则由那些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们“充填”。所谓的元老院则被搁置于一种虚设、或程序的地位。 一旦皇帝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或控制不力，军队便成为“无冕之王”。军队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取舍皇帝。

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大多数历史时期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皇帝是由元老院宣布皇帝才是合法的，而元老院却没有权力选择和拥立皇帝。当强悍的军队把自己选择的皇帝推到元老们面前时，元老院的唯一选择是 “服从”。由于罗马帝国“真正的权力依赖对军队的控制”，所以，其连锁反应是：“权力真空”难以克服, 皇帝命运也无法自己把握。

公元前 44 年,凯撒大帝独自一人步入罗马市中心的元老院……

结语

纵观罗马数百年帝政史，军队流弊深重，皇帝每每被军队玩弄于股掌之间，帝位传承的历史动辄演绎成不同派系军队之间纷争、内战的历史；成为军队日益跋扈 , 屡屡弑君杀主、发动血腥宫廷政变的历史。帝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剧烈动荡的代价 ”。

皇帝与军队、军队与帝位传承, 类似在其他文明古国属于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在罗马帝国却充满了随机性、随意性以及无规则性。军队与帝国之间产生了罕见的悖论关系：帝国稳定须臾离不开军队 , 而在罗马帝国 , 许多时候军队却是内乱的罪魁祸首 ; 军队可以为帝国带来和平 , 但也经常在罗马城内摆开战场 , 肆意杀戮。以致于历史学家评论说:“没有哪个皇帝能在自己军队那里得到寥寥数年的安宁。”

友好互助四十年？漂亮国为何终把伊朗培养成了如今的结果？

二战后，为了维护自己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霸权体系，漂亮国在全世界搜罗和培养小弟，在恩威并重，胡萝卜加大棒之下，一波又一波优秀的美国马仔问世了，比如第一批次的日头有点下落的英国、袋鼠国、巴列维王朝等，第二批次的“跪姿”国（与某东方大国一衣带水的、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泡菜国等。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都过了20年，疫情都三年了的时候，这些马仔对漂亮国依然言听计从，泡菜国的总统甚至对着美军旗敬礼，不得不承认漂亮国确实驭下有方，但唯独伊朗，被美国“爱”了四十年之后，一朝翻脸，直接和漂亮国开干。

伊朗现国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英语：Islamic Republic of Iran，Iran），简称伊朗，位于西亚，属中东国家，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接壤， 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邻，西接土耳其和伊拉克，中北部紧靠里海、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国土面积约164.5万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17。

公元前2000年，中亚的印欧人种雅利安人的一支南迁至伊朗高原，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同化。公元前7世纪中叶，米底击败周边部落，建立了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米底王国。

公元前6世纪初，米底征服伊朗西南部的波斯部落，并攻灭新亚述帝国，领土面积最大时包括今伊朗全境及土耳其西部。公元前553年居鲁士大帝起兵反叛米底，并于公元前550年推翻米底王国，建立第一个波斯帝国，史称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波斯帝国国力达到鼎盛，其疆土东起葱岭、西至巴尔干半岛、北逾高加索山脉、南抵埃塞俄比亚，国土面积约达700万平方公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希波战争后，公元前492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由盛转衰。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侵，征服波斯全境，并开始了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希腊化”的殖民统治。

公元前247年，伊朗地区进入安息帝国统治时期，直至公元224年。极盛时期，安息帝国的统治区域隔着幼发拉底河与赫赫有名的古罗马帝国为邻，首都泰西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西亚附近。都是强国，谁都不服谁，都看对方不顺眼，打架变成了两个帝国之间的标配。

公元224年，趁着外战争，安息帝国的一个地方官员发起内部战争，于两年后杀死末代安息国王，公元226年建立萨珊王朝。

安息帝国安息后，新建立的萨珊王朝依然有着搬不走的邻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罗马帝国，战争依然是不可能避免的了。年轻气盛，孔武有力的萨珊王朝人曾在260年俘虏过罗马皇帝瓦勒良。战争从来都是由统治者发起，最终却又由百姓买单，萨珊王朝人民的税额越来越重，民怨四起，造成暴乱不断。公元629年和642年，两任萨珊王朝的皇帝遇刺。不幸的是萨珊王朝屋漏偏逢连阴雨，内乱叠加着遇上了正在崛起中的阿拉伯帝国军队的侵袭，帝国灭亡只能是唯一的可能性了。

公元651年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亡，末代皇帝的儿子俾路斯逃到唐朝，请求唐高宗派兵抗击阿拉伯人的入侵，唐朝派兵护送其返回今阿富汗锡斯坦一带，并帮助其建立波斯都督府，公元663年仍没逃过阿拉伯的一劫，萨珊王朝彻底被灭。阿拉伯人开始了在此地的统治，直至公元874年。

公元874年，古波斯人萨曼家族的成员伊斯玛仪·本·艾哈迈德（892—907在位）以布哈拉为首都，创立了萨曼王朝，萨曼家族原本信奉拜火教，阿拉伯统治时期皈依了伊斯兰教。萨曼王朝的几代君主励精图治，萨曼王朝疆域最大时包括中亚、波斯大部分、阿富汗斯坦等地，影响力巨大，中亚突厥人游牧部落纷纷进入波斯国内定居生活，中亚突厥人伊斯兰化的进程由此开启。

公元962年，萨曼王朝的一名突厥近卫军将领叛变，建立了伽色尼王朝，公元999年，伽色尼王朝联合中亚另一个突厥帝国——喀喇汗王朝灭了萨曼王朝。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1231年，伽色尼王朝灭亡，其疆域进入蒙古人统治时期，直至公元1476年，铁木尔王朝灭亡。公元1467—公元1502年，伊朗地区进入了由土库曼人建立的、短暂的两羊王朝时期——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游牧民族就是这么的随性和贴切，王朝取名尽显了民族主业特色，干练不干练的不知道，但确实一点都不啰嗦，这样的王朝名字，直白到了短裤段位。但，这么没文化的表现，历史能给他们的时间也很短暂。

公元1502年，一个在波斯西北极为活跃，首领有着古波斯贵族头衔，名为萨菲的什叶派社团，趁白羊王朝动乱揭竿而起，建立萨非帝国。这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朝代，对什叶派在波斯的发挥壮大起了重要作用。17世纪末，萨非帝国日渐衰落。1722年，阿富汗人吉尔扎伊部落在马赫穆德的领导下，攻占萨非帝国首都伊斯法汗，并自立为波斯皇帝。

人狂必有祸，1736年，正宗的波斯突厥首领纳迪尔率军把他逐出波斯，建立阿夫沙尔王朝。1747年，纳迪尔皇帝死后，其儿孙为争夺王位而爆发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内战。公元1796年，阿夫沙尔王朝被恺加王朝所灭。

公元1779年，突厥人建立了恺加王朝，定都德黑兰，这也是德黑兰首次被定位为波黑伊朗的首都。恺加王朝初期，世纪进入大航海时代，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伊朗。英国同伊朗三次战争，最后伊朗割地赔款。法国、奥地利、美国等也都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了不平等条约。19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采矿、筑路、设立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1907年，英、俄两国相互勾结划分了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随着欧洲列强的侵入，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社会经济衰落，封建统治专横残暴，多次发生人民起义。

盘踞殖民伊朗多年的英国一直试图更深入地控制这个国家，迫使国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英伊协定》。这引发了伊朗民众的反英浪潮，日不落帝国担心软趴趴的伊朗国王难以控制局面，开始寻找和培养潜在人选，遂扶植实权派礼萨取而代之。

礼萨·汗·巴列维，一个出身贫寒的强硬派，十四岁从军，从士兵一步步爬到中校军衔。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趁机赶走了俄籍军官，掌控了哥萨克师，成为军中实权派。

1921年2月18日，率三千哥萨克进军首都德黑兰，逮捕大批官员，国王闻讯出逃。礼萨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伊朗从此进入了巴列维王朝时代。

礼萨崇拜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决心仿效土耳其，通过精英治理的方式，实现富国强兵。伊朗北部，他消灭了苏联人支持的军队，在南部平定了库尔德人的反抗，改革强硬、镇压血腥，但不乏进步意义。

展现了开国者（王朝开创者）的快速富国强兵的雄心与魄力。他一边努力学习西方强国，派遣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以及百余人到欧洲留学。另一边又对英国人保持着强硬态度，他废止了议会尚未通过的英伊协定，将英国人从伊朗政府及军队中赶走，解散了英国在伊朗的武装力量，遣散了宪兵部队中的瑞典军官。强力收回英国人在伊朗石油领域的控制权，并拒绝向英国、苏联引进技术，选择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合作。

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德军入侵苏联，切断了苏军的补给线，苏联迫切需要开辟新的补给线，而作为同盟军的英国则对伊朗的石油念念不忘，两国一拍即合，计划着兵分两路，南北夹击着要肢解了伊朗。

作为国王的礼萨作出了战略性误判。他认为，伊朗只要不倒向轴心国，就不会卷入这场战争，于是宣布伊朗做中立国。他还认为，英国只谋求南部石油资源，苏联不可能入侵伊朗北部。老礼萨对鹅毛侵略扩张的本性认识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英苏随便找了一个伊朗为德国提供便利，放任德国工程师在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的理由便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

英苏虽然在欧洲战场上非常被动，但对伊朗的这场战争仅持续了4天，两国便胜利会师在了德黑兰，接着逮捕了国王礼萨，并将他流放。

1943年11月，美英苏在伊朗首都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同盟国的目的并不是占领伊朗，德黑兰会议对伊朗承诺，战争结束六个月内便撤军。

为了加强对伊朗人民的控制，获取伊朗的石油资源以及地缘上的战略利益，流放了老国王后，美英把他的儿子——巴列维扶上了王位。作为一个习惯了养尊处优的“君二代”，理想主义治国，妄自尊大，巴列维缺乏其父亲作为开国君主的政治手腕和智慧。

1949年，苏联扶植的左翼政党刺杀巴列维未遂，伊朗政府取缔了左翼政党。两年后，巴列维又遭遇了来自民族主义势力的挑战。苏联培养出的摩萨台在议会投票中获胜，被任命为伊朗总理。摩萨台上台架空了国王，并推动石油国有化。这让英国极为不满，于是英美联合策动了一场政变，将摩萨台推翻，巴列维重掌大权。

此次政变后，巴列维与美国达成了交易。巴列维掌控的扎赫迪政府与英美重新签署石油协议，美国石油资本成了最大的赢家。美国为巴列维提供45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伊朗政府解决财政危机。

1960年，伊朗财政再次恶化，经济危机爆发，不少企业倒闭，失业率超过20%。这一年，伊朗爆发了100多次罢工和反政府示威。

1960年底，年轻的肯尼迪当选了美国总统，他调整了对伊朗的政策。肯尼迪上任不久，美国国务院给新总统递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政策的报告。报告指出，需要提供足够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经济崩溃及财政破产，但是国王（巴列维）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比如满足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同时，这份报告提醒肯尼迪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物色替代人选。

从1954年到1962年，美国一共向伊朗提供6.8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巴列维依然难以控制局面。1960年巴列维承诺自由选举，但选举却又猖狂作弊，理所当然地遭到更多人的反对。

面对糟糕的局势，巴列维再次向美国政府求助。肯尼迪同意继续提供巨额贷款，但条件是伊朗石油和阿米尼担任伊朗首相。阿米尼上台后强行解散议会，以“毫无阻碍地进行至关重要的改革”。但是，阿米尼仅执政14个月就被迫辞职。有学者猜测，1962年春夏之交，巴列维访美与肯尼迪达成默契：美国抛弃阿米尼，巴列维亲自主持社会改革。

1963年1月，巴列维颁布了六大改革计划，开启了伊朗历史上声名显著的“白色革命”，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企，工人参与公司分红，让妇女享有选举权，农村“扫盲”。

当时议会被解散，巴列维为了获得民众支持，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改革。结果，赞成票达99.9%，绝大部分农民和市民都支持巴列维的改革。

巴列维的改革成果是显著的。伊朗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从1963年到1976年，伊朗GDP增速大部分年份都超过11%。到1976年，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将近一半的人口摆脱了“文盲”。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女性打扮像欧美国家一样时尚，可自由恋爱，言论开放，且拥有选举权。

然而，在这样的经济持续繁荣、社会不断开放的十余年后，巴列维王朝突然倒台。

1975年代开始，伊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反国王运动。1978年，各城市游行示威不断升级，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国王”，“西方傀儡”，“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不少游行队伍都抬举着一个老者的画像，他就是霍梅尼。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领袖，他是巴列维白色革命的主要反对者。他曾经公开辱骂巴列维为“卑鄙可耻的人”、“美国的走狗”。霍梅尼大肆抨击巴列维的政策破坏了伊斯兰的传统，让伊朗沦为一个毒品、酒肉、妓女泛滥的国家。

伊朗政府多次逮捕霍梅尼，并将其流放到海外长达14年。霍梅尼大多数时间都在伊拉克圣城纳杰夫，他坚持斗争在伊朗及伊拉克什叶派中赢得了威望。

到1978年9月8日，在德黑兰的一场示威中，军队鸣枪示警无效，终于朝继续前行的人群开火，造成89人死亡。已经流亡国外的霍梅尼开始大肆对外宣传政府屠杀了4000名平民。

在这样的时刻，处于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美国极力维持伊朗国内政局的稳定，没有放弃对巴列维政权的支持。卡特政府更是直接派遣特使到伊朗军中，强调不允许伊朗爆发国内。军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采取了要命的中立态度。

1978年11月6日，巴列维在伊朗电视台发表讲话，对统治期间犯下的错误作出道歉，并保证开放党禁、打击腐败、创建民主联合政府，试图弥合伤痕，维持已经岌岌可危的统治。

看似真诚的忏悔，却被利用。霍梅尼趁机鼓噪群众，宣称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维这个“软蛋”，同时曝光了巴列维患癌的消息。至此，平民百姓彻底相信美国人已经放弃了对所谓国王的支持，更促使巴列维所剩不多的最忠诚的支持者倒戈。

1979年1月，眼看大势已去，又身患绝症的巴列维以“休长假”为由被迫逃离伊朗，而美国也彻底放弃了这位国王。伊朗的国家权力出现真空，几十万装配着精良美式武器的军队陷入迷茫。

只是，美国人万万没想到，他们精心培养，扶植了四十多年的伊朗，从此刻起，就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怀抱，甚至回到自己的身旁。伊朗伊斯兰革命送走了一位君主，但却迎来了一尊“神”。

巴列维流亡后，宪政自由派领导人巴赫蒂亚尔组建了临时政府。他对外宣称，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并实施宪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霍梅尼不会介入政治，对政权不感兴趣。

事实上，多数伊拉克什叶派及传统伊朗什叶派几乎不干预世俗政府事务。霍梅尼多次通过西方媒体表示：“什叶派宗教领袖不是要去统治别人”。

就在1978年11月，霍梅尼接连接受美联社、联合新闻社、英国卫报采访时，都明确表示：“个人愿望、年龄及我的健康，都不允许我执政”，“我不想拥有权力或政府的掌控权，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将霍梅尼吹捧为为伊朗争取自由又淡泊名利的“华盛顿式英雄”。

就这样，这位老谋深算、年近80的老头骗过了所有人。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结束了14年的流亡返回伊朗，法航机长亲自搀扶霍梅尼下机，当时数万信众前来迎接。霍梅尼发表讲话，向伊朗人承诺，伊朗将迎来一个民选政府，教士不干政，人人享有免费电话、电力、暖气及巴士，“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

但是，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向其盟友开刀，首先公开反对巴赫蒂亚尔率先组建的临时政府，并称：“由我任命政府，我会任命一个受民众拥戴的政府”。回国仅10天后，霍梅尼就任命巴札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并要求民众：“你们必须要效忠他”。他甚至发出警告：“这是真主的政府”，谁违抗这个政府就是违抗真主。

霍梅尼先稳住军队，使军队保持中立，然后大力发展信徒为私家军。当霍梅尼起势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倒向霍梅尼，并血腥镇压宪政自由派及反对者，巴赫蒂亚尔逃亡法国（1991年在巴黎被伊朗特工暗杀）。不信教、不信神的左翼政党很快被清除殆尽。大批旧政权的高级军政官员遭到囚禁或处决，王室财产被没收，富人们纷纷出逃。

同年3月，霍梅尼公开宣称：“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并说出了至今仍振聋发聩的名言：“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

霍梅尼发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将伊朗全面伊斯兰化。废除巴列维王朝颁布的《女性家庭保护法》，采用伊拉斯法令，强制要求妇女必须遮掩头发，严禁抽烟喝酒、男女游泳；要求中小学及大学停课，对教材、老师队伍进行整顿，所有课程都由“伊斯兰大学委员会”编写，查处一切西方书籍及电影；将女孩的法定结婚年龄降到9岁，已婚妇女则不允许在普通学校上课。

3月31日，伊斯兰共和国以公投的方式成立。从巴列维流亡到伊斯兰国成立，不过短短2个半月，西方人、伊朗人、全世界都还没反应过来，伊朗已经彻底进入了政教合一的霍梅尼时代。

霍梅尼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伊朗的头号敌人，他号召革命卫队及教徒打砸一切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可口可乐、麦当劳、酒吧、咖啡馆、赌场及娱乐场所。

10月，流亡的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疗癌症，这事激怒了伊朗信徒。11月4日，霍梅尼煽动数万信徒冲入美国大使馆，将66名工作人员扣为人质。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

事件发生后，美国朝野哗然，卡特总统立即制裁伊朗，终止了从伊朗进口石油，冻结了80亿美元的伊朗人在美资产。伊朗提出释放人质的条件，包括遣返流亡美国的巴列维，就1953年策动政变向伊朗道歉。

当两国外交陷入僵局时，卡特总统命令美国特种部队发起人质营救行动。1980年4月24日22时，美国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逼近伊朗海域，8架直升机搭载180名突击队员，直奔德黑兰营救人质。

然而，在飞行途中，3架直升机因沙漠爆发沙尘暴而掉队，卡特总统当即取消了营救任务。更糟糕的是，在撤离过程中，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第二天，美国政府向外界公开营救计划失败。

人质营救失败直接导致卡特连任大选失利，里根总统刚上台，便与伊朗达成了协议。1981年1月20日，美使馆人员被挟持了444天后终于获释。

伊朗人质事件对美国来说是奇耻大辱，从此美伊两国成了冤家仇敌。不过，霍梅尼在这起事件中获取不菲的政治资本，国内威望爆棚。然而，霍梅尼的野心远不仅此，他试图超越国家概念统一穆斯林，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他声称：“在世界各地建立伊斯兰国家是革命的伟大目标”。

霍梅尼选择伊拉克作为革命输出的第一个目标。伊拉克是什叶派的发源地，占人口的55%，但是多数信徒不参与政治，当时的伊拉克由逊尼派萨达姆·侯赛因掌控政权。霍梅尼在伊拉克流放十余年，拥有不少信徒，更有机会发动伊斯兰革命。而萨达姆则企图趁霍梅尼立足未稳之际打击伊朗。

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两国都未曾想到，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及中国都纷纷向两国出售武器。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用最先进的武器打了一场最原始的战争”。因为两国士兵素质偏低，基本上不会使用美苏提供的先进武器，有时只能陷入惨烈的肉搏战。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美国里根总统在出售武器给伊拉克的同时，还暗中向伊朗输送。1986年11月4日，在伊朗人质事件七周年集会上，伊朗议长拉夫桑尼宣布，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曾秘访德黑兰，双方达成了交易，美国向伊朗提供军火，美国要求伊朗帮助释放在黎巴嫩被劫持的美国人质。

令美国人无法接受的是，里根总统主动向伊朗示好，给伊朗官员赠送了一本里根亲笔签名的圣经，一块象征打开美伊关系的钥匙型蛋糕。

这就是著名的“伊朗门”。这一事件给里根的执政生涯几乎带来毁灭性打击。里根辩解称，改善与伊朗关系主要预防伊朗在两伊战争中倒向苏联阵营。不过，里根在戴维营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在执行对伊朗的政策中有缺陷，犯了错误。”

此后，美国国会出具了一份长达690页的调查报告，调查费用达近800万美元。报告指出联邦高官欺骗公众、藐视法律程序。这一案件随后转移到美国司法机关审理，最终，主要负责人、国家安全事务总统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被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处6个月的监禁。

“伊朗门”对美国政界影响巨大，从此对伊朗的强硬态度，成为美国两党的“政治正确”，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敢触碰这一雷区。美国和伊朗渐行不是渐远，而是永远。

两伊战争最终在联合国的调停下于1988年8月结束。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伊拉克死亡18万人，伊朗死亡35万人，两国经济被战争拖垮，社会陷入灾难性重建。但是，两国领袖都各自宣布赢得了战争。

两国都输了战争，萨达姆和霍梅尼却赢得了统治声望。在两伊战争中，霍梅尼大力推行法基赫体制，在司法、议会、行政及经济领域全面实施伊斯兰化。伊朗表面上有总统、议会、法院，但神职最高领袖才是伊朗的掌控者，以法基赫监护的身份控制司法、行政、军队大权。

霍梅尼杀害了几位大阿亚图拉，控制了宗教委员会和革命卫队，提拔哈梅内伊为阿亚图拉，将其扶上总统席位。

霍梅尼在两伊战争期间，将大部分私人资产收归国有。目前，伊朗经济的85%由官方及半官方掌控，伊朗伊斯兰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控制着大量经济利益。

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伊朗经济增长缓慢。伊朗人抱怨生活水平下降，霍梅尼则声称：“经济是笨蛋的东西”，“宗教高于物质”。

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成为了伊朗新的最高领袖，并成为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基本上延续了霍梅尼的“宗教遗产”，国内社会结构固化，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近些年，在美国的封锁下，伊朗通胀率高企，经济陷入困境，不少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

2019年10月伊拉克掀起的反伊朗行动，为了缓和两伊矛盾，将矛头一致对准美国，苏莱曼尼在伊拉克频繁活动，与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力量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策划针对美国的恐袭活动。

特朗普认定，美国商人在伊拉克被炸死，美驻伊拉克大使馆被烧，幕后主使均指向伊朗将军——苏莱曼尼，随即发起刺杀行动。与苏莱曼尼一起被炸死的，还包括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创始人之一、副司令官穆罕迪斯。

这次攻击美国大使馆事件，再次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让人联想到当年的伊朗人质事件。很多人称，刺杀苏莱曼尼，报了美国当年人质劫持之仇。

当年卡特总统谋求连任，忌惮于人权外交，坐视巴列维倒台，霍梅尼趁机夺权。而特朗普为了连任，屈服于漂亮国内的汹涌民意，在中东冒险，但却仍和他的前任——卡特总统一样，还是失去了政权。

但却成功地、再次增加了伊朗人对美国的厌烦和痛恨，老死不相往来已经不能充分地把他们对漂亮国情感的描写。

有人感叹，被美国封锁了数十年，苦日煎熬的伊朗人今日留下的泪，其实是他们当年抛弃巴列维王朝时脑子进的水。

多有疏漏，非常感谢君的阅读

我是君犁，特别需要君的关注

英超七大名帅的管理哲学，你最服谁？

关于足球的管理哲学，真的可以说是一门大学门。之前范师傅在执教曼联时，就一直在反复强调自己的Philosophy.......其实在现代足球俱乐部中，如何将商业化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竞技队伍的管理特性融合在一起，再通过战绩体现出来，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文：一只Döner

世界足坛里取得过巨大成功的教练，其实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管理哲学。还记得圈哥（ID:Eco_Sports）刚到英国读书时，狠下心买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名为《The Manager》的大作。里边记录了16名顶级足球教练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哲学，这些生动、有趣的管理案例，在映射出教练的独特管理方法时，也体现了一些成功的、经典的管理学理论。

新赛季的英超，可谓是名帅云集。穆里尼奥、瓜迪奥拉、孔蒂、温格、克洛普等主教练之间的斗法，也充满了看点。而除了球场上的比分和胜负外，了解这些教练背后的管理哲学，也能让我们通过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与解读足球。

阿尔塞纳·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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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个月，教授执教阿森纳就要满20个年头。在爵爷退休后，他已经成为了现役教练中执教一个球队最长时间的主帅。但即便对一家俱乐部尽忠职守20载，仍会有人对他提出质疑：过去的10年中枪手没有获得过足够有价值的头衔荣誉，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投入来保持阵容的强大。但也有人在说，20年后，只剩他在对抗金元足球。

不过从98-99赛季开始，教授已经连续19个赛季将他的枪手们送进了欧冠赛场。单凭这一点，他也足够被评为成功足球教练的典范。

对于一个企业领导来讲，重要的是别人对你的身份和声望有清楚深刻的认识，不管这种认识是正面还是负面。

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温格始终将球队建设与平衡的财政状况保持一致（这么看起来，教授好像更适合德甲）。他明白这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如果战绩是衡量球队表现的唯一标准，他早就兵败沙场了。所以他也按照自己的执教理念在行事，培养天才球员，并让他们激情发挥自己的专长。

没有温格，亨利可能还在尤文等待着何时才能进球；没有温格，小法不一定能成长为世界级中场；当然，有没有温格，博格坎普都是“不会飞翔的荷兰人”（恐飞症........）。

作为优秀的管理者，温格帮他的弟子们在团队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当然作为回报，他也得到了球员们的誓死效忠。又是一年争四季，虽然首战出师不利，但没有关系。教授，拉好拉链再出发.......

安东尼奥·孔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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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孔蒂是一位来自冰淇淋之国的主帅，但他的球员基本不要指望在他任期内在俱乐部食堂找到冰淇淋了。这位完美主义强迫症患者更愿意相信严格的饮食控制可以左右球队的成败。他甚至将红景天和枸杞作为帮助球员保持高水平运动状态的必备辅食（听起来比中国人还会养生）。不仅如此，他还禁止他的队员们在去客场比赛的飞机上喝碳酸饮料。

这听上去并不难执行，但是在这个球员身价动辄就过千万镑的俱乐部中，能让每个大牌都严格服从此纪律，这不是每个教练都有的魄力。

孔蒂将他的激情和对细节的注重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虽然在讲解战术时他的风格稍显侵略性，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球员们的兴奋点。通过他夸张的交流方式，队员们可以知道他的战术重点。通过激起球员们对胜利的渴望，孔蒂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至少最近的战绩说明了问题。他治下的蓝军，总能比对手多进一个球......

克劳迪奥·拉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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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特奇迹成为了去年足坛最大的佳话。随着莱斯特城登顶英超，“补锅匠”拉涅利也再一次走上神坛。相较于出手阔绰的对手们，拉涅利的手下几乎没有一名大牌球员，但这却让他更好地践行了自己的管理哲学——信任。补锅匠尽可能地创造着轻松的更衣室氛围，反正大家身价差不多，穷开心咯。

当然，拉涅利的执教风格也可以总结成两个词——专注、仔细，甚至多数时间他都会亲历亲为。当他融入到球员中时，这些年轻人就会更加努力去接近自己的极限。毕竟，一个60多岁的老人都那么努力，小伙子你好意思偷懒吗:)这种和手下同甘共苦的拿破仑精神不仅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还让队员们对胜利产生更强烈的渴望和共鸣。在团队建设上，这位意大利人用奇迹为管理者们上了一课。

▼亲自请队员们.......吃Pizza

当莱斯特城获得半程冠军的时候，拉涅利替队员扛下了来自外界的全部压力，并且告诉他的小伙子们，一场一场慢慢来。在一个复杂的项目前，领导者需要做的是绘制蓝图并制定清晰的路线，而团队所需要做到只是摒除杂念，循着路线向前走。

当意识到大家已经提前完成保级任务的时候，补锅匠为球员卸下了所有包袱：“去享受你们的表演时间吧，竭尽全力就好。”

尤尔根·克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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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德甲多蒙时期，克洛普的执教风格就已经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不管他的外放不羁还是他的激情怒吼，无不透着一股霸气激励大师的风格。但除了“更衣室发动机”的属性，他在队中营造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团队文化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渣叔想为红军们营造出一份家的归属感。而实际上早在多特蒙德时期，他就已经凭借这种成功的组织哲学让球队拿到了两个联赛和杯赛冠军。但无奈之后俱乐部管理层决策失误，球队人心涣散，大将们陆续出走，成绩一落千丈，最终招致其引咎辞职，那一年的锅，渣叔不该背。

在团队面前，渣叔教会了我们如何塑造一个鲜明的领导者形象，一个可以激励团队成员的激进狂热分子的形象。因为他的全力全倾带动了整个团队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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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一个“变革型领袖”，克洛普颠覆了人们对德国人死板固执的刻板印象。除了激情的指挥，他还能不断地从根本上对组织进行变革，以符合个人的预期。一声“这是我的球队”便放弃了斯科特尔、辛克莱尔等11名新兵旧将，同时也将维纳尔杜姆等7人招致麾下。

正如他所说：“我们组建一支球队就是为了胜利，而不是为了等待。”首场比赛的胜利为红军新赛季的长征开了个好头，拭目以待这个在球场上燃到爆的德国疯子会以怎样的姿态应对瓜穆的挑战。

佩普·瓜迪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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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甲和德甲取得成功的西班牙人，本赛季正式登陆英超赛场。就算在大牌云集的英超豪门中，曼城球员的身价也可谓首屈一指。即便曾经带领的也是西甲和德甲的领头羊，但在球星济济的伊蒂哈德球场里，佩普想要立刻树立威信也绝非易事。

与前面提到的人文关怀型教练不同，瓜帅有着更为聪明的头脑和清晰的思路。他对自己每一位球员的特性都深为了解，清楚地知道这名球员的长处和短板以及在球队体系中的存在价值。即便像格策这样曾和他一同加入拜仁的天才球员，因为自身特点不能融入到球队战术体系中，最后也遭他坚决弃用。

▼瓜帅将要把10年曼城老臣乔·哈特“赶走”

在与球员进行了透明直接的交流之后，他便已经对这名球员在球队的定位了然于胸，并且，他希望他的球员都能服从于他出于团队需要而进行的决策（让你走你就不要留了）。

瓜帅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管理者，当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外部信息后，便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即便这决定有时会犯众怒。譬如为了塑造球队新核，卖掉梦二国王小罗。

不过现在的瓜迪奥拉已经从以往的成功中积累到了足够的自信和来自外界的信任。

何塞·穆里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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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里尼奥来了，他能成为带领红魔复兴的那只魔力鸟吗？纵观历史，鸟叔在一个俱乐部连续执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年，国米如此，皇马如此，切尔西亦如此（二进宫另论）。因此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他到底能对一支球队持久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但首先，他对天才球员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身价8900万英镑的博格巴慕名而来，成为了他最大牌的粉丝。但随着他的加盟，穆帅也不得不面对更大的挑战，如何让这些顶级身价的球员发挥出与其身价相匹配的水平。这也似乎是每个管理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在雇佣员工为自己做事和提供舞台让员工自由发挥间相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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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俱乐部老板来说，花大价钱将巨星球员买来，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剩下的就要交给中层管理者——教练员们，他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有了这些明星球员就可以补强球队所向披靡。教练要考虑怎么才能让这个球星融入都我的团队中。而现在穆里尼奥需要做的就是让身价高昂的球星找到更大的成就感。

人之所以能被激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自己强烈的欲望和公司愿景、团队目标相一致。如果工作处处只是以挣钱为目的，那么人生也会是不完整的。你需要做出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毛里西奥·波切蒂诺

波切蒂诺和他的青年近卫军为上赛季的英超赛场带来了一股青春风暴。他想方设法将一些有天赋的球员从青训梯度提拔至一队，不管是在南安普顿还是在热刺，都收到了不错的成效。这位少帅用实际行动和成果向人们阐释了培养年轻团队成员和保持组织活力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性。

一些巨星球员在成功之后迅速挪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而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则很好地规避了这个问题。至少管理者能看到他一步步的踏实努力，而不是只看到他的高光时刻。考虑到成功的天时地利人和很多时候是不可复制的，波切蒂诺的例子也给了管理者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与其到处挖脚，不如自己培养。

在现代足球中，主教练不再只是一名懂战术、会训练的业务专家。既然称之为Manager而不是Coach，从心理辅导到财务管理，从人际关系到商业逻辑，这都是主教练需要掌握的技能。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用自己的理念来获得成功，足坛大佬们的管理哲学，你最服谁？

责编：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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