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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77论坛新地址(世界的G20,中国的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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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G20,中国的G20

内容摘要:G20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G20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国际金融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早期的积极参与者,到2008年后的核心参与者,再到当前的核心领导者,中国不仅在应对危机、推进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以自身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G20及世界作出重要贡献。基于当前形势及各方期待,中国把杭州峰会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已开展一系列工作凝聚共识。对中国和G20而言,本次峰会有望成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起点;G20也将开启由危机应对向长期化、机制化、功能化方向转化的新征程。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G20在引领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G20杭州峰会将提出何种应对方案,国际社会高度期待。为此,本文将梳理如下几个问题:G20机制的发展历程和展望;各成员间的大国关系;G20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中国与G20的渊源及承担的角色;本次G20峰会对中国及G20的意义。

从G7到G2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等的主导下,以联合国为框架的全球政治治理机制,和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框架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先后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日本和西欧经济的崛起,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

1975年,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六大经济体举行峰会,以应对当时的经济危机,加强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第二年,加拿大加入,由此形成主导全球经济治理数十载的七国集团(以下简称G7)。1976年末,G7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仅为14.5%,但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却高达62.6%,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48.9%。1997年俄罗斯加入,形成八国集团(以下简称G8)。但俄罗斯经济相对落后,缺乏话语权,全球经济秩序依然由G7主导。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由此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G7逐渐意识到,全球性经济金融问题的协调,需要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由此,在G7财长会议提议下,1999年12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德国柏林举行,这标志着G20正式成立。除G8成员外,G20还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10个新兴经济体以及澳大利亚和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领导人作为特邀代表参会。然而,在2008年之前,G20只是每年举行一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力有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在美国的提议下,G20于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峰会,自此,G20开始从一个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并逐渐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间实力的相对变化,是新兴经济体能够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因素。2008年末,G7人口占全球比重降至10.8%,国内生产总值占比降至52.2%,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降至36.8%;到2015年末,上述三个比重进一步降至10.3%、46.4%、34.1%。不仅如此,G20较G7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更大。2015年末,G20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63.9%,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为84.8%,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为76.7%。

迄今为止,G20已举办10次峰会,除2009、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初,每年各举行两次峰会之外,其他年份每年各举行一次。目前,G20已形成以峰会为引领,以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以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

总的来说,G20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08年之后的前几次峰会,由于共同面临危机,容易达成共识,G20各成员同舟共济,在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避免汇率竞争性贬值等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2009年G20伦敦峰会,出台了总额1.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团结一致、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有力信号,提振了市场信心。

但是,随着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经济运行逐渐分化,全球经济协调治理难度不断增加,G20的发挥空间受到明显挤压。比如,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上,美国希望继续刺激经济,而欧洲国家则力图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并削减赤字,双方僵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

当前,G20面临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变的挑战,议题需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

中国与G20

在G20机制升格为峰会之前,中国的角色主要是积极参与者。1999年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的3.4%,经济实力还比较有限。但作为G20的创始成员国,中国积极参加历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并于2005年首次成为G20轮值主席国,成功举办了第七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在G20机制升格为峰会、并逐渐替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过程中,中国开始扮演塑造者和核心参与者的角色。2008年,美国首先与中国沟通,在获得中国对将G20机制升格为领导人峰会的支持后,才有了第一次G20峰会:华盛顿峰会。中国的核心参与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其一,积极参与G20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并提供资金支持。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伦敦峰会、G20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中国分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500亿、430亿美元,极大增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其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果。中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较2008年增加4.5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向富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以及份额低估国转移6%以上。其三,加强全球对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注。在G20戛纳峰会上,中国宣布给予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其四,贡献中国智慧。在G20布里斯班峰会通过的“全面增长战略”中,“中国智慧”占比15%,根据国际组织测算,中国已成为G20全面增长战略的最大贡献者之一。

此外,中国以自身经济增长的实际行动为G20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8-2015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5.7%;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整体陷入负增长的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增长8.7%,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即便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的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高达31.6%,成为主要贡献方。

从根本上讲,这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为7.2%,与美国占比相差16.1个百分点;到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增至14.8%,与美国占比的差距缩小至10个百分点以内。此外,借助G20平台,中国增加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还加入了全球金融治理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全球税收论坛,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合作组织等机构中的发言权也大幅提升。

当前,中国已经逐渐成为G20的核心领导者。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放弃日本,确定由中国主办2016年G20峰会,这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高度信任,也展示出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治理、全球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真诚愿望。由此,中国成为2015-2017年G20“三驾马车”成员(候任、现任和前任主席国),肩负起推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任。这对中国、对G20乃至对全球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首次主办G20峰会;其二,这是G20峰会第二次由金砖国家主办(俄罗斯是第一个主办G20峰会的金砖国家);其三,这是G20首次由一个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主办。

中国的G20杭州峰会

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持续存在、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分化等背景下,G20成员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难度同步增加。基于当前形势和各方期待,中国把杭州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分别对应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

外交部副部长、中方G20事务协调人李保东日前表示,中方希望和各方共同努力,通过举办杭州峰会,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发挥G20引领作用,体现G20的战略远见和雄心,给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二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发扬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发出团结合作、开放包容的强有力政治信号;三是创新机制建设,搭建铺设合作平台,为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换提供坚实基础。

自去年底接任主席国以来,中国开展了大量准备及协调工作。在峰会前,中国安排协调人会议4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3次及副手会议4次,贸易、能源、就业、农业、旅游部长会各1次,工商、青年、妇女、劳动、智库、民间社会会议等大型配套活动各1次,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投资和基础设施工作组、发展工作组、反腐败工作组、能源工作组、增长框架工作组、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就业工作组等8个工作组会议多次,同时举办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组织相关会议、税收征管论坛大会等。这一系列工作,为G20杭州峰会的胜利召开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共识,铺平了道路。

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介绍,杭州峰会有望达成近30项主要成果,成为历届峰会成果最丰富的一次。与之前的G20峰会相比,杭州峰会将主要呈现以下两大亮点:

一是在内容方面,将呈现多个“第一”。G20杭州峰会将首次聚焦全球增长的中长期动力,制定创新增长蓝图;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中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首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第一次将贸易投资列入重要议程,并为此打造贸易部长会和贸易投资工作组等机制化平台;将制定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等。

二是在与会者方面,将呈现极强的发展中国家色彩。中国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以及哈萨克斯坦和埃及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出席本次G20峰会,并正在联络和安排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参会。由此,杭州峰会将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在与会方的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总体而言,G20杭州峰会是近年来中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峰会,为中国参与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平台。作为东道国,中国既要充当“协调人”,搭建交流平台,协调好各国合作;还要做好峰会“主导者”,推动合作方案的提出、签署与落实。这种双重身份有助于提高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治理能力。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继续上升,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更为显著,中国的领导责任也将更为重大。杭州峰会有望成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起点;G20也将开启由危机应对向长期化、机制化、功能化方向转化的新征程。●孙时联 熊柴

参考文献:

[1]金中夏等,《中国与G20——全球经济治理的高端博弈》,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2]约翰·柯顿,《中国G20峰会的意义》,《中国金融》2015年第18期。

(作者简介:孙时联,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熊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博士后。)

2019中国IPv6发展论坛召开 推动IPv6发展再上新台阶

为加快推进基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规模部署,促进IPv6技术、产业、网络、应用、安全及政策的协同发展, 7月11日,推进IPv6规模部署专家委员会在2019中国互联网大会期间举办了2019中国IPv6发展论坛。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巡视员兼副局长钟世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推进IPv6规模部署专家委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做了主题演讲,并发布《中国IPv6发展状况》白皮书。会上还举行了“国家IPv6发展监测平台”上线发布仪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在讲话中指出,推进IPv6规模部署,构建高速率、广普及、全覆盖、智能化的下一代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产业生态的一次全面升级,对于我国充分发挥5G作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王新哲强调, IPv6规模部署工作加速推进、开局良好,网络和终端全面就绪,应用改造逐步推进,用户流量稳步提升,第一阶段目标任务完成。截至今年5月,全国已有12.07亿用户获得IPv6地址,通过IPv6上网的活跃连接数达到6.96亿,骨干直联点IPv6总流量达到75.7Gbps。

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巡视员兼副局长钟世龙在讲话中表示,加快推进IPv6规模部署,为我国网络设施升级、技术产业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契机,对于促进下一代互联网健康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钟世龙指出,当前推进IPv6规模部署工作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要扎实做好行动计划实施工作,加快培育IPv6技术产业生态,持续提升IPv6安全保障能力,在推进IPv6规模部署工作中,坚持同步推进安全和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充分发掘IPv6技术的安全潜力,加强IPv6环境下,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网络安全防护,不断增强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推进IPv6规模部署专家委主任邬贺铨院士在会上发布《中国IPv6发展状况》 白皮书时指出,截至2019年6月,在用户规模方面,我国IPv6活跃用户数已达1.30亿,基础电信企业已分配IPv6地址的用户数达12.07亿。

在流量方面,三大基础电信企业城域网出口总流量达398.43Gbps,LTE核心网总流量达508.87Gbps,骨干直联点总流量达75.74Gbps,国际出入口的IPv6总流量达到80.45Gbps。

在应用方面,全国91家省部级政府门户网站中主页可通过IPv6访问的网站共有83家,占比为91.2%;全国96家中央企业门户网站中主页可通过IPv6访问的网站有77家,占比为80.2%;国内用户量排名前50的商业网站及移动应用可通过IPv6访问的已达40家,占比为80%,我国IPv6规模部署工作取得了成效。

2019中国IPv6发展论坛的举办,为产业各方搭建了工作对接桥梁,提供了交流合作平台,对于继续推进我国IPv6规模部署、促进下一代互联网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小投入收获大绩效,医疗队覆盖56个国家……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日内瓦当地时间5月18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中国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记者会。会议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来卫生健康领域的进展与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宋树立表示,70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77岁,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始终把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重要奋斗目标,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

小投入收获大绩效

“初级卫生保健”,这是记者会上的一个高频词。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聂春雷介绍,目前,中国基本医保网已覆盖全民,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到520元。通过70年的努力,中国初步搭建了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用较少的投入获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质量、效率和满意度持续提高。

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上,县乡村三级医疗体系、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三大法宝”得到一致认可,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典范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初级卫生保健的中国实践因此成为“中国模式”的代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积极探索基层卫生综合改革,构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赋予了“中国模式”新内涵,促进了新发展。

聂春雷举例说,2009年,中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设立之初为9大类22项,人均基本公卫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15元。现今,已经发展为14大类55项,2019年人均经费补助标准将提升到60元。中国一直坚持“以基层为重点”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通过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利用医疗联合体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促进资源下沉基层,促进以人为本和注重质量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卫生工作者的能力,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卫生人才建设,并完善相关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仅2010年~2018年中央财政就累计投入近14亿元,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招收培养了5万名定向本科医学生。通过建立智能化慢病管理信息平台、应用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互动信息平台、推广可穿戴设备、开展远程医疗等信息化技术应用,实现远程医疗支持、自我健康管理、危险因素干预、健康教育等服务,促进了新技术在基层卫生的应用。同时,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全民健康覆盖。

中国医疗队覆盖56个国家

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合作司监察专员李明柱介绍,自1963年以来,中国已向71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了2.6万名医护人员,为2.8亿人次解除了病痛。2018年,中国首次向多米尼克、汤加和萨摩亚派出援外医疗队,目前,中国医疗队已覆盖56个国家。同年,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成为全球首支非军方的3级国际应急医疗队。

近年来,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新动作频频。李明柱说,中国积极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建立了多个合作机制,推进与有关国家的整体合作。目前,“一带一路”卫生合作已纳入中国与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协议,初步建立起“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网络、医院合作联盟等13个民间合作网络和平台。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与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共同见证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等协议的签署。卫生援外方面,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系列峰会上宣布,未来5年将为发展中国家升级改造100所医院和诊所,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同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未来3年同非洲实施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目前,援尼日尔综合医院等项目顺利推进,妇幼健康示范项目已在非洲7国开展。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监察专员张国新表示,现今,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平均报告时间缩短至4个小时以内,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应急体系。重点传染病的监测覆盖面大,实验室监测能力大幅提升,各级各类队伍都在完善,在应对上越来越有底气。下一步,在对标国际规范,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还将进一步强化多边、双边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能力提升

排队企业超700家 多家企业撤材料 IPO再度收紧?

部分投行人称已感受到了IPO收紧的趋势。

“申报企业家数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监管要杀鸡儆猴,对应在我们的工作上,是做得更严、更细了,同时也更加累。” 国内某知名券商投行保荐代表人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

从申报数量看,据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统计,截至3月3日,核准制和注册制下IPO待审企业共计739家,其中已经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占比超七成,创业板更是占到了超过一半的比例。企业完成注册的周期也较早期明显延长,目前科创板和创业板企业从受理到拿到注册批文用时在8-10个月左右。

收紧传言外加现场检查之下,一些拟IPO企业频频撤回材料,今年以来科创板和创业板两个板块已经有60家企业终止IPO。在1月份的现场检查中,20家被抽中企业16家撤回材料。

IPO排队企业超700家 创业板占一半 新申报企业或将排到明年

注册制为企业IPO提供了一条更快速的路径,不过近期,新股上市速度正在放缓,IPO之路拥堵,其中以已经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和创业板为甚。

根据上交所数据,截至3月3日,申报科创板IPO的共有541家企业,除去已经拿到注册结果的266家以及终止审核的86家外,共有189家企业在审。在审企业中,共计84家企业已经过上市委会议(包括暂缓审议),其中46家已提交注册,还有38家尚未提交注册。

深交所这边,截至3月3日,申报创业板IPO的共计548家企业,除去已经拿到注册结果的108家以及终止审核的61家外,在审企业共计379家。在审企业中,有118家企业已经过上市委会议,其中47家提交注册,还有71家尚未提交注册。

根据证监会最新数据,截至2月25日,主板、中小板IPO在审企业共计171家。上交所主板共有117家在审企业,其中47家已通过发审会;深交所中小板共有54家在审企业,其中9家已通过发审会。

综合各个板块,目前排队IPO的企业数量达到739家,其中核准制下已经通过发审会或注册制下通过上市委会议的共有258家。

可以发现,科创板和创业板的IPO排队企业数量占据多数,占比达到77%;其中,又以创业板为甚,创业板在审企业数量超过全部数量的一半。

实际上,与科创板早期的审核速度相比,目前注册制下的两个板块审核速度均已明显放慢。在2019年3月科创板开始接受企业申报初期,首批企业从受理到拿到注册结果平均用时仅3个月;在2020年10月的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曾表示,截至当时科创板企业从受理到完成注册平均用时5个月左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年2-3月拿到注册结果的企业均为2020年4-6月之间获得受理,从受理到注册用时在8-10个月之间。

创业板情况类似,2020年6月启动注册制下企业申请受理后,首批企业从受理到注册用时仅在1个月左右;今年以来拿到注册结果的仍为去年6-7月之间受理的企业,最长用时达到8个多月。而去年7月之后受理的企业,目前大部分仍在问询阶段,要走到注册仍有很长一段路。

前某券商资深保荐代表人王骥跃表示,目前的IPO拥堵主要原因一是进太快、报太多,新申报家数大幅增加;二是放太慢、控节奏,企业通过交易所审核后注册用时已经超过了2个月。

目前科创板和创业板基本保持了每周4-5家拿到注册批文的节奏。据王骥跃测算,按目前节奏,现有科创板已过会企业足够发行18周左右,也即4个半月,创业板已过会企业足够发行24周左右,也即6个月。也就是说,至少在今年上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的IPO基本会是这些已过会企业。“换句话说,当前还没上会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公司,可以开始准备补中报了”。

2020年IPO发行399家企业,上市394家,如果保持现在的发行节奏,考虑节假日、补充更新财报等原因,王骥跃预计今年IPO数量将在500家左右。如果没有较大比例撤材料或否决项目的话,目前的在审项目今年都发不完,2021年接下来申报的公司大概率要到2022年IPO。

现场检查之下两个月60家企业终止IPO背后:有企业在“带病闯关”?

除了排队企业增多之外,近期的另一个风向是多家企业终止IPO申请。今年以来截至3月3日,仅约2个月时间内,科创板和创业板两个板块已经有60家企业终止IPO,其中科创板22家,创业板38家。这个数据已经接近去年全年两个板块的终止审核数量,科创板2020全年终止审核41家,创业板2020年6月启动后半年时间内终止审核的仅23家。

今年1月29日,证监会公布了《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定》,对现场检查的适用范围、检查对象和程序等进行了规定,并且明确各个板块的首发申请企业均适用。1月31日,证监会公布了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抽签情况,共有20家企业被抽中,其中科创板9家,创业板11家。

截至目前,20家被抽查的企业中已有16家企业终止IPO审核,比例高达80%。其中科创板7家终止,有6家处于首轮问询回复阶段;创业板9家终止,有6家项目处于首轮问询回复阶段。这些企业被终止审核的原因均为发行人主动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或保荐人撤销保荐。

《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定》中明确,检查对象确定后,审核或注册部门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检查对象和中介机构,检查对象自收到书面通知后十个工作日内撤回首发申请的,原则上不再对该企业实施现场检查。上述16家企业情况类似,均为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分别在收到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撤回首发申请和撤销保荐。

2月26日,证监会对现场检查工作进行了回应,称后续将抓好落实,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发行人信息披露及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进行分类处理,严格对保荐机构的评价标准,加大奖惩力度,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证监会还表示,将常态化开展问题导向及随机抽取的现场检查。

同日,沪深交易所均对企业撤回上市申请一事表态,项目撤回原因有多方面因素,对其中涉及信息披露和保荐机构核查的若干问题,交易所已在审核过程中予以重点关注。沪深交易所还表示,对于现场检查进场前撤回的项目,如发现存在涉嫌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重大违法违规问题的,保荐机构、发行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绝不能“一撤了之”,也绝不允许“带病闯关”。

IPO收紧?有机构称申报企业家数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监管要杀鸡儆猴

尽管证监会和上交所均进行了回应,市场还是嗅到了IPO收紧的气息。国内某知名券商投行保荐代表人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感受到了近期IPO有收紧趋势,并称这对保荐人的工作也提高了要求。“主要原因是申报企业家数太多,质量参差不齐,监管要杀鸡儆猴,对应在我们的工作上,是做得更严、更细了,同时也更加累。”

另一家总部在深圳的券商投行部人士也对记者表示,感受到了IPO收紧的趋势,并且其公司也有IPO企业撤材料。

不仅仅是被抽中现场检查的企业,目前仍有其他企业陆续终止IPO。3月2日一天内,科创板和创业板共有5家企业终止IPO审核,其中科创板3家,创业板2家。其中,科创板的3家企业中,尚沃医疗已经于半年前通过上市委会议,因保荐人撤销保荐而被终止审核。3月3日,创业板又有2家企业因撤回IPO申请而终止审核。

历史上IPO堰塞湖也曾因监管检查而起。2012年12月,证监会开启声势浩大的IPO企业财务大核查,历经两任证监会主席才完成,半年内“吓退”200多家排队IPO企业。

注册制开始在科创板和创业板试点后,现场检查仍在发挥“大棒”作用。2019年7月12日,证监会宣布启动44家在审企业的现场检查工作。此后四个月时间内,超过40家企业因主动撤回申请而终止审核,其中既包括科创板和创业板,也包括主板和中小板。

再现堰塞湖?

专家建议:“宜疏不宜堵”,把中小科技公司分流到精选层

市场上已经出现关于注册制下是否又现“IPO堰塞湖”的讨论。对此证监会曾公开表示,当前IPO申报企业排队现象与历史上的“堰塞湖”问题有区别。近期,沪深交易所IPO排队审核企业数量较多,一方面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客观反映,有关方面通过上市谋求加快发展、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的意愿更强、积极性也更高,这使得近些年发行上市申报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也是资本市场改革成效的直接体现,反映出各方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证监会还表示,排队现象也反映出,实施注册制后市场有一逐步适应的过程,有关方包括发行人、中介机构等对注册制的内涵与外延理解不全面、对注册制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系把握不到位、对注册制与交易所正常审核存在模糊认识,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某总部在上海的券商投行部负责人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的趋势是尺度从严,但主要还是强调信息披露的合规性,在信披方面从严把握。主要原因还是现在排队待审的企业很多,未来还会有很多新的申报企业。

某股权投资基金常务副总裁对记者表示,现在IPO实际上已经收紧了,过会以后的注册环节,也是监管部门把控IPO节奏的重要手段。他认为,“IPO堰塞湖”问题实质上是进水口和出水口问题,审得越快,报IPO的企业就越多,这也是注册制后IPO排队的企业比注册制前IPO排队的企业多几倍的原因。目前排队IPO的企业加上已经IPO辅导备案的企业,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IPO排队拥堵如何解决?王骥跃提出,国外市场没有出现过IPO堰塞湖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IPO受到市场机制的强烈约束,市场不认可就无法上市,即使上了也融不到多少钱,上市之后也可能会沦落成壳公司无法再融资也无法减持。尽管注册制已经在A股开始实行,但市场化发行在实际中仍难以被接受,一年上市不到400家公司市场舆论压力已经大增,如果放开IPO市场分化会立刻加速。“如果市场接受不了IPO市场化,不愿承受短期的冲击,监管控制节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前述股权投资基金常务副总裁提出,“宜疏不宜堵”,只要有IPO企业发行失败或者当天破发,排队企业自然就会降下来;只要吊销某参与造假的券商投行牌照,IPO企业的质量自然就会上来;只要对IPO造假企业施以严刑峻法,巨额罚款,IPO企业造假的行为就会得到遏制。

他还表示,解决IPO堰塞湖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流,一种方式是把大量需要市场验证的中小科技公司分流到精选层,配合精选层直接转板制度,符合条件就转板。

注册制的核心就是市场化。全面推行注册制也在临近。2020年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2021年2月26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证监会将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评估,待评估后将在全市场稳妥推进注册制。科创板和创业板开始试点之后,市场和投资者对于注册制的接受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在注册制全面推广的过程中,市场也在期待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改革。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柳宝庆

傅抱石的故园情

作者:周敏生(江西省新余市作协主席,文化学者)

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傅抱石以山水画名世,他祖籍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市),一生曾数度回到故乡。淳朴热情的乡亲以浓浓的乡情,抚慰了游子的乡愁,也滋养了他的艺术。每当有佳作问世,欣喜之余,他常以“新喻画人”“新喻县人”“新喻”印章题款,昭告世人。而他的家国情怀和艺术精神也一直被家乡人民纪念与传承。

仲夏时节,我又一次寻访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章塘村,拜见了今年已97岁高龄的傅章发老人,他对往事记忆犹新。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年底,南京已岌岌可危,在战乱中,傅抱石一家从南京乘轮船匆匆南行,在南昌居住,两个多月后,湖口、马当失守,危及南昌。

傅抱石创作《江山如此多娇》工作照照片由作者提供

1938年仲春,章塘村的乡亲们收到抱石从南昌寄来的一封信,得知他要回到家乡,都欣喜万分,奔走相告。他们清楚地记得,1921年夏,傅抱石考上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回到家乡,不是来报喜,而是来借钱。傅氏族人认为这是光宗耀祖的大事,钱是小事,决定为傅抱石实行最高礼仪——游乡。十七岁的抱石坐在高头大马上,随着游乡队伍先绕章塘转了一圈,然后向紧邻的华田村前进。按乡俗,要游遍“傅氏十伦堂”的十个村庄,不过,怕累坏了抱石的身子,只游了靠近章塘附近的几个傅姓的村庄。抱石尽管小时候随父母回过几次章塘,但都印象不深,这次他从心底里感受到了族人乡亲的淳朴、故乡章塘的美丽。回村后,他便拿起笔和墨,把美好的景色画了下来,在画的右上角题署“乡居图,是为山乡幽景,农家无闲人也”;又在左旁写上“新喻傅抱石”,表达对乡亲的赤子之心。1933年,傅抱石计划赴日留学,但经费无着落。再一次,故乡向他伸出了援手。章塘村的族人把一座山的松木卖掉,凑足100余银圆送到了抱石手中。

事隔多年再回故里。抱石偕夫人罗时慧、儿子小石、二石、岳母李维屏、奶妈六人,从南昌坐船至樟树,然后溯袁河到罗坊。

傅章发老人当年13岁,跟着村里人抬着轿子,推着十几辆土车,来到十里外的袁河铁树下渡口迎接。到家时,乡亲们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这位远道而归的乡贤,接连放了三管土炮。抱石由于从小跟随父亲在南昌,家里本来就无房屋,乡亲们便将村里最好的房屋腾出来,安顿他一家。当时,外村人以为他有万贯家财,其实,他十多只箱子里大部分是书籍画册,只有少量的衣服什物。这些书画,抱石视如生命。村里为了确保他的安全,白天夜里,在他的屋前屋后挂起马灯,派人通宵达旦放哨。

抱石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族人告诉他,国民党乡长胡元福经常带人到村里来抓丁拉夫,动不动就捆人打人,开枪威吓乡亲。抱石听后非常气愤,立即写了封信给胡元福,要他来见自己。胡元福深知抱石当时的威望,一接到信,一点也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就赶到章塘村,战战兢兢地站在抱石家门口。抱石听说胡元福来了,故意躺在床上不起来,胡元福冒出一身冷汗,老老实实足足站了一个时辰。抱石推门出来,一开口就把胡元福教训了一顿:“你这个狗毛乡长,今后不准你到村里来欺侮百姓,再知道你还来,我可饶不了你,快滚回去吧!”胡元福连连点头称是,灰溜溜地走了,围在一旁看热闹的乡亲们开心地大笑起来。

抱石训斥胡乡长的消息,很快传遍四邻八乡,许多穷苦人络绎不绝来找抱石帮忙。1930年10月彭德怀指挥红三军攻克新喻,并驻留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章塘村附近的石山桥村有两个小伙曾给红军送过猪、酒,后因得罪了当地余家铺的一个大地主,被告发“通共”,被警察局抓走,关在南昌,家里老少没人照料。石山桥派人来向抱石求助,他马上写了封信给在国民党省政府做事的朋友,石山桥的人拿着信去南昌,两人很快就被放出来了。

抱石一家在章塘村住了一段时间后,同窗好友傅家忠又把他们接来桥上村住。这个村有所升平保学,抱石经常到那里散步。有一天,学校的江咏清校长见到抱石,便热情地招呼他到学校里坐,诚恳地说道:“抱石先生,您难得回来一次,这次您一定要为我们画幅画,留作纪念。”抱石欣然应允。当年在保学读书、曾替抱石磨过墨的廖杰清楚记得作画时的情景:抱石回住所取来纸和笔,慢慢地将宣纸铺开,提起笔准备作画。可是,刚提起笔,觉得还不能尽意,又将笔放下,因为没有大笔,便叫人到一棵棕树上割了几片棕衣,扎成一把小扫帚,又用锤子捣软。然后,一手拿起棕帚,一手端着个盛满墨汁的竹筒,迅速地这里涂几笔、那里点几下,大家看得有点发呆。抱石作完画,大家还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抱石放下棕帚和竹筒,满意地笑了笑,然后将画挂在墙上,对围观的人们说:“站远点看,站到那边圩上去看。”大家往后退去,不由得惊呼起来,原来画的是一棵松树,松树上还站着一只老鹰,松树画得枝干苍劲、挺拔坚毅,鹰画得活灵活现、目光深邃、傲视前方。好一幅《苍鹰图》!这幅画就一直挂在学校里,可惜后来学校撤销,画也不知所踪。

傅抱石国画《无限风光在险峰》江西新余傅抱石纪念馆藏照片由作者提供

抱石在家乡居住期间,对求画求字者有求必应。章塘村附近的桥上村有个名叫傅光族的人开了一家酒店,店家请抱石作画。抱石一连给他作了十几幅山水花鸟条幅,挂满了酒店,生意十分红火。罗坊镇街上有个朋友开了一家饭馆,开张那天请他去题匾,抱石又欣然前往罗坊镇上题写了“大家乐”三个大字。

在章塘村,族长从阁楼上搬下《喻东傅氏十伦堂族谱·章塘族谱》,他说,1938年夏,抱石亲手撰写了“傅氏族谱世系图”,并增补了“傅中州,字庆远,名抱石,生于光绪甲辰(光绪三十年)八月廿六日巳时(公历1904年10月5日),配南昌罗时慧,生于宣统三年农历五月十七日午时(公历1911年6月13日午时)。长子益钧,字小石,民国廿一年八月十日未时生(公历1932年9月10日未时),次子益钜,字二石,民国廿五年四月十八日巳时生(公历1936年6月7日巳时)。”

抱石在家乡生活期间,仍非常关心前方的战事,惦记着处于日寇铁蹄下的祖国命运。他多次到新余城里打听消息,一封一封的信发出去。当他得知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并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一颗爱国之心便按捺不住,决心离开家乡,到抗日的洪流里去报效祖国。1939年早稻播种时节,抱石将身边书画物品留在故乡,又带着妻小从新余到湖南经桂林,辗转到重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的工作队发现了抱石的家信及书籍。抱石夫人罗时慧在《往事如昨》一文中回忆道:“抗战时,我将他在日本及在南京中央大学时写的信,装了一个箱子,便寄放在新喻县他老家章塘村的同族叔父家。土改时,工作队发现这是傅抱石的家信,甚为重视,特派人将这箱信及几箱书送到南京,我们十分感动。”可惜,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如果保存到现在,是研究抱石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啊。

章塘村前有一座高大的牌坊,上面镌刻傅二石题写的“抱石故乡”四个大字,牌坊后面是“傅氏宗祠”,离宗祠50米的地方,有一栋青砖平房,便是“抱石故居”,里面陈列了抱石一家人的生活用具及图片和绘画作品,还有抱石长子傅小石及夫人王汝瑜、女儿益玉夫妇、次子傅二石夫妇、女儿傅益瑶等先后回章塘,受到家乡人民欢迎的图片。目前“抱石故居”是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章塘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傅春平介绍,每当寒暑假,大中小学生纷至沓来,尤其是爱好艺术的学生,在这里写生、绘画,希望呼吸大师的气息,得到艺术的真传。

我经常到坐落在新余城区抱石公园里的“傅抱石纪念馆”参加各类文艺活动,在公园的东面广场,拾级而上,高岗上耸立的傅抱石汉白玉雕像,栩栩如生,昂然挺立于青松翠柏之中,与百万新余人民朝夕相伴,与青山绿水日夜比肩。

1963年10月,抱石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江西视察,他关注家乡的发展情况,新余1960年因钢设市,1962年撤市,江苏、上海一大批人才汇聚于此,成为一座移民城市。他希望家乡加快发展,后来新钢成为江西最大的钢厂,新余被誉为“赣西明珠”,抱石看到当时的《新余报》刊登的报道后,十分兴奋,提笔画了一副《更喜岷山千里雪》国画赠送给新余日报社。《新余报》将这幅国画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家乡人民欣喜若狂。

1983年新余复市。在复市之初的1985年,新余十分重视城市公园建设,拟在城北新城和城南老城分别建一座公园,城北的叫北湖公园,城南公园的名称则争议很大,有的说新余是钢城,就叫钢城公园;有的说新余刚复市,就叫复市公园。时任新余市委书记、现已93岁高龄的张迎祥,为此召开了一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当时一个与抱石有过交往,并与傅家子女来往密切的文化工作者章琳,听说云南玉溪(聂耳的故乡)刚刚以音乐家聂耳命名了一座公园,新余是傅抱石的故乡,建议命名为“抱石公园”。这个想法得到当时市委市政府的认可,并向省里汇报并行文向中宣部请示,中宣部转文化部同意,正式命名为“抱石公园”。抱石的好朋友、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欣然题写“抱石公园”四个大字。由此,新余有了全国第一个以现代美术家名字命名的城市公园。

在“抱石公园”落成典礼上,抱石夫人罗时慧赠送《雨后奔泉图》《峡江烟雨图》两幅抱石画作,并在画作上题款:“抱石遗作赠新余市永存,罗时慧”。后来在新余纪念抱石诞辰90周年和100周年活动中,罗时慧率子女又捐献了《山居图》《松雪图》《蔬菜图》三幅画作,现珍藏在新余市博物馆,成为新余市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

江西新余抱石公园照片由作者提供

为了建成名副其实的抱石公园,除在园内建设傅抱石纪念馆外,还请抱石的学生们出谋献策,以抱石精神和作品意境,设计了二十多个景点。《抱石公园赋》中写道:“复市之初,建园肇始,辟六百余亩秀丘灵川,邀百十名鸿儒逸才,凭江山多娇,展丹青画境。”赵朴初题名的“抱石公园”,雕刻在宏阔的园门之上。2004年,当地政府复修重缮,公园扩至七百余亩,景观添列三十多处,修建了景观塔和北门广场。随着城市的发展,抱石公园已处于新余市中心,成了广大市民观瞻、游趣、休闲、对弈、抚琴、研画的好去处。

步入抱石公园深处,缓步在松涛翠竹掩映的傅抱石纪念馆,凝望画家的作品真迹,勾起我对这位国画大师的文化追寻和灵魂触摸。这座纪念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融古建筑与现代建筑于一体,富有园林建筑特色和本地风土人情。值得一提的是,展馆还特设一室,还原抱石的画室“南石斋”的景象,其间一笔一砚皆令人怀想抱石临案泼墨的风采。说起“南石斋”,这个名字还是当年郭沫若所取。郭沫若在1958年《傅抱石画集序》中说:“吾尝言我国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抱石”,故而“南石斋”由此得名,书房上面的牌匾也是由郭沫若亲自题写,展现了傅抱石和郭沫若两人一文一画、惺惺相惜的情谊。傅抱石纪念馆被列入全国、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着更多的人去寻觅一段浓墨重彩的往昔,去瞻仰一代巨匠的风采。

生根的艺术才能源远流长。抱石的艺术成就也需要挖掘生根。1988年,时任新余市政协主席的孙奇珍,到南京面见抱石夫人罗时慧,儿子傅小石、傅二石,商议出版《傅抱石》一书,邀请“三亲”(即亲见、亲历、亲闻)熟悉抱石的专家、学生、亲属撰写回忆录,生动挖掘和总结抱石的艺术成就。该倡议一经发出,就得到了众多呼应,一年之内先后收集了包括关山月、宋振庭、石凌鹤、常书鸿、赵清阁、黄苗子等大家名流“三亲”撰写的文章31篇,结集后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览《傅抱石》,可观抱石既是高超的艺术家,也是普通的性情中人。抱石夫人罗时慧回忆中央大学迁到重庆不久,抱石仍返校执教。每周一次到学校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在家从事学术研究及绘画创作。学生们经常翻山越岭去拜望老师,大家惊讶地发现,老师以香茶飨客,自己却始终喝一盅白水。探问之下,才知道他饮的是白酒,以酒代茶。小屋里有只半截埋在地下的大酒缸,每逢春节,他买来四川泸州大曲贮满缸中,以供一年之需。每次作画,必先饮酒。酒中出画,恰如李白“斗酒诗百篇”。抱石从小爱书如命,对于各种题材的书籍都不放过,即使是抗战时期,也是孜孜不倦地在微弱的油灯底下读书,不管外面战火纷飞,一旦沉浸于书中便无人可扰,偶尔有一天没有看书便感叹“今天的饭算是白吃了,对不起这杯酒啊”。抱石就是这么一位有血有肉的艺术大师。

关山月在《难忘的怀念,难得的同行》一文中,也写到抱石一手端酒杯、一手画画的情景。众人皆知他有一方著名印章,刻着“往往醉后”四个字,通常会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颇有些自嘲的意味!

傅益瑶在《家风》一文中说:父亲经常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支香烟。突然,对我们说:“快坐下来,我的故事已经从胸口爬到喉咙了。”我们立即在他身边坐下来。他讲得最多的是历史故事,讲王勃二十岁出头时,路过江西南昌,在都督阎公的宴席上大胆提笔写序,可把一心想让女婿露一露才华的都督气坏了。他还常讲在老家居住的故事,比如隔壁住的胡老太把自己扔掉的草稿捡去做鞋样,送了一双结实的布鞋给他。还讲章塘村是个“旱死青蛙,饿死老鼠”的地方,有时喝的水要到10里路以外去挑……傅益瑶、傅益玉记住了父亲讲的“水”故事。20世纪90年代,她们回到故乡章塘村,目睹当地缺水的状况。回到南京后,姐妹俩共捐款120万元,帮助章塘村安装自来水管。章塘村也成了当时全市第一个通自来水的村庄。

现年93岁高龄的孙奇珍还坚持参加文艺活动,我得以经常和他见面。在一次活动中,围绕抱石和新余,我对孙老进行了访谈。他说从1985年至1994年,新余曾两度隆重举办纪念抱石的活动,傅二石均出席。市博物馆将两次活动捐献的一百六十余幅海内外书画家作品(包括抱石书画作五件)编辑成画册,取名《翰墨情》,赶在抱石百年诞辰之际出版发行。

傅二石在《翰墨情序》中说:“新余作为我父亲的家乡,他从未有一日淡忘过。他在自己的作品上总是要题上‘新喻傅抱石’就是证明。由于海内外人士对我父亲作品的喜爱,不惜重金收藏,因而新余(新喻)这个地名也随着他的作品走向世界了。可以说他的作品也体现了画家对家乡的一片深情。而这本《翰墨情》的出版,又体现了家乡人民及海内外画家对我父亲的崇敬与怀念。”

1989年,新余市作家胡志亮准备撰写《傅抱石传》,孙奇珍十分重视,将他从市文联借调到市政协,专事抱石的文史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向南京的抱石亲属写介绍信,让他能多次采访到抱石亲属。还为其提供工资经费,上北京、下重庆,赴上海、广州、南昌……行程数万公里,访问抱石亲属、朋友、学生、同事上百人次,收集第一手资料。1992年,四十余万字的《傅抱石传》完成初稿,时任市委书记严显烈、市长张海如当即拍板决定拨出专款解决创作出版所需经费。一本书的创作、出版,享受如此厚待,不仅是对作者的尊重,更是对抱石的尊敬。1993年《傅抱石传》出版发行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并荣获了首届(1990-1994)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

新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也是抱石艺术创新发展的孕育地。

1930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抱石的故乡、新喻县罗坊镇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使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写下了著名的《兴国调查》。

1938年,抱石在家乡章塘村居住时,章塘村离罗坊陈家闹不足十里路,抱石经常到罗坊街上为小商铺写招牌,或到戏班子里拉京胡,常常走过袁河上的浮桥,到对面的陈家闹,寻访“罗坊会议”旧址和“兴国调查会议”旧址,对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感到由衷的敬佩。实地的探访让抱石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现实的机缘,成为抱石日后创作毛泽东的诗意画的渊源。

在《创作毛主席诗词插图的几点体会》文中,抱石写道:“抗战时从家乡出发,我一到重庆,在朋友家中看到主席的《长征》七律一首,后来得到一本《西行漫记》,初步体会到《长征》诗的凌天气概和革命的乐观精神……又读到了杰作《沁园春·雪》。”“去年初(1957年——笔者注),《诗刊》发表了毛主席的18首诗词,引起了全国的重视,在世界也有影响。当时我读到,特别是《井冈山》《元旦》《会昌》《大柏地》几首,都是在江西写的,我更觉亲切,决心要画它。”这是抱石精研细作毛泽东诗意画的动因。

2008年,傅二石在“新余论坛”上专门谈了抱石的毛泽东诗意画:

1950年以后,父亲除了继续以古代诗人的诗句为题材作画以外,开始以毛泽东的诗词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一年根据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创作了第一幅诗意画,其后便一直乐此不疲,直到生命的最后,其创作毛泽东诗意画的数量已无法统计,估计不下二百幅。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与关山月合作),再者就是《虎踞龙盘今胜昔》《蝶恋花》《芙蓉国里尽朝晖》《过雪山》等等。

2014年,第三届(新余)傅抱石文化艺术节,傅二石在新余学院举办的《艺术与生活——我对艺术的感悟》讲座中,又谈起抱石的“毛泽东诗意画”创作。他说抱石是一位“用精神绘画的艺术家”,并介绍了抱石在日本的一件趣事。1934年5月,抱石在东京举行《书画篆刻个展》,正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为他主持展览会的开幕式,抱石精湛的艺术和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作品,一时轰动日本。特别是展品中有两方一英寸的鸡血石印,其中一方的边文篆刻的是两千五百字的《离骚》,在放大镜下,字体清晰隽秀,极富韵味和美感,没有像石头一样的坚韧毅力和滴水穿石的耐力是无法完成的。一个日本人惊叹这是中国艺术的奇迹,推崇抱石为“篆刻神手”,欲以巨款商购,抱石婉言拒绝。有人问他是怎么雕刻出来的,抱石幽默地回答:“我是用精神雕刻的。”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就有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用精神雕刻的艺术家”。

正如这个新闻标题所言,抱石是一位非常注重精神诗意的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在抱石的眼里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时代“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艺术家要充分体验和感受新中国特定时代的特点和气氛。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着饱满的热爱国家和时代的象征性内容,必须深刻认识其所蕴含的现实内容和精神特质。石涛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抱石将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毛泽东诗意画创作的宗旨和目的,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意象为主旋律,创造出了雄峻而奇险、秀丽而宏伟、激越而壮阔的毛泽东诗意画的绘画境界与审美意象。

有证可查,抱石是最早探索创作“毛泽东诗意画”的中国画家,在我国传统诗意画向现代诗意画转型过程中,为中国画提供了新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性内涵,成为中国画创作的文化新母本,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时代情怀,亦成为民族精神与文化象征的符号与标识。

罗坊的陈家闹,袁河上的浮桥,还有那滔滔不绝的袁河水,共同见证了抱石不断寻求中国画能动能变、富有生命的艺术追求,也见证了这份艺术风格的孕育。2018年,在抱石故乡罗坊镇兴建了傅抱石艺术馆,融艺术鉴赏、艺术交流、艺术教育、艺术活动为一体,成为抱石金石书画作品鉴赏和人文魅力展示的场馆。傅抱石艺术馆与罗坊会议纪念馆和兴国调查旧址毗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时,在抱石家人的鼎力相助下,新余市委市政府编辑出版了大型画册《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诗意画作品集》,这既是对毛泽东的深切缅怀,也是家乡人民对抱石的真诚纪念,更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往开来,在新时期不断追求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丹青难写是精神”。无论走多远,故乡始终是游子潜在的精神轴心,抱石这种热爱艺术创造、热爱祖国山水、热爱家乡人民的品质,已经成为新余市宝贵精神财富。今年,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国美术家协会,新余市委、市政府将举办第六届傅抱石文化艺术节,大力传承和弘扬抱石爱国爱乡、创新创先精神,让抱石精神和艺术之光沐浴一代代人的心灵。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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