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与远征遗忘之境攻略文章列表:

• 1、剑与远征：虚空第3位法师上线，迷宫币全留给她，神往之地有救了
• 2、搜证南京大屠杀：以为是国史，原来也是家史
• 3、战疫书单①丨人类的愚蠢经常让传染病乘虚而入
• 4、1925年，一份屈辱条约，却在66年后为我国带来一份意外惊喜
• 5、洪堡诞辰250周年：第二位哥伦布的南美探险之旅

剑与远征：虚空第3位法师上线，迷宫币全留给她，神往之地有救了

在1.81版本更新公告后，剑与远征酒馆中出现了新的提示，而官博中也爆出了新英雄的立绘。本以为1.82开服后，能看到新英雄的上线，没想到的是1.82版本根本没提新英雄的任何消息。原本以为短时间是看不到新英雄了，没想到又出现了热更补丁。

虚空第3位法师上线，迷宫币全留给她

在1.26日热更补丁中，全是关于新英雄的消息，不得不说，这一波直接将气氛拉满了。果然和大部分玩家猜测一样，来自虚空阵营，又是一位老婆婆。新英雄的获取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直接氪金折扣礼包，就不多说了。

第二种是限时兑换，玩家用资源币兑换雅加婆婆的碎片，集齐60碎片即可兑换虚空英雄，这也是之前笔者为什么说资源币慎用的原因。第三种就是兑换活动结束后，玩家可以在迷宫商店兑换灵魂石，所以迷宫币别乱用哦。作为非限时绝版虚空英雄出现，是玩家们非常乐意见到的。

在这里提一句题外话，虚空英雄的海报和局内造型差距有点大啊，颜值和画风感觉不是一个层次的。不过一想她的名字，也觉得可以接受了。

雅加婆婆技能一览

支配之术是雅加婆婆的必杀技，大范围的AOE伤害，同时击倒还带有眩晕效果，但是伤害还是有些低的。如果和同为虚空法师的骨法大招对比，输了很多啊。

又是一个击倒并带有眩晕效果的小技能，小屋从地下发起攻击，成功造成伤害还额外附带最大生命值伤害，看起来有控有输出，还不错，但是也是有限制的，附带伤害不超过200%攻击力。

三种不同的巫剂造成的效果不一，稠滞剂使命中的敌人降低15%攻击力和15%攻击速度。遗忘剂降低敌人能量，而蛇毒剂使命中敌人流失生命。

灵魂窃取应该是雅加婆婆的核心技能了，看到这个技能描述，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另一个末日，又很像戴蒙，但是英雄之间的效果区别还是很大的。雅加婆婆偷取属性的上限为自身当前该属性的对应百分比，这很大程度的限制了窃取的效果。

家具、专属效果

30专属对于某些英雄来说，能产生质变，雅加婆婆的30专属非常重要，之前已经说过，灵魂窃取是她的核心技能，而30专属对于灵魂窃取的提升很显著，不仅可以偷取属性，还可以偷取能量。

30专属解锁后，虽然归还属性，敌人恢复全部属性，但是雅加婆婆自身也永久保留偷取的属性，只是也有上限而已。

3红可以免死一次，9红持续恢复生命期间，还会回复能量。无论是专属还是家具，效果都是不错的，玩家肯定是要必出的。所有的前提是，主要还是看雅加婆婆本身属性能不能打出伤害。如果你要问我，换不换她？能白嫖的虚空英雄，为啥不要？万一以后出虚空塔了呢？

对于神往之地的玩家来说，肯定是不会错过雅加婆婆的，好不容易第五个虚空英雄出了，马上能组一队了，肯定不能放过。各位小伙伴你们觉得新虚空强度如何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搜证南京大屠杀：以为是国史，原来也是家史

在舆论叙事中,美籍华人鲁照宁所有付出与执着,都源于对家乡对国家血浓于水的深情,源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正义感。

2016年5月12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鲁照宁在整理捐赠的史料。

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12月5日,鲁照宁的父母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英烈墙上寻找“鲁美音”的姓名。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供图

鲁照宁的姑奶奶鲁美音,是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中唯一一位女烈士。

受访者供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蒋芳

几乎每年的12月,鲁照宁都会从美国飞回家乡南京,随行的行李中,衣物不多,塞满了他一年来搜集、竞拍、整理的跟南京相关的抗战“记忆”。13年来,他陆续无偿捐献了各类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物史料2000余件,其中164件被评为国家珍贵文物,60余件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不容青史尽成灰,冥冥之中有天意。令鲁照宁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对这段历史的了解逐步深入,鲁家人与抗战之间剪不断的前尘往事一个个浮出水面。

最铁杆的“搜证人”

“他的眼光非常好,很多东西都是极为罕见的一手史料,填补了纪念馆馆藏文物中欧美等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空白,为浩劫的存在给出了不可辩驳的第三方铁证”

“这是一本1937年12月美国发行的《亚洲》(ASIA)杂志,里面刊登了日军轰炸南京时,中国军队用高射机枪反击并击落日本飞机的照片,同时在这本杂志里还有抗战时期中国飞行员在美国接受培训的照片。

“这是1938年美国发行的11张反战宣传卡片,目的是为了让民众了解战争的黑暗,宣传和平,其中一张编号为223的卡片上讲述了中国飞机远渡日本,进行人道远征(Chinese Bombers Drop Leaflets on Japan)的故事。

“这一件是DC-2飞机模型。”

……

今年12月5日,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内的史料捐赠仪式上,个子不高的鲁照宁被媒体层层叠叠包围着,一件件介绍他这次带来捐赠的100余件文物史料。

他的好友,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副馆长王伟民,在参加仪式的空档发了一条“朋友圈”:

1937年12月5日的《拉贝日记》中记录:从7:30,空袭警报一个接一个,停泊在船坞的“塔克沃号”(怡和洋行)和“大同号”(太古洋行)两艘轮船遭到了轰炸,浦口铁路设施遭到轰炸……80年后的这一天,美籍华人鲁照宁携父母又一次从美国飞到南京捐赠文物。与善同行、心存至善,历史会记住他。

王伟民和鲁照宁已相识13年,“他一直是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最铁杆的搜证人。”王伟民说。

鲁照宁有个口头禅,“我给你看样东西”。王伟民第一次在纪念馆接待鲁照宁是2004年。当时鲁照宁慕名而来,先是捐赠了两本英文版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后来就每年都来,每次都带很多他在网上竞拍和搜集到的史料,比如1937年12月13日美国媒体刊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的原版报纸等。

“他的眼光非常好,很多东西都是极为罕见的一手史料,填补了纪念馆馆藏文物中欧美等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空白,为浩劫的存在给出了不可辩驳的第三方铁证。”

在纪念馆的史料展陈中,有张“头颅抽烟照”常常吸引参观者驻足,它记录的是一个中国男子的头颅被挂在了铁丝网上,额头上依稀可见斑斑血迹,嘴中却被恶作剧般地塞进一支香烟。

这张图片正是2007年鲁照宁从美国1938年1月10日发行的《生活》杂志中搜集来的,如今已经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著名照片。而在今年7月6日的一次捐赠仪式上,鲁照宁又捐赠了这张图片的原版照片,系刚刚从一位比利时藏家手中拍得。

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到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利济巷慰安妇纪念馆……越来越多的抗战主题的展览中,都能觅到鲁照宁捐赠的踪迹。

实物史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哪怕只是一张地图、一条丝巾,甚至一枚小小的邮票,也是活生生的历史。

例如,一套美国国会所藏的日本在环太平洋各地投降的原版胶片,由美国城堡影片公司1945年发行。还有一套1945年9月9日受降仪式的邮票,拼成“V”胜利的姿势,上面盖了当时的邮戳。“这就是历史的见证,中国人胜利了,人类胜利了。”鲁照宁说。

在历年捐献的2000多件文物中,鲁照宁最珍爱的永远是最近搜罗到的“心头好”。

“这套是我刚拍到的,上海《中国周刊》发行的日本侵华日记半年期刊,五本合订本。从1937/7/7至1939/12/31,记载了日军侵华每一天的实录。我看到这个标出来的时候,因为截止日期是午夜,但我又太想要,于是就出了封顶价再去睡觉。醒过来打开电脑看到拍到手了,特别高兴。”

离开南京时,他不知道“南京大屠杀”

有人很关心,十几年来收藏究竟花了多少钱?鲁照宁说自己“从来不算账”。“这是一笔他不愿意算的账,怕一心疼就坚持不下去了。”鲁照宁的父亲鲁振国说

尽管如今频繁造访家乡,但在1980年跟随父母离开南京移民美国时,鲁照宁对生活了不到16年的这座城市知之甚少。

到了美国,每年到了抗战胜利日,华文报纸总会刊登一些专辑纪念,在这些纪念文章中,“南京”“南京大屠杀”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两个词。

“距离上隔得远了,心理上反而拉近了许多。每次看到南京两个字,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多看两眼。”鲁照宁说。

1997年,一位美籍华人张纯如的作品《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火遍了美国。这本书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十几周,在全世界造成轰动,先后再版了15次,印量达50万册,首次让西方国家全面了解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屠杀真相。

这本书对浩劫大量史实的铺陈与细节描述,让鲁照宁重新审视起自己的家乡——南京。他没有想到家乡的灾难如此深重,更没有想到日本竟然一直在否认南京大屠杀。

2002年,他第一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中一张张史料照片和万人坑中的白骨,给他带来了难以言表的悲痛与耻辱,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

“我很愤怒,很震惊,很痛苦,也很悲观。我能做些什么?我过去热爱收藏航模,从那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南京大屠杀方面的资料,想要证明这个惨剧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搜集了不少之后,就开始想要捐赠出去。”

2002年那次参观后,鲁照宁回到美国就正式开始了他的搜集工作,他几乎每天要花一定的时间泡在网上,一次次尝试用不同的关键词来筛选有价值的文物史料,然后通过竞拍竞价购买。

少则一年一趟,多则一年三趟。从那时开始,鲁照宁不断地往返中美之间,满箱子来,空箱子走。

很多人对鲁照宁的工作不理解,既不是专业的历史工作者,为何纠结于历史?

“因为我是南京人,我有一颗心。”旅居海外多年,中文已经讲得不太溜的鲁照宁用很短的一句话解释。

还有人很关心,十几年来究竟花了多少钱?鲁照宁说自己“从来不算账”。

那最贵的是贵到什么程度?鲁照宁用“天价”作答。记者问遍了鲁照宁的亲戚朋友,都没有找到答案。

“这是一笔他不愿意算的账,怕一心疼就坚持不下去了。”鲁照宁的父亲鲁振国说。

鲁照宁一直在美国纽约的一家电力公司任项目督查,天生乐观外向的他朋友很多。说起收藏,他以前最爱的是各种飞机,靠着性格中那种总要“做到极致”的拼劲,他曾被美国华文杂志《世界周刊》报道:《超级飞机迷——鲁照宁》。但自从爱上历史,他削减了个人爱好。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回忆起儿子这些年的作为,鲁振国与老伴经历了反对——无语——默认——支持。

“他付出了很多,除了上班就是到处找文物,拍文物,经常为了没盯住错失一个东西就耿耿于怀,睡眠也很少。作为父亲,我一直劝他不要再继续了,或者少做一些。但他从来也不反驳,因为我的话没有错,但是他一直没变。我也慢慢就不再讲了,我不讲就是支持。”

除了收藏,鲁照宁还是美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援志愿者。鲁照宁说,他微信的“签名”其实也是他的座右铭:The best never rests. When he rests, he will R. I. P. (Rest in peace),意为:一个优秀的人是不会停下来的,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已经长眠。

他甚至为自己退休后的“奉献”也做好了规划:“我应该会回国待更长的时间,当一名抗战博物馆的志愿服务者,讲解、研究什么都可以做。”

纵使青史成灰,你用名字刻下不朽

1940年10月29日,鲁美音所在的民航客机在云南一带遭到日本战机袭击。机长紧急迫降,鲁美音最后一个离开机舱,本有机会逃生,突听见婴儿啼哭,她不顾危险折回去救人,不幸被日机扫射中弹身亡,年仅26岁,且怀有身孕

在舆论叙事中,这位美籍华人所有付出与执着,都源于对家乡对国家血浓于水的深情,源于维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正义感。

但鲜为人知的是,随着对历史的了解,原本自认为与“历史”毫无关系的鲁照宁,却从中打捞出越来越多的家族过往。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位于南京市紫金山北麓,1932年原国民政府为安葬170余名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中国和援华的苏联、美国、韩国航空人员,修建了该处烈士公墓。如今,该馆已列入了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用于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苏等国空军在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英勇历史。

2015年,已经51岁的鲁照宁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并且在墙上找到了姑奶奶的姓名——鲁美音,是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中唯一一位女烈士。

“我父亲之前回国探亲的时候来了一次纪念馆,拍下了一个叫‘鲁美音’的名字传给我看,说这很可能是你的姑奶奶。”至此,鲁照宁从此才知道了家族中那个发生空难的空姐,竟然是抗日英烈。

据考证,鲁美音1914年出生在南京,曾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护士科。1940年成为中国航空公司的一名女空乘员。

1940年10月29日,鲁美音所在的民航客机从重庆飞往昆明,在云南一带遭到日本战机袭击。机长肯特紧急迫降,日机追着逃生者扫射。鲁美音最后一个离开机舱,本有机会逃生,突然听见婴儿啼哭,她不顾危险折回去救人,不幸被日机扫射中弹身亡,年仅26岁,而且怀有身孕。

鲁振国的记忆深处,还有小时候曾被家人提起过的小姑妈。他读过一本为纪念小姑妈鲁美音出版的文集《空游》。杂志社的编辑在悼念鲁美音的文章中称:“鲁美音女士的意外殉难,是一个无法补偿的损失。”

鲁美音的父亲鲁士清在《忆亡女美音》一文中说:“为人而死,重于泰山,为己而死,轻于鸿毛。余女美音之死,虽不重于泰山,总算死得其所了。”

“我在出国之前,大约是1956年来过这个烈士墓,当时荒无人烟,整个山头上只有我跟陪我来的同学。前几年我再来的时候,就有了纪念馆,很多人参观,还找到了小姑妈的名字。我拍了照片发给鲁照宁和我姐姐,很感慨,虽然她牺牲了遇难了,祖国没忘记她,仍然还在纪念她。”鲁振国说。

纪念馆工作人员程薇薇说,2015年鲁照宁的到来让这段历史更加清晰地浮出水面。“纪念馆先有墓后有碑,名录都是后来航协和史料研究者一点点整理出来的,难免有疏漏。家人补充的这些历史细节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加完整和鲜活了。”

更令纪念馆感到惊喜的是,鲁照宁从2015年了解姑奶奶的故事后,围绕鲁美音的一切也就成为他新的史料搜集目标。陈纳德信封、援华美军的徽章、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逃生丝巾地图、《美国陆军航空队必备手册》……

“他一次捐赠就捐了100多件跟抗日航空烈士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一件DC-2飞机模型,就是仿照鲁美音牺牲时所乘的飞机制作。”纪念馆副馆长武齐全说,馆方将对此次捐赠的藏品做进一步的考证和史料挖掘,并在今后的陈列展览中逐一公开展示。

原以为只是国史,没想到也是家史

在漫长的日本侵华期间,鲁振国的父亲、二叔、祖母、大姑妈、小姑妈、三叔叔的儿子先后死于日军之手。家里的房子都被烧了拆了,家破人亡

一层窗户纸捅破之后,越来越多的光透了进来。当父亲开始“默许”儿子对历史的执着,也将越来越多尘封记忆中的家族往事讲了出来。

“1937年沦陷前,我们一家父母、外婆、兄弟姐妹一共9口人逃难到了溧水,经历了溧水大轰炸。大火烧了3天3夜,但是没有人敢去救火。日本兵到处烧杀掳掠,所有能抢的东西都被抢光了,连狗都被拖走当了军需。我父亲鲁葆如被日本人抓了当挑夫,因为力气小身体弱,沿着窄窄的田埂运送物资时数次摔倒,滑进泥水里,就挨了当兵的一脚让他滚回家,幸运逃过一劫。”

鲁振国说,他自己出生于1937年12月,逃难时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但也差点死于战争。“我那时太小,听见枪声炮声就会哭,很多乡亲怕引来日本人,就警告我父母要把我丢到粪池里淹死,外婆很坚定,保护了我,我才活了下来。”

近年来的史学研究表明,溧水大轰炸,正是侵华日军攻打南京的前奏。从目前掌握的档案来看,1937年11月29日下午,溧水遭遇了三轮轰炸,分别发生于14时、14时7分和14时15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记载,轰炸持续达一个半小时左右,事后,约有十二三人参加了义务掩埋工作,共掩埋无主尸体786具,认定运走的尸体约200具,埋在废墟中、尸体粉碎、烧毁不可辨认者难以计数。

轰炸中的鲁家人活了下来,但在漫长的日本侵华期间,鲁振国的父亲、二叔、祖母、大姑妈、小姑妈、三叔叔的儿子先后死于日军之手。家里的房子都被烧了拆了,家破人亡。

“整个南京,全中国,因为这场战争家破人亡的人太多太多了。”鲁振国伤感地说。

“哭墙”上二叔鲁葆寅的名字,英烈墙上姑奶奶鲁美音的名字,父亲鲁振国记忆中的南京沦陷……鲁照宁说,没想到自己所执着付出的事业,原来与家族有着这样深刻的牵绊。“原以为这是国史,没想到竟然是家史。我跟这段历史有缘。”

从1937年到2017年,80年过去了。今年这个年份对鲁家人来说不同寻常,鲁照宁带着父亲鲁振国和母亲王素英一起回到了南京,先去祭拜了姑奶奶,又去“哭墙”前献上了一束鲜花。12月13日,父子俩将第一次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捐赠史料。

战疫书单①丨人类的愚蠢经常让传染病乘虚而入

作者丨张进、李夏恩、徐学勤

瘟疫年纪事：幸存之后，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幸存？

《瘟疫年纪事》，[英]丹尼尔·笛福著，许志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推荐人丨张进

如果不是特殊时期，如果你想选一本好看的小说来读，我想你不太会翻开这本“东拉西扯”的《瘟疫年纪事》。作为半纪实作品，《纪事》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具体的伦敦街道、教堂名称，列出死亡统计表和政府法规，营造出非虚构式的真实性；作为小说，作者笛福虚构了一个亲身经历1665年伦敦鼠疫大灾难的幸存者H.F.，让他把所见所闻所思讲述给我们，并期望他的记录对后来者有益：

“如果他们快要陷入同样的苦难，要去做出同一种选择，所以我很想让他们随便看一看这篇记录，作为他们自己所要遵循的指南，而不是我行为的历史，因为让他们注意到我的结果如何，这未必是没有一点价值的。”

之所以期望对后来者有益与笛福写作此书的时代背景有关。“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的伦敦鼠疫暴发55年后，1720年，马赛被鼠疫侵袭。笛福以新闻记者应有的敏感，在六十二岁时写下此书，用历史应对当时的现实。而由于其真实性，此时此刻，这本书依然有能力应对我们的现实。

读《瘟疫年纪事》给人的最大感受是一个简单的念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后人——包括个体、群体和政府——可以像叙述者期望的那样，从他的记录中汲取经验，历史也许不会相似。但我们知道，这样想实在天真。也许历史总是相似的原因正在于，每个时代的人都不会从先前的悲惨经验中真正吸取教训，这恰恰是不同时期的历史中最相似的一点。

如前所说，《纪事》是叙述者H.F.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从多种层面展示了身处困境的个体、群体和政府面对瘟疫时的不同状态和应对方法。1664年底，瘟疫从荷兰传至伦敦，人们先是惊慌，后又以为平安无事而回到繁荣的幻想中，不久复又惊慌，又松懈，反反复复，最终因死亡迫近己身和死亡人数的急剧增加而慌乱、震惊以致绝望。宫廷贵族及其附属人员早早逃亡，最富有的阶层也选择逃至乡下，留守或被迫留守伦敦的多是平民百姓和穷人，以及作为政府代表的伦敦市长。

政府的应对措施还算及时。笛福详细记录了为防止瘟疫扩散而颁布的法令法规，意图很明显：为后来者树立借鉴和修正的靶子。书中对法规中的房屋封闭措施进行了详细分析，通过叙述者的思考以及他者的切实遭遇，揭示其弊端。封闭措施规定，但凡有人染上瘟疫，其整个家庭将被封闭，家庭成员不得外出，这样做的后果是健康的人只能等着在家被传染，最终全家死亡。在死亡的逼迫下，很多人不择手段逃出房子，流荡在荒野，以求延续生命。稍作联想，我们就不会像观看异域奇事那样觉得这种事不可思议，而因此受困的人就这样白白丢掉了性命，原以为还有无限可能的生命终结在监狱式的房间。

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周就有8000人，埋葬死者成为一项工程而不再是仪式。没有棺木，没有花环，也没有亲人送葬，许多死者几乎赤裸着被扔进“大坑”，这是专为埋葬瘟病患者挖的。一名男子站在坑边，黑斗篷下的双手不停颤抖，他原以为妻儿可以“被体面地放进去”，没想到只是被胡乱扔在大坑里的其他尸体上，等着被集体掩埋。荒芜的街道上没有行人，一位母亲突然尖声哭喊起来，身边的女儿渐渐从重症患者变成尸体，几小时的哭喊和悲伤之后，母亲也咽了气。在这位母亲身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身影，那个跳桥者，那个追着运尸车哭泣、口里喊着“妈妈”的女孩，那个坐在路边因呼吸衰竭而默默死去的人……也许，把“那个”换成“那些”才相对准确一些，尽管远远不够精确。

将死之人匆匆丢掉性命，活着的人却上演着人类怪现状。抢劫和盗窃横行，卖假药和符咒的试图借此大赚了一比。他们面对的多是穷苦人，他们有着花哨的头衔和说辞，但我想无论他们的头衔和说辞多么光明正大，多么顺理成章，他们也只配被称作骗子。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疫情多么严重，死去的人数多么巨大，人类总会熬过来。伦敦存活下来，哪怕中世纪的黑死病，也没能屠戮整个欧洲。这也许是最让人宽慰的历史的相似性。但存活下来之后，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幸存？可能会有人用“胜利”来定义自己，我对此保持怀疑，并拒绝这个词里含有的盲目的骄傲和喜悦意味。

崇祯年的大瘟疫：比起瘟疫本身，对待瘟疫的态度更像流淌在帝国体内的病毒

《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曹树基、李玉尚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

推荐人丨李夏恩

1643年9月，距离明朝灭亡还有六个月时间，但帝都北京已经呈现出一派末世景象。一种名为“疙瘩瘟”的瘟疫正扛着死神的镰刀四下收割人命。这场瘟疫起病之速，到了“呼病即亡，不留片刻”的地步。

一位名叫花村看行侍者的文士，在多年后自己的私人笔记《花村谈往》中回忆起这场瘟疫，仍然心有余悸。他写道，正在谈话间的两个人，只是举茶打恭的瞬间，便倒地不起；一名仆役去棺材店给疫死同伴买棺材，许久不回，差人去看，竟然死在棺材店里。这场瘟疫死亡人数之众，到了街坊里小孩儿都销声匿迹，“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凡二十余万，大内亦然”。

另一位叫抱阳生的文人的回忆更具有诡异气氛，因为死人太多，以至于“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甚至在白天鬼魂都成群出没在“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苦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就连贩卖货品的商贩都不得不学会了一项特殊技能，接过顾客递来的钱币后，要投到水里，“有声则钱，无声则纸”，以免自己的商品白白便宜了死鬼——这场巨大的瘟疫已经到了让民众丧失理智，歇斯底里的地步了。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瘟疫，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曹树基与李玉尚合著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以下简称《鼠疫》）

中，将其判定为鼠疫，并且勾勒出了一条鼠疫的传播路线，首先是在1633年开始，在山西等地开始出现零星瘟疫，临汾、太平、蒲县、临晋、安邑等地大旱，垣曲县出现疫情，但难以确定是否为鼠疫，但从此之后。太原府乐平县先是被李闯流寇攻陷，之后流行瘟疫，“伤亡大半”。

次年，太原府西部兴县也暴发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间，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两年后，大同暴发瘟疫，此后不时发作，在山西西部、北部和东部流行。鼠疫大致在1635年进入河北，山海关暴发瘟疫，两年后，顺德、河间两府同时暴发瘟疫，“人死八九”，到1641年，大名府“瘟疫，人死大半”，河北各省府县同时暴发瘟疫。1641年8月，瘟疫大军终于浩浩荡荡攻入北京，在此后两年里，将这座煌煌帝都化作疫区鬼城。

从山西，到河北，再到北京，仔细查考这条瘟疫传播路线，就会发现，它与今天学者对鼠疫疫源地和传播方向的推测大致相当。与山西毗邻的蒙古大草原一直以来就是鼠疫的蓄水池，草原上许多鼠类野生动物，如蒙古旱獭、阿拉善黄鼠、长爪沙鼠等，都是鼠疫杆菌的携带者。加上晚明时代刚好处于小冰河期，干旱频发，草原饲草欠收，导致草原鼠类频繁迁徙，也因此将鼠疫传染开去，酿成严重瘟疫。

逻辑链条丝丝入扣：从小冰川期导致干旱，草原上鼠类频繁迁移，传播瘟疫，瘟疫在北方流行攻城陷地，最终攻入京城，史书也写得明明白白，这场瘟疫过后“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羸弱五六万人，内奄数千人，守陴不充”，京师城防的战斗力已经被瘟疫大大削弱，因此李闯军队才能轻而易举攻入城门而兵不血刃。也难怪许多学者由此得出明朝亡于瘟疫的结论。

明朝亡于瘟疫的观点，听起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如上所述，因果逻辑也可以无缝弥合。但这一新奇的观点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单线思维的结果。它看似给出了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条，将明朝灭亡归咎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瘟疫，算是从科学的角度为天命说背书，但却只抓住了一条因果链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因果链条。更何况，瘟疫与亡国两者之间，本身就并不具有必然性联系。

《鼠疫》一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将鼠疫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将视线放得足够长远，就会发现，有明一代，“大疫”的记载可以说史不绝书。陈旭的《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一书中将《明史·五行志·疾疫》与万斯同《明史稿·五行志·疾疫》中的记载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发现有明一朝277年里，发生瘟疫的年数，共有54年，大的瘟疫达到75场，其中，以北京为中心的北直隶地区共发生21次，疫情间隔平均年数为13.2年，可以说是瘟疫高发区。

《鼠疫》中特别分析了距离崇祯大瘟疫最近的一场万历朝大瘟疫。这场瘟疫发生在1580年，发生在崇祯大瘟疫的一个甲子之前。根据史料记载，这场瘟疫传播路线同样是从山西开始，到1581年达到北直隶，在各地引起大量人口死亡。在1584年秋天在北京达到最烈。其酷烈程度也不亚于崇祯年的瘟疫。在万历《山西通志》中，“大同瘟疫大起，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北京及周边府县的疫情同样严重，“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

但1580年到1584年，刚好是张居正改革卓见成效，明帝国夕阳余晖的镀金时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看不出这场严重瘟疫会成为导致明朝崩溃的导火索。如果不是《鼠疫》一书特意搜集史料，将这场瘟疫从历史的阴沟里打捞出来，那么很可能这场不亚于崇祯末年大瘟疫的瘟疫，就很轻易被遗忘了。

那么，明明是两场烈度差不多的瘟疫，为何一个视若泰山，甚至得出明朝亡于瘟疫的结论，而另一个视若鸿毛，轻加遗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习惯性的逆推因果思维。由于崇祯大瘟疫刚好与明朝灭亡的时间相重合，因此从结果逆推原因，它仿佛就成为了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但诚如刚才所说的那样，作为原因，它未必会导出这一结果。

在导致明朝灭亡的多重原因中，它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催化剂，更确切地说，是推动事态走向结局的临门一脚。恰如《鼠疫》的两位作者所发现的那样，明末兵荒马乱造成的人口超规模流动，让瘟疫得以大规模传染，李闯军队一路攻城略地，也将瘟疫病菌带往征战各地，逃避战乱的流散各地的难民，扩大了瘟疫的感染面积。所谓“大兵之后则有大疫”，正是这一缘故。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瘟疫确实对社会管理水平提出了严格的考验。瘟疫作为一场突发灾难，如何通过管控手段降低灾难的危害。在阅读《鼠疫》后，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万历年间和平时代的瘟疫，还是崇祯末年战乱时期的瘟疫，传统时代国家处理瘟疫时采取的措施都相差无几：设立官方医疗机构施医、施药、官库放粮钱赈济。即使在1643年的大疫中，崇祯帝也亲自“发内帑四千，三千买棺，一千理药”，并且命太医院施药济病。

但从效果来看，官方对瘟疫的救助虽然规模看似浩大，效果却往往不彰。探究原因就会发现，国家应对灾荒设计的一套救助体系，看似完备，但官僚体制的层层报批耗费时间成本巨大，迨到中央评议后同意施行赈济时，疫情往往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灾疫显然是朝廷不愿听闻的噩耗，而且一旦报灾，就必然会蠲免当地赋税，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因此，朝廷在对灾疫消息的审核时，往往会采取极为严苛的态度。

1510年，南直隶发生大型灾疫，“百姓艰食，弃妇鬻子，啼号之声溢于衢路”，巡行至此的监察御史打算上报灾情，但却遭到劝阻，警告他去年另一位御史因为报灾“稍涉疑误”而遭到严惩——上报灾情付出的仕途成本太高昂，以至于许多地方官员面对灾疫时，更愿意选择“匿不以奏”。

翻阅明末历史，就会发现“匿灾不报”已经成为了帝国官场的一种思维惯性，以至于当闯献叛军已经纵横数省，天下太半糜烂之时，仍有许多地方选择隐匿军情，或是伪造捷报以邀恩赏。太平时代的匿报可以静悄悄地消弭于无形，危殆时刻的匿报却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让帝国本已张举失措的神经引发梗塞。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瘟疫本身，或许对待瘟疫的态度，才更像是流淌在帝国体内的瘟疫病毒。

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

《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美]汉斯·辛瑟尔著，谢桥、康睿超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文丨徐学勤

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往往以人类活动为中心，而忽略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更极少有人注意到老鼠、虱子、跳蚤和微生物

（包括细菌、病毒、真菌等）

所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美国著名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汉斯·辛瑟尔在1935年出版的《老鼠、虱子和历史》，正是探究传染病与人类历史关系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他从生物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讲述了人类的“宿敌”传染病在历史上诸多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件中发挥的影响，他用翔实的数据和文献资料进行论证，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与传染病“相生相克”的历史。

某种程度而言，这部书的主角不是人类，而是疾病。作者认为，传染病仅仅代表着一种活的有机体为了生存下来所作出的尝试，而寄生现象的本质，不过是不同的生命体之间的一种生存竞争。他犀利地指出，“人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万物，但对虱子来说，人类就是夺去它们生命的死亡使者。”

从史前动物遗骸上残留的脓肿和炎症痕迹，便能知道细菌感染的漫长历史，细菌对人类的攻击伴随始终。从人类开始对历史进行记录时起，许多传染病就已经存在，尽管那时人们很难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在各大古文明的早期文献中，都或多或少地有关于天花、伤寒、鼠疫、麻风病、梅毒、淋病、牛皮癣等传染病的记载，它们会记录疾病的症状变化过程、人们的情绪反应和应对措施、死亡的情况等等。

与战争、饥荒等有形的灾难不同，传染病可以“杀人于无形”，它们造成大规模、大面积的死亡，使人们陷入恐慌、绝望和痛苦无援的境地。早期，当人们还不能对传染病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的时候，瘟疫便会被理解成为神的愤怒，它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安慰和解脱，因而，传染病对宗教的早期传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中，作者还用专章来讲述传染病对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影响，他列举了大量历史案例，比如，雅典瘟疫使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横扫罗马帝国的多次瘟疫，加速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传染病；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二世，因其本人和大量士兵感染痢疾，不得不放弃远征计划；因为传染病和严寒，拿破仑的军队从莫斯科撤军的过程中兵败如山倒。传染病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因子。

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有时会让人误以为人类已经战胜了古老的传染病，但辛瑟尔在书中向我们发出警示：“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人类要彻底战胜传染病，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丨张进、李夏恩、徐学勤

编辑丨吴鑫、罗东

校对丨李世辉

1925年，一份屈辱条约，却在66年后为我国带来一份意外惊喜

1999年，中国“雪龙号”破冰首次驶入北极，“雪龙号”这次远征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回属于中国的权利，而这一切，还要从我国不久前偶然发现的一份北极条约说起……

雪龙号

这是一份被中国遗忘了整整66年的北极条约，这更是一份让中国绝处逢生的捡漏条约。这份条约究竟是什么？条约的内容又是什么？它究竟为我国带来了哪些巨大的好处？今天冷哥就给大家揭秘中国在百年之前签订的一份“惊喜”条约。

一块无主之地，纷争将起

从17世纪开始，北极附近的陆地以及岛屿基本上已陆续各有其主，可是，有一座群岛却是个例外，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但又同时属于数十个国家。而为了这座群岛，世界诸国也曾差点燃起战事。

这座群岛在16世纪末由荷兰探险家巴伦支首次发现，按照国际惯例，若想获得某块土地的领土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除了“首次发现”，还要具备“有效的行政管辖”。可是巴伦支在发现这座冰封群岛后，还没来得及向国家汇报，就死在了北极的严寒中，不过，他却给这座群岛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寒冷的海岸”之意。

巴伦支

可是，随着英国探险家哈得孙和芬兰探险家登肖尔德的先后抵达，原本安静的斯瓦尔巴群岛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纷争。群岛上大量的鲸群和海象让西方的“强盗们”两眼发红，而岛上丰富的煤矿以及其它矿产资源更是让这群“劫匪”为之疯狂。

一块无主之地，一笔取之不尽的利益，西方列强就像是闻见肉味的鬣狗一般，疯狂地在此地捕鲸、采矿，甚至有不少西方国家还直接在岛上建立了矿场。可是随着捕猎和开采的国家越来越多，利益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均匀，摩擦、纠纷，甚至是武装冲突都在所难免。为了解决资源的分配问题，列强们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斯瓦尔巴群岛

1920年2月9日，英国、美国、丹麦以及法国等18个国家正式开始就“斯瓦尔巴群岛资源分配”问题进行会谈，最终在所有国家的一致决定下，18个国家共同签署了《斯瓦尔巴条约》，条约规定：

斯瓦尔巴群岛是北极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非军事地区，该群岛主权归挪威所有，但是条约国的公民不需要挪威签证，都可以到群岛上从事科学考察以及正常的商业生产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永久居留权，岛上的矿权以及捕捞权为各条约国平等享有。

为了让《斯瓦尔巴条约》更具有国际色彩，也为了让这份条约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政府条约，更为了提高自己国家在这份条约下的话语权。1925年，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等几个大国纷纷开始发展同盟加入此条约，所以《斯瓦尔巴条约》在1925年又进行了重新签订，除了原有的18个国家之外，又新加入了苏联、德国、芬兰以及中国等33个国家。

斯瓦尔巴群岛位置

当时的苏联以及德国都正身处大工业革命时代，而中国却刚刚从封建时代脱身，正面临内忧外患、四面楚歌的局面，可为何中国会成为条约国之一？当时的北洋政府又为何会对几千公里以外的一座小岛如此重视？

不怀好意的邀请，鲜为人知的条约

这是一份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的英雄条约，可签订之后，这份条约却为何被我国整整遗忘了66年之久？

1925年的中国，军阀四起，战乱频仍，而就在如此动乱的背景下，北洋政府却突然收到了法国的邀请，法国希望中国派代表前赴巴黎签订《斯瓦尔巴条约》。与其说是邀请，倒不如说是一种胁迫。

《斯瓦尔巴条约》签订

当时的条约国里，英美两国的势力最大，而为了与之抗衡，法国也开始四处拉拢“同盟”，可法国之所以找上正值动荡的中国，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次大战中的战胜国之一。1917年8月，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政府正式加入协约国，可是，以当时的情况，北洋政府根本无力派兵前往欧洲作战，最终北洋政府决定采用“派遣劳工”的形式为协约国提供战场支援。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北洋政府先后将超过30万的劳工送往欧洲战场。

中国劳工为协约国建房修路、修建工事、运送弹药以及伤员，甚至有不少劳工被编入队伍，送上战场。整个战争期间，近5万中国劳工死在欧洲战场。可是，作为战胜国，我国最后却落了个“战败国”的待遇。为了安抚中国的情绪，法国才会邀请我国签订《斯瓦尔巴条约》。

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

第二，为了加强条约的合法性以及在全世界的公认力度。第一次签署《斯瓦尔巴条约》的18个国家里，有80%都是欧洲国家，整个亚洲只有日本是条约国，这无疑就大大削弱了这份条约在亚洲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当时法国在上海有着多达一万五千亩的租界，法国企图用《斯瓦尔巴条约》的签署权，换取中国的拥护，从而提高法国在欧洲以及亚洲的地位。可法国没想到，他们的如意算盘却很快就遭到了北洋政府的拒绝。

自从清朝末期开始，中国签署就陆续了无数的丧权辱国条约，一听到“条约”二字，整个中国都胆战心惊，毕竟在传统认知里，一旦涉及条约，那中国必将损失大量的金钱与土地。

当接到法国邀请中国签订《斯瓦尔巴条约》后，北洋政府当即表示了拒绝，毕竟当时北洋政府的船连日本到不了，更别提几千公里外的斯瓦尔巴群岛了。这块“鸡肋”般的土地，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累赘。

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者段祺瑞

尽管北洋政府拒绝了法国的“好意”，可是，在法国坚船利炮的威胁之下，北洋政府根本就没有任何话语权，最终只能满怀屈辱地签下这份条约。为了避免触及国人对“条约”的敏感神经，北洋政府在签下《斯瓦尔巴条约》后，并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所以这份条约也就少有人知。

不久之后，北洋政府轰然倒塌，中华大地迎来了数十年的南征北战，而当年的那份《斯瓦尔巴条约》更是早已在战火中被损毁殆尽，毕竟当时全国人民连饭都吃不饱，谁又会关心中国在几千公里外的那块地？可没想到，这份被全中国遗忘了的屈辱条约，却在66年后给中国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96年前的屈辱条约，96年后的意外之喜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科考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而就在所有科考人员一筹莫展时，一个意外的发现，顿时让全国一片轰动，更是让世界诸国羡慕不已！这个意外发现到底是什么？它又给我国带来了怎样的“巨大惊喜”？

二战之后，世界各国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和科技发展上，对两极地区丰富矿产资源的探索以及国际战略部署成了各国的重中之重。而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追赶着世界发展的脚步。

长城站

1985年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正式落成，不久之后，中国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也开始投入使用。可是，望着这两座气势磅礴的南极考察站，我国科考人员却是满面愁容，因为此时，中国的极地科考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无法在北极建立我们自己的科考站。

虽然北极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可是早在很久之前，北极的陆地就已经被美国、俄罗斯以及加拿大等北极外围国家彻底瓜分，我国要想前往北极，那就必须跟其中一个国家提前申请，建立中国自己的科考站更是天方夜谭。而就在我国对北极丰富的科考价值望洋兴叹之时，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

1991年，我国探险家高登义在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叶新的邀请下，参加了由挪威、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四国联合组织的北极科考活动。在活动结束之际，叶新教授送给了高登义一本《北极之南》，而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斯瓦尔巴条约》的具体内容。

高登义

当翻开条约国名单后，“中国”两个字立即击中了高登义的神经。直到此时，高登义才知道，原来中国不仅可以探索北极，还有权利在斯瓦尔巴群岛上建立科考站，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惊喜。

消息传回国内，我国顿时一片沸腾，科考界人员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激动之余，我国相关部门立即作出指示：尽快与挪威政府取得联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科考站建到北极。

1999年到2003年之间，中国“雪龙号”两次破冰斩浪抵达北极，不仅采集了大量的科考数据，而且还掌握了不少重要资料。可是要想在北极进行长期的科考以及研究，那就必须有一个固定的立足之地。

2001年9月，挪威驻中国大使馆发来邀请，希望我国在斯瓦尔巴群岛进行考察并建立中国科考站。接到邀请后，我国立即开始了科考站的筹建工作。经过3年的努力，2004年7月28日，中国北极“黄河站”全面建成，这是我国继南极长城站以及中山站之后，在极地拥有的第三座考察站，而我国也成为了全世界第8个在斯瓦尔巴群岛上建立科考站的国家。

黄河站

北极黄河站的建立，为我国在北极一带科考研究提供了一个持久性的平台，为我国观测高空大气物理、建立气象观测站以及GPS卫星跟踪站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96年前，我国不经意签订的一份条约，却在多年之后，为我国带来了超出想象的意外之喜。不过，中国如今的强大绝不是凭借运气，而是因为我们有像毛主席、周总理这样伟大的领袖，有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百万雄师，更有无数赤胆忠心的中华儿女。世界东方的那头睡狮，已经挺起了他高昂的头颅……

洪堡诞辰250周年：第二位哥伦布的南美探险之旅

据《自然》杂志报道：四年前，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安德烈娅·武尔夫（Andrea Wulf）所著的《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The Invention of Nature:Alexander von Humboldt’s New World)，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位即便在西方世界也已经快被遗忘的伟大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传奇一生。

2019年适值亚历山大·冯·洪堡诞辰250周年，武尔夫联手美国插画家莉莉安·梅尔彻（Lillian Melcher）推出纪实插画绘本《亚历山大·冯·洪堡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介绍了青年洪堡在拉丁美洲五年（1799——1804）的科学探索经历。

《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The Invention of Nature:Alexander von Humboldt’ New World),作者：（德）安德烈娅·武尔夫（Andrea Wulf）；译者：边和。版本：后浪|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

从意外开始的新大陆冒险之旅

1799年7月16日，西属美洲的库马纳（Cumana ，今属委内瑞拉）海岸，一艘船从欧洲大陆漂来——西班牙护卫舰皮萨罗号（the Pizarro），一位普鲁士青年男子站在船头，他有着大嘴巴和显眼的鼻子，正用他的灰眼睛充满期望地望着这片将使他不朽的新大陆。

船上装载着42件当时最先进的科考仪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由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IV）亲自签发的护照，能够确保他们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安全，并被允许进行一系列的地理植物学的探索。在此前60年，西班牙王国极少允许外国科学家进入美洲殖民地，以防被他国知悉美洲的矿物分布和储藏情况。作为对西班牙国王的回报，洪堡需要在考察后上交一份完整的殖民地地理考察报告，颇同于今日的科研立项。

洪堡拉美探索路线图。图片来自：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洪堡的第一站本来是古巴，但是一场意外使他改变了行程。在西印度群岛，远洋跋涉加上水土不服，他们被一场热病袭击，一名奥地利青年染病死去，船长决定在库马纳登陆，“尽管没有证明这种热病会被传染，但是我认为，在库马纳登陆是审慎正确的。”

他在《去往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故事》（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during the years 1799-1894)中写到，“我们在这一地区一年。如果没有船上的那场热病暴发，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去探索奥里诺科河（Orinoco）、卡西基亚雷河（Casiquiare），还有葡萄牙殖民地边境的里约内格罗（Río Negro，今属阿根廷）。洪堡本来也没有制定固定的路线，就顺其自然，在南美登陆了。这一切的新大陆冒险之旅，就是从这场意外开始的。

洪堡兄弟的社交圈。自左向右依次为席勒、威廉、亚历山大和歌德。图片来源：dpa。

在登陆新大陆之前，这位29岁的普鲁士贵族已经凭借他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上的研究为自己赢得声誉。他先后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位于勃兰登堡州，区别于我们所熟知的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社交圈中尽是德国第一流的人物，歌德、席勒、摩西·门德尔松，还有他那位同样优秀杰出的兄长威廉——洪堡大学的创建人，近代高等教育的构建者。

在这之前两年，洪堡的母亲去世了，这给洪堡带来的与其说是悲伤毋宁说是一种解脱，他可以不用再为了取悦母亲去做一个有权势的普鲁士高官，专心于自己真正喜欢的研究。这位普鲁士贵族并不太在意华贵的服饰与豪华的陈设。母亲留给他的遗产，让他得以进行一次纯粹的科学旅程。洪堡深受当时著名探险家、科学家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的影响，这位他在哥廷根求学时认识的年长朋友，在11岁（1765年）的时候就参加了历时3年的俄国考察，18岁就随库克船长进行第二次太平洋航行。

《创造自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科学发现之旅》（The Invention of Nature:Alexander von Humboldt’ New World)外文版书封。

洪堡深深地被他那“对远方与未知的一种不确定的渴望”（an uncertain longing for what is dis-tant and unknown）所感染，洪堡尝试了两年想加入普鲁士政府赞助的探索项目而未果。一次次的机会落空，加上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日益崛起造成的局势紧张，远海航行变得愈加困难。1799年3月，洪堡说服了西班牙国王允许他自费去探索西属美洲，并被准许深入大陆内部进行考察，那些地方，即便殖民者也不曾踏足。

在从西班牙拉科鲁尼亚港出发前，洪堡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信给矿业学校读书时的朋友卡尔·弗莱尔里本（Karl Freiesleben）说：我将尽力去找出自然内在的联系和地理环境是如何对动植物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找出自然的一致性。

洪堡力图构建的这种自然体系，需要大量的人类学、考古学、天文学、植物学、气象学、经济学、地质学、地理学和动物学等学科的数据。洪堡是幸运的，在他生活的19世纪，自然科学从理论到设备的巨大进步，使他完成了即使在21世纪看来仍然是宏大完备的自然框架。

用野马捕捉电鳗进行“动物电”实验

登陆之后，洪堡和邦普兰便出发前往奥里诺科河，这条南美洲第三大河。他们花费了75天的时间，在独木舟中，逆游而上，冲过雨林中的重重蚊墙。大量的图书、笔记、标本和仪器占用了船上主要空间，他们经常陷入食物匮乏的状态，以至于他们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蚂蚁、可可粉、还有巴西果，这种坚果味道不错，洪堡把它带回了欧洲。

洪堡和邦普兰在探索奥里诺科河的途中。埃梅·雅克·亚历山大·邦普兰 （Aimé Jacques Alexandre Bonpland），法国探险家、植物学家。1798年，25岁的邦普兰在巴黎与洪堡偶遇，两人相谈甚欢，于是结伴开始前往美洲的5年探索。邦普兰后来又重返美洲，在今巴拉圭和阿根廷交界处建立了殖民地，后被巴拉圭独裁政府逮捕。恢复自由后，仍在当地生活，最后死在美洲。图片来源：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他们的旅途并也不是那么孤单，河岸上常常几百只大型鳄鱼张着大嘴，晒着太阳打量着这群外来物种。30英尺（约9米）长的红蚺在他们旁边大口吞食猎物。还有憨态可掬的水豚，在晚上，可以听到它们的呼吸声。美洲豹也不时光顾他们的营地，留下几根硬毛几串脚印作为纪念，它们似乎对这些满身蚊虫大包，浑身脏臭的“双腿熏鱼”没什么兴趣。

洪堡在原住民帮助下用野马捕捉电鳗。

洪堡早先曾在耶拿进行过“动物电”实验，在亚诺斯，洪堡得知当地有一种长达五英尺（约1.5米）名叫电鳗的怪物（名为鳗鱼，其实分类上更接近鲶鱼），当地居民经常在水边遭到侵袭。但是直接动手捕获的风险是致命的，因为这种生物可以放出600到800伏的电。在原住民的帮助下，他们从草原上圈来30匹野马，在野马的惊恐嚎叫中消耗了电鳗的电击能力。但是这并非说明危险就消失了，他们徒手对电鳗进行种种实验，不时遭受到电击。

洪堡结合自己的观察与已知信息得出结论，委内瑞拉的瓦伦西亚湖因为周围森林砍伐导致逐年缩小，我国的洞庭湖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

经过两个半月，1500英里的行程后，洪堡和邦普兰终于找到了河的源头，在那里，有了他们诸多美洲发现的第一项：奥里诺科河和亚马孙河，这两条南美最大的河流，并不存在一个分水岭，它们的源头是由卡西基亚雷河连接到一起的。

之后，他们在1800年8月底返回库马纳，稍作休整，绕行古巴，在1801年4月，他们在今属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Cartagena）回到大陆，沿马格达莱纳河（Magdalena）乘独木舟逆流而上，这是哥伦比亚的主要水道，他们为这条河绘制了第一幅地图。

六周内600英里的水上跋涉之后，他们到达圣菲波哥大（Santa Fe de Bogotá），新格拉纳达总督所在地（Viceroyalty of New Grenada，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在这座安第斯山的8600英尺（约2640米）处的城市，他们受到热烈欢迎。邦普兰在劳累中染上疟疾，他们不得不在此滞留两个月。洪堡则一刻也闲不下来，他跑到城市外面去测量山峰的高度，还去研究了这里发现的巨大的乳齿象骨头化石。

在钦博拉索峰形成关于自然的宏大构想

1801年9月，邦普兰康复，在波哥大进行补给以后，他们继续南进，翻越安第斯山，在崎岖的山路上，虽然标本和仪器有所损失，一行人和几只骡子竟然在四个月后安全抵达基多，也就是今天的厄瓜多尔首都。

这座海拔9360英尺（约2852米）的河谷城市位于皮钦查火山（Pichincha）脚下，大约40000名居民。厄瓜多尔有98座火山，其中有31座是活火山，包括首都附近的皮钦查火山和科托帕火山，这两座山都留下了洪堡的足迹。但是，给他最大收获的是接下来要挑战的钦博拉索峰。

洪堡带着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往往非常脆弱）四处穿梭，尽其所能地测量物理参数。除了经常出现在书里的气压计和备用玻璃管，在这方面花费巨大。他雇佣的印第安人何塞在保护仪器上面尽心尽责，常常因此受伤。

在洪堡的年代，安第斯山脉被西方人认为是最高的山脉，而其中位于今日厄瓜多尔的钦博拉索峰（Chimborazo)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1802年6月，洪堡和邦普兰到达此地，开始挑战这座“世界最高峰”。不同于今日的登山者拥有先进的装备，他们只有一路奔波后的破衣烂衫，在海拔15600英尺（约5000米）的时候，他们的挑夫罢工了，他们只能自己携带仪器继续攀登。

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们头晕恶心，脚步也愈发沉重，但是他们并没有犹豫。为了准确地操作仪器，他们不得不脱掉手套，接触那更加冰冷的铜制器具，测量各种数据。其中一项是测量悬崖的海拔，把石头踢下悬崖，依据回声来推算高度。

洪堡和邦普兰在钦博拉索峰脚下。图片来源：dpa。

他们最终挑战到了海拔19286英尺（约5878米），这已经是超越了当时所有探险者的高度，包括热气球的飞行高度。（本书的作者武尔夫女士也去挑战了这座高峰，虽然装备精良，她也同挑夫们一样，止步于海拔5000米）。仅此一项纪录，也足以让他成为世界级的名人，更重要的是，站在云霄，俯视大地，洪堡逐渐领会到他一直追求的整体联系之自然的奥秘。

在海拔逐渐升高的同时，他胸中关于自然的宏大构想也在不断地拼贴成形。从海拔2000米的基多到接近钦博拉索峰顶的近海拔6000米，其间的植被变化好像一场从赤道往北极所有气候区的植物之旅。

不管是山谷里高大的热带乔木，还是接近雪线的苔藓地衣，不同的植被总会让他联想到之前在世界其他角落遇见过的场景。一阵大风吹开了层层云雾，站在“世界之巅”的洪堡眺望着远方无尽的大地，全球植被景观的图景逐渐在他脑海中明晰起来。从此，洪堡不再像同时代其他的科学家（比如林奈）那样，将植物世界切割限定在严格的纲目科属之中，相反，洪堡将它们纳入一张互相连接的大网。

对于洪堡本人而言，南美探险之旅当中最珍贵的收获，就是由他亲自绘制的《自然之图》，这是一幅巨型钦博拉索峰剖面图。绘画出于不同海拔高度的动植物种类，而两旁的图表则列出气压、湿度和温度等气候详情。这些资料再与旁边列出的全球多座宏伟山脉作比较。这些交互参照的数据，以图表方式显示自然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完整而浩瀚的全球系统，这是洪堡学问的特色。图片来源： A. de Humboldt, Essai sur la géographie des plantes (1805), Vème partie

离开钦博拉索，深入亚马孙河上游之后，洪堡和邦普兰再度翻越了安第斯山到达太平洋东岸，他们在利马逗留了两个月，随后乘船前往瓜亚基尔（Guayaquil ），在那里，他们考察了正在喷发的克托帕希火山（Cotopaxi),随后前往墨西哥。

在这段航程中，洪堡乘着东南信风向北航行，准备返回欧洲。他对太平洋东岸南侧的这股巨大的自南向赤道方向的洋流的温度和速度进行观测，后来这股洋流被称为洪堡寒流，也就是我们在中学地理课堂上所熟知的秘鲁寒流。在这股洋流经过的地方，也就是今日的秘鲁和智利，沿海岸有一种企鹅，被命名为洪堡企鹅。

洪堡发明了等温线，即气象图常见的波浪曲线，它把全球温度相同的地区连接起来。

西蒙·玻利瓦尔称洪堡用一杆笔唤醒了美洲

洪堡的新大陆探险在1840年结束，回欧洲之前，他取道美国，去领略这个在新大陆的新生国家，秉承自由主义和启蒙精神所建立的全新国度。他在华盛顿和费城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当时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相谈甚欢。尤其是杰斐逊本人的农业思想和洪堡不谋而合，这让他很开心。

但讽刺的是，这个当时在人类最先进思想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却仍然保留着罪恶的蓄奴制，这让洪堡和美国国父们产生了分歧。一开始到达美洲，洪堡就被库马纳的奴隶市场扫了兴，洪堡一直呼吁逐渐废除蓄奴制度，建议通过立法均衡甘蔗种植园里的黑人男性与女性的数量，赋予已经工作15年的奴隶以自由。他还建议种植园的收益应该和农奴们共享，有利于促进他们更好地进行农作，并且设立一笔基金让他们赎回自由，这些论调惹恼了哈瓦那殖民当局，他的著作在古巴被禁。

洪堡回欧洲前，取道美国，访问了费城和建设中的华盛顿。

洪堡的拉美之行不仅仅是一次科学探索，更冲破了传统欧洲人对新大陆的固有偏见。在洪堡到达之前，许多欧洲学者并没有去过美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欧洲中心论的狭隘视野下对新大陆展开诸多臆断。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为代表的欧洲学者认为美洲大陆是晚近才从海底升起，文明低下的地方。美洲原住民则被描述成雨林中凶狠残忍却体格脆弱的野蛮人。

洪堡以他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这些欧洲中心者的偏见。他的著作成为拉美解放世界的精神宣言，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称：洪堡用一杆笔唤醒了美洲。他站在钦博拉索峰顶写道：在从未经历的灵魂震颤中，我感到一股神圣的狂热。我将洪堡的足迹留在身后，在环绕钦博拉索峰顶的永恒冰晶上，我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返回欧洲后，洪堡整理自己的笔记和标本进行写作，同时多次申请被允许进入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以便能考察喜马拉雅地区，但是由于他之前对奴隶制和殖民者的批评，东印度公司暗中作梗，洪堡的申请总是没有下文。尽管美洲之行的发现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并且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但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锦衣华服的优渥生活。

1827年，因为在书籍上的大量支出，洪堡的经济陷入困顿，加上拿破仑席卷欧洲的战争让法国与普鲁士再度交恶，在德皇腓特烈三世近20年的不断催促下，洪堡自巴黎返回柏林，接受宫廷侍从的职位。

此后，他一直居住在柏林，常常免费向公众开展讲座，并且致力于他最重要的著作《宇宙》（Cosmos)的撰写，实现了他“在一部书中重现整个物质世界”的伟大尝试。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从拉美开始的，晚年洪堡想再次前往美洲，那个能够验证他理论和想法的地方，但最终没能成行。

让洪堡重新回到他应有的位置

武尔夫在接受科学星期五（Science Friday）采访时说：《亚历山大·冯·洪堡历险记》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面向大众的流行读物。她们在书中呈现了许多洪堡旅途中的日常生活场景，还有邦普兰，比如他收养了一只流浪狗。洪堡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他更是一个人，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才能更好地认识洪堡。正是人类好奇的天性驱使他去新大陆进行科学远征。如果他没去，则可能会成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家。

之所以选择绘本形式，是因为作者在研读洪堡四千多页的旅行日记里，发现其中有大量的动物、植物、山峰轮廓的描摹，这些都展现了洪堡很强的艺术能力，都是他那跃动灵魂的证明。他并非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带着42件仪器在美洲四处游荡的贵族，他一直努力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感知力去理解自然，这些在他的日记中明显地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总是不断提出新想法、从不盲从主流、同时从多个角度深刻思考的跃动灵魂的证明。

莉莉安·梅尔彻（左）与安德烈娅·武尔夫（右）的合影。安德烈娅·武尔夫，作家、历史学家。1972年生于印度，在汉堡长大，分别在德国吕纳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t Lüne-burg）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完成学士和硕士课程，随后定居伦敦。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等撰写专栏。安德烈娅·武尔夫著作丰富，成绩斐然，常见于《纽约时报》畅销榜单。莉莉安·梅尔彻，插画家，2016年毕业于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插画专业，《亚历山大·冯·洪堡历险记》是她的第一本书。

她在四年前介绍《创造自然》的时候就说过：要让洪堡重新回到他应有的位置。作为一名英文写作的德国作家，她感到在英语世界，洪堡几乎快被遗忘了。在加州洪堡县（Humboldt County）的洪堡州立大学（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学生们常常以为校名由地名而来，却不知道这间大学和所在地都是为了纪念这位科学家而命名的。

即便是在德国，情况也不乐观，人们常常会把哥哥威廉和弟弟亚历山大弄混，至于作为探险家和自然学家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对我们今天理解环境和自然有多大影响以及他在当时非凡的声望，并没有多少人知晓。

作者| 何安安，王塞北

编辑| 宫子

校对| 薛京宁